酱园弄·悬案

沦陷区、旧上海、酱园弄……灰蒙蒙的时代背景，极具风格化的光影构图，让整部电影透露着一股阴森鬼气，而章子怡更像是身处地狱的复仇女鬼。

这就是陈可辛的《酱园弄》，每一个镜头都给足了电影感，影片当然并不完美，但我很愿意给这种风格化的电影五星鼓励。

这部电影堪称豪华卡司，但越是豪华的卡司，拍出来越容易翻车——仅仅是协调这些大咖的咖位戏份就足够导演喝一壶的了。

所以看到陈可辛顶住压力交出这样一份答卷，并且把每个大咖都安排得比较合理，我觉得已经非常不错，甚至超出预期（至少对上半部而言）。

影片目前有一些差评是针对戛纳150分钟版的，可能那版确实问题较多，所以那些差评可能并不偏颇。

但有些针对目前公映版的差评，实在让我忍不住想吐槽。

1、片长和剪辑据说《酱园弄》在戛纳电影界上映的最初版是150分钟，反响极差，连主演章子怡也对戏份被删不满。

我不知道戛纳的版本是什么样，但从目前公映的上半部来看，也能想象出150分钟版会有哪些不足：角色实在是太多了，这么多角色挤在150分钟的电影里，很可能观众还没记住谁是谁，角色就已经领盒饭了。

最初的150分钟版很可能是片方考虑到排片，毕竟除了像《复联4》那样的大IP，没有多少电影敢用3个小时的片长去赌影院的排片和观众的膀胱。

但这样大幅度的删减显然也会破坏电影的完整性，雷德利·斯科特的《天国王朝》、扎克·施耐德的《正义联盟》……我们能举出很多被院线版剪辑毁掉的好电影，所以陈可辛/片方把影片重新剪辑成上下部非常明智，这么复杂的人物关系，没有200分钟以上的时长肯定是捋不清的。

当然，无论是删减到150分钟，还是分成上下部，都是片方出于商业的考量，观众因此觉得吃相难看给差评，我觉得也无可厚非。

我也希望中国电影市场某一天可以直接在院线上映3小时的电影（即便不是复联这种大IP），然后中场再留出几分钟的上厕所时间，据说印度电影院就是这么干的。

2、章子怡的戏份

从早期的差评来看，还有很多人说戛纳150分钟的版本弱化了女主章子怡的戏份，男主雷佳音的戏份反而过多。

对于一部以“杀夫案”为噱头，主打大女主的电影，这样做当然不合理，而目前的公映版显然也改善了这个问题。

至少在我看来，《酱园弄》第一部里雷佳音戏份虽多，但主要是起到一个“侦探位”的作用，他以日伪警察局长的身份，基于自身利益，对一个瘦弱女子杀死魁梧丈夫的疑案进行了各种推理和侦查。

而根据片尾的“下集预告”来看，雷佳音这个“侦探位”在下部应该会被范伟的角色替代，雷佳音可能会作为出庭证人还有几场戏，但应该不会太多。

至于章子怡，在第一部不仅戏份与雷佳音持平，在角色塑造、悬念塑造上也更有深度——她是知道悬案真相的，下部的最终反转显然会聚焦在这个角色上。

可以说整个上下部她应该都是最核心的角色，雷佳音、范伟等人则是围绕她而存在的“工具人”。

3、雷佳音的造型有很多差评说雷佳音的造型很油腻，尤其是脸上的坑坑洼洼，看着都让人生理不适。

这显然不是演员自身皮肤保养的问题，就算演员自身皮肤真有问题，也没有什么是化妆师解决不了的。

雷佳音之所以是这个造型，还是为了与其“日伪警察局长”的人设相匹配，故意塑造一种满脸横肉、凶神恶煞，甚至让人产生厌恶的反派形象。

就像章子怡的疤脸造型是为了塑造角色一样，雷佳音的这个造型我觉得不是给差评的理由。

4、杨幂的台词还有一些差评，说杨幂那句台词“奶子”很粗俗，很令人反感什么的，我就觉得离谱。

现在的某些观众这么封建吗？

杨幂演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女囚犯，说句粗俗脏话难道不是很符合人设吗？

用现代人的道德标准去要求旧社会的女囚，是不是有点荒谬？

5、虐女镜头《酱园弄》是讲杀夫案，里面自然有大量赌鬼丈夫（ 王传君 饰）家暴妻子（章子怡 饰）的戏份，于是有某些魔怔群体给出差评，理由是这些镜头太“虐女”。

从《兰心大剧院》《无名》《孤注一掷》到《酱园弄》，王传君这几年成了反派专业户，演反派确实惟妙惟肖。

不过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孤注一掷》里张艺兴被王传君狠虐的时候，没有人觉得这些镜头是“虐男”并给出差评，怎么换个性别某些群体就质疑“虐女”呢？

影视剧中类似的“虐男”镜头有很多：007系列邦德多次被反派酷刑伺候；《低俗小说》里有个黑人老大惨遭男同鸡奸；《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里有吴京做电椅；《第五共和国》里有很多男性角色被关进“西冰库大酒店”拷打，《斯坦福监狱实验》翻拍了很多版，几乎通篇都是虐在男囚监狱虐男；《危情十日》讲的是一个女变态囚禁虐待男作家，加害者和受害者的性别互换，也不会有人质疑打拳或者“虐男”…… 没有人会觉得这些镜头“有问题”，没有人会因此给作品打差评，要我说还是某些群体太事儿B了，太双标了，到处给影视作品搞“文字狱”。

《孤注一掷》剧照

《我是特种兵之利刃出鞘》剧照最离谱的是，一边是女的在骂《酱园弄》虐女，一边是男的在骂《酱园弄》打拳，目测小一半的差评都是基于性别对立打出来的。

如果放在10多年前性别对立还没那么严重的时候，根本不会有这种舆论反馈，就像那时候没有女观众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虐女，也不会有男观众说《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打拳。

我认为，这些基于性别对立给出的差评都是有时效性的，它们只有在性别对立严重的时代才能成立，换一个性别对立不那么严重的时代就不成立了。

而一部电影在十几年甚至几十年后也是有人看的，它的生命周期要远比那些蹭时代热度的差评更长。

6、总结总的来说我觉得《酱园弄》上半部非常值得一看，豆瓣开分5.9有点太低了，很多所谓的差评不过是鸡蛋里挑骨头，或者是日常粉黑大战的恶意打分。

当然这个评价仅限于上半部，我希望下半部同样精彩。

《酱园弄》2024年5月24日在戛纳电影节首映，入围非竞赛单元。

6月14日，它在上海国际电影节作为开幕片进行中国首映。

影片目前已定档6月21日。

《酱园弄》改编自民国四大奇案之一的酱园弄杀夫案。

影片讲述了詹周氏因不堪多年凌辱，最终杀死丈夫并分尸的故事。

导演陈可辛在戛纳首映后表示，影片在上映前4天才完成剪辑。

这部影片因其表现的时代的特殊性与人物身份的复杂性而受到多方关注。

其中，有关女性困境的话题更是引发了广泛地讨论。

采访、校对∶忠泽策划：抛开书本编辑部01抛开书本×《酱园弄》戛纳采访Q抛开书本：我是来自中国的“抛开书本”的记者，我想向陈可辛导演提一个问题。

这个项目最初被公布为一部剧集作品，是变革影业最早推出的几部（剧集）作品之一。

可以请您说明一下它是如何由一部电视剧变为一部电影的吗？

您是从一开始就想把它拍成电影，还是说这个项目历经了从拍电视剧到拍电影的转变？

谢谢！

A陈可辛当我第一次读到它的时候，它就是一部电影，一部很长的电影。

由于所展现时代的特殊性，以及角色的数量较多，我们给予了它与通常的电影相比更长的时长。

我是一名经常产生新主意的导演，我的改变主意是出了名的，有时候我甚至会在片场改变主意。

你知道，当一个演员在拍摄的早晨给我一些非常好的建议时，对于我的团队来说，要跟上所有变化是非常困难的。

要说如何讲述这个故事，其实我在影片形式的选择上摇摆不定，把它拍成两部电影或是一部四个小时的电影?我认为我有能力去讨论可否拍摄一部有中场休息的，三个半小时的电影一一至少在首映时安排一个中场休息，让人们可以去喝杯酒，然后再回来看电影的后半段。

当然这都是做梦啦，我是一个梦想家，尽管我的大多数梦都还没有实现，但我仍然保持梦想。

在某些时候，我一度认为一部由8至10集组成的剧集可能是讲述这个故事的最佳方式。

最终，我找到了一个最适合讲述这个故事的形式。

第一版剪辑比现在的成片要长，我们必须努力把它剪短，但不能牺牲任何角色的情况，而是靠收紧台词之间的空隙，收紧剪辑。

我很高兴能够在这个时长内完成它，这对于一部中国电影来说还是很长，但这是我目前能做到的最好的程度。

Q抛开书本：陈可辛导演好，刚才发布会上您讲到，在创作的时候不会刻意的去回应某一个议题，而是从故事中、角色中您感兴趣的元素出发。

但我还是想追问，因为哪怕涉及的是几十年前的女性的困境，也一定会引起广泛的讨论。

并且本届戛纳其他导演的作品，他们都直接或间接地回应可能是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一些议题。

所以我想再听您讲一讲，《酱园弄》在当下这个时代的出现，是否有它的必要性，以及您如何看待电影对时代议题的回应？

A陈可辛我希望我不要讲太官方的话。

但我也不知道（当下）怎么能够（回答出）更满足你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的电影都是讲人的状况，英文是human condition，就是在那个时候（《酱园弄》发生年代）的状况，那个状况肯定会有我当代（创作年代）的感受，因为我不是活在1945年的人，但故事发生在1945年。

为什么它会让我有感觉？

肯定是（因为）我现在的经历。

但是说我代入进她或者她（指两位女性角色），其实是比较难的。

女人最了解女人，我是一个男性导演，我可能会在别的角色里面去找到我的共鸣。

《酱园弄》有女性议题是无可避免。

但我觉得要站在“人”的角度去看，看一个人在一个时代里面，可能“时代”对我来讲在这个作品里更重要。

我知道避免不了（讨论），因为在这个时候出现这个电影。

所以我刚刚也说，我想拍《酱园弄》的（时候）是2015年，不是现在。

这几年我开始弄这个剧本，跟年轻导演、年轻编剧去聊，跟团队调整剧本的时候，我发觉跟几年前确实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我的编剧都是女性，包括韩帅导演、潘潘、原编剧，包括更年轻的、实习的编剧，在现场帮我们改剧本的编剧都是年轻女性。

我也在拍摄的过程当中学习，因为我们要拍到老，就得学到老，因为世界还是年轻人的！

02《酱园弄》戛纳发布会香港导演陈可辛继动作电影《武侠》(2011)在2024戛纳电影节首映后，将20世纪40年代上海发生的一件骇人听闻的谋杀案的真实事件改编成了一部电影。

本片在戛纳电影节的非竞赛单元，作为最后一场红毯首映。

章子怡在《酱园弄》中饰演的是一个极为丰满的女性角色，她在被日本占领中国土地的最后几个月中被指控谋杀并肢解其丈夫。

在某些方面，这是一部不折不扣的老派作品，每一件破旧的旗袍、沾满血迹的地板和监狱的铁栅栏似乎都触手可及。

影片的拍摄手法也有些老套，比如使用慢镜头突出痛苦的情绪，或者用柔和的光晕效果与黑白色彩倒叙。

但《酱弄园》赋予了这一历史当代的意义，以一个骇人听闻的真实犯罪案件引申，揭示它是一个家庭暴力题材的电影。

在一个2015年才通过首个关于家庭暴力法律的国家，最近又因一系列案件和病毒式的微博视频备受瞩目，陈可辛的电影正在掀起一股浪潮。

影片在海外的上映受益于宽银幕的魅力、女主角章子怡的回归，以及感伤的剧本，但也不乏趣味。

例如，将猪头警察薛至武和剧作家、记者兼离婚妇女西林等配角穿插在一起，并接手了所谓杀夫案。

章子怡饰演的角色最初的名字是詹周，这是与他丈夫姓氏的组合。

她不识字，胆怯，毁容留下的印记使她被当作贱民，被警察发现时，她正蜷缩在与丈夫(王传君饰)合租的破旧公寓的角落里，她的丈夫身材魁梧，人送外号“大熊”。

他现在已经是一具被肢解的尸体了一一除了头颅再也找不到了。

詹周立即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且毫无疑问是她所为。

接下来主要集中在寻找共犯上——因为公众被媒体的恐怖报道煽动情绪，拒绝相信一个身材娇小的女人能够杀死并分尸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也不相信任何一个女人会杀死自己的丈夫，除非她有情人。

但最主要的是，这是一部“为什么要杀人”的悬疑片，通过将蓄意谋杀的凶手描绘成真正的受害者，将犯罪故事的悬疑和震撼力发挥到极致。

赵丽颖饰演的原女性主义者西林是一位抽烟的现代独立女性，她在报纸社论和她根据此案创作的一个俗气戏剧中为詹周辦护，部分是为了自己的利益。

雷佳音饰演的警察，对她的杀人动机不感兴趣。

他将这一罪行认为是对男人指挥、女人服从的自然秩序的侮辱，并将确保将她处死刑作为个人使命。

《酱园弄》中1945年的上海并不是很多电影中那个鸦片烟雾笼罩下的颓废城市。

这是一个布满肮脏公寓的地方，人们在这里勉强维持生计，或者有像大熊一样放弃生活开始赌博的人。

这里还有冷冰冰的机构一一法庭、监狱、警察局一一就像在柏林一样。

西林演出的热闹剧场为故事背景的黑暗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缓解，并在影片结尾大胆地加入主要的审判部分。

影片中有一处豪华住宅一一詹周辩护律师的女儿住在这里。

这座融合了中式、日式和欧式设计元素的建筑，主要表达了一个观点，即家庭暴力跨越了阶级障碍。

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的前一天，詹周首次出庭受审，她漫长的司法历程跨越了日本和中国的两届政府，文件被烧毀，死刑犯被立即处决，这一切都为影片增加了一丝危险。

《酱园弄》 也许是一部乐观的作品，它用政治转型来隐喻当代中国社会所希望的态度转变，但在这部电影中一个能让人产生共鸣的女性幸存者的故事，应该被人们看到。

相比于李安，陈可辛太软弱了，软弱到他都不敢把自己的真实情感投入到电影中去。

我觉得电影中扮演警长的雷佳音在某种程度上其实就是陈自己的化身，他以为暴力可以掌控一切，他认为权力可以掌控一切，但是他的以为，他的权力，暴露了他的软弱，他其实就是一个纸老虎，一个轻轻的翻供，就能让他的颜面扫地，要十根金条又怎么样，只不过是看门狗行使权力罢了，他的种种表现，就是他的虚弱象征。

以为自己在幕后十拿九稳，但是也是个无能为力的可怜虫这部片子的文学基础也比《色戒》薄弱的太多，按理说，虚弱的文本，或有空隙的文本恰好可以用导演的意志力来填充（王度庐《卧虎藏龙》的原文本也写的不怎么地），但是导演偏偏也是个软蛋，所以被相，迷惑了，一个个虚张声势的大场面，暴力的动作戏，可以迷惑观众，让他们来追求试听刺激，但是他恰恰弄反了，没有神的大场面不过就是逢场作戏而已，你自己都不害怕的场景，怎么会让观众感到害怕呢？

虚弱的警察局长，使用暴力，不过是为了掩盖自己的软弱，他不知道真相，他把握不住罪犯，他以为他套上了手铐，犯人就能屈服，不可以，肉体可以屈服甚至可以被消灭，但是精神不行，尤其是对于一个已经杀过人的女人来说，曾经掌握了生杀大权的人，知道什么是力量的感觉。

所以在雷佳音感受到无奈和害怕的同时，导演也感受到了无奈和害怕，这个世界的运转规则，不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也不过是命运的囚犯。

为什么觉得导演软弱呢，就在于他也不敢面对他自己的这种软弱，所以他没办法把自己的真心投入任何一个角色中，他对自己的软弱没有觉察，或者即使觉察了他也不敢展露出来。

但是不敢展露不代表他不存在，我们可以在他镜头下的每一个角色中体会他的软弱。

他其实不理解詹周氏（章子怡）为什么杀人，她的生命情感是什么，悲剧的原生家庭，烂赌的丈夫，不断被家暴的过往，这都是不他杀人的最核心动因，那最核心的动因是什么呢？

甚至导演都不知道，所以这才是一部烂片，这才是一部导演自己都不会剪的烂片，才需要用一幕幕猎奇的暴力场面来吸引大众的烂片。

他于《色戒》不同，《色戒》的暴力场面有层次递进的精神内核，如何通过性直达内心，但是《酱园弄》没有，暴力始终停留在暴力的层面，没有递进，而且一次次暴力的展示恰恰反应了暴力的虚弱性，只能从肉体上消灭一个人，但是无法让一个人从精神层面完全屈服。

这不是说詹周氏（章子怡）是一个有革命烈士般坚定意志的人，而是导演太过傲慢，都不曾想理解这样一个女人想要杀人的真正动机，所以他只能从她的行为上去解释他，原因ABC，他其实和雷佳音一样无助，他不懂为什么有人这么弱（体力上）但是又有杀人的决心，又不会被暴力吓倒。

张爱玲狠，李安也不示弱，所以才能造就一个内部张力满满的《色戒》写到这里，其实詹周氏（章子怡）也是导演个人的化身，她身体弱小，但是在某中程度上又不屈不挠，她是导演内心自己理想的外部化身，但是他没办法和这个人物共享生命情感，或者他不敢通过这个女人来展现自己的生命情感，不敢面对自己，不敢暴露自己（《色戒》中的李安），所以他也无法塑造好这个角色。

看电影的时候，我觉得他被相迷惑了，被相绑架了，以为有了好的视觉冲击，好的视觉效果就能构成一部好的电影了，他自己都不敢相信自己能掌控这部电影。

除了这个眼神，这部片子还有什么呢？

所以他用一些厉害的镜头来掩饰自己的无力，他用一些激烈的暴力镜头来掩饰自己的软弱。

真的是一个彻头彻尾的weaky啊。

他惧怕权力，暴力，所以他企图用暴力让他人屈服（雷佳音），又从内心觉得暴力也不过就是尔尔（章子怡）但是他却始终没有办法找到为什么暴力在这个时刻不起作用 的核心原因，所以这部电影进入了一个两难境地。

一个导演都没有想明白的事，观众能想明白么？

观众也想不明白，或者说观众也无需担任的起替导演想明白的责任。

再说回相，导演被花花世界吸引了，但是却忘掉了相背后的神。

他无法找到神，或者不敢面对神，就造就了这部电影的剪辑混乱，因为没有神，所以才让这部电影需要剪辑成上下两部，需要用无意义的暴力场面、革命场面来填充这部电影。

导演离视觉奇观太近，离戏剧之神太远。

《酱园弄杀夫案》，在普罗大众脑海里自动的会联想起《芝加哥》，但是还是形式和内核差太多，《芝加哥》已经可以到了凝练的地步，舞台剧意向的简练和抽象的歌词、造景就能激发起台下观众的生命情感的共鸣，是非对错，杀人与否，真相是什么？

用什么标准来评判？

重要么？

《芝加哥》赚钱容易，但是赚到自己的表达很难，面对浮华容易，面对自己很难。

陈可欣老了，是生命力量不足了？

还是越老越软弱？

还是拥有的东西越多，就越害怕失去？

其实，不应该把年纪和胆量连接在一起，毕竟还是有越老越坚硬的铜豌豆。

但那是不是养尊处优惯了，都不敢面对自己的生命情感了，明知道自己力量枯竭了，却不敢真的去面对现实，只想强打精神想着能不能侥幸的再来一次？

软蛋是拍不好电影的，至少他的生命力是无法支撑这个短短的90min的。

虚假的女性主义，girls help girls充斥着全片，看不懂的氛围塑造，搞不清重点的类型片，总想要蹭点当下热点议题，实力不够明星来凑是对于本电影的完全评价！！！

三位流量pk易烊千玺又演身体缺陷的人物，总是极力想向外界证明自己有多努力的样子，但其实每次都过于用力，有好的令人惊喜的时刻，但是差的令人发指的时刻也是不少。

这次挑战寸头加残疾还带点诡异，没有《小小的我》脑瘫抽得好、没有《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爆发得好、没有《少年的你》得里面有灵气和魄力，从那开始一直在缺失，也不是说演的不好，只是突破得微不足道！

赵丽颖上流操纵者，没有很大的魄力和气场，台词不到位是很大的缺陷，导演又不发掘表演肢体语言的长处，显得在这部电影里的表演实属有点糟糕，还是这么重要位置的一个角色，有点失去光彩！

杨幂算是演的中规中矩，有突破的一位，怪不得下线的那么快却每次宣传都在，恐惧、高傲、呐喊都不止是停留在仅靠吼的程度，有启发望能保持！

两大主角互相对弈章子怡不出意外的好，有几处傲视竟看到几分《卧虎藏龙》里小龙的感觉，在前半部分的主角里，章子怡的演技对他们是降维打击。

三分呆滞、三分恐惧、三分狠劲还带有一分怜悯，眼眼传神，处处流露情感，该怯的怯该威的威，一会是将死的折翼乌鸦，一会是刚劲十足的爬山猛虎，刚柔之间自在切换，这部电影仅存的能欣赏地方，可惜文本和导演辜负了她。

雷佳音是喜剧演多了的缘故吗？

没有劲的地方感觉好随意，一股敷衍和滑稽，仅有和章子怡对峙的那几场戏来的精彩，之外的场面猪狗不如。

王传君狠不如《孤注一掷》、柔不如《我不是药神》、动不如《默杀》、阴不如《罗曼蒂克消亡史》和《无名》。

感觉越演越倒退了，情感不够充沛、动作不够流利，所有的气数已尽，再这样下去回去演关谷神奇才是最好的命数。

李现遗忘的存在，演技没好过更没进步过，靠着偶像剧面瘫脸吃了一辈子人气流量，却在也不演了，更喜欢深刻的文艺的作品，但是为什么演技迟迟得不到磨炼呢？

大鹏、范伟、张子枫影片谜案悬疑重重啊，想要一探究竟，且听下回分解！

其实对标《消失的她》本片大获全胜，不仅是整体氛围和观感，悬疑剧情技法也是一流，就连女性主义流露内容也是更高级的，至少本片讲的是女性靠自己的力量取得应有权利和公平，而不是传递一些什么靠男人又要抛弃男人的矛盾的理论。

蒋峰，男，1983年生于吉林长春市。

著有长篇小说《维以不永伤》《为他准备的谋杀》《一、二，滑向铁轨的时光》《淡蓝时光》《白色流淌一片》等，短篇小说、散文数十篇，及《独刺》等影视作品。

一主编说，要珍惜，詹周氏快九十岁了，我可能会是最后一个见到她的媒体人。

这算激励还是抚慰?没任何意义。

我估计连主编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采访她，无非是在哪里翻档案，看到了民国三大奇案，发现这三个案子，百十来号人，好像就詹周氏还活着。

盯着民国时期的影印照她突发奇想，如果这周末把我派过去，拍一张她九十岁的样子，彩色数码的，贴在她三十岁的黑白照片旁边，一定很有趣。

可是这对我来说很无趣，上海到大丰农场来回六百公里，主编只批我五百块钱经费，况且两地不通火车，早上一班从人民广场出发的大巴，晃悠到下午才到，晚上就要从那边再折回来。

主编提醒我，干万别误点，那就是个农场，可能连招待所都没有。

用不着她提醒，还没出发我就急着赶回程车了。

坐上大巴我便开始睡觉，睡到睡不着的时候，我翻出民国三大案的资料，试着做点功课。

但很快就被另两个奇案吸引了，回头再翻翻詹周氏的案子，到底奇在哪儿呢?也许是生命力，我望着窗外想，大家一不留神，就让最初的那个人活到了最后。

大巴十二点多才到，下了车照着地址坐两站区间公交。

好像农场都这样，街名地名都是按数字排的，五号门四十七街区五百一十八栋三楼三十六中门，不在这儿待个十年八年，肯定搞不清楚五号门和六号门有什么不一样。

站在门前我弄平衣领才按门铃，开门的是个中年女人，问我找谁。

我说詹周氏。

“没姓詹的，”她说，“找错了。

”是弄错了?我下楼给主编打电话，我说，詹周氏原名叫什么?“不是詹周氏吗?”她说。

“那是民国的叫法，她嫁给了一个姓詹的，所以叫詹周氏。

现在早不这么叫了，她原名叫什么?”“让我想想，”电话那边停顿了一阵，思考过后她告诉我，“她应该姓周。

”“对的，”我也不知道说她什么好，干脆像她一样停顿一会儿，“还有吗?”“还不够吗，你找一个姓周的老太太，还不够吗?”她说了两遍还不够吗，那一定是够了。

可是再上楼还是不对。

还是中年女人开的门，我说找一个姓周的老太太，她摇头，警惕地盯着我，好像我成了一个专门搜集老太太的变态。

就在她怀疑的时刻，我又问了一句蠢话，我说：“那你们家有老太太吗?”这次连头都没摇，直接把我关在门外。

下楼再跟主编确认，这回是确认地址，没问题，5,47,518,3,36,这五个数一个都没错。

说着说着她突然转换话题，让我拍张照片给她。

“我怀疑你就在上海，根本没去。

”“我在这里。

”“那你就把詹周氏找到，她就在三十六中门。

”我重新上楼，再次敲开门，这次没再打听，直接拿出黑白影印照给她看。

“你母亲今年八十七岁，这是你母亲三十岁的样子。

”她有些犹豫，端详了半天，没理会我，转身冲房间说：“妈，外面有个人，好像是找你的。

”她让我等，但依然把我关在门外，门再开启，是一个拄拐的老人站在门边。

她用普通话问我是找她吗。

我一时慌神，脑子里没法将她此时的样子和照片对上号。

除了衰老，她过于瘦小了，看起来一米五出头，也就七十来。

我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算，她现在弓着身子一米五，六十年前她风华正茂时该有多高。

她又问我一遍，我从哪里来，是不是找她。

我需要确认一下：“您是詹周氏吗?”我没想到她反应如此巨大，好像封存已久的不堪被我一下子揭开了。

看她瞪着眼睛，嘴唇发抖，弄得我还有些愧疚。

我冲她微微点头表示歉意。

平复过后她说起了上海话，问我是不是上海来的。

她的上海话有种很奇怪的腔调，像老酒陈酿，弄得我一时接不住，只是点点头。

她邀请我进门，坐在沙发上我明白了，这是民国时期的上海话，她五十多年前就离开了上海，没回去过，不知道上海人现在怎么讲话。

不堪可以封存半世纪，她把上海话也封存在大丰农场，难得拿出来讲一回。

她女儿听说我是从老家来的，一改之前的冷漠，洗净水果端上来，要我留下来吃晚饭，她把兄弟姐妹都叫过来聚一聚。

“他们都在农场吗?”“是啊，都住得不远。

”确实不远，不出二十分钟，就进来七八个拎着鸡鸭鱼肉的中年男女。

我脑子里瞬间冒出一个画面，这些接到消息的儿女们，一个个撂下电话，就从一号门二号门三号门走出来。

这令我有些无措，我说还要赶晚班车，不能等晚饭了。

“那我们一会儿就吃。

”她的某个儿子说，之后冲着厨房喊，“别做菜了!吃火锅，有什么下什么!”好一阵詹周氏没说话，倚在沙发一边端详我，似乎怀疑我是哪个故人的孩子。

我把名片递过去。

她不识字，她女儿接过来读给她，大声说人家是《泰来报》的记者。

我补充道：“我们报社四十年代报道过很多关于你的事情。

”“什么事情?”她女儿问。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还好菜摆上桌了，大家陆续围着炭火锅坐下来。

他们跟我敬酒，我推辞说不能喝，他们说就这一杯，多了不劝。

但这一杯也喝得我有点难受，脸上热腾腾的。

他们套话问詹周氏年轻时怎么了，这么多年还要来采访。

我不方便说，他们就问问题，让我回答是或否。

有名吗?轰动吗?全上海人都认识她?这些我都点头，答案显而易见，原来母亲年轻的时候是明星，十里洋场的交际花。

我这次没点头，但也没忍心摇头。

我想象，如果我说出真相，此情此景会是什么样?你们都别兴奋了，你们的母亲不会唱歌，也不会跳舞，没演过任何戏，之所以六十年之后还有人采访她，是因为她年轻时是上海最臭名昭著的女杀人犯。

我当然没法说，我只要求给老太太拍张照片存档。

有两个男的放下筷子，在老太太身后铺上背景墙。

我数一二三，按下快门的时候感觉不对劲。

我说放轻松，再拍一张，这次没数数，抓拍了几张自然点的。

工作完成，有人建议我拍张全家福，还有几个孩子在外地，不过这回有几个算几个。

我连拍两张，镜头里面的每个人都笑得过于幸福。

看着小片我都有点拿不准，这些人真的会是一个女杀人犯生育的吗?四点半左右我要告辞了，老太太说送送我。

年纪大了，平常她几天不下楼的。

大家明白母亲的心思，是想单独跟我聊聊。

于是陆续都找些理由要走，什么接孩子放学，去市场买菜，去农场上夜班。

就连住在她身边的那个女儿，也在屋里转了几圈，什么也没说，就出去了。

房间瞬间只剩下我们俩。

她先对我说谢谢，我没有戳穿她。

我说应该的，不管你过去干了什么,该判的刑也判了，该坐的牢也坐了，到安享晚年的年纪了。

她没接话，仅仅凝视着我，忽然问我是不是警察。

“是不是我的案子翻了?”“怎么翻?”我问。

“你们查到别的了?”“不知道，我不是警察，我就是一名记者，被主编派过来给你拍张照片，甚至都不写稿子，不发报纸。

”她不明白，那表情像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要骗她。

我转话题问她，你儿女真多，儿孙满堂。

“都是收养，”她说，“我不管，他们就饿死了。

”怪不得他们都笑得过于幸福，原来这些幸福都是捡来的。

我奇怪她怎么养得起这么多孩子。

她说出狱后她在幼儿园工作，晚上挤在一张床上，白天把孩子们带进幼儿园蹭吃蹭喝就行了。

似乎不这么容易，孩子们小学怎么办，中学怎么办，总之她熬过来了。

差不多五点一刻，我说我得走了，赶回上海的大巴。

她依然疑惑，问我，没什么要问的了吗?“没有了，我没准备什么问题。

”“你不是记者，”她摇头，“记者不是这样的。

”“我就是来拍张照，我连你的案子，还是来时在大巴上才读到。

”“你不是记者。

”她嘀咕着。

好吧，我问一个：“你叫詹周氏，为什么解放后不姓周?”“我恢复原姓了。

”“那以前姓周?”“我也是孤儿，被周家收养的。

”她说着说着眼睛发亮，“詹云影也是，只不过他来的时候十几岁了，就不改名了。

”“也在周家?”她点点头。

“那是老爷许配的，还是，你想嫁给他?”她仰头望天，像是在回忆，又像是不想回答。

我也不方便多问，九十岁的老人了，我又不发稿，没必要让她痛苦一回。

我冲她微微鞠躬，穿鞋出了门。

当地人说回程车在二号门，走走就能到。

穿三号门的时候下雨了，不过很小，本来天就是蒙蒙的，要不是雨点啪啪啪打在玉米上，我都不知道正在下雨。

我踩在垄上走，左边是农田，右边也是一片农田。

我换位思考，如果我是主编，这一天的采访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标题。

赎罪?杀戮与扶生?算了，不上稿是对的后来雨停了，至少没有了雨点声。

想起某个朋友说过的话，在这种地方，你每个脚印都是告别，因为你不会再回来的。

二号门前后有个长途车站，看起来比上海的公交站还小。

有两三个一起等车的，上了去往盐城的大巴。

到六点十分我着急了，三十米远有个调度亭，一个老人在里面听收音机。

我过去趴在窗口问：“去上海的车几点走?”“去哪儿?”“上海。

”“这里就是上海啊。

”“不是，我说我要去上海。

”老人把收音机关掉，从钱袋找出身份证说：“小伙子，你看我身份证啊，是上海户口啊。

”我接过来，是310开头，地址是上海大丰农场。

这里叫飞地，这地方是上海的。

就好比在夏威夷或是阿拉斯加，打听怎么去美国一样可笑。

当然老人在跟我抬杠，他知道我说的美国是纽约和洛杉矶，我说的上海是浦东和浦西。

他说早就发走了，每天晚上五点半，大巴就停在车站，凑够一车人就走。

“再说就算等你，也没座位了呀。

”“下班车什么时候?”“明天，”他把收音机打开，暗示我，这是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明天早上有一班。

”我给主编打电话，我说没赶上车，而且真被你说中了，这边没有旅馆酒店。

“去敲詹周氏的门吧。

”“只能这样了。

”我左手握着电话，在垄上往回走，想一想自己都笑了，“我刚才还在想，每走一步都是告别，现在我还真就回来了。

”“没准还真是告别。

”“嗯?”“你去詹周氏家，在她家过一夜，她不睡觉，在客厅等你睡着，五六点钟握着菜刀把你喊醒，是不是跟詹云影的死很像。

所以啊，不是没什么写的吗，明天你就有料可以写了。

”我没说话。

“我开玩笑呢，她都九十岁了，你怕什么啊?”“我本来不害怕的。

”“那现在也别怕，去敲她的门，说借宿一夜。

”楼道里声控灯，连敲带喊也不亮。

开门的一刻反倒是亮了。

她女儿开的门，要我快进来，倒一杯热水给我。

没几分钟詹周氏出来了，让女儿回房休息，指了指空房间，说我可以睡在那边。

我说你也早点休息，匆匆进卧室避开她。

房间能关不能锁，我搬把椅子倚在门前。

关上灯我有点害怕了，坐在床边看门底客厅的光。

不一会儿客厅的灯也熄了。

我想这总算好了吧，没事了。

躺到床上我才听出来，詹周氏并没有回房，客厅里还是有窸窸窣窣的声音。

似乎她一直在那里，靠在沙发上等我睡熟。

我想出去看看，假装上个厕所，但我真的恐惧，也许她正握着菜刀等着我。

不能就这么睡着，也不能贸然开灯。

我掏出相机翻照片，最新的几张是合影，看着大家喊茄子心里好多了。

往前翻是詹周氏抓拍的几张，怕什么,不就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吗。

那张作废的照片，我数一二三拍下来的詹周氏，还在我相机里。

为什么不对劲呢，我把相片放大，嘴角过于紧绷，上下牙合得太紧，主要是眼神，瞪着相机，真的是目露凶光，就好像那一刻，有个更凶险的灵魂钻进了她体内。

也许那个人一直住在她身体里，时不时出来一次，也许今晚就是他出来的时候。

我关上相机，看着无边无际的黑暗，这时有个脚步声离我房间很近了，然后在门前的时候停下来。

我声音发抖，有些失声地问，谁?门外没回答，倒是将手掌贴在了门上。

“有人吗?”我问。

是的，有人，手掌向前一推，门咯吱的一声，开了。

二开门的一瞬间晨曦的光芒令詹周氏感到有些刺眼。

那是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清晨。

一九四五年在上海有好几种叫法，那一年的下半年叫民国三十四年，而上半年，所有的公函、报纸，以及需要存档的记录日期，则统一记为昭和二十年。

此时距上海沦陷已经八年，一九三七年的几场大仗之后，仿佛又回到了太平盛世。

正如萨特所言，巴黎被占领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一帮德国人在这儿办了几场舞会。

对住在酱园弄的底层人来说，日子没变化，该怎么过还怎么过，富人还是那么富，他们依然租房过日子。

中华民国走就走了，况且弄堂里有一半的人还出生在光绪、宣统年间；日本人来就来了，反正又没进到酱园弄里，大不了就跟两百年前从东北过来的满人一样，再过个二三百年，把日本并作中国的一个省好了。

民国三十四年，或是昭和二十年的三月二十二日，住在酱园弄二楼的詹周氏一大早就出了门，她差不多也知道，这将是她在酱园弄的最后一天。

有好多事情等着她去做，她要打扮得漂亮一些。

那时代在上海，即使像詹周氏这样的上海女人，都要准备两种衣服，头一种是平常穿的，朴素一些，甚至还有补丁的衣服；另一种是为了正式场合，两侧分衩的旗袍，虽然一辈子也没几次正式场合，虽然高档衣服她只有这一件。

下楼梯时高跟鞋惊扰到了楼下的房东王燮阳，他端着正吃的面条走出来，从底下看上去，只见两只藏在旗袍里的长腿在楼梯处渐渐露出来。

待詹周氏渐渐走下来，王變阳问她昨晚怎么了，你家大块头梦见什么了，叫那么大声?

王燮阳不算有钱人，只能算二房东，当然比他们好多了，这幢楼都是他包下来的，再一家家租给她丈夫詹云影这些人。

詹周氏有点走神，她正留意房东右侧上锁的那道门，那是何惠贤的房子。

看来他比自己还早就出门了。

房东问了两遍她才回答他：“可能是梦见自己输钱了，你不知道大块头吗，最可怕的梦也就是输钱了。

”"他呀，总得找点事情做，不能死等着日本人走再做事，万一日本人不走呢，大块头能赌一辈子?”

詹周氏摇摇头，出了弄堂，往右走八百米是张小泉的刀铺。

经过时她对老板点点头，张小泉喊住她，问她前两天在这儿做的刀怎么样，快不快?“挺快的。

”说完她就明白老板的意思了，告诉他剩下的一点刀款，明天就跟他结清楚。

反而是老板不好意思了，把她拉过来说点别的。

他指着对面要出兑的生煎摊子，低声问她：“还想不想做了，我一直帮你留着呢，好多人来问过了，想在那摆摊，我就说风水不好，下面埋着抗日的兵，做不了生意。

”“你别留了，让他们做吧。

”“不是，”刀铺老板有一丝失望，把她胳膊抓得更紧，“是你跟我说，我要是给你留着，你就会给我留着。

”詹周氏拨开他的手，对他笑了笑，凑在他耳边轻声说：“那我们就都别留着了。

”她上午要去两个地方，第一站是远东饭店，从门口望过去，四层的大楼，差不多三人高的大堂，看起来是有钱人和外国人才来得起的地方。

但进了门你就明白，这么大的饭店，一个厨子也没有，外国人也不会来这种地方。

里面乌烟瘴气，上千号人围着几张桌，使劲喊着大小庄闲。

詹周氏在里面找了一圈，最后在三号桌看见她要找的那个人。

她在后面喊了几声小宁波，里面太吵，加上小宁波精力都集中在色钟上，根本没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詹周氏等了十几秒，跟人说“借过”钻进去，伸手去摸他裤袋里的钱袋。

小宁波这时警觉起来，忽然抓住她的手，回头一看是熟人，长吁一口气。

詹周氏找他是要钱，她知道小宁波有赌债欠她丈夫的，她也知道她丈夫也有些赌债是欠别人的。

外头的她不管，可是别人欠她家的，她今天就要回来，况且，可能以后就没机会了。

也许是输光了，小宁波一分钱都没还她。

这不可能，詹周氏皱起眉头，钱都没了，还不回家，留在赌场做什么呢?跟小宁波扯了一会儿皮，她才明白，在赌场这是一类人，兜里没钱，见谁玩得大就凑过去出主意，押大押小什么的帮他分析，错了转身就走，要是被他蒙对了，让人赢了钱，他就跟要饭的一样求着人赏两个。

钱没要来，可是下面的事情还得做。

出了远东饭店，她去上海第二纺织厂，以前没来过，真奇怪，这么多年都没来过。

进了工厂，她一路打听，找一个叫刘周氏的女工。

这么大的工厂有好几个刘周氏，最后在四车间见到了刘周氏。

她现在不姓周，随夫姓，以前也不该姓周，都是自幼为孤，被周家收来做丫鬟养大的。

各自出嫁之后，两人竟一直没能来往，以至于刘周氏在纺织车间里见到詹周氏的时候，瞪大眼睛都要哭出来了。

快十年没见了，打从出了周家大宅，她们就没有联系过。

詹周氏说，早该来看你的，你孩子流产的时候我就该来，你丈夫去世那年我也该来，我早该来的。

说着说着她自己也哭了，掏出一个钱袋塞给刘周氏，说过意不去，一点心意。

刘周氏哪里能要，推着她的手，问她老爷还好吗。

该怎么跟她讲呢，不知道是死是活，日本人进到上海，老爷把银圆房子都捐了，才换回一条命，也不知身在何处。

刘周氏半天没说话，仿佛在回想过去的日子。

她问大块头怎么样。

见詹周氏不回答，猜测大家都一样，过得都不好。

刘周氏没再多问，让她等一下，她攒了一些布料去给她拿过来。

刘周氏走后，她看着忙碌的工厂，这是一九三八年日本人在上海建造的，制作纱布供应前线的战士，不，是日本鬼子。

一条条白色纱带飘荡在车间里，就像被日本人击落的云彩。

詹周氏看得着迷，情不自禁伸手摸了一下，放回去时她发现纱布变红了，有点点血印在上面。

她低头看自己，衣服是刚换的，很干净，脸和头发出门前洗过，不会有血，唯有指甲嵌进去的血还没有干。

詹周氏把血从指甲缝抠出来，一时间几个手指都沾上了血。

她抬头看车间，手指在下面搓个不停。

刘周氏对着更衣箱犹豫了一下，最后决定把布料全拿出来送给詹周氏。

之后几十年她一定会后悔那几秒的犹豫，等她回到车间，詹周氏已经离开了，她还是把钱留在了桌上，留给了她说是一点心意，像是一生的继续。

十年没联系，像这样子来，像这样子走，像这样子留下一大笔钱，一定是出什么事了。

刘周氏坐下来面对钱袋有些难过，她觉得詹周氏是来跟她告别的，她就要走了，也许是永别。

这都是怎么了，她抬起头让自己眼泪别掉下来，泪水蒙胧中她看见一丝血印在眼前飘飘荡荡，她眨眨眼睛，将眼泪擦掉，之后就再也找不到那条带血的纱布了。

三一天都没等到，日落之前詹周氏被几十个巡捕围堵在酱园弄。

起初发现的是她楼下的宋瞎子，这十几年靠算命为生，他说自己本事上海第三，前两名一个老得不成样子，另一个跟着蒋介石去了重庆。

找他占卦的还算不少，时局不好，人们总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顺。

三月二十二日那天他没出摊，感冒鼻塞，捂着被子在家睡了一天。

醒来的时候一脑门子汗，他以为病好了，可鼻子依然不通气，躺在床上他明白是楼上在漏水。

他抹抹头上的水，起床打算上楼跟大块头说说。

大块头不在家，是詹周氏开的门，见到宋瞎子的样子吓了一跳。

倘若宋瞎子能看见，或是没感冒，鼻子通气，也会被自己惊到。

从房顶滴下来落在他脸上的并不是水，而是肢解大块头流下来的血。

宋瞎子看不到詹周氏的表情，他只是提醒她注意点，水漏到他卧房去了。

“好的，”缓和一下詹周氏回答他，“我会注意的。

”“在弄什么啊，弄那么多水在卧房?”“没事了，已经弄好了。

”今天有点怪，詹周氏的语气冷冰冰的，那就没必要多说了。

他不知道现在是什么天色，睡到中午还是晚上。

不过肚子饿了，他摸着扶手下楼，打算出酱园弄，到对面的羊汤馆喝碗羊杂汤，吃个烧饼。

街上行人匆匆，听脚步声人不少，可是没人说话，好像在躲着点什么,脚步声都是咚咚咚地离他越来越远。

他只是一天没出门而已，到底是怎么了，日本人进来那天也不是这动静。

走到路中央他停下来，低着头听着一片一片的脚步声，没错，不是打仗，大家是在躲着他。

一辆汽车鸣笛从他身边绕过，扬起的灰尘令他连打两个喷嚏。

宋瞎子抬起手臂抹掉鼻涕，深吸一口气。

这时候他明白了，此时的他在别人看起来，不再是一个年迈的盲人，而是一张血肉模糊的脸。

四昭和二十年三月二十二日的晚上，上海警察局副局长薛至武下班后没回家，坐在办公室里等人来接他。

虽说是副局长，但已经算警务系统的老大。

真正的局长叫周佛海，他更重要的头衔是上海市市长。

泰来报社的副主编张言邀请他七点钟看戏，易卜生的《玩偶之家》,几十年前的老戏了，好像是国内的一个女作家改了一下，结合她离婚几年的感受，就着鲁迅的那篇杂文，改成了《娜拉出走之后》。

薛至武当然没兴趣，他知道张言是什么意思，泰来报社的主编吴玲上个月被他们抓走，他这是活动关系来了。

保吴玲出来是不可能了，人是日本人点名要的。

薛至武在想，要是让吴玲在牢里好好活着，跟张言开个什么价码合适。

张言的汽车就停在楼下了。

电话打过来，告诉他酱园弄杀人了。

杀人就抓人呗，也用不着他局长出队。

只是剧院是不能去了，公共场合人多嘴杂，这边杀了人，局长在看戏，肯定说不过去。

电话里他让队长带一队人过去，不要妄动，等他的命令。

自己下楼走到张言的车前，俯身对后排的张言说：“局里有事，我过不去了。

”张言表示没关系，据说这个戏要演一个月，哪天看都可以。

“别跟我说戏的事，我知道你找我干什么。

两千万，我帮你把事情办成。

”张言有些为难：“薛副局，您可能误会了，钱不是报社出，是我个人掏腰包。

”“那就算了。

”薛至武摆摆手，转身就走。

张言急忙下车抓住他袖子，点头说成交。

“不过你要保证吴玲死在牢里，永远出不来。

”“你要弄死她?”“她不死，主编这位置就得一直给她空着，当牌位供着。

”薛至武皱皱眉，不置可否地点了点头，让张言回去先数出一千万，等他消息。

他也不知道弄死她对不对，登了几条重庆的新闻就一命呜呼，还挺可惜的。

行吧，有人当烈士，就得有人当刽子手，不然哪有那么多英雄?他进了自己的警车，告诉司机去酱园弄。

二十几个巡捕早已把那里围得水泄不通。

薛至武问队长是哪间屋子，队长还没回答他就看出来了，只有两个房间是关灯关门的，其他房间的人都探头探脑地开窗看热闹。

薛至武抬枪对酱园弄瞄了一圈，警告他们关好门窗，别给自己找麻烦。

队长向他汇报情况，说是二楼死人了，这里的房东讲，还有个女人在房间里。

“她还活着?”“活着。

”“她是凶手?”“应该是。

”“她杀的什么人?”“好像是她丈夫。

”“杀夫。

”薛至武冷笑一声，真是世风日下，报社里二当家的要杀当家的，这两个人的小家，二当家的也杀当家的。

他让队长去后窗把守，自己带两个人上二楼。

队长提醒他危险，不然先鸣枪三声，再踹门进去。

薛至武让他别那么多话，去后面守着。

他进车里把手电筒拿出来，上到二楼先轻敲几下门，问了三声有人吗。

屋里没有动静，但他听见有人在里面大喘气。

他想再等一下，心里默数十个数，让手下持枪上膛，把手电筒打开，正要抬脚踹门的时候，咯吱一声，门缓缓地打开了。

没错，虽然看不清，但他知道是女人，站在半开的门后，轻声问他：“怎么了?”薛至武握着手电筒从她的脚照起，光圈仿佛男人的手一点点地向上抚摸。

游过膝盖他明白这是个穿旗袍的女人，他手电筒向右侧倾斜，从大腿外侧缓缓上移，最后停在旗袍的开衩处。

“没什么,例行公事，你叫什么名字?”“詹周氏。

”“哪年生人?”“民国五年。

”旁边的警卫算好告诉薛至武是大正五年。

他才不管这些，知道她今年二十九岁就好了。

他继续移动手电筒，从胯部轻划到腰间，细不过二尺，似乎没生过孩子，一个弧线穿过胸部，将光圈留在锁骨上。

“你丈夫叫什么名字?”“詹云影。

”“他现在在哪里?”“房间里。

”“为什么不出来?”“因为他死了。

”薛至武右手一抖，光圈在脖颈处颤了一颤，聚光在她的耳垂上。

“怎么死的?”“被我杀死的。

”这是他没想到的，一个女人，杀了丈夫，却如此冷静。

薛至武关闭手电筒，再打开的时候用同样的线路在詹周氏的左侧走了一圈，小腿、大腿、腰部、胸部、脖颈、耳垂，然后手腕一抖，将电筒移向中央，终于看清了这个女人的脸。

五薛至武不打算进门，让队长押着詹周氏进去指认现场，再把尸体拖走，也就算结案了。

或许是天黑，房间灯被詹周氏摘掉了，里面的人鼓捣半天也没个动静。

等得不耐烦，他拉门迈进门里。

蹚出两三步，薛至武被绊了个趔趄。

他打开手电筒，有三个箱子挡在前面。

薛至武弯腰将它们推走。

再往前走一步，脚有些沉了。

他知道是踩到血了，用手电筒照在地上，都是箱子推出的血道道。

箱子里都是什么呢，他快要猜到是怎么回事，关掉手电筒，走到一个箱子面前，打开箱盖，血腥之气扑面而来。

他想看看，却忽然有些害怕，摸黑去开第二个箱子，感觉有一丝头发黏在手指上。

他用手搓了一阵，头发从食指粘到拇指，就是甩不掉。

他掏出手电筒闭上眼睛，将光照在箱口，等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他倒吸一口气。

有一双眼睛也在望着他，那是大块头的头，而架着他的头的，则是大块头一双被肢解下来的脚。

总共装进六个箱子，头部一块，双臂两块，左右大腿各一块，还有身体、双脚，反正除去砍碎的骨头渣子，加起来一共是一十六块。

这些都没意义了，有人死，有人认，被他薛副局当场抓获，案件也就告破了。

可奇怪的是，在他眼前不停闪现的这张脸，不是大块头的，而是在酱园弄二楼门缝后面被手电筒照到的那张脸。

应该是很好看的一个女人，旗袍都不用换，只要换个地方，说她是社交名媛也不为过。

可是她叫詹周氏，连个名字都没有，嫁到这种地方。

这就是命，美丽的女人像蒲公英，落哪儿算哪儿，生根发芽，这辈子一直到死，也别想挪窝了。

有几家报纸上了这条新闻，记者都没查出什么,连照片都没搞到，小小的一个版块，跟讣告似的，说某日某地某人杀了她的丈夫，当天破案。

看起来太简单了，写多了也没意思。

《泰来报》没登这种事情，他们更关心主编吴玲的状况，这个月都是这样，每天空出两个版，那是吴玲以前负责的版面，现在上面印着血淋淋效果的红字——我们在等她。

嘿，是在等她死吧。

第三天晚上薛至武和张言在日本餐厅吃寿司。

薛至武请客，因为张言带来了一千万。

那年头钞票贬值，钱币面额可没跟上，一百一百的，箱子去皮上秤一称，就算点清楚了。

酒足饭饱，请客的人最满意，薛至武提起箱子让张言回去等消息。

张言提出再换个地方喝点什么。

那就是还有事求他。

“那就在这儿说吧。

”薛至武掂量一下箱子，琢磨一会儿出门就把它换成黄金，谁知道国民党哪天会打回来，明天是民国还是昭和。

张言结结巴巴，啰唆了半天，总结下来，是想多要点信息写酱园弄杀夫案，好替换掉“我们在等她”的两个版面。

“这是写您薛副局的特稿。

”他比画着说，“主角不是死人，不是凶手，就是您。

”这倒挺好，薛副局添油加醋讲了一小时，净是些爱国爱民的细节，比如怕开枪惊扰到百姓，冒着危险独闯虎穴。

当然，大卸十六块的画面也一字不落。

讲着讲着他有些奇怪了，问张言：“你们报纸真的对这种事感兴趣吗?”“这可是凶杀，读者就爱看这个。

”“死人怎么了?”薛副局点起一支烟，长吸一口，“西南战场每天死上千人，也没见哪家报纸上过头版。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张言说不上来，换薛副局也一样，大家都明白这道理，就是讲不出为什么。

可能大街小巷谈论一场凶杀，要比谈论某场战役更显得像和平年代吧。

如果搞一场投票，国民党哪天打回来，就像当年日本人进上海一般再来场硬仗，你是赞成还是反对，结果还真的说不定。

《泰来报》拿到独家新闻，其他报纸自然不干，第二天上午刚过十点钟，就有二三十名记者坐在警察局的台阶上守候局长大人。

薛至武来不及理他们，他要先把稿子细细读一遍。

不出所料，《泰来报》把酱园弄杀夫案放在了头版。

文章里张言没有纠缠詹云影和詹周氏的矛盾冲突，而是从宋瞎子报案写起。

作者强调，出事当晚薛副局本来是要视察上海大剧院的安保问题，听说酱园弄出人命，放下手头的公务赶往事发地点，在詹周氏被捕前，薛副局根据现场的线索，已对凶手的体貌特征有了大致的判断，至于抓捕詹周氏，早已是他成竹在胸水到渠成的事情。

通读下来薛至武很得意，仿佛那些不是他亲历的，而是另一个叫薛至武的神探所为。

只是楼下太吵了，有几个没素质的记者居然对着喇叭喊，请局长大人还上海一个真相。

还当是民国哪，动不动就上街游行。

薛副局打内线通知队长下去打发掉他们。

没多久队长上来为难道：“不然就开场发布会吧，就当是为您举办表彰大会。

”哪里像表彰，记者们认定了《泰来报》是向警局行贿才获取独家新闻，发布会上每个问题都是带刺的。

《自由时报》第一个提问，他问詹周氏为什么要杀害詹云影。

说实话薛至武也不知道，詹周氏被抓后甚至没人审过她。

大家清楚，这案子结了，录个笔录，走个过场都用不着，检察院会第一时间判她有罪。

“请问，詹周氏为什么要杀害詹云影?”《自由时报》的记者又问了一遍。

“夫妻生活不和吧。

”薛副局说得自己都想笑，这回答放哪儿都是对的。

“具体矛盾冲突呢?”“现在还不方便透露，下一个记者。

”有个小个子男人站了起来，他说他是《申报》的记者。

看年纪不大，不会有攻击性，薛至武打算让他多问两个。

“您方便透露詹云影的死亡时间吗?”“三月二十二日早上。

”“詹周氏是如何杀死詹云影的?”“用菜刀，趁詹云影睡熟，杀害并肢解了他。

”“当时是否有帮凶?”“没有，皆是她一人所为。

”“那么,您为什么会认定詹周氏是凶手?”薛至武停顿几秒，盯着他，感觉这小伙子也不是什么善茬儿。

“詹云影被杀，他夫人认罪，你希望我把案子想得有多复杂?”“好的，谢谢，请问薛副局，您知道酱园弄的邻居都管詹云影叫什么吗?”“这个与本案无关。

”“大块头，他身高有一百八十五公分，差不多一百公斤。

而詹周氏只有一百五十几公分，不足四十公斤。

”“谢谢你提醒，我再强调一遍，詹周氏是趁詹云影睡熟用菜刀下手，这些和身高体重没有关系。

”“是的，但是您曾说过，事发当天詹周氏将死者肢解成十六块。

”“我说过，有证据可以证明。

”“我们相信证据，我们相信她是一个人，没有帮凶，但是这样瘦弱的一个女人，可能剁个猪爪都费劲，却可以把一百公斤的大块头大卸十六块，请问，您是怎么相信的呢?”薛至武向椅背靠去，侧过头迎着阳光，他知道自己完了。

不用到明天，全上海人都会拿他们的警察局长当笑话讲。

六用不着到明天，也许晚报就能把这种事传出去。

几个下属找薛至武请示，按队长的意思，去找报社谈，不行的话查封它，上海有几家算几家，往前翻八年，一直到日本人进来的那一年，总会有言行不当的地方。

薛至武没说话，烟抽个不停。

就在下属们以为这事就这么定了，准备行动时，薛至武叫住了他们。

他没下命令，行或者不行，反而讲起了几年前的案子，民国三十一年的“华美药房弑兄案”。

那是薛至武任局长经手的第一个人命案，本来没立案，没人知道“华美”的二公子把大公子给杀了，老爷子为难，两个儿子死了一个，再枪毙一个就绝后了。

薛至武去过几次，收了钱，帮他把这事压下去。

老爷子对外面说，大公子暴病而卒。

没几天被《申报》的记者发现了，登在报纸上。

老爷子头天得到消息，“华美”有的是钱，第二天一大早，老爷子就让人把全上海的《申报》都买光了，弄得挺大的新闻，却没几个人知道。

“可是瞒不住，你们猜第二天头版标题是什么,‘华美’买光全上海《申报》,疑似认罪!”薛至武熄灭烟头，对下属做出决定，“所以说，酱园弄这个案子，我要重审。

”然而刚结过的案子，他们却一无所知，死的人是谁，嫌疑犯是谁，都有什么家庭背景，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没人讲得出来。

薛至武先从凶器入手，已被存到证物科的一把菜刀，再把它从纸袋里抽出来，他明白这是一把黑铁菜刀，比普通的家用菜刀重上几倍。

确实如记者所猜测的，詹周氏双手可能都握不稳。

一把新刀，刀把没多少油脂，顺着刃线能看到几十个豁口，应该是肢解人骨造成的。

他让队长晚点查一下刀是在哪家刀铺买的。

“詹家还有一把刀，”他说，“叫人把它找出来。

”队长没明白：“您是说，还有一把凶器吗?”“没人用这个切菜，”薛至武用大拇指甲划着刀刃说，“这是屠夫用的，这就是买来杀人的。

”薛至武想去看看尸体，停尸间在地下一层冷藏库。

他带着队长从五层坐铁闸电梯下到一层，再从楼梯走下去。

打开冷库门，一片白气扑面而来。

薛至武拢拢警服迈进去，队长跟在后面把门合上。

三十平方米大小的房间挤满了停尸床，上面躺着的都是未结案的被害者，战乱年代，有些死者的身份还不清楚，在这里放了几个月，等待年底拉去火化。

薛至武问哪个是詹云影的床位。

没有床位，队长指了指角落里的几个箱子，仿佛随时待发的包裹。

薛至武打开最上面的箱子，是一根小腿，经过几日冰冻，上面起了一层白霜，敲起来梆梆地响。

他把小腿连着脚抽出来，放到停尸台上，挑一块完好无损的皮肤，右手砍几刀，再换左手砍几刀，然后捧起来对照切口的相似度。

是一个右撇子，他确定。

只是惯用右手的人太多了，如果詹周氏也是右撇子，那说明不了什么。

“衣服呢?”他打开其他的箱子，伸手进去扒拉几下，问队长，“这人跟死猪一样，光着身子。

”队长东翻西找，拽出几件染血的衣服。

“这是女人的衣服。

”薛至武问。

“是，大块头睡觉没穿衣服，这些衣服是詹周氏捂他的头的。

”“把法医找过来，完整地做一次尸检。

”“可是，”队长指着开口的箱子说，“都这样了，怎么尸检?”薛至武把小腿扔回箱子，拍拍手，贴在队长面前，一字一句地说：“怎么尸检?按照程序一步一步地检。

”说完向门口走去，给队长下命令：“查出致命那一刀。

”走到门外他记得还有个细节要核实，他回去抱起一个箱子，算上箱壳差不多二十公斤，他薛至武抬起来都费劲，凶手却装了六个箱子。

“你抬不走的，”似乎詹周氏就在面前，薛至武咬牙切齿地说，“詹周氏，你到底想要干什么?”七民国年代没法医，那时法医一般是由大医院知名医师做兼职。

华山医院的钱医生接到任务时并未觉得有多棘手。

行医三十多年，经历两次战争，没什么死尸在他面前是惨不忍睹。

肢解，冰冻三天，分成六个箱子，这些都没问题。

他让学生把尸体搬上来，看了看分割肉一般的碎尸，明白这怎么也得花上一阵儿。

他先找地方吃饭，喝点小酒。

跟学生说好两个小时之后开始尸检。

晚上七点钟他有些微醺地回来，和学生一起把六个箱子全打开。

讨厌的是有血水，滴滴答答弄得一地腥臊。

他戴上手套和口罩，对几个学生说，如果受不了，随时可以出去透口气，之后便开始了他的工作。

尽管有那么多年从医经验，可从没有哪次是从拼接开始的。

先是头部，摆在上方中央，往下是上身，还好肚皮没有豁开，将内脏肠子露出来。

双臂搭在两侧，大臂小臂截成了四块，两腿向下摆正。

有一阵儿他差点把左右小腿摆反，还是看着双脚拇指才纠正过来。

一共十六块，拼起来真的是个大块头。

从哪里开始呢?内脏没有露出，还能抽些血出来。

他抽一管让学生拿去化验。

没有中毒迹象，他翻翻眼睑和嘴巴，当然没有，只是上面说要全面尸检，才要多此一举。

刀伤致死，这毫无疑问，被割开的刀口达百余处，为什么一定要查出是哪一刀呢?钱医生俯下身，似乎与死者告别的距离盯着詹云影的颈部。

这里是一刀，毫无疑问，尽管事后就着这伤口直接把头部割开，不过能看得出来这里出了大量的血。

他往下瞄去，心脏肺部未曾中刀，下体完整，死前没有经历性生活，再往下，大腿根部以及膝盖的分割处，血量已不多，接近干涸状态。

再回到上身，两侧的胳膊，属于死后肢解，手腕静脉那一刀也是例行肢解。

死者左手有大量血迹，这不难解释，死者颈部挨刀后，用左手捂住动脉往外喷出的血。

右手没什么血，也许在反抗，抓住凶手的衣领试图同归于尽。

应该没疑问了，他站起身，摘下口罩，点起烟斗，等学生的验血报告。

血液没问题，钱医生接过学生的报告，死者纯粹死于外伤，颈部靠右侧为致命刀伤。

他让学生把碎尸一件一件地放回到箱子里，在每个箱口贴上不同的标签，双臂、左腿，等等。

做到一半时学生戴着口罩干呕起来。

他起身接过学生手中的大腿，往箱子里塞。

味道还是挺重的，分割成段，腐败的速度要超过整个尸体。

到最后几块他只呼不吸，额头的汗都冒出来了。

还好只剩一大件了，除去双臂、头部的整个上身，他需要把他从停尸台上抱起来。

直到这时他才觉得恶心，好像在和无头的死者拥抱。

他不想这样，把上身翻过来，从背面抱住会好一些。

翻开的一刻他停了下来，也许报告要重写了。

背部还有一刀，而且不是菜刀，是三厘米宽的匕首从背部插进去。

分析的事情不归他管，但是一看就明白，死者在床上熟睡，颈部先受一刀，伤口喷血，猛地起身，左手捂住出血口，右手与凶手搏斗，这时背部又挨一刀，方才致死。

他知道，虽然用不着他把分析的过程写下来，相信薛副局对着报告一眼就能看明白，凶器不是同一把，凶手不是一个人，还有个凶手在身后。

八薛至武感觉一整天他都在做蠢事，虽然都在按照他的计划走。

詹家确实还有一把刀，与杀人无关，用了快十年的菜刀，黑铁砍刀是三月十一日于张小泉刀铺购得，花了一千五百块钱，来了两趟，头一次没有带够钱。

而酱园弄的二房东王燮阳，表示詹家夫妇打结婚起就住进这间房，他从未听说詹周氏外面有什么头。

倒是詹云影这几年狂嫖滥赌，把家里那点积蓄都败光了。

“还有什么?”薛至武盯着他们夫妇问。

“大块头头天夜里回来了。

”王陈氏插嘴道。

“他当然回来了，他死在房间里!”王燮阳阻拦道。

“不是，我是说他难得回来，”王陈氏看着薛至武说，似乎希望从他这儿得到认可，“有时候一两个月都见不着一回，估计是把钱输光了，饼头也不留他了，才回来的吧?”“詹周氏知道他那天回来吗?”“不知道，她连她先生去哪儿都不清楚，怎么可能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王陈氏压低声音，“但我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十二点左右，因为一回来，他们就开始吵架。

”“他们吵什么?”“那我没听见，您想，大块头输光了回家，还能吵什么呀，钱呗。

”“吵到几点?”王陈氏说三点多就没什么动静了，他们也睡着了，不过没两个小时，大概是清晨六点钟，大块头的一声惨叫，把她惊醒了。

她摇醒王燮阳去看看，是不是哪里漏电了。

毕竟是二房东，出了事大家都得兜着。

王燮阳穿着睡衣上楼，敲了好半天门才打开，出来的是詹周氏，说大块头做噩梦，没事。

他才放心回去继续睡。

“当时你信了吗?”“不信，”二房东摇头，“谁没做过噩梦，怎么就他的噩梦喊声这么大。

反正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也没多问。

”王陈氏接话问，要是她丈夫多问几句，会不会也被杀掉。

薛至武点头，又摇摇头，他也不知道，他不知道詹周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女人。

他不想知道，也不想和这些二房东酱园弄什么的多聊几句。

他真的干了一整天的蠢事，毫无疑问，詹周氏是凶手，他也一直在证明这一点，这本身就很蠢，像是证明一加一等于二，理所当然却不知从何下手。

从酱园弄出来已经是深夜一点多，五个小时之后满大街的报童就会挥舞着报纸，吆喝他薛副局的笑话。

他打算找詹周氏谈谈，问队长人在哪里。

“在提篮桥。

”“为什么弄那儿去了?”薛至武皱眉问。

“之前她认罪了，我们以为案子就结了。

我现在就把她提过来。

”“不用了，你跟提篮桥的人说一声，我现在过去。

”他让司机和下属回去休息，自己开车过去。

提篮桥位于虹口区，从一九O三年建成的那天起就被誉为“远东第一监狱”,死亡之城。

每年两千名犯人进去，但没几个人活着出来，即使不是死罪，没有枪毙，也会有疾病，狱警的虐待，以及其他犯人的殴打，令其丢掉性命。

进入监狱大门已经是半夜两点钟，从家里赶来的副典狱长全程陪同薛副局。

薛至武问清楚詹周氏在几监几室，让副典狱长在外面候着，他一个人进去。

他不想开灯，不想记住与此无关的其他犯人的脸。

右手握着手电筒，穿过幽暗的长廊，而长廊两侧住满了在这里等死的人们。

犯人们知道是大人物来了，醒来的那些没人敢发声，走廊里只剩下薛副局皮鞋的回响。

漫长的黑暗，垂下来的手电筒每隔几秒点亮一次，随即又被他关闭，仿佛海盗在发出登船的信号。

差不多倒数第二个房间，薛至武看了一下号牌，皮鞋的敲打声停止，手电筒的光开始长明，照向狱房角落蜷缩的女人脸上。

他抬起手电筒在她身上转了几个圈，确定她活着，确定她醒着，确定她还记得他。

最后光圈定在她的小腿上问道：“还有谁?”詹周氏收回小腿，试图躲开光晕。

手电筒仿佛追光一般，始终跟着她小腿肚的弧线，直到她放弃躲闪，被光所围绕。

“你杀不动大块头，还有谁在帮你?”“是我杀的，没有外人。

”“剁成十六块，背后还有一刀，六个箱子，每个都有几十斤重，你已经快把我弄成一个笑话了。

”詹周氏答不上来。

薛至武点起一支烟，把光圈划过她腹部、胸前、脖颈，移到她的眼睛上。

“你给我一个名字，我明天告诉记者，我保你不死，你保我别像个傻子。

”“真的就我一个，而且我也不想活下去。

”“大块头十二点回来，你们吵到三点他睡了，你等到六点下手，三个小时你在等谁来?杀也就杀了，你不立即消失跑掉，反倒是分起尸体来了，一直到晚上，你在等谁走?”詹周氏不说话，一定是装的，一副吓傻了的样子，讲不出话。

薛至武只能继续讲下去：“你要是想割喉，随便一把刀，你家里就有现成的菜刀，可你偏偏要买一把砍刀，为什么要分尸，为什么你的计划不是杀他，而是剐了他?”詹周氏浑身打哆嗦。

“是你们酱园弄里的人吗?”“不是。

”“外人?”“不是，没有这个人。

”“别这样，这样你活不过明天。

”“真的只有我自己。

”“好，好，就你自己。

你为什么杀你先生?”“一时冲动，鬼上身了。

我当时看着他睡着就想，不能让他毁了我这一辈子。

”“一辈子?”薛至武笑了，“杀了他，你根本就活不了一辈子。

”“但至少没让他毁我一辈子。

”“那就让我来毁你一辈子。

”薛至武关掉手电筒，在黑暗中朝她的方向盯着。

这女人不简单，他确定打从她准备杀人的那一刻，就已经在想着怎么应付警察。

他转身向外走，与来时不同，这次的脚步匆匆，不到十几秒钟，就已经拉开铁门走出长廊。

副典狱长还守在外面，见到薛至武急忙问他顺利吗。

薛至武叹了一口气，拍拍他的肩膀，说：“听说你为了见我，特意从家里赶过来，你住得很远吗?”“有一点远，还好。

”“那就先别回去了，九点之前，从她嘴里给我问出一个名字来。

”“属下尽量。

”“一定要问出来，要是她还不说，你就把她的心剖开，看看里面的那个人是谁?”“呃，属下明白薛副局的意思了。

”副典狱长明白，不能让詹周氏死，况且是死在这个节骨眼儿上。

然而薛至武也不想白来一趟，两手空空，灰溜溜地滚蛋。

詹周氏杀不了，他就带条别的命走。

“有个叫吴玲的，《泰来报》的主编，在你们提篮桥吧?”“是的，我记得这个女人。

”

“上面要审她，我今晚带回去。

”副典狱长有些不理解：“这么晚带回去?”尽管只有他们两个人，薛至武还是凑到他耳边，讲秘密一般低声说：“上头不喜欢她，上头以为她早就死了，你居然告诉我她还活着，明天给我一张死亡报告。

”副典狱长连连点头，保证不跟旁人提及，自己亲自去提人。

十几分钟后，副典狱长回来告诉薛至武，人已经铐住了，在他警车的后排。

薛至武看了眼车里的铁栏，他有几年没亲自抓犯人了，有人在他身后多少有点不自在。

他让吴玲坐到副驾位，双手铐在扶手上。

一路上他也不想说话，硬瞪大眼睛开着车。

还好吴玲也不叨扰，没像一般女人那样大喊大叫。

要沿着河边走上几公里才能进入市区。

车开到一半他停车靠边，关掉车灯，点亮车顶灯。

这时候吴玲说话了：“我认识你。

”“我也认识你。

”薛至武打量一番身旁的这个女人，与抓捕时不同，身上还穿着男式的囚服。

有那么一瞬间，薛至武想扑倒她发泄一番，将这一天的积怨全部放出去。

非常渴望，他觉得就应该放纵一下，尤其是对这么一个垂死的女人。

副典狱长怎么说的，不与旁人提及。

他点起一支烟，深吸一口气，让白烟一丝丝吐出来后说：“有人花两千万让我杀你。

”“这钱花得不值，我反正要死在提篮桥的。

”薛至武听后笑了，凑近吴玲闻了闻，尽管关进去有一段日子，还是有些芳香留在耳后。

“没想好，我已经收了一千万。

怎么样才能证明，我杀了你?”见吴玲答不上，他自己补充道，“当然，把你杀了就是最后的证明。

”他起身在后排拽出詹周氏的血衣，将吴玲的手铐打开。

“换上这些衣服。

”他让她别躲，就在车里换，他看着她略显娇小的胸部，过于瘦削的胯部。

之后他让她闭上眼睛，躺在河边草地上，拍下几张照片。

叫她回车里，继续行驶。

行至客运站，他拿出事先备好的箱子，递给她，说：“里面是难民的衣服，还有二十万，离开上海，你要答应我，永远别回来。

”吴玲点了点头，拎箱子下车对车窗鞠了个躬。

薛至武头露出来问她：“你说你认识我，我叫什么名字?”“你是薛副局，别的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最好。

”他摸了摸裤袋，又掏出二十万扔过去，“记住，永远别回来。

”开车回到家里已经破晓。

他把窗子关严，就快了，再等个把小时，大街就会响遍“糊涂局长糊涂案”的叫卖声。

睡前他打一个电话将张言叫醒。

“你头一回见我，说请我看戏，看什么《娜拉出走之后》,到今天我都没看到。

”“马上，马上，我今晚就安排。

”“好好安排吧，把剩下那一千万准备好，我们晚上边看戏边聊。

”“薛副局，您的意思是?”“我是说，你们不用再等吴玲了。

”九演出时间是晚上七点半，薛至武特意晚一点，等到黑场才和张言进入前排包厢。

一整天他都没出门，今天他是上海的主角。

大街小巷谈论着酱园弄杀夫案，谈论他薛大局长。

坐进去的时候话剧已经开始了，台上的男演员在呵斥女演员“撒谎的下贱女人”,女演员但凡顶嘴，便会遭到男演员的殴打。

薛至武低声问张言，《娜拉出走之后》讲什么的。

张言脸色不对，又看了两分钟，确定这不是《娜拉出走之后》,他们换戏了。

“你不是说上一个月吗?”“这是时事剧，顶替了《娜拉出走之后》。

”张言辨认着说，“剧院经常这样，不时会有时事热点的戏。

”

薛至武苦笑一声，还有什么热点比得上他这个傻瓜局长呢?张言提议，不行换个地方再聊。

说这话时他轻拍一下箱子，意思钱都准备好了。

薛至武不想动了，这里黑场挺好，别处也不一定方便，毕竟他是今天的头版头条。

张言打开箱子给他验一遍，问他苏玲是怎么死的，尸体要怎么处理。

薛至武不说话，摸着黑数钱。

上面的一句台词把他吓了一跳。

那是黎明的背景，有个男人敲门，问是什么声音。

开门的是个女人，冷冰冰地回答：“没事，是大块头发梦呢。

”薛至武抬头盯着台上，不像，那女人神态举止都不是詹周氏的样子。

张言紧张起来，继续提议大家换个地方。

薛至武嘴角露出一丝微笑，说：“我要看一看，他们怎么演?没准我破不了的案子，这出戏替我断了呢。

”他把箱子合上，放在脚边。

转场是第二幕，他薛副局登场了，当然不像他，在酱园弄前呼后拥，十几个警察持枪保护他，还自诩不需一刀一枪制服歹徒。

他也得承认，有些地方是对的，不过导演还是做了点艺术上的处理，他在詹周氏门前喊了几声，一脚正要踹出去的时候，门打开了，他摔了个屁股蹲儿。

滑稽戏的表演方式，全场哄笑。

张言明白今天闯大祸了，又一次提议，咱们先离开。

薛至武摇头，长叹一口气，身子靠到椅背上。

“你说他们往下怎么演我?”“薛副局，您别往心里去，这些都是胡扯，这些都是下里巴人的造谣。

”“刑讯逼供，他们要演我打女人。

”他不想看下去了，但绝对不能走，这时候离开就是灰溜溜地逃走。

换了几次二郎腿，他转身问张言：“两千万，杀个人，保你个主编，值吗，万一日本人败了呢?这么多钱打水漂。

”“日本人不会败的，他们比我们强太多了。

”“是，早先说他们三个月就拿下全国，现在打八年了，还分不出胜负，可能我们站错队了。

”“那薛副局你呢，你官那么大，万一国军回来，也不会好吧?”“不单是我，能进这戏院里看戏的，哪个不算汉奸?就当是地震吧，大家全完，我没什么发愁的。

日本人来之前我就是巡捕，就算党国今年回来，我也过了八年的好日子。

”台上已经谢幕，观众满意者居多，掌声不断。

是啊，这部戏什么都有了，他薛副局负责滑稽，詹周氏负责残酷，大块头负责惊悚，而那个影子一般的同谋，则负责悬念。

舞台重现了一个酱园弄，所有演员从各自的房子里走出来对观众鞠躬。

薛至武忽然想起来不对劲，他清楚地记得，抓捕那天有两间熄灯的房间，詹家的一间，她家楼下右手边还有一间。

黑暗中门窗紧闭，还有一把明晃晃的锁，他怎么忘了?十苏青早明白不会事事如意，好日子过后总会跟着坏日子。

这段时间她太顺了，她的出版编辑告诉她，截止到上个月，她的《结婚十年》发行了第三十六版，散文集《浣锦集》印了十八版。

“这是个奇迹!”出版编辑跟她讲，“抓紧写下一本，不要再去搞话剧了，你现在是全上海卖得最好的女作家!”但她还是想弄话剧，把易卜生的《玩偶之家》改为《娜拉出走之后》,票房不算坏，但真的说不上火爆。

观众也好，读者也好，还是想看她的故事，想看她十六岁订婚，十八岁结婚、怀孕、生子，想看她丈夫有多浑蛋，嗜酒、家暴、婚外情、穷困潦倒，终于在她二十八岁的时候下定决心离婚。

较之“五四”前，那年代已经很进步了，自由恋爱，自由结婚，唯有离婚却没那么自由，人们还停留在男人休了女人的逻辑上，也许苏青不是第一个，起码是最出名的一个，一时间人尽皆知，女人喜欢她，男人鄙视她。

无论何种态度，人们还是会买一本《结婚十年》,看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偶像或者妖妇。

她的坏日子是从三月底开始的，下午去剧场，她被通知《娜拉出走之后》要暂时停演，他们临时换上一部时事剧。

为此她险些和剧场经理吵起来，演员工资是她付的，道具搭景的钱也是她一次性出的，现在停掉就要全赔进去，之前说好的一个月呢?剧场经理搓着手跟她解释，还是可以一个月，往后延长，一般时事剧就三五天的热度，等这个劲儿过了，还是上《娜拉出走之后》。

那就这样吧，道具帮她保管好，她去找演员协调。

临走的时候她问什么时事剧。

“酱园弄杀夫案”,剧场经理告诉她。

她眨眨眼睛，摇摇头。

她不看报纸，偶尔翻翻也是翻到副刊。

“这么大的事，你没听说过?”“在酱园弄，一个女人，杀了她丈夫?”“你听说过了?”“没有，”她笑了，“就是字面的意思嘛。

”说好的三天，难得闲暇，晚上她约胡兰成一起吃饭。

他们关系很好，认识有几年了。

好到从餐厅出来，就自然而然去了胡兰成在大西路的住处。

为什么能这样好呢?他胡兰成是个烂人，家有妻室，拈花惹草，更重要的是他卖国，给汪精卫做御用文人。

然而她苏青能好到哪儿去呢，她以为自有克制，爱恨情仇，不会糊里糊涂委身于谁，可是全上海的读者都认为《结婚十年》的作者是个荡妇。

她把这个困惑讲给了胡兰成，你是个抹布，哪儿脏擦哪儿，女人不断，却没人嫌弃你这一点，而我，只希望找一个相爱的人嫁出去，却被当做人尽可夫。

胡兰成不说话，当这话过去了。

是啊，没法让他表态，他有老婆，女儿刚出生，希望他讲什么呢?“你觉得我们这种关系能持续多久?”她问。

“我讲不清楚，愿它尽量长久。

但这由不得我们，往后上海什么样都难讲。

”她叹了口气。

胡兰成叫车送她。

坐进后排时苏青说，有空我会再联系你。

胡兰成讲，最近可能还要约你吃饭，最好就是这几天。

苏青没明白他什么意思。

“你寄来的杂志我看了，《天地》,第十二期，有篇叫《封锁》的小说写得很好。

你认识作者吗?”“张爱玲，我很喜欢她，我们很相熟。

”“我喜欢这篇小说，我想我也会喜欢小说的作者，我想认识她。

”“你要怎么认识?”苏青有些警惕。

“我想你来介绍我们。

”苏青盯着他，摇上车窗，汽车已经在缓缓移动，她依然转着头看他远去的身影。

她不敢转移视线，她怕眼睛一转，一眨，眼泪就掉下来了。

十一晚饭约在八点钟，他们说好的，别太早，让食客散一散，别被某个认出苏青、张爱玲的读者打搅到。

胡兰成来得早一点，两位女士入座后，大家寒暄几句，就陷入一个沉默的公约数里。

还好餐厅有钢琴独奏可以解围，一曲过后，张爱玲问苏青的新戏怎么样了。

苏青不直接回答，先说酱园弄有个女人，不知道什么原因，把她丈夫杀了，于是她的戏就停演了。

“跟《娜拉出走之后》有什么关系?”苏青笑笑，不回答，问张爱玲最近如何，杂志还等她的稿子呢。

“我想写长篇，”张爱玲说，“我从没写过长的，不都说长篇像长跑，考验一个作家的体力和耐力，我想证明自己。

”“写什么呢?”“不确定啊，暂时想的是一个女人被她丈夫囚禁十几年的故事，当然细节不会这么简单。

”“名字总想好了吧?”“想好了，《十八春》。

”苏青迟疑了一下，直截了当告诉她，她感觉不好，太风尘了，像青楼的名牌。

"也是啊，但另一层面的含义是，这个女人经历了十八个春天，十八次希望，却从没能走出去。

”张爱玲恍惚起来，就像当场陷入了构思的迷局。

这期间胡兰成一直没说话，还挺绅士地听着两个姑娘谈话，不时招呼服务员上菜。

最后一道菜端上来时，他终于说了第一句话：“不如叫《金锁记》。

”“《金锁记》?”张爱玲恍过神来，跟着念叨两遍，说，“谢谢，我会想想的。

苏青，你怎么样，下部写什么?”“我不知道。

”显然苏青不想聊这些。

写作对于作家而言，写得顺，就算你不问他，他自己也会滔滔不绝地讲下去，写得不顺，多问几句就是对他的折磨。

几道西餐他们吃了快两个小时，胡兰成中间加了一次香槟，一次红酒。

后来大家都有些微醺了，张爱玲打听起胡兰成。

她知道他，这几年政坛文坛到处都见他的名字，她问他既然你投奔了汪精卫，为什么去年又被他关进大牢里?“我们的理念不同。

”“怎么不同了，不都是投奔日本人吗?”“他要赢，他还要打仗，打到重庆去，把老蒋干掉，做真正的总统。

而我主张和，哪里都不要打，既不跟日本人作对，也不对英美宣战。

”“这样是可以少死很多人。

”“不止是这样，当今世界分两个阵营，德意日的轴心国，和英美为首的同盟国，这场战争总要有人输，有人胜。

你说输了的会怎样?”“割地，赔款，甚至被奴役。

”“但不管是德日赢，还是英美赢，中国不会输，不会割地赔款。

这就是我的态度，德日胜利，我们是轴心国，享受胜利的果实；若是英美胜利，老蒋就是同盟国，他还是中国，中国人没损失，到时候保全中国，死他一个汪精卫就好。

”“所以，这番话刺痛他了?”“不止这些，我骂他不配做中国人，心里没有国家，只想着他自己的春秋大梦。

”“他啊，没杀你，还真是你祖上积德。

”“他要不是去年死了，恐怕我今年就没机会和张小姐共进晚餐了。

”胡兰成让服务生再开一瓶酒，有个眼尖的读者认出了苏青，过来问她要签名，然后告诉餐厅，为《结婚十年》的作者苏青小姐点一首曲子。

餐厅一时间骚动起来。

三个人拎着刚打开的红酒，有些狼狈地跑到了大街上。

虽已入夜时分，路上霓虹闪烁。

胡兰成和两位女士商量下一站去哪儿。

张爱玲表示没关系，时候不早了，不然就各自回家吧。

“去胡兰成家!”苏青高声喊道。

她像为难胡兰成，想让张爱玲看到他有不少女人的痕迹，甚至还有她苏青的痕迹。

看起来张爱玲也是意犹未尽，居然应允了这次邀约。

进家门时苏青看了眼墙上的挂钟，夜里十二点半，挂钟下面的衣架上还缠着她上回忘在这里的丝巾。

张爱玲也见到了，眼神停留几秒，就朝胡兰成望去。

他们又喝了两瓶酒，苏青已经困得口齿不清，尽听他们俩在聊天。

她说不行了，去睡一下，径直进了胡兰成的卧室。

躺到床上反而睡不着了，依稀听到两人在客厅的说话声。

听不清楚，她开始思考晚餐时的问题，她下一部写什么。

毫无头绪，反而比酒精更有效地助眠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天还没亮，酒劲基本消退，两人还在客厅聊天。

她揉着眼睛出去，看见挂钟已经快五点钟。

四个多小时，他们第一次见面，就永远聊不够的样子!“你睡醒了?”张爱玲问道。

“你还没睡?”“是啊，还不太困。

”“我不该睡着的，连累你一夜没回家。

”“没关系，我们聊得很自在的。

”她认识胡兰成几年，好像都没有今天一个晚上的话多，张爱玲同样如此。

她有些恨恨地看着挂钟，是怎么了，是嫉妒吗?时间在逝去，身旁的两个人在说什么,她一句话也没听见。

四点五十九分，她在等整点敲响。

分针就要指到十二的时候，她坐直身子，做好准备。

没有响，胡兰成这个烂人，怕惊扰到迷人的张小姐，把声音调掉了!“我要回去了。

”苏青起身说。

张爱玲抬头看她：“我叫车送你吧。

”她在等我离开?苏青点点头，说：“不必了，你们慢慢聊。

”将外套穿好，她对张爱玲说：“晚上你问我，下一部写什么,我没回答，我现在告诉你，我写不出来，读者不爱看我编的故事，我也不会虚构，他们就爱看我自己的故事。

但是我没什么好写的了，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是不是就这样，靠一本书，当一辈子作家了啊?”说完她转身就走，她害怕安慰，害怕张爱玲或是胡兰成那同情的眼神，鼓励她别恐惧，写下去。

开门的时候她看一眼衣架上的丝巾，犹豫了一下决定留在那里。

既然今天是她的坏日子，张小姐的好日子，那就让这一天再坏一点，再好一点吧。

十二新戏搁置，新书不知道写什么,朋友一夜之间似乎都不见了，苏青不知道接下来该干什么了。

她又去剧院闹过一次，算不上闹，也就是大声争取。

剧场经理顾左右而言他，他说不是钱的问题，是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救谁，人已经死了，你救谁?”“救嫌疑人。

”“你救凶手?”难以置信，苏青觉得他们搪塞都不找点像样的理由，“你救杀人的人?”“不是凶手，是嫌疑人，除了薛副局，全上海都不认为她是凶手。

”苏青想找薛副局谈谈，他们占了我的地方，天天演你的笑话，你什么滋味，就不能做点什么吗?头一次去他不在，留下口信让薛副局回她电话。

回去的路上下了几场太阳雨，晴空万里，顶着太阳，忽然就跟头顶有人泼水似的下上那么两分钟。

最后一场雨出了彩虹，雨点如流星一般从彩虹间穿过，落到她头顶。

苏青一时看出了神，她还不想回家，她要到处走走。

薛副局第二天没联系她，她在家睡了大半天，有些伤风感冒。

晚上才出门喝了点汤，她再去剧院看看，没准儿今天人们就已经对这个案子没兴趣了。

出乎她意料，座位都挤满了，胜过任何经典话剧的票房。

她只买到二楼最里面的一张票。

没看完，却看得泪流满面，跟剧情无关，估计就是想找个黑暗角落大哭一场罢了。

哭过之后她决定离场。

对每个人说打扰了，从里面一点点腾出来。

台上的女主角在进行最后一场独白，她对警察说，你们打我，折磨我，逼我说出很多假话，能再记几句我的真话吗，我不识字，自幼孤儿，被周家收养作丫鬟，本以为嫁了詹云影，就真的有个家了，可是这不是我要的家，他要么一个月不回家，在外面狂嫖滥赌，要么回一次家，就将我痛打一顿，把这个月的家用抢走。

现在是他死了，你们审判我，枪毙我，有朝一日若是我死了，我想你们不会抓他的，只会笑我詹周氏体弱多病，命比纸薄。

就像那片彩虹，苏青移到一半，干脆挡住后面，怔怔地望着台上。

她知道接下来干什么了，她知道下一本书终于不用再写自己，詹周氏在那里，她要好好了解一下这个命比纸薄的女人。

十三进入四月份，宋瞎子重新出摊算命。

大块头的血没能吓住他，反而让他对外吹嘘，他这回可以更容易地同死人讲话。

同当时大多数地方的中国人一样，死亡司空见惯，人们早就失去了对死亡的敬畏与恐惧，战争、疾病、贫穷，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人像蟑螂一样，尸横遍野地死亡，又密密麻麻地生存。

楼下一直关灯的那户人家也有了眉目，孤零零就一个男的，叫何惠贤，山东淄博人，四十多岁，十多年前老婆死了，没孩子，也没续弦。

二房东王燮阳悄悄地讲，他俩绝对有事，何惠贤和詹周氏，全酱园弄都不敢借钱给她，唯独从何惠贤那儿每个月她都能弄出点钱来。

这一切都符合薛至武的猜想，当王燮阳打开账本的时候，他明白自己又想错了。

何惠贤是三月十五日退房搬走的，距离詹周氏杀夫还有一个星期，买的是回老家的火车票，邻居们看着他把行李大包小包地捆在马车上，去了火车站。

薛至武点起一支烟，又陷入沉思。

案子发生十来天了，合谋者没找到，他反而成了街头巷尾的消遣。

酱园弄不大，围成一圈的小弄堂，里面跟他妈蚂蚁窝似的住了一百零四户人家。

薛至武偶尔见到一个男人，就会紧盯他的双眼，试图找出点破绽。

毫无头绪，四月三日晚上，他在办公室待了一夜，读尸检报告，读审讯笔录，读下属警员走访的记录。

四月四日晚上，薛至武在大块头的家里住了下来，他以为会很怕，会失眠，结果他太累了，倒床上就睡着了。

也许是过于香甜，凌晨四点多他便醒过来，摸着黑在屋里寻找，找着找着他都忘了自己要找什么,黑暗中坐在床边大口地喘气，天亮的时候他想起来了，他要找床底，找衣柜，看看这家里有没有一个藏身的地方。

大块头十二点多进家门，两人吵架到夜里三点，这期间那个合谋者藏在哪里?詹家太穷了，没赚什么钱，又全被大块头赌光了。

没有所谓的床底，就一张床板，跟日本榻榻米似的铺在地上。

衣服都收在箱子里，或是一排排挂在墙角，唯有厨房的一个储水缸有些可疑，家里没人十来天，里面的水都有些泛浑。

薛至武半蹲下来，张开双臂丈量，不到一米高，詹周氏那样的小个儿都不一定进得来，何况一个男人。

薛至武推门下楼，仰头在酱园弄转了一圈，凶手就在这里面，他是三点以后进来的。

他去敲二房东的门，王燮阳没起床，妻子王陈氏为他开的门。

他问，在夜里要是有外人进来，你们会不会知道。

“我们就住在大门这里，别说是外人，房客回来，我们都要看一眼。

”“那天晚上，有什么人是夜里回来的?”王陈氏想了想，确定大块头是最后一个回来的，之后她就把大门锁上了。

薛至武又过一遍酱园弄的每扇窗户，要王陈氏打开何惠贤的房子。

窗明几净，只是墙角长了些青苔。

王陈氏说她每个礼拜都会打扫一遍，只是这个案子不知何时才能结束，现在都招不来租客了。

薛至武点点头，没法承诺她结案日期，他要王陈氏给他一份名单，酱园弄所有的单身男人。

他假设凶手凌晨下床出门，没有家人或妻子察觉。

“出门?去哪里?”薛至武摆摆手，开车回警局。

中午王陈氏的名单交上来了，他让队长把名单上的人带回来审讯。

秘书提醒他，有位苏小姐昨天来找过他，还写下了电话号码留在桌上。

薛至武询问长相年纪，看着桌上的便签，家里有电话的年轻女士，又一位小姐太太，可惜和案子没关系。

他没心情回电话，在办公室等了一天，傍晚时分，队长拿着厚厚一沓笔录回来，对他摇摇头，说：“都审了，看样子没有可疑的。

”他翻了翻，净是些废话，让队长备车，他要去提篮桥一趟。

这回他没有进狱区，在禁闭室等看守把詹周氏带来。

明显是瘦了，好像也挨了不少打，走路都需要看守搀扶。

薛至武示意她坐下，喝杯水，让看守去门外等候，自己点上一支烟，连抽几口问：“你多久和何惠贤睡一次?”

詹周氏瞪大眼睛，似乎在惊讶他的查案速度。

“借一次钱，睡一次你?”“也不一定，他主要是同情我。

”“大块头知道吗?”“不知道，我想他知道了也不会在乎。

”“可是，他可以用这个理由打死你。

”詹周氏沉默，他说的是对的，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大块头早晚会打死她。

薛至武继续讲：“你最后一次跟他借钱是三月十三日，买那把菜刀，你先去的刀铺，那把刀要一千五，我问过刀铺老板了，他说你头一次来钱没带够，又回去取的。

实际上，你去跟何惠贤借钱了。

”“他给我拿两千三，让我留八百过日子。

”“可你跟他说，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你计划杀了大块头，然后跟他过。

让你没想到的是，何惠贤怕了，他可以同情你，可以睡你，但他不想为你杀人，甚至不想让别人知道你们的奸情。

第二天他就买了回老家的票，临走的时候还留了他房间的钥匙。

你三月二十二日对大块头下手，十天的时间，你又找到一个靠山，帮你杀了大块头。

”薛至武停了几秒，问，“这个人是谁?”“没有别人，就我自己。

”“我这样讲吧，我不知道他哪天进来的，但他一直在酱园弄，住在何惠贤的房子里。

你也摸不准大块头哪天会回来，三月二十一日夜里，他回来了，三点钟他才睡着，你看着时间，四点钟，五点钟，你开门把他放进来了。

”詹周氏拼命摇头：“不是的，不是的。

”薛至武盯着她，将烟头掐灭，对她笑了笑，起身离开。

出门时典狱长赶来了，跟他解释：“办法都用过了，真是嘴硬，什么都不说。

”“给她吃点好的，养养伤，别在这儿出什么差错。

记着，她是死刑犯，我得让她死在刑场上。

”四月六日周市长邀请他吃法餐，他是薛至武的直接上司，兼任上海警察局局长。

薛至武知道周市长找他干什么,报纸天天在炒这件事。

前菜还没上，周佛海就问他，酱园弄的案子是怎么回事。

薛至武从头到尾汇报一遍并表示，会派人去山东抓捕何惠贤。

“把他抓到，一切就可以水落石出了。

”不知道哪句话惹他不高兴了，周佛海放下刀叉，折起餐巾擦着嘴巴反问：“他是军统还是共产党?”“都不是。

”“那他是什么?”“普通人，凶手。

”“好，凶手，你要费这么大警力抓一个普通的凶手?我问你，上海的警察该干什么?”“让上海稳定，打击犯罪。

”“别在这儿讲好听的，我的人该干的是，抓老蒋和老毛的人。

”周佛海看眼手表，“现在是六点半，此时此刻，全上海至少有十个组织在秘密筹划怎么暗杀我周佛海，你不去搜他们，跟我要人，去他妈山东抓何惠贤?”“属下的错。

”“报纸我看了，记者说詹周氏一个人干不来，那就是有个奸夫。

这很难找吗，满大街都是。

”“属下不明白。

”“你听着，薛至武，你说，她不给你一个名字，你就不能给她一个名字吗?”“给她一个名字?”“满大街都是，我给你五天的时间，我要在报纸上看见这个案子了结!”主菜是牛排，端上来时滋呟冒油，周佛海都没瞅一眼，将餐巾扔在桌子上，带随从离开了餐厅包厢。

剩薛至武独自在餐厅吃了两份的前菜、主菜和甜品，主要的是还喝了两人份的洋酒。

回去的路上有些微醺，还没到局里，就在路边吐了出来。

他让司机先回去，自己步行透透气。

司机不敢抗命，又不敢把他一人留在大街上，把车开在后面缓缓跟随。

薛至武摇摇晃晃，影子在路灯下时长时短。

五天，到四月十日，满大街都是，案子会更简单，只是时间太紧了，何况他真的不想随便拉个替死鬼。

他迷迷糊胡糊，掐着指头从拇指开始数日子，费了半天劲都数不到小指。

到局里差不多晚上十一点。

刚推门进去还以为自己进错门了，一位围着披巾的年轻女士正坐在他的位子上，见他进来，说：“值班的说，你一定会回来。

”他揉揉眼睛，倒退回门外，看看门牌没错，跨步进门问：“你找我?”年轻女士站起来，向他走过去。

薛至武确实有些醉了，瞪大眼睛也看不清她穿的是旗袍还是短裙，只听到高跟鞋的声音渐渐靠近。

“你好，”女士伸出右手说，“我前天来找过你，我是苏青。

”十四他们俩聊了很久，确切地说苏青在讲，薛至武眯着眼睛看她，酒劲儿还没过去，苏青讲的一句话也没听进去。

从进门那一刻，他就觉得这女人有种味道，说不上很美，看起来也不年轻了，但就是有吸引人的地方。

他确定没见过她，可如此似曾相识，他又问一遍她的名字。

“苏青，薛副局，你有在听我讲吗?”薛至武点点头，仿佛疑点解开的表情，说：“我看过你的戏。

””《娜拉出走之后》?”“差不多，我奔着这个去的，剧场临时换了别的戏。

”薛至武说完苦笑，两人都明白这其中的意味。

他看见苏青从包里掏出烟盒，向他推过来。

薛至武瞅一眼香烟的牌子，特没劲儿的那种女士香烟，他摇摇头说：“那出戏讲的是什么呀?”“没什么意思，外国的故事。

”苏青自己拽出一支点上，吐出第一口烟雾时说，“我要见见詹周氏，我要写她。

”“你想把她写好，还是写坏?”“我还不知道，但我同情她。

”“哈，你也同情她，何惠贤的同情是跟她睡，你的同情是写她。

”苏青愣了一下，也不知何惠贤是何等人物，说：“我觉得她像我们所有女人。

”“你们?你要记着，她和你不一样，她是个杀人犯。

你现在还不能见她。

”“现在是到哪天?”薛至武又数了一遍，从拇指开始，这次数到了小指，然后他握紧拳头，轻敲两下桌子说：“五天，到四月十号。

”等不到第五天，八日的晚上，副典狱长打电话过来说，詹周氏咬舌自尽了。

话没说全，薛至武一度以为她死了。

赶过去的时候她已经住进医疗部，舌头止血，躺在病床上，嘴里戴了上下两排的牙套，也不知是睡是醒。

薛至武拽把椅子坐在床旁边，点起一支烟，慢悠悠地说：“你反正都是要死的，不必这么急，我没让你遭什么罪吧，那你就好吃好喝地等到上刑场那天。

反正你都不讲，我也不跟你问名字了，我拿三条命陪你上黄泉，二房东王燮阳、楼下宋瞎子、刀铺老板，他们都可以是你的帮凶，都可以陪你一起吃枪子儿。

”薛至武讲完走到床边，打开窗户将烟头弹出去，阳光明媚，却是一些人最后的时光。

他听到詹周氏在他后面翻身，一个很含糊的声音吐出来。

薛至武想起她戴着牙套，舌头又刚咬破，让护士送笔纸进来。

詹周氏握笔对着纸虚划了半天，努力地说出第一句话：“我不会写字。

”“那就说出来，救他们三个一命。

”“小，”她停顿一下，舌尖舔了舔牙套，“小宁波。

”见到他第一眼，薛至武就确定小宁波杀不了人，他没那个长相，詹周氏都有股狠劲，小宁波眼珠子里面蹦的都是投机与谄媚。

已经是四月九日的下午，小宁波被带进警局的十六个小时以后。

队长报告薛至武，头几个小时嘴还很硬，不过还是招了。

薛至武接过口供浏览一遍，放到一边问：“你认得我吗?”“副局长，他们叫你副局。

”“嗯，上海我说了算，你好好地配合我，我保你不死，风头一过我就放你出去，给你个闲差，天天玩你的牌，我给你出赌资。

但你得回答我想听的。

听说你昨晚吃了不少苦，何必呢，何必说我们不想听的呢?明白了吗?”“明白，明白。

”“好，知道谁把你供出来的吗?”“詹周氏那个贱人。

”“她为什么供你?”“她不喜欢大块头跟我玩牌，以前去过她家一两次，都是被她撒泼赶出来的。

”薛至武摇摇头，很失望：“这个不是我想听的，昨晚他们没教你怎么说吗?”小宁波眨眨眼睛，想清楚后说：“她跟我说，自己存了一些私房钱，杀了大块头，她跟我过。

”“很好，大块头很少回家，有时候一个月回不来一次，不过你知道他什么时候回家。

你先让詹周氏买好砍刀，三月二十一日夜里，大块头输光了，离开远东饭店，你在后面跟着，一路进了酱园弄。

大块头上楼进门，楼下是何惠贤的房子，詹周氏早给你钥匙了，你在里面等他睡着，才悄悄进了门，我说得对吗?”小宁波愣在那里，不知如何回答。

薛至武又追问一遍：“对吗?”“对，对!”“你记得就好，明天千万不要出差错。

”“明天就上法庭?”“着急了不是，没那么快，明天过现场，在杀人的地方走一遍。

”“我真没杀人!”“不好，这么说可不好，记着，全上海的记者来给你拍照，你要出名了。

”薛至武微笑地看着他，那表情似乎在恭贺榜上有名的秀才。

十五薛至武数了数，来了三十多家媒体，仿佛开一场盛大的party。

一切都顺理成章，詹周氏与小宁波也还算配合。

队长的意思是由他对记者讲解案发过程，薛至武摆手拒绝。

这段日子既然出尽了丑，他也懒得再出风头。

还好队长懂规矩，回答每一个记者问题时，都会先加上一句“我们薛副局认为”,不敢自己称功。

面对照相机，薛至武在二楼房间站了一会儿，之后从人群中退出去，到花坛边抽支烟。

离老远还能听见记者问话的声音，听起来他们也满意这个结果。

这时候要是有杯红酒就好了，春意盎然，借着鸟语花香小啜一口。

有个女人朝他走过来，靠近一些他认出是苏青。

“我们有邀请你吗?”“我也是媒体，”苏青在他旁边坐下，又掏出她的女士烟，“我们办的杂志叫《杂志》。

”“倒是挺取巧的。

”“您这不也是挺取巧的吗?我看了小宁波的报道，他是再合适不过的帮凶了，没老婆孩子，远东饭店的小混混、烂赌鬼。

估计你都快相信，他会杀人了。

”“你要说什么?”“我要说，你觉得詹周氏为什么要杀大块头?”“因为她受不了大块头是个烂赌鬼。

”“所以她要杀了大块头，好嫁给小宁波，另一个赌鬼?”薛至武侧过头盯了苏青几秒，转回来直视前方，说：“案子已经结了，詹周氏怎么想的，那是她自己的生活，我不能替他们想透，帮他们活一遍。

”“好，薛副局，就说这个案子，你有没有想过，詹周氏到底为什么要杀大块头?”“她想离开大块头。

”“那为什么不离婚呢，为什么要杀了亲夫，把自己作践成一个死囚呢?”“是啊，”薛至武苦笑两声，“为什么不离婚呢?”“因为她离不了婚，我是离过婚的，我知道，在中国，在上海，离了婚的女人还不如妓女。

你问我《娜拉出走之后》是什么戏，娜拉的丈夫重病时，娜拉四处借钱给丈夫治病，后来丈夫病好了，那些债主也一个个催上门来，她丈夫说钱不是我借的。

债主说了，你妻子借的，不跟你借的一样?她丈夫说，那可不一样，从现在开始她就不是我妻子了，我决定跟她离婚了，她借的钱她还，跟我没关系。

可是娜拉离了家就无法生存，她不识字，又干不了体力活，房东都不会把房子租给一个单身女人。

走投无路，娜拉只好做妓女，街边卖笑，她最后一个客人是她的丈夫，在街头偶遇，她丈夫现在已经发达了，居然嫖了她，这他妈算忆苦思甜吗?完事还把钱扔在床上算嫖资!”“最后呢，娜拉什么下场?”“我写时也在犹豫，我让娜拉自杀了，看起来这是最合理的结局，可是这不对，我现在明白了，我不能让她这么死，她应该拿起砍刀，杀了她丈夫。

”二楼那边骂起来了，小宁波撒泼似的，挣脱着脚镣要往詹周氏身上扑，也许才意识到他不会就此发达，他会死在大牢里。

队长带头用警棍打他，薛至武站起来回身看了会儿，坐下来和苏青继续说：“你说谁，你说娜拉还是詹周氏?”“不管是谁，总有些浑蛋游走于法律边缘，没犯法，却把女人折磨得生不如死。

你们警察管不了的人，我们只能自己反抗。

”薛至武身子向前弓，双臂撑在腿上，双手交叉着不说话。

小宁波就算了，活着死了都是个杂碎，主要是詹周氏。

已经四月十日了，晚上他就要给周局长写结案报告。

他需要讲詹周氏杀人是不得已而为之吗?不可能，那就这样吧。

甭管詹周氏面前有几条路，甭管还有什么人在帮她，大块头不是死了吗?按过去的规矩，詹周氏就算什么都没干，不还是得殉夫陪葬吗?真是的，谁也冤枉不了谁十六仿佛是躲媒体的风头，法院一拖再拖，到六月底才对詹周氏开庭。

五十天里，詹周氏成了这个春天最热门的词汇。

张言对薛至武开玩笑说，上海所有关于酱园弄的报道，加起来有几百万字了吧。

苏青也写过几篇稿子，发表在她自己的《杂志》上。

他们不想让詹周氏死，他们觉得詹周氏一死，这个城市就要病了。

胡说，杀人不偿命才会让上海大病一场。

正方反方都在等一个结果，弄得法院也不敢开庭了，它也在等，等上海忘了这件事，是死是活不再被舆论左右。

六月下了几场大雨，所幸城里没涝，法院宣布检方准备好材料、证人，二十七日开庭，七月以前把这场争论了结。

开庭的第二天薛至武去了，作为检方证人，他要证明尸检报告以及两名被告口供的真实性。

上海已经不再凉爽，尤其是大雨之后，法庭里闷热潮湿，几架吊扇在棚顶缓慢转动。

他回答检方提问，他说三月二十二日接到报警，在酱园弄将詹周氏抓获，她本人也对此供认不讳，但一直在保护帮凶小宁波，直到警方掌握一定的线索，才肯吐露小宁波为帮凶。

“薛副局，”检察官问，“那么,在您多年的从警经验里，詹周氏此举，算不算有自首情节?”薛至武看眼被告席上的詹周氏，她眼神有点呆，吊扇的影子一次次打在她脸上，好像一直在盯着墙角的蜘蛛网或是斑点什么的。

他松松领带，回答检察官：“算的，詹周氏有自首情节，可以适当减刑。

”“尸检报告上说，詹周氏及其帮凶，将詹云影杀害后，分尸十六块，对吗?”“是的。

”“好的，法官大人，”检方放下卷宗，面对着法官说，“杀人是死刑，杀自己的丈夫更是死刑，何况杀夫后又大卸十六块。

詹周氏的罪行足够三个死刑，哪怕再有立功表现、自首情节，减去两个死刑，詹周氏还是个死。

”法官思索几秒，让被告律师问问题。

詹周氏没请律师，最终由法院指定一名律师给她，与其说律师，不如说是詹周氏的代理。

他先与詹周氏低声商量几句，随即起身宣布，被告方没有问题，可进入下一环节。

中午休庭后薛至武就离开了法院，晚上检察长打电话给他，告诉他是死刑。

薛至武“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换平常这多少值得庆祝一下，这次他没怎么兴奋，也许真的是被苏青这些知识精英影响了。

不出所料，苏青在次日找到了薛至武，她想知道，判死刑的人，一般多久执行。

“我还想争取一下，”她说，“争取能让她活下来。

”“我劝你还是劫狱吧，她是一定要死的。

”“薛副局，您可能不知道，一半以上的上海人不希望她死。

”“是一半以上的上海精英吧?老百姓才不关心詹周氏，西南战场谁胜谁败，他们都不在乎，会操心詹周氏死不死?"“那如果我们也不在乎，这个世界永远不会往前走，不会更美好。

”“你们太高估自己了。

”“薛副局，我希望你能活得长久一点，久到你能看见，我今天的话是对的。

”离开警察局，苏青没有回家，她想去杂志社再写一篇稿子，杂志来不及，就发在明天的报纸上。

她在桌前坐了两个小时，一个字也没写出来。

因为她明白，就算稿子写得妙笔生花，也不会改变詹周氏的命运。

她给张爱玲打电话，约她出来坐坐。

这让张爱玲为难，她说她在写《十八春》那个长篇，刚刚知道怎么写，她怕一出来，又要重新构思几天了。

听到苏青语气低落，她问苏青怎么了。

“詹周氏明天就要判决了，是死刑。

”“就是杀丈夫那个吗，那你为什么难过?”“你一直没关心这个吗?”“我只是知道这场争论，死刑还是终身监禁，但我无所谓，我没态度。

”“一件事情发生了，你能做到没态度?”电话那边停了好久，在想怎么跟她解释。

“就像写小说，把它如实描绘下来，我可能会有倾向，类似于同情，但我真的没态度。

你知道，我不是左拉或罗曼·罗兰那类作家。

”“你可以做那样的作家。

”“像鲁迅那么操心，搞得自己一本书也写不出来吗?”“好吧，你是托尔斯泰。

”苏青笑了，挂掉电话她又打给一个人，接通后她就后悔了。

那边是胡兰成，听到苏青有点不对劲，问要不要找个地方喝点什么。

地点定在静安，离他俩都不算远。

苏青要血腥玛丽，由于口渴，一口气干掉头一杯，喝到第二杯的时候，苏青说起詹周氏，事实上她都没机会去提篮桥探视过她，但说不上来，死刑为什么会让她很难过。

“说真的，我们能不能改变世界，让上海变得更美好?”胡兰成沉默，苏青也觉得自己格局太小了，胡兰成干什么的，以前给汪精卫写稿子，新总统上任前都得跟他拉拉关系。

苏青又要一杯，喝得太快有点晕了，想从吧台上下来，找个舒服点的卡座。

胡兰成搀着她胳膊走下去，坐好之后胡兰成说：“现在局势不稳定，说好的三个月，八年还没拿下。

老蒋随时可能回来，你知道我这几天一直在想什么吗，我没有想我胡兰成什么下场，怎么个死法，我在想中国以后会什么样，会更好还是更坏。

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想为改变这个世界尽一点力气，可有时候我们会错，我一直努力的事，没能让整个世界更好，到那时我们才发现，我们把力气用反了。

”苏青的确是喝多了，脑子要转好几个弯才能想明白胡兰成在说什么,尽管她不愿意承认，但好像是越来越喜欢这个男人了，他太强大了，在他身上总能找到一种力量来治愈她阶段性的虚弱。

结账之后他们站在街边叫车，这时候她都不知道是一辆还是两辆，第一辆车停在他们面前，他为她开车门，她坐到后排里侧，胡兰成也弯腰探进车内，说：“对了，我忘记说了，我要和张小姐结婚了。

”“哪个张小姐?”苏青皱了皱眉，想到是谁了，“可是，你妻子不是刚给你生了个女儿吗?”“所以我上个月离婚了。

”苏青冷笑，摇了摇头，嘴里念叨着：“真是禽兽。

”胡兰成还是对她笑了笑，感谢她介绍张爱玲与他相识，最后退出车内，礼貌地帮她关上了车门。

十七薛至武后来想想，当时应该明确回答那个问题，一般来说，从死刑到执行是十五天到二十天。

奇怪的是，两次詹周氏都没死成，头一次是七月十八日，清晨小雨，像是与世界告别的日子，可上面突然要求调走所有的警力，全城巡逻戒严。

于是行刑推迟二十天，于八月六日的晌午执行。

五号的晚上詹周氏吃了一顿不错的上路饭。

到六号上午，东京时间的八点十五分，日本出事了，美军在广岛投放了蘑菇云一般的炸弹。

所有的警察进入戒备状态，包括行刑队，眼下有比枪毙几个犯人更大的事儿等着他们。

晚上通知下来了，日本拒绝投降，周佛海要求提篮桥先处置政治犯，刑事犯人暂时搁置。

行刑队马不停蹄，平均每二十分钟便往刑场拉一名犯人，枪决，掩埋，再进入提篮桥提下一个政治犯。

八月九日，第二颗原子弹在长崎郊区爆炸了，时间紧迫，行刑队连刑场都不去了，直接在提篮桥打开牢房大门，对着犯人的额头就是一枪。

这段时间薛至武一直抱病在家，他知道老蒋会回来，日本人不会带他走，事实上他们连和服女人都无法带走了。

每多杀一个犯人，日后都会多一份罪责。

他在思考怎么活命，有一种预感，詹周氏都会比他活得久。

还好，最终日期定为八月十五日，真是躲得了初一，躲不过十五。

他那天上午出门，想去提篮桥看看，老蒋的人差不多都杀光了，一千多人，在监狱西北角拢起一个火堆，专门火化临时处决的尸体。

在那一天詹周氏终于害怕了，自杀的时候她一心想死，可别人要杀的时候，她坐在那里两腿发抖。

这回没上路饭，监狱已经乱成一团，狱警的伙食都难以供应。

以前的那些厨子们不是辞职就是告假，他们只是养家糊口，日后万一上纲上线怕是命都没了。

副典狱长带人将詹周氏和小宁波押在前面，薛至武跟在后面，鞋跟一下一下地敲打在监狱的长廊上。

他依旧带个手电筒，像那天走进来一般，在无窗的长廊里忽明忽暗。

走到行刑地点，副典狱长先将小宁波绑在柱子上。

所谓行刑队也没几个人了，树倒 孙散，六人的行刑队，现在还剩三个。

副典狱长一声令下，端枪上膛。

不知是残忍还是人性，民国时的枪决需三人瞄准头部，三人瞄准心脏，保证犯人第一时间无痛苦死亡。

副典狱长喊“预备”时，小宁波绑在柱子上尿了裤子，哭着喊着说，你要保我的，你个王八蛋!砰!三个人开枪却只有一声枪响，因为身子绑起来了，小宁波向前倒不下去，最终脑袋耷拉着站着死在柱子上。

下一个是詹周氏，还好没吓尿。

薛至武可不想看到这一幕，尤其是长相还不错的女人。

三个人退枪换弹，薛至武有几句话要对詹周氏说，背对着三个枪口走到詹周氏身前，凑在她耳边说：“告诉我，那个人是谁?”詹周氏看着他摇头，那眼神，真像是告别，居然没有恨。

“说出来别怕，我副局长的位子也坐不久了，没时间抓他，我只是想知道，他到底是谁。

”詹周氏眼神发直，盯着电线杆上的喇叭，这眼神在法庭上也曾经有过，直到薛至武把她叫回来，又问一次到底是谁。

詹周氏张了几次嘴，决定说出来：“你调查过这个人，怀疑过他，他是……”话没说完，喇叭响起警报声，不大会是空袭，上海已八年无战事。

警报过后冒出一个女播音员的声音：“各级单位注意，各级单位注意，日本天皇已于今日正午一点零五分，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中文报了两遍，之后是天皇接受投降的日语原声，薛至武当然听不懂，但他知道那语气有多沮丧，仿佛失败者的遗嘱，他长吸一口气，仰头望了望天空，等转回身时三杆长枪全都垂下来，指向沾满血迹的水泥地上。

薛至武，你生命中最高光的时刻结束了。

十八审判自上而下，一车一车地拉人，一批一批地审，轮到上海警察局这一块，已经是入冬时分。

没人当他律师，烫手山芋，律师们避之不及，不愿跟汉奸、卖国贼有一点关系。

听说东京也要大审判了，东条英机一枪没打准，还要被美国人救起来，等着上绞刑架。

薛至武没自杀的念头，他就一警察，国民党来了他抓犯人，日本人来了他也是抓犯人，怎么加罪也不至于判他死刑。

开庭那天被告席上站满了同僚，该来的都来了，就好像上海警察局迟来的年会。

没律师，每个人都自我辩护无罪。

但是说实话，日本人在这儿八年，上海哪个警察手上没沾过军统中统的血?十五年的，二十年的，还有两个周佛海的刽子手直接判了死刑。

轮到薛至武自我陈述的时候，他说的第一句话还是那三个字：“我没罪。

”现场也没什么反应，因为大家都这么说，早习惯了。

薛至武继续讲：“我是戴局长安插在周佛海身边的卧底。

"这句话引起了骚动，法官敲了敲小锤子，示意现场安静后，问道：“是戴笠局长吗?”“是的。

”“虽然你在牢里，但你不可能不知道，戴笠局长上个星期飞机失事了。

”薛至武倒抽一口气，一副茫然失措的样子看着法官说：“我不知道。

”“除了戴局长之外，还有谁可以证明你的卧底身份?”“蒋委员长，”薛至武说，“戴局长告诉我，如果他有什么不测，蒋委员长会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法官盯了薛至武许久，他不敢怠慢，既不能轻易判被告死刑，错杀有功之臣，又不能将报告发到委员长那里，让自己闹出笑话。

他右手举锤敲下去，宣布休庭，择日审判。

从此以后便再没开庭过，当然，他不会见到蒋委员长，没人知道此人真假，狱警也不敢找他麻烦，将他如软禁一般押在提篮桥。

薛至武一直坐牢到一九四九年。

他一直想去女监看看，像一块心病。

民国三十七年的除夕，提篮桥搞过一次文艺晚会，台上唱唱跳跳，薛至武没半点心思，两个多小时一直伸着脖子往前排的女区张望。

他好像看到了詹周氏，回头同后面说了两句话。

他不确定是她，她早该死了，可他又觉得她死不了，三次行刑未中一颗子弹，永生之神庇护在她头顶。

之后他就盯着那女人的后脑勺，然而她再没有回过头。

薛至武在想，那会是她吗，哪怕她多回几次头，他能确定吗?三年过去了，他忘记她的脸了，也许他记得的只是那一画面，手电筒从旗袍一路向上，最后定在她略微翘起的嘴唇上。

十九连苏青的日子都不好过，先是张爱玲与胡兰成的离婚，苏青在报纸上读到张爱玲写给逃到武汉去的胡兰成一封公开诀别信。

这让她难过挺长时间，尽管不那么情愿，多少她也算是媒婆，更多的是心疼张爱玲，要么是她不再爱胡兰成，要么是被谈话了，不得不与汪精卫的主笔划清界限。

有几次苏青拿起电话，想去看看寡居的姐妹。

可她不知道怎么面对，有次聚会的时候听朋友聊起了她，张爱玲那年写了两部卖座电影，《太太万岁》和《不了情》,一分钱都没留，两部电影的编剧费连同那封诀别信，全都寄给了胡兰成。

真是傻姑娘。

那晚苏青一个人喝了好多酒，转念一想自己何尝不是如此，胡兰成当年要求她介绍张爱玲，她又为什么无法拒绝，还不是怕惹怒他，永远失去这个男人。

更糟糕的事情是，将她与政治挂钩。

爱国委员会在汪伪时期的报纸翻到《结婚十年》的一篇短评，充满赞誉之词，这本没什么,不幸的是，这篇短评的作者署名为周佛海。

顺藤摸瓜，他们查到苏青曾经被邀，两次成为周佛海的座上宾。

于是他们带她到局里谈话，一天一夜不让她回家。

他们认定有些罪行是一戳即破的，比如苏青一定是周佛海的情妇，周佛海也一定跟苏青征求过卖国的计划。

车轱辘话正问反问，将近二十四小时还没取得口供的爱国委员会，开始在大仁大义上对她宣判：“不管怎么说，你应该拒绝汉奸周佛海的邀请。

”"为什么?他那时不是汉奸，是上海市市长，你让我拒绝上海市市长的邀请?”“他是日本人扶持起来的，你是作家，你应该明白，这就是汉奸。

”“那你们还是美国人扶持起来的，中共是苏联人扶持起来的，无非就是你们胜了，他们败了，我就是一个女人，写小情小爱的一个女作家，不管你们哪一个做上海市市长邀请我，对我来说都是荣幸之至，我考虑不到你们想的那么大，吃一顿晚饭是爱国还是卖国?”离开爱国委员会是早上六点钟，她想起在胡兰成家的最后一晚，也是这个时间，天刚蒙蒙亮。

张爱玲与胡兰成一夜定终身，可是我们曾坚信的终身，最终也成了终身之恨。

看着日出她想念张爱玲，想到要哭出来，睫毛沾着清晨的露珠就大片大片地掉起了眼泪。

这次她没打电话，直接去敲张爱玲的门，开门的是她姑姑，说爱玲在睡觉。

她求姑姑告知一声，说苏青在外面。

姑姑关她在外进去询问，苏青在台阶上冻得直跺脚。

过了一阵儿姑姑出来说，爱玲昨日风寒，此时见面怕将苏小姐传染。

苏青愕然站在原地，确定无疑，她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朋友就要与她疏远了。

冬日漫长而寒冷，她的第三本书终于写完了。

关于詹周氏的一生，关于中国女人的一生。

将近一年，她前后去了提篮桥十几次，除了杀夫案不谈，詹周氏跟她无话不说。

她从自幼父母双亡讲起，随苏北姨妈家来到上海，因无力抚养，将她送到周家做丫鬟。

那年她九岁，詹云影十四岁，在周家的厨房打杂。

直到十六岁老爷把她许给詹云影时，她还对这个未来的丈夫没任何印象，可是她没法拒绝，她不能再赖在老爷家里吃闲饭。

詹周氏说，她不是没提过离婚，哪怕出去饿死，也不想在他身边受罪。

詹云影也并非不答应，他说，等你找到姘头，我就把你休了。

她问苏青，这是为什么,他为什么一定要戴上绿帽子才同意离婚?“因为你是老爷许给他的，”苏青说，“只有这样，他回周家才能说，是你有姘头，不是他詹云影辜负老爷。

”这本书在元旦前交稿，编辑一改之前的催稿态度，一直到春节都没回复她。

正月初五她约编辑吃饭，她问写得怎么样，如果哪里不妥，她可以修改。

“我还没有读。

”编辑低着头夹菜，似乎回避她目光，“现在是新时代新气象，你的书没法出版。

”“酱园弄是去年发生的事情，也能算陈旧吗?”“不是题材，是你，你是汪伪时期红起来的作家。

”“那我应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也被连累了，我们一起往前走着看吧。

”那就走着看吧。

正月十五城隍庙灯会，那些一闪一闪的赤炎光芒，感动得她一阵一阵地想哭。

二月二她去烫了个卷发，然后依然待在家里，一个月没有出门社交。

到春天她收到一封没有署名的信。

里面写道：“我知道你一直对我尚佳，也一直将我当姐妹对待，只是当我得知真相之时，仍无法说服自己，你是无心之过，或是你有何种难言之隐。

理智告诉我，你日后的隐瞒只是避免你我二人出现不堪，可我愈发觉得我如此可笑，只是在你与兰成的游戏中扮演一个痴情的小丑。

就此别过，勿念，心安。

"她认识这字迹，苏青的《杂志》发过张爱玲的稿子。

这一次她没能哭出来，可与悲伤媲美的内疚。

她怕自己会再读一遍，第一时间用火机将信烧了。

所有的幸福、放肆、痛苦、骄傲、怀念，最后都会连同躯体殊途同归。

差不多可以了，她三十二岁了，她应该就此衰老下去了。

二十有时候会出门，离家五百米，不需要拐杖，在花园的长椅上手持诗集晒太阳，读一组诗，一首诗，一行诗，连字义都忘记，只是觉得这些字组合在一起，上下排列起来真美。

头两个月还在经常光顾的咖啡馆就餐，到后来她要算笔经济账了。

没有版税，新书的出版遥遥无期，她要去市场买菜试着烧饭。

那么难吃，但可以让她越来越瘦，离死亡越来越近。

慢慢地她已不在乎买到什么,市场的菜名与价格如诗一般排列，两斤四十，三斤五十，多奇妙的逻辑与组合。

盛夏的一天晚上她仿佛把全上海的西红柿都拎回来了，没别的原因，在两斤四十、三斤五十的下面写着，一百全收。

快到家时她看见一个年轻男人挡在门前，她从他身后绕过去，用钥匙打开门，转身面对着他后退进屋，将门关上。

大概过了十秒她又打开门，探出头问：“你找谁?”这么热的天还穿着一身西服，年轻男人用手背抹抹额头上的汗，有些结巴地说："我找苏、苏、苏、苏小姐。

"年轻人叫施施施拜休，是个律律律师。

苏青眨着眼端详他好久也想不明白，口吃这般严重之人，是怎么当上律师的。

大概十年前他去美国游学，二十出头的样子，四年的法学院还未结业，上海沦陷。

之后一等就是八年，从风华正茂的少年，熬成一个形单影只的中年人。

他连娶妻生子的本事都没有，一身学问在美国却无以为生，他说，那里的华人不打打打官司，犯什么事儿就认认认栽，美国人更不会会会找他这张中国脸做律师，只等着抗战胜利，好回到上海大展拳脚。

苏青歪着脑袋问他：“你在美国怎么考下来的律师证?”施拜休解释了半天，美国人讲究三权分立，法律也是如此，检察院、法院和律师协会，谁也管不了谁，只要他刻苦，不需要像在中国那样托人找关系，就有机会取得律师资格。

“只有笔试，对吗?不需要面试?”“有的，我打打打官司的时候，不不不结巴。

”苏青笑了，问他：“你打过官司吗?”“没没没有，但我知道，我知道我在法庭上不会结结结结巴。

”大概就是这个原因，他的律师事务所不到半年面临倒闭，没客户找他，他就试着自己掏钱找客户，头几单不为赚钱只为吆喝，最好是那种板上钉钉的死案，有些端倪也可以推翻，如果社会影响力再大一点，在上海人尽皆知，就再理想不过了。

酱园弄杀夫案是他心中的完美命案，詹周氏还有一次上诉机会，帮凶又被枪决，口供是否真实可信，又是汪伪时期受理的案子，好多空子可以钻，值得重新推敲。

“起码，当年判她死死死死刑的那帮人，”他说，“现在都是汉奸罪坐坐坐牢呢。

”顺着这些材料他看到了苏青这个名字，他长期在国外，不知道《结婚十年》这本书有这么畅销。

他需要她的帮忙，需要她跟他在一起，扫除他将在中国面临的人际障碍。

“怎么做呢?”苏青问，“凶手是詹周氏，确定无疑，你有什么本事，能让她无罪释放?”“不一定释放，哪哪哪怕是死刑改为无期，也是成成成功的。

”苏青盯着他，点起她的长杆烟，慢悠悠地说：“我不管你何种目的，我也不关心你的律师事务所，倒闭也好，飞黄腾达也好，你要我帮你只有一个前提，你要保证，不能让詹周氏死。

”二十一施拜休无名无分，去了两次提篮桥也没能见到詹周氏。

事实上苏青也无能为力，与詹周氏非亲非故。

她写了一封长信，将一年多力挺詹周氏的文章做成简报附在里面，托熟人带给詹周氏。

第二个星期那边给了回音，要求见到苏青女士。

这是苏青第二次来提篮桥，头一次是民国三十二年，去牢里探望胡兰成，写信给汪精卫说情，求总统释放胡兰成。

大半年她都在想，如果当时胡兰成娶了她，或是自己阴差阳错嫁了他，她现在会过得怎样，在哪里，会不会像张爱玲一样，连新书的序言都要向读者向政府道歉。

探视时间是下午两点，苏青和施拜休到早了一些。

狱警破例让他们去探监室等待，非常时期，大把大把的汉奸等着拉刑场，杀人犯已经是小罪，用不着十分戒备。

苏青一进去就注意到了从头顶射来的一缕阳光，差不多四十公分见方的铁栏窗，硕大的太阳要好不容易才能从外面挤进来，在房间里形成一道沾满灰尘的射线。

苏青呆呆地看着这一切，头也不回地问施拜休：“她还会被枪毙吗?”“不管政府姓汪还是姓蒋，中华民国的刑法没没没变。

”“那什么时候枪毙?”一切都取决于最高法院复核下来的日期，施拜休告诉她，可能今晚就会被枪决，也可能在里面待十年二十年，老死在监狱里，都没等到行刑通知。

“他们复核的逻辑是什么?”“没法说，什么原因都都都有，可能今年枪毙太多了，就等明年再说，可能监狱不够住了，赶紧上上上路腾地方。

”他说，“我也着急，一旦申诉成功，这期间不管最后怎么判，但是诉讼期间，她算是未决犯人，不会被拉拉拉走。

”“未决犯人?未被枪决的意思?”“不是，是未被被被判决的犯人。

”施拜休告诉她，按照计划他打算十一月上诉。

“现在才八月，”苏青问，“为什么要那么久?”“因为我要贏，我输不起了。

”“那如果这几个月，詹周氏被毙了怎么办?你连赢的机会都没有。

”“但至少我没输，我可以再找别的案子，我还有赢的机会。

”苏青瞪大眼睛，咽了口唾沫。

外面传来脚步声，詹周氏戴着脚铐进来了。

直到今天苏青才第一次见到这个瘦弱女子。

狱警将她带到对面的座位上，詹周氏没有第一时间坐下，而是向苏青鞠了个躬。

“我认识你。

”她说，“以前有人给我读过你为我写的文章。

我早就知道，有个叫苏青的女士一直在外面帮我。

”“我是帮过你，可我什么都没帮成。

”“那我也要谢谢你。

你知道吗，去年上刑场前，狱警问我还有什么心愿，或是想说的话，我当时说没有，其实我的心里想说的是，我想见你一面，当面谢谢你和那些帮过我的人。

我要是识字就好，起码死之前还能给你写封信。

”“真好，你还活着。

”“你为什么要帮我呢?”“因为我不想你死。

”苏青说完扭过头去，在包里掏出香烟，找了半天才想起来，火柴在进门的时候就被狱警收走了。

她咬着过滤嘴，空吸一口空气，之后长吐出来。

施拜休则打开本子，里面写着备好的问题，每一个问题下面都留了七八行的空白，仿佛詹周氏可以对他的提问长篇大论一般三人一时有点无话可说，施拜休赶紧翻着问题，挑一个重要的问：“詹詹詹女士，请问你当时的律师是是是谁?”詹周氏有些诧异，转头问苏青：“这是我的律师吗?”苏青点点头，施拜休接过话回答：“我是否有资格当你的律师，取决于你。

”见詹周氏没反对，他继续问之前的律师叫什么。

“一个老律师，我不知道叫什么,姓徐吧。

”施拜休在本子上写下来，问她最后一次见到徐律师是什么时候。

“没有最后一次，我只见过他一次，在法庭上。

”“开庭之前他没有来过?”“没有，就是上了法庭，我才知道我还有个律师。

”“是法院委托的律师。

”苏青补充道。

“不管是是是谁委托的，他也是拿拿拿了法院的钱的!他应该有起码的操操，操守!”听施拜休讲话很有趣，明明很愤怒，可是最后几个字一结巴，又多少有些可笑。

“可能这是一个怎么折腾都改变不了结果的案子吧?”苏青说。

“如果是这样，”他摇着头，“为什么还要接呢?”说完低下头看着本子上的问题，很多可以查到，多问詹周氏一遍，也没什么用，他合上本子，只想问最重要的那个问题：“詹周氏，你在这里自杀过，是是是吗?”詹周氏点点头。

“那么我问你，你现在还想死吗?”“我想活。

”“等我几个月，我会竭尽全力帮助你活活活下去。

”“你们为什么要帮我呢?”“我刚才说了，”苏青讲，“我们不想让你死。

”“我活下来，对你们也没好处，你们为什么还要帮我呢?不是这样的，你们跟我认识的人不一样，以前大块头在酱园弄几天打我一回，有的时候打到夜里，吵得邻居们都睡不好觉，你知道他们怎么想的?他们盼着我哪天被大块头打死，那样世界就清静了。

这才是正常人的想法，可是你们，无亲无故，为什么要帮我呢?”从提篮桥出来，两个人一路不说话。

一直开进市区，施拜休建议找个地方喝点什么,苏青望着他，一脸茫然，这时她才意识到，原来她早就戒酒了，说不上从哪天开始，她差不多一年没碰过酒了。

那就吃点什么,可惜也没胃口，下午的探视让她有些难受。

她干脆让施拜休直接送她回家。

车停在门口，苏青摸着门把手，想最后跟他讲几句：“你也没帮她，你和他们一样，你在做你的事，只是碰巧在帮她。

要是她死了，你再去帮别人。

你想翻身，总要找个人帮的。

”施拜休拉开车窗，让晚风吹进来，把头探出窗外盘算了一会儿，钻回车内欲言又止。

苏青对他摇着头，又冲他笑笑，打开车门说：“谢谢你送我回家。

”二十二整个八月施拜休都往返于法院与巨鹿路的住宅的路上，那天分开以后，他决定立即上诉，不再拖延，用前途去打赌。

本来是想瞒着苏青的，待拿到上诉书再去找她，证明给她看。

只是几趟法院跑下来，一点头绪都没有。

他找法院，法院推给检察院，他找检察院，检察院又说汪伪时期的检察院跟他们完全不是一个机构，况且那时期的大多数检察长，不是降职就是坐牢，擦屁股的事儿他们可不想管。

然后他又回到法院，挨个儿房间敲法官的门，过完整幢楼时，他产生了一种幻觉，好像这不是上海，所有人都有西南口音，就算不是陪都重庆，也是成都昆明那一带的。

日据八年，江南都没几个干净的法官了，坐在大厅他冒出了个结论，这是个被摧毁后正在重建的时代。

照这个逻辑，他施拜休将成为民国法制最需要的新生代，自我慰藉一番，他一下子又充满了动力。

只是充满动力地坐在那儿等，他做不了什么。

通常他拦住一个法官，刚说上几句，就被挥挥手，说写一份书面报告交上来，回去等消息。

没人愿意跟他聊，没人在乎过去的几年上海发生了什么,就好像是两个朝代，崇祯年间的事情，顺治才不关心。

他看看时间，下午两点半，他决定等到五点法院下班，还有两个半小时。

大堂的北窗正对着一座工厂的食堂，一股股炊烟从烟囱里冒出来，在空中逐渐变淡。

人生难得有两个小时的放空，未来不敢想，他自己这三十多年，从中国出去，滞留在美国，抗战后归来，通通过了一遍。

然后他激动地站了起来，对着窗外的炊烟问自己：“施拜休，你学法律，当律师，到底是为了什么?”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好一些，吃饱饭，住好房，找一个好太太，做一个中产阶级，但这都是后来的欲望，最早立志的时候可不是这样，不然哪个行业发财干哪个好了。

民国十几年，百废待兴，他可是想着改变国家。

真是的，年纪大了就将家庭、婚姻、幸福视为男人的责任感，反倒失去了少年时的磊落气概。

不是小情小爱，不是功成名就，他推开窗户，使劲挥了一下拳头，大口呼吸着上海的空气。

五点差一刻，第一个法官从电梯出来，准备离开。

施拜休认识他，他姓于，也是从重庆调过来的。

施拜休装好文件追上他，结结巴巴地自我介绍。

“你是律师?”于法官停下来，狐疑地看着他。

“是是是的。

”施拜休抓紧时间陈述这个案子，可是由于口吃语速跟不上，最后一着急说出可能让他感兴趣的那句话，“这是日伪时期上海三大奇案之之之一。

"于法官看看门口，挥手让外面的司机等一下，转身问：“奇在哪里呢?”“奇在杀夫这件事，所引起的社社社会轰动。

”“现代版潘金莲?”于法官自言自语，低头看眼手表说，“我不是不接，从法官到检察长，没一个亲历一审，连你这律师都是新的，重新审理耗时耗力，这是在浪费国民政府的钱啊。

”“律师!徐律师!他他他是亲历者。

”“那就叫他申诉，叫他提供材料。

”于法官说完就向门口赶去，推大门的时候他回头问施拜休：“年轻人，你怎么选的律师这一行呢?”啊?“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找到徐律师不难，卷宗上写他叫徐沛东，祖籍浙江丽水，自己是土生土长的上海人。

今年六十三岁，应该是儿孙满堂的年纪，光复以后就退离这行，在家养老赋闲。

第一次拜访并不顺利，管家将施拜休领进去，听到他的身份就连连摆手推辞：“我不接案子，老了，干不动了。

”“不不，不是接案子，是您您过去的案子。

”“谁的?一朝天子一朝臣，早就清算了。

”“詹周氏，酱园弄杀夫案。

”徐律师想了很久，漫长的律师生涯里，那几乎是个微不足道的案子，就一上午的工夫，法院的朋友让他去走个过场。

还好社会舆论够大，徐律师不至于彻底忘掉。

“我记得，两个人，一男一女，不是死刑吗?早执行了吧。

”“小宁波被毙了，詹周氏还活着，还没来得及毙她，日本人就投降了。

”“那你想让我做什么?”“帮帮帮詹周氏翻案，重重重新上诉。

”“是冤案?人不是她杀的?”“人是她杀的，但罪不至死。

”“既然杀了人，能活着，终身监禁是造化，就是死刑，也算不上冤枉。

”管家刚刚把茶水准备好，端上来，徐沛东示意他不必了，可以送客了。

他想最后对施拜休说一番话：“我真的老了，干了三十多年，从有律师有法院那天，我就干这一行，日本人来了，我活得跟狗一样，日本人滚蛋了，我还是要低三下四，反复查我，从我身上查不出毛病，就要我检举揭发同行、法官、检察长，几十年的交情了，就算有些小毛病，贪点财，爱点美色，总不至于到汉奸的程度。

我们研究的就是法律，可是法永远在变，去年授勋嘉奖的，明年就变成了卖国求荣。

我累了，再也不想进法院的大门。

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多大成就看你多大本事，起码可以肯定的是，你未来的世道，不会再像我们这样动荡不安。

”不能就这么放弃，还是要去找苏青女士。

听完施拜休的讲述后，苏青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他是律师，你也是律师，你都劝不动他，我怎么能做到?她点着一支烟，摇着头苦笑：“你要我去陪老爷子睡吗?”“当当当然不是!”“那我拿什么说服他?”“不知道，”他说，“可是你那么在乎詹周氏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们同为女人，同为婚姻不幸福的女人。

我同情她，摆在詹周氏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被大块头杀死，要么杀死大块头。

”“可是你既没有杀死你前夫，也没有被你前夫杀死，你现在过得很好。

”“那是因为我运气好，我前夫同意离婚。

”施拜休若有所思，难得跟苏青讨了一支烟，抽完之后他说给他两天时间，星期日他们一起去拜访徐沛东。

二十三再去的时候下雨，两个人在庭院门口候了十分钟。

徐沛东本不想见他们，见不得他们淋雨，让苏青和施拜休进来暖和一下。

“我说过不接，是肯定不接的。

”徐律师把毛巾递给施拜休。

他接过来只是简单擦一把脸，仿佛赶时间一般直奔主题：“您要接下这这这个案子，您是在上海生，上海长，可能以后也会在上海终老。

你很了解这个城市，全世界第四大都市，仅次于纽约、巴黎和伦敦，我在美国十多年我知道，美国人很在乎上海最近发生了什么,大事小事他们都会关心，不光是美国，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或者羡慕，或者笑话，我们应该为上海做点什么。

”徐沛东承认他说得有道理，上海是不错，是有影响力，可这只是一桩杀人案，再怎么样也不会被什么人关注的。

“会的。

”苏青说，“它背后的社会效应将会持续发酵。

”按照计划，苏青重复了一遍那天的原话：“摆在詹周氏面前只有两条路，要么被大块头杀死，要么杀死大块头。

””《婚姻法》,”施拜休说，“中华民国的宪法规定，女人没有权利提出离婚。

只有男人才有同意离婚的权利。

詹周氏提出过离婚，大块头不同意，说等你找到姘头那天再离不迟。

这是缓兵之计，不难想象，当詹周氏真有姘头那天，一定会被大块头打死，而按照我们的法律，詹周氏犯有通奸罪，他会被轻判，甚至缓刑释放。

”“男人休女人，自古以来的道理，难道还允许女人把男人休了?”“您说得对，可放大去想，全世界的大城市，只有我们还停在休妻的层面上，这是不合理的，这是被世界取消的法规。

”“好，就算是这样，詹周氏这个案子跟那些没关系，那是杀人案，杀人偿命，放在哪儿都合理吧?”“有关系，我要打一场胜仗，如果我们赢了，詹周氏没死，判无期，让媒体持续关注这件事，我相信不出五年，《婚姻法》就会重新修订。

您做律师这么多年，能碰上这样的案子，一场官司就能改变法律的进程，相信您也会觉得，不白干这一行。

"徐沛东半天没说话，弯腰大喝一口茶水，牙齿在嘴唇抿了半天，寻找那一棵漏进来的茶叶。

从头到尾如背景一般的管家接过他手中的茶杯，抢话说：“老爷，您不能接这个案子，您身体不允许。

”他找到了那棵茶叶，将舌尖的茶叶吐进烟灰缸，站起来问：“什么时候上诉?”“只要你你你同意，随时可以。

”“我听你一次，把官司做大，把案子抻长，抓紧时间，我们弄一把大的。

”二十四对詹周氏来说，最近来看她的人多了起来。

先是苏青女士和那个结巴律师，没两个月他们又领来一位老律师看她。

她记得他，第一次就是她的律师，只是这次不一样了。

他开始跟她聊天，打听她的状况，询问她和詹云影当初是怎么结婚的，媒人是谁。

她说她是周家的丫鬟，大块头是周家的长工，要是真论起媒人，就算是老爷吧。

“大块头之前怎么样，刚结婚那阵儿。

”徐律师问她。

她说那时还挺不错的，两个人从周家搬出来，在酱园弄租个房子，老爷给他谋了个当铺的差事，挣的钱够花，够养活这个家。

只是后来当铺倒闭了，没了工作，他又试了各种营生，没一个长久的，就染上了赌博的恶习，经常酒后打她，苦日子就来了。

“当铺怎么黄的?”“日本人进来后，都忙着逃难，当铺里光是当，没人赎，放到市场也卖不上价钱，弄得当铺最后净是些古董古玩，现金却一分钱也没有了。

”“那还是日本人的罪行。

”这挺奇怪的，大块头打她，狂嫖滥赌，最后都要怪罪到日本人头上。

他一直在引导她，暗示她大块头以前还是不错的，甚至对他俩的未来有一个挺好的规划，上海一沦陷，这一切都变了，丢掉工作不说，大块头会拿老爷和当铺老板举例子，一辈子辛辛苦苦，赚了那么多钱，到最后不就是个家破人亡，那么,勤劳努力还有什么用呢?詹周氏乍一听有道理，按照徐律师的原话，“时代的悲剧的产儿”,她死也没法把这么深刻的称呼和大块头联系在一起。

坐了几年牢，她也慢慢了解了法院的每个职位，检察长是起诉她的，罪责越重越好，律师则是帮她脱罪的，越轻越好，法官是判官，听两边的陈述，他来做决定。

可是，把大块头的恶习，把她的罪都怪罪到日本人身上，真的就可以帮她减罪吗?徐律师除了一直引导她，还一直在做的事情就是咳嗽，监狱空气不好，她习惯了，可是有到尘土飞扬的程度吗?每次咳嗽都是用他的白手绢捂着嘴巴，好像咳出来的是黄金，怕别人看到似的。

那天走的时候，他把手绢忘在了这里，詹周氏以为会很恶心，打开一看却是很可怕，真是，一摊厚厚的凝血。

看的时候她有点伤感，她想，就算官司输了，她还是死刑，这个满头白发的徐律师，都可能比她先死。

二十五大概在十月施拜休才意识到，徐沛东的咳嗽不是感冒着凉，不是偶感风寒，可能是肿瘤，美国人称之为cancer的绝症。

白天偶尔咳嗽不止还只是小症状，难过的是晚上，一夜一夜地胀痛，就好像有双手伸进体内要把肺掏出来一般。

开庭前三天，他们最后一次去提篮桥，三个人，施拜休、苏青，以及咳得有点弓着身子的徐沛东。

他确认最终的一件事情，确认詹周氏不会反口。

三两句寒暄后他直奔主题，聊起了已被处决的小宁波。

徐沛东问这是个什么样的人，和大块头从哪一年开始认识的，他是不是一直这么好赌。

詹周氏与小宁波见面不多，更多是从大块头的口中得知。

她只知道这个人无可救药，属于天生的赌徒，最狠的一次竟将自己的女儿输给了人贩子。

说着她想把实话说出来，她想说那个帮手不是他，虽然小宁波这种人死不足惜，可不该死在大块头的命案上。

这就是徐律师要来确认的事情，詹周氏不可以讲这些，屈打成招是可以为她加分，可是整个案子最大的疑点是，詹周氏做来这些，到底是谁在帮他?一时间詹周氏听得都想讲出那个人的名字了，徐沛东摆摆手说：“我不在乎那个人是谁，你只有死咬小宁波，不然等于你身上又背了一条人命。

”回去的路上下雨了，就像是老天安排，他们恳请徐律师那天也是雨天，两个人在外面守了很久，而这一次，大战之前又迎来了大雨。

他们先将苏青送回家，临到徐律师家门口时，他让施拜休将车停在路边，狠狠地咳上一阵后，看着雨点啪啪地打在车窗上，好半天才说话。

施拜休将买好的一打手绢递给他，犹豫了半天对他讲：“对不起，我不知道您您您病得这么严重。

”手绢五颜六色，徐沛东在里面挑了两条素一点的收下，说：“光复之后我一直做证人，证明这个不是汉奸，那个不是卖国贼，一场官司也没接。

民国三十四年有几场，酱园弄这个也算一个，都是这种案子，一目了然。

被告人没钱，从法院那儿有笔不菲的酬劳，但又不需要我做什么,按法官的意思走就好了。

这十年都这样，早失去了年轻时的激情，所以我得谢谢你，又给我送来这个，让我觉得几十年的律师生涯，不是浑浑噩噩就这么过来的。

”二十六那个《申报》记者，几年前曾笑话薛至武，詹周氏连个猪爪都剁不动，又怎么将大块头大卸十六块的人，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这样写道——或许这将成为中国法律史上的奇观，两个律师，一个是结巴，一个又咳嗽不止，连一个完整的句子都讲不出来，乍一看来是最可笑滑稽的官司，可是随着案情的深入，我们会慢慢发现，他们如此可敬，这场官司的胜负已经不再是詹周氏的死活，最后的判决可说是宣判中国两万万女性的未来。

庭审三日，因为报纸的特稿，第二天来了更多的人旁听，他们都在关心，在中国，在上海，法律对女性的态度。

到第三天庭审已无法顺利进行，下面喧喧嚷嚷，法官每敲一次锤子，也只能将安静维持到检察长或被告的下一次讲话。

上午的程序只草草进行到十点钟，法官要求休庭，下午两点宣判结果。

之后他要检察长和两位律师跟他去密议室商议。

“说说吧，都想要什么?”进到房间，法官坐下来，擦着额头上的汗，拽出几支烟，不管抽不抽，给每个人都扔过去一支，自己点上后问大家。

检察长不抽烟，将烟在桌上摆好说：“维持原判。

”“死刑?”法官笑着指指徐沛东，“你觉得他们能干吗，这老病秧子，他要是不死，还得再上诉，下次啊，他得把北平的记者都找来闹。

说吧，你呢?”徐沛东接过来说：“终身监禁。

”“不可能，这你别指望，杀人偿命，历朝历代如此，我判詹周氏无期，往后的社会影响，有点小仇小恨，就起杀生之心，不是你我能担当得了的。

”“起码不能能能死。

”施拜休说。

“这样吧，斩监候，死缓怎么样?你们俩赢了，检察院也有台阶下。

”法官掐掉烟，站起身拿椅背上的外套，“我对你们就一个请求，谁也别再闹，谁也别上诉。

这事就这么了了吧。

”二十七两点钟宣判，三点多从法院出来的时候外面已经挤满了记者，这是一场胜利，他们等着采访战场归来的战士，施拜休和徐沛东。

人多嘴杂，施拜休和几家报纸约定了改日的专访时间，从人群中与徐沛东挤出来，钻进车里面。

徐沛东邀请他去家里坐坐，准备家宴晚上邀请苏女士庆功。

到达徐律师府上已经快五点，天有些发暗，街上开始起风，眼看就要下一场秋雨。

他吩咐厨房着手准备，两个人坐在院子里吹着大雨前的秋风。

“这样的结果，这样的关注度，是你的完美起步，你以后会很好。

”施拜休一时有些不好意思，说：“这都是仰仗您。

”“你当时说，这是一个可以引起全社会关注、推进《婚姻法》的案子。

”徐律师说，“知道我为什么对推进法律那么感兴趣吗?”“因为，这真的可以改变中国女性的婚姻地位。

”“我不在乎那个，她们过得好坏跟我无关，杀了人，或者是被人杀，花钱请我打官司就好了。

记住，律师是冷血动物，上来就这么感性的东西，你走不远。

”“那您在乎的是什么?”“你看看这宅子，这池塘，这些文物，这些都是我干了几十年律师赚来的。

我研读法律，倚仗这个打官司，让我请得起管家，请得起厨子，下面还有几个用人。

我之所以接这个官司，是因为我觉得，法律带给我那么多，一辈子的衣食无忧，而现在应该是我回报法律的时候了。

”施拜休有些惊诧地望着他，雨似乎下起来了，偶尔有雨点打在脸上。

徐沛东说：“但是我老了，见得到一审，见不到二审，死缓不能接受，不管詹周氏结果如何，你要上诉到，让全上海，让全社会都认清，我们的《婚姻法》错得有多么荒唐。

”二十八一九八一年的苏青老是思念一些过去的老朋友。

胡兰成已经死在日本，她想给张爱玲写信，苦于她在美国，无法寄出。

几年前她已从芳华越剧团退休了。

到现在她都不知道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不知道自己在为哪一个时代还债。

最惨的时候，她在剧团守了十年的大门，上面传达编排郭沫若的《屈原》,剧团领导审查几次依然不够满意，这时剧团才不得不直面这样的窘况，全上海最有才华的女子正在收发室替他们看大门呢。

她可以改善《屈原》,却无法改善自己的人生，每次彩排结束，她都要抱着《屈原》的打印稿，回到收发室继续改编。

上个月她刚刚和人换了房子，住了半个世纪的老屋，由于她政治背景有问题，又是个有作风问题嫌疑的离异女人，没人瞧得起她。

邻居习惯性地在她门前堆放垃圾。

有一次她终于忍受不了了，她提醒这些邻居：“新中国成立前这里都是我的家!你们住进来也就算了，为何天天还要针对于我!”她没说服任何人，每天一开门，除了满地的垃圾，门口从此多了一摊又一摊的脏水。

在给朋友信中她写道：“每日痛苦生不如死，却又失于死的勇气。

”她小女儿在郊区给她联络了一户人家，远离市区，房间反而更小，思量许久她决定和女儿一起换过去。

新房地处荒郊野岭，夜晚的时候风声鹤唳，第二个星期她终于习惯这里的荒凉与清静。

那时候她才意识到，她早已不在上海，上海的荣辱都将成为她最后的记忆。

这一年十月家里头一次来了客人，先是门口停了一辆“红旗”车，客人一副干部装扮从车上下来，穿着一套系扣到顶的中山装，戴一副厚厚的眼镜，头发也基本掉光。

隔着门苏青瞅了半天也想不起在哪儿见过，直到他讲出第一句话：“是苏苏苏青女士吗?”施拜休从北京过来，说是回上海探亲，其实他早在民国时期就父母双亡了。

他去老宅找过苏青，没想到她真“住”在那里，以前一个人的房子，现在变成四五户人家合住，新换的那个人家告诉他这个地址，才叫上海法院派车把他送来。

“不然不愿动用公车。

”他说。

苏青问他现在在做什么,弄得这么大发。

全国最高人民法院的死刑复核官，每天的工作就是对着卷宗，在那些已经被判死刑的案子上写上“核”字，或是不写字。

“核就是同意死刑，七天内，我核准的这个人就要被枪毙了。

要是不写字，就是打回去，等到明年或者下一批再说。

”“你以前跟我说过这个，没想到，你现在就做了这一行。

”“我们分红案和白案，红案子是杀人越货，那是一定死的，写上核为难的是那些白案，反革命、通奸、巨额的投机倒把，甚至贩毒走私，我们每天都在讨论，这些人该不该死。

”苏青留他吃饭，可是家里也没什么,下一碗面条，炒一盘鸡蛋浇在上面还好有些酒，可以慢慢小酌。

月色上来施拜休说出了心中的困惑，他说这次是回来探亲，其实已无亲可探，他只是想回来静一静，想一想自己还做不做法官，要不要抱病退休。

“还记得詹周氏吗?”他问。

“笑话，不记得她，我就不记得你了。

”两个人笑了，苏青建议碰杯，小饮一口后，施拜休说：“我当时跟徐律师讲，酱园弄杀夫案是可以推进《婚姻法》的案子，我当时没当真，我是为了我自己，想要说服他。

但是他认真了，临死前嘱托我，把这个事做下去。

我呼吁了三十年，去年我们终于推行了，新修订的《婚姻法》,女方可以‘感情破裂’为理由申请离婚。

”“我以为早该有了。

”“对啊，我们都这么想，什么年代了，可是你知道吗，一九五○年《婚姻法》允许女方主动提出离婚后，出现了多少起杀妻案?过去一年，《婚姻法》修订后，又有多少男人将妻子也好，前妻也好，杀死的案例?”苏青被惊到了，有些失神地看着酒杯。

“所以我不知道，我这一年净核这些杀妻案，要是没出这个法律，这些人可能就不会死了。

我想休假一阵儿，好好想想，我们三十多年前就在呼吁的事情，到底是错的还是对的?”二十九倒是詹周氏后来结婚了，从大丰农场释放后，组织给她物色了一个合适的结婚对象，两人说不上什么感情，只是在物资匮乏的年代，结婚成了实用主义的互补。

从前几年开始她就搬进孤儿院居住。

她一辈子无儿无女，忽然又拥有了这么多孩子。

有时候，阳光明媚心情爽朗的日子，她会回想一下过去，要是她能生育的话，要是她给大块头生了一个孩子，他对她会不会好一些，会不会多一点家庭的责任心，不那么嗜赌?有时候她会想起另一个人，那个永远查不到的帮凶。

她有假想过跟那个人在一起会怎么样，比如他们那天藏尸成功了，顺利脱逃了，会不会幸福余生?也许他们逃不过战火，到处都在打仗开枪，也许他早就死在日本人手里，或是被哪一颗冷弹打死。

一九八○年有二月二十九日，那一天是正月十五，院长通知他们今天镇委书记会来看望阳光福利院的孤儿们。

为此她带着孩子连做了三天的大扫除，又排练一出方阵欢迎仪式。

那天一早，他们就在院前铺上了红毯，十点钟左右镇委书记莅临福利院，在欢迎欢迎的口号中，挥手笑着走过红毯。

本来是顺利验收的一天，但詹周氏就是觉得不对劲，有个老司机，给镇委书记开车的，好像一直在车里盯着她。

是不是太敏感了，因为自己的过往。

那天来了三辆车，都是停在院前的路边，其他两辆都没问题，只有那一辆，把车窗摇开，好像还跑到副驾位上来辨认她。

对的，一定是辨认，过了正月她想，他一定认识她，上海的旧人，也许是酱园弄的某个邻居。

她以为他会再来，她可不怕，虽然杀过人，可现在是光明正大，除了干儿子干女儿，谁都不用瞒，连她丈夫都知道，自己娶的这个女人，在旧社会不忍家暴，坐了那么些年牢，改造良好才出来的。

但他还是来了。

那一年夏天，苏北最热的那几天。

她带着孩子们在泳池玩水，他直奔大厅，坐在吊扇下面看着她做事，中间还抽了几支烟。

她不去理会，也没法抽身出来，直到把孩子们从泳池劝走，将他们哄睡午觉后，回到大厅，和他面对面坐着。

两个人都不说话，吊扇的影子一下下打在他脸上。

詹周氏记起他是谁了，那个薛局长，喜欢拿着手电筒的薛至武。

完全变了样子，不只是变老了，身上再没一点光鲜的东西。

他戴着前进帽，一身藏青色的卡其布衣服，脚底也不再是响彻提篮桥的皮鞋，只是一双军绿色的胶鞋。

他居然还没有死，她想。

事实上连薛至武自己都想不通，自己怎么还不死，新中国成立，五六十年代毙了那么多人，政委也没找他谈话。

也许是从一九四五年就一直在提篮桥坐牢的关系。

他想如果国民党没抓他，继续做他的上海警察局局长，以这个官位他没机会去台湾，留下来就一定是死。

可他是阶下囚，国民党的犯人，解放后，好像敌人的犯人就不再是犯人一般，只是转到大丰，简单地进行几年劳改，就被分配到镇政府当司机。

三十几年从宣统到北洋，从租界到汪伪，从民国到解放，王朝更迭，你永远都不知道你明天的命运如何。

慢慢地，他从薛局长变成了薛师傅。

自然他永远讲不出那句话：在上海，我说了算。

他几乎都忘了，詹周氏的出现才提醒他，他不是一辈子都这么卑微。

他也没什么好说的，就是过来看看她，似乎通过她能看见自己不错的日子。

“我在提篮桥见过你一次，我后来也进去了。

”他说，“五O年我跟着来了大丰，我知道你肯定也在这儿，只是三十万上海人，就又过了三十年。

”“你一直在找我?”他点点头，又拿出一支烟，说：“因为是个谜，我想知道，那个人是谁?”詹周氏眨着眼看他。

“你用不着怕，我现在就是个老司机。

”他抽口烟说，“几十年我都在想这事儿，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线索，分尸，就是，你为什么要分尸，你又拿不走，为什么要分?因为死的人不是大块头，是何惠贤，早在退房子的时候，你们就把他杀了，占了他全部家当。

你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你杀了大块头的假象，计划那天晚上远走高飞，只是被楼下的瞎子发现了，计划乱了。

”“你想多了。

”“我没想多，大块头发现你俩有奸情，失手打死了他，你也没法报警，你是通奸罪，之后那几天，他想到了这个办法，看起来是把自己杀死，这样你这边也相当于离婚了，他死了，你也就自由了。

也许怀揣罪恶，你们各跑各的，只是他跑了，你还在犹豫往哪里跑。

”“你真的想多了。

”薛至武搓着脸，有些不自信地：“难道死的人是大块头?而那个人，我一直在问的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何惠贤?反正有一个是何惠贤!”詹周氏笑了，不置可否，死的人是谁，杀的人又是谁，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没有意义了，其实她詹周氏也该死了，她自己都不明白，哪里来的力量，让她活得那般长久。

三十一九九五年九月八日，中国人的中秋节，远在加州的张爱玲在公寓死了一个星期，才被她的美国房东推门发现。

老无所依，贫困交加，张爱玲晚年给朋友写信时曾抱怨贫穷，为了钱她什么都干，甚至五六十岁的年纪，还要去餐馆刷盘子。

她的房东是再普通不过的美国老太太，推开门的一刻，她绝对不会想到，死在她房间里的这个中国老太太，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作家，没有之一，甚至不需要性别限制：最伟大的作家。

第二天我一直睡到中午，相当于多蹭一顿午饭才告辞。

午饭过后她一直抓着我的手，仿佛生怕一松手就见不到我了。

她问我，还见过别的人没有，比如帮过她的那个女作家，那个结巴律师。

我说都没了，时间那么久，再没谁如您一般长寿，苏青女士于一九八二年死于上海郊区，施拜休在一九八五年死于心脏病，而那时他仍没有想好，他所推动的《婚姻法》是对的还是错的，他没能呼吸到二十一世纪自由的空气，薛至武于一九八一年死于糖尿病并发症，就葬在大丰农场。

我没有他那么疯魔，但如果有机会的话，去他墓前走走，告诉他，那个人是谁。

风和日丽，她想跟我出去走走，数字命名的农场大门她轻车熟路。

在路上我发现头一天绕路了，走了一个马蹄，直接去汽车站的话，是不用经过田地的。

等车的时候她比我还要焦虑，时不时看车来的方向，希望迟些过来。

直到站长吹了一声哨子，让大家准备好上车，她最后一次握住我的手。

我说您保重身体，若有时间我还会再来看你。

这是敷衍，她的时间不多了，我也不大会过来。

“你就只是来看看?”“啊?”“真的不是案子重审了?”她问第二遍了，昨天离开的时候就问过我一遍。

我挥手上车，大巴在大丰前后颠簸，半个小时后进入平稳高速，右侧的公里牌如年份一般，每四十秒上涨一个数字。

我把窗帘拉上，有些明白了，也许她想说的是，如果案子再重审一次，她就会把真相讲出来。

真是的，在逃的那个人，也早已只剩在天之灵了吧。

《小说月报》2015年8期选载

陈可辛导演的《酱园弄》取材自民国奇案“酱园弄杀夫案”，将镜头对准了1945年风雨飘摇的上海，讲述了一个被家暴女性詹周氏杀夫分尸后，在腐朽司法与动荡时局中挣扎求生的故事。

影片以浓烈的戏剧冲突和深刻的女性视角，试图撕开旧时代女性生存的残酷真相，引发强烈共鸣，但也存在一些不足。

从詹周氏嫁给詹云影，再到丈夫沉迷赌博、变卖家产、持续家暴，层层递进，令人窒息。

观众能深刻体会到那个时代底层女性在婚姻枷锁中的绝望——她们没有离婚的权利，无处申诉，反抗往往意味着玉石俱焚。

章子怡的表演极具张力，从麻木忍受、惊恐绝望到法庭上迸发的求生欲，层次分明，将詹周氏的苦难与挣扎刻画得入木三分。

影片巧妙地借詹周氏案，展现了汪伪政权末期上海的混乱与腐朽。

警察局长薛至武代表的强权司法，为了结案不择手段（严刑逼供、制造伪证、贿赂法官），正是那个黑暗时代的缩影。

西林作为知识女性的发声（“一个为自己而活的女人，有千万种可能”）和王许梅在狱中传递的生存智慧，则如同穿透黑暗的微光，代表了女性意识的初步觉醒。

日本投降、政权更迭带来的命运转机，更是将个人命运与时代洪流紧密相连。

事件原型中天主堂嬷嬷作伪证称詹周氏怀孕，暂缓死刑，1945年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大赦，改判15年徒刑。

汪伪政权倒台导致案件重审，大赦令成为免死契机，凸显个人命运与时代动荡的交织。

詹周氏出狱后更名、再婚、投身幼教，从“杀人犯”变为“周阿姨”，体现时代给予的救赎可能。

此案至今警示：个体的悲剧需置于社会结构中考量。

若詹周氏生于当代，或能通过法律与庇护制度逃离暴力，而非挥刀求生。

薛至武放猪咬詹周氏，不仅是对詹周氏生理和心理的极致折磨，更是权力对弱者赤裸裸的侮辱与戏弄。

薛至武最后击毙猪，并非仁慈，而是展示其操控生死的绝对权力。

这场戏极具象征意义，深刻揭示了詹周氏所处的“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绝境。

詹周氏对一块蛋糕的朴素渴望，成为影片最动人的情感支点。

这微小的愿望，象征着她被剥夺的、作为“人”的基本尊严与甜美生活可能。

王许梅在临刑前为她买蛋糕的情节，充满了悲悯与女性间的情谊，催人泪下。

二审法庭上，西林质问法官“说她杀人，你有什么证据？

”以及旁听民众自发呼喊的“不要屈服，不要被他们得逞”，形成了强大的情感冲击。

这不仅是对詹周氏个人的声援，更是对不公司法、对压迫女性社会结构的一次集体控诉，是全片女性主题的最高潮。

结尾薛至武被按在铁丝网上，詹周氏首次与之平视的镜头，极具象征力量，完成了弱势者对强权者视觉上的颠覆，令人印象深刻。

影片的信息量极大，涉及案件侦破、司法腐败、女性觉醒、时代变迁、狱中情谊、媒体舆论等多条线索。

这导致部分段落显得节奏拖沓或仓促。

例如，对张宝福这条线索的引入、调查到其意外身亡的处理，显得有些功能化和潦草，削弱了其作为潜在“共犯”或替罪羊的戏剧张力。

部分支线，如宋瞎子的算命、薛至武的权谋，虽然服务于主题隐喻，但穿插其中有时会打断主线叙事的流畅性。

作为关键推动者，西林对詹周氏的关注和投入略显突兀。

从写话剧、到庭审挺身而出、再到撰写《为杀夫者辩》，其动机更多是理念驱动，缺乏与詹周氏个人更深层次的情感联结或具体调查过程，使得她的“救赎者”形象稍显理想化和符号化。

薛至武对詹周氏案近乎偏执的投入，尤其在政权即将倒台时仍要置其于死地，其深层动机（是纯粹维护权力/司法“尊严”，还是个人恩怨或恐惧？

）挖掘得不够深入，使得这个反派的复杂性打了折扣。

二审时詹周氏将罪责推给已死的张宝福，虽然符合其求生本能和在狱中习得的“生存智慧”，但这一行为本身可能削弱部分观众对她“纯粹受害者”形象的共情。

影片对此的呈现和探讨略显简单。

影片对家暴、逼供、分尸、杀猪等暴力场景的呈现非常直接甚至残酷。

导演的意图显然是为了强化压迫感和绝望感，但未能把控真实震撼与艺术表达的克制，让部分观众感到不适，这种视觉冲击是否必要？

是否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了一种“苦难奇观”的展示？

影片名为《酱园弄·悬案》，且设置了头颅失踪、疑似第二把凶器等悬疑点。

但叙事的重心明显更偏向于展现詹周氏的遭遇、觉醒以及时代背景下的人性/权力博弈，对于案件本身的“悬疑性”和推理过程并未深入展开。

头颅作为关键物证的下落最终也未交代，可能会让期待硬核悬疑推理的观众感到些许遗憾。

影片以“悬案”为名，却对案件推理轻描淡写，反而浓墨重彩地刻画女性困境。

导演的意图无可厚非，但若一开始就坦诚这是一部女性觉醒题材的作品，或许观众会更买账。

毕竟，冲着悬疑来的观众难免失望，而真正想探讨女性命运的人，本可以更早被吸引。

《酱园弄》是一部具有强烈社会关怀和女性意识的野心之作。

它成功地将一个民国奇案升华为对女性生存困境、司法腐败、时代洪流裹挟个体命运的深刻探讨。

几个核心段落的震撼力，以及对旧时代窒息氛围的营造，都极具感染力，让人对詹周氏的遭遇扼腕叹息，也为她最终的反抗和那渺茫的希望之光所触动。

尽管在叙事节奏、部分情节逻辑深度、配角动机挖掘以及暴力尺度平衡上存在不足，甚至悬疑元素未能完全满足预期，但影片的核心诉求——展现一个被逼至绝境女性的血泪挣扎，以及“不要屈服”的觉醒呐喊——是清晰而有力的。

它不提供简单的答案，而是将那个时代女性的血淋淋的生存状态和寻求一丝光明的努力，赤裸地呈现在观众面前。

《酱园弄》是一部具有现实意义的女性题材电影，它算不上佳作，但其展现的勇气、提出的问题以及在时代尘埃中奋力闪耀的女性微光，足以引发观众的思考与共鸣。

它告诉我们，即使在最黑暗的牢笼里，“为自己而活”的信念，本身就蕴含着冲破枷锁的千万种可能。

《酱园弄》中三个女性角色的塑造到底差在哪？

“当暴力成为女性觉醒的唯一注解，我们看到的不是解放，而是另一种剥削。

” 1詹周氏詹周氏被塑造成彻底的失语者。

影片用大量虐女镜头渲染她的苦难，然而这些暴力奇观并未转化为人物深度。

詹周氏在影片中太沉默了，哪怕到最后她在法庭念出西林的台词，她的底层声音仍被知识精英的话语覆盖，她只是一个传声筒，可一个能挥刀杀夫的女人，怎么会一点属于自己的思想和声音都发不出来呢？

这些对女主主体性敷衍和漠视的处理体现出男性创作者的傲慢和轻视。

观众只见她被动承受拳脚，却不见杀夫前的心理挣扎：对婚姻的恐惧、逃离的尝试、自我意识的萌发被完全抹去。

她举起屠刀之前的心路历程缺乏交代，观众无法感受到结构性压迫下这场悲剧的必然爆发。

创作者希望观众能共情詹周氏，却选择了不断地展现詹周氏如何遭受暴力，但是詹周氏被打得惨并不等于就能让观众动情，反而是感到生理不适。

这种偷懒处理反而淡化了它原本想讨论的结构性困境，转为了詹周氏个人的困境。

影片一面控诉社会压迫，一面用詹周氏与丈夫的甜蜜往昔闪回消解批判，请问塑造这些粉红泡泡是为了让恋爱脑观众惋惜他们死去的爱情吗？

就像是一部反赌博的教育片，仿佛在说：你看呐，他们曾经也相爱过，这个男人也没那么差，是痴迷赌博毁了这个家庭。

这种叙事偷懒将系统性暴力窄化为个体遭遇，背叛了女性结构性困境的议题初衷。

2西林西林作为知识精英，本应是底层女性的发声者，却沦为悬浮的喊口号机器。

西林没有遭遇詹周氏的困境，影片暗示的理由似乎是因为她可以玩弄男人于股掌之间并且利用他们，而事实上并非如此。

西林的形象更像是男性创作者对于女性主义者的意淫，充满了刻板印象。

她看似是拯救詹周氏的“圣女”，事实上又承载了片中男性角色的恶意，是多管闲事的毒妇。

我并不能从她身上感受到创作者对她的爱惜和正面的处理。

她以笔为矛撰写《为杀夫者辩》，质问“女人杀夫为何一定要有奸夫？

”，却在阶级隔阂中彻底失焦。

影片赋予她两种造型：旗袍名媛与短发先锋，却未赋予她理解詹周氏的能力。

当她宣称“要救千千万万个詹周氏”，其行动本质是俯视的想象。

酒会上与薛至武的辩论、法庭上的慷慨陈词，皆是与底层苦难割裂的精英表演。

3王许梅大姐大王许梅则彻底沦为推动剧情发展的工具人。

她帮助詹周氏的动机是什么？

从让詹周氏睡便盆旁到送蛋糕示好，其转变毫无铺垫；从上海舞厅头牌到成为狱中“大姐大”，身世更是模糊不清。

王许梅展现出对詹周氏的帮助是苍白生硬的，她教詹周氏认名字、送蛋糕的情节，被塑造为觉醒转折点，但分蛋糕的温情瞬间无法弥合逻辑断层。

她为何青睐詹周氏？

影片仅以“看了西林文章后同情”敷衍解释。

王许梅的牺牲也沦为推进男主线的燃料，她的死亡更显仓促，且死状惨烈，这正是男性创作者最善用的符号剿灭：把女性角色虐到极致，最后让她惨死，强行煽情，收割观众的眼泪，并推动情节发展。

《酱园弄》的困境恰是当下女性议题创作的缩影。

它用暴力奇观替代深度叙事，用精英代言淹没底层声音。

《酱园弄》中所谓的女性主义，最终呈现的仍是一个需要知识女性拯救的底层哑女、一个为男人错误殉葬的悲剧。

真正的女性电影，应当让詹周氏们自己说话，而非在血腥与粉红泡泡中将结构性压迫简化为遇人不淑的个体不幸。

这是一部96分钟的人物预告片。

故事就一句话讲完了：一个被家暴的女人把丈夫杀了是不是她杀的，怎么杀的，有没有帮凶，她怎么为自己争取公正的——预知故事如何请看下部电影。

本集96分钟的时间里主要呈现她被揍的过程，被雷佳音揍，被王传君揍，被狗不狗猪不猪的怪兽追咬折磨，各种血，各种痛。

以及，各人物出场。

人物塑造烂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每一个主角都像是动机不纯的工具人——你知道ta来干嘛的，但ta又不像是来干这个 请问陈导，雷佳音一个操着浑圆儿化音东北腔的男人是如何在1945年当上上海公安局局长的？

虽然他演的烂，但他松弛啊，那张脸写着我就是雷佳音我没演技可挡不住人家排队找我当男一号。

哪像别的演员，卯足了劲儿地演啊。

章宇就分到几句台词，几十秒的戏，上海腔调和法医的专业班味儿拿捏得恰到好处，不知道练了多少遍，生生把咱们佳音衬得像个群演。

全片能跟佳音一较上下的只有我们北京腔大幂幂，在章子怡身边忽闪着大眼睛巧笑倩兮——可是林萧，你这一集拿的是狱霸大姐大的剧本啊！

烂也不能全怪演员。

陈导你也不无辜。

总把镜头怼到男主月球表面一样的脸上，一次两次就行了，怎么全程怼脸特写呢，是觉得那个痘坑妆化的很好吗？

我是来看电影的还是来接受痘坑霸凌的？

估计是怕观众不够看， 导演竟然安排了GC做的猪狗和章子怡上演罗马斗兽。

没开玩笑，真的是罗马斗兽两千年前罗马贵族玩过的那套，陈导安排章子怡演给我们看了，这是看不起观众还是把国际章当奴隶耍？

从表达来看，想呈现的主题立意全靠旁白，甚至是在最后几分钟集中朗诵🙄剪辑上，有努力向观众喜爱的高质量短视频靠拢——有电影水准但难免有生硬瑕疵之处。

别怪观众不爱看电影了。

观众就是被你们这帮诈骗犯坑得不敢再进电影院的。

老登们明明可以抢钱的，为什么还要拍个电影？

是为了养活影视民工吗？

可怎么💰都让你们赚了呢。

一定要在大螢幕上看醬園弄中的眼神這部電影的角色很打動我，上周看完之後，有點激動；電影中的表達，個人覺得很當代，解讀角度很多，以小見大，驚濤駭浪，大螢幕上的幾個眼神，後勁很強，難以忘懷。

命運的眼神詹周氏被薛至武手電筒照亮時，那個只求來生斬斷孽緣的眼神。

被薛至武逼供的詹周氏，那種只求饒卻已經不求生的眼神。

開場的兩個眼神，我已經分不清楚我心中是恐懼還是同情？

是經歷什麼時代洪流下的什麼人生，才會這樣看著我們？！

西林和王許梅的眼神西林看到自己以「離婚」為主題的戲被更獵奇的「殺夫案」所取代時，眼神中的不甘與野心，化作文字中的「為殺夫者辯」，我感受到西林害怕在這個時代失去的一席之地。

王許梅主動認識詹周氏時，那種好奇又耍著小聰明的輕浮眼神，有靠山又懂得怎麼生存。

這兩個角色，一個通過文字一個通過行動都讓詹周氏開始有了變化。

詹周氏總用自卑和恐懼的眼神，看著大塊頭、債主和薛至武；但王許梅看她的眼神，西林的文字，都開始慢慢改變詹周氏。

薛至武然後當詹周氏再度看著薛至武時，我們才得以見到，薛至武自大的眼神開始瓦解，他自己也很可笑的只是被時代暴虐只能屈服的另一個詹周氏，但薛至武不敢反抗時代，詹周氏敢反抗他！

詹周氏是一個會留下名字的角色太單純又太複雜，即精準又浮動。

大螢幕的表演幾組眼神中，我們窺見了詹周氏的一半歷程；還有很多懸念，很期待下一部。

虽然电影中为娜拉的出走提出了另一条看似崭新的路，说在鲁迅的看法里，娜拉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然而鲁迅这篇《娜拉走后会怎样》，其实是在叙述为何娜拉终究要有这般命运，因她一直是他人之傀儡，哪怕出走也无经济支持。

女性，乃至更多傀儡般生活的人们，如要寻求真正的自由，第一要务是参与社会生活，争取经济上的平权，否则哪怕呐喊着觉醒与自由，一人两人尚可，多了终究被人嫌恶。

　　我今天要讲的是“娜拉走后怎样？

”　　伊孛生是十九世纪后半的瑙威的一个文人。

他的著作，除了几十首诗之外，其余都是剧本。

这些剧本里面，有一时期是大抵含有社会问题的，世间也称作“社会剧”，其中有一篇就是《娜拉》。

　　《娜拉》一名Ein Puppenheim，中国译作《傀儡家庭》。

但Puppe不单是牵线的傀儡，孩子抱着玩的人形也是；引申开去，别人怎么指挥，他便怎么做的人也是。

娜拉当初是满足地生活在所谓幸福的家庭里的，但是她竟觉悟了：自己是丈夫的傀儡，孩子们又是她的傀儡。

她于是走了，只听得关门声，接着就是闭幕。

这想来大家都知道，不必细说了。

　　娜拉要怎样才不走呢？

或者说伊孛生自己有解答，就是Die Frau vom Meer，《海的夫人》的。

这女人是已经结婚的了，然而先前有一个爱人在海的彼岸，一日突然寻来，叫她一同去。

她便告知她的丈夫，要和那外来人会面。

临末，她的丈夫说，“现在放你完全自由。

（走与不走）你能够自己选择，并且还要自己负责任。

”于是什么事全都改变，她就不走了。

这样看来，娜拉倘也得到这样的自由，或者也便可以安住。

　　但娜拉毕竟是走了的。

走了以后怎样？

伊孛生并无解答；而且他已经死了。

即使不死，他也不负解答的责任。

因为伊孛生是在做诗，不是为社会提出问题来而且代为解答。

就如黄莺一样，因为他自己要歌唱，所以他歌唱，不是要唱给人们听得有趣，有益。

伊孛生是很不通世故的，相传在许多妇女们一同招待他的筵宴上，代表者起来致谢他作了《傀儡家庭》，将女性的自觉，解放这些事，给人心以新的启示的时候，他却答道，“我写那篇却并不是这意思，我不过是做诗。

”　　娜拉走后怎样？

——别人可是也发表过意见的。

一个英国人曾作一篇戏剧，说一个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没有路走，终于堕落，进了妓院了。

还有一个中国人，——我称他什么呢？

上海的文学家罢，——说他所见的《娜拉》是和现译本不同，娜拉终于回来了。

这样的本子可惜没有第二人看见，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给他的。

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

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

　　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

做梦的人是幸福的；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

你看，唐朝的诗人李贺，不是困顿了一世的么？

而他临死的时候，却对他的母亲说，“阿妈，上帝造成了白玉楼，叫我做文章落成去了。

”这岂非明明是一个诳，一个梦？

然而一个小的和一个老的，一个死的和一个活的，死的高兴地死去，活的放心地活着。

说诳和做梦，在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

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倒是梦。

　　但是，万不可做将来的梦。

阿尔志跋绥夫曾经借了他所做的小说，质问过梦想将来的黄金世界的理想家，因为要造那世界，先唤起许多人们来受苦。

他说，“你们将黄金世界预约给他们的子孙了，可是有什么给他们自己呢？

”有是有的，就是将来的希望。

但代价也太大了，为了这希望，要使人练敏了感觉来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灵魂来目睹他自己的腐烂的尸骸。

惟有说诳和做梦，这些时候便见得伟大。

所以我想，假使寻不出路，我们所要的就是梦；但不要将来的梦，只要目前的梦。

　　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

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

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

她还须更富有，提包里有准备，直白地说，就是要有钱。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钱这个字很难听，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们所非笑，但我总觉得人们的议论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饭前和饭后，也往往有些差别。

凡承认饭需钱买，而以说钱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里面怕总还有鱼肉没有消化完，须得饿他一天之后，再来听他发议论。

　　所以为娜拉计，钱，——高雅的说罢，就是经济，是最要紧的了。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人类有一个大缺点，就是常常要饥饿。

为补救这缺点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可惜我不知道这权柄如何取得，单知道仍然要战斗；或者也许比要求参政权更要用剧烈的战斗。

　　要求经济权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许比要求高尚的参政权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类更烦难。

天下事尽有小作为比大作为更烦难的。

譬如现在似的冬天，我们只有这一件棉袄，然而必须救助一个将要冻死的苦人，否则便须坐在菩提树下冥想普度一切人类的方法去。

普度一切人类和救活一人，大小实在相去太远了，然而倘叫我挑选，我就立刻到菩提树下去坐着，因为免得脱下唯一的棉袄来冻杀自己。

所以在家里说要参政权，是不至于大遭反对的，一说到经济的平匀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见敌人，这就当然要有剧烈的战斗。

　　战斗不算好事情，我们也不能责成人人都是战士，那么，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贵了，这就是将来利用了亲权来解放自己的子女。

中国的亲权是无上的，那时候，就可以将财产平匀地分配子女们，使他们平和而没有冲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经济权，此后或者去读书，或者去生发，或者为自己去享用，或者为社会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请便，自己负责任。

这虽然也是颇远的梦，可是比黄金世界的梦近得不少了。

但第一需要记性。

记性不佳，是有益于己而有害于子孙的。

人们因为能忘却，所以自己能渐渐地脱离了受过的苦痛，也因为能忘却，所以往往照样地再犯前人的错误。

被虐待的儿媳做了婆婆，仍然虐待儿媳；嫌恶学生的官吏，每是先前痛骂官吏的学生；现在压迫子女的，有时也就是十年前的家庭革命者。

这也许与年龄和地位都有关系罢，但记性不佳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救济法就是各人去买一本note－book来，将自己现在的思想举动都记上，作为将来年龄和地位都改变了之后的参考。

假如憎恶孩子要到公园去的时候，取来一翻，看见上面有一条道，“我想到中央公园去”，那就即刻心平气和了。

别的事也一样。

　　世间有一种无赖精神，那要义就是韧性。

听说拳匪乱后，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谓无赖者很跋扈，譬如给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两元，对他说这行李小，他说要两元，对他说道路近，他说要两元，对他说不要搬了，他说也仍然要两元。

青皮固然是不足为法的，而那韧性却大可以佩服。

要求经济权也一样，有人说这事情太陈腐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经济权；说是经济制度就要改变了，用不着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经济权。

　　其实，在现在，一个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许不至于感到困难的，因为这人物很特别，举动也新鲜，能得到若干人们的同情，帮助着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同情之下，已经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个娜拉出走，便连同情也减少，有一千一万个出走，就得到厌恶了，断不如自己握着经济权之为可靠。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

也还是傀儡。

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

因为在现在的社会里，不但女人常作男人的傀儡，就是男人和男人，女人和女人，也相互地作傀儡，男人也常作女人的傀儡，这决不是几个女人取得经济权所能救的。

但人不能饿着静候理想世界的到来，至少也得留一点残喘，正如涸辙之鲋，急谋升斗之水一样，就要这较为切近的经济权，一面再想别的法。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然而上文，是又将娜拉当作一个普通的人物而说的，假使她很特别，自己情愿闯出去做牺牲，那就又另是一回事。

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也无权去阻止人做牺牲。

况且世上也尽有乐于牺牲，乐于受苦的人物。

欧洲有一个传说，耶稣去钉十字架时，休息在Ahasvar的檐下，Ahasvar不准他，于是被了咒诅，使他永世不得休息，直到末日裁判的时候。

Ahasvar从此就歇不下，只是走，现在还在走。

走是苦的，安息是乐的，他何以不安息呢？

虽说背着咒诅，可是大约总该是觉得走比安息还适意，所以始终狂走的罢。

　　只是这牺牲的适意是属于自己的，与志士们之所谓为社会者无涉。

群众，——尤其是中国的，——永远是戏剧的看客。

牺牲上场，如果显得慷慨，他们就看了悲壮剧；如果显得觳觫，他们就看了滑稽剧。

北京的羊肉铺前常有几个人张着嘴看剥羊，仿佛颇愉快，人的牺牲能给与他们的益处，也不过如此。

而况事后走不几步，他们并这一点愉快也就忘却了。

　　对于这样的群众没有法，只好使他们无戏可看倒是疗救，正无需乎震骇一时的牺牲，不如深沉的韧性的战斗。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我这讲演也就此完结了。

-本文来自鲁迅先生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文艺会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