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的鸟

一个志在有大成就的人，他必须如歌德所说，知道限制自己。

反之，什么事都想做的人，其实什么事都不能做，而终归于失败。

——黑格尔FRSIT影展刚刚落幕，最佳剧情片颁给一部名为《郊区的鸟》的片子，本片据说在此次影展上备受瞩目，然而看过的朋友们观感大都是一边倒的认为该片有点被过高期待了。

无论如何，如此新鲜出炉的特别佳肴，无论品相多么惊艳，总得供人品鲜赏味一番。

作为处女座作品，演员方面，黄璐、李淳（李安之子）相对成熟演员配以主料，前者被誉为文艺片女王，后者为蜚声国际大导李安之子，曾参演《比利林恩中场战事》等众多高水准商业片，加之杜笃之与廖青松二位台湾巨匠分别做为声音指导、剪辑指导，共同为这部处女作调味，小河的音乐也在近些年的优秀的独立制作的影片当中常作为重要配菜，这部也不例外。

这套阵容虽不能称之豪华，但新人处女座也确实稀罕。

一盘菜不管怎样的配置用料，成品的味觉感受还是看大厨的。

影片形式给人最初的感受，该片创造者虽怀有一颗凌乱而大胆的野心，但无法掩盖深受影迷文化影响风格的后遗症患者的病态。

导演大胆尝试了多重手法的致敬手段，为影片营造了一出间离感与朦胧诗交叠呈现的幻境，只可惜在大师阴影下的虚妄森林里迷失了自我。

在开放式的非线叙事中大胆的尝试了环形结构，别有用心的应用起4：3镜框画幅，恍如回到了十多年前看DV拍出的素材的假象，两年前贾樟柯导演在《山河故人》当中借此方式，意图将画幅信息嵌入在时代背景之下形式性的当做了过渡符号；同时期DV摄像机最原始的ZOOM电子变焦手法，更是洪尚秀近年来自成一派式表达的手段。

在脱离文本的意义之外，这部影片试图营造某种时间与空间断裂的错落感，时而主观时而诗意，时而情感充沛的放肆，一盘散沙却并没有聚沙成塔而已。

有关视角的运用也借助了各类的视觉材质，如地质测量仪、望远镜，前者似乎寓意着某种对现实精确的失焦，后者更像是前世今生相互的回望，却永远无法逼近；由内部向外部世界充满好奇的注视，如海市蜃楼般的图景那样的触不可及，阶层间的巨大鸿沟似乎是被如此外化的表达形式精巧的安插在叙述的浅文本之中。

影片取景拍摄于杭州，却有意避开了那些我们鲜为人知的地理地标，在高楼林立的边缘地带，营造出一番繁华之外的荒芜感，一边是拆迁过半的废墟，一边是轻轨呼啸而过的都市丛林，架空的人物置身于两重世界当中对未来惶惑不安，同时人物拒绝投合城市提供的独木桥，只是在两个极端的边缘逛荡的摇摇欲坠的意象。

在叙事上，非线性的双重世界有同一位主角，“夏浩”，或许并没有线性的关联，又仿佛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牵强的连接。

人物在各自的时空维度中为之奔忙或更像是虚度，少年日记当中碎片式的意识流蔓延在中段的整个发展段落，讲述有关懵懂无知的爱，友谊与情义间的困顿，随性生长下的无意识，催促着个体被动成长。

年轻测量员试图揭示城市隐患，在荒唐的恋情与越发迷茫的事业之游移挣扎，渴望成就自我，却一再被既定的规则所驯服。

理想主义面对城市的隐忧之下的催生出了个体的无力的虚无感。

当地表破洞的现象出现，仿佛一语成谶并直击现实因果的谬误，似乎恰恰反应了某种集体的无意识。

困扰少年与青年的谜题，穿过“时间”“隧道”，找寻关于如何解开生命真理的密码过程的徒劳过后，或许就如同郊区中从未现身的蓝鸟一样，在错误的时间里是没有答案的。

而两者在空间与时间的维度间有过一次物理上的交集，就仿佛天文奇观般的景象，可谓影片结构之中别有用意的一笔。

然而导演的意图与野心之刻意，也令人感到遗憾甚至是失望，段落转移处理之尴尬，更像是观看一部二手原创组接合集。

影像的构造是逃不了前人的影子，但可惜的一再模仿对意境的自我陶醉，深深的出卖了一个创作者本该具有的自发性的创造力，丧失了个人风格的自觉和灵性。

成熟演员在情绪的上的失焦，行为动机与表达上的尴尬，也几乎可以毁掉一个优秀的作品，对于儿童演员的控制过分刻意且过度指导，致使情境虚假表达空洞。

一系列的场景组织构成了一部影片，剪辑的节奏与基本的心理补偿却以种种看似高明的符号过度表达，有思想的创造者是应该被尊重的，忌讳的是滥用手段和概念将未加工的意象强行表达。

人类文明在近两百多年来发生了种种剧变，因循守旧的时代去不复返，当既有的社会形态难以跟随日新月异的变化时，时代必将面临不断变革。

个体被镶嵌历史演进的尘埃之中，犹如虱子一般的依附着于时代皮毛间隙中，被抖落掉的，终究是要被遗忘的；继续延续着生命力的，就如同一部电影，唯有在电影本体内里打破常规，形成自成体系的创造力，用以重建自身骨血的生命系统，才更有将其DNA写入基因库的资格。

《郊区的鸟》是2018年西宁First影展上最受瞩目的电影，放映时一票难求，场外有几十名无票候场观众，场内很多人是坐在影院的台阶上看完全片的。

据说连制片人自己都没票，更有知名电影人等待40分钟才得以进场……它这么火爆，是因为获得了本届First最佳剧情片、最佳导演、最佳演员、最佳艺术探索四个奖项的提名，很多高素质的观众来到这个目前中国最具影响力的青年影展，自然想一睹这部电影的真容。

但《郊区的鸟》并未收获一边倒的好评，喜欢的很喜欢，不喜欢的则认为它难副盛名，哪怕它最终拿下First最佳剧情片的殊荣。

故弄玄虚大概是最常见的一种指责，我无意批评这种指责，只想说说自己的理解。

我觉得《郊区的鸟》有非常深刻的隐喻内涵。

整部电影讲的是天真的消失，而由于这种天真的消失，我们拥有了此刻的社会政治现实，譬如最近的假疫苗事件。

反复出现的《共产儿童团团歌》其实已经点明了一切：“准备好了吗 时刻准备着 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 将来的主人必定是我们”。

未来的主人翁在童年就监视揭发，而且是在最纯洁的情感关系里（方婷的马仔用望远镜监控夏昊）；成年的他们只能选择欺瞒，无论是构建社会（危楼）还是男欢女爱——黄璐和蒋科长的关系在公开放映的版本里只是点到即止，其实影片剪掉的戏里有李淳为了黄璐在酒吧和人大打出手的戏（被打的和黄璐接吻的男人由导演自己扮演……）；而最后的结局，就是他们发现通往未来的隧道真的在漏水，随时坍塌淹没，而我们只能朝着没有光亮的尽头，一条道走到黑。

这当然是对当下中国可以有的一种隐喻，也许很多人会说这是过度诠释，但好的作品本来就是由观众共同完成的。

这只是我斗胆提出的一种解释，也许编导本人都没这么想过，那又怎么样？

但我还是怀疑，这层内涵是否和制片人鲸书曾经的新闻业背景相关。

我们用红领巾绑起棍子捅鸟窝，于是我们再也见不到蓝色的郊鸟；我们成为时间的囚徒，被困在猜不出答案的密室里——自由的翅膀早就被我们自己斩断了。

所以郊区没有鸟。

这可能也是导演仇晟领奖时说把这部电影献给自由的原因。

更可喜的是，《郊区的鸟》对上述内涵的呈现是诗意的，很多评论里都提到“时间织体”这个说法，事实上，个人认为这很大程度要感谢剪辑金镝。

因为有机会参与投资《郊区的鸟》，所以看过该片初剪和定剪两个不同的版本。

初剪版里过去-现在的二元时空对位非常明显，过于清晰的结构大大削弱了定剪版所拥有的时空混沌性；而金镝在定剪时把拍摄素材本身的诗意，发掘到非常大的程度，可以说令整部影片焕然一新。

以黄璐为李淳庆祝生日一场为例，“祝你生日快乐”的歌声与童年时夏昊过生日的场景相呼应，而黄璐捧着插满蜡烛的蛋糕走向镜头，接迎着摄影机而来的车头灯光，再“反打”灯光照在狐狸脸上的画面，完美地实现了时空交融配合李淳的泪水，堪称神来之笔。

除了非线形的时间，片中反复呼应的各类动机也很妙。

开场成人世界里爬信号塔的孩子，目标就是一个鸟巢；成人黄璐说自己在地面沉降时抱起一条狗，儿童狐狸也抱起了一条狗；李淳掉了望远镜，夏昊捡到望远镜，望远镜后来又成了方婷的马仔监视他的工具……教室和矿泉水桶，学校的长廊，关于时间的谜语，都在不同时空出现，让人想起巴赫的赋格，复调音乐般的美。

当然，影片最终的呈现，每个与之相关的人都功不可没。

《郊区的鸟》里的儿童戏大受好评，仇晟写孩子的情感确实有南方人的细腻幽微。

比如他写小团体的瓦解，是从老头儿转校开始的，再用摔破桶装水对比夏昊和胖子之前在胖子家过夜的亲密，最后才是胖子不来上学了。

再比如4:3的画面，只有成人世界里有致敬洪尚秀的zoom镜头，也是充满意味的导演意识体现。

另外片中日记的字幕底纹，让我想起小津安二郎，不知道是有意还是无心。

《郊区的鸟》并非一部毫无缺点的电影，但对于青年导演的处女作，亮点永远比缺点更有价值。

而且，在影视圈热钱快速退潮的当下，要做一部艺术片比以往更不容易，希望行业内的健康资金，能更多支持这些有希望的年轻人。

一个小八卦，《郊区的鸟》的主角名叫夏昊，这个名字来自仇晟的一位导演朋友。

真实生活中的夏昊即将开拍他的电影《23号》（本来也有机会参与投资……），那也是我非常期待的一部电影，希望夏昊将来也会在First好运。

《郊区的鸟》结尾，成年夏昊和蚂蚁还在继续寻找蓝色的郊鸟，只是那可能是另一个时空了。

希望在那个时空里，我们可以不要失去天真。

今天翻备忘录，看到之前郊鸟映后和仇导连线时候记下的一些话，想到了很多。

对于这种很私房的电影，我总是好奇该怎么样去欣赏它，去年冬天和朋友看了《小伟》，感觉也是如此困惑。

所以我问导演，“你的故事，欢迎不欢迎我们的过度解读”。

他的回答让我印象很深刻，他说，“当这部作品被投影出来的时候，它就没有任何私密性可言……电影就是要很多人看，发散出很多线，要不就很无聊，像是宇宙中漂浮的陨石……我不是权威，它被创作出来之后，我就变成了观众。

”其实这个电影我自己觉得不是很成熟，虽然很符合青年电影节的调性，也有很有想法的实验性在，但要说被打动，反倒是后面这段对话。

这种放映会我也去得不多，上一次是《在人间》。

那天是隆冬天气，我穿着大棉袄。

放映室在学校附近的一个酒店会议室，但是设备很简陋，来看的人不少，挤在屋子过道和后排，黑压压一片。

不管是前期校园放映受阻还是这个纪录片本身的题材，都让那次交流变得很沉重。

没有人问导演镜头如何调度或者设计如何用心，更多的在关心他们是如何安全且顺利地拍完整个片子的。

主创也很真诚，恳切地要求着大家微弱的传播。

我后来很久都常常想起来那个晚上主创团队间或的沉默。

不过那无法避免。

不管怎么说， 这种超出了观影的意见交换仪式，总给人一种可以把手伸到屏幕后面的错觉，感受蛮奇妙的。

本文首发于「中国美术学院美术馆」公众号：用一场童年时空推演，为杭州城市记忆“描边”*本篇部分问题基于先前多篇采访提出，可参看豆瓣长评区其他访谈。

*除了一些被反复问到的基础问题，本篇采访还有较多细节问题，可先马观影之后再看。

*第一次做这种创作者访谈，许多问题的提问方式回头看来仍有狭隘之嫌，请谅解。

*本篇访谈部分问题由@徐若风补充提出。

*感谢仇晟导演接受采访，感谢@徐若风牵线做成此次访谈。

2月26日“元宵档”，一部在杭州诞生、描刻杭州的艺术电影登陆了全国院线：《郊区的鸟》。

《郊区的鸟》曾获FIRST青年影展的最佳剧情片，亦走过诸多国内外的各大电影节。

FIRST的评审理由中形容这部电影“将视线投注于城市文化的成长，也能关怀个体心灵的诗意与彷徨”，还有影迷称它“举重若轻地创造出了杭州这座城市的真实影像”。

影片以一次发生在杭州郊区的地面沉降事故开端，经过童年时空的迂回，试图重新完成一次对成年世界与杭州城市空间的看视。

片中有两重时空的交叠：李淳饰演的城市测绘工程师夏昊，通过测绘调查地质情况。

一日，在一座即将拆迁的小学里，他找到一本少年夏昊的日志，随之代入其中的少年时期，里面记载了一段隐秘的成长和一个团体的破裂。

两者似乎是同个人，又仿佛不是，错位的叙事由此弥生。

作为一部青年导演首作，《郊区的鸟》展现出了惊人的灵动之姿，也蕴含着绵密的回望与丰沛的沉思。

与许多导演面对自身创作时的含蓄讷言不同，导演仇晟坦诚深入地分享了自己的创作历程，同时也愿意站在一名观众的视角，分享自己对于影片的读解。

导演仇晟本期艺术频道，我们对话了影片的导演仇晟，访谈内容长达万余字。

除了开聊《郊区的鸟》本身的创作理念与拍摄过程，在这些背后，更呈现出青年创作者的自我认同、为杭州“描边”的城市记忆。

专访《郊区的鸟》导演仇晟

童年与成年的对峙《郊区的鸟》可以被划分为儿童与成人两个部分。

在你的创作过程中，两部分是一者衍生出另一者的关系，还是有相对独立的灵感源头？

仇晟：两个灵感源头是相对独立的。

前者的源头是目前呈现在电影里的儿童部分的结尾，即小伙伴们的一场远征，这件事与我童年的记忆高度一致。

那时我六年级，我们班里有一个同学开学后连续一个多月没来上学。

大家传起谣言：有的人说可能是因为父母离婚，有的人说是被霸凌，有的人说他厌学了。

一个星期五下午，班里十几二十来个小伙伴突然萌生了一个想法：要去他家，去把这个小孩子给劝回来。

我们就一起出发，沿着京杭大运河，一路走过菜地，走过铁轨。

因为越走越累，天色也晚了，很多同学纷纷离队，到最后没剩几个人。

最终走到一座大桥上，不知道该往东走还是往西走。

大家就不约而同地哭了起来，感觉碰到了一块无形的墙壁一样。

回想起来，这个事件对我而言就是童年的终结。

成人部分是因为那时候杭州很多地方在造地铁（当然现在也还在造），有特别多影片当中描绘的那种工程测量师在街上来来回回走，面无表情。

看上去那个工作好像是可以被自动机械替代的，但就是没有被替代。

一个人当尺子，另一个人当测量仪，好像把人用成了一把尺子或一种仪器。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从这两个源头开始的：一群在找小伙伴的孩子，一群在寻找地面沉降原因的工程测量人员——两群人从两边出发，看看他们会在哪里相遇。

最初为什么想拍这部电影？

仇晟：最早还是从童年部分那个事情出发。

我想做一个“沙盘推演”，看看这个远征当时怎么会开始又怎么结束、这些人是怎么想的？

因为这段回忆本身对于我来说也蛮神秘的。

拍完片之后，虽然不能说完全准确，但我起码大概明白了当时这件事情是怎么发生的。

其他人可能也能看到自己的童真是怎么样丧失的。

你曾经提到：“成人部分既是孩童部分的未来，又是孩童部分的回忆。

”后半句“成人是孩童的回忆”要如何理解呢？

仇晟：片中，小孩子们穿过废墟的这部分镜头前后用了两次。

一种理解是：旧的城市被拆毁了，新的城市在这个上面建立起来，新的城市造就了成人世界目前的样貌。

但是成人世界遇到了一个事情，就是造地铁和地面沉降。

居民们也感觉到房子倾斜了，开始吱吱作响，好像这些楼也会倒塌。

如果这些楼塌了之后，会不会还有一群小孩子走过这些楼的废墟，当时我想的就是这种“拆与搭建的循环”。

也就是说孩童这部分它仍然有可能在某种未来被重新建立起来？

仇晟：对，其实影片最后一段，也像是在试图建立另外一种未来。

影片中两个时空的相似性更多是偶然的。

请问你如何看待这种偶然性？

在创作过程中又如何调配两者间的对称与不对称？

仇晟：最开始剧本写作时，我想做一些人物上的对应。

大人这部分有四个勘察队员、燕子还有一个在危房里独自等待狗的女孩，六个人；小孩部分的主体也是六个人。

到后来发现一一对应太死板，过于概念化。

在剪辑调整中就把对称感打掉很多，让它变得非对称。

而且其实这边有一个错位：现在的蚂蚁，在做着以前胖子的事情；但现在的胖子是一个“油腻”的科长，找不到以前胖子的踪影。

这边有些对应，也终将会有错位。

这些错位都是我看了演员本人之后设置的。

比如拥抱之类的行为，假如想象科长去做这些行为是不可信的，就会选择更可信的人来做。

儿童角色夏昊和胖子

蚂蚁（邓竞饰）你曾经提到，片中胖子这个角色之所以失踪，是因为他“毫无知觉”。

你如何理解此处的“知觉”？

仇晟：胖子的消失某种程度上是“地震前动物的逃离”：像是小鹿逃窜，青蛙出逃。

他很敏感，他能体会到旧世界马上就要过去了，新世界里没有他的位置。

我说的没有知觉，可能指就是：有些事情在发生变化（比如说，方婷和夏昊可能就走到那个新的生产阶级去了），胖子不接受这些小孩内部产生的阶级分化，或者说他并没有去顺应这个变化、没有走向新时代。

他就是那个在“地震”前逃离的人，有一种拒绝的姿态，也产生了一系列连锁反应。

据说影片有一个两条叙事线更为交错的版本，后来改成了现在这个交错较少的版本。

但在影片结尾，你还是让成年角色在望远镜中重新接合了童年世界。

你如何考虑这个结尾？

仇晟：我觉得成年和童年，其实是对峙的关系。

两块叙事也被切分得很干净：从看日记开始坠入童年时空，再从河岸边醒过来回到成人。

孩子在大人沉睡时路过，但两边从来没有在意识清醒的情况下相遇过。

原先那版里两组人会有更多交互，更多时空相遇。

我后来觉得这样两组人物的关系太近：成年人并不是想回忆过去或想要接近孩童他就能贴近的。

最终版本里，前半部分呈现的成人与孩子的距离是比较远的。

那么结尾可能代表了某种比较合理的距离关系：我在山的这边，你在山的那边；中间隔了一条山谷，但能够互相看到。

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小孩世界与大人世界之间和谐、合适的距离。

两个部分的镜头语言有鲜明的差异，其中成人部分有大量推拉镜头。

一次映后中你也提到，这种机械的观察有时反而是最大的温柔。

请问你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推拉镜头？

仇晟：成人部分的拍法我把它形容为一个好像在自动拍摄的摄影机。

好比那群勘测队员，他们工作时会用那个仪器，闲暇时可能会把那个勘测仪器放在一旁：这个无生命的仪器就开始自动观察记录在那个情形下这群人所发生的事情，或者说这群人的生活。

童年部分手持镜头居多，而且比较贴近人物。

其实之前有想过在这部分用一种鸟的视角来看，到后来我觉得也不是。

它更像是一个似乎隐形在他们小团伙里面的人，在看这个事情：可能是“第七个孩子”，也可能是胖子走了之后还留在他们中间看。

所谓的“温柔”不太好形容，我觉得是总体形象。

不管是那个仪器看这帮人，还是隐形人看这帮人，一个基本想法是：不想从这些人身上去榨取些什么，不想去刻意提取一种效果。

现在还会和小学时那些朋友联系吗？

仇晟：我最近想做一件事：包个场请那些小学同学过来看，看完后一起讨论一下然后拍下来。

因为整个创作都是根据我记忆中的样貌来的。

我有的时候也怕：假如去找他们采访调研，发现他们说的故事并不符合我的想象或预期，我就会失望。

但我没办法去扭曲那个事实，假如那个事情在我脑子里，我就没办法去拍另一个版本。

所以创作过程中除了一个我的发小其他人我一直没有联系。

现在觉得可以给他们看看。

当然他们肯定会对号入座，对号入座之后又会产生什么想法，我有点好奇。

李淳、仇晟与邓竞在片场“测绘”杭州的城市空间接近结尾隧道那场戏的渗漏，对你而言是一种怎样的心境表达？

是一种仍有可能“溢出”的希望吗？

仇晟：首先它肯定是一个灾难，但它另一面是希望。

“溢出”的希望，这个表达还蛮准确的。

大洪水会灭绝许多物种，然后诺亚方舟带着剩下的物种建立新生。

某种程度上，那种渗漏也是一种大洪水。

它会冲刷掉一些东西然后重建一个世界。

这就牵涉到你对杭州这座城市的感知。

《郊区的鸟》呈现的杭州，显然和主流文化印象不同。

电影主要聚焦于杭州郊区，而杭州核心化的象征符号（如西湖、南山路）则被排除在外。

你如何看待这种不同形象之间的张力？

仇晟：就我个人而讲，影片中少年阶段跟成人阶段，是两个相反的“认识杭州”的过程。

小时候，我外公经常带我去西湖十景、西湖新世界等等，把那些景点都转了个遍，对每个景点的历史都如数家珍。

那个时候就有一种想去找到自己天地的强烈冲动，就是想往郊外走，觉得郊外没有大人管。

郊外是一些没有被命名的地方。

片中的小孩也有那种往郊外去、往山林里去的倾向。

但是他们不知道大人们早就在身后跟随了。

因为他们探索的郊外马上就变成了新的城区。

长大之后，我有好几年在寄宿学校读书，然后去北京、香港读书，再回到杭州。

我家在那个秋石高架桥下，边上就是一条高铁线，差不多在主城区的边缘。

我回到杭州后的一个冲动是，回归老杭州的怀抱，想要从边缘往中心走，去重新把握杭州这个概念。

我面临的就像是片中大夏昊的困境：他一直在围绕着杭州走，但一直不得其门，也没有去到一些杭州核心的地方。

某种程度上，你要是把杭州绕一遍，就也把杭州给描画出来了。

我拍这部片的私心就是绘制杭州的地图，当时的动作有点像是描了一条边。

我觉得杭州一直存在着自然与人造物之间的张力。

杭州人引以为傲的白堤和苏堤，分别以白居易和苏轼命名，都是人工的造物。

西湖的山水也都被人类驯服得很好，山顶上面都有塔镇着。

宝石山上有保俶塔，还有雷峰塔等等。

所以西湖的山水是“半园林”。

还有一个很好玩的因素是运河。

大运河是人类历史里都数得上的伟大工程。

我有一天和朋友在运河边看，就想研究一个问题：运河水到底是从哪里往哪里流？

后来发现运河水的流动很微妙，不像自然河一样从东到西，它有局部的流动，或者左边和右边的流向都不一样。

不管是运河还是作为“半园林”的西湖，都构成我特别感兴趣的一个方面：自然和人造的交融或对抗。

有人说观看这部电影就仿佛在不断拆建更新、逐渐消失的老杭州“卧游”。

这种与今天不同，但同样具有玄学意味的“观杭州”方式，你作何理解呢？

仇晟：假如用片中用那个观测仪器或望远镜观察杭州，假如那个变焦镜头推到极其大之后，整个空间就被压缩、压平了，就变得没有深度。

这样的变焦镜头推到极限之后，就和观赏山水画的局部视觉点有点像。

顾晓刚拍《春江水暖》时用那个横移长镜来做一个卷轴画的视觉；杨德昌在他的动画片《追风》里也是用横移长镜来做这个。

但我个人觉得这个概念不太对。

因为一个可移动的透视点和无数个或复数的透视点的感觉不太一样。

某种程度上，反而可能是固定镜头推到长焦之后的一些摇动或者别的一些手法，更接近于卷轴画。

这些年杭州的变化，给你带来什么感觉？

仇晟：杭州变得特别大，一个区到另一个区显得特别遥远。

比如从下城区到余杭，或从上城区到滨江，从滨江到萧山，或者再远一点，从西湖到富阳，从余杭区到临安。

城市变得很不均匀。

区与区之间的那些地带，很大程度上就是像《郊区的鸟》里面描绘的有些空间的样子。

这里也有一种我个人的倾向：我希望在这些被遗弃的空间里，也能找到一种活法。

之前接触到一个概念：像高架桥底下或者火车站附近或者那种无头的没有修通的路等等，这些可以被称为“非空间”。

人经过“非空间”没有留下任何东西，也没有任何记忆。

我当时的想法就是：城市在扩张，接着产生了很多“非空间”，产生了那些你路过也不愿意停留的空地。

但怎样能在那个空地上面也留下一点空间？

就像杂草在那种地方也会生长一样，那人能不能填充这些空间？

在一些不那么有趣的空间栖居，我觉得也象征着人对这个城市、这片土地的热爱。

就像片中的孩子会去占据废弃的公交车，在里面玩耍？

仇晟：对，他们也会去那个货运码头枪战。

这就是一个空间的利用方法。

你如何理解“城市电影”这个概念？

仇晟：我觉得《郊区的鸟》还不算是一个对杭州的完整探索。

就像我刚才说的，它只是给杭州“描了个边”。

我的下部片子会在杭州核心地带多取一些景，包括西湖，包括中日友好饭店上面那个旋转餐厅，辐射360度，就能看到杭州的城区。

我想在杭州核心地段，去找点东西做文章。

借助《郊区的鸟》和下一部《犬父》，可能能够比较好地在我心里形成一种对杭州的“描画”或“调查”。

错位的角色与演员

童年夏昊收礼物与成年夏昊生日两场戏都有种机械甚至诡异的气息。

请问为什么会选择这种独特的情绪传递方式？

仇晟：每一次聚合都是下一个分离的开始。

童年的送礼物场景这一点就挺明显，因为这本应该是一个挺甜蜜的场合，但这两人之间也有些微妙的错位。

比如说夏昊原来想解开礼物袋子但发现解不开，他原来想自己拉那个小提琴却被方婷夺过去。

两个人一下子就从最默契亲密的状态掉落下来。

小提琴里的那首歌是《友谊地久天长》。

这是一首过去式的歌，选取的是两人结识多年之后回望的角度。

所以是带一点哀伤在里面。

就好像从此刻一下就跳到十几年后再回望这段感情一样。

我也没跟小男孩多讲什么，但我觉得他自己听那个曲调的感受肯定也不是单纯美好的，肯定也带着一点点回望的哀伤。

儿童角色方婷所以这首歌也有特地选过吗？

仇晟：其实我小时候收到过一把一模一样的提琴。

拍这个戏的时候就到处去找，本来没期望会找到。

后来发现这个同款提琴还在网上卖，是一个畅销不衰的机型。

里面大概有五六首歌：《红河谷》《生日快乐》《小星星》之类的。

我觉得这首歌是那个库里最合适的。

儿童角色狐狸成年夏昊收到蛋糕流泪的过程中还剪入了狐狸的镜头，在片中狐狸的地位与其他的小伙伴也有所不同。

如何看待狐狸这个角色？

仇晟：就像我刚才讲的，胖子像是“地震前逃掉的动物”，那么狐狸就像是“知道地震要来了却还没逃的动物”。

她大概率知道他们这一行人是找不到胖子家的，但还是带着她的执拗和倔强，带着这群人出去了。

最后在桥边，夏昊和方婷都蹲下了，似乎不再希望些什么；就只有她还看着前方，好像还在期待着什么，有着朝向未来的目光。

所以我就想着把狐狸的脸和夏昊剪在一起，这个决定是剪辑的时候做的。

当时只是比较直觉地拍下来这个镜头，没想到要狐狸站着等到天黑然后车灯光扫过这样使用。

后来才觉得这像是一种朝向未来的目光。

未来还是给了她回应，就是大夏昊的那一眼。

某种程度上，他们就在烛光中互相看见对方。

也说不出来这意味着什么，可能某种确认、给予对方某种回应就已经是一个挺重要的时刻。

片中有不少并不直接给出的人物关系描绘。

请问你如何平衡这种人物关系的表述和人物状态的呈现？

仇晟：首先在剧本和粗剪阶段，人物关系的变化过程要清楚很多。

但后来精剪的时候，我发现有一些变化过程不太需要仔细描摹。

这一点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一些成年部分的情节上。

比如对大夏昊来讲，他从开始读那个日记到第八条写完中间，到底过去了多久？

这个事情是很难琢磨的。

他自己的时间其实很主观，我们每个人的时间都很主观。

我沉浸在回忆里或者读一本书、玩一个游戏，结束时醒过来发现世界已经变化很大。

在沉溺于自己的世界里再意识过来之后，他发现燕子甚至已经跟蒋科长在一块儿了。

我觉得人物关系是怎么变化的不太重要，夏昊跟外部的错位才是更重要的。

儿童角色夏昊你说的“主观时间”，在片中是如何落实的呢？

仇晟：其实片子有好几个地方做了局部变速。

比如夏昊在教室里坐下来看日记，镜头zoom in到他脸的特写，那块做了很大的变速，推到脸的时候速度只有往常的百分之二三十。

因为它下一个画面是静帧的日记本扉页。

这就比较直观：像是阅读的时候时间凝固了；或者说阅读时只有故事内的时间在流动，故事外可能就凝固成一座雕像，我本人这边的时间已经变慢了。

再比如，李淳最开始看到黄璐时，边上另外一个居民还在说他的证词。

他看黄璐的镜头就把那个人的证词剪开然后间距拉长，从而形成他看到黄璐时，边上的人说话就变慢了的效果，这也是主观时间的体现。

主要还是一些类似的微处理。

儿童角色“老头儿”你如何指导儿童演员？

片中像“老头儿”在游戏时发火这样的情绪爆发场景，一般会如何调节？

仇晟：小孩有些戏挺难拍的。

刚刚提到的这场戏就是其中之一。

因为拍这个戏的时候，几个小孩都相处得比较熟了。

发火这场拍了大概二十条。

到后面演老头儿的这个小孩他自己也拍烦了，最终效果里就有点冲着我或者整个剧组发的火。

如何引导小孩发生真实情绪，是一个蛮有意思的话题。

比如拍枪战那场戏时，原先为了他们的安全考虑，发给他们的是假枪。

但拍了几条感觉都不对，没有活力，就把真的枪发给他们。

让他们距离远一点，就不太容易打中。

换上之后他们就演得特别好、特别来劲儿。

小孩有些戏就会拍得很顺，枪战这种戏其实都不怎么需要指导。

因为给他们一些真实的刺激，让他们玩起来就好。

那“老头儿”这个角色当时又是怎么考虑的？

仇晟：老头儿也挺悲剧性的。

中间不是提到他留级吗？

他应该读初二，但还在小学里面跟大家厮混。

他特别想当老大，给每人发一把枪，就觉得好像成立了一个帮派。

所以他特别重义气，把那些男孩女孩都当成自己的手下或帮派的一员。

所以当他们过了那个墙之后，他就把枪扔给他们，意思就是还要继续为我们帮派而努力走下去，所以我觉得他可能是一个港片看多了的小孩。

有些观众可能会不太理解这部影片的表演风格，觉得演员之间缺乏化学反应，甚至格格不入。

你觉得演员的表现有达到你的预期吗？

仇晟：小孩的表现基本上达到了我预期，除了方言说得有点问题。

成人部分可能是因为演员到组时间相对比较晚，前期磨合过程比较短，所以在“统一与差异”这件事情上还是有些失算的。

打个比方，洪尚秀的电影里，大家都采用差不多一样的音量和一样的语调说话。

但在这样的音量和语调当中，你又会发现每个人物是各不相同的。

我回过头来再审视这部片，我发现在统一性上还是差一点：每个人物的差异很大，但有点太大了。

一部片子里的表演，我觉得需要统一的标准，再在统一的标准里制造差异。

其实很好玩，洪尚秀片子里的演员在喝酒聊天的时候说话都很大声，音量是非常均匀的，某种程度上那是造就他风格的很重要一点。

成年夏昊（李淳饰）与燕子（黄璐饰）

蚂蚁（邓竞饰）是怎么找到李淳、黄璐和邓竞并与他们合作的？

仇晟：我之前就夏昊这个角色试镜了很多年轻演员，但感觉见到的演员都太世俗、太“具体”了，不太合适。

后来我的监制台湾的黄茂昌先生就推荐了李淳。

我就把剧本发给李淳，见面后一拍即合。

我当时问他在剧本里看到了什么，他说了一个英语单词“homeostasis”，直译就是“体内的稳态”。

进一步说，这就是成人与小孩两个部分的某种平衡。

因此我就选择跟李淳合作。

黄璐这个演员已经演过不少艺术片了。

我看《推拿》《盲山》的时候对她没有特别多感觉。

但另一部片《云的模样》里拍了一个不一样的黄璐，感觉她有一些别的东西。

当然，我也并不是按照《云的模样》里的那个感觉来拍她。

邓竞也是挺好玩的一个演员，他当时来试镜的时候，自我认定是青年偶像。

但是我们给他安排了蚂蚁这个兢兢业业的工作者角色，这中间是有反差的。

他演戏的时候对有一些事情很认真，但有时候又让人觉得他是在开玩笑。

这种半真半假的感觉有一种幽默感，是我比较喜欢邓竞的一点。

光影内外的细节

影片中有许多自然造物和人工制品之间的结合，这种搭配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

仇晟：有些类似的设置是通过观察得来的。

比如电线杆上的鸟窝。

杭州以前西湖边柳树上装了红的绿的景观灯，为了不让景观灯破坏自然景致就在周围绕了一圈假树枝。

关键是造了假鸟窝后，有些鸟就直接把那个假鸟窝当作它们的巢，直接在假树枝上筑巢了。

我觉得这首先是一个视角的不同，是人和鸟视角的差异。

还有真与假的问题：我造了个假鸟窝，但是真的鸟把这个假鸟窝当成了真鸟窝，那这到底是个假鸟窝还是真鸟窝？

这种人造物和自然的结合，都存在一个错位的问题。

鸟在城市里面找不到树，所以就找特别像树的电线杆来搭巢；而那个小孩又复制着人类千百年来的原始冲动，要去找鸟窝掏鸟蛋。

这里就变成了一个奇特的结合。

某种程度上来讲，那个小孩的行为跟大夏昊的行为有点像。

大夏昊他找不到归依，找不到一棵树也找不到童年的小伙伴，于是他就去找一些替代。

许多人类的本领，一直都是在寻找自然的替代物当中建立的。

包括搭的楼、电线杆或者一些其他东西都是在模拟自然物，但又在其中发展出一套自己的体系。

结尾隧道中的鸟涂鸦，是如何创作的？

仇晟：当时想把这个鸟处理成某种壁画。

因为这个隧道理论上才刚挖没多久，但我让美术刻意画得像远古时代人们在洞上留的壁画，就会产生一种错置感：远古的东西留在了一个现代的墙体上。

我个人蛮喜欢壁画或者涂鸦这种艺术形式的。

因为这些会给这种现代的东西留下一点人的印记，不然就是死气沉沉的特别标准化的东西。

这个印记是谁画的就任由大家想，可能是夏昊，也可能是别人。

影片中时而有一些精细的动作，比如夏昊剥鸡蛋、胖子临别抹嘴、蚂蚁捡树叶等。

这些动作是有意设计的吗？

还是在和演员的互动中产生的？

仇晟：揉碎鸡蛋的动作是我提前设计的。

我之前剥鸡蛋都是一片片剥的。

有一天突然有个人告诉我鸡蛋应该这样剥。

那个揉搓的那个动作我觉得挺有美感的，也是一个很简单的日常生活发现。

这个动作是美的，也挺残忍的。

因为一个鸡蛋就这么被揉捏揉碎了。

那场戏拍的时候，李淳想的是，一般我们都在桌子上磕鸡蛋。

我就想胡闹一下，看看鸡蛋和头谁比较硬。

要是你一个人在旷野里捡到一个鸡蛋，它没有可以磕的地方，只能要么磕膝盖要么磕头，也就是磕身体上最硬的部分。

胖子抹嘴那个动作纯粹是演员自己做的。

最开始那个镜头被认为是NG镜头，因为那个动作很奇怪。

但剪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就觉得挺有意思的，就留了下来。

蚂蚁从溪里捡的落叶是我从上游给他飘下来。

这些动作细节的处理，有没有一个总体上的成人部分和儿童之间的差异？

仇晟：这方面没有想特别定义一个差异。

某种程度上，成人部分比孩子部分即兴的东西更多。

孩子的部分也有一些即兴的东西是被保留的。

目前这个版本中保留了哪些即兴要素？

可以举一下例吗？

仇晟：每场都或多或少散落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像你刚才提到的胖子抹嘴，我自己也挺喜欢的。

还有夏昊和燕子两个人一起在沙发上喝酒玩头发那场戏。

原本剧本里会写：你念到第几句台词时会有一个电话进来，然后接起来没人听，继续说台词；到第几句的时候又有电话进来等等。

那时候拍了两条，我觉得效果不是很好。

后来那个电话就改成我来打。

我在隔壁房间看监视器，按照我自己的感觉随机把电话打进去，有点像恶作剧一样。

后来黄璐其实真的有点烦了，因为演员想说词儿但被我打断了，就有一些比较自然的烦躁反应。

测绘队车子驶过的镜头出现了两次，有一种光球膨胀又熄灭的奇妙视觉直感。

片中还有许多仿佛平常又极富灵气的光线处理（比如镜子反射的火车车窗光斑、水房里的水桶等）。

请问在拍摄中如何发掘这些时刻？

仇晟：当时想的是一个火炬或是某种意识。

因为光照亮一个物体的过程特别像想起或认识一个东西。

所以那个车灯光就用得比较抽象一点，想着这个镜头或许在后期可以用上。

火车那部分确实是当时运气比较好。

我们去勘景时那个场地本身就有一些这种大镜子，只要把它挪挪就能放到一个能反射到对面火车的位置。

在那块如果放一个镜子的话，就好像是在柱子上挖出了一个空间，镜头里的空间就会凹凸有致。

拍的时候拍了十几条等到一辆火车，而且刚好是慢车，就把这场戏拍了。

空水桶这个元素还蛮私人的，就直接来自童年回忆。

把水桶从一楼往上搬到教室里面，再把空桶给放回去。

空水桶摆在那儿就像玻璃珠子一样，就觉得蛮好看的。

那刚好又是一个比较残酷的“审问”场景。

影片多处的声画关系很巧妙，比如镜头就伴随卷笔刀的声音往外推到雕塑上等。

诸如此类的巧思更多是在片场即兴产生，还是早已有所准备？

仇晟：这个声画结合是后期产生的。

原来这分别是两个镜头。

转完卷笔刀他到座位上坐下，再看窗外，然后有一个往前zoom的过程。

后来在剪辑的时候听到那个转卷笔刀的声音，我就想到了老式胶片摄影机转胶片的声音，刚好能跟那个zoom的运动产生某种关系。

所以就把这个转卷笔刀的动作接到那个zoom镜头上。

这些也是一点点在拍摄、在后期的时候发现的。

在音效上是如何与杜笃之老师合作的呢？

仇晟：我们会先讨论整体设计。

比如说，成人部分有一个总体的环境音就是背景里好像永远有一个打桩声，“砰砰砰”的低音。

而且这部分的环境音通常会被推得比较远。

因为他们经常在一片空旷当中，好像离人间很远。

小孩部分就会比较多自然的声响，鸟、树或者是周围的人声，在总体气氛上做一个差异。

总体设计给出之后，杜笃之老师就按自己的理解去做了一版预混音，对我来说已经是很完善的一个效果。

然后我们再来调一些细小的声音。

比如刚才那个卷笔刀的声音，把它调得比正常的要大一些。

我那时有一个事情纠结了很久，就是那个当地居民说明沉降事故的听证会，黄璐坐在那边，光透过窗帘在她脸上“扫了两下”的风的声音该如何处理。

杜笃之老师觉得那个风应该是没有声音的，我当时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有声音，但是风的声音很难具象化。

这个时刻应该是风把办公室里布帘底下那根横杠吹起来，然后又打到窗户杆儿的声音。

后来他在工作室找了一个类似的窗帘，做了下拟音。

这是我跟他讨论得比较细的一处。

同时身为导演与观众有人评价你是一位“影迷型导演”，你如何看待这个称呼？

仇晟：前几天刚刚跟人聊这个问题，这个事情挺有意思的。

首先，我肯定是个影迷。

但我反对“影迷型导演”这个称呼。

因为我觉得影迷型导演才是导演的正途。

我们不会说某个作家是“书迷型作家”，不会说某个歌手是“乐迷型歌手”。

因为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一个作家不疯狂看书怎么写出好作品？

一个乐手不疯狂听音乐，就完全写不出东西来。

这样说来，电影领域其实被戴着有色眼镜看。

一个导演同时是影迷，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就像在文学领域的严肃文学作家一般就会被称为作家，平常书卖得比较好的一般叫畅销书作家。

我觉得在电影领域也应该这么反过来：影迷型导演应该被叫做“导演”；然后拍商业片的应该被称为“商业片导演”、“畅销导演”。

这是否就像夏昊在尝试的事情：他必须从他的过往、从所处的空间中汲取积淀下来的东西，才有可能改变乃至创造生活，才能在记忆的星丛中捕捉到“溢出”的希望？

仇晟：整个调查队的行动倾向于抹平历史，因为他们可能只相信眼前的数据，通过数据一次次作出判断。

但是夏昊选择相信，选择去找回一点与过去的联系。

他也会相信燕子、蜘蛛人等讲的故事——因为故事也是记忆的载体。

所以他的某种倾向也是我的某种倾向。

有时反而有些商业片声称：我跟过去的那些经典作品没有什么关系，这是一部很好看、很大众向的电影。

但我觉得现在这些电影都是根植在一些过往电影创造的一些范式之上的。

这一点需要被承认，然后再通过不同范式的糅合与打破来制造行动。

《郊区的鸟》主创团队于FIRST做映后Q&A作为创作者，你非常愿意坦陈自己的意图、解读自己的作品。

请问你如何看待这个过程？

仇晟：做映后Q&A的时候，我也会把自己放到观众的角度，和大家一起看一遍电影（只不过我是又看了一遍），然后去分享一些自己的想法（某种程度上是以影评人的角度去分享自己的一点看法）。

有时这个看法会变，这表现了我不同次观看时的变化。

我并不认为我的意见是权威，也不认为我的意见高于其他人的。

就是和其他人一样，只是提供另外一个想法。

大家也不用太把我的一些解读当回事。

你如何看待青年导演的作品，经常被人评价为“学生作业”这一现象？

仇晟：我很喜欢“学生作业”这种状态，或者说某种程度的业余感、未完成感。

如果一个电影完全在我的预期之内，就没什么意思。

我也希望它最后完成的时候有一些未被预料到的感觉。

这种未被预料感，或是某种程度上轻微的不和谐感，其实也能够刺激观众，让观众感受到一些制作得特别圆润的大片之外的其他可能性。

体现这种“学生作业”感是一件蛮需要自信的事情。

反而是有些商业片，它可能不够自信，比如需要用音乐把时长填满，或者把整个电影的解释权牢牢握在手里。

影片在FIRST首映且斩获最佳影片后两年半在内地正式公映，你的心态相比当时有什么变化？

仇晟：这两年半心情也是起起落落。

刚在FIRST得奖的时候很兴奋，后来因为龙标的事情心情跌到谷地；2019年定档了，觉得马上要与观众见面了，但后来又撤档了；到去年就有点麻木了，对上映也没有期望；最近上映，就重新收拾心情，准备要好好地把它推出去跟大家见面。

日后的新片计划是什么呢？

仇晟：新片《犬父》正在融资和选角的过程中，剧本已经写得差不多了。

仇晟第二部长片《犬父》哎总之就是，看它看它看它！！！！

采访、撰文/法兰西胶片《郊区的鸟》第一天上映是在元宵节，那天，这部电影的全国排片不到0.1%，最终票房4.7万（数据来源：猫眼）。

我的朋友戏谑地说，《郊区的鸟》，排片都在郊区。

按道理，基本上任何争取都无济于事。

但在当天晚上，还差42分钟就到24点的时候，导演仇晟在朋友圈发布了一篇问答体长文《<郊区的鸟>今日上映 我‘不推荐’你看这部影片的十个理由》。

全文从电影创作始末、内容特性等角度出发，几乎句句反话，字里行间透露着八个字：我不服气，赶紧来看。

导演仇晟朋友圈长文文艺片发行一直难，这不仅仅是万玛才旦（《气球》，最终票房668万）、梁鸣（《日光之下》，最终票房104万）、黄梓（《小伟》，最终票房144万）乃至大鹏（《吉祥如意》，最终票房1357万）的困惑。

但豆瓣评分6.4，距离获得“FIRST最佳影片”的头衔过去快3年的文艺片来说，它可能还有一个比发行上映更需要回望的事。

将近三年的时间，这部电影经历了什么？

导演仇晟和这部电影的关系有什么新的变化？

当前的仇晟，在看什么？

在想什么？

同时，也是对仇晟导演自己在2021年2月底3月初的这个时刻，做一个阶段性的精神复盘。

本文6000字，信息量非同凡响，“不推荐”热爱电影的普罗大众。

01.煎熬三年：撤了，算了，完蛋了，麻木了，上了这是起起伏伏的三年，现在说起来我很麻木了。

最开始是2018年7月拿到FIRST大奖，然后8月去了洛迦诺电影节，当时的一个想法就是，在2019年的年初，在那个偏文艺的春季档上映。

没有实现这个美好的愿望，是因为一直没拿到龙标，其实内容上的变动比较小，主要是等。

我们去洛迦诺电影节之前，已经正常交北京局审查了，北京局很快就给了回馈，然后我们马上做了修改。

修改之后，北京局是说OK了，给了你一纸批文，说可以去国家局拿龙标了。

但恰巧赶上国家局在换班子，它那个行政系统还没倒过来。

而我们距离电影节开幕只有一周左右时间，那一周我们每天去国家局咨询，但一直等不到。

当时就想，既然北京局的批文已经有了，内容上也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他们也知道我们马上要参加外国的电影节，那么……结果，这事就变性了，我们成了违规参赛，回来后再和国家局沟通就不成了。

我还写了三封检讨书，这是我成年以来第一次用稿纸写东西，非常积极地去沟通。

导演仇晟终于在2019年2月份OK了，拿到龙标，然后再送技审，相当于2019年4月正式拿到放映许可证。

但那个时候春季已经过了，再筹备上映，就得到暑期了。

我们就改了计划，想在2019年的8月30号上映，当时自己定义它叫“开学档”，其实就是凑一个暑期档的尾巴。

做了第一轮宣传，离上映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就发现，那年暑期档实在太热了，到了8月30号，有《速度与激情：特别行动》，有一直大热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我好朋友甘剑宇的《铤而走险》也上了，然后还有《深夜食堂》，基本上排下来新片都有七八部。

算了，不凑这个热闹了，撤了。

于是就继续等，但就在这个时候，盗版突然从网上冒出来了。

因为这片之前在美国做了一个小范围的公映，各大城市走了一圈，当时和美国的发行商签订的合作里，有涉及到发行英语的蓝光碟，签了合同，就得按照他们的节奏走。

他们公司虽然就是一间办公室，以及一个用来做碟片和印刷海报的地下室，总共4个人，但却是一家30年的老厂，挺神的，近年来一直做洪尚秀和一些南美的作者导演。

没想到，他们在2020年年初就把《郊区的鸟》做出来了。

真没想到，我这边一延期，他们那个碟就出来了，于是“资源”就流到网上。

当时我就觉得，挺吓人的，完蛋了，废了。

最后就说2020年春天上映了吧，结果你知道的，电影院都没了。

其实在去年影院快开之前，我们跟爱奇艺谈了一个合作，计划直接线上发。

可能我的出品人还有一点传统的影院情结，但我是OK的。

虽说不能完全回本，可对方给的收购价格也还可以。

后来被《春潮》抢了先，它成了那时候第一部院转网的文艺片，我们再做的话肯定就没有那么受关注了。

到现在，我和李淳、黄璐的联系还挺多。

说实话，2019年的时候，大家热情还比较高，但后来拖拖拉拉的，大家的热情都会有一些减退。

最近因为疫情的政策，李淳在台湾来不了，黄璐呢最近又在三亚，来来回回挺折腾的，所以基本上以线上推广为主了。

或许我们总是有一点行动跟不上想法吧，就是有这个想法，但到了那时候又……包括之前还跟西影厂谈合作，他们都想出钱做一些发行，我们也想借力打力，但最后没谈成，力没借上，时间也浪费掉了。

这个过程中，电影的评分，也对我产生挺大打击。

02.拿大奖VS及格分：委屈，焦虑，被打倒了，以及如何释然《郊区的鸟》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最早是处在一个波动上，评分人数大概达到两、三百人后，稳定在6.5、6.6。

后来还降到过6.3，最近可能是因为前阵子百老汇的点映，又涨回去了0.1。

为什么是这个分数？

我最开始感觉能有7.5分，因为从我的角度，我觉得这片子挺好懂的，情感也很简单很纯粹。

但可能是“FIRST最佳电影”这个标签有一点调高观众们的预期，其实当年在拿奖之前，从我这片获得好几个提名的时候，期待就已经很高了。

结果，大家看了就说，你这最佳影片也不过如此，名不符实嘛。

或者说，我没看懂。

还有说，太长了，太慢了，我走了。

对于这个分数，我最开始是有点……挺委屈的，它让我处在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有那么一点被打倒的感觉。

《郊区的鸟》首映礼现场，导演仇晟与FIRST影展执行官李子为后来，就是2018年到2019年左右，我发现我在豆瓣上喜欢的一些电影也都是六点几分，比方说《霓虹恶魔》《岸边之旅》，还有柯南伯格的《大都会》。

我就在豆瓣上列了一个豆列，就叫“迷之低分系列”，都是7分以下，但我又特别喜欢的片子。

这个分数段的片子很有趣，有好评，有差评，在好评差评之间产生一个对话空间。

好电影，就是用来讨论的。

喜欢6分片，拍了一6分片，这也很正常。

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因为《郊区的鸟》做完之后我才开始长时间玩豆瓣，之前我并不是豆瓣深度用户。

我发现现在这个时代特别数据为上，所谓的评分的数字为上，各大平台都是把短内容置于长内容之上。

短评就跟大众点评网一样，去一间餐厅，环境几星、口感几星，然后拍几张照片，打个卡，立此存照，到此一游，平台都在鼓励这个，都在推这个。

本来我以及我身边的人的阅读习惯都是先看长评，尤其先从经典电影开始，我想看一篇雄文，想把这个电影再嚼一嚼。

你看《郊区的鸟》的长评区，也有一些挺有意思的文章，我觉得很值得被看到。

而且很有趣，长评区基本都是好评，可能给差评的没办法系统性地写出一篇长评出来吧。

所以就变成，大家看这部电影都是有一个第一印象，然后短评强化了那个第一印象，但没有人去发掘第二印象，或者说去发掘一下这个片它更深层的好或差的东西。

这次春节档也是，大家被一些极端的评论所劫持，反而影片本身的东西有一点被忽略掉了。

03.文艺导演的春节观影攻略春节期间，我在老家杭州看了四部电影，《李焕英》《唐探3》《刺杀小说家》跟《人潮汹涌》，都是自己花钱买票，还拉了一个发小，他是电影圈外的人，在我的带动下就变得比我还狂热。

这四部电影我们都是提前买的票，在大年初一，排了个日程，用一天把这个事干完了。

我们没有说先看哪个后看哪个，就确定了这四部是必须要看的，如果看完这四部还有力气，就再看别的。

但就没有再看别的了。

当时排出来的顺序就是：《刺杀小说家》《唐探3》《李焕英》，最后是《人潮汹涌》。

我就谈谈这种观众跟电影之间的现场的这个感觉吧。

《刺杀小说家》，我很喜欢这个片，虽然中间有一些好的段落和不好的段落，但我挺喜欢的。

我明显感觉到，这个片在春节档，是一个特别有棱角的东西，它像一块怪石杵在那。

它跟观众有一种不配合的态度，没有和观众很亲密，一上来的那些空间都跟我们日常的空间相差很远，比较冷清。

但就是这种感觉，很好，挺有趣的一个体验。

然后再看《唐探3》，我觉得片子最开始的半个小时很好，观众跟这个电影是同在的，就是众乐乐并且还蛮巧妙的，好像在引领着观众。

但是到后半段，我觉得它明显失去了好几个节点，我们之间的那个连接丢掉了，越来越远，越来越远，等到Michael Jackson的歌的时候，那个东西已经远到不知道哪去了。

整个现场是一个递减的观影，可能这种感觉影响了大家对它的评分。

但我想的是，陈思诚在导演调度上，还有他的控制力上是很强的，那可是在东京拍的，只是他要的东西太多了。

相比之下，《李焕英》的启动就比较普通，开头没有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

但是它的观影体验比较平稳，而且到最后还往上蹿一下。

《唐探3》就是有个很高的开头，接着“啪”一下往下掉，而《李焕英》的观影曲线是稳中有升。

我后来在豆瓣看到《李焕英》的一篇分析，回过头来想还是有点道理，就是它把母职神圣化了，好像母亲从来不曾有少女，这里面对女性有某种压制，它是一种很深层的观念意识，是隐藏的男权思维，也不一定就叫“男权思维”，只是因为社会既定的思维就是男权思维，贾玲就是在这种思维习惯下创作的。

但从普通观众角度，我对《李焕英》蛮有共情，我会随着它的情绪走，因为贾玲的发心是特别好的，她没有想去鼓吹什么，也没有想去颠覆什么，她就是停留在那边。

《唐探3》不同，侵华日军的那个部分，其实是作为中国人对日本的一个反向的输出，而且特别突然，这个东西怎么讲呢？

它有一点爽文的逻辑，但也值得去剖析，因为没有太多人说这个。

春节档电影很特殊，它们的评论只有两种声音，一种是片方定制的声音，一种是看完片每个人都想当网红的声音。

没有中间的多元有趣的声音，我不知道是不是被前两种声音淹没了，但我真的没看到更多。

我觉得做导演，必须在创作里暴露自己的缺陷和阴暗。

我愿意做这样暴露，因为只有导演暴露了，观众才能在大银幕前暴露自己。

你不暴露的话，你跟观众就是区隔的状态，就有点虚伪了。

拍电影，其实就是这样一点点把自己剥开。

我也是后来才发现，《郊区的鸟》的整个过程，是我在忏悔。

04.作者的觉醒：我慢慢把我的罪恶挖出来，这事对我来说，不能算过去我这次回杭州做首映，不太想邀请原型人物到现场。

因为我觉得，跟原型人物一起看这电影可能是一件更私密的事，我就想要不要私下组织一下请他们看，但可能就得再过一阵了，等宣传什么事都完事了。

其实一想到这，我还是会害怕，害怕什么呢？

就是……害怕它会怎么着，它会引发大家什么样的情绪。

你问我《郊区的鸟》男主角小时候“重色轻友”，为了两个女孩，还是有阶级差异的两个女孩，抛弃了胖子，抛弃了他最好的朋友，你这个点抓的挺好的。

因为创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就像一个忏悔的过程，我是在忏悔。

最开始我写这个角色的时候，立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当然会把自己带入到小夏昊身上，我觉得小夏昊是天真的、无辜的，他是期望胖子伴随在他身边的。

可我越写越发现就不是这么回事，某种程度上是我是在做一个自我分析，一个慢慢把底下的罪恶给挖出来的过程。

越写越不对，我发现小夏昊每一个选择都导向了胖子的离去。

你可以说小夏昊世故，说他有点算计、小自私，但他不是无辜的。

当然真诚的东西也有，小夏昊那个“有钱的女朋友”小方婷送他一把玩具小提琴，他听着《友谊地久天长》，有一种忧伤在里面，那个忧伤可能是某种预见性，某些伙伴即将离去了。

但确实又是他一点点地把这个胖子给推开了，胖子的消失，小夏昊可能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有些人其实不太理解，为什么成年夏昊会变成这样子，闷闷的，有心事。

但对于我来讲，他内心有罪恶感。

我也是拍完剪着剪着，慢慢才有这个理解，并且才想到自己到底当时是做了啥。

这事对我来说不能算过去了，只能说理解了过去是咋回事，这事也没法和解，因为……我其实挺想找小胖子出来聊一聊，但我又不敢。

我们一直有微信，但没怎么联系。

至少，我用电影说出来了。

但我觉得，如果只是作为导演完成了一部电影，只是自我完成，这是不对的，不是说我拍完了爽了，我就ok了，那这个电影通常没啥看头。

恰恰因为我说完后，那个最终的完成，是在别的人那边。

有人看了这片，哦，也想起来，反照出自身的一些什么事，去跟长久不联系的伙伴发了个微信，或者翻了翻以前的照片，或者去解决了一件事，这是通过别人来完成的。

说白了，我要是能在现实生活中完成这种和解，我也就不用拍电影了。

我要是有胆子直接找到胖子，坐下来，把以前的说一说。

我说对不起，胖子，对不起，我以前做错了。

我要是做了这个事，我可能就不会拍《郊区的鸟》。

对，我相当于，用一个大费周章的方式来完成一个道歉。

05.未来的未来的未来：我脑海里有个两个亿起步的科幻片项目我下一个要上的电影是《暗恋》，黄斌是导演，我是联合导演，应该是暑期上。

其实对我来说，所谓选择，还是在更前期思考的一个层面。

选择做什么内容，它自然会有那么相对配套的一个打法或玩法。

我选择《暗恋》，我就已经接受了它作为一个商业片的属性，以及它后面的一系列玩法，做观众适应、吸收反馈，然后去做一个商业市场。

《暗恋》海报商业片是一个比较集体的声音，《唐探》其实蛮明显，它就像是一个以陈思成为首的依次列开的一个阵，其实是这样一个阵列在对你说话。

那《暗恋》这样的项目，我们的阵列是黄斌，还有原作者八月长安，编剧团队，以及我的声音，最终是要找到一个声音的融合度。

你问它跟生存有关系吗？

有，但它跟我自己的创作冲动也有关系。

作为导演，你最好的状态一定是在现场，如果你失去了现场，每天都在家里写作，那就更接近作家的生活，导演需要现场去实验，需要去跟演员沟通，然后看看它出来的是不是你的预想。

导演需要练习。

我特别佩服杜琪峰，就是因为，他在差别极大的题材中都能找到自己的声音，都能找到自己的那个姿态，特别了不起。

我觉得我现在绝对没有到那个层次，但是我在试着看看。

故事是别人的，但是你把它导出来，你把你的情感全部充沛地放进去，我觉得是一个更厉害的状态。

我不喜欢用“职业”这个词来形容这个状态，这是一个比“职业”更好的状态，作为人来说是更好的状态。

我下一个项目是《犬父》，剧本基本上完成了，演员也有一些眉目，目前在融资的一个阶段。

《犬父》我关心的就是，如果一个人死了，能否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再造一个人，这个再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是个啥东西？

有一点软科幻的成分，但都跟我的生活有关系，跟我失去父亲的经历有直接关系。

你说我们现在这批导演都到了集体和上一辈至亲说再见的时刻，对，《李焕英》也是啊，大家都在往回找。

《犬父》的故事就是，杭州在迎接亚运会，有一个打拳击的父亲，看上去特别强特别健康，突然就掉队了，故去了，但这个城市还在继续发展，少年还在继续成长。

但是等到这个少年30岁的时候，他回望这个父亲已经永久地失去了，他选择以一个虚拟现实的方式，半自觉地再造了一个父亲。

可能是中国预算最低的科幻片吧。

因为我之前学生物医学工程的嘛，之前有一个研究方向是脑机接口，某种程度上就是上传意识，这个跟我写我爸这个事也有关系。

怎么讲呢，如果放进化论上来说，我有的时候会想，就在某一刻，我们人类已经变了一个物种，你可能跟公元前500年的一个人类，你们性交后是无法产生后代的，我们已经产生了生殖隔离，但这个事情又无法验证。

所以，我们现在到底还是不是以前的人了？

可能我们已经进化了。

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

那当我上传意识，放到一个别的载体上，形成一个新的形态，这看上去就很明显了吧。

但可能进化不是这样的跨越，进化是悄然发生的，没有人知道。

另外，有一套香港漫画我挺喜欢，特别好看，它是把赛博朋克和武侠杂交在一起，那里面就有挺恶俗的一个桥段，说外星人来地球，跟地球人生了一个孩子，那这孩子是啥？

那个杂种是啥？

咱们先不提这漫画的名字，我不想让太多人关注到，因为我太喜欢了，从中学到大学，完完整整看了三遍，太厉害了。

我想翻拍它，脑海里已经有了一个概念，但这个项目怎么着也得两个亿起，我要再积蓄积蓄能量，一部部拍，一步步来。

你看，《郊区的鸟》昨天的排片是170场，今天是189场，片子还有人看，还没完蛋。

*本文首发微信公众号第一导演（ID:diyidy），欢迎关注。

《郊区的鸟》运用了大量让人陷入观看痛点的镜头移动与无厘头的变焦来劝退一大批非专业的观影群众，这种做法不像是一个成熟的导演所为，它更像是学生作品展现出的无所畏惧和不知天高地厚。

反视觉的设计看似是在提高门槛，其实只是给自己的作品一个枷锁，让它在还没上映时已经落入了文艺片的下风向。

抛去镜头语言的不适，整部电影讲的故事其实很简单，以成年夏昊为首的一批测绘人员在一片百废待兴的郊区探测地理情况，以少年夏昊为头的一帮朋友不断丢失不断寻找，两帮人在看似错综复杂却又联系密切的时空密道中不断交互不断发现和延展。

这个故事说来老套却蕴含了仇晟作为导演的无限遐想，导演的想法超过了他的能力或者说是整个团队的上限时，这就导致了这部电影从头到尾像迷雾一般的困境，不过通过剧情的深入，还是可以发现在这个年龄对立和时空重叠的镜像世界里，属于童年的迷茫与踌躇。

年龄错位的隔空对话引出大众窘态。

《郊区的鸟》戳中了人们最在乎的视点，那就是年龄的差异，年纪可能是一个人与这个世界慢慢远离最直观的体现，时代的发展加速了每个人对于自身机体包括思想的老化臆想。

童年我们最怕失去的是什么，仔细想想可能是一群可以一起追逐打闹的朋友，也可能只是随处可见的一大片荒地上扔石子就可以消磨大半时光的那种闲适。

后来想想，其实都不是，童年时，可能会因为一起自认为会遭受批评的小事背叛了说起来比天还大的牢固友情，就像电影中夏昊和胖子搬水，桶装水的掉落并不是这段友谊的终结点，而是夏昊不顾一切的奔跑，头也没回，仔细思索，你的童年一定也有这样的现在看似荒诞的事情发生。

小时候的我们总是被大人用“娃还小”童言无忌来掩饰错误，但后来才发现小时候的不过脑子是这个世界所存在最大的恶，因为年纪的缘故，小孩子被所有人天然理所当然的同情或是认同，没有人会觉得一个孩子有极致的恶，但事实是每一个处于童年的人都害怕错事，所以一句看似没有太大改变的谎话或许就会让人们信以为真，从而酿就更大的错。

就好比电影《狩猎》中那个撒谎的女孩，她随口而出的一句谎言成为了一个成年人一生要背负的痛点，现实生活中, 我们很多时候要么无法接近儿童 (儿童不向我们“显现”) , 要么接近了儿童而无法识别儿童的“伪装” (无法“读”懂儿童的显现) 。

童年是最天真烂漫的，却也同时是最不计后果和得失的，后期电影最喜欢的片段就是几个小孩去寻找胖子的这条路途，这看似是寻友之路，但其实他更多展现了人生慢慢长途的轨迹。

他们在寻找的路上不断有人离开，这是从童年走向成年的必经之路，你幼年的伙伴现在还在联系的已经是极少数存在，成长总是这样充满痛点又没有想着停下脚步的意思。

胖子每次放学都会送走所有人最后一个离开，胖子每次都会拥抱每一个人并对他们说一声再会，再见是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两个字，它蕴含的是对下一次见面的期待，也同样是对不可预知的未来做了最美好的祝愿。

时间不会等待任何人，在时间面前我们真正获得了平等，长大这一药剂在你小时候像是良药催促你不断成长，却在你长大之后变成了苦药。

年龄的阶段性碰撞也是这部电影展现出来的新颖之处，它有别于其他的时空穿越电影戏码，寻找一个支点，不断通过支点来穿越时空。

这部电影运用了模糊的界线来淡化了两个时空的交叉点，多次的相遇让两者夏昊的本体出现了碰撞，这本不应该出现在穿越类电影中，一般情况下会产生所谓的时空错乱，但仇晟真真实实的把两者放到了一起，这让这场时空对话蒙上了一层薄雾耐人寻味。

其实从很多细节都能够发现成年夏昊在发现，这好像是他自己做的梦，但却有太多巧合让他相信这段交汇的真实存在，所以这段时空上的错乱其实用寻找来解释更合适。

成年夏昊遇到的是了另一个小孩，他不是自己小时候，但他像尽了自己他童年所缺失的那段旧时光，相似的经历是他从那本废旧小学日记本里读来的，那是也属于他的相似经历，这让他的本能开始带入了自己的回忆在这个少年夏昊身上。

从此也就有了两个时空交互出现的景象，所以从这里开始看，老学校寻找到的笔记本是一切幻想的开始。

从那之后夏昊开始自己的遇见，遇见以前的自己，随着时代的变迁找一找小时候自己生活的郊区模样。

那份回忆的遗憾与追寻是每一个经历变迁与时代更替的人都在寻找的东西。

众生对于老旧东西的依恋往往超乎想象，一切与回忆有关的都是我们追寻最深的，经历中的东西你并不会在意，因为它就存在在那里，人们都是所谓“贱骨头”，只有失去才会让人们感到得到时的快乐。

所以也就这样，夏昊的愁感是属于一个郊区孩子会存在的思维维度的自我思考，他的镜像之感来自于自己内心深处那个小夏昊的愤慨，他在质问自己小时候所遗失的人和物，那样珍贵的感情说散就散属实是太过随意，根本配不上他所付出的情感。

时代的众生相跃然纸上，但不妙的是仇晟把最应该有所共情的观众挡在了艺术的高墙之外，让这众生感触的时代悲壮史诗还没建成就轰然倒塌。

童年夏昊只是一个载体，承载的是人生两个阶段的正面对话与真诚回顾。

时空倒置下的城市构建延伸郊区情怀。

郊区和城市的区别通常被人们所去忽视，《郊区的鸟》以测绘这种看似新颖的方式只是在做一件事，那就是测量这个城市，描绘出一个完整的城市。

最早郊区没有被划进这片城市，后来过了很久，它之中的人们被搬走了，人去楼空，来了很多人规划着这里的未来，他们用测量工具比比划划，他们砍倒了这里鸟儿寄居的老树，打的是建高楼的发展旗号，那些所谓郊区的鸟，吃鲜艳的虫子，住古早的树木，不怎么怕人，这次受了惊吓，因为这些修建者，与鸟一样他们打扰了这里的很多人。

这就是郊区，一片远离喧嚣烟火的世外之地，可随着时代的进步，他们在一点点被侵蚀边界。

马塞尔·普鲁斯特说过“唯一真实的乐园是我们已经失去的乐园。

”。

我们总是在怀念那些回不来的东西，老树，枯井，废弃工场，碎石堆，甚至一只鸟，奇怪的是这些美好的记忆产物不断被相似的升级品替代着，信号塔上攀爬的小孩，是开篇电影给我们最早的暗示。

这是一场景象倒转的镜子游戏，这面的老旧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坚守和边缘化的默默无名，翻转过来的另一面是以极速为追求的这个世界。

时空在不断发生倒转，郊区的功能形态也在不断变化，更大的变化是地理位置的扩展，这导致郊区的界限也变得模糊不清，电影不止是这两个地点的时空倒置对比，它加入了一个更模糊的界限，那就是森林这个场地，森林里的鸟儿更加无拘无束，这好像是郊区的反向发展前景，也是一群郊区“鸟”的向往之地，自由的空气是属于郊区优于城市的存在法则最重要的一点，很妙的是导演添加了少年夏昊跟伙伴们进入森林中掏鸟蛋的剧情，它有着举足若轻的地位。

童年我们总是在向往未知的世界，而相比于城市的规整与可预见性，想必是郊区这种与森林都界限不清的“法外之地”更适合探索玩耍，这也加重了郊区这一意象存在的不可替代性，它边缘化，却充满了不可预料的神秘色彩供人探寻。

成年人少了探索的欲望和动力，这从韩工对于夏昊的不满可以明确的感知，他们经历的事情让他们少去了探索的渴望感，他们开始适应于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也就是城市带来的封锁效应，封锁了自己的思维，也封闭了曾经那颗拥有无限遐想，不断喜欢创造的心。

韩工明了的告知这个社会没有那么多伟大的发现，平凡繁复的日常才是主色调，但是导演似乎并不认同这一观点，它利用夏昊一直坚持的地下塌陷论来讽刺了这种城市固化思维，地下水泄漏在片尾确实存在，这侧面证明了郊区的胜利，精神上的成功。

郊区不再只是一个地区划分对于这部电影而言，它更像是导演对于边缘化产物以及老旧化生活方式的回忆与挽留，但作者的表现是无限悲观的，整部影片散发出来的是无时无刻的悲观主义，郊区的存留不被抱有希望，巨树上的鸟儿飞走，飞的洒脱没有回意，郊区里的“鸟儿”有的承认了生活，主动远走，有的无奈于生活的压迫，被迫撤离。

他们都不似儿童那般真诚直率，考虑的太多是时代下固化的牢笼，仇晟悲观的让人们飞出了郊区，却困在了鸟笼。

以对话双方为载体的符号具象化产出。

整个电影最深刻的表现符号就是一一对应，有所解释的事物体现。

密室逃脱里的五个人被困在了时代的囚笼中，好似鸟儿在寻找飞走的捷径。

密码是所谓的少年夏昊接受方婷给予的一封情书，那段谜团全片没有给出最后的解答，只是晦涩的讲出了爱情不是答案。

其实有没有答案也不那么重要，他分割出来的只是旧社会和新时代之间的鸿沟。

等流浪狗的女人很像是导演设计的一个代表守旧时代的角色，她的坚守看似是在等一条狗的回家，其实是在等属于就是带什么时候可以回家，但我们都知道时代的崩塌不像事物宜归，那是长久的等待都不会有所结果的悲惨。

至于这个女人是不是狐狸本人，我想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在我看来他只是守旧派的象征也是夏昊记忆里必须存在的象征。

望远镜包括测量仪的符号化明显更加清晰，成年夏昊扔掉的望远镜被少年夏昊无意间捡起，那是旧时人对遇见新事物抛弃旧事物的鄙夷与背锅，成年夏昊扔掉的是一个物品，领导适时地付和了一句再去局里换个新的，这是新时代的特性，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但对于郊区的“鸟”，这望远镜是所憧憬的东西，他可以看见未来，它可以留住身边人宝贵的微笑，这是旧时的留守与真挚的守护。

测量仪就更加细致，那是两拨人最明了的一次交叉遇见，少年们用口香糖封住了测量仪的观察口，像是封住了新时代的前进标志，这是守旧边缘人的反击，也是对新社会的不满，后面成年夏昊醒来偷偷吐掉了口中的口香糖，那是夏昊尚存的骨气，那是原来的他常干的事，但迫于生活，现在的他只能默默抗衡或是早早放弃。

结尾：人群川流不息在南山路的街头，陨石闯过云层在晚霞里休息，鸟儿飞过白堤在枯荷里醉酒，钟声突然响起惊扰了你的呼吸， 夜深了，像鸟的沉寂， 像黎明， 从宁静的水中升起，唤醒在风的细流中酣睡的树枝。

这首小曲充满了杭州的那种美，杭州在一路告别，杭州的人也在一路告别，告别的结尾是说了很多次再会，却总是在下一次再会来临时丢了以前的向往，从而让再会成了永别。

又是空荡的郊区，还是夏昊一个人走在碎石堆上，想起的过往和人一一跟他打了招呼，抬起头，蓝鸟在飞，鸟鸣叫醒了世界，也唤回了困在囚笼里的自己，他依稀听到鸟儿在说着什么。

请好好生活。

几日前看完电影之后，一颗刺便在心底扎到现在。

首先我们当然承认它是一部杰作，在诗意的高台重造一座属乎地景，而不属于功能和场所的城市。

但问题恰恰出现在这里，即便瞥见那一只隧道中的黑鸟，仇晟也不能掩饰电影的悲观主义。

这种悲观是如此的肯定，以至于他从一开始就对世界作为整体丧失了信心，只能将它拆分为物和物的结合，接着通过一系列换喻，来营造一场恋物癖隐秘的高潮。

电影从世界，从人和物的摩擦中退出了，它满足于物的换喻，这一换喻不自发于世界，只是一封对意淫的邀请信。

对于这一类电影，人必须成为某种人以外的存在，故事才得以开始，不然电影就完全丢失了赖以生存的语法。

在《郊区的鸟》中，“人成为了一种时间载体”（TWY），信号塔成为某种代替“树木”的可攀爬物，隧道代替了“洞穴”，地铁代替了“渊薮”，墙壁代替了“迷宫间的屏障”，作为“壁画”的黑鸟代替了“蓝鸟”，郊区代替了“森林”。

一旦我们停止接受一系列换喻，停止满足于对赝品的想象，电影的魅力便不再存在。

可是，换喻的动力是什么呢？

不正是对物象在现实中的失望吗？

电影对人和物提前下了一劳永逸的死刑判决，便飞进了自身轻盈的，逃匿的幻想中，没有挣扎，没有反击的尝试，更没有搏斗留于身心的愤怒和伤痕。

《郊区的鸟》之所以可以如梦似幻的轻盈，是因为它一开始就放弃反抗，无声地承认了溃败，就像夏昊悄声无息地长成一个干枯的大人。

它拿走了“人”及其作为主体在世间复杂的官能性，却没有偿还给我们重量相当的东西。

它屈从于后现代主义在幻觉中重塑旧日所恋的虚无教条，背后暗藏则是一种致命的犬儒主义：它公开承认，自己对世界的本来面目已经不抱有希望，而且行动是徒劳的。

相对于此，我们在《神圣车行》中见证一种近乎疯狂的自反性：德尼拉旺在用力地展示后现代碎片的同时，用行动向我们揭示这一切是多么荒谬；而Agent Cooper在《双峰第三季》的大团圆结局之后，和Diane独自踏上高速公路的旅程时，我们清晰地看到林奇是以怎样自发的专注、挣扎、和荒谬感在面对着虚无。

即便我们走进阿彼察邦或者黑泽清的电影，“不可知”的存在也是原生且炙热的，而不是某种二元论下的逃逸，或者失不可得的远望。

但《郊区的鸟》从一开始便远离了这一切，躲进了一个上帝视角的棉球里，以冷冷的距离感审视着世界，满足于和它的幽灵嬉戏，却忘记了“神秘”不藏在假想和现实若隐若现的重合里，而就在自然之中。

实际上是昨晚看过的这部电影。

当初就看出电影具有浓郁的诡异、悬疑色彩。

但我是把它当成一部“鬼片”：因为通过剧情交代，背后揭示的不是一个情杀故事而是一次严重灾难事故、死了许多人——

前面调查时燕子讲当时很多人都跑出来了、大家一块跑；后来影片又出现整栋的危楼、几乎所有的住户都被转移出去；还有就是学校的学生也都被疏散出去、学习用品都没来得及收拾。

这时候特别突出一个细节，当夏昊身背仪器设备进入学校上楼梯时居然被绊倒了。

这说明什么问题呀？

和前面燕子的讲述是一样，两个人都是被意外倾斜的建筑物给绊倒了。

地面和楼梯都偏离了原来的位置所以正常行走的人才会突然摔倒，表明地面沉降造成相当严重的危害程度。

影片开头就揭示：当时出现的事故波及很广影响很大。

而像这种地面沉降导致房屋整体变形一旦酿成事故，往往都会导致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

影片中成长主题即儿童的故事也呼应这一点：缺失的小伙伴陆续都消失再没有出现，而狐狸则带领大家走上一条没有出路的路。。。

狐狸收留的那条狗在后面再次出现，说明狐狸也死了小狗才会再次流离失所。

但狐狸不是死于情杀（比如说夏昊喜欢方婷、狐狸又喜欢上夏昊、而胖子又喜欢上狐狸。

最后是有始无终的胖子被情所困杀害了狐狸。

狐狸带领同学们走的是一条情感上的不归路），而是一次事故——郊区开发建设过程中由于地下水渗透导致地面沉降造成房屋垮塌的事故。

童年时候的故事里面出现了残垣断壁、房屋废墟还有同学受伤失血过多。。。

都预示是在郊区规划蓝图之外发生的一次意外事故。

影片中嘈杂喧嚣的鸟叫、狗在突然间的狂吠都暗示灾难的来临。

更不用说胖子和夏昊曾经遇到过的一次小意外：上楼时把矿泉水桶摔坏大桶水瞬时溢出、两个人惊慌失措、胖子目瞪口呆而夏昊则撒腿便逃。

这不正是成人世界大难临头各自飞的写照吗？

狐狸约会夏昊的事情被披露后，方婷则是坐在堆积如山的大桶水面前申斥夏昊。

反复强调矿泉水用意何在？

也是不断提醒人们：由地下水渗漏引发的生态灾害危险正在迫在眉睫。

而接下来，夏昊的遐想和回忆之间再穿插出现的现实场景，就是对事故过程的调查和对死者的追忆。

首先，影片女主燕子是一个不合情理的剧中人，现实中其实不应该存在。

比如燕子第一次与夏昊同房，有一个特写镜头，地上只有一双是夏昊的鞋子还有脱下来的袜子。

导演没忘记安排两个人被子里亲热（燕子穿着吊带分外撩人。

所以说黄璐演的戏好看，因为都有些尺度戏）、没忘记燕子对鸟叫声敏感（其实她就是影片里面夏昊百思不得其解的“郊鸟”），但独独却隐去燕子随身必需穿着的衣物鞋子。

另外两个人在吃早餐，表现的却是夏昊一个人旁若无人地用脑袋敲鸡蛋、然后用手反复揉搓（这样貌似容易使煮熟的鸡蛋脱皮）。

缺少向坐在自己对面第一次相识的女生给予必要的解释和说明。

后面燕子与蒋科长同车出现既不合乎情理也没合理的解释。

还有燕子其实是反复出现在夏昊和蚂蚁两个人之间的，和童年时方婷、狐狸和夏昊之间早恋纠葛是相互对应。

夏昊和燕子同房交谈，讲到小时候看到过蓝色啄木鸟。

燕子说哪有这种鸟啊，确实没有。

因为当初夏昊狐狸他们确实没看到过。

燕子到底是谁？

现实中她只是一个开沙龙（发型设计，后来说夏昊你到我那里我给你好好弄弄头）的女孩，平时爱做做瑜伽锻炼。

因为当天在调查现场进入过夏昊的视线，于是在晚上开始的臆想中被夏昊投射上童年记忆成为推动剧情发展的“镜像“。

这样的“镜像”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其实也不乏其人。

比如你或许喜欢上某位美女明星，来上一场一往情深的单相思。

那么这位美女明星在自己的臆想中，就会被赋予许多你所熟悉的生活元素。

而实际上即便那位美女明星是真实存在的、她也不会是你想象的那样。

换个角度，就容易理解燕子这个剧中角色了。

燕子也就是片名里面的“郊鸟”，它不是特定的方婷、狐狸或者单独某个人。

影片里面，燕子的整个形象包括名字都是主人公对童年情感的追忆与再现。

夏昊在酒店走廊上遇到一位女生“燕子”，勾起他童年时的情愫。

然后画面中出现他拨打过一次电话没无人接听，那个电话只能是打给邂逅相遇的燕子的。

后来又出现过一组相同的画面，只是改成接听陌生电话。

两组画面都跟燕子有关，后来燕子明明就在夏昊身边缠绵而电话在响就是无人通话。

等于说明，夏昊和燕子的一段恋情（或者说是一夜情）从来就没有开始过更不会有结束。

那么在这里，燕子就成为一位来去无踪的剧中人。

既然现实中前后都没交代过，我们就只能从主人公夏昊的童年线中去找寻线索：这时候就代入夏昊童年的两位女同学：方婷与狐狸。

影片前面蒋科长用相当篇幅阐释梦只是心头所想，也就是所谓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

蒋科长在影片中夏昊的现实世界里，戏份明显超过蚂蚁与韩工。

因为他是一位“点睛”人物。

后来还有一场密室逃脱的戏，在这里蒋科长同样起到提纲挈领的聚焦作用。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这句话用在夏昊身上，就等于是现实白天压抑郁闷、无言倾诉的工作（也就是既要查找又要粉饰沉降事故的原因：夏昊和韩工在一块时说给你专业的解释你又不接受），与夜晚梦中遐想和童年回忆（情感缺失与童年伙伴的逝去）出现高度重合。

这样也就解释了影片推动剧情发展是由两条叙事线来完成的：现实的事故勘查工作与童年寻找郊鸟的回忆交织呼应。

现在夏昊的现实世界里面还出现过两位女生：酒店楼道里面女生（长发飘飘、相貌清瘦与童年的狐狸相仿）、危楼当中逗留的女生（执意等候自己收养过的狗狗，又有点与喜欢动物的狐狸相似）。

在她们和燕子身上，夏昊能找到的无论是成年的狐狸还是成年的方婷其实都是童年小伙伴的复苏。

她们都源自于夏昊的感情重构。

我觉得燕子的形象可能更接近于方婷。

不知道童年的夏昊是不是喜欢方婷更多一点？

当然，这也是出自夏昊自己的遐想。

当时到底是怎么样的，别人并不得而知。

从此可以看出：影片开始有关沉降事故的调查，还有后面在隧道内找到渗水点都是真实的。

中间很长一段篇幅都是夏昊的遐想和回忆。

这样也就能解释在前一篇影评——有没有呀？

这部《郊区的鸟》居然看出了鬼片！

——里面，我曾经提到影片故事发生在“空旷、孤寂空间，鲜有与他人交流的场景。

”因为在出现事故之后，周围的人都已经被疏散走了。

从蚂蚁醉酒被送回酒店之后和夏昊独自进入学校（由于发生地面沉降，紧急避险之后学校空无一人。

学生仓促之中连课本都没来得及拿。

我上过学念过书你懂的），剧情发展分别开启了现实和童年平行交错的两条叙事线。

最后在隧道里面墙壁上大家看到鸟的涂鸦、还有就是结尾在山上寻找蓝色的鸟时，两条线完成重合。

影片中间有一个情节：老师在课堂上带领大家一道憧憬小区（实际也就是电影片名里面的“郊区”）的未来。

而且还特别强调要同学们根据这个主题每个人绘画出一幅图画，这实际上也就是在勾勒出主人公今后各自的命运。

注意看：多数孩子画得都是现代化的高楼大厦、宽敞街道。

相当美好的未来发展前景。

夏昊多用蓝色绿色，象征着郁郁葱葱的生机（所以他活了下来） 。

狐狸的画是和自己喜欢的人在树下荡秋千（后来又出现了树下。

夏昊重新回到树下但却已经没有了狐狸暗示她的结局）。

角落里有一只似似狗非狗的小动物，说明狐狸喜欢小动物。

后面收养小狗的女生们都是她的投射。

方婷画的几栋高楼大厦，但作为点缀的除了小鸟却是女孩手里放飞的风筝。

这就是一段情感线，但是稚嫩的小女孩真得能把握住情感收获属于自己的幸福吗？

因为这一切只是出现在美好的图画里，可见也只是一厢情愿。

老头画的画上面有线塔，观众可以联想起影片开头攀爬通信铁塔的人，老头的结局也许就是作为一名维修工人最后死在攀登意外当中。

胖子因为没带蜡笔结果只能用借来的三种颜色画画：貌似抽象同样是对生活深刻而丰富的体验，表达出他与众不同的、复杂凌乱的内心感受。

未尝不是给我们留下故事的线索：在孩子笔下，红色一般代表太阳、天空；黑色代表土壤、大地；而最底下的紫色标注的明显是一整条蜿蜒的管线。

值得注意的是：画面上天空低沉大地塌陷，有些部分黑色明显正在向下面的管道侵浸。

这是不是地下水渗透事故在夏昊回忆中的投射啊？

因为胖子是在整部电影里面一个有始无终的重要人物，所以在这里对胖子导演做一些必要的交代就显得尤为关键。

最后几个孩子有狐狸、有方婷还有。。。

历经千辛万苦之后、筋疲力尽终于来到了一片陌生的水边。

远处是一座现代化建筑物，近处是园林小品式的廊桥。

这里的景致与此前经历的陈旧房屋显得格格不入。

也许就是在夏昊的臆想中，童年回忆与现实矛盾的联接点。

几个孩子最终还是受困于水边、停留下来没有再继续自己的人生之旅。

如此说来，导演对夏昊几位儿时同伴的结局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吧？

最后再强调一下，不是说夏昊的小伙伴们就一定死于地下水渗漏导致的地面沉降事故、也不是一定说夏昊的小伙伴们都死了；因为夏昊对他们的追述始终停留在回忆和臆想之中。

也有可能他们在成长过程中逐渐与夏昊疏远，结果导致夏昊内敛抑郁和充满妄想的性格。

但这么解释，对影片中的刻意安排就失去了说服力。

因为你不会去缅怀一个不喜欢你的人。

最后，对地面沉降事故的勘测在隧道里面戛然而止。

在这里，就势推出片名“郊区的鸟”。

这不正好说明终结“郊鸟”幸福的，也许会是人类自身酿成的苦酒、是人类自己造成的生态灾难吗？

我更愿意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本片。

（18年的影评补发）长久以来，城市空间在大陆本土影像中至今还尚未找到一个恰适的位置。

纵观近年的影片，有志于承袭某种印象派或是新现实主义传统、并且观照当下环境的电影创作者，总是更多地将镜头聚焦在乡村之上，而一旦城市空间作为一种总体的“印象”介入影片时，却总是呈现为负面的意象：无论是《太行》中动作的无力，还是《大象席地而坐》中人物的灰色生活，城市意象在影像艺术当中仍是一种对真实或本质要素的障碍。

这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作为一种现代主义兴起以来难以摆脱的传统，城市一方面被浮华与幻梦充斥，另一方面又是无情感与生命、并吞噬人物的动作（或者说劳动）的。

对于乡村、耕地和羊群远远没有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的大陆来说，城市的存在方式是一种对自然世界的遮蔽与遗忘——城市通过消除原有的自然地景从而被规划与建造出来。

地景与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结构，某种意义上正与卢梭所谓的自然本性(la nature)与城市生活之间的对立关系相符。

因而《郊区的鸟》这部影片的值得深究之处就在于，其影像颇为举重若轻地将城市从真实或是本质要素的对立面解脱出来，并将二者融为一体。

影片完成这种融合的方式非常古怪——不是通过一种繁重的辛劳，反倒步履轻盈——它是通过“工程测绘”完成的。

测绘在这部影片中是如此重要，以致于它已经不仅仅是影片中人物的一项主要活动；并且尽管导演某种模仿测绘“仪器”的风格化摄影同样值得探讨，但测绘的重要性甚至也超过了“作为一种镜头逻辑或叙事逻辑”；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其使得电影中的城市成为了“测绘－城市”。

测绘－城市与通常出现在影片中的居住－城市迥然相异，城市的“地下”（地陷、地下水、地下的储水区域）及城市“表面”（楼房、地铁）之间的关联：地铁导致的地陷；地下水泄漏导致的楼房倾斜与损坏——使得城市脱出了一种对自然世界 “虚假遮蔽”的存在方式，在空间整体中，纵向来说，城市是从大面积的大地下面生长出来的；横向来说，则是按照城区、郊区的顺序逐渐向树林、水域和无人的丘陵漫延，城市与整个自然的地理风貌浑然一体，不再有质性的差别。

在影片的开头，测绘队的主角一行人忽然从倍镜中发现远处的一个孩子正在攀爬一座信号塔，并且已经爬到了极高的位置。

这如同布努埃尔的“杯中之蝇”一般突如其来的愕然一幕，正是影片中某种城市影像诗意的开端：纤细漆白并笔直高耸的信号塔被暧昧地换喻为某种树木。

不错，在影片中，人工建筑物与树木一样成为一种地表，而隧道、地铁则是深渊或岩穴。

城市意象不再是虚幻地指向一种主体性永恒的愿望，而是与自然世界一样遵循一种枯荣的规律（影片在测绘视角下表现城市的破败），从而达致一种整合的、物质性的永恒（旧区的破败与新区的破败形成的轮回）。

由此城市本身成为一种地景，影片中的城市影像的城规逻辑不再是对自然地景的遮蔽，而是由一种景观都市主义(Landscape Urbanism)取而代之：景观是自然过程和人文过程二者共同的载体。

正因为影片中的城市影像使得地景与城市二者同质化，才使得城市与真实及其他本质性要素联通起来。

在由测绘－城市构建的地景－城市中，人物介入城市的方式亦随之改变，回归为了自然人介入自然世界的方式。

测量路面与楼房，观看地图、走进隧道，这并非我们平时参与到城市中的方式，但又真实可感地属于城市活动的一部分——在这些活动的基础上，以往我们怎么也不能如愿地（像拍摄乡村生活那样）拍摄到电影中的那部分城市生活：移动、居住、玩密室逃脱、观鸟——正如地表的楼宇与地下水在测绘的视域中关联起来那样——也出乎意料地同童年、回忆，乃至于内心里隐秘的情感、梦境中潜藏的希求联系在了一起。

值得一提的是，江南的影像对于本土的城市电影来说，本身就预先隐含着一种非同凡响。

人处在城市之中得以如同身处自然之中一般——这样一种独特的影像之诗，是适宜于江南的：江南的城市居民对于城市的迷恋一方面是城市性的，一方面也是地貌性的，因此能够为现代主义长期以来提出的困境提出解答。

而江南杭州这座城市的风貌又是如此特殊，“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这座城市自古就宛如一个节日，《西湖梦寻》中的种种就像这个节日中大大小小的庆典，遍布在整个城市空间之中，昼夜不息、任何战乱与苦难似乎都不能使它止歇。

因此它承载着江南某种难以磨灭的风流气质，成为一种幸福与失落、徜徉自然与栖居都市、诗歌艺术与水利建造混合在一起的符征。

而在《郊区的鸟》中的杭州，或者说作为这座城市郊区的文井区，作品将这些核心化的符征——如西湖、水堤、南山路等，统统排除在外。

因为电影艺术的物质性即决定了我们将从这些已然锁死的符征中获得的除却一种空虚的浮华以外别无他物；反而是从影片中这个地下水与杂草不断地从碎石瓦砾之中冒出来的郊区当中，我们才切真地体会到一座完全是真实的现代都市的这种江南气质——人栖居在地景－城市之中。

采访人：“映画台湾” 瓜子酱、野野；采访地点：西宁。

1. “成长是一场大型的捉迷藏”映画台湾：《雷电》是在《郊区的鸟》之前的同一个理念下的创作吗？

仇晟：两个剧本几乎是在同一时间生成的，前者是2016年6月，后者是2016年7月。

我那时思考着差不多的东西，即关于时间的秘密。

《雷电》中捉迷藏的游戏没有在《郊区的鸟》中用到，但可以理解为整个成长是一场大型的捉迷藏，大家逐渐四散逃逸、躲起来。

我把它放进整个日常生活里。

映画台湾：《郊区的鸟》表达的核心似乎是去建构童年与成年之间的诗意联结，导演怎么看？

仇晟：就像我之前说的，唯一真实的乐园是失去的乐园。

在追忆和失落的过程中会产生美好。

2016年当我开始构思时，对我来说最迫切的创作冲动是“童年”。

下一个片可能是少年。

可能当下疑虑什么、纠结什么，我就会拍什么。

《郊区的鸟》主创团队在FIRST映后交流映画台湾：寻找消失的胖子的桥段是你的童年亲身经历和创作缘起。

在此基础上你是怎么构建童年部分的创作的？

仇晟：当时对这段童年经历的记忆只有一个模糊的情绪，就是一群天真的小孩子吵吵闹闹地要进行一场对同伴的追寻，但最后都被击败了，变得非常沮丧。

在这个基础上，我去重构他们远行之前一个半月的的生活经历。

这会显得这次远征是有来由的，来自于每个人的困扰，而不一定是单纯为了寻找胖子。

即使胖子回来，他们的心事可能还是解决不了。

映画台湾：这之前的经历给人的感觉是巨大的失落感，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失落，包括坐在公交车最后一排的狐狸和敏感到最后消失的胖子。

你是在往这个方向去刻画这些孩子的状态吗？

这里面有你自身的一些童年影子吗？

仇晟：童年到少年之间的时期处于成熟和离别的边缘。

少年开始有心事和忧愁了。

原本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拥有全部的时间和空间。

但等到他们逐渐独立，也就只有自己的那一份。

这就是所谓的“一大块，但可以切开。

”这种心绪，我也是回望自己童年时才逐渐清晰。

映画台湾：片中反复出现的一个场景是众小孩齐声唱《共产儿童团团歌》。

你在小时候是学唱这首歌的吗？

同样成长在杭州，从个人经历来看，接触到的只有《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

仇晟：首先，“队歌”当然是主流，而“团歌”是如何进入我的记忆我都不记得了，可能是来自于电视节目或音乐课的教学。

这之后我便对它有了一种美好的印象。

其次，正如我在映后谈中所说的，《共产儿童团团歌》是比《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更好的。

“时刻准备着……小兄弟们小姐妹们……嘀嘀嗒嘀嗒”。

最后的拟声词是流动的时间。

“团歌”更关注人的情感，可能像是更原始的一种共产主义。

映画台湾：一个直观的感受是，童年部分小演员们的表演特别抓人，特别好。

他们都是非职业演员吗？

拍摄过程中是否遇到过困难？

仇晟：除了方婷的扮演者外其余都是非职业演员。

有困难的，其实“胖子”最难拍。

他不会刻意表演，但这也是他可贵之处。

镜头的“凝视”是来自未来的凝视，他在镜头前是无所顾忌的，这是他的可爱之处。

其余的小演员，或多或少对镜头有些知觉。

为什么胖子后来消失了？

因为他是毫无知觉的。

映画台湾：导演有看过是枝裕和的影片吗？

仇晟：看过一些，比如《无人知晓》《奇迹》。

映画台湾：我们看的时候，一直想起这两部影片，里面的小演员演得也很棒，也是非专业出身。

他们的表演非常成功，对电影的整体提升也有很大帮助。

我们觉得你和是枝裕和在选角的嗅觉上很像。

仇晟：嗯。

可能我拍一个纯儿童片评价会高很多，但是不符合我本意吧（笑）。

2. 童年与成年的诗意联结映画台湾：在童年和成年的联结上，真正发生时空交错的桥段在电影中出现两次。

一次是测绘仪被孩子们沾上口香糖，另一次是夏昊在树林中用望远镜看到唱着“团歌”前进的儿时小伙伴们。

这样的时空交错仿佛没有明确的现实逻辑和奇幻桥段常用的电影化符码，但是又奇妙而自然，在写实中完成了超现实。

为什么会在这两个地方设置时空交错？

仇晟：原本的剧本中设置了多个时空发生交错的地方。

剪辑的过程中则必须考虑到两个部分都能合理存在。

并且我倾向于都选择在水边，水给人时光流动的感觉。

15年前的河堤和现在的河堤可能没有太大的不同，而树林也是原来的树林。

映画台湾：提到水，“水”是影片的核心意象之一，是整部影片的线索。

蔡明亮就很喜欢将“水”直接设置为影片的主题。

对你来说，“水”在片中除了物理意义以外还是否有其他的解读？

仇晟：片中有流动的水，这和生命的成长及时间有关。

时空的交错常常发生在水边，孩子们的征程其实也是逆流而上追溯的过程。

流动的水的意象比较接近于流动的生命与时间。

还有一些被封存的水，也是“秘密的水”，如大地的水土（地下的漏水）、血管里的水等。

密闭的水都是被封存的回忆，后来都在影片中呈现于世间。

映画台湾：成年夏昊与童年夏昊有一些差别。

童年夏昊是一个受欢迎的形象，长大后却一直被误解，你在形象刻画上做过怎么样的处理？

仇晟：我觉得所谓的“人物小传”是一个虚伪、不真实的东西，试图写3000字的人物小传来概括一个人30年的经历，太扯了。

必须实事求地说，小孩夏昊的演员给人一个印象，成人夏昊的演员李淳是另一个印象，中间产生的遗忘、扭曲或成长中受到的屈辱，都不重要。

观众有一万种连线方式。

映画台湾：卡夫卡《城堡》中的“K”也是一名测量员。

除了角色身份的考量，“测量员”还有别的隐喻吗？

仇晟：测量员是很有意思的工作。

首先，它是一个有理想追求的职业——“我以人丈量世界与土地”；但同时，它又是一个无意义的工作，后面的测量变成了图纸和数据，人和土地的关系被磨灭了。

它是有意义的追求，无意义的过程。

映画台湾：影片中的每个人都非常“孤独”，你是怎么设置他们的孤独？

你对“孤独”有什么看法？

仇晟：有一部分是我也无法理解的。

小夏昊听小伙伴拉小提琴就很孤独。

虽然这段曲调讲述友谊，但他却听到了友谊的消失。

小孩的感觉还是很灵敏的。

映画台湾：你的影片经常出现利用调焦实现的推拉镜头，我们有观看洪常秀影片的错觉。

请问你是否参考过洪常秀的风格？

你觉得你们的推拉有怎样的区别？

仇晟：用法还是有些不同。

洪常秀的视点更“人性化”，剧中的角色像是通过身边的人在牵引观看。

我的视点更“机械化”，更突兀和生猛，像在提示我们空间上的位置关系。

映画台湾：在设计童年与成人两个部分的时候，你在镜头上主动做了不同的处理。

仇晟：对。

成人部分的镜头从来没有动过，全部是固定镜头。

童年部分有一个简单的要求，构图要以人物为中心，不能刻意摆拍，以及镜头运动要贴合人物运动，不要做主观运动。

它们是两个世界，成人部分通过仪器观察，童年部分通过存在的“鸟”观察。

映画台湾：鸟的设计早在剧本中就定下来了吗？

仇晟：是的。

3. 杭州·城市影像映画台湾：杭州是在写剧本时就确立的故事发生地和取景地吗？

仇晟：最初希望所有戏份都在杭州拍摄，但后来找不到想要的一种孩子间的氛围。

杭州翻新得太快，城市结构现在太规整了。

后来，我们在嘉兴平湖找到一所小学，既有一幢废弃的教学楼也有新楼。

新楼就是片中翻看日记的地方，旧楼就是拍童年部分的地方。

嘉兴仍属于运河流域，地貌特征接近我记忆中的杭州、童年部分的发生地。

映画台湾：电影在童年、成年两个段落的背景一直是一个被拆迁、施工和绘测的杭州，以及巨大的吊塔成为远行的远景。

而在现实中，1990年代和这两年也可能都是杭州建设的高峰期。

这仿佛也成了电影中过去与现在达成弥合的一种联结。

那杭州这个城市对你的创作有怎样的影响？

以及你在长大以后怎么看待家乡这个角色？

仇晟：杭州是多面的。

我小时候生活在老杭州东站附近，它在1990年代相当于杭州的门户，各地来杭州做生意、打拼的人都会在这儿先落脚，接着再向中心迁徙。

因此东站附近的生态是非常鱼龙混杂的，本地人与外来人交织，铁轨和运河都经过此地。

因此我试图描绘和怀念的是那样的杭州，杂居、粗糙而又和谐，这是我的经验。

但在复制这种经验的时候需要去到不同地方，比如有砖瓦的段落就是在萧山拍的。

找砖瓦的过程比较费劲，因为每次勘景时找到的地点在正式开始时就已经开始建高楼了。

最后终于在开拍前临时找到一片可供拍摄的砖瓦地。

映画台湾：有时候在想，之前的杭州城市影像是比较少的，以后杭州到底会怎样出现在华语电影中？

我觉得出现地标是些许尴尬的一个方式，但导演的处理方式好像让我找到了接近真实成长经验与生活记忆一个答案，就是这种展现城市创伤的方式。

你会一直坚持这种城市影像创作吗？

仇晟：当代的杭州没有在电影中形成一个完整的形象。

我下一部片也想在杭州拍，名字叫《犬父》，讲的是一个少年在父亲去世后在城市流浪，遇到了一条狗，他觉得这条狗很像他的父亲。

现在刚开始写大纲。

会继续探索城市，可能会涉及一些都市霓虹了，以及其他一些还未探索的区域。

我不排斥地标，但现在的地标被装点得没有过去了。

如今杭州也不是一个能一言以蔽之的城市了，需要多部作品去建立它的银幕形象。

4. 《郊区的鸟》的身前身后事映画台湾：影片有不同的版本处理吗？

仇晟：FIRST放映的版本是118分钟。

原来是190分钟左右的版本，也有150分钟左右的版本。

申报金马奖的版本和FIRST版本相近，已经完成报名。

映画台湾：从你自身的发展经历来说，一路从清华工科到香港浸会的电影专业，是怎么慢慢开始拍片的？

你有倾向于形成哪种电影风格吗？

仇晟：大学做电影协会，最开始做放映与评论，后来不满足于此，就开始自己拍短片。

题材偏B级片，比如恐怖片、cult片、喜剧片、悬疑片等，拍完后自己传视频网站、投学生电影节，在有限范围内流通。

我没有特别给自己定型，比较随心所欲，属于“野生”状态。

到浸会接受系统训练后，风格慢慢成型。

《郊区的鸟》摘得FIRST“最佳剧情片”奖映画台湾：从两岸三地的角度来看，《郊区的鸟》既是内地电影，又有台湾的经验与帮助，是因为你参加金马创投吗？

仇晟：对，因为参加了金马电影学院和金马创投。

廖庆松与杜笃之之前都认识，廖庆松是金马学院的“教务长”，杜笃之是我们的短片的声音指导，相当于再度合作。

加上监制是黄茂昌，影片与台湾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映画台湾：金马电影学院的经历对你有怎样的影响？

仇晟：当时报金马电影学院的剧本是我在浸会的毕业作品《高芙镇》。

申报成功后，金马电影学院的学习经历对我帮助还是很大的。

那时候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做剧本，用了十天左右的时间做了一个短片剧本。

我们写的是越南劳工题材，演员也差不多到位了，是一个越南男劳工与越南女劳工。

第二天，侯孝贤过来看，他笑了，说“写得太假”，让我们别写剧本了，直接找演员来聊一整天，剧本就有了。

我们照做了，我从演员身上了解到演员的过去：男演员之前是洗冰箱的，我就从洗冰箱这个点去构筑他的生活；女孩妈妈是做帮佣的，我就从她妈妈的经验出发去写她的生活。

剧本效果不错，挺自然的。

这件事对我启示比较大。

5. 与FIRST有关的事映画台湾：此次参加FIRST青年电影展并且获奖的感受如何？

并且评介一下这个影展。

仇晟：很梦幻，感觉高原和平原是两个时空，高原上发生的事情都不是真的。

或许明天下午我会在河堤边醒来，发现身边有一块不透明的板砖。

FIRST影展的开放和公正给我很深的印象，希望更多青年创作者在这里找到归宿。

映画台湾：作为身处其中的一员，你怎么看待国内年轻一代导演群体的发展现状和处境？

他们的成长是否已获得了一个较好的培育土壤和机制？

仇晟：扎根在创作中很久，我没有看见行业全景。

只能说，身边有一批有活力的创作者正在努力。

现有电影评价体系比较落后，而我们需要新的评价体系，来弥合创作者和投资者、观众之间的裂缝。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