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

“平庸之恶”是成立的，在巨大的时代裹挟下，大部分人都只是其中的一根羽毛，风往西吹，它便朝西，风往东吹，它便朝东。

有些羽毛扎根于土，不愿受其摆弄，便被狂风折断。

在一切都风平浪静之时，人们开始追究那阵狂风中的每一根羽毛，认为其罪大恶极，是正义的对立面。

但非善即恶在这个世界是不成立的，即便大部分人都这么认为，去除思考，将其行为定义为绝对的天性的恶，而忽略时代狂风的吹动力，这是一种思考的惰性，这也是大部分人的惰性，于是人们对于艾希曼的绞死判决欢呼鼓舞，坚信正义由此得到声张，这是扎根于“思考之大地”的哲人们所不能接受的。

惩罚其所作所为，固然合理，但放弃思考，将一切归于本性之恶，就是对人类思想的亵渎。

这个审判可以定义为那段历史的审判，而不是个人的审判。

当民族主义泛滥，以恶治恶，以满脑子的愤怒去对待迫害者，这在某种意义上，像极了当初的迫害者，同样是民族情绪高昂，同样使用暴力，同样是大众失智，集体放弃思考。

这是不是同样的“平庸之恶”？

就像电影最后，她的昔日好友所说＂把自己扮演成一个瞧不起犹太人的德国知识分子＂。

确实，汉娜阿伦特从哲学的高度思辨Einchmann这个＂杀人机器＂的平庸之恶，写出「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她的总结是＂思考，不是知识，是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

这番演说和理论赢得满堂喝彩，放弃思考只是服从，其实放弃的是自己作为人类的权力。

保持思考，不断思考，这也可窥探到德国的哲学是如何蓬勃发展的。

但是，从情感上来看，真的无法接受。

哪怕是在昏庸无能麻木冷血的犹太委员会。

当你真正作为第三方去评判他的时候，一堆热血，存良知的人民，第一时间还是会维护他的。

汉娜够胆魄，冒天下之大不韪。

这也确是她一贯作风。

至少，她在思考。

我们呢？

我们，希望看了之后，能思考。

Hold on&Humble这部电影的姿态很特别（话说我喜欢法国版的海报，主题多明确！

）政治社会学题目上，却没有做那种大师级「我高贵冷艳思想高深你们这些凡人不能懂」的冷感，一开始就是两个中年妇女聊家常「我的老公是极品」，后面Hannah同丈夫之间打情骂俏，同朋友之间的嘻笑互动，是有烟火气有肉血感要把观众拉近的节奏。

但是另一方面又故意不完备背景信息——从标题开始就极简。

除了海德格尔大街一喊一嗓子大家都知道之外，Hannah Arendt是谁，她去以色列听审的被告是谁，犯了什么罪……这些关键信息都是一句话就带过去。

即是说，虽然电影的总体风格是亲切家常的，故事梗概也在一般文艺片的范畴内，但是观众应对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事件及思想有大概的认知才不至于落拍。

电影和观众的双向选择过程中，本片不挑剔入场观众对电影语言的解读能力——所要传达的信息多数由台词传递，却对知识层面有所要求，可以说是从标题到海报都有「屏蔽信息不足者」的功能。

这就很难说是具有「娱乐大众」属性了。

以「学习思考」为目的的电影而言，对历史背景的轻掠而过，意味着其最终的诉求乃是——请思考。

思考的主体，是自备一定信息量又有兴趣愿意花时间看这部电影的人。

而思考的主题内容是——思考本身。

听到了不等于就听懂了，听懂了不等于就听明白了。

地球人并不像瓦肯人那样拥有心电感应的能力，只能依赖符号交流。

符号在传达信息时会失真。

Hannah说英语带有很重的德国口音（以至于我要借助字幕才能听懂她在说什么）。

她周遭的德国小群体急眼了就用母语唇枪舌战，美国同事们在一旁干瞪眼。

这个「语言障碍」的梗在电影中被一再使用，最具象地表现了个体与个体、个体与人群、人群与人群之间「听到」、「听懂」和「听明白」之间的分歧差异：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二战幸存下来的犹太人和他们年轻理想化的后代，Hannah和她的读者们，她的支持者与反对者们……在各自表达、聆听和理解之间都存在这种「障碍」。

最简单绕过障碍的做法——依赖第三方解读。

在耶路撒冷庭审之前有一场很长的争论戏，听不懂德语的Mary先是求助于懂德语的学生，被告知「这么快的语速我听力不行」后暗搓搓想找Hannah的小秘书Lotte口译，后者的回答是「听Hannah自己跟你说不更好」——不愧是跟「大家」混的。

第三方解读为原有信号添加了噪音，最坏的情况会加大理解分歧。

比如在Hannah的文章出版后，那些根本没有看过文章或者没有看完的人，也纷纷打电话写信去谩骂，就是听从了第三方、甚至第四方的解读，根本不去听作者本人的陈述，就自以为「听懂了」。

如果想要听明白Hannah跟Hans在吵什么，应该听Hannah本人用英语陈述。

这正是影片前半段要跟观众达成的共识。

艾希曼的庭审基本使用了资料片段。

每一个片段结束后，都切到认真听审的Hannah。

这一段观众和主角是同步的——等于我们也在观看庭审纪录（虽非全部）。

在观看这段纪录的时候，我们做了什么样的思考？

下了什么样的判断？

庭审结束后，又有一段争论戏让Hannah表白自己的观点。

到此为止，事件人物（艾希曼）和核心人物（汉娜）的陈述结束。

听懂了。

但是有没有听明白呢？

英语并非Hannah的母语，所以这番陈述中可能还是有用词不当、发音错误、语法不严的地方，仍然存在表达与理解之间的间隙，这个间隙的填补，一是需要陈述者自己去弥补（比如Hannah请Mary纠正自己的发音，交由编辑部梳理自己的语法等等），二是聆听者需要「理性」地理解「话语本身」与思考「事实本身」。

这也就是影片后半段的内容。

片中《纽约客》的主编在审稿时要求Hannah不要加入「主观解读」，Hannah回答说「这是事实」，主编默认，就是这样的一个「填补过程」：根据内容提问、根据事实回答、理解回答的内容并思考事实是否真如其所说。

这个问题的关键在Hannah是否对于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的动机有否「臆测」。

所谓「臆测」典型的例子是Hannah的作品出版后，其同事断语「以她的聪明，不可能会想不到这篇文章带来的（负面）轰动效应」——在毫无事实根据没有对质的情况下主观对他人的私生活、思维活动、情绪体验等等进行「肯定/否定推论」。

电影以细节否认了这种「臆测」又故意突显这句台词，直接就表现了「臆测」的核心特征和社会性危害。

非常聪明。

「臆测」是一种群众喜闻乐见使用起来亦得心应手的「理解」方式。

这一方式的应用手法在影片的后半段，通过路人、读者、同事、朋友各个群体，得到了全方面多层次的展现。

通过台词有点有面地展示了时人对Hannah「反犹」、「藐视本民族」、「过于理性而忽略人类的感情」这些主要指责，又通过她去耶路撒冷看望故友、努力想挽回Hans的友谊、跟海德格尔之间纠结的感情牵扯而一一予以否定。

只有排除这些「臆测」的干扰，才能冷静地听明白。

近几年，在讨论（或者我更喜欢使用「吵架」这种更有情调的词）过程，我也会高频地使用「请不要臆测」却很少收到效果，最后常常就是我耐性崩盘。

所以关于那句引发口水仗的「（二战时的）犹太领袖们或有意或无意地（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

否则遇害人数当大大下降」这句话，我完全无法理解当时美国人与犹太人的反应，就不知道到底是因为我生在红旗下长在新中国的背景，还是本身所谓的「反社会」（「高贵冷艳」、「傲慢无礼」、「没有感情」etc）属性所致。

在我来看，如果要反驳Hannah，应当以这句话的内容是否属实（1. 当时的犹太群体多有「领袖」 2. 「领袖」们是否在事实上配合了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动 3. 这种「配合」是否导致了更多的遇难者）；如果要深入，应当以Hannah从此种现象得出「庸恶」的「论据」-->「论点」路径是否清晰严谨。

诸如「伤害了xx人民的感情」的呻吟，或者「你是五毛」vs「你是美分」之类的无聊，既不能对事实有所证明，也不能对理论有所帮助，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精力，根本没有必要。

Hannah在影片后半段所遭遇的人身攻击，与影片前半段众人围绕艾希曼一案的争论，恰恰证明了她所谓「庸恶」的观点：翘着脚使用第三方解读是思维的懒惰（有别人已经嚼过看起来好像也嚼烂的东西就不需要自己消化了），「臆测」是思维的怯懦（直接用十字架指着「说话的人」大喊「丫被魔鬼附体了」就不需要与对方的观点直接对峙）。

纳粹，与那些寄恐吓信给Hannah的人，在「行为」上虽有不同，在「本质」上都是根源于集体思维的懒惰与怯懦。

至此，电影已经完成论证过程，并用Hannah铿锵激昂的演讲（暨自我辩白）结论。

但是为什么？

在片中时不时露脸的海德格尔留下这个问题是没有回答的：为什么一个天生的thinker仍会「庸恶」的时候？

为什么Mary会很自然地请Lotte翻译，在Lotte拒绝前观众也会很自然地认为这是合理的要求？

可能牛顿第一运动定律其实在思考这一运动上也成立：假如没有外力影响，我们总是在同一思维轨迹上前进。

这样比较节省能量（精力and时间），并且与社会大部分保持一致也会比较安全。

由此造成了很多思维上的「惯性」，绝大多数个体具备同样惯性时就形成了一个密闭空间，逃离这个惯性的个体思维就成为社会「禁忌」。

这些「惯性」和「禁忌」不允许你问「为什么」或者「目的何在」或者「应不应该」，只要求你「顺从不要越界」。

比如「你是犹太人就应该爱以色列」（可以扩展到各个民族与国家的对应关系），这一种立令对方放弃思考的要求其实无处不在且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被视为「美德」（在帝国时期也有「你是雅利安人就应该恨犹太人」的「惯性」）。

一方面越是在社会生活中沉浮得久越是习从这种惯性很难立突摆脱（做网站的都很熟悉这套理论了，facebook的很多功能正是根据「花越多时间在上面就越难抛弃」的行为模式设计的），再者为保持所处空间的稳定性社会群体会尽力阻止个体突围。

托勒密系统上的球越加越多、计算越来越复杂，断不会止有哥白尼一个人觉得不妥，但是一旦突破这个体系，就意味着前一千年的思维方式作废，所有习惯于这个思维方式的人都要转轨道，而且万一新轨还不对头，就会造成chaos——社会动物最害怕的情况。

诸如「犹太人必须爱以色列」、「纳粹都是变态杀人狂」之类的观点就是当时托勒密系统上的小球，一旦提出「这个球的位置不对」必然要重新计算甚至更新一套新的理论体系。

所以那些听Hannah演讲的年轻学生们因受的惯性约束小，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是以更容易吸收接纳她的解说，而年长的教授们则更顽固己见不愿意去毁坏自己的「思维内部生态平衡」（一如当年的海德格尔），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年轻学子，或者我们任何一个人，能免除「庸恶」的制约与诱惑。

在本片的案例中，Hannah最后能够抗住压力，除了她以及共同工作的人（丈夫、主编、Mary、学生们）hold on之外，还需要humble（我称之为「与狼共舞」）。

在针对Hannah的诸多指责中，唯有「傲慢」这一项被微妙地认同：Mary纠正Hannah的发音后周围友人纷纷低声「她不喜欢这样」，Mary说「是她自己要求我纠正她」之后更是友人惊诧。

这亦体现在恶意指责甚嚣尘上时，Hannah依然拒绝向公众解释，意下「反正他们不看就瞎嚷嚷或者根本就看不懂，那都是他们的事」。

但是一种突破禁忌的观点，必然需要进入到集体的轨道中去，然后才能使出那一把「改变速度（的标量或/及矢量）」的外力。

Hannah不但站到了讲台上，还正确地发出了chips这个词。

要双方面共同的努力——陈述者更耐心细致地解释，聆听者更理性主动地思考，才可能跨越「理解」的障碍。

影片的姿态是H&H具在，剩下就看观众们的了。

许多年前法国思想家帕斯卡说“做一根会思考的芦苇”，而他也终其一生印证了这一句话，始终把思考作为人生于世最大的尊严。

而当我们将视线从西欧的法国转移到东亚的中国时。

现代的胡适说:“我最大的信仰就是别人有思考的自由”。

当代的王小波也讲:“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思考是什么？

为什么让这么多人如此痴迷？

为什么要思考？

思考究竟能带给我们什么？

思考，这是一个让自由人着迷的东西。

①思考，独立之精神。

思考是最容易获得的东西，任何人只要有志于思考，他就可以得到思考，但同时他又是最难保持的东西，即使是一些一生致力于思考的“哲人”“人神”“圣人”他们时常“反智”。

步履不停、思考不止。

在其间，汉娜·阿伦特的存在是如此的弥足珍贵，身为犹太人，在面对大屠杀时也没有“一边倒”，而是冷静的思考了为什么是犹太人，反思了犹太人的劣性根。

战后全世界批判纳粹刽子手时，她却能够从学者的立场严谨的指出，一切都是“平庸之恶”在作怪。

哪怕她的民族抛弃了她，哪怕周围的人都不理解她，但只要能够不停的思考，那么一切的外在条件都不可以成为阻碍，因为思考可以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看世界。

而将视线从德国转移到俄罗斯时，我同样也发现了一位熠熠生辉的人物——索尔仁尼琴。

索尔仁尼琴这是一位被称作“俄罗斯的良心”的作家，这是一位被评价为“用一支笔战胜一个超级大国”的思想家。

他因为坚持思考，敢说真话被国家机器放逐海外，囚于集中营暗无天日的牢笼里。

而在集中营疲劳的长途行军中，在冰冷的寒夜里，他说什么也打不倒他，因为他是这个集中营里“永远的逃狱者”。

“永远的逃狱者”——这是一个人对于自由的思考多么浪漫的追求！

②思考，无畏之恒心。

中国历史上的三次思想大爆炸分别发生在先秦、魏晋、民国，无一例外不是战乱连年、名不聊生。

战乱为什么能和思考挂钩呢？

这就要从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制度讲起，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办法则是依靠以丞相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文牍。

因此我们的政治非常注重社会的稳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绝对公允，所以统治阶层相信牺牲少数人换来的稳定是正义的。

他们（统治阶层）奉行的是正如老子所提倡“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使夫知不敢”，文言翻译过来就是“使人们头脑简单纯朴，让他们的肚皮吃饱，削弱他们的意志，强健他们的筋骨，使人民没有知识也没有欲望，使有智慧的人不敢妄言（妄作主张）”。

由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符号学家福柯提出的那个关于“权力”的理论——知识与权力。

从国家（延伸为邦国/部落）诞生初，知识就掌握在权力阶层手中，部落时期的最高掌握者是神权代理人祭司和酋长，邦国时期是贵族阶层，到了封建王朝时期则是文官集团，他们控制着书本的传播路径、“异端”思想的交流、学校的建立以及知识的教授，他们相信要稳定的统治那么第一要义是“愚民”。

而那些妄图思考的“异端”例如李贽、黄宗羲之辈，他们的结局只能是身死狱中，因为稳定压倒一切。

所以在此背景之下，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明清大兴文字狱······但乱世由于没有稳定的统治与成型的大一统国家出现，国家机器的力量大大削弱，由此对人民思想的禁锢随之松动。

这就让我们迎来了中国思想史上最耀眼的三个时代，先秦诸子百家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魏晋有竹林七贤建安七子、民国更是思想大拿层出不穷。

新思想的出现冲击着现有的社会阶层，“带血”的革命也推动着社会的变革，思考让人不在愚昧，思考让独裁者走向末路。

回到最初的问题，我们为什么思考，为什么要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

没有绝对公平的社会存在，但上帝会分配绝对公平的人格散落人间。

似乎是19年，杨笠的“普信”言论出圈，这让我想起了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所以为什么舆论要让这群“体制内弱者”背锅，为群众的不满买单?这是一个“大众传播时代”，只要关注过一些社会新闻就会知道，现在的深度报道越来越少了，取而代之的是片面的、迅速的、极具个人（组织）观点的报道，所以往往一件事的真相往往不是我们最初看上去的那么简单。

其中媒介充当着一个“把关人的角色”，对社会进行环境监控，在这种环境下我们如果不想完全被动的卷入“沉默的螺旋”，那么请学会思考，无论何时，无论何地，无论出于何方立场。

请学会像汉娜·阿伦特那样思考，而不是坚持所谓“以河为界”的正义，相信河这边杀了自己人是魔鬼，杀了河对面的人是英雄。

我们要思考，我们要发声，我们不在冰冷，我们坚信有一份光便发一份热，那时我们的社会会是什么样子？

试图通过一部两小时的电影去理解智慧者是一件十分愚蠢的事情，最快捷的笨办法是读书。

但是电影片段展现人生，呈现出另一位与波伏娃相同又不同，独特的女性样本，简直令人着迷。

女性之所以不敢显露锋芒，是因为没有独树一帜、优异到脱离通俗男性社会规制的领袖，通览她们的人生，每一次观影、读书都是伟大心灵的激励。

汉娜.阿伦特与波伏娃相同，学术研究始于千页文献，夯实写作文本，从严肃勤奋地攀登书山开始。

很多时候窝在家里，是闭门造车，亲临现场所产生的扭转性观念转变，“他是长相如此平凡、怯懦的男人”，与报道渲染的杀人不见血的魔头毫无相通之处，促成《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书完成。

纳粹犯下种族灭绝罪，人们将其简化归类为恶魔和绝对错误，汉娜阿伦特的书写，试图帮助理解艾希曼作为平庸的普通人被推上历史舞台黑榜的过程。

原来以色列的年轻人会背向这段黑暗历史，借库尔特之口，以述说填补受害人下一代具体感受的空白。

公审的意义在于杜绝绑架、杀害的私刑，给罪犯腾出空间，口述罪恶，核对证据，借审判程序性彰显人类正义的美德，从长远意义上，保证所有人都能经由正当性程序走向罪责相当的结局，给予受难者仪式性的悲恸出口。

辩论是另一种人道形式，汉娜.阿伦特被允许在课堂上为自己的文章申辩，没有鸡蛋、青菜乱飞，胡乱发泄情绪毫无益处，那是“人格暗杀”，克制愤怒，尊重并聆听对方辩手的陈述，是赤膊相见的相扑手合力完成的文明之舞。

党同伐异的网暴者，躲在背后的暗箭扣手，是冲垮理智堤坝的一只只蛀蚁。

汉娜阿伦特忠实文本，思考的巨浪将她裹挟到哪里，她就在哪里登陆，书写到那里。

她勇敢地冒犯所有人，不会预设读者情感，她毫无负担地写作，不做自我书写的第一道门槛，她为自己写作，为敏锐的思考写作，为良知写作，拒绝编辑的删改建议，全面刊登，不说对不起，这一点就值得所有女性学习。

集中营创造一个无意义的黑洞，人的存活，不仅赖于纯粹理性的思考，还需要积极的行动和反馈。

如果说话是上下嘴皮打架，进食为了保持活着，任何行动都如重拳打在记忆海绵上，力被吸收，泡沫回弹。

任何一个微小时空，靠着对人的规训与惩罚都可以迅速建立起奇怪引力的场域，即使无法反抗，也要保持对不合理行为思维的“说不”，同化最为可怖，成为“羊”不自知，陷落人之为人的大脑，请保持思考。

思考确实不会为人带来任何即时直接的好处，思考唯一的作用是让我们共同欣赏绚烂壮丽的浪漫落日，携手抵抗无意识的戾气汇集而成的破窗。

值得担心的是，国家机器下设行政机构日益复杂，人被精准细化，就像艾希曼在庭上诡辩，他只需为一小部分负责，因为他只是高层决策者，与集中营的毒气灭杀相距甚远。

每位公仆苍白着脸，空洞着眼，机械式后退，嘴里喃喃自语：“我只是收发文件，执行部分政策，没有选择”，推波助澜犯下灭绝人类自身的罪孽。

被分割越远，推及越高，人还能依靠内心的自然法则觉醒么？

可能有赖于人类的朴素良心。

综合戴锦华老师的分享与我自己的观影体验，在我看来这部电影通过讲述汉娜阿伦特对纳粹暴行的思考结晶“平庸之恶”这一产物的诞生过程与其产生的影响而让观众认识到了思考这一人类特有意识的重要性。

我们经常提到三观不合，诚然，无论是先哲伟人，亦或是慵慵蚁民，都会基于自己的生活体验对事物思考出不同的认知。

放到影片中来看，有些人如艾希曼，完全放弃了自己的思考，甘愿做一个任人摆布的傀儡，眼前消逝的生命在他的头脑中不能形成任何一点为何如此的诘问，也借由放弃思考来放弃自我道德的抵抗，把一切罪孽推给他的上级，那个该死的希特勒。

还有一些人如那个出现在闪回画面中的伟大的却也是被诟病的哲学家海德格尔，他在二战中用自己的思考成果为希特勒背书，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本身没有错，可当这一思考行为本身就是错误的、反人类的，那只会使自己堕入更黑暗的深处。

当然，影片充满希望的把第三种人推到了我们面前，一个拥有并坚持自己的思想成果的汉娜阿伦特，她不像她所鄙夷的艾希曼一样只会接受不会思考，也不像她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坚守自己的思想阵营到罔顾现实刚愎自用的程度，她坚守但也质疑，从影片最后我们知道她终身都在不断思考、不断反刍自己的思想结晶。

这也是导演透过汉娜的故事想要留给观众们的礼物，影片没有停留在简单的对“平庸之恶”这一思想理论的赞扬或鞭笞中，而是引导观众自己去思考，并把它带入到自己的生命体验中，当我们面临如汉娜一般的处境中，我们能否在不放弃思考的同时也不断去质疑自己的思考究竟是对是错，从而即保持警醒又不自恋。

——“咨诹善道,察纳雅言。

”

想看此片已是许久，对于汉娜·阿伦特，一直有着深厚的兴趣。

从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出版到平庸之恶观点的提出，汉娜·阿伦特总是给予我敏锐深刻和强硬不妥协的印象。

正好深圳有个德国电影展，恰好有此片，于是毫不犹豫地订票观看。

整个影片应该说是拍得比较闷，而且字幕的翻译也有些问题。

如果事前对于汉娜·阿伦特缺乏了解，对于艾希曼审判缺乏了解的话，在观影过程中会显得比较吃力。

现场观众的反应也说明了此点，大部分观众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有些昏昏欲睡的感觉，只是到了最后阿伦特在课堂中的激情演说，才调动起部分观众的情绪，甚至伴随着课堂上的掌声，也有观众鼓起掌来。

客观而言，此片还是较为准确地还原了阿伦特当时的生活。

作为一部德国影片，既有着德国影片硬与闷，也具有德国影片的明晰与冷峻。

该片注重观点的交锋，而对趣味性重视不够。

影片对于汉娜·阿伦特，只聚焦于其一生中很短一个时期，即以色列对于纳粹艾希曼审判，她发表文章为艾希曼辩护，从而引起轩然大波。

影片只是通过几个闪回，将其一生的思想与行为进行了回顾。

导演并不关注阿伦特个人的生活，甚至对于她与其老师海德格尔的关系，也只是在镜头前一闪而过。

而是花了相当的笔墨，突出展现了汉娜·阿伦特喜欢思考与毫不妥协的性格。

艾希曼是个恶名昭彰的纳粹罪犯，负责屠杀犹太人的最终方案，被称为“死刑执行者”。

很多犹太人对其恨之入骨，在耶路撒冷审判之时，为防被杀，他的前面装着防弹玻璃，也就是阿伦特所称的玻璃盒子。

其实对于整个的纳粹德国来说，艾希曼绝对只是一个小人物。

在审判之中，他也不承认自己所犯之罪，他认为他的一切行为只是在执行命令。

他真诚地信奉着纳粹的思想，坚定地相信领袖所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因此在执行命令时，也是不假思索毫不犹豫地执行。

在他的心目中，并未将犹太人当作人，而只是杀人机器所需要吞噬的原料。

在他执行任务之时，他已非正常之人，他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失去了正常人的情感，而是异化成为一台机器。

汉娜·阿伦特正是据此而为他辩护。

艾希曼所犯下的当然是滔天大罪，毕竟六百万犹太人或多或少因他而死去，即使直接死于他手下的也不少。

但阿伦特并不认为他应该承担被指控的责任，将其带至法庭上审判也并不公正。

这样并不符合对于法庭来说最为重要的正义原则。

艾希曼杀人，并非是他与所杀之人有着直接的利益关系，也非他仇视这些他所杀之人，他与这些被杀的犹太人素昧平生。

他杀他们是因为要执行命令，他相信元首的话，觉得杀死这些犹太人有利于纳粹事业，有利于德国的生存与发展。

在执行命令之时，他不会去思考自己所行之事是否正义，更不会去质疑元首的命令是否有问题，而且由于没有思考，也没有了正常人内心中固有的善恶判断。

艾希曼只是一个杀人机器，他按照体制或者制度的指令，机械而无情地杀死犹太人。

只要这种制度不改，将谁放到那个位置上，都会执行杀人的命令，只是程度的不同而已。

因此艾希曼所犯下的罪愆，并非个人的罪愆，而是制度之罪，是纳粹那种邪恶的思想或者主义带来的罪愆。

由此，阿伦特提出了她的著名观点，认为艾希曼所犯下的罪行，并非极端之恶，而是平庸的恶，是在邪恶体制之下，每个小人物都可能犯下的恶。

艾希曼并非大奸大恶之人，从其法庭上的表现来看，他也是一个彬彬有礼之人。

他也不愚蠢，喜欢康德的哲学，并自称以康德哲学来作为自己行事准则。

他为人夫为人父，恪守着自己应尽的责任，在家人的眼里完全可能是个完美的儿子、丈夫或者父亲。

如果将他放到一个正常的社会，他会是个守法的好公民，也许还会是社会的中坚。

不幸的是，他生于乱世，生于一种极其邪恶的制度之下，他没有成为好公民，而是成为了杀人的艾希曼。

而这，正是当时整个德国人的缩影，每个德国人都可能成为艾希曼。

艾希曼这种小人物何以会有着平庸之恶？

汉娜·阿伦特指出，这是因为他们彻底放弃了思考的权利，以制度之思想代替了自己的思考。

他们完全将自己当成了所服膺制度中的一颗螺丝钉，自己存在的目的，就是与这个制度步调一致，就是让这个制度完美地运转，从不去思考这个制度本身是否有问题，思考这个制度的合理性。

在电影中，汉娜·阿伦特重复了她老师海德格尔的话，思考并不能给我们带来知识，而只是让我们能够判断善恶与美丑。

最后，她提出，思考能带来力量。

德国之所以会出现那种浩劫，恰恰是当时所有的德国人都不思考的结果。

如果只是追究艾希曼个人的责任，而不去追究制度的罪恶，不去理解这种平庸的恶，那么犹太人的悲剧还会在世界重演。

其实，这种重演一直都在进行中。

从纳粹德国，到红色苏联，这都是汉娜·阿伦特所经历过或者所耳闻过。

当然，还有一些更平庸的恶，仍充斥于很多地方，包括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

在这里，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拒绝思考，仍然只有一种思想，一种制度的思想，占据着我们每个人的头脑。

我们天然地相信，现存的一切都是合理的，都是理所当然的，并自觉地充当着这架机器上的螺丝钉，维持着这个制度的运转。

我们不也是如艾希曼那样，犯下了平庸之恶吗？

虽然我们没有如艾希曼那样冷静而疯狂地杀人，但我们仍然会像他一样，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制度指派于我们的任何任务。

我们没有杀人，并非我们厌恶杀人，只是我们没有被历史推到那样一个位置上。

纳粹将犹太人定义为非人类，因此艾希曼们就会不加思索地执行着命令，从肉体上去消灭这个民族。

有些制度则是蔑视着人类普遍认知，仇视着既有的人类文化创造与思想成果，去追求所谓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理论，全民不也如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德国人一样，不加思索地疯狂地去摧毁着一切。

文革比之纳粹德国，其造成的严重后果，亦是不遑多让的。

当然，汉娜·阿伦特所提出的平庸的恶，并非就是为艾希曼之类的人脱罪。

每个身处历史之中的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都必须承担自己的责任。

有个流传很久的故事，不论其真假，倒是可以从中体会出在恶的制度下，个人责任如何界定的问题。

柏林墙倒之后，德国法庭审判开枪杀死越境者的军人，这些东德的边防军人称自己是在执行任务。

法官反问他们，难道你就不能将枪口抬高一寸吗？

如果边防军人抬高自己的枪，说明了他已经有了独立而深入的思考，拒绝将自己作为制度机器的一部分，从而导致人性的复苏，对于善恶也有了自己的判断。

而你放弃思考，让制度的思想取代自己的思想，必然会丧失自己的良知，必然导致平庸之恶，众多的平庸之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灾难的发生。

阿伦特其实并未止步于此。

她在《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一文中，不光指出了大屠杀中施害者一边的责任，同时也谈及了被害者一方的责任，这才是当时引起轩然大波、激起整个犹太社会愤怒的主要因素。

她认为，之所以会发生六百万犹太人被屠杀的事件，当时犹太社区的领袖与纳粹的合作，也是因素之一。

同时，整个犹太社会对于这种骇人听闻的屠杀，保持着一种沉默，而未有勇气去反抗，也应对屠杀肩负一定的责任。

对于恶的容忍，对于无人性之事的不反抗，实际上也是一种平庸之恶。

这种平庸之恶的泛滥，会让极端之恶越演越烈，导致灾难性的后果。

这当然是正处于痛苦之中的犹太人所不能接受的，他们认为这是向死难者亲属伤口上撒盐。

在当时情形之下，也确实如此。

从此也可看出汉娜的绝不妥协的态度。

她本人是犹太人，正如她本人所声称的那样，她并不将自己当成犹太人，尽管她当时也差点进入纳粹集中营。

然而，我们认真思考，汉娜·阿伦特的话，也并非没有道理。

对于残暴制度的恐惧，只能助长这种残暴的蔓延，从大屠杀直到今天的事例，无不说明这一点。

天助自助者，面对制度的极端之恶，我们还需要勇气。

勇气从何而来？

汉娜·阿伦特说，思考可以带来力量。

当然，思考也会带来勇气。

深入而独立的思考，必然会让我们坚信正义，坚信人类普遍的价值，坚信人类的良知终将战胜邪恶，自然就会有了反抗的勇气。

只有放弃思考的民族，才是最可悲的。

人类的确是思考的动物吗？

拜校友赠票看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参展影片，知道了汉娜-阿伦特这个人和关于她的这一段历史，激发了一些无意义的思考。

在40多年后的今天，当年造成轩然大波的阿伦特观点“平庸的邪恶”已经成为看待参与过纳粹德国活动的无数德国人和其他人的主流观点。

前两年的获奖影片《Reader》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

但是在当时，一个从纳粹集中营中逃出来的犹太人提出这样的观点——即某名具体的纳粹军官并非自主拥有邪恶的思想和行为，只是通过盲目地执行命令协助了邪恶的实现——却被犹太人群看做是一种背叛。

在我看来，这是对思想家的双重讽刺：即群众不能理解思想家的思想，同时群众对其思想做出的情绪反应正是思想家极力想要指出的问题：纳粹德国的民众是随着从众的惯性和莫名的对犹太人的偏见而默认了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而战后的犹太人是抱着从众的复仇的情绪和同样莫名的民族主义仇恨阿伦特“为纳粹开脱”的观点。

在情绪驱使的两段历史潮流之上，思想家在孤独地阐述着她的观点，年轻的学生听进去了，因为他们没有过去的包袱，没有个人的历史遭遇，作为一种思想他们貌似理解了；但是所有其他人，都被情绪席卷着，完全听不进去。

思想家说，独立的思考（和判断），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条件——这听起来很美的话，无疑是一种理想化的误导。

如果要落实到具体的个人的话，我们来猜一下，当今地球上的60亿人口，有多少是能够思考的，又有多少是能够独立思考的。

理性，这是自启蒙运动以降的至高目标和不懈追求，带领西方世界在300多年的时间里创造了空前的人类福祉，但是残酷的一战和二战让这一追求遭遇了空前的失败，造成了理想的崩塌。

我私下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战后的所有艺术都如此丑陋不堪，因为（视觉）艺术最能直观反映当代心灵的面貌。

如果说对理性的追求在西方遭到了重挫，那么我们中国人就太幸运了，因为我们从来就没有追求过那个东西。

在人类的所有属性中，理性算是非常纯粹和崇高的，但却也是最脆弱的。

古今中外，茫茫人海，有多少人像阿伦特这样，把一生投入理性的思考，又有多少人像她一样，为理性做出过牺牲？

相比之下，人们为其他的东西不懈追求，奋勇牺牲前仆后继：金钱、权利、爱情、性、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宗教——所有这些，很不幸的，都跟理性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对立的话。

从前读MBA，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个教Organization Behavior的教授讲的一句话（他正好也是美国犹太人）：永远不要设想人们是理性的（不论是在股市里、谈判桌上或者会议室里）。

而近年来在金融领域一个热门的研究课题就是心理状态和情绪对投资行为的影响。

总而言之，如果阿伦特的思考有任何缺陷的话，那就是她对于人类的理性程度和对理性追求的热情都估计过高了。

在我看来，这个人类，离理性的光辉殿堂，还有半个世界的距离。

它所表现出的，给予人的感觉粗暴而直接。

这样一部传记电影，看起来似乎深刻，有人还说“它达到了一个传记电影少有的高度”。

然而，我看到的，它只是将汉娜一个极深刻且具代表性的关于“平庸的恶”这个论题拿来包裹整部电影，于是，它看似将电影带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刻”，但其实缺乏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就像一个画家想要表现美丽的海伦，却只是为她布满华丽的装饰，却无法真正表现出她的美。

它为观众带来的更多的是一种快感，一种结果，一种光环和成就，而不是什么前所未有的深刻。

电影里，一个从头到尾都在抽烟的汉娜，甚至是一开始就给了一段长达两分钟的抽烟镜头。

这在日常生活中，一个人思考一个问题，抽一根烟这确实是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当你用一种文学方式，或者是如这种影像的方式去表现它，甚至是强化它，这却可以给予他人更多的解读内容。

对于一名女性哲学家来讲，这带有明显的标识，应该避免聚焦于此，而不是强化。

这可以体现什么呢，或者说对于人们理解汉娜有什么帮助呢？

只有曲解。

不应该用这种粗暴的方式去体现一个独立的女性，这甚至让人看不到比其汉娜本身性格特点更多抑或是更重要的内容。

不过后面还有更多的让人难以招架的方式。

譬如他人对于汉娜的评价。

当汉娜因为艾希曼审判一事，想为《纽约客》撰稿，报社里的成员这样谈论：”难以置信，那个汉娜阿伦特竟然想要为我们写稿。

“…..”她应该像其他人一样乞求得到为《纽约客》撰稿的机会。

“”弗里西斯，是她写了《极权主义的起源》“”什么鬼题目。

“”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一本书，去看看吧。

“她是第一位用我们的西方的语言文化来描绘第三帝国的作家。

“它是辉煌的，但抽象的。

“哇哦，真是辉煌。

一个带蔑视的形象，一个洋洋得意的形象，一个年迈的老人下结论。

三人各自的表现将这种成功后所带来荣耀和名誉的一种影响，在他人的一唱一合里发挥极致。

我觉得导演不懂得什么是含蓄。

当然，这是一种常规套路。

但是这一段话就这么赤裸裸地砸给了我，淬不及防。

如同在关于艾希曼的审判那段一样，人们在汉娜思索、疑惑、闪烁的眼神里看到了快感的临界点。

因为人们知道《艾希曼在耶路撒冷》这部重要的作品即将诞生。

然后在演讲台上达到了高潮。

因为这是一部汉娜阿伦特的传记电影，如果不是这个定位我想我不会这么失望，顶多就是一部稀松平常的电影。

它做出一副道貌岸然的模样，人们总是聚在一起谈论种种深刻的话题，然而影片中的汉娜以一种傲慢的、似乎总是可掌握全局的姿态以及总是特写的抽烟及思考镜头，以及干瘪粗暴的表现方式都无一不是说明它用一种平庸的方式的去论述平庸。

本片几乎没有娱乐属性。

对汉娜阿伦特一无所知的观众，可能会看得有点费劲。

因为……里面出现的人物众多，谈话中还夹杂了一些无关紧要的人名，一次又一次考验观众的眼力和记性。

如果你耐着性子把整本电影看完了，可能会被结尾的演讲所震撼，但回过头来想想前面细碎冗长的铺垫，会不会觉得有点“头轻脚重”？

至少我看第一遍的时候就是这种心态，看完第二遍，我有了新的发现——前面的“铺垫”才是本片想要完整呈现的阿伦特。

一般的传记片以时间为序，记录人物在不同年代的经历，本片没走这条寻常路，而是通过一件事来展现阿伦特这个人。

所以除了要讲清楚阿伦特报道艾希曼审判的来龙去脉，还要交代阿伦特的过往：有些可以通过她的叙述完成，有些必须再现当时的场景，比如阿伦特和海德格尔具有时间跨度的感情线，穿插在电影的不同处，直接导致了时间线的跳跃。

海德格尔晚年幽居山林，阿伦特几乎每年都去探望他，两人保持着一种“友达以上，旧情未满”的微妙关系。

电影如实展现两人悠闲的林间漫步，以及海德格尔猝不及防的炽热表白。

如果观众对此毫不知情，难免满头问号：这个阿伦特和老公那么恩爱，一言不合就把嘴亲上了，怎么转个身又在森林里和旧情人搞暧昧？

仔细想来，真不能怪满头问号的观众，本片对于汉娜的感情世界，表达得实在隐晦。

电影开篇就是关于婚姻的讨论，闺蜜玛丽麦卡锡红杏出墙要离婚，汉娜劝她冷静些，没有人是完美的。

“你要么接受男人的本性，要么就自己一个人过。

”言下之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才是阿伦特的“美满秘诀”。

阿伦特和丈夫海因里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包容开放的婚姻关系。

影片多次暗示海因里希在外偷腥，而阿伦特表现得毫不在意，哪怕闺蜜都提出了质疑。

海因里希也不干涉阿伦特和海德格尔的通信，各自放飞。

普通人难以想象，一对如此亲密无间的伴侣，明里暗里可能进行着某种形式的越轨……你和幸福浪漫的婚姻，差的只是一只闭上的眼睛。

闺蜜玛丽麦卡锡在片中的存在感非常强，当汉娜的文章遭受抨击，她冲到第一线反击，当汉娜暂居乡下小屋时，只有她手握一束鲜花去探望……发自内心的欣赏，是一切美好关系的基石。

阿伦特在1975年猝然离世之后，麦卡锡发表了一篇《怀念汉娜》：汉娜是最不爱出风头的一个人。

她从来不深思熟虑自己给别人的印象。

所以，不管什么时候，只要公开演讲，她都严重怯场，结束后，她只会问“还行吧？

”自然，她也不会在私下或者公共场合逢场作戏，即便是社交中常常需要的一点逢迎，她都不会，她不擅长假装。

虽然她总是骄傲于自己作为欧洲人，挺会说谎的，而不是像我们这些莽撞的美国人，总是把真相脱口说出，在这一点上，她有点小小的傲慢。

但是，这点小小的骄傲，从来和她真正的成就没有关系。

在我和她成为朋友的这么长时间，我想我从没有听她说过一次谎，哪怕是善意的谎言。

如果她发现你写的什么东西不好，她才不会拐弯抹角地跟你说，而是毫无例外地，把她的想法大声地告诉你。

我觉得这段文字很能说明阿伦特的性格，这就引出了接下来我想讨论的一点——真实的阿伦特到底是怎样的？

看完电影，我觉得芭芭拉苏科瓦表演细腻，眉宇之间情感流转，把一个女性在舆论围攻之下的矛盾和不安都演出来了，但我总觉得她的眼神里少了一些内涵。

直到我看了汉娜阿伦特的访谈录像，再回去看电影里的阿伦特，不得不说，完全是两个人。

我丝毫不否认戛纳影后芭芭拉苏科瓦的演技，但她与阿伦特的气质实在大相径庭，即便用力模仿，依然毫无交集。

真实的阿伦特有一种雌雄同体的粗砺感，不拘小节。

她斜坐在沙发上，呈打开的姿态，气场强大，抽烟动作早已和她融为一体，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

采访中有一个细节，她忽然摘下眼镜大力揉搓眼睛，几乎要把眼珠挤出来了，完全不是优雅淑女的作派，更像一个斗士。

她的目光坚定，毫不畏惧，仿佛体内积蓄了足够的能量，来源源不断地提供“电力”，她绝不是多情敏感的，她的肢体和语言都异常干脆，不拖泥带水。

她声音低沉，语调平稳，时而微笑，充满智慧。

反观电影里的阿伦特，她太精致了，太多愁善感了，她的姿态是内收的，眼神是闪烁的，她思考的时候，我们只注意到了她指间的香烟。

她更像是一位温柔善良但心理素质不佳的母亲，而非犀利睿智大气沉着的思想家。

本片关于“平庸之恶”的理论，浓缩在了片尾的演讲当中，这段台词字字玑珠，非常精彩！

阿伦特跳出了犹太人受害者的立场，如实记录了“犹太委员会”的劣迹，实事求是的态度着实让人敬佩。

平庸之恶并非只存在于二战时期的德国人和犹太人之间，这种不思考只听上级指令的事，生活中比比皆是，只是恶有大有小罢了。

逃离“平庸之恶”，需要社会中的每个个体，不放弃思考，不逃避判断，心有敬畏，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

然而在极端的政策下，这么做谈何容易？

假设艾希曼经过了思考，明白杀害犹太人是反人类的行为，但是他权衡了一下，不杀的话自己和家人可能会有大麻烦，最后，他还是做出了更利己的决定……平庸之恶，恶的不是个体，而是极权暴政。

个体能做的，恐怕也只有对权力滥用保持一份警惕，以及对自己的道德底线，多一分坚守吧。

最后附上演讲全文： “《纽约客》派我去报导艾希曼审判，我认定法庭只有一个目的，行使正义。

这任务不简单，因为艾希曼所犯的罪行，在法典里找不到，而这样的罪犯在纽伦堡审判之前也前所未见。

即便如此，法官还是要把艾希曼界定为因其行为而受审的人，受审的并非“体制”，不是“历史”，不是“主义”，更不是反犹主义，只是一个人。

像艾希曼这样的纳粹战犯有个问题，他们坚持这些不是自己的主观行为，仿佛这样一来就没人应被惩罚，也没什么需要被宽恕。

他再三强调，与检方的指控恰巧相反，他从未做过任何自主行为。

他也没有一丁点儿“意图”，不管是好是坏，他做的只是“遵循命令”。

这是典型的纳粹式辩解……他让我们明白，世界上最极端的恶，是无名之辈所犯，行恶之人无动机，无信念，也非心怀恶念或以恶为志，他们只是拒绝当人，我将这种表现称作“平庸之恶”。

” 问：“阿伦特女士，你回避了这场争论最重要的一环。

你说如果犹太人领袖不和纳粹合作就不会死那么多人。

” 答：“这个议题在审判时出现，我如实报道。

我不得不厘清犹太领袖和纳粹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曾直接参与了艾希曼的行为。

” 问：“你责怪犹太人自己造成了对他们的大屠杀？

” 答：“我从没责怪过犹太人！

反抗是不可行的，但或许在反抗与合作之间有别的形式，或许有些犹太领袖可以采取别的行为。

提出这个问题极其重要，因为犹太领袖所扮演的角色让我们更加深信，纳粹在欧洲社会中造成了全面的道德沦丧。

不仅在德国，几乎遍布欧洲，不单是施暴者，也包括受害者。

” 问：“迫害是专门反犹太人的，为什么你文中描绘艾希曼的所作所为是反人类的罪行?” 答：“因为犹太人是人，而纳粹恰恰就是想否定这一特性。

对犹太人犯下的罪行，就是对人类犯下的罪行。

众所周知，我是一个犹太人。

大家指责我是“反犹太”，替纳粹辩护，蔑视同胞。

这不是所谓的争论，这是诽谤!我不是在为艾希曼辩护，我只是想把这个极其平庸的人与他所做的恐怖行为联系起来。

尝试去理解并不等于要宽恕。

了解真相是我的职责，敢论述这件事的人就要敢担当。

自苏格拉底与柏拉图以来，我们把“思考”看成是自己与自己的无声对话，艾希曼拒绝成为人的同时，也放弃了身而为人的特质，就是“思考”的能力。

因此，他无法再进行道德判断。

这种“不思考”，导致了许多普通人犯下滔天恶行。

没错，我是用哲学的视角来考虑这个问题的。

思考的表现不是渊博的知识，而是一种区分对错美丑的能力。

我希望思考能带给人力量，在紧要关头避免惨剧的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