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传奇

三个空间、沪、港、台；三段原声，梁祝、浪子心声、迪斯科；三种人；没落贵族、小市民、农民工；三段历史，49前、49后、未来，《海上传奇》真的很像《好莱坞报道》的Maggie Lee所言，“I Wish I Knew” offers mosaic view of Shanghai。

只是，他没有看到，这三种互相交错的叙事元素，让上海变得更为传奇。

很简单，给上海打上马赛克正是“冤有头、债有主，出门左拐的那位……”影片开场，便是虚像的“狮子打盹”与实像的铜狮，一种鲜明的声画对位，立竿见影。

然后，渐渐消逝的叫卖声和杂沓的喧哗，缓缓地将观众抽离到另一个虚拟的空间之中。

观众，开始自觉地开始游历那场“传奇之旅”。

因为本来就是“传奇”，又是口述历史，如何让观众参与到影像的互动之中，真是难题。

于是，贾樟柯让一个在街头找人打架的小男孩注脚陈丹青口里的里弄小霸王；他让HHH坐上了那辆开在《恋恋风尘》里的火车；他让潘迪华坐在收拾干净的卸妆台前开讲自己的歌女之路；他让王孝和的死亡(照片)与上海解放(《战上海》的结尾)并置在一起；他让《中国》里的豫园茶馆在当下的豫园茶馆里复活，等等。

不知道，这位当初政治觉悟不成熟的大叔现在成熟了没有。

因为，《海上传奇》几乎没有涉及任何“左拐那位”的直接罪行。

最明显的对仗是，同样的河流，同样的一路向东，不同样的镜头速率，贾樟柯以2009年的苏州河，稀释了娄烨在《苏州河》上编织起的八零迷梦。

粉刷一新的建筑物和平缓的镜头移动，十年之后，苏州河的俗气被涤荡一空，成为城市装饰的一部分。

笔者认为，《海上传奇》并没有拘泥在《24城记》的固态的“乡愁”之中。

这，大概跟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三侠好人》有关。

《海上传奇》用大量的“水像”(雨、灰、烟、轮渡)带出一种液态的漂泊感。

沪、港、台，均用到了渡轮上的售票员的当地话报站。

所以，赵涛是必须湿身的。

她那空洞而迷惘的眼神，就是被用来填补那些巨大的幽灵般存在的乡愁。

基本而言，《海上传奇》有上海的影像记忆(《中国》、《王宝妹》、《海上花》、《阿飞正传》等等)，有贵族世家的八卦爆料(韦伟、杨小佛、张原孙、杜美如等等)，有时髦的名人噱头(陈丹青、韩寒)，也有贾樟柯一贯的作者气质——游走、摆拍、工地、流行音乐。

不足的是，贾樟柯的《海上传奇》并没有深入上海的小市民生活。

大概，杨怀定的“先富”和韩寒的“新富”，正是贾樟柯对于上海当代小市民的双面注解。

上海，这个地方，似乎每个人都是熟悉的，跟是否出生在那里没什么关系，每个人的心里都留着一个印象。

在贾樟柯的心里，上海是由一个一个的物件组成的，“我的童年正处在改革开放初期，父母的收入开始增长，家里添置的东西几乎都跟上海有关系，凯歌牌电视机，永久自行车，织毛衣的花样，包括我妈妈的擦脸油，都是上海货。

”所以，上海是现代化的标志。

“我妈那时候做贸易工作，常常出差去上海采购，所以也借机会为自己和朋友购物，皮鞋、衣服什么的，买的东西在邮局寄包裹回来，人回家了，包裹也差不多到了，她的姐妹们就来家里认领，那气氛，跟过节似的，连我都跟着一起高兴。

”所以，上海也是时髦的。

“但这些都是间接的记忆，父母并没有带我去上海，一直都没有真正接近过。

直到大学时期，对1927年时国共关系分裂大背景下的上海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读到了法国作家安德烈·马尔罗的《人类的命运》这本书，突然明白原来上海不仅是中国革命者，也是世界各国革命者的圣地。

”“那时侯很想把《人类的命运》这本书改编成电影，但是并不现实，因为买版权是很昂贵也很困难的。

即使是这样，到了我真正开始当导演时，我还是打听了一下这本书的版权，据说是在贝尔托鲁奇手里， 当时他来中国拍电影，其实是有两个计划，一个是《末代皇帝》，一个就是《人类的命运》，他拍了前者，这本书也就下落不明了。

”于是，贾樟柯的电影上海梦就一直搁浅着，但是却惦记着，他甚至很想去做一些资料收集的工作，把跟上海相关的人和事都找来。

世博筹备之际，贾樟柯的前任老板给他打电话，问他有没有兴趣拍一个跟上海有关的纪录片，“太有兴趣了啊。

”“有了这个契机，这个电影才有可能开拍，否则是没办法找到资金的。

” 贾樟柯实话实说。

筹拍电影初期，贾樟柯有许多激动人心的点子，他想组织另外4个导演一起拍，找谁都想好了： 台湾导演侯孝贤、法国导演阿萨亚斯Olivier Assayas、日本导演是枝裕和、葡萄牙导演科斯塔 Pedro Costa，每个人的角度都不一样。

他甚至跟侯孝贤坐下来谈了谈，他们谈到安东尼奥尼所拍的《中国》里的上海，信心十足地说：“我们应该会比他拍的要好一点。

”最后，因为预算太高和终剪权的归属（上影坚持要终剪，担心人家拍的内容），此项计划流产。

贾樟柯只好乖乖一个人拍，他曾想要拍一个传说中的上海，找一条船，从重庆开始逆流而上，从沿岸的人们身上找寻上海的故事。

“在我的想像中，可能会有这样的故事：这个人一生中只去过一次上海，也许是送孩子去上大学、也许是去看病、也许是去度蜜月。

”最后，兜了一大圈，贾樟柯又回归到了最初的想法，那就是找寻历史人物，让他们来讲述亲临的上海。

“在近现代史上，上海绝对是一个不可替代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曾经活跃着革命者、资本家、黑手党⋯⋯”通过自己的人脉，贾樟柯列出了一个百人名单，当这个名单理出来之后，连贾樟柯自己都忍不住惊叹：这曾是一个多么风云际会的地方啊！

所以，意料之中地， 这一百多的人里，完成的访谈有80多个，“有大家族的后裔，犹豫之后同意了，坐到聚光灯下之后又退缩了，不敢说了，因为要提及的敏感事情太多。

”即使是出来说话的人，也为他担心，问说：”我说这么多，你能用么。

“最后呈现在电影里的有19人，其中包括一个虚构的人物和两个没有开口讲话的人。

通过他们，上海近百年的风云变幻在眼前重现，比如杜月笙之女杜美如回忆了父亲参与抗日的经历；王佩民讲述了自己从新闻图片上认识了素未谋面因为组织罢工对抗国民党而被处决的父亲王孝和；身在香港的费穆导演之女费明仪跟随父亲被迫迁移而深深怀念着上海；电影演员上官云珠之子韦然感怀着母亲和同母异父的姐姐姚姚两代女人的命运。

“最后选定的这些人不仅是让我印象最深刻的，也分别代表了不同的历史时期，比如陈丹青所回忆的童年代表了文革后期，侯孝贤和他的海上花最能体现上海的租界气氛，炒股致富的杨怀定和韩寒代表了当下的上海，等等。

”电影手法则延续了《二十四城记》的叙事方式，当下的描述和曾经的影像史料穿插，老照片、老电影、老地方，上海滩、苏州河、十六铺码头，似是而非。

赵涛饰演了一个游魂似的女子，从这些地方轻轻走过，像是从古走到了今。

“赵涛的角色其实是一个轴，把那些散乱的记忆串在了一起，同时，她也是一个线索，一个四处找寻的人，也许，她就是上官云珠的意外去世的女儿姚姚，她也可以是任何一个跟上海有千丝万缕联系的人，谁知道呢。

”关于剩下来的那些访谈，有许多都很有意思，只不过，有一些，太敏感，有一些，跑题了，比如，贾樟柯找来了蒋介石的一个贴身保镖，说的全是蒋介石的逸事，跟上海几乎没啥关系。

这些片断，贾樟柯想找一个博物馆，搞一个类似于上海记忆这样的主题展，每天放一个。

同时也可以把他搜集的那些资料都展出来。

电影的档期也遇到了许多困难，因为暑期的关系，各大院线都有些不情不愿，最后终于定在了6月底，为了这个电影，贾樟柯差不多却脱了一层皮，以前的牛仔裤都不能穿了，还被剪片时的灯灼伤了眼，本来视力很好的他成了近视眼，直到现在还随身携带着眼药水。

（一点八卦：关于电影的英文名字I wish I knew的寓意，网路上有好事者猜测，贾樟柯是在说我真的希望我能搞懂现在的中国，于是我忍不住好奇问他，他虽没有直言不讳说是的，但是他笑着说，广电局的人太聪明了，很警觉地问他，这个啥意思，结果被贾樟柯侥幸蒙混过关。

）

影片在极简极淡中渗透一丝苍凉，尤其在听老人们回忆前辈们或风雨或细碎或哀戚的往事。

穿越历史幽长的甬道和着耳畔绵长而醇厚的音乐，你不禁会沉默。

岁月消融了思索。

多年以后我抱着猫咪董小花，也会这样絮絮叨叨向来人讲述过去的一切吧。

我觉得导演适合拍90年代的故事，画面，音乐，叙事的节奏都恰如其分。

但是对一部横贯几十年的纪录片来说，缺少了一个宏大的结构：起承转合，前戏，高潮，尾声什么的。

虽然氛围很好，我很喜欢，但结尾没有主旋律的气息，显得寡淡了些。

PS：女猪脚像个打酱油的

在与电影同步发行的同名图书开头“导演的话”里，贾樟柯这么说道：“在我用电影同步观察中国变革十多年后，我越来越对历史感兴趣了。

因为我发现，几乎所有当代中国所面临的问题，都可以在历史深处找到形成它的原因。

”而在我看来，贾樟柯的几部电影确实对中国自文革之后的三十余年历史进行了相当程度的表现。

早年的《站台》是一部野心之作，但明显火候不足以至于表达过度，贾樟柯在后来也做出过反思。

我想，对于中国历史的理解和驾驭，一直就是他的瓶颈。

如果单论对于这个社会某些层面的反映，其实处女作《小武》就足够出色了，只是它很粗糙。

等到十年之后的《三峡好人》，火候不可谓不恰到好处。

再到之后的《二十四城记》，尽管存在这样或者那样的诟病，但如果只是针对电影所表达的内容进行审视，那么，它已经具有了相当的内涵。

我完全相信贾樟柯对于几乎与他同龄的这几十年历史的驾驭，但仅此而已。

贾樟柯对于这段历史的把握，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出于朴素的经验——因为他是这个时代当下社会的亲历者；而并没有任何可以称之为观念的引导——于是也就很难有什么深度和高度。

他对历史越来越感兴趣，他还说发现可以在历史深处去找原因。

但很遗憾的是，一部《海上传奇》看下来，满目的历史，却找不出半点原因。

我甚至不觉得它能够被称之为电影或者纪录片。

采访了这么些人，传奇的，或者传奇人物的后裔，却丝毫看不到“传奇”，也体会不出“海上”的气息——除非受访者口中或多或少的上海话可以被称为气息。

单纯地讲，在空荡荡的电影院里看这部片子我觉得挺舒服，看完之后我挺想拧出、憋出或者附会出关于它的一些内涵来，可思来想去，只留下“肤浅”二字。

如果说这是一篇开放式的命题作文的话，贾樟柯显然离题太远——甚至他没有主题。

与其说这是作者电影的一种恣意，倒不如说是公款消费的一种挥霍。

贾樟柯说：“发生在上海的那些影响中国的事件，又给这座城市的人带来了生离死别的命运变迁。

”那么仅就本片所涉及的那些影响中国的事件来看，尤其是导演着力表现的1949年的三城记，把其中一城的上海换成北京或者广州甚至武汉，再换一批传奇人物来讲述，又有什么区别呢？

但凡影响中国的事件，甭管它的发源地是哪儿，影响的肯定不止是发源地，甚至发源地也不一定是受影响最大的。

那么，这样的视角还有多少独特的意义？

传奇在哪儿？

贾樟柯在“导演的话”末尾又说：“但我关心的是在这些抽象的词汇背后，那些被政治打扰的个人和被时光遗忘的生命细节。

” 如果真的只是关心一些生命细节，又哪里能找得到历史深处的原因呢？

且不论不少受访者所说的内容已经是我早就听过看过读过的老段子，就算是那些个新段子，又如何？

要说生命细节，随便找个大上海的寻常百姓来讲讲，恐怕比这些段子还传奇哩。

从头到尾，导演无非是用一些人讲一些事把历史给串联了起来，至于它和上海的关联，多属牵强附会，甚至要通过字幕来提示。

这些零碎的历史本身连轮廓都是不完整的——特别是对于没有历史背景知识的观众而言。

如果剪辑做得再规矩一些，掐掉赵涛幽灵般的身影，那它不过是对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做了一番教科书式的串讲。

——我需要听你来这么讲一遍么？

在这本书的最后有导演的一首诗《跃起的刹那》，末尾一句如下：“在跃起的刹那，我突然忘记了，我该站在谁的一边。

”——他说的是1949年的分治。

这正好印证了我在观影当晚说的一句话：“不想表达内涵和不能表达内涵是两码事，小贾属于在做不了后者的前提下把前者做好了。

”也即，他在本片中所呈现的一种中立或曰客观的导演视角，不是因为他主动选择了中立，而是由于他没有足够判断的能力才被动保持了中立。

不是他不想有观点，而是他想不出观点。

于是乎，令人浮想联翩的片名较之于缺乏观点的正片，是多么地空洞和唬人啊。

看过贾樟柯故乡三部曲的人应该不会怀疑他讲故事的能力，所以基本上我也不担心他拍不好商业片。

而让我担忧的是，他要拍历史背景下的商业片，我真不认为他有能力驾驭历史，甚至通过刻苦努力也未必驾驭得了。

《海上传奇》无疑增添了我的这种担忧，于是我对《在清朝》实在不怎么乐观。

其实就出身而言，贾樟柯和宁浩更相似，他对于现代社会是更有感受性的，至于历史，兴趣是一码事，悟性又是一码事。

最后顺道想提一下王全安，这是目前我心中唯一幸存的期待能够驾驭大题材大历史大制作的第六代导演了。

最近不是终于要拍《白鹿原》了么，我还是挺看好他的。

其实也没有更多的证据来支撑，或许是因为他从来没有表露过驾驭历史的野心，或许是因为他之前的电影一水的都是关注小女人的小主题发挥稳定。

再说到今年柏林获奖的《团圆》，尽管政治完全不是要表达的主题，但他却把这个背景驾驭得很温润，非常希望有机会能再看一遍《团圆》，我愿意为它写一篇用心的评论——这是近些年继《图雅的婚事》之后我看过的又一部很痛快的国产新电影。

我知道《海上传奇》上映状况惨淡，不排片、没人看。

可能有人始终觉得上海人和上海这地方不友好，因而一部充满上海话的艺术片自然也是不友好，甚至它是一本纪录片，然而我并不认为这是一部“不友好”的电影。

还有一点让他们觉得无所适从，早先的《无用》和《二十四城记》里，贾樟柯涉及了较为明显的商业运作和宣传推广，落人口实。

现在的《海上传奇》主打上海，最初也被想象成众人鄙夷的主旋律面貌——岂不料贾樟柯难能可贵地保全了自我，坚持了作者的底线与自我的表达。

惨是真的惨，可纪录片能进院线，这是体制内的第一步尝试，值得关注。

如果从最近一部短片《河上的爱情》讲起，贾樟柯超级迷恋水上的漂泊感，不知去向何方。

英文片名是一首歌曲，“为我泪流成河”（Cry Me a River），题目先行。

由江河到大海，《海上传奇》沿用这个命名构思，确实不是巧合那么简单。

往大点的地方说，这就是作者电影，自有一套体系，好比贾樟柯一直喜欢用赵涛，继续沿用《二十四城记》的摆拍采访，关注工人阶级，关注废墟与重建，喜欢表现人群的移动和变迁。

出现在院线里的《海上传奇》并非完好无损，“十八罗汉”里头少了一名国民党的空军飞行员，原因也无需明说。

上官云珠之子讲述姐姐遭遇，说着说着连姐姐的命运结局也没讲到，显然它们都被动过，可见杀伤力不小。

这部纪录片有许多巧妙地方，一个串线的人物、用电影来说电影等等。

底层人喜欢听帮派故事，小知识分子欣赏艺术家，大家各取所需，互不打扰。

许多讲述人上了年纪，乡音不改，有些还不时蹦出英文单词，当真对方言美不加掩饰。

不少观众困惑了，他们看得吃力，听不懂上海话，也不明白闽南语的《雨夜花》和粤语的《浪子心声》。

一朋友问，为什么不打上字幕方便观众理解。

后来我才想到，电影里的上海人离开上海，他们也是听不懂其他地方的方言，入乡随俗，上海人本就是一个充满不确定因素的大集合。

潘迪华说多数上海人一辈子都不喜欢离开上海，说这话的时候，她人在香港。

一句普普通通的话立刻能体会出许多不同，杨百万要到处跑，韩寒也要到处跑，他们似乎也不再是以往的上海人，甚至韩寒就完全用普通话来说事，奉献一个段子。

从吸纳韩寒等人的观点意见来分析，贾樟柯鼓励人们去消化这些公共知识分子的一些看法，同时让许多讲述人掏一把心肺。

《海上传奇》有独特之处，它提供了不属于当下语境的话语表达，这跟《二十四城记》受访人的趋同和所在阶层的纯粹有本质区别。

讲述人里面有真正的老上海，也有出去见过世面的老上海。

有些老上海离开了上海，有些人只是经过了上海，有些就根本不会让人联想到他的个人标签里面居然会有“上海”。

这可能不是一部精彩好看的纪录片，瑕疵亦有，但喜欢它的人可以看得很深很深。

【名汇FAMOUS】

2009年，外滩重新修建，在一片混沌迷雾中屹立江边的建筑群。

弄堂，阁楼，小麻将。

轮渡，码头，外白渡桥。

苏州河，九曲桥，十六铺。

剧院，影院，大银幕。

咖啡馆，交谊舞和上海老克勒。

1994年秋天出生在上海的弄堂里，杨浦区妇幼保健院，靠近电影里提到过的叫做杨树浦的地方，1998年拆迁至浦东。

电影里出现的轮渡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坐，买一枚硬币式的圆形塑料牌子，等一班轮渡船驶向码头，船员甩出一根粗壮的绳子拴住码头上的桩子。

从浦东到浦西，摆渡跨越黄浦江，记不清需要花费多长时间，总之摇摇晃晃的，夜晚时风很大。

那是2000年前后的事了，后来随着地铁的迅速与发达，也就再没坐过轮渡。

四岁以前都住在弄堂，即便是拆迁以后，因为还有其他家人住在尚未拆迁的弄堂里，所以常常回去。

逼仄狭窄的弄堂口，每家每户对门而立，红色的砖瓦，凹凸不平的地面，破陋滴水的屋顶，破碎陈旧的玻璃窗，以及放张床就难以转身的阁楼，爬上楼梯地板会吱吱作响。

四岁以前的事几乎是记不起来的，只留下某些片段场景异常清晰。

比如有一次过年的时候，全家人汇聚在阁楼，围着一张圆台面，是动弹不得，转个身都困难的，但那样的新年过得热闹。

包括长大后每年大年初一和父母一起回到奶奶家吃饭，杨浦区还未动迁的一条弄堂里，鞭炮轰轰作响，地方狭小，但都是记忆里上海最初的味道。

再早以前的上海，拥有怎样的历史，融汇了多少不同的文化，经过了多少起伏的变迁，都是我无法知晓的。

然后读张爱玲的小说，看身材曼妙的女人穿着旗袍的电影，细听那些经典电影里对上海的描述，从别人的镜头里了解自己生长的这片土地。

贾樟柯借用娄烨1999年的《苏州河》与2009的苏州河作对比，王童的《红柿子》，侯孝贤的《海上花》，安东尼奥尼的纪录片《中国》，谢晋《舞台姐妹》，1948年费穆《小城之春》，1994年王家卫《阿飞正传》。

除此之外还有多少电影在这里取景，留下多少痕迹，创造多少传奇，是从这里获取的，也从他方带来。

每一次看到电影中提及上海，或是听到熟悉的上海话多少都会觉得激动，就像《海上传奇》也让我竖了一身汗毛，毕竟这一词一句，一步一景都是我生长的地方。

镜头下是恢弘的上海，小路密集，高楼耸立。

贾樟柯揭去了大城市的华丽璀璨，留下灰蒙蒙的色彩。

烟雾笼罩下的城市，雾气在灯泡周围晕染，平民百姓生机盎然。

北京胡同里有老炮儿，上海弄堂里也有小流氓。

麻将桌旁一坐，一门心思只看牌，不去计算年纪。

茶楼咖啡馆里，喝茶的看报的，喝咖啡的跳交谊舞的。

坐在桌边咿咿呀呀地用上海话与你侃侃而谈，上了年纪的老克勒时不时夹着几个英文词汇，唱着“I wish I knew”的歌谣，有上世纪上流社会的风貌。

西装打领带的，穿Lacoste的POLO衫的，他们所谈论的是自己的故事，父辈的故事，在上海发生的事，与上海有关的事。

再者则并非上海人，但却留有上海情怀，也诉说着他们与上海擦身的经过。

35分钟王佩民讲述父亲“王孝和”被执行死刑那一段，有触动，也泪目。

对《阿飞正传》里头出现过的潘迪华也有些熟悉，当然还有侯孝贤和韩寒。

其他一些人不大认识，他们口中的故事以及故事里提到的名字我也都不了解。

但电影就是用这些故人和故事堆积起来的。

这些渺小的人，各自的故事，散漫的句子，都是一砖一瓦，堆砌在这风里雨里迷雾里破碎里，多少碎片拼凑出一个上海，是精致却没有任何装饰的原始。

上海与台湾，上海与香港。

多少片子里出现上海，想列都列不完全。

上海从来不是上海人的上海，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

去年在台湾的时候，每当出租车司机问起我们从哪来，我说上海，他们总会谈起对上海的印象和自己与上海的故事。

有人说他们在上海待了十几年，前阵子才刚回台湾。

他们诉说着在上海的工作和生活，那些街道路名说起来比我们更熟悉。

常有人是非不分地指责上海，说上海人如何如何。

其实不管发生在什么地方，没有素质的人都是被鄙视的对象。

说到底，我们看不起的是那些不讲道理的不文明现象，而不是拿高姿态看人。

你可以不热爱这座城市，不喜欢街道不喜欢风景，也可以不喜欢这里的人，但至少别破坏它，这里不是让你放肆野蛮和挥洒恨意的地方。

每天早上在拥挤的地铁车厢内站不稳脚，出站后看到密密麻麻的人群，节假日市中心的人潮，总在想，为什么有这么多人要来上海。

工作的，生活的，旅游的，留下的或者离开的，喜欢这里或者厌恶这里。

其实如果他们念想的是这片土地的风情，是岁月沉积的情怀，是被这里的砖瓦和故事吸引，而不只是盲目，为了过活、拥挤和践踏，那上海必定更加包容和接纳。

就像电影里在世博工地轻歌曼舞的年轻工人，没有万般无奈，只有心驰神往。

穿着一身白T恤的赵涛，从头到尾没有对白，只若有所思地独自朝前走，镜头略过的地方，是她视线停留过的地方。

在轮渡上吹风，在夜晚外滩建筑群下抽烟，在建筑工地穿行，淋雨。

或许作为“外来客”，只需观赏，无需言语。

关于上海的往事，故事，且听上海人细细诉说。

贾樟柯的电影透彻淋漓，他的纪录片又诗情画意。

没有多么伟大，这是一部由老照片和细碎故事牵扯出的历史和城市；也没有多么宏伟的讲述，只是揭开浮华外表的真实记录。

不过如此，电影不过如此，上海也不过如此。

弄堂里的市井和高楼林立下的庸俗一直都有。

肮脏，恶臭，废气，杂乱无章，光怪陆离；细腻，精致，繁华，车水马龙，眼花缭乱。

上海人不爱离开上海，我们脚踩这方土地，是故土给我们的踏实与快活。

我看过的纪录片寥寥几部，实在无法给出客观的评价，写一篇《海上传奇》的“影评”，不过是身为上海人的一种感叹，是上海人热爱上海。

不同于他的山西，他的汾阳，感谢贾樟柯还原了一个这样的上海。

一艘轮渡从雾中来，浓雾散不开，听这里娓娓道来。

这是一部有着足够争论的“贾樟柯电影”。

记录上海，是个困难的过程。

对于我们这些在上海读建筑的学生，都或多或少的有过这样的困惑。

曾经在一个论坛上，看过关于上海特质的略带调侃的说法：上海要想上海化，首先要“去上海化”。

然后，什么是“上海化”，这不是自己想要在评论中，所展开的。

电影带个自己的感触，是一个自问却没有答案的问题：上海，是横向的？

电影中的镜头运动，在90%甚至以上的时间，是在水平方向上进行展开。

对于这样一个中国最多高层的城市，是特别的。

（我想，任何一个拍摄过上海的东方明珠，或者金茂大厦的人，都使用过纵向的构图。

）这种水平展开的镜头运动方式，同中国的传统画卷（比如环翠堂园景图），在某种程度上，是接近的－水平方向上的展开，从某种程度上消减了个体的特性，和个体个体之间比例差异。

在这种意义上，上海，从点状（不论是点状是否在垂直方向进行延伸）的描述中，跳脱了出来。

走入了一种貌似无序的“带状”的城市拼贴状态。

同时，这种水平方向的展开，使容易产生同“发展，变化”这样一类词的联系的，虽然这种联系，不具有一种在理论上的严密性。

很难去解释这种拼贴的做法，是否具有某种逻辑上的关系。

或者本身任何一段，都具有足够的独立性。

然而，即使是存在这种独立性，也依旧被限制在一个水平方向的大环境里。

与此同时，与之相对比的，是素材的来源，时间和空间上尺度的自由。

一进一退，让我发现自己几年对上海的认识，是弱智的。

电影的英文名字，有很有趣的“I wish i know"，对于一个外来人，上海是什么：上海之前是怎样的，现在的上海，又是怎样的。

又是怎样变化的。

贾樟柯，同我们面对着一个相似的问题。

而对待所有城市的历史，这个问题都是存在的。

于是我们只能通过或者是一种对于那些直接经历过，或者间接经历过这种变动的人的访谈中，或者是从那些留下的文献资料中，或者像一个孤魂夜鬼（影片中，就是那个像“鬼”一样的赵涛“）游走于大街小巷，来寻找一种答案。

然而答案终究是受限制的。

就好像是许多的点，然而，究竟多少个点，可以形成一个面，对于我这样一个高等数学白痴来说，这个问题，是无法回答的。

于是，贾樟柯只不过是给出了自己的一些点，然后放在了某种对于上海最基本的认识之下。

也许，这个最基本的认识是”上海是横向的“，也许不是。

这些点，本身没有对与错的性质存在。

在构成上海，和上海历史的过程中，任何一个“对”的点，不会比任何一个“错”的点，占有更大的分量。

周日花10块钱看早场的《海上传奇》，举目四望，老中青一比一比一，拖孙子带老伴者有，拖行李箱携老婆者亦有，像看春晚似的，热热闹闹、和和美美。

上海！

上海！

从第一个镜头起，大家就很兴奋地指出片中场景所在地。

那边说外滩，这边说浙江路，此起彼伏的押注声丝毫不妨碍我心头乐得屁颠屁颠——嘿，你们都错啦，分明是重庆南路嘛！

贾导威武，十几个场景换下来，我这个碰巧在老西门苏州河等区域生活过几年的外地淫，竟于一片沪语中屡屡猜得头筹，获得了身为章鱼保罗却可以言说的超验快感啊。

话说三年前，作为一个要交电影作业的文化研究专业学生，诠释起《三峡好人》里莫名其妙的舞蹈、腾空的UFO，我唯唯诺诺毕恭毕敬。

三年后，“超保护阅读”机制将启动未启动的观影现场，旁边的观众凛然超度了我：电影中一幕，赵涛凭江而立（我读书再不济也要把这个解读为“都市漫游者”啦），画外音是韦然字正腔圆普通话的叙述，“姐姐抱着我哭了，我一下就明白，妈妈不在了……我母亲是上官云珠。

”显然，旁边观众以为端的此时出现的赵涛是上官云珠女儿了，对老公抱怨道，“上官云珠女儿怎么长这么难看”。

那一刹那，我顿悟了，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袅——这不是我们普通观众对赵涛一次又一次如鬼魅般神游片中最有力的回应，不，反抗么？！

再往后，每每赵涛出现，旁边观众都要给老公抱怨两句，“上官云珠女儿又出来了，鬼一样，你看！

”以致于深以为然的我，一再被这个“人民评论音轨”吸引过去，差点就错过大银幕上更显sexy的韩大少了。

电影比我想得长，但大家都看得津津有味，倒也不烦。

就因为这点好玩吧，看过后第二天，我还是忍不住拎出文字欲表达表达：作为世博电影，难得人民爱看；作为致敬电影，难得贾导开心；作为文学文本，难得贾导过瘾——但是，作为“贾樟柯导演作品”，这部电影，伐灵。

还好，贾导很诚实，贾导每次片名的英译都很诚实——I wish I knew.显然，你不懂上海。

虽然你懂张爱玲，虽然你懂1930S，虽然你陈丹青开门韩寒压寨的结构看上去很“八十年代访谈录”。

虽然我也不懂上海。

贾樟柯导演依然按照关怀在环境变迁中的个体的思路拍电影，他这次却把人拍小了。

人在历史中除了无力还是无力，就像在一头怪物面前束手就擒，情绪充盈也只能为自己的悲惨遭遇掉几滴眼泪增加悲惨度。

但是人偏偏不是这样，人能在大地震面前笑，在宝马里哭就能证明人不是那么简单。

受访者口述自己的人生片段，的确有暗杀，有生离，有死别，有伤怀，有爱情，有一夜暴富，这些跌宕起伏的人生的元素，在中央台的《今日说法》里也有，观众不会为《今日说法》鼓掌，就像现场观众没有为这部电影鼓掌一样。

它们的共同点都是，故事足够了，却没有了人，看不到人。

他们的情感并没有立体地从尊严欲望价值观里生长出来，他们在电影里呈献的情感只有历史车轮碾压出来的唏嘘和顺应以及只是轨迹般的故事。

时代可以让人显得小至微不足道，本片也没有把历史拍出来，片中历史只有片段，没有来龙去脉，没有理性的线索，没有历史本来的层次，只是偷偷摸摸的时隐时现。

于是人物所在的空间是单薄的，如果是因为不能多说，那还不如多加几个赵涛，把电影拍成导演擅长的文艺片。

这样暧昧的交代或不交代只能稀释历史，人物自然凝固不出来。

影片结束后贾樟柯导演讲了他的想法，他想勾勒历史，从而关注人物的命运。

从这个角度上我不得不说，艾的纪录片和nhk的一些纪录片做得更好。

导演也讲解电影和电视口述历史类纪录片的差别和价值，但是这部电影却没有能把观众拖进去，如果影像比文字更能还原历史，那么去看张学良口述历史的纪录片更有收获。

如果说电影有更大的银幕可以展现人物的表情细节，那是忽略了特写镜头的作用。

导演告诉观众说，很多解放后去了香港和台湾的历史当事人不愿意开口是他的遗憾，可以预料得到的，对受访者来说，要认同自己被从大船上自己的房间里赶上救生艇是不可能的，最好的结果大概只能是自己的一些无关痛痒的话出现在阉版里或者干脆就浪费了胶片。

如果按照自己能不能被打动为标准来评判电影，实在是有点狭隘，孤高倒也罢了，只是会错过许多美好。

如果可以有实实在在的类似影片的对比，那么这部电影的能量不足够就很明显，少了赞赏在所难免。

这部电影不算烂片，但也不算好电影，好话有人说。

如果能有更多这种类型的电影上大银幕就好了，资本台前幕后院线付出的努力值得尊敬，钱花在这部电影上比花在“三枪内衣拍案惊奇”那样的电影上好一万倍。

朋友给我推荐了几次，说挺不错的，我耐不住看了看，又比较了一下其他评价，我只能说，确实不喜欢这种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