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控诉

《我控诉》一开场给人感觉就是非常肃穆庄重，仪式感十足，有种古典主义的调调。

它甚至会给人一种错觉：这或许又是一部《巴里·林登》式的电影，客观冷静，闷的宛如纪录片。

但事实又不是这样的，在一些人物交锋，情节推动方面，电影又稍显商业。

比如像情报侦查戏，与官僚分子对峙戏，它还是会制造一些悬念和火花来引领观众往前走。

电影讲的事其实也很简单：1894年12月，法国犹太军官德雷福斯被诬陷为间谍，随后在极端民族主义的推波助澜下，锒铛入狱。

法国军情处中校皮卡尔为他奔走发声，也惨遭当局迫害。

最终德雷福斯被平反洗冤，中间长达12年。

真实事件改编。

波兰斯基采取的是最传统的平铺直叙，偶尔插几段看起来“比较土”的回忆，可也真是奇怪，这种老老实实讲故事的方法在波兰斯基的运筹中就是显得非常有力，有一种暗中使劲的味道。

或者说《我控诉》就是给人一种感觉：看完之后觉得有些平常，普普通通，说不出哪好哪坏。

可就是不容细想，越想越觉得它有味道，这让我想起了品茶。

《我控诉》大概是一种余韵在流淌，就像是用了很久的茶壶，里面尽管没有茶叶，可仍然能感到茶香。

《我控诉》是有这种茶香的。

最能飘出茶香的莫过于电影最后一个镜头：散落一地的军服，被折断的军刀。

这原本是电影开场，德雷福斯被剥夺军衔后的场景。

这是对一个军人最大的羞辱。

等到了电影最后这个镜头重新再次出现时，它就是在提醒观众：看看吧，这就是官僚们干的好事！

这是法国军队的一大丑闻，这简直就是法国的国之耻。

影片那种不慌不忙，冷静如风的气质，很深得我心。

其实也很大来源于演员们的表演，每个人说话都是一本正经，慢条斯理，很少有大喊大叫，都是在努力压住自己的情绪，所以片中没有慷慨激昂，没有大快人心，没有伸张正义的激情，也没有泪眼朦胧的煽情，呈现给你的就是一个事件的过程，结束就是结束了，不会有多余的矫情。

正是这种克制舒缓还略带温柔的调性，使得这部作品显得高级不流俗。

我也喜欢它的结尾，当受迫害的德雷福斯官复原职，去拜访曾经帮助他的皮卡尔时，并没有对他道谢寒暄之类的，而是直接向皮卡尔提出能否提升自己官衔的要求。

因为皮卡尔在军队外八年被称为“执行任务”，照样也升了官衔，而同样遭遇的德雷福斯官衔仍然不变，他认为这是一种偏见。

这一段非常能体现德雷福斯的性格特点：刚正不阿，又有点固执可爱。

也使得这场戏显得有些意外，甚至还有点想笑。

你可以笑德的不解风情，但更多我们会感受到一丝无奈：德雷福斯尽管被洗冤了，但仍然没有得到他应得的待遇和尊重。

结尾有种特别自然平淡但又感慨万千的感觉，甚至觉得还有些可惜，心里一直在念叨着：嗯？

这就没了？

离别两人站在一起时，脸对脸，非常严肃。

在军事学院上学的德雷福斯因为皮卡尔给他的学分太低，质疑他时，两人也是这么站立着。

但让人欣慰的是，不管是那个时候的他们，还是现在的他们，两人依然本色，一直守住了自己的底线。

道德和良知，真理和正义。

他们一个都没有丢。

我们也可以确信的是，尽管德雷福斯没有对皮卡尔表示感谢。

但我们可以从两人眼神交流中看到：皮卡尔自始至终是赢得了德雷福斯的敬意。

皮卡尔也配得上这种尊重。

结尾的温柔和伤感，让人有些不痛快：就这么简单的结束了？

不再来一个陈词感言吗？

这种“不过瘾”在最后一个镜头被扔出之后，突如其来的变成了无声的：我控诉。

有一说一，这招挺厉害。

首发在：几点电影

取材自第三共和国的大事件(Affaire Dreyfus)：1894年法国炮兵团的犹太军官被军方指控秘密向德军提供情报，而被判以终身监禁；那时的法国仍沉浸在普法战争的创伤里（阿尔萨斯-洛林割给了德国），民众中充斥着反德，反犹的激愤情绪。

德雷福斯的平反历时十二年，直至1906年，才最终得以平冤昭雪。

期间，以左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在《曙光报》联名请愿，为现代意义的“Intellectuel”正名；法国社会分成对立的两派，以报纸为媒介进行论战，对共和国、宗教、公平正义等概念加以阐释，对后世影响深远。

在波兰斯基的镜头下，现实与历史的时空距离在冷峻的色调中缓缓展开；在远近镜头的切换下，观众的眼睛可以舒服地旁观人物的对谈与独思；而饱和度很高的颜色对比也和谐地共存，透着古典的端庄与典雅；整体而言，导演对严肃题材的处理令人惊喜，会再刷～

这是2019年上映的一部电影。

波兰斯基导演。

看了这部影片之后，又特意看了与影片情节有关联的1937年版的影片《左拉传》。

影片描述的是19世纪末法国的一起著名的案件。

法国情报部门截获了一件写给德国驻法大使馆的一封信，涉及到严重的涉密事件。

经核对笔迹，认定是犹太裔军官德雷福斯所写。

于是，德雷福斯被捕，开除军籍并流放。

新上任的情报部门统计局局长皮考特中校发现了案件中的疑点，并发现泄密者另有其人，明显这是一起冤案。

于是皮考特向上级汇报了事情的整个过程，要求重审德雷福斯。

可是这一要求却遭到了他的上级的阻挠，还将他调了职并受到监视。

由于皮考特的军人身份，他不便向社会公开这件事，只得求助于当时著名的法国作家左拉。

左拉奋笔疾书，写下了《我控诉》这篇著名的文章，震动了整个法国。

使德雷福斯得以重审并最终平反昭雪。

看完电影后，想到一个问题：一个并不复杂的冤案，为什么平反会那么难？

我想，这其中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当时弥漫于欧洲的反犹浪潮。

这种反犹情绪是由来已久的，其中有文化、宗教和经济的原因。

但是平心而论，犹太人中有威尼斯商人，也有爱因斯坦；有恶棍和贪婪之徒，也有更多的善良人。

无论怎样，犹太人也是和我们一样的人。

可是在一百年前，人们的思维和我们现在不一样，或者说现代文明理念在当时的欧洲人心目中并不具备，甚至在主持正义的皮考特中校内心，也是鄙视犹太人的。

他对德雷福斯曾经这样说：“如果你在问我是否赏识犹太人？

我的回答是‘不’。

如果你在暗示我怀有偏见，我保证我没有，从来没有。

”皮考特的想法尽管在现在看来，未必那么正确，可是在当时，这已经算是很先进很前卫也很另类了。

在多数人心中，所谓自由平等和正义只是说给白种人听的。

影片中，凭着并不完整的证据链，就指定一个犹太人军官背上间谍的锅，或许是在迎合当时人们的民粹思维。

如影片人物所说：“罗马人扔基督徒给狮子，我们扔犹太人。

这是我们的进步。

”正是这种所谓的“进步”，为之后的纳粹屠杀犹太人埋下了伏笔。

影片中所描述的人们大肆焚烧左拉的作品，也正是为希特勒的水晶之夜开了先河。

对这种野蛮无知的反智行为，政府不仅不去阻止，反而去迎合和煽动。

所以啊，那些往日或现在鼓吹全盘西化的精英们可以看看，西方的文明也不过如此吧。

再一个原因，就是军队的荣誉。

或者称之为军队的颜面。

影片中，皮考特中校和他的上司贡斯将军针对德雷福斯案件有一段对话，抄录在下面：皮考特：我要求重审德雷福斯。

贡斯：重审？

你疯了吗？

皮考特：这很难以置信吗？

贡斯：当然，每个人都会想知道错误是如何酿成的，他们会拿到秘密文件，这是不可想象的。

皮考特：为什么？

贡斯：那会让我们很难堪。

我真不明白你，我们知道你对犹太民族的看法。

为什么你会在乎一个犹太人是不是被囚禁在荒岛上。

皮考特：他是无辜的。

贡斯：呵呵，你真是多愁善感。

小羊羔、小猫和德雷福斯，他们都是无辜的。

皮考特：你说的好像我在乎他一样，但并非如此。

我宁愿他有罪。

但事实是艾斯特哈吉是叛徒。

贡斯：也许他是，也许他不是。

你不说就没人知道。

皮考特：那是个糟糕的建议。

我要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吗？

贡斯：当然。

这是做为军人的天职。

我没什么好谈的了。

别再提德雷福斯了。

这是命令！

从上面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为了使军队不那么“难堪”，他们可以伪造证据，陷害一个无辜的人，可以毁掉一个家庭，甚至不去顾及对军队安全的损害，轻轻放走一个真正的叛徒。

所有这些，都是为了军队的荣誉。

稍稍具备常理的人都知道，军队的荣誉来源于战场上的英勇厮杀，来源于勇敢和不怕死的精神。

而不是为了担心揭露丑恶无视事实。

由此想到了另一部电影《西点揭秘》，那位美国将军为维护部队的荣誉，不惜牺牲自己的女儿。

可以想象在西方这类虚假的荣誉观比比皆是。

在影片中我们还看到军队从上到下都在竭力掩盖真相，伪造证据，不断的给皮考特穿小鞋，甚至在法庭上也在散步着谎言。

对左拉这样具有正义感的名人也被冠以“叛徒”的恶名，逼迫他流亡国外。

他们之所以能够如此毫无愧色振振有词，正应了约翰亚当斯的那句话： 权力总认为自己有伟大的灵魂。

当它违背了自己的法则时，它就认为自己是在执行上帝的旨意。

在军队中，服从命令自然是天职。

然而一旦碰到大是大非的事情，做为军人，也应该有自己的思考。

至少不能随同去作恶。

影片中刻画了亨利少校这样一个人物很有意思。

伪造证据和散步谎言他都有份。

他说：“他们是掌权者，我们只能执行命令。

我不知道德雷福斯是不是无辜的，我也不在乎。

如果你让我去杀人，我就去。

然后你告诉我杀错了人，我会痛心，但这不是我的错。

这就是军队。

”对于这样一个冷血的人我们说什么好呢？

实际上，执行命令只是他这类人推卸责任的挡箭牌，他们往往用“执行命令”来掩盖自己对名利的追逐和内心的卑劣。

对此，皮考特就回击他说：“也许这是你的军队，但绝不是我的。

”最终亨利在执行命令和维护正义的挣扎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影片中的一些细节很好。

皮考特中校在被秘密警察的监视中回到自己在巴黎的住所，室内已经被搜查的乱七八糟，他在一片狼藉中，打开钢琴，奏起了圣桑的《天鹅》。

孤独、无奈、愤怒，更多的是出淤泥而不染的心境在琴声中展现了。

皮考特因为坚持事实而受到上司的询问。

面对无理的纠缠，皮考特拍案而走。

这时我们看到那位将军的八字胡抖了一下，又抖了一下。

好像是小丑出色的表演。

或许导演波兰斯基在影片中加入了自己的情绪，不过我一直对此类八卦和隐喻不感兴趣，不说也罢。

本人评分：7.0。

亲朋因之反目；夫妇因之离婚；路人为此斗殴，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又因何人而结束。

11894年9月的一天，当法国军官德雷福斯奉命去接受训话时，他并不知道，自己马上就会被逮捕，并成为一场撕裂整个法国的大争吵的焦点。

时间倒回几天之前，法国安插在德国驻巴黎大使馆的一位间谍女佣在废纸篓中发现了一张纸条。

这张纸条吓出了法国人一身冷汗，因为它上面写满了法军一系列核心军事机密，包括部队调配、秘密武器的研发、最新训练操点、甚至无烟火药的配方等等……种种迹象标明，法国陆军参谋部里出了内鬼，居然向与法国有血海深仇的德意志帝国泄露了如此核心的机密，这是一个足以招致全法愤恨的惊天丑闻。

可是，这个内鬼到底是谁呢？

陆军情报处副处长亨利很快就怀疑上了当时任职于总参谋部的年轻上尉德雷福斯。

理由也很简单，这个德雷福斯出身犹太富商家庭，其父是阿尔萨斯当地的纺织业巨头。

阿尔萨斯，中学学过法国作家都德爱国短篇小说《最后一课》的朋友，应该对这个地名有印象。

其实阿尔萨斯非常特殊，它位于法德边境的两国争议区，境内主要民众说的是德语（都德的《最后一课》没有告诉你的一面）。

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后，这里被割让给了德国。

而犹太人这个群体也非常特殊，他们不属于法德两国的主体民族。

对这两个民族国家都谈不上什么深厚的民族感情。

所以作为被割让的阿尔萨斯地区的犹太富户，德雷福斯家族的地位其实特别尴尬，理论上说，他们似乎应立刻更换德国的身份，继续在当地做生意就是了——毕竟犹太人没有祖国么，龙胜帮龙，虎胜帮虎，是当时大多数欧洲人对他们的普遍观感。

而年轻的德雷福斯却从了法军，且在军校中一直成绩优异、屡获嘉奖，毕业后很快被提拔进了总参谋部任职。

可是有情报工作职业病的亨利副处长觉得这小伙子的身份很可疑——你一个家乡已经被割让给德国的犹太人，放着万贯家财不继承，跑来干什么？

法国用得着你来爱吗？

查！

这里面一定有鬼！

于是他很快下令逮捕的了德雷福斯，当时情报部门可不讲什么文明审讯，德雷福斯一开始还嘴硬，一通好打之后，很快就屈打成招了。

为了把德雷福斯的棺材板钉死，亨利还在审判中以其军官的荣誉发誓说“有一位名誉无可指摘的人物说德雷福斯就是叛徒！

”但他又拒绝透露这个大人物的姓名。

这招其实让人挺眼熟。

于是这起法国的“潜伏”、“无间道”，很快就成了铁案了。

在公众一片“处死这个法奸、犹太人！

”的声浪中。

法国军事法庭宣布德雷福斯因泄漏军事机密给敌国而犯有叛国罪。

该说不说，毕竟是诞生了孟德斯鸠的国度，法国当时的司法独立还是有一些的，没有顺从民间过度激愤的情绪将德雷福斯处死，而是开除其军籍并判处终身流放魔鬼岛。

为了平息民愤，巴黎的荣誉军人院还举行了非常“盛大”的对德雷福斯的军衔褫夺仪式，在众目睽睽之下，德雷福斯上尉的肩章被撕下，他的佩剑被折断，执行官痛骂他是国家的败类，辱没了身为法国军人的荣誉。

可很快，法国军方又发现，这个案子好像办错了。

参谋部的那个内鬼，似乎不是德雷福斯，而是另有其人。

最初，是因为德雷福斯的笔迹与那张泄密信上的对不上。

法军反间谍处处长皮卡尔，认为自己同事亨利的调查过于武断。

于是决定自力持续追踪调查。

调查后他发现，泄密信上的笔记真的不是德雷福斯的。

而与当时任职总参谋部的另一位军官埃斯特拉齐少校一模一样。

再经查访后，皮卡尔终于确定了埃斯特拉齐其实才是那个潜藏在总参谋部的内鬼。

可是当皮卡尔将他的调查结果附上证据向上峰反映时，他得到的却是“此案已结，不可继续追查”的答复，且很快，皮卡尔就被踢出总参谋部前往突尼斯前线去“作战”（送死）。

很明显，法军总参谋部在德雷福斯案中已经势成骑虎，不敢将这个已经被证明是冤案的案件再反过来了。

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力量让这个案子变得“铁案难翻”呢？

过去，很多浮光掠影的分析，往往将之归咎于法军高层的腐败颟顸。

但分析一下我们就会发现，当时法军乃至法兰西共和国的高层并没有那么愚蠢，他们对德雷福斯事件的沉默与息事宁人，站在他们的角度上说，是唯一正确的选择——因为这确实是个致命的火药桶。

2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当中，我曾经向您讲述过18世纪法国大革命前社会的现状，用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的话说，当时的法国社会“阶层与阶层之间是互不理解、彼此仇视的，唯有王权是生机勃勃的。

”

到了19世纪末，一百年过去了，情况并没有好很多。

如托克维尔所指出，革命其实并不能根本性的改变什么——虽然经历了翻天覆地的法国大革命，公民们无数次立起街垒，宣誓要改天换地。

但百年后法国的整体社会现状，其实并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各阶层之间依然互不了解，并互相仇视。

毋宁说，这一百年中频繁发生的革命、起义、人们筑起街垒、嘶声竭力的嘶吼，反而扩大了法国各人群之间的意见分歧。

不仅阶层之间彼此观念悬殊，甚至同阶层里也会有派别分野——宗教保守主义者、民主派、共和派、社会党人、无政府主义者、君主立宪派、保皇党人……无数种社会思潮都彼此不容。

甚至就连保皇党中，也要分一个波旁派和奥尔良派。

托克维尔说的那种“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其实愈演愈烈了。

当然，也不是没有人试图协调过这种矛盾。

比如拿破仑的那位非著名侄子，被革命导师马克思好生调侃过得路易·波拿巴，他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就试图和一下稀泥。

这位拿破仑三世说：各位先生不要争论了好不好？

咱对内发展科学、工业、过好日子，对外扩张，出去抢殖民地。

这吃香喝辣的帝国主义大国的好日子，他不香吗？

实话实说，这位“拿破仑三世”这一手，一度是搞成了的。

在路易·波拿巴的手腕下，法国各阶层、各派别之间止息了争论，社会呈现出一片高速发展，欣欣向荣的景象。

可问题就在于，这位拿破仑的大侄子搞经济却有一套，打仗却离他二大爷差的太远了。

1870年，在普法战争中，不可一世的法军在色当大败亏输，普鲁士人长驱直入占领巴黎，并在凡尔赛镜厅举办了德意志第二帝国的开国大典。

被宿敌德国狠狠羞辱了的法国人，这一下子算是彻底郁闷了，那个心情跟看了一场国足比赛的中国球迷是一样一样的——原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没有恢复啊！

原来法国已经不是欧罗巴村里说一不二的首强了啊！

你看被德国欺负的那个熊样！

对得起我们吗？

xxx，退钱！

我们说，本来法国各个阶层、群体之间的共识就非常脆弱，普法战争这一战败，路易·波拿巴向全体法国人许诺的那种虚幻的大国荣光，也烟消云散了。

于是全体法国人就陷入了一种有火儿无处撒的全体性萎靡、狂乱、戾气横行之中。

不理解法国人当时那个郁闷、憋屈、懊丧感觉的人，可以看看莫泊桑的小说《羊脂球》感受一下。

这个问题可就大了。

按照美国学者本尼迪克·安德森的定义：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

也就是说，国民们必须基于一种共识才能够维系住国家的凝聚力，没有的话，这个摊子可能就要散了。

可是在当时的法国——按照大文豪雨果的说法——在沙龙里，人们可以因为任何一个话题发生任何意想不到的激烈争论。

所有人在聊所有天的时候都聊不到一块去，从绘画到音乐、从文学到哲学，从外交到内政，十个人都能给你说出十八种不同观点来……那请问，当时的法国，这个“想象的共同体”该怎样维系呢？

其实，雨果说错了。

当时的大多数法国人，至少在两个公众话题上，观点是可以达成空前一致的。

第一，就是对德复仇问题。

这个就不用说了，冤有头债有主，就是你小子当年羞辱了，逮着机会我们法国人弄不死你！

第二，就是仇视犹太人。

你可能会感觉奇怪，犹太人招谁惹谁了？

普法战争又不是法国跟犹太人打的，法国人为什么会在战后有那么浓重的仇犹情绪呢？

但你细想一下，就会发现当时的法国，产生这种情绪是很正常的。

因为犹太人对当时法国任何一个社会群体来说都是异类：宗教徒们当然不喜欢犹太人，因为无论是天主教徒还是新教徒，都认为犹太人是异教徒。

民族主义者也不喜欢犹太人，因在构建法国的单一民族叙事过程中，犹太人总是在高声宣布“我们不一样，犹太人没有祖国！

”。

法国政府和大资本家们不喜欢犹太人，因为包括马克思在内大量欧洲顶级活动家，都是犹太人，上层精英时刻担心犹太人是不是在搞什么颠覆阴谋。

而工人阶级和法国底层大众也讨厌犹太人，巨富罗斯柴尔德家族的阴谋论在那个时候已经在法国家喻户晓。

即便你不喜欢听这种街头巷议，看看社会上那些放高利贷、发了财的犹太富豪，你能不生气么？

此外，法国历史上还有非常浓厚的排犹传统，历代法国国王为了赖犹太商人的账，动不动就向普罗大众宣传说：犹太人是魔鬼，死了活该。

所以，比同期德国更甚，反犹这个事儿，在当时的法国是没有动员成本的——来一个外省老农，大字不识一个，你跟他说什么自由民主博爱，他不懂，但你说“犹太人该死”他肯定跟你一起义愤填膺——教堂里的牧师、家里的老辈，都这么说么！

更不用说，到了十九世纪末，一种真实存在的“犹太威胁”确实在欧洲蔓延，那就是犹太复国主义。

1897年，正当德雷福斯案在法国吵得最凶的年月里，第一届犹太复国大会在瑞士召开了。

犹太复国主义者们在这个会上提出口号：“犹太人没有祖国，犹太人要为自己建立一个祖国”。

这就让欧洲各列强都如芒在背——你看看世界版图都让哥几个瓜分完毕了，哪还有空地给你啊？

你想建国我还想建国呢！

当时法国社会上一个流传甚广的说法，就是法国境内的犹太人已经跟德国结了盟，打算在下一场战争中用背后捅刀的方式陷害法国，然后换取自己建国的机会。

而法国的政府和军方也乐于看到这样的流言传播，因为面对实力急速增长的德国，官方确实需要民间存在这种至少是同情自己的声音——民众爱国，这总是个好事么。

于是反犹、仇犹情绪，在当时的法国，就成为了一个大众“寻求共识”、寻找彼此共同点的情绪箭靶。

基本两个人碰面，你摸不准对方的政见，不知道跟对方聊什么，只要确定对方不是犹太人，你就跟他聊反犹对了。

一聊八成就能聊一个准，双方会在这种对犹太人共同仇恨当中缔结看似非常坚固的友谊。

在《“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大革命，为什么会一再重演》一文中我曾经说，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是一个寻求“公倍数”式共识的国家。

这个公倍数可以是对一种共同理念的爱（比如三色旗代表的“自由、平等、博爱”），但也可以是一种共同的恨。

而德雷福斯所属的犹太人，很不幸，就成为了法国当时各个阶层、各个派别间这种仇恨的“公倍数”之一。

3了解了这些，你也就明白了德雷福斯案为什么能在当时的法国掀起如此轩然大波了——这个故事真的太符合法国那种狂热民间情绪的想象了：一个来自德战区的犹太人，处心积虑打入了我们法国军队核心机要部门，长期为德国窃取我们的机密情报。

我们好不容易拉上了沙俄准备干一下子（1892年，法俄协约形成），你居然在这种时候为德国佬卖命？！

德雷福斯，你这个十恶不赦的法奸！

毫无疑问，当时的大多数法国公众，就是怎么想问题的。

所以这个故事“模因”在法国舆论界传播起来是无阻力、零成本的，很快就完成了病毒式的扩散。

于是德雷福斯案很快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将最受欢迎的谈资，用今天的话说，这就是当年法兰西微博热搜的霸榜话题。

而特别巧的是，德雷福斯案发生的19世纪末，还正赶上了当时法国在进行报业革命——原本报纸这种东西，在法国也是上层阶级才买得起高端读物。

但到了19世纪末，随着化学革命的进行，印刷、纸张技术的进步。

“小报”（Le Petit Journal）的概念就出现了。

当时的巴黎街头，最受欢迎的是一种“一个苏的报纸”，“苏”是法郎的一种辅币。

所以，“一个苏的报纸”其实也就是“一分钱报纸”，专门供那些买不起传统大报的社会中下层阅读。

而这些报纸上刊载的新闻，大多数也都是一些什么名流丑闻啊、无法解释的自然现象啊、软情色故事啊、外国（尤其是德国）的惊天密谋啊之类的。

劳苦大众们也不求小报们说的真，就图看个爽。

舒缓一下工作压力。

巴尔扎克就曾经非常无奈于这些低俗的“故事会”文章抢了自己的读者。

愤愤不平的讽刺说：“请问，在浩如烟海的文学中，你能否找得到一篇文章在才华上足以和这条小报消息媲美：‘昨天下午四时，一少妇从艺术桥高处投身塞纳河自杀。

’面对这种巴黎式的简洁文体，所有的悲剧、小说都要黯然失色啦！

”平素就以信口开河、迎合大众想象为务的“小报”们，碰上德雷福斯案这样对胃口的大新闻，那当然扑上去大做一番文章。

当时法国发行量最大的一张小报，它的名字就叫《小日报》（Le Petit Journal），在对德雷福斯案的报道中，凭借痛斥德雷福斯的间谍行径、绘声绘色的“补完”了德雷福斯家族怎样跟德国勾结，一下子成了流量爆款……

凭借着这些或捕风捉影、或干脆造谣生事的报道，和站在民族大义上的嘶吼。

《小日报》销量一度飙到了惊人的300万份每天，全巴黎的人民天天都在追着看犹太人怎样跟德国一起合谋祸害自己的祖国，并为之义愤填膺。

此时，“德雷福斯案”这个“模因”，经过历次基因突变，已经成为了一场席卷整个法国流行病。

它成了法国人的一个箭靶，上面插满了那个时代所有阶层人们无从发泄的情绪之箭。

而这个“模因”也已经与真相离得越来越远，甚至完全脱钩了但就在这个时候，皮卡尔的那份澄清真相的调查报告，却被送到了法军高层的案头。

这就给做决策的人出了个大难题——就算真相确实如此，那这个案子还能翻么？

但凡务实一点的人，都知道，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此时的德雷福斯案已经不是一起单纯的“无间道”式的间谍案了。

它的“公众想象”已经达成了，相关叙事有了自己的生命力，舆论势能变得势不可挡。

这个时候你突然告诉公众这个案子判错了？

那个犹太人是无辜的？

要把这个烂疮从公众的共识肌体上挖去？

那请问，法国会发生什么？

舆论一定是会疼的大叫。

社会的共识会顷刻间撕裂。

甚至要做这个翻案文章的政府，都有可能遭遇公众愤怒情绪的反噬，遭遇极大的信任危机。

极端主义者会质问：你们是不是也是这场“阴谋”的合谋者，法国政府是不是也被渗透了？

成了犹太人和德国人的帮凶？

在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已经被点燃的时刻，德雷福斯案就是个炸雷，谁敢翻，谁就得死。

于是，势成骑虎的法国军部和担心支持率的法国政府，都聪明的选择了“顺势疗法”。

低调处理了真正的间谍，而对德雷福斯的冤屈不闻不问。

但这个时候，一个不怕死的“愣头青”出现了——这个人就是左拉。

4爱弥尔·左拉，是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和理论家，作为巴尔扎克的崇拜者和继承者，他的主业是写小说，但他一生事迹中最为人铭记的，却是他在得雷福斯案中的发声。

1897年法国的《费加罗报》率先刊载了德雷福斯的哥哥和律师一起写了封给陆军部部长的申诉信，这封信引用皮卡尔查到的证据，以详实的举证推翻了之前对德雷福斯的一切错误指控。

整个法国顿时舆论哗然。

而一大批律师、记者和作家迅速的集结起来，开始质疑之前的判决是否出现了严重的错误。

呼吁彻查并澄清真相。

而这其中的尖兵就是左拉。

1898年1月13日，左拉发表长文《我控诉：致共和国总统的信》，全文刊载在《震旦报》（或翻译为《曙光报》）上。

文中，左拉严厉谴责了军方高层和军事法庭基于反犹偏见、以“爱国”、“荣誉”为名去掩盖自身的丑闻并捏造事实诬陷德雷福斯、放生真凶埃斯特哈齐。

在这篇长篇控诉当中，左拉以不怕得罪任何群体的觉悟，几乎骂尽了在德雷福斯案中一切怀有私心，导致无辜者承受不白之冤的人。

并深刻的揭露了法国当时社会所存在的心理弊病。

左拉说：“误导、操弄公众意见并使之走上狂热是一项罪行；毒害谦逊的平民的心灵、鼓吹反动与狭隘的狂热，自己却躲在反犹主义的堡垒背后，也是一种罪行。

以爱国为借口，扭曲事实，增加仇恨是一项罪行；当科学为真理及正义而努力时，将刀剑作为神祇来崇拜，更是一项罪行。

”左拉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但左拉这种旗帜鲜明的呼吁，这种一针见血的批判，很快就遭遇了山呼海啸的辱骂和指责。

大量的法国人觉得：你左拉居然敢给德雷福斯翻案？

这案子有的翻么？

全巴黎的小报都在说他有罪啊！

大多数法国人，此时使用了一种“吸血鬼逻辑”：犹太人德雷福斯跟德国人勾结，出卖国家情报，所以他是德国人的走狗！

你左拉居然敢为德雷福斯翻案，所以你是犹太人的狗、也就是德国人的狗！

于是《小日报》等媒体的风口又来了，《小日报》以《左拉事件》为题，对左拉进行连篇累牍的人身攻击和泼污，号召法国人一起“驱逐反爱国主义丑闻的主角——爱弥儿·左拉”。

有人号召，自然也就有人真干，自从《我控诉》一文发表后，左拉家的院墙上就总有人往上扔屎。

极端者还频繁给他发信，进行人身威胁。

而在左拉发文后的第二个月，他被法国军部以“诽谤罪”进行了指控。

随后左拉被判一年徒刑，罚款3000法郎。

当然，这纸主要是为了平息仇犹者议论的判令其实并未真正完全执行，因为判决公布后没多久，左拉就在朋友的屡次建议下离开了“人人都在恨我”的巴黎，前往伦敦避祸，直到一年后才回国。

当然，左拉这个祸，可能最终也没避的了，在仅仅几年后，他就死于了一场可疑的煤气中毒。

但左拉点燃的火炬，却熊熊燃烧了起来，在他的带动下，越来越多的法国知识分子们站了出来，或发表文章，或大声疾呼，反对这种非理性的、无线扩大的仇恨的蔓延。

1897年，在左拉被攻击和起诉的同一年，案件真凶埃斯特拉齐少校主动宣布认罪，承认自己才是那名间谍。

但已经把话说死了的反犹派坚持不认账，认定这就是“犹太和德国同情者”的一场阴谋。

于是，在法国的城市、乡村，所有人之间都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人们恨不得见面就问“您是否支持对德雷福斯案进行重审？

”亲朋之间因争论反目；有的夫妇因此而离婚；即便是家人亲友团聚，只要谈及此案，也会争得面红耳赤，甚至扭打起来，闹得不可开交；整个法国陷入一场严重的社会和政治危机。

真实一些地方还出现了为该案争执而发生的群体性械斗事件。

在旁边看戏的德国，此时估计在偷着乐——这间谍搞的可真是一本万利嘿！

咱还啥都没做，法国人自己就先乱了！

直到1899年，瓦尔德克—卢梭出任法国总理。

面对几乎快要打起内战来的两派。

这位总理被迫和稀泥，提了一项折中办法：在维持原判的前提下，让总统宣布赦免德雷福斯。

同年9月，德雷福斯获得了自由。

但德雷福斯案余波并没有就此平息。

以对该案的争论为发端，法国的公众开始分为泾渭分明的两派：反德雷福斯的报纸、党派、公众逐渐抱团，组建了他们的“法兰西爱国联盟”，他们提出“一切为了法兰西祖国”的口号，主张在类似德雷福斯这样的事件中，宁可错抓，不能放过，此外，该联盟还带有非常浓厚的反犹、排外、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色彩，要求法国在外交上以强硬对抗德国的“欺压”，主动寻求与德国的开战机会。

而相反，当初主张为德雷福斯平反伸冤的法国知识阶层、报纸、社团，则相应的组成了“人权联盟”。

他们强调说，个人权益的保障与社会公平的实现，既是一个国家强大的前提，也是其最终的目的。

如果为了一个空洞的“国家”名词，就轻易践踏个体的权益，那么这种强大即便达成，也将变得毫无意义。

这两个派别，后来成为法国一战以前政治擂台上针锋相对的对手。

法国人此时才发现，原本熟悉的人与人，原来有那么大的差别——大家虽然都说的是法语，都是法国人，但我们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5那么，这场撕裂法国的大争论最终谁得胜了呢？

说一个细节，你就明白了。

当年力挺左拉在自己的报纸上发表《我控诉》一文的那位《震旦报》副主编，名叫乔治·克里蒙梭。

是的，中学历史如果你还没有忘光的话，你会记得正是这位克里蒙梭在法国一战中最艰难的时刻力主坚持打下去，并出山组阁，并且最终带领法国人赢的了战争的胜利。

而颇为讽刺的是，这位一战中抗德最坚决的主战派、在战后的巴黎和会上极力主张“肢解德国”的“老虎”克里蒙梭，在当年的“德雷福斯案”大辩论中，却是天天被“爱国联盟”追着骂，说他是成“德国人的走狗”“犹太人的代言人”，跟左拉一样，是个“法奸”。

但幸运的是，由德雷福斯案引起的法国第三共和国时代最大意见分裂，最终以左拉的继承者们、“人权联盟”的获胜而告终。

而这个结果，不得不说是与法国当时所处的国际环境、社会环境、尤其是其深厚的文化底蕴有关系的。

在论战中，包括左拉在内的法国当时的“社会良心”们，一再提醒法国公众：我们的共和国，是尊重民权，尊重理性的。

我们是诞生了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共和思想的民族。

我们不能被某种宏大的仇恨叙事屏蔽了自己的双眼，枉顾事实的真相，无限的扩大仇恨。

我们更不能将自己的社会共识、国家共识，建立在这种对他国或他民族的彻骨仇恨之上。

法兰西共和国的共识要建立在对爱的信仰上，而不是恨，这样的基石才是牢固的。

在这些社会良心的提醒和引导下，法兰西谨慎的绕开了那个狂乱的巨坑，而几十年后，类似境遇的德国，则一头栽了下去。

是的，对比一战前的法国和二战前的德国，你会发现这两个国家的困境与思潮，有太多相似之处——同样是在前一场战争中被敌国重重的伤害、羞辱。

同样是在剧变中社会共识碎了一地，各个阶层之间除了互不了解和彼此仇恨，似乎不剩下什么。

同样是人们开始试图用更大的一种仇恨去弥合彼此之间的分歧。

甚至希特勒早年间一再宣扬的“犹太卖国贼背后捅刀”的理论，就直接 借鉴了“德雷福斯案”中“爱国联盟”的相关说法（犹太人两面都被说“背后捅刀”，这锅背的一层又一层）……但很可惜，德国不是法国，德国没有左拉，德国没有《我控诉》、没有《致德意志》，德国没有人振臂一呼，提醒公众“醒来吧，德意志，想想你的名誉”……于是德意志沉沦了，被那些过度的仇恨迷住了双眼，并最终走铸就二战的悲剧。

1897年，在发表《我控诉》的那一天，左拉和与他志同道合的那些法兰西良心们，冒着得罪整个社会的风险，献祭了他们自己的前途、名誉乃至生命，为自己的祖国和全人类的良知与公义，换了一个未来。

1908年，在逝世仅六年后，爱弥儿·左拉的骨灰被移入了象征法兰西骄傲与荣誉的“先贤祠”当中。

客观的说，左拉的小说，没有同列先贤祠的雨果、大仲马、巴尔扎克精彩，他的思想，更比不上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深邃。

但左拉的伟大在于他的勇气，当整个社会的众人都被一种情绪所催眠，陷入狂热的迷乱时，他敢大声疾呼：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名誉。

正是从左拉开始，“公共知识分子”这个名字，开始被世界所熟悉。

什么是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

他们其实就是自己社会的“诤友”，那个戳破皇帝新装虚幻的孩子，能够在公众情绪陷入狂乱时，勇敢的提醒一句：“醒来吧，法兰西，想想你的荣誉。

”“沉默，对他而言，不只是痛苦，更是耻辱。

如果不说出真相，他就再也不敢坐在亲人的身旁，同老朋友握手时，也会羞得脸红。

”左拉的女儿德尼斯，曾这样评价她的父亲。

每当看到这句话时，我总想起一句相反的名言——那是德国哲学家康德留下的。

在环境的重压下，康德曾经说：“哲学家也没有义务说出所有的真相。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度苛责康德，以及继承他的性格，整体都偏向在公众领域沉默的德国知识分子群体。

毕竟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德国知识分子越到后来越喜欢走向沉默，与其民族、国家之后的整体命运走向，是无法分开的。

只是，我总想起康德一辈子待的那个故乡——柯尼斯堡。

那里普鲁士的龙兴之地，有深厚德国历史的地方。

但现在，那个地方，叫“加里宁格勒”，是俄罗斯的飞地。

我总觉得，左拉与康德，他们所代表的不同的法德知识分子气质，冥冥之中，决定了这两个民族的命运。

柯尼斯堡赢得过无数凯旋，却最终消逝。

巴黎总被占领，却屹立至今。

这一切命运的转折点，在百年前，那场撕裂法国的争吵，和那位叫醒自己祖国的左拉。

法兰西，真的需要感谢左拉，感谢那一代又一代肯在舆论陷于狂乱与盲目时，不从流俗、敢犯众怒，愿意叫醒自己祖国的”臭公知“们。

他们，是永远的逆行者，也是撑起法兰西的孤勇者。

全文完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I1NzE1ODc1MA%3D%3D&mid=2247532370&idx=1&sn=bc6e3b1ff7c9ccbe32e02b6e67b8547f&scene=45#wechat_redirect

觀影之後不禁唏噓：在如今歐式庸俗——故作高深的現代主義，與美式庸俗——淺薄至極的大眾文化的雙重排擠下，此作所代表的古典-浪漫主義仍據一席之地，甚至仍是人類內心深處的唯一主流。

有趣的是，與一般此類電影不同，尤其是與美式此類電影不同，作為最終勝利的象徵的“平反與復職”被littéralement(literally)一筆帶過。

此非巧合，因為對所谓事件結局的正面渲染會讓觀眾產生“正義雖遲但到”的愚蠢幻覺，而緊跟的一幕亦即最後一幕便立刻證明了此類幻覺的荒謬——不公依然比比皆是。

於此相似，作為為數不多的令人振奮的高潮之一的“眾人朗讀J'ACCUSE”的片段才剛剛結束，畫面立即切換成“暴徒砸店焚報”的場景。

總而言之，邪惡是常態，與邪惡的鬥爭是常態，鬥爭的失敗是常態，而希望之光罕有。

唯其罕有，方顯珍貴。

你能做到嗎？

不能。

你聽明白了嗎？

不明白。

J'ACCUSE !补充：捍卫电影《我控诉》绝不意味无视道德，而恰恰意味着重视道德。

电影《我控诉》正是因为在艺术上与道德上都毫无瑕疵，所以理应获奖。

我从未像道德婊那样无视电影的艺术性，也从未像文艺婊那样无视电影的道德性。

电影《战狼》缺乏艺术，电影《索多玛120天》缺乏道德，故都应受到批判，但德艺兼备的电影却没有理由受到批判。

罗曼·波兰斯基是否是有罪，应受何种惩罚，是另一个领域的问题。

值得庆幸的是，凯撒奖没有僭越。

凯撒奖万岁，法兰西万岁。

如果你成功把罗曼·波兰斯基剁成肉酱，我会拍手称快；如果你觉得《我控诉》是一部烂片，我会为你的低劣审美与低劣道德而痛心。

二度补充：但愿人人都能明白，艺术无非是技术的一种，正如艺术研究无非是科学的一种；前者是传达特定感受的技术，后者是对此种技术的后设分析。

艺术作为技术，比信息技术既不更难也不更易，比工程技术既不更伟大也不更渺小。

既然技术可以独立于技术的发明者及使用者的个人品德而受到认同，艺术作为技术的一种便不会例外。

唯有一种情况值得警惕，那就是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然而艺术作品传达的感受有害与否仍与艺术家的品德无必然关系。

若因格哈德·根岑的纳粹党员身份而抛弃他对证明论的巨大贡献，毫无疑问是自讨苦吃。

同理，假设格律先驱沈约被证明曾强奸幼女，那么诸位是否会决定不再阅读建立在邪恶之上的杜甫律诗？

三度补充：今年最好的兩部法國電影，無疑是《浴火少女的肖像》與《我控訴》。

看似為敵的兩者，在審美上諷刺地屬於同一陣營：舊式歐洲文明。

卻不知它們是此一陣營的全面復興，還是回光返照。

可以確定的是，它們在最高榮譽上都輸給了《悲慘世界》，一部戰後電影，當代電影，甚至美國電影。

Picquart在鋼琴上彈聖桑《天鵝》，Marianne在古鋼琴上奏維瓦爾第《四季》，多麼奇妙的呼應。

过去半年来，《我控诉》显然是一部非常“艰难”的电影。

由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侵丑闻，它先是在威尼斯电影节上被多位评委公开指责，之后又在媒体界引发广泛的舆论。

多年来饱受指责的波兰斯基，也一如既往地确认缺席电影节现场。

但即便如此，《我控诉》依然凭借作品质量在第76届威尼斯电影节上摘得了评委会大奖。

获了奖却无法领奖的波兰斯基当时，我们发了一篇文章《争议！

风口浪尖中的他，唯有以电影来控诉》，也一度在网络上引发了不少争议。

作者在该文中写道：“反观今天处处裹挟着‘政治正确’的主流民意，有多少经过深思，又有多少人云亦云。

”

在短暂的风平浪静之后，半个月前的凯撒奖风波又将《我控诉》及波兰斯基再一次推至舆论的高峰。

法国凯撒奖将最佳导演、最佳剧本奖都授予了《我控诉》，这个结果引得颁奖典礼现场多位女性电影工作者当众退场，其中就包括《燃烧女子的肖像》的导演与主演。

而国内舆论方面，继凯撒奖之后，《我控诉》的豆瓣评分短时间内曾一度降至6.3分。

显然，《我控诉》的低分并非因为影片本身质量太差，绝大多数都要归咎于导演波兰斯基的性丑闻持续发酵所带来的舆论愤怒。

关于波兰斯基本人的罪责，我们在此不想做过多议论。

而无论如何，影片《我控诉》中出色的连贯影像空间构造及叙事上的巧妙编排，都注定了它是一部可圈可点之作。

放置于波兰斯基本人的语境下，这场“控诉”多少也会有一些别样的意味。

出色的影像塑造能力，对熟悉波兰斯基的观众或许早已是老生常谈。

但《我控诉》作为一部以一战前的法国为背景的历史电影，在影像塑造上与波兰斯基的其他作品又略有不同之处。

在遵循古典式摄影的基础上，影片《我控诉》利用影调和置景构建出了一个连续的封闭影像空间。

乔治·皮卡尔上校所在的情报处建筑，便是影片中一个典型的封闭空间。

该空间的首次亮相在影片开头部分，亨利领着皮卡尔前去情报处上任的这一场戏中。

随着二人来到情报处，先是给到一个仰视镜头展现该建筑的外部全貌，灰蒙蒙的外墙颜色以及仰角带来的压迫感，先入为主地奠定了该空间的部分影像基调。

随后二人正式进入到建筑内部，人物面部阴影出现，光源明显减少；镜头则并没有直接给到室内空间，而是卡在二人进门位置的中景。

紧接着，才正式带出室内空间的部分。

循着画外音及人物视线，镜头右摇，带出位于人物左侧的小房间。

在这个小小的房间里，明显有一处模糊的室外光，使得房间内部充满雾感。

这种进门前后的观感差异，在室内明晰地划分出两个表演区域。

而后，波兰斯基又采用缓慢右摇的方式，通过光源变化及构图设计，将楼梯间赋予了分界线的意义。

由此，这栋建筑的内部从纵深层面上又被分割开来，再次形成两个独立表演区域。

至此，我们不难看出，波兰斯基在这一段落中有意编排的影像节奏：“即在交代新空间上，使用慢速小幅度摇镜与直接切换有序交替的方式。

”

罗曼·波兰斯基这种颇具特色的摇镜，正是波兰斯基营造封闭空间感的重要法宝之一。

缓慢的摇镜有效地限制了观众在视觉上对空间内信息的获取速度；亦可以说，波兰斯基将观众从图像中获取信息的部分“权利”掌握到了自己的手中。

但由于这种摇镜幅度相当有限，观众所观察到的空间往往都有所缺失（甚至一部分室内空间自始自终是残缺的）。

单从此处看来，大量使用这种运镜其实是一种相当有风险的做法，或许稍有不慎影像氛围就会出现断档。

但《我控诉》显然并没有陷入到这种困境之中，而原因则正是我们上文所提到的对空间先入为主地分割。

波兰斯基利用空间内不同部分中灯光、画面背景色的差异以及构图内的线条，将一个大空间从水平、纵深两个层面分割成多个独立的小空间。

然后，再把这些小空间按照一定的顺序呈现出来，而连接这些空间的显然就是摇镜。

在本就彼此独立的狭小空间之间使用这种有点“残缺”的衔接方式，进一步加剧了视觉上的挤压感。

同时，多个空间的先后交替出现，显然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在建造影像迷宫，用视觉迷惑来制造压迫感。

这种空间内的独特组接，使无数残缺的碎片被结合到一起，反而构造出一个个充满压迫感的连贯封闭空间。

也正是因为波兰斯基在本片中自始自终坚持使用这种手法，才在一个个平凡的空间内为观众带来不同寻常的体验。

在缓慢摇镜的呈现下，甚至就影片开头巨大的广场也被赋予了些许封闭感。

事实上，《我控诉》中对空间封闭感的追求绝对不是无缘无故的，它恰恰是对本片叙事的一种有意呼应。

从整体故事上来看，影片《我控诉》的两个核心人物就是皮卡尔和德雷福斯。

德雷福斯是线索人物，虽然这个角色全片出场次数极少，但正是他所引发的这次事件支撑着全片叙事的进行。

历史上&电影中的德雷福斯皮卡尔是主要叙事人物，由他牵引出一条叙事线。

观众在本片的绝大多数时候也正是跟随着他的视角在看这个事件。

历史上&电影中的皮卡尔上校而《我控诉》中，皮卡尔与德雷福斯彼此产生交汇的原因，则正是因为这两人拥有一个相同的社会背景：“法军。

”

在影片前半段，叙事就紧贴着这两个主要人物的社会关系而展开，一切都发生在法军内部。

而由皮卡尔情报处处长身份所牵扯出的工作内容，则成为了影片前半段叙事的唯一动力，某种意义上像是“侦探电影”。

由各种线索引发的闪回，也穿插在皮卡尔“日常”的工作中。

观众看到的是他处处受限，施展不开手脚。

而法军所代表的封闭体制，显然是被波兰斯基视觉化，成为一个个具体的牢笼：情报处、法国陆军司令部，甚至是他的处所。

然而，皮卡尔这个人物本身，在影片前半段显然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被“囚禁”了起来。

即使工作上有诸多不顺，但他依然坚持履行着他作为情报处军人的职责，并无怨言。

他为关押他的体制牢笼而服务，毫不动摇地坚持着对这一体制的信仰。

但当影片叙事上出现第一个转折（那封信或许不是德雷福斯所写）时，皮卡尔的处境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军队体制对他的限制越来越大，他开始不理解这种限制。

明明他是在为体制工作，体制却要求他停止工作。

显然，这种自相矛盾的行为，让皮卡尔渐渐地对体制的决断产生了怀疑。

在最终的尝试之后，皮卡尔彻底激怒了体制，反而是被体制先行抛弃了。

巧妙之处就在于，整个前半部分的叙事中，由第一个转折点而引发的戏剧冲突并不是来源于人物或者外部环境的变动。

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军队体制本身，都只不过是保持了其原貌；而打破这一平衡的不过只是一个合乎常理的真相。

这无疑说明《我控诉》中看似高尚、牢不可破的军队体制，在简单的常理问题下，便暴露出其壁垒是由固步自封与仇视所搭建而成的本质。

而随着常理的不断追问，这一严密的体制也就逐渐走向自我瓦解。

皮卡尔被军队高层们赶走的情节显然就是这一过程的开端，同时也宣告着影片第二部分叙事的开始。

随着皮卡尔“心甘情愿”地被体制剔除，他便失去了之前的人物动机以及军队背景，同时也意味着他开始真正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走入到社会环境中（但并不意味着与体制反目成仇）。

摆脱体制对他的部分束缚之后，通过与左拉为代表的社会改良派的沟通合作，他才逐渐意识到体制内部出现了与社会道德常理相悖的问题。

由此皮卡尔获得新的动机，即所谓的良心。

而从此处开始，叙事方式也不再像是之前的“侦探电影”，而是转变为“社会律政电影”。

最明显的标志便是，观众不再完全跟随皮卡尔这一人物来看整个事件，转而直接聚焦到事件本身。

影片的叙事节奏也不像前半段那般紧凑，而是在主要事件讲述中时不时抽出一些篇幅来向观众展示当时的社会面貌。

观众也不再和皮卡尔一起被关在封闭的体制空间内，从而对于时代背景下的反犹主义有了更多自由思考、观察的余地。

皮卡尔与主线叙事的因果关系变弱，也意味着这一人物逐渐转向“线索化”、“普通化”。

后半段的两场庭审中，皮卡尔显然都并非核心，他不过是证人、参与者的其中一位，甚至在后半段的几次关键转折点上，皮卡尔都是缺位的。

而与之相对的，波兰斯基也将对皮卡尔这一人物的关注点转移到他自己的困境上。

即便是暂时离开了体制，皮卡尔的生活依旧没有完全逃脱它的掌控。

除了现实层面的威胁与监视，更严重的是他在精神层面对“体制的正义”和“常理的正义”的纠结。

作为一个生命中绝大多数时间都效忠于体制的人，他依然没有放弃掉对体制的认可。

皮卡尔试图找到体制内这一问题的根源所在，但由于其依旧是在用体制内“政治正确”的目光来检查体制，所以他是无法深刻认识到特权主义与种族偏见这两大病根的严重性的。

这种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纠结，化为无形的封闭空间，继续囚禁着皮卡尔的心智。

而波兰斯基在影像上也呼应了这一点，他通过改变置景与灯光将小空间内部变得凌乱而压抑，让观众更为直观地感受到皮卡尔的处境。

甚至波兰斯基还安排线索人物德雷福斯回归主线，通过他在法庭上一次次地宣誓忠诚无罪但却一次次地以失败而告终，暗示其与皮卡尔某种意义上的共性：“作为坚守信念的、正义的平凡人，却都被自己所效忠的异化后的体制关押而沦为囚徒。

”

这也正是影片《我控诉》叙事到最后，所传达出来的悲剧根源所在。

当结尾二人都重回体制内，并不约而同地透露出对时代大环境的无力以及无限的忠诚时，不免显得有些悲壮。

人未变，但时代早已不同从前。

而波兰斯基是否也是在借《我控诉》为自己辩护呢？

从笔者的个人观点来看，或许这部影片与波兰斯基个人罪责的关系，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大。

首先，不可否认的是长期背负骂名与罪孽的生活，一定程度上也给了波兰斯基不少创作灵感。

他或多或少地将自己对标身为囚徒的德雷福斯，但与此同时，也正因为他将自己对标德雷福斯，才不至于有过多的为罪行辩护的意味。

原因在于，《我控诉》中无论是皮卡尔还是德雷福斯，几乎都没有做什么主动的反抗，他们始终都心安理得地呆在黑暗、封闭的房间内的人。

而真正有所控诉的其实是左拉一派人，他们站在明亮的房间内不断敲打墙壁，要推翻这堵墙，让隔壁的房间也得以见光。

而如今的波兰斯基，或许早已不再具备这种激情与底气。

对于波兰斯基来说，《我控诉》中最为珍贵的或许不是赫赫有名的报纸公开信；而是对反犹主义的又一次警醒，以及德雷福斯与皮卡尔对视时眼神中所流露出的，那种在历史长河中久经沉浮的无奈。

作者| 黄摸鱼；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

故事的战争背景比较弱化。

只是，法国人也那么“恨”犹太人吗？

故事中的“背锅侠”，只是因为是犹太人，就无辜被认定“卖国”。

看来，“卖国”这玩意儿，也就是一种政治手段罢了。

一个犹太人，在“举目无亲”的国度，被冤枉了也就被冤枉了。

故事里头也交待了，犹太人这个团体也竞相奔走，但是完全没用，该流放照样流放。

能拯救他的，落到了这位“一面之缘”的老师身上。

很多时候，变革都是源于阶级内部的觉醒。

身为老师，自然有着学院派的浪漫。

由于“机缘巧合”，这位老师接触到了当时的“机密”。

不过，这只是开始。

当接触到真相时，这位老师面临着艰难抉择。

首先，当时参与审判的就有自己，如果翻案，就得自己打脸。

自己打脸这事儿，老师可以不放在心上，然而，这可是打了“当局”的脸，这个问题可就上升到一定高度了。

更何况，这位老师，私下里也有点自己的“小秘密”。

在这方面，老外是相当“愚蠢”的，拿自己的大好前途去为了一个“犹太人”和“当局”死磕。

结局可想而知。

翻案没翻成，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不过，如果故事变成这样，也就没有了意义。

最终，“正义必然战胜邪恶”，光明总会到来，即便是迟到。

故事的本身，其实没有太多的悬念，类似故事的结局在开始就可以预见，倒是可以说说故事中一些有趣的事情。

首先说说民众，当时的“叛国事件”，“当局”搞了个盛大的仪式，想把犹太人钉在耻辱柱上。

当局的这套做法可以理解，为了统治，无所不用其极。

只是可笑的民众，群情激愤，到了今时今日，蜕变成键盘侠，俗称“喷子”。

再说说这位老师的“情妇”，很有意思。

难不成是法国人天性的浪漫？

以为是真爱，但是得嫁给身份，所以婚外情滚得理所当然。

可是当事情暴露，这真爱神奇般消失了。

最后说说这位犹太人。

沉冤得雪应该很满足了，竟然还要提要求，老师的面子实在是下不来啊。

清洁但冰冷的街道、红黑相间但在阴天下更显灰暗的制服、乳白色大厅中名画注视下口气高高在上的将军们，从一开始便奠定了一种压抑的基调。

他们扯下他的扣子、折断他的佩剑，践踏着他军人的荣誉，只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

将军们面露微笑，饶有兴趣的观察着冤屈者的一言一行，把他比作猫与狗来评判，士兵们穿着统一的制服，漠不关心的执行着上级的命令，而那些围墙之外的人民，扒着早已设定好的围栏，无不在判决发出后高喊着“叛徒！

”、“法兰西万岁！

”，却也许刚刚听说一个单纯的犹太人因为不明所以的“叛国”被迫离开他所热爱的祖国与家人，走向地狱。

一个心有正义感的军人，一个履行了军人应尽职责的军人，为了不让“正义”的名字受辱，甘愿对抗上级，舍身将其从地狱的深渊拉回人间，可他也被诬陷、遭人唾弃。

当安坐于高台的法官们读出非正义的判决时，那些将军们笑了，竟恬不知耻的再次高喊Vive La France，而媒体与人民则一次又一次为“正义”欢呼，这是多么的耻辱，多么的可笑。

我并不了解波兰斯基的人品，不了解他在童年与青年受尽的磨难，我也无法评判四十年前那次疑点重重的强奸案，我只知道，一个优秀的导演和一群优秀的电影制作人，独具匠心的拍摄了一部优秀的电影。

那些围栏外的暴民，怎么不像不了解、不思考的键盘侠？

那些高高在上、以“正义”为名的法官，怎么不像决心下狠手的美国法官？

而那些漠不关心的士兵，怎么不像付之一笑的我们？

波兰斯基也许罪孽深重，波兰斯基的“控诉”也许虚伪可笑，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有罪的人应该受惩罚，可那些看了几篇微博公众号就来刷分的网络保民们也许永远也不知道，一部电影，不是导演一个人成就，在恶意贬低这部电影的同时，是在抹杀其他工作人员的努力，他们确实应该控诉

波兰斯基来拍“我控诉”，仿佛是一场反讽的行为艺术。

不过手艺好到一定程度，让观众连反讽都忘了，于是乎只剩下艺术。

德雷福斯的世纪冤案，经过波兰斯基的讲述，居然成了一个与正义无关的故事。

十九世纪末，一个被腐朽的法国军队和一堆偏颇的种族主义者草草定罪的犹太人，背着不实罪名被流放多年。

而他当年在军校的恩师为了将真相公之于众而经年奔走，甚至于自己也锒铛入狱。

这听起来多么像一个为了还爱徒公道而倾尽全力的个人英雄主义故事——可拍电影的是波兰斯基，怎么可能。

导演时不时穿插倒叙，观众这才看明白了：这位叫皮卡尔的军官这多年奔走能掀起这些波澜，多半是因为熟识媒体大佬——克莱蒙梭和左拉，岂是凡常人可随意上达的天听？

从一开始，他拿到的怕就不是一个重感情的小人物的剧本。

而曾经作为军校教官的他其实也讨厌犹太人，他那坚毅，执著，苦行僧一般的求索，说到底是为了那个逍遥法外的叛徒，和那个已经从上到下烂透了的法国。

所以当特赦来临，皮卡尔“义正言辞”地说德雷福斯不应该接受，因为正义的宣判就要到来，而他们已经走了漫漫长路，怎能在这一刻轻言放弃？

他记得自己这一路奔忙，却忘了那个承受了这所有不公的人已经多年未见妻儿。

你皮卡尔为了信仰受苦，几乎甘之如饴；可孤身一人日复一日在绝望中坚持的德雷福斯，他究竟是为什么而等待呢？

德雷福斯还是接受了特赦，与妻儿团聚。

而腐朽的法国军部也终于在左派的胜利中仓皇离场，正义之士皮卡尔成了新任将军，坐在了那间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他曾多少次为了德雷福斯冤案来到这里，手握铁证据理力争，却一次次灰溜溜地离开。

而这一次，是德雷福斯走了进来。

他想向这位为了他的自由而多年奔走的恩师，讨要另一份公正：那些流放的岁月理应计入他的年资，所以他应该得到更高的军阶。

答案是“不”。

皮卡尔甚至带着愧意说，自己能当上将军还“多亏了”德雷福斯的这一桩冤案，可是作为将军，却实在不能开这种特殊照顾的先例，即便他也知道，这样的补偿其实很公道。

犹太人眼中泛泪，失落而去，从此师生不再见。

其实对观众而言，这伤感的结局在情理之中，甚至都不在意料之外。

从皮卡尔劝德雷福斯拒绝特赦起，他的态度就再明确不过了：我为了心中那个秩序井然赏罚分明的法国可以倾尽所有甚至不惜性命，可你的痛苦，本与我无关。

再说的无情一点，为了你的自由而大声控诉毕竟让我在万象更新之后当上了将军，可作为一个将军开一个特例给犹太人，于我何益？

不知那最后一次对谈之后，德雷福斯会不会记起多年前在军校走廊上他与皮卡尔教官的对话。

德雷福斯问他的老师是不是因为自己犹太人的身份而压低了分数，皮卡尔神色坦然地回答：“如果你问我喜不喜欢犹太人，答案是不喜欢；但如果你问这会不会影响我的评判，那我向你保证：不会。

”这第二个“不”，才是我这多年奔走大声控诉的原因。

而这第一个“不”，则注定了我这多年的控诉，都与你的苦难无关。

可能缺少事件背景，也可能是我本来就有点脸盲，所以这部电影对我来说看进去的门槛就变高了很多，感觉整个电影都是非常冷静的，没有煽情或者营造什么气氛，就好像当时情景就是如此故事的核心其实也是比较常见的冤假错案带来的一系列反应，要不怎么说艺术来源于生活，这样的事情历史上不要太多，每个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推出一个替罪羊，反正普通大众最好糊弄，就像作为普通民众的我们如果不是因为某人自己发的微博我们能知道可以开车进故宫？

阶级之间就是天堑啊。

但是仍然觉得敬佩，会有这么一些人守护者公平和真相，他们完全可以不管，也会有很好的生活，但他们良心过不去。

这就是我始终对人性保持一点点乐观的原因吧，总有一些人用他们的热血和善意，理智和热爱守着社会的底线，不论是那样年代里需要抛头颅洒热血，还是需要为了真相付出生命，又或是在咱们这样的和平年代不受诱惑，不惧艰险。

并不是异类就必须要烧死，权利越大心越黑，多给别人一些宽容和尊重，世界和平有爱多好呀但电影确实不是我的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