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斯语课

“新意”是《波斯语课》令人印象深刻的原因之一，在看过了不少同样取材于纳粹集中营的佳作之后，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角度可供后来者挖掘并为观众提供一份惊喜了，而本片却巧妙地将“一门语言的诞生”所具有的戏剧性与对这场人性灾难深刻的反思结合在了一起。

导演瓦迪姆为我们创造的观感没有掺杂那种过分的自我沉浸所带来的沉闷，反而是在不失严肃性的同时抓住并放大了影片中的戏剧性，雷扎与科赫上尉之间那被逐渐累积的谎言维持的微妙平衡营造出了绝佳的紧张气氛，雷扎时刻命悬一线的惊悚感甚至比不少类型片呈现的都要好，即便知晓结局，许多情节也能让人冒出冷汗。

不过相比情节本身，影片对于科赫上尉这一角色的塑造要更为吸引人，与以往的刻板印象不同，科赫不是一个把凶恶本性摆到脸上来的反派人物，和长官比起来，他不够激进，纳粹党或是帝国对他而言还不及一个关于战后安逸生活的梦想；跟属下比起来，他似乎又不够残忍，没有亲手杀过一个人的他倍感无辜。

年轻时加入纳粹党甚至都没有一个像样的理由，科赫也许仅仅是想要一份体面的工作，身为后勤部长官的他自始至终都认为自己只是一位恪尽职守的厨师。

在这段难掩血腥味道的历史中，科赫所代表的群体不是“穷凶极恶”，而是相比之下存在范围更加广泛的“平庸之恶”。

对于生命的蔑视以及对于暴行的熟视无睹，早已成为其意识当中的一部分，正是这般根植心底的麻木为邪恶的滋长提供着源源不断的养分，最终孕育出了如工厂流水线一般高效的大屠杀。

《波斯语课》中的“语言”挖掘出了这些血腥工厂中“平庸的零部件”身上存在的矛盾性。

真实存在的德语与假波斯语以极具讽刺性的形式各自代表了科赫这一角色截然不同的两面，比起被纳粹思想扭曲浸染的母语，这门新学的语言就如同一张白纸，其上描绘出的科赫更像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普通人。

与暴行往往仅有一窗之隔的他却写出了岁月静好的诗句，仿佛性格中的狂躁与体制中的罪恶全都随着那单纯的梦想烟消云散了。

然而恰恰是无数渴望和平的冤魂构成了科赫口中“处处是渴望和平的灵魂”，他的每一个发音都象征着被鲜血浸透的生命，对于幸福的祈盼实则是罄竹难书的罪行在耳畔挥之不去的回响。

他眼中的“无名之辈”成为了日夜挂在他嘴边难以磨灭的证据，他赞扬的波斯语的美，正源于他最漠不关心的那些人，也正是这些受害者的姓名，惩罚了妄想逃脱罪责的科赫。

看似功能性过强的几位年轻纳粹成员，也从另一个角度挖掘了影片的主题，以掺杂着各种平凡私欲的“流言蜚语”为切入口，窥见了庞大且扭曲到令人窒息的权力体系的一角，“语言”既利用了权力体系也成为了几人被其反噬的导火索，有人因“不存在的语言”幸免于难，而有人则被迫走上了前线成为炮灰，一切都是对平庸之恶的讽刺与控诉。

（《环球银幕》存档+1）

关于二战的经典电影有许多，《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美丽人生》……电影一次又一次地带我们重返战场，体会战争的残酷与人性的深不可测。

新片《波斯语课》也是如此，作为一部二战电影，它仍然在拷问人的良知，而这一点在经历了新冠疫情大流行、世界持续撕裂的今天显得尤为可贵。

《波斯语课》改编自真人真事，是一个颇具戏剧性的故事：二战时期，一个被抓的犹太人急中生智，谎称自己是波斯人，又恰逢集中营中有个德国上尉在找人教他说波斯语，从而让这个犹太人，也就是本片男主捡回了一条命。

于是，男主用两千多个集中营犹太人的名字，创造了一门新的语言蒙混过关，上尉则学习热情高涨，从每天学四个单词，到每天学四十个单词，还自己制作了单词卡用来背诵，简直比考四六级的大学生们努力多了，却没有意识到他拼命学习的根本是一门不存在的语言。

本片最精彩的一幕当属德国战败时，上尉拿着假护照逃往德黑兰，满怀信心地说着犹太人教他的“波斯语”，但真正的波斯人完全听不懂，立刻把他当可疑分子抓了起来，无助的上尉满脸写着震惊和惶恐，怒吼道：“你为什么听不懂！

”上尉可能永远也想不通他信任的“老师”如何能自创一门语言，就像他从来都不认为自己有罪，不知道他将受到怎样的审判一样，他无知、自大、愚蠢，但又本性温和，虽然加入了纳粹，可他人生最大的梦想不过是去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当一个做饭好吃的厨子罢了。

我觉得在这部电影中，上尉这个人物比男主有意思多了。

此人身上具有极强的矛盾性，在和男主的相处中，他表露出温和的个性，甚至对男主产生了感情，屡次把男主从死亡边缘救回来；同时他也是集中营里的一名纳粹军官，可以对纳粹们屠杀犹太人的恶行视而不见。

如果没有加入纳粹的话，上尉大概就只是个普通的厨子，然后恋爱结婚，爱护家人，平静地度过一生。

那是什么让他变成了这样？

战争？

法西斯主义？

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该对此承担责任吗？

许多人将其归咎于体制，在极权体制的运作下，对犹太人的屠杀变成一场“无名之人”的统治对“无名之辈”的大屠杀，犹太人被略去姓名的同时，德国军人的人格也被他们的军职侵蚀了。

德国战败之后，被抓的纳粹军官这样为自己辩护，称他们只是在服从上级命令、履行职责，换作别人处于他们的位置，也会做一样的事，他们不认为自己有罪。

但这些宣称自己“无可奈何”的军官们当然有罪，哲学家汉娜·阿伦特将其称作“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指一个人在极权体制中放弃思考、也放弃了自己下判断的权利，成为一个不自知的犯罪者。

而《波斯语课》这部片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它将上尉这个人从他的身份遮蔽中拎了出来，让观众看到一个普通人的良知是如何泯灭的。

在犹太人男主教德国上尉学“波斯语”的过程中，两个人曾短暂地脱离自己的角色、身份，展开了几次真诚对话。

男主问上尉为什么入党，上尉说我也不知道，我走在路上，看到纳粹党员们站在街边抽烟，穿着棕色的衬衫开心地交谈着，就走过去加入了他们。

事实上，当时许多年轻人投身纳粹，仅仅是为了那身帅气、挺拔的军装，根本没有思考过入党意味着什么。

他们被帅气的制服吸引，然后就深陷其中，心甘情愿地犯下罪行。

还有一次，男主替代了集中营中的一个犹太人伙伴去送死，上尉发现了，把他救回来，问他为什么愿意和这些无名之辈一起去死？

男主反驳说这些人才不是无名之辈，只是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并比你差，至少他们不是杀人犯。

上尉说我不是杀人犯，男主听后不禁笑了。

上尉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罪恶，即使他对男主格外照顾，但和他的同伴们一样，他瞧不起犹太人。

纳粹们将犹太人视作“非人”、是低等的、有害的，所以许多军人在屠杀犹太人的时候没有丝毫杀人的罪恶感。

人易使而难劝，汉娜·阿伦特认为与劝说一个人从经验中学习相比，控制人类的行为，并使他们按照最感意外和最不公正的方式行动，看起来要容易得多，因为从经验中学习意味着你要思考和判断，而不是应用那些现成的公式。

战争破坏了日常生活秩序，重建了新的秩序。

德国纳粹的集中营里，人们的日常身份通通被抹去，只剩下迫害者与受迫害者的角色对立。

于是，对于那些服从并习惯了新秩序的德国士兵而言，他们不再有基本的良知，只觉得执行命令才是合理的行为。

正是纳粹的历史提醒了我们，人类竟然这么容易受操控，因此我们需要的是在实际生活中独立思考和判断善恶的能力，如果我们忽视了这点，二战发生的一切在今天还会重演。

如今距离二战结束已经过去了七十多年，但“过去永远不会死，它甚至从来没有过去”。

我还记得2020年新冠疫情在中国爆发之后，又在日韩、美国等国家相继爆发的时候，听到路边一个人似乎是很解气地说道：“终于轮到美国了，美国人都死完了才好呢。

”他可能只是在发泄情绪，但他在说这句话的时候，确实也忘记了他口中诅咒的美国人也和他一样，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生活着的人罢了。

——首发毒药，勿转——

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1:3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圣经·约翰福音》1:1《波斯语课》（Persischstunden, 2020）是一部以语言为核心、用反对工具理性与秩序的方式去反思大屠杀以及纪念死难犹太人的电影，其主题直指西方哲学中的语言与理性、秩序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是一部在主题上挖掘得十分深刻的片子，并且在当代也有启示意义。

《波斯语课》讲的是二战时期在集中营的犹太人吉列斯为了活下去自己创造了一门语言来欺骗想学波斯语的纳粹军官柯赫的故事。

吉列斯是生活在比利时的犹太人，父亲本是个拉比，但在二战中他和其他犹太人被德军逮捕并运往法国。

在去往法国的车上，吉列斯偶然间得到了一本波斯语书，并且知道了书主人的名字Raze以及波斯语的bawbaw是父亲的意思。

到了法国之后，德军处决了这批犹太人，但吉列斯因为电光火石般的灵感，拿着这本波斯语书说自己不是犹太人而是波斯人而活了下来，被送到当地的纳粹长官科赫，教他波斯语。

尽管吉列斯会的波斯语只限那个bawbaw，但为了活下去，他在帮科赫抄写犹太人名录以及在不教课时在集中营干活儿的时候，记住了很多犹太人的名字，然后通过名字与每个犹太人精神气质之间的联系把名字改编成所谓的“波斯语单词”教给科赫，这样在科赫问他的时候他也不至于记错。

就这样，在他所在的集中营解放时，他记下来了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名字，而科赫却在逃亡伊朗之后因为讲了一口塑料波斯语而引起海关关员的怀疑最终被捕，而那两千八百四十个犹太人却在吉列斯强烈的求生欲望和机缘巧合之下被后人记住并缅怀。

在这样一部看似荒谬但其实却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改编的电影从始至终其实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较量。

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都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imilian Karl Emil Weber，1864-1920）提出的概念，所谓工具理性，是通过精确计算而找出最有效达至目的的理性，是一种工具崇拜和技术注意为生存目标的价值观。

而价值理性相信的则是一定行为的无条件的价值，强调的是动机的纯正和选择正确的手段去实现自己意欲达到的目的，而不管其结果如何。

而在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Zygmunt Bauman, 1925-2017）看来，大屠杀是工具理性发展的巅峰。

大屠杀用科学手段和管理技巧屠杀犹太人和其他与纳粹在政治上意见不合的种族和团体昭示的是“人类记忆中耸人听闻的罪恶不是源自只需的涣散，相反源自完美无缺的秩序统治。

”所以，“大屠杀并非一群肆无忌惮、不受管束的乌合之众所为，而是由身披制服、循规蹈矩、唯命是从的人所为。

这些人一脱掉军装，就和我们所有的人没有什么两样。

他们有爱妻娇子，有得到他们帮助和安慰的患难朋友。

可是他们这些人一旦穿上制服，就用子弹和毒气杀害成千上万的人，包括他人的爱妻、他人的爱子爱女。？

— 《文化研究导论》Kindle版而《波斯语课》中所表现的正是这种屈从于工具理性的人性。

在纳粹军团内部，哪怕是那群军官们穿着军装时，他们也都表现出“人”的一面：他们对下属发火，在野餐时唱动听的歌曲，也在背后八卦上司八卦同事，悄悄摸摸地搞点小动作打点小报告，甚至在科赫与吉列斯独处时，科赫对吉列斯表现出一种同情与关爱——当他发现吉列斯想把他给他的食物带回去分给别人时，他让吉列斯在他办公室吃完他那份，然后让他揣两盒肉罐头回去。

这似乎都体现了兄友弟恭之爱。

然而，当这群私下里唱着歌、开着玩笑、打着小报告的纳粹面对成群的犹太人时，他们忽然就化身为杀人机器，在风景如画的树林里枪杀了和吉列斯一起从比利时来的犹太人。

而从这里我们也不难想象当他们控制着毒气室和毒气的情形。

除却纳粹一方对犹太人的集体屠杀，吉列斯在纳粹集中营里的工作也值得探讨。

在齐格蒙·鲍曼认为，纳粹大屠杀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是受害人的合作。

这就是被害社区的首领们，执行了大屠杀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大部分准备工作。

他们将受害人归档，负责监管在进入毒气室之前，受害人维持姓名的生产和分配活动，看管被俘人员以至于维持法律和秩序没让德国人多费心思或者多费钱财。

他们为屠杀的每一步确定对象，保证屠杀过程顺畅入流，他们把物色好的对象运送到便于集结且造成最小混乱的地方，他们为这最好的旅程积敛资金。

……这里见出现代权利可怕的一面，因为大屠杀过程中受害人的合作，正表现为驾驭着现代社会的权力的“正常”运转。

——— 《文化研究导论》Kindle版 如果把大屠杀看成是一套组织完美的系统的话，那么吉列斯既在这个系统之中，也是这个完美运转系统的一个变数。

在他不教科赫波斯语时，他就在科赫办公室为他抄写名录、或者在外面给即将被处死的犹太人制作并分发食物。

显然，他的免费劳动为纳粹的屠戮事业添砖加瓦，也让这个系统运转得更为顺畅。

这不仅是他的悲哀，更是理性之悲与人性之悲，但我们也应该同样看到，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价值理性代表的力量正在从工具理性之巅的恐怖中逐渐苏醒并最终以永恒纪念的方式战胜了它。

在替科赫抄写名录以及给外面犹太人分发食物时，吉列斯无意中发现记住编造单词的好方法——那就是根据犹太人的外貌特征来记住他们的名字，然后把名字改成所谓的“波斯语单词”去骗科赫。

也就是说，为了生存下来，或者说在强烈求生意志的驱动下，吉列斯自创了一门语言——这门语言的“能指”是对纳粹军官的欺骗，而“所指”则是每一个死在纳粹集中营里的犹太人。

而因为吉列斯不懂波斯语，他对科赫所说的一切都是以“词”（word）为核心的（科赫每天晚上躺在床上背的也是波斯语词，而不是句子，虽然他最后也可以说上几句话），而词语（word，也是希腊语所说的逻各斯）在西方文化中指的也是“支配世界万物的规律性或原理”，在基督教中，它指“天主的圣言，也是万物规律的源头。

”所以，逻各斯也指理性，而从这个角度来看，吉列斯为活下去而根据即将死去的或已经死去的犹太人的姓名而自创一门语言这个行为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不管纳粹军官多么冷血无情。

而当他最终获救逃出纳粹集中营、把他所记下的两千八百四十个名字告诉盟军时，他自创语言这个行为的意义和目的就已经转移到述说本身了——尽管那两千多个犹太人已经死去，但一旦他们的名字被吉列斯说出来即产生了意义，这就是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胜利，就是人类对历史之殇的反思。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圣经·创世纪》如是说，体现了语言和创造世界之间密切的关系。

在《波斯语课》中，吉列斯通过创造语言而记住了消失的同胞，而大屠杀之后的人类则用语言的和艺术的手段去展示工具理性发展到登峰造极之时、人类对同胞以高科技为手段有组织有目的的屠戮——虽然用以警示当下与未来，但从价值理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手段本身就是目的所在。

当然，“通过某种手段去记住某些事情本身就是意义”这个论断不仅在《波斯语课》中表现出来——只不过《波斯语课》把语言与理性、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之争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已——而是在很多和犹太人相关的作品中都有表现。

比如比它早一点上线的《名字之歌》（The Song of Names），表现的就是用音乐去记住那些名字本身这种行为的意义——它可以让一个前途无量的提琴手抛弃世俗的成功、朋友的关爱以及自己的信念。

同时，1978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以在文本中描述被纳粹铲平了的华沙犹太社区的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也深谙此道，在他的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他提到：“也许这些话听起来有些奇怪，但它在我脑海中经常浮现，当所有的社会理论崩塌，战争和革命把人性丢弃在完全绝望之境，那个被柏拉图赶出理想国的诗人，也许会站起来拯救我们所有的人。

”而从这个角度来看，《波斯语课》这部电影的当代现实意义不仅局限于揭露纳粹暴行和纪念无辜死去的犹太民众，更重要的是提醒观众在资本与工具理性比上世纪40年代更为发达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看待体现价值理性的语言、文学与艺术。

元素有些杂糅，吸引人的亮点本该是假造波斯语以及谎言被揭穿之后的戏剧冲突。

结果真的波斯人刚刚出场就领盒饭了，有点失望。

然而语言学部分只是作为推动情节发展而存在的，如果多一些造词部分就好了！

将从名字中提炼出来的词根和意义联系起来，比如说假词根“－ico”就是从名字中提炼出来的。

要是导演还能继续补充就好了，哪怕从他的犹太同胞中选一个来刻画，讲一下词根词干词缀如何组成普通单词。

比如说－avvi是生命，从那个布娃娃的标签上得来。

那么失去希望/失去生命这些单词就可以拿出来造词。

再者，影片另外的卖点是“你所记下的2468个单词，是惨痛的犹太人的名字。

”这里其实容易给人一种暗示：纳粹军官改变了，并且受到了冲击。

我想看的地方是，军官识破假波斯语之后，这种师生关系，这种不对等的关系开始改变。

犹太人可能会流血，可能会死，但一定会给军官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但是影片带过，没讲很多。

仅仅提到纳粹军官被拘留起来，去不了德黑兰了。

不过这一部分的张力很强，军官的梦想破灭了，看起来有点痛。

我想看的是军官不仅发现自己的梦想破灭，还要看他的思维方式产生一点点改变，记下来的这2000多个单词对他也产生了冲击。

语言会对人的思维方式产生影响，学习一门语言就像破解密码一样。

不过军官只学会了2000多个单词，算不上掌握，只能应付简单的口语会话。

在这一方面，特雷姜做得很好，但是波斯语课没做好。

同时，这里也存在一点谬误。

犹太人谎称自己只会用波斯语交谈，不会使用书面文字。

这里我原推测的是他出身比较低，因为掌握书面文字的阶层确实会高一点。

但是他又能写一手很漂亮的德文。

军官竟然丝毫没有产生怀疑。

这就像只会说方言的人竟然写得一手漂亮的英文？

虽然是为了糊弄军官，也感觉怪怪的。

还有，电影中为了体现“你念出自以为优美的文字，其实是犹太人惨痛的血泪”，拍了一个靠在窗边念诗的镜头。

这是亮点二，但是我还没反应过来就略过了。

其实大可以多加一点语言学知识，比如学习的过程中雷扎解释这个词根，比如说如何造句。

波斯语的语法必定和德语不同吧。

就算是异族文字，也应该会有规律。

如果语法也照搬乱造，军官真的不会产生怀疑吗？

最后，犹太人逃出来了，但是如果他没有借助军官的能力，恐怕一定会死。

而且他挤占了为数不多的生存资源，间接杀了那位意大利兄长，以及真正的波斯人除了他以外的人，都死得非常冤枉。

雷扎要为此负责。

但是影片中唯一得到救赎的就是他，由此我有些不平衡。

但是集中营里没有丝毫人性可言，就是这样吧。

最后，名叫“希望”的犹太人其实没有希望，名叫“生命”的犹太人丧失了生命，学习假波斯语的德国军官以为找到了和家人团聚的希望，这些都是雷扎编出来的假东西。

那么影片中什么是真的？

影片想要体会什么？

是军官和犹太人之间的友情？

还是普通纳粹军官的无可奈何？

还是犹太人惨遭屠杀的痛楚？

还是人性普遍存在的恶？

不清楚，每项都有体现，但是都体现得不多。

首发于公众号“影探”ID：ttyingtan作者：Scott转载请注明出处《波斯语课》的主创阵容很强。

导演曾操刀过俄罗斯爆款神剧《背叛》（豆瓣9.1）。

主演拉斯·艾丁格，德国演艺圈的扛把子，曾出演过高分神剧《巴比伦柏林》。

《巴比伦柏林》剧照，该作品三季均分9.3该片根据真实历史事件所改编。

曾入围2020年柏林电影节非竞赛展映单元及北京电影节。

本应代表白俄罗斯参战今年奥斯卡颁奖季，怎料因创作团队不符合标准，被取消资格。

虽不能走向更大的舞台，但这部作品给观众们带去的感动与震撼是满满的。

>>>>剧情简介(看过的可以略过)1942年，法国。

男主小卷是个犹太人，在逃亡途中被纳粹德军抓获。

车上，坐他身边的一大哥提出要用一本珍贵的波斯语书换小卷半块面包。

小卷看书上写着“雷扎”和“帕帕”，便问大哥是什么意思。

大哥说，“雷扎”是房东儿子的名字，“帕帕”是波斯语“爸爸”的意思。

原来这本书是大哥逃难前从房东家顺走的。

虽波斯人有戒律名曰“不可盗窃”，但是食不果腹的战乱年代，谁还在意戒律清规呢？

在乎的，只有活命罢了。

面包还没吃上两口，全车人就被德军赶了下来。

行李放一旁，列队成一排，人群中还有婴儿的啼哭声。

德军突然一顿扫射，人群瞬间倒下，没了一丝声响。

小卷提前倒地装死躲过子弹，但是被德军发现。

他连忙说自己不是犹太人，是波斯人。

并拿出刚刚交换的波斯语书籍证明身份。

而刚用书来交换面包的大哥，已一命呜呼。

《波斯语课》预告说来也巧，营地中有个纳粹军官想在战后去德黑兰生活，他在找会说波斯语的人。

小卷灵机一动，说自己叫雷扎，自己的父亲是波斯人，母亲是比利时人。

会说波斯语，但是不会拼写。

军官问他“帕帕”什么意思，波斯语“妈妈”怎么说？

小卷都对答如流。

得到军官“青睐”的小卷保住了一条命，被派去厨房做帮工，但是代价是要教军官说波斯语。

但其实，小卷只知道“帕帕”是爸爸，并不知道“妈妈”怎么说。

情急之下随便编了一个说法，骗过了军官。

但军官要每天学习新的波斯语单词，还要复习检测……于是小卷开始在厨房里“自创”波斯语。

随便编简单，但要记住自己编的那些单词，还是很费脑力。

哪怕记错一个单词，他的身份就会被识破，到时等待他的将不是死亡，而是折磨。

小卷每天的生活已经如履薄冰。

谁想到有天军官嫌一天学4个单词太慢，要改成学40个。

这下小卷傻了眼，我上哪去现编40个波斯语单词，还要倒背如流？

惊慌失措中，小卷发现营里犹太人的名单正好可以对应军官让他翻译的单词。

他灵机一动：为何不用这些人名作为词根呢？

小卷每天用同胞的名字做词根“造”波斯语，但每天陪伴他的，还有其他德军的质疑。

军官虽然相信小卷，但依旧恐惧被小卷当猴耍。

一天小卷无意中解释“树”怎么说时，没有意识到这个音在之前教“面包”时已经用过。

尽管他赶紧瞎扯“树”和“面包”在波斯语里同音，但还是被多疑的军官一顿暴打。

正常语言环境中，同一个单词有不同意思也很正常，就像汉语在不同发音下有不同用法一个道理。

军官也不是蛮横之人，意识到自己行为的过激后，也派人送小卷到军医处治疗。

小卷死里逃生，同时他也更加清楚自己陷入了一场以生命为赌注的猫鼠游戏之中。

一旦身份暴露，只有死路一条……

>>>>抹去与铭记表妹有幸在去年的柏林电影节上欣赏了这部《波斯语课》。

观毕，全场观众起立鼓掌，掌声久久不停，席中更是传来一阵阵抽泣。

不夸张说，作为一部二战题材的作品，它有着强烈且动人的张力感。

主创出席柏林电影节两个核心人物：纳粹军官、犹太囚徒。

本身对立的两人，以波斯语教学的形式产生联系、建立关系。

更重要的是，一门本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的语言，却成了他们的命脉，决定着生死。

一个教波斯语是为了在战乱中活命，一个学波斯语是为了在战后移民保命。

这部《波斯语课》用极具美学的手法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光辉。

全片画面以冷色调为主，从色彩上给到观众一种压抑的情绪。

镜头语言也格外冷静克制。

被屠杀的犹太女人们躺在车上，借以黄金分割比例的构图体现静态美学。

也在提醒观众这是真实发生过的人间惨剧。

上一秒纳粹军官们笑盈盈大合影，下一秒观众们就看到犹太人在矿地上血汗劳动。

鲜明的对比同时也是侧面烘托，给予观众心灵上的落崖层次感：有些人在战争中花天酒地，而有些人却活得胆战心惊。

不需要枪林弹雨，不需要血腥屠杀，细节的比对就足以体现这些纳粹们的恶行。

电影中有一幕戏让表妹印象最为深刻。

小卷为了报恩，和营中一位意大利人交换了身份和衣物，加入到了万人坑的队伍当中。

军官得知小卷离开了军营，连忙跑到队伍中揪出他，并质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为了一个意大利哑巴就要牺牲自己？

为了他你就要和这一群‘无名之辈’一起去死吗？

”

在这里，军官强调这些赴死的犹太人是无名之辈。

可小卷却说，不能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就认为他们是无名之辈。

这些人有名有姓，是鲜活的生命，是真实的存在。

这些所谓的“无名之辈”，他们的名字组成了军官日日夜夜背诵的“波斯语”。

当军官颇有兴致对着小卷朗诵自作的波斯语诗歌时，他念出的其实是集中营里的那些“无名之辈”们的名字。

军官所说的每个单词，都是一条犹太人的生命。

他随口一说，就是一大片生命。

何其讽刺，又何其震撼。

电影根据真实事件所改编，但很可惜，表妹找不到“小卷”的原型。

搜集资料的过程中，表妹也发现，其实“小卷”代表的不只是一个人。

他代表的是世界各地愿意正视、尊重并保护历史的人们。

1953年，犹太人大屠杀纪念馆在以色列建成，以此纪念600万在纳粹统治下遇害的犹太人。

馆名很简单，只有两个单词，名为“Yad Vashem”，在希伯来语中表示“记念、名号”的意思。

正如影片最后，纳粹被击败后烧毁虐杀犹太人的证据，犹太人的名册被付之一炬。

而当小卷被救出，被问到你是否记得那些受害者的名字的时候。

小卷说：我记得。

那人问你都记得谁？

小卷说：我记得2840个已故犹太人的名字……

据BBC报道，截止到2017年，600万大屠杀遇害者中，470万已有迹可循，仍有130多万姓名不详。

这470万有迹可循的遇难者中，或许还有2840名犹太人，是通过小卷的“自创波斯语”所记录下的。

纪念馆有1.3亿页文件、10万张幸存者证词、40万张照片、1.5万份国家档案文件以及2.5万件文物和1.2万件艺术品。

每一份都是沉甸甸的历史记录，每一份都代表着那些“无名之辈”们曾经存在的痕迹。

受害者们的鞋子小卷、还有像小卷那样孜孜不倦为那些“无名之辈”正名的人们，将600万这个冰冷的数字，还原成了有血有肉的个体。

他们绝不是集中营里的代码，不是600万，更不是纳粹军官口中的“无名之辈”！

纪念馆前些年还发起了“消失的100万”的活动，收集那些没有被记录的遇难者的姓名、信息。

记住，或许是纪念他们最好的方式之一。

27年前，一部《辛德勒的名单》让观众们看到了人性光辉点亮黑暗的战争年代。

辛德勒凭一己之力救下了千万犹太人，如救世主一般，为命悬一线的犹太人们提供了一个避难之所。

27年后，一部《波斯语课》又让我们感受到苦难时期仍然有人愿意用自己的方式记录历史，记住了营中2840名同胞的名字。

将德军刻意隐瞒的事实公之于众，将集中营内的恶行一一复述。

活下去，并记住。

小卷用一种柔软的报复，为那些遇难者们正名，也给纳粹军官套上了沉重的枷锁。

而军官所学的“波斯语”，将会永生永世在他脑海中挥之不去，他将永远被噩梦所困，永远记住那些在集中营里受苦受难的犹太人姓名。

可惜的是，直到影片结束，观众都不知道小卷的真实名字。

但就是他这样的一个无名之辈，记住了2840个曾在集中营受苦受难的无名之辈。

悲痛而不血腥，沉重却让人深省。

好的作品会给观众们带去深层次的思考和反省。

更难得的是，这样一部作品的制作团队多是德国人或后裔。

他们愿意正视历史，愿意将黑暗面展现在观众面前。

同样的，他们也希望观众能够以更加理性的态度去看到历史。

导演曾坦言，自己并不想拍一部关于大屠杀的电影，而是想做一部真正关于交流的作品。

从不同的文化层面及身份背景出发，看到战争的无情所带去的伤痛。

也要牢记战争中人性光辉所带来的温暖和感动。

以语言为桥，以历史为镜，唯有正视，方能进步。

文/大表妹

语言，为受难者奠基最温柔的纪念。

“你说无名小卒只是因为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他们和你并没有区别。

”基尔在雪地里道出战争疯狂的本质。

他们走马观花地看向那块绵延数百米的纪念碑——那一般都是灰色或白色花岗岩打底，密密麻麻如同蚁群。

印刷体无人情，四季都冰凉。

印成铅字的死者仿佛身处冰冷的石棺中，无处为乡。

将姓名编纂成单词，组合成一门优美的语言，那可真是太温柔的纪念了。

“多么优美的语言啊，”克劳斯赞叹道，口中喃喃着姓名组成的音节。

音节字母没有任何意义，只是基尔，用他那双灵动朦胧的温柔大眼睛，像猫一般由表及里，给予死难者一个以他们为蓝本的含义，“疯狂”，“耐心”，“饥饿”，“生命”。

生命的重量倾注在言语中，便有庄重崇高之感。

这曲生命赞歌，却发生在阴郁恐怖之地，从未为人所知直至它弥留的最后一刻。

基尔也曾想让克劳斯明白这一点。

这个纳粹军官，业余厨子，不过被荣华富贵迷晕了头脑，在安逸中选择性无视自己所犯下的恶行，将杀戮和愤怒日常化，成为名利财富的裙下之臣。

有趣的是，这样冷酷的冲突发生在厨房里，发生在这个精明，傲娇，柔软的小波斯猫身上，他那潜藏的人性便初露端倪。

“我要在德黑兰开一家餐厅。

”克劳斯向基尔娓娓道来，他未曾言说的平凡梦想。

有一瞬间我真的以为他会与他一同走进那片森林，为自己的过失忏悔，从此改邪归正做个清醒善良的人。

但是，他有意无意显现出的疯狂和神经质却逼我直视战争的恐怖——无差别的暴力，歇斯底里，战争中每个人都为了狂热的欲望奔走，为此不惜代价。

克劳德有过动心的时候，比如给予他生的承诺，昏黄灯光下一双将落未落的手。

可那承诺是自私的，那是以满足自我欲望而沾满鲜血的手。

疯狂年代的自私之爱，不值得被怜惜。

他们都奔向了彼此的自由，也收获了应得的业果。

那两千四百八十个名字，是不朽的纪念，是难以磨灭的伤痕。

1.故事原型非常有潜力！

可惜很多地方没处理好，虎头蛇尾了。

尤其电影刚开始，在高度紧张的生存压力下，教一名残暴的纳粹军官一门完全自己瞎编的语言，不仅瞎编，还要记住所有单词，简直是肾上腺素飙升！

可后来反而不那么紧张了。

2.有些情节我没理解。

纳粹军官去德黑兰的动机不太清楚，对其人物塑造不够丰满。

看到有人说是历史以及当时的政治背景以及，那线索也太隐蔽了。

3. 麦克斯是一条重要的故事线，引出来很多人物，可是有点勉强，与主线的联系太不紧密。

比如原本麦克斯是为了得到肉罐头，为什么后来莫名其妙的成为想要拆穿吉尔斯的人？

再比如意大利兄弟，在电影里的情节下完全不能理解吉尔斯就那样产生了深厚的感情，愿意为之赴死。

其实麦克斯这边的线索也很有意思，这条线可能代表普通人在非正常环境下的“正常生活”。

如果刚开始因为发现“波斯人”而去邀功，按理说如果这不是事实，麦克斯应该为此负责很可能受到严厉的惩罚。

但是麦克斯却成为了“反派”，如果没有麦克斯女友的事情，也就是说不参杂私人感情，那就可以理解为麦克斯事实上是出于对“真相”甚至“真理”的追求，代表了特殊环境下的“正义”，这是很有趣的，像屠杀犹太人，南京大屠杀，文革等等，都进入到了一种非正常环境，个体的价值观很难不被影响，这应该是一种群体心理学。

可是电影里却和麦克斯的女友扯上了联系，这样如果是因为私人感情而去拆穿主角的话，麦克斯就代表纯粹的恶，这样就太二元化，不太高级了。

电影大概还想用麦克斯这条线来表现集中营里德国民众的正常、普通生活。

这也挺好的，只是如果都用麦克斯这个人物来表现的话就会引起混乱，至少这个故事原本可以更自洽的。

4. 如果结局的重点是一个个犹太人的名字，前边的铺垫就太不够了，只看到了抄写名单，以及吉尔斯给犹太人打饭的场景，造成的冲击完全不够，我感受不到那些名字的震撼。

5. 把编造一门语言和犹太人名字联系起来本来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点。

如果其他线索与人物的设计更自洽一些，关于名字的铺垫更巧妙一些，结局再改一下，会造成很大的冲击力！

完全可以冲到9分的，可惜了！

李洋教授在《目光的伦理》中总结了大屠杀电影的基本框架：还原-归罪-反思-对反思的反思。

“首先，一个大屠杀电影必须为还原历史真相而服务，要做到核心情节的真实性。

其次，影片要揭示历史凶手并指认他的罪行，一个典型的纳粹魔鬼因此必不可少，其目的是在影片中延续道德审判……第三，观众需要在电影中对大屠杀进行反思，而影片要为这种反思提供情感空间。

第四，观众必须以某种方式与现实紧密相连，形成反思的反思，以避免机械地重现历史。

（p.198）”这样一套规整的框架使大屠杀电影成为当代欧美电影的一个经典类型。

每年都会有几部这一框架下生产出的电影或电视剧，好看且感人，却也难推陈出新。

《波斯语课》却并非如此。

最明显的是，《波斯语课》里没有一个“纳粹魔鬼”，纳粹军官Klaus被赋予了饱满的人性：他负责餐饮，没有出现过他手上沾血的情节；他热情、勤奋地学习波斯语，期待战争结束，到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度过余生；他几次救下犹太人Gilles，对后者有着一种异乎寻常的依恋。

当他小心翼翼地用“波斯语”说出“我爱你”，我们不由想象他大概对某人有着无法传达的爱意。

但Klaus并非只是一个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人物，《波斯语课》也并非一部“黑暗中仍有人性”的催泪电影。

本文以笔者一位德国朋友的视角出发，谈谈《波斯语课》的几重惊喜之处。

这位德国朋友J是一位社会学博士。

作为德国人，他在小学、中学阶段都接受过专门的历史反思课程教育。

老师会带领他们到大屠杀相关遗址和纪念馆授课。

而作为社会学博士，他在观看电影甚至短视频时都会不自觉地开启学术批评模式，追问出一连串我想不到的为什么。

这让我总是用各种各样的电影去“刁难”他，以了解不同的视角。

比如，他对《芭芭拉》一类的刻画东德时代的电影有一个共同的抱怨：这些人物的动机都是“东德是邪恶的，我要逃离”——但是，为什么？

有没有更具体的动机？

又如，看完《索尔之子》的第一反应是“这真的不是专门冲奥的残酷煽情作品（Oscar-baiting cruelty porn）”吗？

而他对《波斯语课》的第一印象是：本片在很大程度上遵循了大屠杀电影的“模板”：Klaus是一个情绪不稳定的纳粹军官（有意思的是，J告诉我，扮演者拉斯·艾丁格在德国人心中的形象也是如此，几乎成为一种角色原型（typecast））；施虐成性（sadistic）的下级军官，集中营中的木床，采石场，等等。

但J最感到惊喜的是《波斯语课》对军官和看守人员内部互动的精细刻画：因奖罚产生的不满和抱怨，相互间的好感、调情和争风吃醋，甚至关于长官尺寸的流言（在豆瓣评论区可以看到，这个插曲让一些人感到迷惑）。

这传达出：他们也是人。

而这部分内容在影片后半段的减少是一种遗憾。

J认为《波斯语课》，正像《辛德勒的名单》、《钢琴家》之类的大屠杀电影般，有力地传达了最重要的信息：大屠杀是罪恶的，大屠杀绝不能再度发生。

但他们也都有一个不足：未能有力地解释大屠杀为何发生。

这一不足和电影这种媒介的特质有关：作为视听媒介，电影创造一种感知，在感官上传达“大屠杀是邪恶的”这一情感体验。

但若要追溯大屠杀为何发生，恐怕还要到历史书里去寻找当年的世界格局，德国的政治结构，等等。

最值得一说的是，作为德国人，J在观看大屠杀电影时还有另一重视角：身份认同（identity）的视角。

系统的历史反思教育使年轻一代德国人警惕爱国主义（patriotism），甚至给予其消极意义。

而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国家、民族和文化是任何个体自我认知的重要一部分。

而他们正是在这样的割裂中长大。

他告诉我，也许一个普通观众只会轻描淡写地想到， “哦，那些邪恶的纳粹是德国人”；但当他观看时，他会经常想到：“啊，那也可能是我（oh that could be me）”——那些看守就像任何一个普通德国人。

他们的吐字发音，说话的方式……一言以蔽之，他们的习惯（habitus）对他而言都是如此熟悉。

特别地，由于是当代德国演员在表演，这种熟悉感就尤为明显。

于是，他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来将自己和那些纳粹军官区分开来，而不是一直想着“如果我生活在80年前，我也可能是他们中的一员”。

在听到这样的视角时，笔者着实有些惊愕。

但这样的代入，这样的“恶意揣测”，这样的自我反思，难道不正是我们需要的吗？

大屠杀究竟离我们有多远，这正是此类影片应当激发的思考。

同我一样，J也认为Klaus并非一个简单的艾希曼式的“平庸之恶”人物。

一方面，艾希曼究竟是“平庸之恶”，还是在法庭上精心扮演这个人设来给自己减罪，还很有争议（一些研究指出，艾希曼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另一方面，对“平庸之恶”的字面理解可能以“平庸”的动机遮住了对更丰富多元的动机的探讨。

正如当年德国盛行的不仅是反犹主义（anti-Semitism），而是与诸如“让德国再次强大”的民族主义等思潮合流。

对“平庸之恶”的探讨应该指向《纽伦堡的审判》里提出的那个残酷又经典的问题——“你作为一个人对群体性罪行有责任吗”？

而现实好像是，随着《朗读者》等电影使“平庸之恶”这个概念为人熟知，观众越来越倾向于给予同情。

这是有生理基础的，认知科学的一些研究显示，人们对于直接关涉自己的、具体的、在眼前的苦难的感知力，强于对间接的、抽象的、远方的苦难的感知力，即使后者在数量和恐怖程度上更高。

典型的例子是，在经典“电车实验”里，选择“按下按钮”而救更多的人，比“将一个胖子推下月台”而救更多的人，更易为人接受。

而在电影里，由于电影靠一个故事、几个人物来驱动，聚光灯下人物的闪光点和弧光就会更为耀眼和激发共情。

因此，《波斯语课》的严谨之处在于，它并没有滥用人们的同情心和感知力。

尽管拉斯·艾丁格精湛的演技让Klaus时而显得腼腆羞涩，当他在野餐上重拳殴打Gilles时，当他为救回Gilles而拔出手枪威胁负责运送的军官时，当他沉醉地放声朗诵自己用“波斯语”写出的诗歌时而窗外是人间炼狱时，当他以为出逃在望而洋洋得意宣称自己未沾过血时，他的虚伪、残忍和对暴力的崇拜都隐隐可见。

心理学家Jonathan Haidt有研究指出，相比理性，直觉更能敦促人们做出道德判断。

他的实验显示，受教育程度高者相对于受教育程度低者更倾向于理性化（rationalize）自身行为。

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能解释，为何寻常人都能将心比心遵循“不可杀人”这样的道德律令，而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却不免和纳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因此，许多哲学家在反思大屠杀的惨剧时指出，大屠杀不是现代性的反面，而恰恰正是现代性的产物。

机器的创造和大规模应用将人类从维持生存的劳作中解放出来，亦让人自身成为机器的一部分，这便是异化。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波斯语课》的切入点——语言才显得匠心独运。

语言和文化正是这种工具理性的反面。

它们始终逃脱理性的捕获。

一门语言是一个世界，进入另一个世界要求先将熟悉的世界和身份搁在一边。

于是我们看到Klaus在说“波斯语”时仿佛换了个人，变得温柔、羞涩和富有同情心。

这不仅是因为“波斯”二字代表的神秘东方、古老文明等一串关键词引人浮想联翩，而是另一种语言对人类认知的驯化。

它要求人们跨越边界，敞开自我，进入另一个世界。

因此，在《波斯语课》的结尾，当Gilles眼含热泪，缓缓背诵出2800个名字时，我们才会和影片中的人一起热泪盈眶——那里，2800条生命不是数字代号，不是可被精确计算出价钱的劳动力和生物能（人们进入集中营后，不只是贵重物品被剥夺，而是头发、指甲和牙齿都被收集用于工业生产），而是独特的生命体验。

用语言铭记，这正是文化的意义——铭记他们也曾存在，他们也正是我们。

（首发幕味儿微信公众号）

草率的轻信成就简单的谎言，鲜红淋漓的名字在他眼中毫无意义，他只在乎他的德黑兰，那里有他久未谋面的兄弟，有他独立于这座营场之外的一个梦谁想他日思夜想的波斯语却是假的，真相潜藏在一页又一页的名册里，可是他视若无睹，终究德黑兰只成为了一层幻影，回荡在波斯人脑海中的一串串名字，才是过去每一分钟里的真实

原文地址： http://www.qh505.com/blog/post/6215.html 分叉的道路，摆在两个人面前，一个是集中营里的囚犯“雷扎”，一个是纳粹的上尉科赫；一条路通向机场，乘上飞机就可以去往伊斯坦布尔，就可以转道德黑兰开一家自己朝思暮想的德国餐馆，一条路通向未知，尽管战争中德军已经节节败退，“雷扎”可能会遇见盟军——两个人是囚犯和军官，两条道路通向已知和未知，但是当两条路两种命运在这个关键时刻铺陈开来，对于他们来说却是关于生命的另一种走向：“雷扎”果真遇见了盟军，他终于从战争的恐惧中走出，走向了一种已知的生活；而科赫在机场讲出了所谓的“波斯语”，但是懂波斯语的人却一句也不懂，他的波斯语，他的德黑兰计划，连同他造假的“马塞尔·加朗”这个比利时人的身份，一同变成了虚无，最终走向了失败者的命运。

这是最后的结局，当科赫高喊着“我说的波斯语”而被逮捕，另一边的“雷扎”却将死在集中营里的囚犯名字一个个回忆出来，他们是2840个名字，却是2840条生命，他们是2840条生命，却成为他传授给科赫“波斯语课”的2840个词汇——生命早就在纳粹的屠杀中消失，但是“雷扎”却用词语命名的方式保留了他们的名字，这是一种纪念，更是一种控诉。

但是当科赫因为“波斯语”而被逮捕，这一堂发生在集中营里的“波斯语课”真的就应该以这样的方式决定两个人最终命运的归宿？

走在铁轨上，“雷扎”听到的是盟军问他的那句话：“集中营中大概有多少囚犯被关押在哪里？

”时时萦绕着的问题，最终变成了“雷扎”凭记忆说出的2840个名字，但是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的他，为什么独自走在铁轨上？

为什么依然看到迷雾？

他最后抬头望天，似乎在寻找着上帝的影子，作为犹太人，他在被关进集中营中骗取了那本波斯语的书，他在科赫面前撒谎说自己是波斯人，以及最后分叉的道路上根本没有想到告诉科赫真相，是不是也意味着一种亵渎？

就像他最后离开集中营走向森林深处的时候，望见了那座竖立着耶稣十字架像的废弃教堂，在一刹那他是不是感受到了内心渎神的罪恶感？

当他从犹太人变成“波斯人”，当他冒用书的主人而将自己命名为“雷扎”，当他学了波斯语“爸爸”获得了幸存的机会，他无疑就是在撒谎，就是在谎言中找到了被拯救的生命，而这个被命名的谎言和科赫最后在机场被识破不是护照上的“马塞尔·加朗”一样，其实是走向相同的命运：他们都成为没有名字的人，他们都活在谎言中，他们保存了生命或者剥夺了生命，也都是因为命名——当命名决定了命运，当生命只是一个词语，是不是表现了一种战争的残酷性和苟活的欲望？

是不是战争必然摧毁了人的宗教性和道德感？

是不是人活着最后只能是一个取消了意义和人道主义的能指？

波斯语中的“能指”到底是什么？

它和所指是不是走向了一种分裂？

“雷扎”是一个犹太人，他在被押送开往集中营的车上，用一块面包换取了另一个囚犯的波斯语的书，从书上签名的“雷扎”为自己命名，书是囚犯偷来的，从一开始宗教的这种罪恶就出现了，“不可偷盗”这是戒律，但是囚犯拿到了“雷扎”的书，还换取了面包，而当犹太男人换取了这本书，他不是偷盗却是撒谎。

囚犯被押到树林中，在第二批囚犯即将被处决时，“雷扎”喊出了一句话：“我是波斯人。

”而集中营的上尉科赫正好在寻找波斯人，于是这一句话对于雷扎来说仅仅是理论上活命的稻草，最终却让他成为唯一的幸存者，他被带到了集中营，被安排在厨房里，成为科赫的波斯语“老师”。

“雷扎”无疑是机会主义者，但是相对于在他眼前一批批倒下的囚犯来说，他的这种机会主义让他活命，但是机会主义也是一种冒险主义，因为科赫虽然对他半信半疑，但是也威胁他：“我最痛恨的是小偷和骗子。

”一旦科赫知道他是冒牌为波斯人的犹太人，最后的结局还是死，但是未知的死总比已知的死留有更多的可能。

所以对于雷扎来说，接下来的任务便是要装作是一个波斯人，要“说”波斯语，而这对于雷扎来说几乎不可能的，除了车上的囚犯教他波斯语的“爸爸”是“鲍鲍”之外，他一无所知。

语言中的所指被抽空了，对于雷扎来说就只剩下了所指，所以他开始命名，从厨房的刀子、叉子、碟子，到其他各种器具，雷扎都开始了自我命名，这是属于他自己的命名系统，随机地，甚至随意地命名，无意将他推向了不安的境地，因为他自己首先要把每一个词语所指向的物品对应起来，只有在反复确认、反复记忆中才能避免出现差错。

用自己的命名方式说出词语命名物品，这是“雷扎”命名术的第一步，他的“波斯语”作为符号的能指，对应的是物品，所以这是一种为了生存而不掺杂情感的命名，是一种物意义上的命名。

如此小心翼翼，如此战战兢兢，竟也使得科赫没有发现破绽，但是在科赫进一步学习中，这种机会主义式的命名却必须转向，科赫给了雷扎四十个德文单词，让他翻译成波斯语，然后交给他相关的说法。

雷扎面对这些德语，陷入到一种恐惧中，因为这一次是四十个单词，明天就是另外四十个单词，长此以往这种随机性的命名就无法靠记忆来完成词语和事物之间的对应。

但是在那份囚犯名单的花名册上，雷扎忽然闪现出一丝灵感，他们的名字是不是可以成为被命名的波斯语？

一方面他将名单里的名字变成了波斯语词语，另一方面他又通过给这些囚犯发放食物叫他们名字时，在词语和名字之间获得了对应，这种命名方式比对事物的随机命名更可靠，因为每一个词语都指向有生命的存在——一旦这些囚犯被枪决而死去，那些名字也成为对他们永久的纪念。

雷扎的命名其实依然充满了风险，即使在五个月的时间里他“教给”了科赫600多个单词，一旦有人懂得波斯语，他的所有努力依然会化为零，他的生命依然会最终失去，即使没有人懂得波斯语，科赫只要对他有怀疑，考一下他就会露出破绽——在纳粹军官的野餐上，科赫问雷扎“树”该怎么说，雷扎却说出了此前教给科赫“面包”同样的词，在波斯语中怎么可能树和面包是同一个词？

雷扎的说法自然无法让科赫相信，科赫骂他是犹太猪，并且罚他去采石场做苦力。

但是这仅仅是意外，而且也不是科赫自己真的怀疑，所以在采石场做苦工之后，科赫还是让他回到了原来的岗位，因为于他而言，他真的需要这样一个波斯语老师。

实际上，科赫对雷扎没有过任何怀疑，一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根本没有懂波斯语的囚犯来验证雷扎的身份，二是科赫的确被雷扎的波斯语所吸引，他认为这是最优美的寓语言，而且用所学的波斯语创作了一首诗歌。

在雷扎和科赫之间建立了波斯语的结构体系，一方面是符号意义的能指，另一方面则是意义的所指，当那些词语全部用人名来命名，实际上融合了一种生命，而科赫学习波斯语也慢慢变成了一种和生命有关的语言。

科赫虽然是集中营里的上尉，但是他告诉雷扎的是，自己是偶尔加入纳粹的——只是在街头的时候被人拉去加入了纳粹党，之后又鬼使神差成为了军官，正因为此，他的兄弟离他而去，开始在德黑兰生活，所以科赫想要去德黑兰开餐馆的想法，其实是为了弥补亲情的损失——这是一种超越了战争的情感，而战争在某种意义上却在阻碍着这种人性的表达，上校在得知科赫的兄弟在德黑兰的时候，质问他的是：“为什么他要移民那里？

”在他看来，这是不爱国的罪名。

正是因为这种战争之外存在的人性，使得科赫在对雷扎的整个过程中，没有怀疑，也没有暴露出纳粹的残暴本性，他甚至处处保护他——一个负责厨房工作的军官，一个没有开枪杀过人的纳粹，一个向往自由的德国人，一个爱写诗希望和家人团结的男人，无疑是集中营的“异端”，而和这个“异端”不同，集中营里的德国军人却是杀戮的刽子手，一开始就在密林中枪决那些囚犯，而在集中营里，中士马克斯手中握有生杀大权，他想证明“雷扎”不是波斯人，或者仅仅为了立功，为了几罐牛肉，而当他抓获的俘虏中真的有一个波斯人之后，便拉起雷扎想要揭穿谎言，但是那个波斯囚犯却无故割破了喉咙，立功没有了机会，马克斯大吼：“是谁干的？

”他以为是“雷扎”杀死了他，但是当后来进来的马尔科承认是自己干的，马克斯不由分说就在牢房里把马尔科杀死，连续的枪击声让“雷扎”全身颤抖，经历过太多的生与死，在每一次血腥的死亡面前依然是难以逃离的恐怖。

正因为“雷扎”随时面临恐怖，所以他身上更具有生命意识，当他运送东西返回集中营的时候，看到地上散落着一些东西，他捡起一个布娃娃，上面写着“AVIVA”的字样，这应该是它主人的名字，于是“雷扎”以这个名字命名了最重要的一个波斯词语：生命。

生命是属于自己用谎言换来苟活的机会，生命是那些被枪决的囚犯留下的名字，生命是每一个“波斯词语”背后的血泪，生命也是共同对暴力的抵抗——“雷扎”把科赫奖给他的那罐牛肉给了马尔科，马尔科把它又给哑巴弟弟雅各布吃，马尔科对“雷扎”表示感谢，也正是这种对生命的挽救，当马克斯想要另一个波斯囚犯揭穿雷扎的谎言时，马尔科能够挺身而出，甚至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雷扎”的存活。

每一个自造的波斯语都是生命，每一条生命都是被命名的波斯语，这就是词语即生命的命名方式，在用生命书写的波斯语课上，违反了十诫不可偷盗依然是为了活着，背弃了圣经开始撒谎也是为了活着，用20个肉罐头的赌注换我性命是杀戮游戏，用2840个囚犯的名字得以幸存则是人道主义——所以在强烈凸显生命意识的牢狱里，在千方百计保全生命的战争中，生命是超越一切的存在，纳粹军官科赫也好，犹太囚犯雷扎也罢，他们在残酷的时代里，只拥有唯一一次的生命，在分开的道路上，他们也只有唯一的结局：活着，或者死去——就像词语被创造，也可能被消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