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球

对比一只羊，我更喜欢这一部。

《气球》的故事没有一波三折，它不复杂，也不难懂，但这并不妨碍它是个极好的故事。

开场前，特地花了十分钟时间飞快读完了原著小说，但即便如此，观影过程中还是惊喜不断。

正如万玛才旦所说，《气球》是先有了剧本，因为一些原因迟迟无法开拍，这才有了小说。

小说里没能展现出来的，在电影里都得到了更好的展现。

姐姐与妹妹、羊与人之间的对比，父子三代人之间、红白气球之间的呼应……这些小而精巧的对比与呼应，镶嵌在这样一个朴实、平淡的故事里，反而形成了一种绝对的说服力。

它很温和，但很有力。

在烧毁了的书的封面，反复摩挲的女人的手… …这不动人吗？

站在牛粪堆边上的，总也点不燃烟的紧张的男人… …这不动人吗？

青海湖边的孩童梦境，蓝天白云，小孩在追，倒影在跑，被当作“转世”证据的黑痣被摘下… …这不动人吗？

与评论区的某些自诩“资深影迷”的杠精不同，作为普通影迷的我，这次是真真切切被打动了。

因为宗教、政策与生长环境的不同，我们和这些角色的悲欢并不相通，但我想说的是，这并不仅仅是一个评判孰是孰非、孰强孰弱的宗教小故事。

在这个看似简单的故事里，妹妹的皈依可能并非真正的皈依，姐姐的看透或许才是真正的看透。

扪心自问，大银幕前的我们，又有几分坚定的信仰在心里呢？

活动现场有个女孩子问万玛才旦：近些年，女性题材的影片成了一个热门趋势。

作为一个男性导演，请问您为什么要拍摄这样一部女性视角的影片呢？

作为万玛才旦“粉头”的陈丹青抢过话筒，激动地反驳说：“我不认为这是女性视角，这是万玛视角。

”很强势，但很在理的反驳。

我从电影院出来才明白了为什么《气球》宣发和排片都那么少。

因为坐在银幕前我就失去了快乐，出来之后就更郁闷了，显然这部电影不适合大部分观众只是买票图个乐的市场，还是不要效仿《地球最后的夜晚》那样夸张宣发了，对电影的口碑也是好事（讲真，《地球最后的夜晚》当天的评分跳水我真觉得有些过分，虽然叙事线我当时在影院也没看懂，但看不懂叙事线，观众至少也要给毕赣这种调性买个账吧……人家就没想过拍什么甜甜的恋爱片，野柚子那样的谜一般的女人她不香吗？

梦境、真实与回忆的纠缠它不吸引人吗？

烟花一样短暂的爱情它不适合跨年看吗？

）。

Your body is a battle field《气球》涉及的生育主题倒让我想到2019年另外一部电影《地久天长》。

我记得当时也是一个人看的《地久天长》，看完出来在Burger King买了一份鸡块，但觉得热乎乎的鸡块也不香了，也不坐车，就慢吞吞地发着呆走回学校。

我这场《气球》是工作日日场，本来就没满10个观众，影片结束，我们都知道没有彩蛋的，但直到银幕上红色的演职员名单都滚动到底，没有一个观众决定动的样子。

不过也说不出，气氛算是沉重还是无聊，我做了第一个站起来离开的人，顺便回头看了一眼后排的两个男生——他们看上去比我年纪大的样子（从发际线判断），也不知道他们看懂这份窒息了没有。

我感觉也不难懂吧，至少比掌握另一门语言要简单多了。

为什么说简单，是因为它里面的象征很好看懂。

比如种羊一开始就被妻子开玩笑比作丈夫，而妻子也在那只因为连续两年不产羊羔的母羊身上投射了自己的形象，她因为潜意识里焦虑自己再度怀孕，所以梦到家中的这只母羊生下了小羊羔（但是如果它生了小羊，就可以不被卖掉，自己如果怀孕，则可能要成为堕胎手术台上待宰的羊了），大儿子江洋也将那只母羊视为母亲的象征，在失去三个家庭成员后，陪父亲卖完羊他精神恍惚，后来拿着父亲给的卖羊所得的学费，说自己不愿意继续上学了。

全片充满着生育的氛围（或者用毫不文学的方法，转用科学的术语说“生殖的氛围”），生育是神圣的同时自然也是神秘的。

牧民盼望着羊群的生育，赞美生育。

生育意味着财富的增长，生活的繁荣，所以达杰去好友家中借来了“厉害的种羊”，老父亲看了连连称赞“这种羊看起来就厉害”，好友夸口说这是花大价钱买的自然不可能不厉害。

所以达杰要把生育力下降的母羊捉出来卖掉给儿子交新学期的学费。

而当约定的期限到了，达杰要将种羊归还好友时，满脸惆怅地盯着在院子里静静站着的公羊，似乎在遗憾不能再多留它几天。

人对生育却抱有复杂的态度。

孩子对它完全不了解，把避免生育的避孕套认成气球，吹起来玩，大人看到了之后仿佛受了奇耻大辱，两者所处的语境完全不同，大人在这里被儿童无心戳破了语境的屏障，被扇了耳光一般要找别的大人拼命。

女人面对它如同面对自身的缺陷和秘密，要把避孕套藏起来，要遮遮掩掩地只对信任的女医生说自己要做结扎手术，怀孕之后，像罪人一般对丈夫说“我怀孕了”。

男人不懂生育的意义，什么意外怀孕，什么超生，什么养儿教育费，什么优生优育，头一热说“孩子生下来你不要管，我来养”并且在妻子问“你拿什么交罚款”时扇了她一个耳光。

科学对生育的解释则目空一切，电视上的纪录片赞美“试管婴儿”这一生命科学的重大突破，卫生院的男医生笑着说“女人的病我也能看”，卫生院的标语“优生优育”是国家政策。

宗教信仰则视生育为神的旨意，喇嘛说亡灵通过孕妇的身体重新回到生前的家庭，尼姑说怀孕是前世深厚积缘如果拿掉孩子，会成为罪孽深重之人。

“生育”的意象除了羊之外，还有片名“气球”。

电影海报的中心是妻子的侧身，她侧身抱着一只红色的硕大气球（红色也象征着生育，这在《使女的故事》里也有表现）。

气球的红色和她上衣的红色融为一体，像是隆起的腹部。

海报下方的丈夫跨在摩托车上，一脸的“男性困境”的彷徨两难神情，看上去就像妻子站在了他的后座上。

妻子因为羞惭而沉默，丈夫因为迷茫而苦恼，两人都不知道将要往哪里去，而这个沉默被动的女人（虽然在图片中她处于更为神圣的高位）显然在等着他决定方向。

两人不知往哪个方向去，是因为妻子怀里那只她拿得不情不愿的红色气球。

“气球”——全片最重要的象征，它是达杰家两个幼子心心念念的玩具，也是那个被孩子当作气球吹起来去换了哨子的避孕套，也是在避孕套失踪后妻子“意外”怀孕后（即将日益鼓起）的腹部。

“气球”本身也是欲望的容器，孩子的欲望就是即时满足的童年快乐，转眼间就可以换成小伙伴的哨子，大人的欲望则是肉欲、生育、生存、信仰，如果象征生育控制的“气球”兜住了肉欲，那么就不会有超生的负担，家庭生计就可以相对容易地维持下去，“但“气球”没有兜住肉欲，妻子的身体就变成了另一个“气球”，承载丈夫并不能负责的肉欲，承载家庭会不会超生的责任，也成为家中刚去世老人转生再次为人的容器，它是家人团聚的通道（我想起了初中时看过的珍妮特·温森特《灯塔守望》里看到过的句子，女主人公Silver意识到自己在成为人之前，是经过了漫长的跋涉，在母亲的帮助下，“穿过了母亲的身体这一通道”来到了世上。

我那时看到这个句子觉得美丽得不可方物又万分艰难，现在想来应该是年纪小，不知道它描述的是一种属于女性的复杂的“生育的体验”，还有女儿共情母亲的经验带来的依恋、传承感与挣脱命运的勇气，现在我是懂了，非常想挣脱这种命运）。

气球所承载的欲望，则因丈夫总是忘记给两个年幼的孩子买气球被串联起来，如果他记得给孩子买气球，那么孩子就不会偷拿父母的避孕套吹气球玩，那么避孕套就不会用完，妻子也就不会意外怀孕。

妻子就不用置身于复杂的“力的争夺”之中。

在这部以男性为主的影片里，妻子一开始一直处于边缘的地位，已经有三个孩子的她安宁而自足，但随着剧情推进，她开始被推到影片的中心，只因她的身体因为她怀孕成为力的争夺场。

女性身体被争夺则在开始就埋下伏笔：妻子骑摩托车去卫生院找医生说自己要结扎。

这个决定很难说是她自己的意志，而是多个主体意志妥协的产物，丈夫有不能拒绝性的要求（这里没有提妻子是不是有性欲，她是保守的、顺从的），国家有计划生育的要求，她则是为整个家庭的生计考虑（养孩子要钱，生孩子要罚钱），甚至孩子贪玩要偷走避孕套她也拦不了。

而发现自己意外怀孕之后，她发现这种对她身体的争夺变得空前激烈起来。

家中老人刚刚去世，她怀孕被视为喇嘛的预言成真，丈夫不可拒绝的性要求变成了不可拒绝的孝道要求，而出家的妹妹作为信仰的又一代言人给她施加心灵上的重责，卫生院的女医生劝她趁早拿掉孩子，后又托人来催她及时做堕胎手术（女医生这个角色也有复杂的象征意义，她身具“科学”、“国家”、“女性“几种要素，她对片中妻子的规劝，不能说是完全旁观的，而是有亲身经验的，她知道生育对女性来说是一种重负，所以会偷偷给女人避孕套，同时又会严格执行堕胎手术——长痛不如短痛，但她是不是认为国家对超生妇女实行严格的堕胎，是一种对女性身体的暴力，我们看不出来）。

妻子对于生育的自我意志则很模糊，即使在女医生告诉她“我们女人不是生来就要生孩子的”后，她可能也没认同这一点，她还是回到了家里，像犯了罪似的跟丈夫说：“我怀孕了。

”这是一种归罪女性身体的思维方式带来的自责（跟指责性侵受害者穿着暴露过于性感、指责美貌女人是红颜祸水、指责女的只会败家花钱等是一样的，你怀不了孕是你这块地没有肥力，你老怀孕是你没控制好自己的身体给家里添麻烦，怀和不怀都不行，怀了也不是你的功劳，是种子生命力顽强，即男人身体好）。

今天正好又看到有博主抖机灵说，金庸的小说在现在的人看来根本不行，像《神雕侠侣》的主角杨过竟然被戴绿帽子（@纽太普），这一“戴绿帽子”带有惋惜、调侃意味，但是隐去了真正的受害者小龙女，仿佛杨过变成了受害者一般。

而在电影《二十二》中，幸存的老人们口述，自己要面临多种愧疚，第一种最深的愧疚就是对丈夫的愧疚，仿佛丈夫才是最大的受害者，妻子被玷污的身体使丈夫蒙受比被玷污还要难以承受的耻辱（且不说“玷污”这个词也听起来有多奇怪吧）。

对女性身体的耻化和罪化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思维方式。

看到妻子行尸走肉般走进屋里坐下，对妹妹重复“我怀孕了”，我的眼泪抢先在她的哭声之前流了下来（可能是因为下午很困，神经的控制能力不是很灵敏，老实说，我昨天下午真有些晕乎乎的）。

她坐在那里，她的身体已经变成一个残酷的战场了，而我们知道，无论赢家是谁，女性的身体都会出现一个流血的伤口。

如果我们再批判一点，我们大可以把各种力对女性身体的争夺，看作对女性身体的“异化”。

妇女生育如果被置于“计划生育”的语境中，我们就能看到医疗科学、优生学、节育技术和国家法律对女性身体的异化。

首先它将少生孩子与优生优育挂钩，医学进步带来社会进步，优生是为整个社会在做贡献，再者，它又将私人层面的决策放置到集体领域，这是全社会需要遵循的对社会来说最好的选择，其次，按照法律法规来处理超生行为，比如缴纳罚款，或者直接堕胎作为避孕失败的补救（所以在这个层面上，“堕胎”在国内没有在西方那样被赋予“妇女解放”的意味，因为我们的堕胎拥有一段强势的作为国家政策的历史，它是作为一种终极节育手段被用于计划生育的，不是妇女作为争夺自己身体的支配权的斗争手段、斗争目标存在的），最后它表现为各种技术对女性身体的改造，比如在子宫内部置入节育环、输卵管结扎等。

而这些异化最后都会在身体和心理层面留下创伤。

《地久天长》就讨论了这种因为计划生育的政策、技术，给女性以及她的家庭造成的身心痛苦，但那部电影重在刻画它们对失独家庭带来的折磨，妻子、丈夫、被收养的孩子的痛苦的分化程度是很低的，而最后电影也给予了一个大团圆的叙事，故事在养子承诺带女友回家的电话中结束，又将家庭带回新的生育的轮回（而显然，里面的女朋友作为未来的生育承担者，其愿望和父母、男友的愿望又是没有分化的），也完成了创伤的治愈（实际上很难说治愈了）。

而在《气球》中，除了来自这些力量的异化，还有宗教信仰和家庭本身对女性身体的异化，这两种力量的异化就来得历史悠久了。

宗教不会鼓励少生，它只会鼓励生育，它隐藏在“就是如此”的真理之下让女人接受自己的怀孕生产，而在藏地信仰之中，又增添了转世轮回一说，既然女人可以通过生下家中亡者的转生，来实现全家的再次团圆，那么，女性的身体又被亲情、孝道的责任所异化。

而家庭的异化，只要你出生在东亚，你就懂得这种香火文化、繁殖欲望的阴森，前段时间被婆家打死的22岁智力有缺陷的女孩，就完全体现了这种异化的恐怖之处。

感受到自己身体上这么多力量的猛烈撕扯，女主角对妹妹说：“我现在觉得你出家了挺好的，我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像你这样出家，就能断绝所有尘世间的烦恼了。

”这是她唯一一次清晰地表述出自己的意愿，却表现出一种断绝一切的后撤姿态。

我很同意豆瓣《气球》短评里的一句话“女人退无可退”，只能断绝和尘世一切的联系，以“出家人”的姿态生活。

我认为这和男人后撤的姿态是不同的，男人后撤是因为无法得到世俗许诺给男人的成功，来自被拒绝，而女人后撤是因为她要逃离各种苦难，她的后撤来自被伤害也是自保的需求（当然，其实应该抛弃女性=受害者的看法）。

我倾向于认为这片子有两个女主人公，另一位是妹妹。

尼姑的故事与姐姐相比有些神秘，她也承担了这片子很大一部分的“闷”：初次出场后的接近十分钟里，出家人的正脸都没有出现——导演呈现的不是背影就是僧帽巨大的帽檐，而出家人只是躲在红色的僧袍、僧帽之下，发出怯怯的声音。

这样的拍摄手法是很闷的，无声的镜头追踪着她缓慢的行动，却始终不给正脸镜头（这也是一个提喻，我们倾向于把人的面孔等同于人，所以当正脸没有出现，对于我们来说，我们不认识这人，甚至在她出场后十分钟都还不认识这人，简直逼得人没脾气），即使好不容易用相机对准了她的脸，她还是在靠着帽檐闪躲。

其实这段对准正面的镜头是以教师视角拍的，教师的目光搜寻着她的脸，或许想看出一别多年留下的痕迹，借以推断她这几年过得如何，但是尼姑的闪躲则是对这种询问的拒绝。

影片也确实没有过多地介绍尼姑的故事，只是观众可以简单地推测出，这两人曾经是恋人，而她因为他置身人生漩涡之中，“冲动”之下出家做了尼姑（其实也很难说是冲动，这词有种马后炮的意思，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谁都能说别人或之前的自己是“冲动”的，但在那情境之下，对于那人来说，几乎没有其他更好的选项），他或许得意过，离开了这个县城，如今看上去却有几分失意，连带着对昔日起过激烈冲突的恋人感到愧疚（其实也很难说是什么激烈的冲突，我们都知道很多冲突都是单方面理解的，人有了这个理解之后又会单方面采取行动使之更像冲突，然后就带着误解老死不相往来了）。

多年之后他终于决定给尼姑一个他的版本的“解释”，于是他给了尼姑一本自己写的书。

看到这本书出现的时候我就带着点悲凉的幽默感，想笑：有些男人喜欢跟女人炫耀自己多有钱，有些男人喜欢给女人表演烽火戏诸侯，有些男人喜欢给女人看自己的游戏账号里高练度的人物与装备，有些男人喜欢给女人展示自己的才华和才华的产物——文章。

上次见到这种男人还是在《那不勒斯四部曲》，尼诺和尼诺的父亲都自诩为有才华的男人，尼诺的父亲以情人为素材和灵感写诗，写完诗出版诗集寄到情人家里，尼诺对父亲的行为不齿，但若干年后，随着他成为有才青年，他也开始喜欢给莱农和莉拉看自己写的政论文章，如果莱农和莉拉给出了犀利的意见，他就对她们失去热情。

这些男人们的偶像包袱真的特别重，又喜欢给事物下定义和解释，当他们给出解释的时候，实际上是要别人接受这个解释，如果遭到拒绝，他们就不能接受偶像包袱的重量，要软弱地跑路了。

与教师执意要给当年的冲突一个解释不同，尼姑对当年缄口不言，她的态度是退缩的，她从来都没有表达过自己对当年发生的事的看法，她隐居佛门的时候，昔日情人都已经把这段故事写成书公开发表了。

他独占了对他们的故事的解释权，仿佛寻求一个确证，现在又把这本书送给她，要她也接受自己的解释。

书的封面是一个世俗藏族女子的背影，她暗示着曾经的尼姑，也独占着对尼姑过往的解释。

所以我会说：“甚至女人以自己的身体经历的故事的叙事权也不是自己的。

”姐姐的身体作为她自己的身体却被消除了她的声音，而妹妹连在叙事上都是沉默的。

而往日的回忆再度给尼姑的身体留下创伤——为了拯救被姐姐扔进火塘的书，尼姑将手伸进火里取书，最后被烫伤，烫伤意味着过往记忆伤痕的再度揭露。

我承认这个这个镜头很动人，但你能感觉到火烫一般地痛。

最后连尼姑自己都接受了教师的解释，她请求姐姐把书还给自己，她想知道里面怎么说，或许当年他们之间真的存在误会，出家确实是自己冲动的决定。

在这个围绕男人的生活、欲望展开的故事里，两姐妹说话很少，很多时候身体的在场大于语言的在场。

而且她们之间的交流也很少，少有的几次，却揭示出两人微妙的关系，有一次是尼姑找被姐姐藏起来的书，却翻到了姐姐藏起来的避孕套，她不认识这个东西，问姐姐是什么，知道之后忙把东西放了回去，仿佛烫手，姐姐倒也不害羞，反而有了卫生院女医生的老练，作为世俗的女子，她自然比妹妹懂得更多（但姐姐在医生面前就很羞怯，这是对权威的羞怯），她也可以干涉妹妹的情感抉择。

而在下一次交流中，妹妹作为佛门中人，占据着对宗教的解释权，劝姐姐生下孩子，有人把这个解读为姐妹之间的角力，因为姐姐禁止妹妹与前男友联系，那么妹妹就拿神佛来强制姐姐生下并不想生的孩子。

解读成角力也罢，我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一种不自觉，当姐妹站在“我是为了你好”的立场上劝说彼此安于命运安排时，她们无意中也扮演了那股支配女性身体的力的角色，加入了这个战场，却没有看到战场本身并不想成为战场，战场本身在沉默中悲鸣。

作为战场的女性是否可以为自己的作战？

我想至少在这部片子里答案是肯定的，尽管女性宣誓对自己的身体的所有权的方式不那么明确和纯粹，还需要和其他企图支配自己的力量合作。

比如姐姐最终决定配合计生工作将孩子拿掉，面对发疯似的赶来、决定阻碍堕胎手术的丈夫和大儿子，她虽流了眼泪，但还是说了“不”。

在理解计生工作与妇女的关系时我们要避免一种绝对的、二元对立的眼光，除了被动接受制度的安排，以改造、损坏身体的方式达到节育的目的，妇女对节育政策的主动认同也能够被理解为积极的实践，因为强制节育真的为她们摆脱生育义务提供了逃跑的缝隙。

而在妹妹的例子中，宗教虽束缚了她再度向红尘追问未解的答案，但用她自己的话来说，现在就是潜心向佛，别的也就不问了，更别提姐姐在烦恼的生育与家庭，出家人没有家庭的羁绊，而父权制家庭对于女性来说，是最难以摆脱的束缚，它把权力与世界上最亲密的情感关系结合在一起，迫使你不停地付出自我。

而且我认为，除开把自己作为一种力投入她人身体的争夺，女性也是可以帮助女性作战的，这在片尾表现得很明显，妹妹主动提出要带着姐姐去寺院住几天，告慰未能顺利转生在自己家的亡灵，也是净化姐姐的罪孽。

姐姐走的时候对家人依依不舍，她却催促姐姐快点上车离开。

在某首叫作《她决定离开》的外语歌里，妻子半夜醒来决定离开家庭，她在脑内排演了一切，连墙上的钥匙都已经拿下来，可她最终还是躺回了床上。

逃离的欲望是时时刻刻存在的，但是最终都还是留在了原来的地方，如果这时候有人在身边强行拉她们一把，或者只是提醒她们“你该走了”，她们也就真的离开了。

信仰/现实的冲突？

电影并没有交代姐姐的结局，她似乎想要走妹妹的老路出家为尼，但似乎又答应了孩子会回到家中。

她要么走向宗教，要么回归世俗。

宣发海报给观众提了一问：信仰和现实如何抉择？

但我认为这并不是信仰和现实冲突，因为尼姑并非代表信仰，妻子也并非代表现实，生育的冲突也并非仅仅是现实的“不能生”和宗教道德的“必须生”的冲突。

就像之前的分析，信仰在这里与现实的关系是复杂的，它构成了藏区妇女生活的现实，它有好几个维度。

当它作为一种渗透进民间的习俗和观念，那么它就是现实的一部分，以家庭父权的形式强制女性生育，只不过是借由宗教的名义，加盖神圣的封印，表示家庭父权不可撼动。

而当它展现出宗教超越出世俗的维度，那么它象征着一种比家庭父权更为强制、比国家父权更为古老的父权统治形式，女性遁入宗教，在清规戒律里摆脱世俗的性缘关系给她们带来的支配，但她们延续着父权制下的生活（但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父权制不存在的地方吗）。

而当它展现出作为信仰的维度，我们又能理解它对于女性的救赎意义（我倾向于将宗教信仰理解为避免人类自戕的机制之一，它提供了一种世俗生活所不能提供的简约性，避免了人在复杂性中苦苦追寻答案不得而自毁），它将女性与他人复杂的利益情感关系斩断（很多时候这些关系只要求她付出的义务，而回馈的东西不多且随意），只留这么一个孤独的个体，让她能够终于听从自己的意愿生活。

我想万玛才旦在这部影片里加入的就是独特的藏人理解藏地宗教和生活的关系的视角。

它与外界的凝视与想象不同（我们大多数生活在高度世俗化的世界，对藏区的想象可能出于一种基于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不是带着“落后的青藏高原地区”的误解就是带着“高贵的雪域野蛮人”的溢美，说起来日本版的海报就挺有这种凝视和想象的味道的，让人觉得这海报完全没有体现影片的中心思想），它说，藏区人民生活的现实就是部分地由宗教构成的，这里面除了有神圣的维度，还有非常生活化的维度。

影片里面有好几个超现实的情节来带动转场，但不同于我的心理预设，对于生活在高度世俗化社会的我来说，这些转场带来的并非一种浪漫的想象，而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它传递了藏区人对宗教的感知、感情，这些感知和感情是伴随着亲密关系、社会交往发展出来的，所以它有人味儿。

所以它讲的并不是一个现代与前现代冲突的故事，它表现了人的生活如何在这两个状态之间延续着，如何刮起小小的风暴，又如何没头没尾地平息，而除此之外它无疑地作了一次藏区女性主义的发声，我们可能将其视为受害者的悲鸣（无疑，这种感觉更为强烈），但它可能又在一定程度上成为逃离者的宣言、幸存者的叙述、觉醒者的反思。

反正片子很不错，听说很多地方已经下架了，在犹豫的朋友可以去电影院看看，小屏幕能够拷贝大银幕的内容，但是没法复制大银幕的氛围。

可能相比小屏幕，大银幕带给我们的体验更接近于本雅明所说的“仪式”，他讲这话的时候，指的是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品失去了“光晕”（某种接近宗教的膜拜价值），但是电影作为诞生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到现在在银幕上也有了“光晕”，而不仅仅是“震惊”。

从《塔洛》开始，万玛才旦钟情于把玩各类符号和隐喻，这也许是他最近几部作品受到越来越多影评人青睐，以及在各大国际影展上屡屡现身的原因。

上一部《撞死了一只羊》还得到王家卫的垂青，由其亲自担任监制，打造出强烈的迷幻风格，在某种程度上拓展了藏语影片的表现力。

这部新片《气球》早已在去年威尼斯上首映，我有幸在电影节上观看了世界首映，等了一年终于在国内上映。

两次的观感相差不大，他对文学作品的影像化改编最出众，但是过多的符号和隐喻依然掩饰不了其匠气，尽管这次已收敛不少。

这部《气球》有别于《撞死了一只羊》的“王家卫”风格，万玛才旦又返回以往熟悉的现实主义质感，用温情幽默的口吻讲述80年代计划生育时期在藏民区的残酷故事。

一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妻子一直使用安全套作为避孕措施，但当丈夫的父亲去世后，妻子竟发现自己再次怀孕。

丈夫认定是父亲死去的灵魂转世降临在胎儿上，要求妻子把孩子生下来，但是妻子却极不情愿。

这个故事改编自导演本人的小说，他对小说情节进行影像化的过程中，处心积虑地糅合各种符号，作为隐喻的基础。

这些符号往往巧妙地成对出现，形成强烈碰撞的趣味效果，隐喻着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男性与女性、生与死之间的对立关系。

如果公羊配种、草原上骑摩托车、试管婴儿的新闻显得太过直白肤浅的话，那么作为核心意象的“气球”则具有无比精准的象征性。

“气球”既是孩子们的玩具，同时也是大人的避孕工具，更是整个故事里女主角陷入困境的根源所在。

导演巧妙地将女主角置身于各类冲突之中，揭露出在传统文化、宗教观念、男权压迫下，女人的性意识和生育权遭到无情剥夺，而代表女性意识觉醒的两位女性角色成为难得的一抹亮色。

不过，导演为女主角设计两难处境时考虑得并不周全，她坚持要堕胎的理由听上去冠冕堂皇（因为家庭条件不好），但细想之下却是站不住脚。

万玛才旦无法像伊朗导演法哈蒂那样，令核心人物处于道德两难的焦灼处境，宗教和世俗的对立面在此看来并不强烈，这无形中便削弱了后半段情节的戏剧张力。

这次看的时候，我有一点新发现。

之前感觉重点都放在了女主角身上，讲述她如何主动争取权利而对抗传统专制和宗教压迫，但这次发现这并非完全是女性视角下的反抗意识叙事。

作品更像在呈现整个藏族群体在传统与现代、宗教与世俗冲突下的现实处境。

不仅女人深受压迫，男人也深陷困境：男教师无法与心上人相爱，老一辈男人跟不上时代，无法接受新事物，面对开放观念显得蛮不讲理，而男主角更因生殖崇拜的男权思想和教义规条而失去了妻子。

最无辜的要数儿子，年轻一代似乎无法走出父辈的阴影，沦为继续打压女性的帮凶（父亲与儿子在医院劝导母亲的一幕令人震惊！

）这种恶性循环的父权社会结构和意识似乎暗中契合着传统藏族文化的轮回观念，生死轮回在此显现出无法摆脱的宿命意味。

然而，导演又在结尾留给观众一点希望，红气球飘扬在空中的镜头接上一张张静默的人脸剪辑，散发出一种意想不到的诗意。

那不仅是象征着新生命的红气球，还可能是导演对藏人未来的乐观期望。

2024年是中国女性电影元年，从《热辣滚烫》到《出走的决心》，从《从今以后》到《好东西》，女性电影如突然觉醒了似的雨后春笋般涌现，并获取大量好评。

在这样的基调下，反观2019年的《气球》，虽然不是以女性为主题，但依然从某种意义上诠释着女性的困境与觉醒。

不少人说，《气球》是万玛才旦最好的一部电影，没有之一。

我不置可否，毕竟《气球》是我看的第一部万玛才旦的作品，也是第一部藏语电影。

对于中国的方言电影，看得最多的当然非粤语电影莫属，四川话、武汉话、陕西话、上海话，以及贵州话也常常出现在电影中。

但基本上以上方言，听上去跟标准的国语电影没有什么障碍。

倒是藏语，着实是不得不靠字幕的翻译，像是看外国电影一般。

然而，虽然语言上并不相通，但《气球》却切切实实是一部颇具中国本地电影内核的优秀作品。

《气球》的故事来自导演万玛才旦的小说集《乌金的牙齿》中的一篇。

是的，这位已故的导演还是一位小说家。

他的许多电影作品的剧本都来自于他自己的小说创作，比如《塔洛》，比如《静静的嘛呢石》，比如《撞死了一只羊》。

影片的故事并不复杂，但其中却涵盖了诸多人与人间的关系和冲突。

小到夫妻间的、父子间的、姐妹间的，大到信仰与现实、现代与传统，乃至希望与生命的传承延续，都一一能在这部电影中得到体现。

作为一部以西藏牧民为社会背景的影片，《气球》呈现出的不只是一幅幅美丽的藏地风光，更展现出了一个与现代都市生活截然不同的风貌。

在这个相对传统保守的群体中，对宗教的信仰，对父权的推崇，都仿佛把我们拉回了几十年前的社会一般。

而在这样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影片表达出的对家庭中女性的困境与觉醒的阐述，更尤为突出。

影片中两位主要的女性角色无疑是卓嘎和卓玛两姐妹。

姐姐卓嘎是育有三个孩子更操持家中一切家务的母亲，妹妹卓玛是因一段孽缘而出家但依旧心存一丝红尘挂念心的尼姑。

两相比较之下，个人更喜欢索朗旺姆所饰演的姐姐卓嘎的角色。

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卓嘎是立体的，她有着传统女性相夫教子的一面，也有作为长姐当机立断为妹妹斩断前缘的一面。

在人物发展上，卓嘎更有自我觉醒，冲破世俗和传统的勇气，并赋予了父权社会下女性抗争得以绵延的希望。

生育是影片最重要的主题，虽然似乎从一开始影片就将生育阻断，无论是两个被吹成气球的避孕套，还是随处可见的计划生育的标语；但电影又似乎从一开始就被生育充斥，无论是借来的种羊那沉甸甸的雄性器官，还是关灯之后男人无法抑制的欲望冲动。

《气球》并不将这一主题隐晦表达，占据海报显眼位置的红气球与姐姐卓嘎的腹部刻意重叠，鲜红的色彩夺人眼球，凸显着在母体中被孕育的生命。

女性是生育的主要承担者，姐姐卓嘎的形象带着羞涩和顺从。

保守的思想让她羞于和男医生讲诉自己的妇科需求，顺从的驱使又让她甘愿结扎能厚脸向女医生讨要计生用品。

她知道丈夫欲望强烈，更不惜冒着再度怀孕的风险来满足丈夫。

如果说这样的顺从，感受到的更多是卓嘎的贤淑，那这场生与不生的选择风波，则将冲突激化成为女性抗争的矛盾。

生活的捉襟见肘让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在面临再度怀孕的时候，陷入了困境；上师口中腹中胎儿是上代转世的箴言让丈夫与大儿子都坚定不移地选择将这个孩子带到世界上。

根深蒂固的宗教信仰可以让他们抛却一切现实生活于不顾，高高在上的男权思想更不允许卓嘎拒绝生育。

在这一刻，女性似乎成为了生育的工具，也是其最主要的功能。

正如羊圈里那只总怀不上后代的母羊一样，丧失了生育功能的雌性动物的下场只能是送进屠宰场。

在《气球》中，卓嘎是勇敢的，她敢于挑战深入人心的宗教，她敢于不顾家人的反对独自进行流产手术，在她质疑上师的判断之时，她已是带着觉醒的特质的。

虽然遗憾的是，她冲破藩篱的壮举最终还是被暴力冲进手术室的丈夫给阻止，但她的逃离却象征出了莫大的希望。

我们不知道卓嘎到底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此行是否真会毫不回头，虽然这场逃离略显突兀，但这逃离的勇气却与《出走的决心》中李红的奔赴远方，都彰显着被困境束缚的女性抗争后的觉醒。

手持拍摄下的观感充满着不安定，时时被障碍物刻意割裂的镜头代表着每个人的各怀心事，两个女人远走的开放性结局，无不体现出了导演的独特用心。

本文发表于《上海电视》2020年11月某期。

如需转载，请一定联系本人、一定注明、一定附上豆瓣链接！

万玛才旦作品我最喜欢的还是《塔洛》，按他的说法，为写好这个思维简单的人物，他得用黑白影像。

《撞死了一头羊》写梦，他把色调做得如梦似幻，否认是监制王家卫的影响。

按这个内容决定形式的思路，《气球》的颜色调得鲜艳，有几分假意，却质朴，也是他想做潜意识托付梦境、梦境挣脱不了现实这一内容决定的。

万玛才旦先写小说，再拍电影，可能习惯了上述内容支配语言的文学表达方式，他明白影像也是语言。

除了颜色表意，他还总用窥视镜头拍摄女主和女妇科医生之间谈私房话，使小声谈性的亲热而微小的空间，更具秘密感。

那些手持摄影晃眼的长镜头，有很强的临场感，紧张感，人物羁绊感。

这些场景，的确能使观众共情，关心每个角色的命运，万玛用对了语言。

往后，万玛可能依然不会有成熟、固定的影像风格——王家卫、娄烨、毕赣那种你说起他们的名字，脑中就会出现特定的流动画面的视听风格——但他会言之有物地执行他最在意的文学内涵。

简言之，他是概念先行。

当避孕套气球和公羊接连出现，男性生殖力与女性承受生殖负担之间的矛盾，这一隐喻跃然于画。

我看过金巴演的所有电影，本片对他种羊一般的生命力与荷尔蒙展现得最彻底，捕捉这种感觉，靠得是跟拍他不停劳作的身影，大力控制动物的灵活动作，他唯一静下来的时刻，是跟朋友喝酒吃羊肉的场景，这又是他夜间与妻子运动的前奏。

他虔诚信奉上师的话，相信父亲转世轮回到即将出世的孩子身上，又有孩子必须继续上学的朦胧现代意识，他是处于古与今之间的可爱而普通的藏族男人。

女主亦然，她辛劳持家，与丈夫恩爱，离不开从小遵从的宗教，也有“越生越穷”、必须绝育的现代意识。

被视为奶奶转世的大儿子也在信仰和现实之间挣扎，他有近乎灵性的理解力。

他背上代表转世符号的那颗痣被弟弟们揪下来、后者奔向沙漠蓝天的自由梦境，透露出宗教的荒诞与可疑，及其对自由的禁锢。

荒诞源于真实，尼姑与旧情人之间始终没说清的惨痛过往，似映射女主堕胎可能面临的结局，女主想出家的抱怨，也指明尼姑是以宗教为港湾逃避困境，她难忘旧情人写的那本书，是凡心不死，藏族电影写一个思凡的尼姑，大胆又真实。

本片首次细致拍摄藏族养殖羊群、丧葬仪式、市场交易等接地气的生活场景，普通观众会有异质感。

这刻画是必须的，不然，我们怎能真切触摸到男主握住老母羊换来的一点钱而无奈走向“新生活”的颓丧心情？

他们的愁苦都没解决，飞上高空、终有一落的红气球，或许就是藏民的信仰。

晚上，两代七口坐在一起，讨论着第二天要做的事。

尼姑说寺庙要翻修，这次来就是为了化缘。

爷爷说一定要多捐，爸爸说当然，只有他们家多捐了，村里的其他人才会多捐。

妈妈叫妹妹明天把儿子带上，因为这是积德的好事。

姨妈笑着看着外甥，提起了去世的奶奶，说外甥一生下来，就知道他是奶奶的转世了。

爷爷喝了喝茶，说明天要带着大孙子去点油茶灯。

两个年纪尚小的男孩也吵着要去，去点油茶灯。

神话在一张普通的饭桌上编制了起来，观众开始想象布达拉宫红白耸立的神圣、转经筒在风中旋转、彩色的布条挂在祭坛上空，秃鹫从羊群头顶飞过。

牧民们围着一头雄健的公羊赞不绝口；沉默的母羊孤独且拒绝进食；关于房事和避孕套的讨论需要低声进行；尼姑难掩心中难言的躁动；上神不可置疑，转世轮回决定了人的意志。

在原始的食色声欲之上，生活完完全全由神话和信仰构建。

诸如避孕套这样的现代化产物只能被谨慎地视为危险品，有伤害名声和扰乱神明的威胁。

但神话的人在现代化面前一步步崩塌。

计划生育的威严与转世轮回的信仰相互碰撞，揪着女人的心。

曾经的恋人因为误解走进寺庙，削发为尼，本身就是自我在信仰受到动摇时的后退。

男人带着种羊而来，公羊在羊圈中横冲直撞，硕大的睾丸让男人在半夜也不顾风险挥洒雄性汗水。

妻子离开后，和羊绑在一起的男人被一哄而上的商人解开绳子，像牲畜一样被拉扯、决定。

当信仰受到动摇，人只能退回寺庙和羊圈，却还看不清自己是谁。

曾经有一个冬天，我站在山顶的寺院中，佛像之龛临洞穴而列，院外的阳光在这里暗下去，声音也在这里静下来。

蜡烛缓慢燃烧，我觉得心中终于平静了下来。

但不得久留——为什么不能，我也不知道。

哪怕生活原始，藏地的牧人也曾精神富足。

现代化的入侵尝试用自己的规则去规定无法用语言敲定的意象。

之中的人们支离破碎，而之外的人们为此感到惋惜，因为在城市里，早就没有神话和水草丰美。

都市神话向我们讲述小巷子里的鬼，但那不过是对草原和本性生活的向往。

万玛才旦导演根据自己获花城文学大奖的同名小说改编的新电影《气球》，在去年威尼斯国际电影节地平线单元上就曾大放异彩。

许多专家教授和影评人认为，这是迄今为止其电影创作最高艺术水准的一部作品。

本文无意对这部电影做全面而深入的讨论赏析，仅从“气球”引发的几个关键问题来谈论观影后的感受和认识。

气球的象征与隐喻回首十几年前，万玛才旦北电上学时曾在中关大街上看到一只红气球在风中飘。

“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这让他联想到一些发生在藏族故乡的事情。

这是一个典型的艺术家灵感和创作的缘起，而小说《气球》便由此孕育而生。

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红气球》

侯孝贤《红气球之旅》然而，此气球非彼气球。

电影中的这只，是在计划生育的九十年代藏在卓嘎、达杰夫妇枕头下的避孕套，被俩儿子偷去玩耍时吹起的白气球，并由此引发一连串与世俗、宗教、怀孕、转世、生还是死相关的故事。

如果说白气球（避孕套）是阻断生命的墙，那红气球（孩子新奇的玩物）则蕴含了一种引入注目的热情和希望。

整部电影就被这两种色彩包围着（当然还有许多中间色或过渡色），并在现实世界和宗教信仰、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之间相互交织缠绕，引发严重分歧和内在的冲突。

万玛才旦导演的前作《静静的嘛呢石》《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无不是深入到藏族文化的精髓，深切关注和反映着藏族文化与现代文明的交融、影响与嬗变。

学者白玛措受万玛才旦新作《气球》的启发，还以《严肃的气球――西藏妇女生育观的变迁》为题，作为对西藏地区气球（避孕）的历史田野调查及研究。

2005《静静的嘛呢石》

2011《老狗》

2015《塔洛》

2018《撞死了一只羊》其调查中指出：“任何一个社会中，家庭的形成离不开各种习俗的存在，家庭亦或习俗也在随着社会的变迁处于一种不断重构的过程中。

当下，核心家庭越来越多成为游牧社区典型家庭结构的过程中，牧区的节育措施更多由女性实施，牧区的男性们似乎也‘需要将当爱情来临，严肃的戴上气球’作为一种新的习俗纳入这种变迁中。

”

电影不是论文，面对相同的事物，《气球》是用故事和视觉画面言说。

它把视角放在了更为普遍广泛深刻的细节上，以红白两种气球作为叙事切口，映照出国家政策、宗教信仰、灵魂转世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困境。

在万玛才旦看来，“他们一直就是那样真实地活着”。

在那十分出色的主题海报上，卓嘎怀抱红气球侧身站立，低头凝重地看着地面的达杰所停的摩托车，真是意味深长。

红气球像隐喻便象征卓嘎已经怀孕，而达杰却充满了沉重的烦恼，像一个面对生活无所适从的失败者。

电影摇晃的镜头，在流畅而粗砺的叙事下，不仅有着强烈的现场感，而且准确地表达了在风吹的草原上，面对气球所带来的集体焦虑、动荡的灵魂和内心世界。

为使气球的象征意义更为丰富和凸现，电影前段，当达杰发现儿子玩的气球是避孕套时，气急败坏地追逐着刺破了它（让他无此经验的老父亲甚为不解）。

除去因顾虑避孕套的私人伦理和社会负面影响外，更多是达杰拒绝身体自然权力的让渡；本应属他的快乐，是不允许孩子们偷窃并破坏的。

而这由避孕套膨胀而成的气球，显然是控制身体快乐的一道安全的阀门。

为了满足或替代孩子们对白气球的要求与迷恋，达杰终于在县城市场上买来系在摩托车上的大气球，像草原上的两团火，也似两枚跳动不安的精子。

只是那时的达杰，内心可谓五味杂陈，似乎缺少了此前那“种羊”般的野性。

当白气球进入日常生活后，转换为两只具有象征意义的“红气球”，呈现出在现代文明对传统文化潜移默化的冲击下其命运的大相径庭。

这就是在片尾故事即将收官之际：两个孩子手中飘扬的红色气球，一只破碎，意味着生活并不完美，抑或达杰夫妇等藏族在草原牧区面临的某种现实；而另一只则飞向天空，在众人的注视下越飞越高，消失在视野的尽头，则代表着世人对未来的希望与想象。

导演为了更好的赋予气球深刻的象征或隐喻，镜头中还多次出现风吹凌乱的塑料袋，在草丛奔跑而被绳索伴倒的羊，以及暗黑的房间等等，特别是有的角色对话，总被中间物体或明或暗地遮挡。

这其实是以各种自然的场景，意在表达因气球而引起的人与人之间的烦乱、疏离、阻隔及陌生。

当然，气球（避孕套）涉及个人隐私，其间的情感无论如何强烈或严重，均犹如一条暗流涌动的沉默之河，似乎正面临着忠诚与背叛、生存与死亡、坚守或放弃的重大考验。

信仰和现实的冲突与选择万玛才旦的小说和电影，都在讲藏族故乡的故事，他几乎始终都在处理和平衡内心深处的宗教文化认同与现代传统文明的冲突。

他曾在著名批评家何平的访谈中说：“每个人物身上可能都有我的影子，但他们又不是我。

他们都是独立的个体。

在写作中，他们所要面对的就是我在现实中需要面对的，他们需要承受的痛苦就是我需要承受的痛苦。

”

万玛才旦导演但是，不同在于，他在面对“人类普遍性”中始终坚持着文化的某种“异质性”。

他并不自我设限，而是以超越民族、地域、文化的个体叙事来阐明“越民族的就是越世界的”。

我们看到，电影《气球》并没有刻意突出那种“藏民族”的标签式文化。

然而，藏族是一个有着自身宗教信仰的民族。

《气球》依然是以一个气球（避孕套）为线索，关于藏族灵魂转世、生命传承的宗教与世俗生活相生相伴的故事。

因而，其触摸的最核心问题便是信仰与现实的双重困境与冲突。

电影《气球》开篇不久后就直奔主题：藏族地区的草原、天空掠过的飞机、达杰奔驰的摩托车、爷爷手中的念珠、孩子用避孕套吹成的白气球、接种的羊群.....现代与传统在日常生活中非常自然地展开。

如前所述，万玛导演并没有刻意表现藏族宗教习俗，而是将藏族文化信仰与习俗通过故事融入在故乡的故事当中。

比如在爷爷给孩子搓背的场景中，顺其自然告知两个孙子，哥哥身上有和奶奶一样的“痣”，那是奶奶转世轮回的标志。

而随后的梦境中，魔幻的超现实主义画面出现：那颗大“痣”竟然被弟弟轻轻地从哥哥背上取了下来。

在他们天真烂漫地争抢过程中，这颗神奇的“痣”便不动声色地为藏族灵魂转世的“真实性”注释，并强烈的表明，这是亲缘关系至深的爱。

这颗“痣”，犹如一个独立的生命（“痣”就是奶奶啊），可以取下来并独立地依附寄托在新生命上。

这种对宗教的体认，无疑为即将到来的文化冲突打下了伏笔。

面对不确定性的世界，悲伤的事总会不期而遇。

带着大儿子出门还借种公羊时，达杰父亲突然离世，让家人悲痛不已。

在出殡路上的场景里，爷爷似乎就进入到自己最放心不下的大儿子江洋的梦境：黄昏的青海湖边，在夕阳映照下云的色彩瑰丽多姿，“水面有倒影，像是在另一个世界里，爷爷在水面的倒影里缓缓地走着”。

那隐约的“爷爷！

爷爷！

”的呼唤声，无法不让人期待在不久的将来就能与他在转世的人间重逢。

当灵魂脱离身体，转世的故事就自然天成，与世界无缝对接。

当避孕套被当成玩物遭到损毁，而导致防孕措施缺失的卓嘎意外怀孕。

虽然避孕是国家政策背景下的必要选择，但“生还是不生”在宗教信仰与世俗生活中却是一个严肃而重大的问题。

其中一方面，基于对可能严厉的罚款、三个孩子的压力、劳作的疲惫等的想象和判断，卓嘎准备放弃生育第四胎，并联系到医院打胎。

在具有深厚藏族文化的传统家庭，这个决定必然引起轩然大波；只是卓嘎未曾料到，多年的恩爱在坚固的传统习俗面前竟如此脆弱。

另一方面，丈夫和大儿子更深信不疑（奶奶的“痣”已然做过充分铺垫），这个正在孕育的孩子十分清晰有力地“印证”了上师做出的预言，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卓嘎，应该且必须顺理成章地让他（她）出生，你不能让一个爱我们的“爷爷”无处轮回啊。

这种宗教习俗与现实生活构成了一个极端戏剧式冲突。

这不同于基耶斯洛夫斯基电影中的那种“道德焦虑”，而是更接近于阿斯哈·法哈蒂执导的《纳德和西敏：一次别离》中信仰与现实冲突对当下人们心灵与现实生活的抉择与影响。

阿斯哈·法哈蒂《一次别离》因此，不仅仅是愤怒不解的达杰一记响亮的耳光，又有谁会理解和认同拒绝亲人爷爷的转世？

拒绝亲人转世，就意味着拒绝民族信仰，拒绝民族信仰就是大逆不道，这完全有悖于根植在民族血脉的藏族文化精神。

显然，卓嘠的那个决定或者说那记“耳光”打破了家庭和谐，从此以后，达杰与卓嘎的幸福生活完全倾斜，陷入不可调和的巨大冲突和阻碍之中；现实平静被无情地打破，家庭因不同的民族价值认同导致某种程度的撕裂。

这正是万玛才旦导演仔细观察并深深体验到的藏族地区面临的无法克服的现代性两难困境，的确非常引人深思。

女性意识的觉醒与抗争在万玛才旦的电影中，虽然也有女性，比如《塔洛》，但那终究只是一个次要的角色。

而在本片中，我们从电影海报就可看出端倪：怀抱气球的卓嘎站在作为男人达杰的上面，她无疑是本片中真正的第一主角。

前不久，该片还参加了成都第四届山一国际女性电影展，便可见一斑。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部电影可以看作是一部具有民族文化标识的女性主义题材电影，它有意无意中触及到了一个极少被人关注的藏族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抗争的重大议题。

2018《塔洛》我们知道，节育措施在传统藏族游牧地区并不普及，但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节育措施在牧区也被广泛推广和使用，牧区妇女的生育观逐渐发展变化。

同时由于社会的不断发展，现代文明和生活方式的对藏族区域的深度浸染（飞机、摩托车等），使许多藏族妇女在生育、生活上逐渐产生了自主意识。

特别是医院女医生言谈中“女人不要成为生育机器”，更是强化着女主角卓嘎对自己生育权中“不生育”权力的觉醒与主张。

在万玛才旦看来，“还是跟这个题材本身有关系，我也不是故意往女性角色或女性主义方面靠。

题材决定了故事的走向，也决定了人物在故事里面的位置，这样一个故事重点自然就会落在卓嘎的身上，通过比较大的篇幅讲她的困境、纠结，还有她的一点点那抗争意识的觉醒。

”（《气球》：意象、故事与困境——万玛才旦访谈）。

当然，万玛才旦也认为，其实，这种觉醒在藏族地区并非完全自主，“随着很多外来文化和现代观念的影响，她身上的女性意识可能会逐渐觉醒，但最终使她抗争的应该是综合因素。

可能外在的压力、经济方面的压力所占的成分要更大。

”的确，女性作为叙事主体，在万玛才旦此前的作品，乃至少数民族题材的作品中是比较少见的。

但他将故事置于时代环境与当下的现实中，并非纯粹只是为了表现女性这个抗争，而是通过女性这一特殊的视角，来全方位地从历史、社会、文化、心理等方面观察藏族人民逐渐变化中的思想观念和发展现状。

然而，“进入凡人生活的一切强大之物无不具有弊端”，至今我们还没见过哪个平凡公民的生活不受国家、民族、文化、观念等的深刻影响、规制。

强大之物可能是有形的，也可能的是无形的；在现实世界中，核心而共同的文化范式总会以一个国家和民族所特有的价值观去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和生活。

表面看，本片中的卓嘎并不想过在外界经济社会现实压力下的那种传统生活，她只是想拥有自已内心向往的那种朴素的生活。

这种冲突中的选择和反抗，在客观上，或许使卓嘎正好逃离了她自已都不清楚的那种被宗教习俗“劫持”的生活。

当然，我们还要看到，整部电影采用的是双线叙事。

那条副线是以卓嘎的妹妹香曲卓玛的红尘未了的爱情为线索。

影片中女主角卓嘎和妹妹香曲卓玛是当下藏族女性的两个代表，她们姐妹二人都有着并不彻底觉醒的女性意识，被周遭环境所压制而选择逃离。

早已剃发为尼的香曲卓玛对自己曾经的初恋情人仍然念念不忘，只那么一次偶遇，便可发现她虽皈依佛门，看似看破红尘，却仍凡尘未了、情愫未断。

而卓嘎内心却充满了矛盾和纠结，显而易见，卓嘎的女性觉醒也是不彻底的，或许动力是并非真正发自内心，而只是被外界环境压力所迫。

她对待妹妹及其“前恋人”德本加的方式，是与她自身抗争相反的一种压抑屈服的力量。

她把小说《气球》丢进火中（与电影同名，实属意味深长且有趣），并用谎言阻止了德本加与妹妹见面，这种粗暴的方式与其后丈夫达杰对她所做的如出一辙。

在某种意义上，她又扮演着一个遵从传统习俗和道德约束的角色。

这无疑深刻地揭示出作为女性在真实生活中的觉醒强度和矛盾心理，恰恰符合藏族故乡的平凡人性。

而最后，导演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卓嘎究竟是否打胎并无定论，而是给出了一个开放式的暧昧不明的场景。

但是，卓嘎作为承载藏族地区典型普通女性日常生活的一个代表，显然已经无法接受再生一个的现实。

她选择与妹妹一起出走，不管是否逃避，但至少表明她在当时面对宗教习俗与自身选择时抗争的决心，这是现代性对藏族地区产生无可避免影响的证据。

耐人寻味的是，在万玛才旦导演看来，汉藏观众对卓嘎最终究竟“生与不生”会有不同认识，犹如不同的观众心中有着不同的哈姆雷特。

但不管真实情况如何，即使在藏族家庭内部，有关生死、有关信仰、有关生活可能都有一定程度的分歧。

可见，从气球（避孕套）引发的藏族传统社会关系的渐次改变，现代与传统、新旧思想冲突，导致了文化内部的震荡断裂和失衡失序等问题。

外来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的影响，使得藏族女性作为个体的自我意识越来越强。

虽然她们可能还并未意识到，这种女性意识的觉醒，已然成为她们在自身现代性转型中的一种标志，而这种权利在面对受藏族文化长久熏陶的丈夫或家庭来说，必然猝不及防，并会表现出极大的不适应。

整部电影，以“气球”这一藏族特有的意象为线索来讲述，看似情节简单，实则相当复杂。

它以一个藏族家庭的悲欢离合为牵引，进入到藏族族群的个体婚姻家庭，通过气球（可理解为现代文化观念）、文化信仰、生育观、生死轮回、女性意识的觉醒，描绘出藏族人民所面对的处于现代生活的多样性、复杂性和矛盾性，甚至藏族现代性转型的困境。

尽管现代性在高原大陆被影响和浸透的进程相对缓慢，更多是和风细雨式的；但人们在收获新的幸福、甜美的同时，也必然面临着分歧、冲突、痛苦、烦恼以及无所适从的选择。

这部电影在习惯尘世和信奉皈依、在撕裂日常与笃定秩序、在压抑欲望与展现抗争之中，真实地呈现了整个藏族地区九十年代的生活图景和时代变迁，给予了我们面对精神信仰和现实生活的多种可能。

或许，正像那升空的红气球，犹如一曲热烈而柔情的生命之歌，飘散在风中广袤而辽远的草原上。

作者| 詹斌；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气球》：电影和小说的15个差别_哔哩哔哩_bilibili脑补完尼姑的故事线后，我才看懂《气球》_哔哩哔哩_bilibili上面两个视频是视频版，为了气球排片1％，专门视频化了，分享更便捷。

首先，梳理了几个，电影里删掉的小说内容，和在小说之外增加的电影情节，可以帮助大家理解人物背景。

小说最第一段是床戏，真床戏，阿爸没有找到2个避孕套，和“完事之后，他就骑着他那辆破摩托车上路了”这句话，组成开头。

不过透过避孕套，像望远镜一样，让小孩子解释爷爷和阿爸也是挺有意思的。

毕竟开场爆笑，总比开场看床戏更能引人入戏。

不过结合小说和电影开头，爷爷要是知道他儿子在家跟媳妇行房事，导致送饭延误了，反而撒谎摩托有问题，会不会哭笑不得。

这种小说和电影互动，非常有趣。

一场梦里，俩弟弟欢快的抢走哥哥的神痣俩小儿子比书里，真是调皮一百倍。

小说是没有光着屁股抢走这个黑痣的这个情节的，是电影慢镜头特有点视觉冲击力，电影院看到的时候，给我惊呆了，总感觉有点亵渎神意。

但这个梦作为哥哥内心期待的外化，又非常合理。

这种像《穆赫兰道》和《红辣椒》般对梦的表述，不仅跟结尾两个弟弟玩气球，弄坏一个，弄飞一个形成了强烈的呼应，预示着梦里的事情，可以成真。

我想很多人都会有现实的某个场景，我梦见过的错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也用略带魔幻的方式，给两个孩子未来的成长轨迹，浓墨重彩的加了一笔。

最后一幕中俩孩子的天真烂漫拍了《旺扎的雨靴》的导演拉华加，在本片做的是执行导演，可能是他出的点子。

另外蛮有趣的是扮演二儿子的是《旺扎的雨靴》里面的旺扎的演员，一个长镜头下，当众拆开避孕套，油乎乎的拽开，然后吹成巨大的气球，第一次吹失败了，第二次才成功的那部分，特别有喜感，电影院传来阵阵笑声。

不过，感觉有点为难旺扎这个小演员了。

他到底是拍了几遍才成功的，看来演员真是一个牺牲很大的行业。

希望制片组除了标注“本片没有动物受到伤害”后面再加一个，“本片的孩子都受到了科学的教育引导”(开玩笑）。

给演员们点赞。

电影去掉了小说中很多对爷爷的描述，比如阿爸扎坏2个避孕套以后，孩子是大哭了的，爷爷特别爱护这俩孩子。

大儿子放学回家，爷爷一直问，在学校有没有吃苦。

爷爷还陪三个孩子，玩一个四个小动物的游戏，爷爷委屈做了最小的那个，心甘情愿的接受孩子们的捉弄。

这些孩子的要求，爷爷都满足了，基本上是溺爱级别的。

跟万总之前其他电影中的爷爷，是一模一样的。

电影则增加了通过给爷爷搓背上的老皮，这样的特别亲近的行为来表现的。

电影中还增加了爷爷吐槽摩托没有马匹好用，以及吐槽电视里播放的人工授精，是不是经书里世界末日到来的预言等情节，把爷爷的刻板给放大了。

其实小说里爷爷特别可爱。

另外，电影最终爷爷是放羊时候病死的，而小说里是放羊摔死的，少了一些命运的捉弄感。

大儿子，爷爷，爸爸关于大儿子在小说中描述还是挺多的，是个特别容易对别人共情的孩子，他帮小姨妈化缘时候登记名字，答应俩弟弟赚钱后给买好吃的，回家一直在帮家里干活，帮爸爸给羊配种，还在母羊要卖掉的时候表达了不忍，最终为了爷爷能转世回家里，而想辍学，其实也是很顺理成章的。

在电影中，对大儿子的刻画则多了两场梦，第一场梦就是前文提到的俩弟弟把他的神痣给拿去玩耍。

第二场梦是他在湖边找寻水中倒影里的爷爷。

一个对弟弟，一个对爷爷，两种明显差别的光线下，是哥哥对两代人思想，汇聚于在自己身上的矛盾的表达。

梦在电影中，多为角色所欲所求的表达，哥哥在梦里梦到两个弟弟欢快的把痣带走，是一种他对自己承载了太多奶奶的转世信仰，希望被弟弟们把这种信仰欢快的化解的影像化表述。

而对于爷爷去世的时候，他自己沉重的追寻，则是又期望通过信仰来换回爷爷能在身边的视觉表达。

一个放下，一个拿起，是这个年纪稍长的孩子眼里，对信仰的徘徊。

想视频学习养羊的可以放弃了，就这几个镜头小说里关于羊配种的描写，不是一般的多。

《乌金的牙齿》小说豆瓣网友评论，简直是养羊专业手册，毫不夸张啊。

电影大部分都删掉了。

导演说拍摄的时候是不是交配的季节，估计拍起来难度有点大。

电影中换哨子的小孩爸爸是《塔洛》主演，这场戏是小说没有的，充满喜感，据说塔洛的演员在藏区的咖位很高，类似赵本山，这次也是回归自己擅长的喜剧了。

剧情上不仅凸出了周围同龄男人中，很多人性知识匮乏，思想非常保守的情况。

而且也体现了爸爸对俩孩子的包容，要我爸早就揍我了。

这个客串出现的时候，我非常惊喜。

就像在《地球最后的夜晚》里的看到《路边野餐》里面的痴情男人，在《路过未来》里看到《告诉他们我乘仙鹤去了》的爷爷，以及《我和我的家乡》里看到《平原上的夏洛克》里面的舅舅一样，不同的故事里面，人物背景的短暂共享，简直是给粉丝的礼物。

当然我觉得这场戏也有可能是万总夹带私货，想改观众普及如何用药水给羊除虫。

电影删掉了一些给爸爸借种羊的朋友的描述，基本上小说中每次夸种羊交配能力强都会加一句“好像是在夸他自己”，可能是男性之间性能力的攀比，与主要剧情无关。

电影删掉了一些村里人，绯言绯语议论阿妈打掉孩子，违背上师的天意的描述。

这种来自群体的压力，电影没有表现。

再有就是小说里，种羊是从新疆买的，但是电影里改成个我不认识的地方。

电影里最后卖母羊是给回族兄弟的，但小说里只写了给羊贩。

小说里还有一些女医生的同事，男医一直没结婚，大家吐槽他，他反驳结婚会失去自由。

电影最后所有人一起看气球的部分，也是书里没有的。

电影里增加了一段，尼姑去学校看到版报上写了四句话，好像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一些动物在一起，就能成为好朋友之类的。

完全不知道啥意思，藏区知识盲区。

电影里面俩调皮的小孩，阿爸，以及借给阿爸种羊的朋友，都侧背一个挎包，好像睡觉的时候也背。

二刷拉着同事去看，同事说这是不是类似于腰包，放钱的。

我脑海里立马出现外国人心目中的说唱歌手的形象，又是一个藏区知识盲区。

后面我会提到是，尼姑妹妹的全部戏分，几乎都是增加的。

原著都没有讲尼姑出家的原因。

下面是影评的内容“我渴望以自己的方式讲述故乡的故事......一个更真实的被风刮过的故乡。

”这是导演万玛才旦(我喜欢跟朋友喊他为万总，有点万磁王的感觉）写在自己的短片小说集《乌金的牙齿》最开始的一句话。

开始，在看他小说或者电影的时候，我往往会陷入一种困惑，基于本能触发的感动，常常与我自己的生活经验相违背。

这种两难也发生在理解他电影拍摄中的一些趣闻上，比如电影《塔洛》中跟随主角的一只小羊羔，剧组最后把他放生了。

这种电影中对生灵的尊重，戏里戏外如一，让人感动。

但我却对这只小羊羔放生后，生存的更好还是更坏产生了疑问，放生这件事真能如人类所愿么？

因为我之前看过一个追踪南极企鹅，放生后能否存活是个复杂的工作。

我这种始终无法甩掉的现代经验视角，让我无法更好的理解他的作品。

表现在给朋友推荐万总电影的时候，往往会得到朋友反问，“这个事情能拍2个小时的电影么？

”的反应，这个问题《静静的嘛呢石》、《塔洛》都存在，在看完《撞死了一只羊》的时候，我已经放弃给别人复述的打算了，推荐难度太高。

而且由于是藏区题材，被推荐的朋友也习惯性的把电影归纳到猎奇性质的观光影片的范畴，认为真正打动我的是藏区这个词本身。

当我看完《气球》我觉得，不错，我终于可以喊朋友来看这个电影了。

其实这种电影看的时候，少剧情，多细节的表述方式，很容易触动人的。

有一次，俩哥们周末约我来个文艺周末，长安大戏院的《四郎探母》也没票了，就一起去看《旺扎的雨靴》了，看完其中一个北京哥们说旺扎在学校的几个情节特别感动，想起了他小学时候在教室外跟人疯玩的画面。

很久没有这种静静的看完一个故事的体验了。

这个电影的小说版收录于万总2019年出版的《乌金的牙齿》，在13个故事中，《气球》排到了第9个。

如同一张流行唱片一样，中后段的几首歌，一般是专辑理念传达的比较明确之后，开始技巧娴熟的融合流行上口和艺术思考的一首歌。

比如周杰伦《范特西》这张专辑，中后段的歌是《威廉古堡》和《双节棍》，都面临着是粉丝珍藏，还是火遍大街小巷，二选一命运的作品。

《气球》也具有这种特点，根据观影前平遥电影节和电影的观众反馈来看，这个电影是万玛才旦最接近观众的一次。

当我走进点映的电影院候场区，预告片循环播放的几个镜头也是赚足了眼球，“生育还是节育”，“信仰还是现实”，以及一个妇人想流产被老公扇了一巴掌的画面，足够的吸引眼球。

我想这次导演莫非是要放下“自己的方式”，来用一个大众的视角去讲故事了么？

点映结束，我的观影体验是非常流畅的，观众前半段可以当轻喜剧看，后半段开始赚足眼泪，当然也没有《我不是药神》那种割裂感很强的感觉。

甚至以固定机位深受粉丝喜爱的摄影师吕松野，这次居然几乎全程手持，坐在第一排的我差点晃晕了，泰国调色师的手笔下也出现了那种艺术小清新的滤镜，可见努力的想靠近观众的观影习惯。

不过更让我感叹的是，电影版本的《气球》不仅足够的世俗化，而且寓言化方面走的也足够的远。

解读的可能性超也很高。

一千个读者，这次可能会解读出两千个《哈姆雷特》了。

这种世俗化在将我拉到他的故事里面以后，反而又把那个寓言化的故事讲的更清晰了。

也可以进行类似于商业大片《盗梦空间》般的解读和探讨。

不过被大家定义为文艺片的电影，往往存在着表述不是很直白，而且经常把寓言部分藏的很深，来扩大观众解读的可能性的特点。

本意是千人前面，引人深思，但一不小心就有可能走上《地球最后的夜晚》那种两极分化的境界，或者《摆渡人》那种口碑扑街的尴尬。

所以这次，我打算做一个电影解读，并且带着18岁的我和30岁的我，两个视角去解读这个故事。

18岁的我，可能会这么理解这个电影。

如同观众反馈，这确实是一部藏区人自己的女性电影。

如同《月光男孩》之于美国的黑色族裔人口一样，自己人讲述身边的故事，没有猎奇视角，更加真实可信，更能打动人。

故事里一直念佛经，希望来生好好转世的藏区爷爷，疼爱着三个孙儿。

生活虽然贫困但感情和美的藏区夫妻俩，一起操持着家里的大小事情。

大儿子在县城的中学学习还不错，二儿子和三儿子调皮捣蛋，天真烂漫，但尊敬老人，健康活泼。

两个调皮捣蛋的孩子引发的血案

《旺扎的雨靴》里严肃了全片小演员在这个电影里放飞了一把自我一天两个小孩把阿妈仅有的一个避孕套当成气球，跟小朋友换了个口哨。

而阴差阳错的是，当天正好是母羊授种的日子，生理上受到刺激的阿爸，发现避孕套已经没了的时候，已经欲火焚身。

这样啼笑皆非的故事下，是万玛才旦少有的如同宁浩的《疯狂的石头》一样，多线并行发展，最终酝酿故事最精彩时候的电影拍摄手法。

剧情最精彩的情节正是，爷爷放羊中生病去世后，上师喇嘛预测爷爷会今年投胎转世回家里，而阿妈恰好又怀孕了，家人都坚信这个肚子里的孩子就是爷爷转世。

全家的深信不疑，和阿妈并不情愿的生养，呈现了我国荧幕上首个，信仰和现实的冲击。

是藏区电影第一次大胆的审视传统和现代生育观。

不仅对藏区，甚至现在还有大部分对性持有的歪曲解读的人来说，都是具有很强的教育意义的。

再开一点脑洞来看，这个故事甚至匹配了好莱坞电影的叙事套路，比如把设定做一个调整。

在未来的科幻世界，由于某种原因，地球总生命的数量是恒定，每死一个人便会通过摇号把这个人的生命分配下去。

一家老人逝去后，摇号不仅没有落到别人家里，极其低概率的又回到了自己家。

而家里的钱只够第一个孩子去上学使用。

中签的女人的命运何去何从，能否选择质疑摇号机器，能否在自我选择和家人选择之间进行平衡。

这样的科幻片，也是非常具有看点的。

这也就是点映时候，万总爆料他目前的电影，大部分是现有小说，后选择适合电影化的故事进行改编，他自己写的很多故事没有改编的可能性。

而《气球》则本来是个电影剧本，后来又改成小说出版，之后有机会到了又拿来做了一部电影。

目前公开的资料中，导演小说构建之初是在中关村看到一个红色气球而起的。

当时觉得文艺圈做事真随意，但看完电影感觉导演想表达的是，同一片天，同一个气球下，是有的人在藏区放羊，有的人在中关村写代码，这一极具画面感的思考源点，引起了这个故事。

所以故事的可看性和画面的冲击力，是这个故事的诞生便具有的特质。

现在的我，是这么解读这个电影的。

如果这个故事还是停留在这个世俗化的阶段，其实在九年义务阶段普及性教育和医疗体系内开展性知识讲座，反而比让一部受众很难扩大化的文艺片来承载这个教育功能，更有效一些。

而且又逢二胎政策放开，这个电影的推出显得有点不合时宜。

目前来看，拍一个多个孩子更幸福的电影显然更符合当下的社会主流。

用藏区题材来承载一个，大部分导演不敢涉及的计划生育国策与家庭诉求矛盾的题材，显然也不是万总想要此片承载的。

那这个电影的目的便不再是教育意义，也绝不想闯入女权主义的讨论语境。

我们不妨注意一个细节，这个电影虽然并没有很明确他的发生的故事年份，但通过剧中父亲用的手机和家里放着的电视，以及台词提到的世界末日是不是快来了推测，这个故事应该发生在九十年代末期。

我是90年出生，应该跟剧中两个小孩的年纪相仿，我姐姐的年纪应该和居中的大儿子相仿。

那个年代港澳回归，克隆羊出现，电视上播放取缔某某团体的新闻，犹如昨日。

整个社会尚处于一个张亚东形容朴树《New boy》想传递的，旧的还未过去，新的还未到来的交界点，人人虽然未准备好，但却亢奋而又好奇的等待着新千年的到来，的这一理念。

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往往匆忙的站着自己的立场，表达着自己的态度，难免会有些当局者迷。

新世纪已经进入第三个十年，此时回看彼时，反而是最恰当的时机。

映后交流环节，主持人问导演，电影从小说到剧本有什么难度。

万总说，小说篇幅有限，需要扩充，不能机械式的增加时长，所以利用这个契机，好好的创作了阿妈的妹妹，一个尼姑的故事。

另外这个故事也是有功能的，能强化某种对立面。

一个上下左右二分的镜头观众提问环节，有个蒙族导演提问，阿妈从医院确诊怀孕回来，阿爸在挂羊骨头的上下二分镜头有何含义的时候，导演又强调了本片中处处强化的某种对立，这种对立贯穿了全片。

姐姐和妹妹刚才分析的我18岁可能有点理解，其实妹妹出家的故事是多余的。

其实妹妹的故事，是解读《气球》的关键，我们首先来回忆一下尼姑的故事。

尼姑去中学接大外甥这件事，通过电影可以看全家可能是不知道的，只是有一句“江洋说他自己回来”的台词。

看起来像是偶遇的场景，更像是自己的计划好的，她想见自己曾经的尘世爱人，大外甥的藏语老师。

所以我怀疑尼姑是故意去学校的，而且叮嘱大外甥不要跟家里说，以免他阿妈来阻止自己。

这一点在车上尼姑跟大外甥的对话也可以看出端倪，她虽然没承认看过这本书，但她好像是知道书里写的内容，跟外甥说“你长大了就懂了”，而且大外甥说和同学们都看过这本书，显然同学们之间是会讨论这个书的故事的，大外甥其实隐隐约约知道尼姑和老师之间的关系。

尼姑虽然一直不撒谎，但也一直没有表露自己的真实意图，可能是“出家人不能撒谎”，又是个藏区知识盲区。

之后不怕烫手的去取被阿妈烧掉的书的时候，可以明确的是尼姑依旧愿意为老师付出自己。

电影中对尼姑的描写很少，所以不妨大胆的脑补一下。

父母早亡，一直受姐姐照顾的，敢爱敢恨的年轻女孩，爱上了一个梦想不是放羊养家，而是喜欢写作的藏族小伙。

与众不同的爱情，需要两人齐心协力搭建一座支撑新生活和旧信仰之间的桥梁，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少有人能处理好这些事情。

我一起看电影的朋友说，有可能是俩人婚前发生了性关系，别村里人看到了。

总之在某种不可抗力下，后来小伙跟别人结了婚。

但是妹妹无法接受这些，她不像姐姐懂得隐忍，直率的性格下，这个年轻女孩投奔喇嘛庙，成为尼姑，万物皆空，放下一切，开始修行。

或者为了刺激爱写作的小伙，让他为一些错误而后悔。

总之两人分开后，再没见面。

妹妹的尼姑修行中，最大的困难就是这段俗家爱情，她会忍不住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关注着这个小伙。

后来她看到了小伙出版的小说，也化解了当年的误会，但小伙已经结婚，事情没有挽回的可能来。

当得知这个小伙离婚，而且又去了大外甥的学校教书的时候，她凡心再起。

借着给寺庙化缘的机会，再次回到他的视野，这可能是他唯一一个再次回到她身边的机会。

但包括尼姑姐姐在内的大家，都认为他害了妹妹，甚至认为他这种道德败坏的人，可能会给学生传达坏思想。

一切都没有挽回的可能了。

曾经的一对恋人，一个刚离婚，一个已经出家这个尼姑和尘世姻缘的故事，其实与藏区生育问题比起来，更有万总的风格一些。

总结一下妹妹的特点，可能是一个比较犹豫的人，特别是对感情。

回到导演提到的对立，以及片中一个，姐姐妹妹前后站位的画面，来推测尼姑的故事所发挥的功能，来再审视一下尼姑的姐姐。

从小父母双亡，姐姐早早承担起母亲的角色照顾妹妹，但谁的内心又何尝不是高原上光屁股奔跑的小孩，但她别无选择。

被迫成熟的姐姐，选择嫁给了养羊为生的男人。

生活稍微有点贫困，但老公为人善良，老实，尊敬老人。

孩子因为调皮，被对方家长找上来批评，这男人依然能理解孩子的天性，不去责怪他们。

对于钱的问题，男人看似粗线条，但也盘算着全家的开支情况，虽然手头钱不够多，但也非常识大体，绝不会苦了孩子读书的钱。

并且在大儿子为了想要爷爷转世，替家里省钱，要辍学的时候，快速准确进行了拒绝。

这样的家庭和老公，她其实是知足的。

片中也大部分时候也都是洋溢着幸福的面容。

而且在跟女医生交流时候，明知人家用不到避孕套的情况下，又说自己一个避孕套根本不够，多多少少有点无意间的炫耀自己幸福的感觉。

妹妹和姐姐的差别和比较，其实有点像我和姐姐。

那一年我在榆次读高中，姐姐读大专，几乎是我俩一起玩的最后时光了。

之后我跑到了青岛上大学，姐姐在榆次打了一段时间工，扛不住家人强烈要求，回了老家，做了煤矿的保洁员，找到了自己心仪的丈夫，安稳的生了2个男孩。

而我，虽然没有像电影里的妹妹一样出家，但在北京工作快9年了，也多多少少成为了微博热搜中的“佛系”青年了，也算看起来跟佛这个字，沾了一点边。

刚工作我时我也曾经有过北京生活比姐姐好的优越感，也有过感慨姐姐被困到那个长大的村子里。

直到今年妈妈临时决定要来北京看病，我想叫姐姐一起陪她过来体验下北京的生活，姐姐虽然同意了。

但妈妈跟我说，你姐她想陪大儿子放学后一起做作业，想为小儿子准备上幼儿园的东西，其实是去不了北京的，更不会想去北京玩。

最终姐姐没有来。

我突然发现，姐姐不是困住了，而是找到她力所能及的幸福，所以扎根了。

我自以为的优越感，在她那里并没有特别在意，姐姐更不会有自卑感。

孩子和家庭成为了她最终的选择，过程是出于无奈还是主动选择，似乎也不必多提。

我姐的果断，和我现在处在北京东犹豫，形成了对比。

之前看过的《少年谢尔顿》中有一集，忙于照顾三个孩子和老公，以及给社区教会做义务工作，的谢尔顿妈妈，突然有一天遇到了和谢尔顿一样，也爱研究物理的女同学来家里做作业。

女同学在看到谢尔顿妈妈忙里忙外的照顾他们学习的时候，生气的跟谢尔顿妈妈说，外面正在流行女权运动，你这样在家里做主妇是不对的。

谢尔顿妈妈又莫名其妙，又生气，但不知道如何回答。

过了一会儿，谢尔顿妈妈好像明确了一下自己的观点，果断的告诉那个女孩子，这是她的选择，她并没有感觉痛苦。

此时的女学生也露出了似懂非懂的表情。

此时再回想本片营销材料中，信仰和现实的矛盾，不应该被简单具象为当地群众的信仰轮回，与自己作为女性不愿意承载这个生育，之间的矛盾。

首先妈妈想要打掉孩子，并不是因为《少年谢尔顿》里那个女学生理解的女权主义。

从电影中几个细节可以看出来，女医生在吧啦吧啦介绍自己一个孩子多么好的时候，阿妈是全程走神的。

女医生忙忙碌碌的工作，赚稳定的工资收入的生活，离阿妈还是有点远的，不是少生一个孩子就可以解决的，阿妈也没有表现出羡慕和期待。

女医生在等待阿妈怀孕检测时候一直在发呆，我想她那几分钟应该也在回想自己这些年做的选择和结果，是不是也不一定是最幸福的。

另外预告片中阿妈被阿爸说是妖女，扇巴掌的画面，其实是类似综艺中错接因果出现的戏剧性效果。

阿妈被阿爸扇巴掌是因为，阿妈说了自己所有的担心，怕家里钱少家人生活不下去，阿爸称她在找借口，并在阿妈说养孩子这件事，阿爸没有能力做好的情况下，才冲动的，我理解是一种男人不愿意被说没本事的应激反应。

事后阿爸道歉，并提出自己戒烟戒酒省钱，我觉得还蛮诚恳的。

事实上爷爷死后，阿爸戴上了帽子，也不抽烟了，只从一个旧矿泉水瓶子里面喝水，确实做出了改变。

其实阿妈全片没有说信仰让她不快乐，更没有上升到封建迷信的层面，她唯一质疑的是上师是不是弄错了。

其实上师的原话并没有具体到阿爷转世投胎到哪里，而阿爸则直接的理解为刚怀孕的孩子。

阿妈梦到母羊怀疑，并试图暗指爷爷转世为小羊，我觉得不是阿妈撒谎。

只是大家都以为她肚子里的是阿爷转世，她无力辩解。

事实上我认为卖掉的那只母羊，可能真的怀孕了。

阿妈全片一步步的绝望实际上不是因为自己受不了生孩子的苦，而是周围人一个个的不理解她。

首先是妹妹的反对，妹妹一方面说死者想回家不能如愿，会很痛苦，另一方面拿出的上师的权威，让做姐姐的感觉到知心姐妹的疏远；然后是阿爸的反对，阿爸选择即便降低三个孩子的生活水平，也要让自己的爸爸转世到自己家，让她再次感受到疏远；最后是她最在意的孩子本身，在爷爷转世到自己家和交生活费上学之间，也选择了爷爷。

她打掉孩子，这一个选择，让亡灵，妹妹，老公，孩子，这四个人进入了两难的境地。

那么，阿妈是应该坚持自己内心的选择，还是为她三个最爱的人做出妥协。

我想这种两难，可能与妹妹当年的两难，是高度一致的。

妹妹当时选择了出家，又回来找尘世爱人的犹豫，和阿妈的果断和担当，正好也是万总想要做的一次对比。

片中阿妈说是没看过小说，我觉得是撒谎，藏文老师和尼姑之间的故事，阿妈是唯一一个知道真相的人，但她选择让妹妹不再犹豫，帮妹妹赶走了老师。

阿妈要对家人负责，妹妹要对一心所向的佛负责。

与好莱坞必备一个反派的粗暴套路不同的是，古希腊悲剧典型的剧情模式，人人都很惨，但人人都不是元凶，以此来警醒世人。

我认为《气球》综合了这两者，而且万总的电影总是会用自己更柔和的方式，给出兼具信仰力量和人文关怀的答案。

人间的苦难是无可避免的，言语之间传递的误解也是无可避免的，这与法律和道德，甚至是信仰条文，我暂时称为社会规条的进化没有必然联系的。

社会规条，一直承担着指导人类行为往美好世界发展的功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变化，和人认知世界能力的提升，规条会看起来显得幼稚，有人选择彻底抛弃，有人选择原教旨主义般的照搬，都不是可取的。

透过沿用几代人的规条文字，寻找其中最本真的价值，并与现代生活进行缝合是一个需要智慧和包容能力的任务。

万总做了自己的尝试，电影的结局做了非常明确的呈现，阿妈没有打掉孩子，放下了自己的坚持，成全了四个最爱的人。

跟尼姑妹妹上庙里之前，阿妈差不多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她只是羡慕尼姑当年的选择，没有爱恨情仇，让自己的下半生不再牵挂。

而阿妈已经没办法无牵无挂的脱离红尘，她还是要对自己的孩子和老公负责的，现在的离开反而是一种不负责任。

并且临走时候，给家人准备好了饼干，并主动告诉他阿妈没事。

虽然阿妈没有说会不会出家，但我更倾向于理解阿妈去庙里，更多的是想陪妹妹度过可能发生的留恋红尘的日子，和妹妹一起走过可能来临的艰难。

毕竟进庙里的事情，是妹妹提出来的。

此刻的妈妈，便是万总电影里反复出现的，那个愿意把自己的视力送给瞎子乞丐的智美更登。

妈妈陪尼姑带着化缘了一堆的食物去寺庙，这个馕有够大！

另外，其实片中的父亲也不是一个反面角色，从他卖母羊时候有点麻木的表情可以看出，他其实也很不舍，电影里对这只羊只有一句“她好像能听懂我说话”的台词，但这只羊在书中有很多的描述，其实这只羊非常有灵性，总是跟阿爸互动，互相刷个小脾气什么的。

而且阿爸做出了我认为最正确的一个选择，先别管日后怎么样，大儿子是绝不能因为想让爷爷转世到自己家，而辍学的。

结合我自己的经验，九几年的时候很多父母对学习知识的重视程度，远不如现在，当时很多家长学着学着，就让孩子回家帮忙干活了。

我们村里一般只有我妈和她同事的孩子，因为自己是老师，还很注重孩子的教育。

我挺感谢我妈，在我没考上大学的那年，坚定的让我再试一年，而且差点放弃了自己的老师工作，为了她学生拼命一辈子的她，就那一年给了我，她的坚持让我成为现在的我。

最后两个调皮捣蛋小儿子的命运，万总其实给出的解释已经比较清晰。

对于大家认为是奶奶转世的大儿子身上的痣，成为了两个孩子眼里的玩具，光着屁股带走了，这个梦。

跟电影结尾，阿爸郑重的买回气球给他们玩，形成呼应。

阿爸沉重的完成气球约定，走遍市场快要放弃的时候，买了最大也可能是最贵的气球，在孩子眼中可能只是天真烂漫的玩具。

老人们对信仰的坚守，大人需要面对的信仰和现实的矛盾，在下一代的孩子身上可能已经不是包袱。

孩子们会用更遵循人性本能的观念下，去生活，轻装上阵，面对新的，现代的，更好的世界。

而且孩子们迎合自己本能，开心的也能长大。

这个过程，就如同那个空中的气球一样，那么美好和绚烂。

所有人都远远的看着他们美好着他们，见证着他们，如同极乐世界一般。

所以，这个大风刮过的藏区，通过藏区自己人讲出来，才是最美的。

最后还想刊登一个征友启事。

其实在接触万总的电影之前，因为主流媒体能接触的信息极少，以及其他一些众所周知的原因，我对藏区是有一些误解的。

我也没有主动去了解那个地方的动机，被动接受的消息其实特别少，也不准确。

直到去年去九寨沟阿坝州的时候，我都没有想到，突然进了藏区，当时见到了一群课间在玩耍，追逐打闹的小喇嘛，看着好开心。

但我都躲到很远，生怕他们找我聊天。

阿坝州的喇嘛庙和下课后打闹的小喇嘛们我的工作是城市规划，大部分的省我都去过了，唯独没有接过藏区的项目。

这种曾经的误解，让我越来越感到有点愧疚。

我开始在微博、豆瓣、知乎、甚至qq的好友找一找功能，想遇到一个愿意跟我聊聊藏区的网友，或者是笔友。

一方面帮我更了解他的生活，另一方面看我能不能有什么帮助他们的地方。

但是目前为止，很少能收到回复。

而且谷歌翻译、微软翻译，甚至百度翻译都不支持藏语和普通话的翻译，点映票多出一张的时候，我甚至都豆油过一个想看《气球》的豆友，但是他那天有课。

哎，一直就是个遗憾了。

一个上课迟到了的喇嘛最后的最后回忆一下点映当天，快到提问环节的时候，我小米手环测心跳都120了。

我问导演，可不可像王家卫和昆丁达斯汀诺一样，以打造一个万玛才旦的平行宇宙，好让我们能看到更多此类的电影。

导演特别诚恳的回答，他会努力的。

交流结束以后，主创离场时候，他特别看了我一眼，冲我挥了一下手。

拿着《五金的牙齿》这本书的我，本来已经放弃找他签名了，因为主持人一直说很晚了，我们是最后一场，因为控制时间我都不敢去打扰他。

但这个挥手，我直接条件反射般的站了起来，去后台找他要了个签名。

特别的是，这个签名是我让万总特意签到《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那一页的，这个故事是我想送给我特别的人的，我和她都不爱说心里话，希望我们之间的多一些交流，少一些误会。

下面是当晚写的内容，有点魔怔了，本来想删掉，但还是留着吧，但这应该是信仰的力量吧，我想还是把这段话留着。

已经十二点了，我不敢睡着，想用一句话来记住今晚的情绪，写着写着就变成了一段话。

刚签完名，不敢打开看签名《气球》点映活动结束已经一个小时了，我还是不敢看导演给我签的名，生怕打开后发现没了，生怕今晚只是一场梦。

一年前，姐姐被网络诈骗，欠了十万贷款，她本来是想给一个三年级，一个还没上幼儿园的孩子们挣一些外快的。

这比钱对从因痛风从煤矿下岗的姐夫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他努力做到不发脾气，但让他借钱来真的很难。

我的父母终于也在收到电话恐吓之后，给我打电话骂我姐，排解心中不快。

压力之下，最终我承担了这一切费用，和家人的负面情绪，努力撑下去。

过了很久，在妈妈的一次催婚中，我还是崩溃了，我不是那个在北京无所不能的儿子。

我妈说，我变了，不是那个乖孩子了。

那天看《静静的嘛呢石》，一个很难接触到电视，但却极度想看《西游记》的小喇嘛，居然可以为了带爷爷看戏，为了看望哥哥，为了陪妹妹和弟弟玩，为了给师傅和活佛递VCD，而牺牲了几乎全部自己看电视的时间。

他问阿爸要装光盘盒子的时候，那个苍凉的画面，我几乎不敢再看，可怜，但又神圣。

手拿光盘盒子，不舍的看着爸爸和电视远去的小喇嘛这不就是能赠予瞎子双眼的智美更登么？

这个小喇嘛，解开了我所有的困惑，放下自己，帮助别人，并不委屈，而是美德。

今晚的《气球》依旧有大爱，阿妈梦到母羊怀孕，我更愿意相信是阿爷的投胎。

只是当自己的老公，孩子都坚信她怀着的就是阿爷转世的时候，她没有选择了。

她不是自己吃不了苦，而是怕儿子吃苦。

最后，再穷阿爸不会让儿子不上学，再难阿妈也会完成儿子的心愿。

人间大爱。

虽然表面上这个故事是符合现代人营销的女性视角，我理解其实应该是母爱视角。

所有的爱都有可能会变，母爱不会。

没有一个妈妈是自私的，妈妈说我变了，其实她是在夸我，她知道我不再逞强，从孩子变成男人了。

最终我还是打开了书，盯着万玛才旦导演签在《站着打瞌睡的女孩》那一页的签名看了好久。

在我看不懂的藏文签名下面写了一行2020.11.18。

我想他应该是知道我担心一觉醒来，上面的一切都没了吧。

做个时间标记，让这一晚不会变成一个梦。

前排我们都穿红

值得珍藏的合影

08年乡镇上请的摄影师拍的我家

20年我拍的我家院子和姐姐一家

达杰一家真的相信藏传佛教吗?还是说相信的仅仅是上师的权威——妻子怀孕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达杰之所以一定要让妻子把孩子生下来，而不顾降生的孩子对家庭带来的负担，原因仅仅出于违背佛主意愿可能带来的灾祸。

如此看来，这种信仰便不是纯粹的信仰，而是带有功利心的迷信。

《气球》将主要冲突放置在“该不该生”的问题上。

因为佛意的力量如此强大，远远强过生活表层的窘困，以至于所谓的两难冲突在这是无法成立的。

在法哈蒂的电影中，人物往往深陷在两难道德困境中。

一者是自利心理的驱动，譬如说谎会带来好处，另一者是信仰的束缚，说谎违背了神意。

这种道德困境只有在自利和他利两者之间达到一定程度的平衡后，才能取得效果。

在邪恶的诱惑下，是信仰让人有向善的动机，恶与善的矛盾由此激发出观众最大程度的共情和感动。

而在《气球》中，信仰变成一种教条：上师的话代表着佛的旨意，绝对可信，而且不可违逆。

这样子，所谓的两难道德困境便没有了，佛（或者说神）大于一切。

况且，真正能让《气球》这部电影获得深度，同时塑造起人物的不是“该不该生”的冲突，而是“能不能怀孕”的冲突。

对于怀孕这件事而言，一方面是性欲驱使人去做爱，做爱就可能怀孕；另一方面是怀孕生子所带来的家庭负担：触犯少数民族三胎政策付出的罚款，以及是新降生的孩子将给这个已有三个孩子的家庭带来的经济上的负担。

这个冲突才具有普遍性，和能够产生共鸣的。

因为经历过计划生育时期（与此类似）的家庭都或多或少遇到过或思考过这个问题。

而且放置在冲突两端的因素（人的本性与家庭负担之间，自利和他利），其力量间有对抗之平衡。

人物如何陷于两难抉择中，最终又做出了哪个抉择，对人物的塑造都有极强的帮助。

法哈蒂正是通过设计两难情境这种方式推进故事，让人物形象树立起来，同时让观众获得感动。

由此看来，《气球》的叙事是不合格的，仍然框限在文艺片的套路中：大量的梦指向的是人物的情绪和状态。

事实上，对于一部好的剧情片来说，人物的情绪和状态应该通过有效的情境设计来让观众自然感受到。

尼姑和爷爷的角色设计显出了刻意。

很明显，他们本没必要存在的，而他们之所以存在仅仅为了加强宗教教条对这家人的束缚，使得让怀上的孩子必须得生下来。

达杰一家没有其他选择，于是他们向更窘困的生活境遇走去。

整部电影变成一道道景观，失去了普遍性。

如果《气球》真的在探讨信仰，那么困境应该表现在妻子身上：生，违逆自己的意志，顺从信仰；不生，顺从自己的意志，违背信仰。

但事实上，电影的核心冲突放置在夫妻之间：妻子不想生，因为她已经觉醒；丈夫要生，因为他认为孩子是父亲转世投胎。

这不是法哈蒂困境，因为法哈蒂式两难困境只会发生在单个人物身上。

这明显是老套的家庭矛盾，安置上宗教的外壳。

《气球》探讨的是宗教（迷信），而不是信仰。

这两者有本质区别。

《气球》的问题是隔靴搔痒，没有触及藏地人民根本性问题。

把《气球》的故事换置到一个底层汉族家庭，把“转世投胎”换成“传宗接代”是完全成立的。

《气球》里的妻子之所以要把第四个孩子生下来，是因为妹妹（尼姑）和丈夫都认为胎儿是死去的爷爷转世投胎。

不妨将新故事的时代背景放置在当下，施行的政策不再是计划生育（因为审查，这点不好碰），而是二胎政策。

一个生活捉襟见肘的底层汉族家庭，地域范围框定在传统文化强势的保守之地。

已经连着诞下两女的妻子在家族里备受歧视，丈夫在外面也很没面子。

虽然生活已经足够窘困了，丈夫仍然让妻子继续再生一个，而且一定要生下男孩，完成传宗接代的任务。

妻子是理智的人，知道家里多一口人吃饭势必让生活更趋窘迫，况且还要罚款，于是偷偷吃避孕药，或私自做了节育手术。

因为某种不可知的原因，妻子怀孕了。

她想把孩子打掉，丈夫坚决不同意，七大姑八大姨都教育她如果生下男孩，她就成为家里的公臣。

最终她不得不迫于压力把孩子生下来。

这个故事和《气球》有本质差别吗？

两位妻子面对的都是父权\夫权的压迫。

唯一的区别是，一个还是神权，一个是文化习俗。

但如果把儒家也看成某种宗教的话，那么“转世投胎”和“传宗接代”本质上是一样的。

两者都属于一种迷信，而不是信仰。

迷信是害怕违背教条带来伤害，而信仰是实在的相信，将引发道德危机。

因此，《气球》虽然讲述藏族平民的故事，但“藏族”的标签没有得到真正表现。

仅仅呈现一些风俗民情，意义不大，它只是将电影变成景观。

而且，最为根本的所谓探讨信仰也属十足虚假的概念，并没有从信仰的内里来探讨。

宗教最终变成像噱头一样的东西，蒙混无知的观众。

真正要为《气球》挑些亮点的话，那也仅仅是它在重提老套的女性在父权和夫权下遭遇的生存困境：女人的身体如何成为牺牲品。

已经有太多电影探讨过它了。

我们对万玛才旦的期待显然不会止于此。

他作为藏族，在描绘藏地人民的生活时，本应发现或找到真正与汉族相异的问题才是。

但很可惜，至少《气球》里没有。

《气球》是从宗教之壳里破出的流俗之蛋，好像汉地故事移置到藏地之后改编的作品。

探讨的问题也流于表面，它并未让我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