兹山鱼谱

《兹山鱼谱》取材于朝鲜李朝后期一位官至兵部左侍郎的大儒丁若铨因笃信天主而被流放到孤岛兹山完成该书的故事，他坚信朱子礼义之学不应是统治国家的主体，而应是与西学、佛学等结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成为造福百姓工具的学问，他的主张必然不会被朝鲜这一自诩神州陆沉后儒家理学文化继承者的社会所认可，因此遭到长达十余年的流放。

但在贫困落后的孤岛，接受命运的丁若铨结识了一位好学却无机会读更多书的渔民张昌大，丁若铨向张昌大传授自己毕生所学，张昌大则陪伴丁若铨了解海上鱼类，丁若铨希望以一本《兹山鱼谱》记述鱼的种类和习性以造福渔民。

十余年间二人结下深厚的友谊，却最终走向殊途，张昌大为了功名最终走出海岛，委身鲜少谋面的父亲谋得一官半职，却因为无法忍受官场的腐败丑恶而最终还乡，丁若铨则在贫病交加中死在了张昌大回乡之前。

《兹山鱼谱》探讨的，是个人崇高理想无法实现时，一个身居污泥的有尊严的人该怎么做。

丁若铨主张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压迫，没有祖宗之法的大同社会，认为礼义之学不应是禁锢人的而应是为人所用的，但这样超前的思想在那个时代遭到了严厉打压，他隐退到荒凉海岛，希冀以一本鱼谱以微薄之力造福百姓，既然官场腐败不能实现主张，那么便委身小岛守住气节，与其无谓的陷入泥潭，不如做些小而有益的事。

他身居囚笼，却能够以豁达博大之心看待世界，“如白鹤之生虽好，而兹山之污泥亦善也。

”张昌大读书，原本并不是有改变命运的想法，而仅仅是为了讨进士父亲欢心，但渐渐的，他发现读书、学习礼义之学让自己和其他满身泥垢的渔民有了区别，让他开始思考一些超越温饱的事情，成为一个有尊严（会吟诗作孚）的堂堂正正的人，也因此在多年的学习后，他不再认同老师的“清高”。

但当他终于把老师的倾囊相授用于科举，虽然实力非凡，却被更有权势的贵胄子弟顶替名次，在虚伪而贪婪的父亲和朋友的帮助下接受他们买来的县令官职。

身为渔民，他曾为了邻家被强征的牲畜据理力争不惜遭到痛打，如今他自己却成了见证百姓受层层剥削，死人和婴儿冲人头税、主人绝望之际自宫的惨状，昔日的受压迫者如今成了压迫者，他不能忍受，这不是他入仕的意义，他放弃一切“荣华”，回到了贫苦的故乡。

他坚信，“既然无法学以致用，那我选择随性而活”，这正是老师教给他的，也是那个勇敢少年的本心。

随着老师去世，张昌大回到故乡，原本一直黑白的画面，变成了彩色，黑暗如地狱巨岩的小岛，呈现出了壮美的蓝色，老师从来没把流放地当作囚笼，而张昌大也终于不在想着逃离。

张昌大是丁若铨流放生涯中的那一抹色彩，带给他绝望之际工作的动力，而张昌大也如那海胆中飞出的蓝鸟，在老师的帮助下，坚持初心，身居泥垢，却能在精神上飞向高空。

电影没有执着于反复阐释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而是花了很大篇幅描绘岛上温暖细腻而单纯的生活，展示着淳朴善良寡妇大妈、张昌大夫妇的简单爱情甚至边将有些喜剧性的虚伪与无奈，作为师生情的完美背景，作为丁若铨如陶渊明般清新人格的衬托，也寓意着，看似流放地的小岛从不是地狱，而是温暖的家。

在表达文化内涵的基础上没有一味的说教，而是具有深厚的人文情怀。

精湛的表演、轻快的音乐、细腻的剧本、黑白却表现温馨的摄影，让观看这部电影成为一种享受。

从故事选材来看，大儒不屈俗世丑恶而被贬的历史素材，在我国儒家占主导地位的千年历史中数不胜数，陶渊明、苏轼、王安石······这些远比区区中华文化圈边缘的朝鲜一介从未闻名的丁若铨要有名的多，他们的故事也明显更具浪漫色彩，而作为儒家文化母国的我们，也明显拥有更深厚的对礼义与施政治国冲突的理解，可我们鲜少拍出来这样优秀的历史电影。

我们太受历史包袱的限制了，我们不敢拍，我们不敢有冲突，只剩下大儒纪录片和课本中的说教与定义。

我们的电影产业一味的追求利益与流量，让历史电影成为了架着“古装”外壳的无脑商品。

我们缺的是素材与能力吗？

我们只是没有人能踏下心来，拍一部正经的历史电影

昌大的最终考验是他在面对小民自阉的悲苦怆然时能否克服愧疚而登堂入室，成为末法时代深谙心外无物的合格士大夫，考辨撕心裂肺的羊叫与呼啸迎闯王不纳粮的精确距离才是这一群体安身立命的看家技术，而昌大的过激反应与其说是在幼稚地因善义愤，不如说更只会联想起其底细而被鄙视为兔死狐悲的怯懦。

区别于只有从小有肉吃的孩童才会在成长期间的某刻四心萌发，对肉畜共情而哭求父母刀下开恩（而他们在啃上鸡腿时就会破涕为笑），沐猴而冠的昌大恰恰是因为欠缺肉食者这般的幼年情结与随之启蒙的家学渊源而永远成不了真正的两班——当然，不堕落为这些衣冠禽兽显然在观众和导演看来是拯救了圣教门徒最终的精神风骨，但师徒片头片尾分别殊途同归地弃绝“入圣”姿态必须被拷打出其掩盖更深创伤的功能性一侧。

换言之，所谓转移并非是卫道士昌大偏执地指责这些蝇营狗苟之徒作为孔孟传家的正牌士人明明牧民失职内心却全无应有的愧疚之情（指责后若昌大没有话本英雄一般扫清寰宇的手段就很难说他的一时口快有多么正面），而是倒置着将自己来承担愧疚的行为本身设想为清流人士于末法时代的逃逸路径，如此血肉利齿的吃人大地上圣道不昌是原则问题，进而吊民伐罪与否只是能力问题，虽然如何能有这能力总是被无限搁置为历史遗留——但所幸夫子已经嗝屁两千多年的这个大秘密被揽罪于自身的好青天们成功地守密为历史正文，小民有了冤屈受了苛政还乖乖地跪于衙门口惴惴不安地思量切自己的睾丸予县官可以放置进哪种交换样式。

相比之下若是小民跑去当切支丹跪另个公开死了快两千年的南蛮神仙进而保聚才是要掌嘴巴的真切失职，略通洋屁的时派以读四书五经的方式传习六十六卷的行为具有玩火尿炕的黑色幽默特征，一个例证是在辛酉邪狱中充任犹大的丁若铨对彼得获鱼的反思是在大势已去后于贬谪地就千万鱼种进行格物致知，融农融工接受劳动人民再教育对他来说不过大类瀑布下盘坐的工夫，难怪他到死都对起复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师徒间某种双向奔赴的插肩而过是对吟诗作赋的热忱，儒士通过摇头晃脑眩晕清明以启动自由联想吟诵为读书人形象所保证意境悠长的字符串，能在萧索寒蝉下吐纳升沉韵律的丁若铨无论在少年昌大还是观众眼中都是头顶光晕的（昌大自觉已可出山也是因以诗赴会的大获成功）——但与此同时，少年昌大对面作亲和委身求教水文地理的贬谪儒士回以讥讽的灵气，与其说近似中年迅哥缅怀的少年闰土，不如说更像是对吟诗作赋者激起的偏执恐惧本能的攻击应对——因为在好青天们流离陇蜀的诗史里黎庶的苦难一体两面的既是救世济民所要破除消解的症状顽疾，又是底蕴着应当以民为师学习了解的富矿，恰恰是丁若铨的虚心求教威胁（制造）起了少年昌大捕鱼未曾拥有的智慧（乞活刨食的本领竟有能引儒士求教参悟的东西，揶揄他们不识五谷他们竟是如此受用），而千百年来在装模作样地拉扯后这种把戏最终总是以“不耻下问”者成了老师而告终，不难看出此处在保证且威胁下愚不移上是不对称的——因为狗官及其爪牙也不乏同样爱羊恤物的热情，从昌大打鱼到阉羊生娃都逃不脱他们的火眼金睛，相同的技术手段略作调整就能以收赋的名目威胁（制造）起了黎庶未曾占有的财富。

所以狗官和青天互为彼此的良性/恶性局部共同作为纯粹的假相的代理人是如此必要，但根本的区别在于后者总能真的榨出橘干自己都意外的苦汁进而持续性反证其曾并非完全赤贫，而昌大则真的在前者沐猴衣冠的幻灭后怅然懊悔他失去了他从未拥有的东西，进而失去了对生活的本质表象的适性，不得不痛苦地拾起自己就处在阉羊行走的血肉大地或群鱼沉浮的幽邃洪海中心的认识，这也是为何昌大无疑是前进了一步的，因为在最后的长焦中他所遭遇的恰似丁若铨的当年，但他克制着并未吟诗一曲，不将实在界的创伤性遭遇纳入一个象征性的悲惨世界亦是不可多得的宝贵德性。

借由制作鱼谱，无名的黑山被知识化，变成了兹山。

而知识与权力的紧密媾和，注定了知识的确立是经由文人（权力阶层）的指认来完成的——影片固然可以延伸出这样福柯味道的解读，但这又并非导演强调的重点。

至少从表面看来，黑山/兹山还是承载着东方意义上的师徒二人虽殊途但同归的知己感。

很有意思的是，影片的两条脉络可以视为形成了两个逆向的运动。

兹山被知识化，可以看做“边缘的中心化”，无名的岛屿经由中心的指认获得显名。

而昌大选择抛弃两班身份回归黑山岛，未尝又不能看作“中心的自我边缘化”，是昌大与自己出身的和解，也是儒家官僚阶层的自我流放。

两相结合，或许寄托着一种期许：儒家知识通过自我整顿和自我更生获得崭新的生命力。

作者： pASslosS 历史题材，黑白片，一个多月前在韩国公映的这部影片乍看没什么卖点，却力压同期上映的《哥斯拉大战金刚》和《鬼灭之刃 剧场版 无限列车篇》成为周末票房冠军，实现了口碑票房双丰收。

李濬益导演，《素媛》《思悼》等高分韩影都是他的作品。

出道至今，他拍了十几部长片，品质稳定，尤其当他选择讲述历史故事时，观众总能看得安心。

今天想聊聊的这部《兹山鱼谱》就是李濬益的新作，讲述了朝鲜王朝后期的学者丁若铨的故事。

丁若铨被流放至黑山岛后一心编纂《兹山鱼谱》，书名里的兹山便是黑山岛。

1801年，正祖忽然驾崩。

因忌惮天主教在本土的势力扩张会动摇政治根基，反对派对相关人士进行残酷镇压，史称「辛酉邪狱」，其中就包括了丁家三兄弟——丁若铨、丁若钟、丁若镛。

对观众来说，丁家三兄弟就是三种关于人生和信仰的选项。

丁若铨是三兄弟里的大哥，在家中总排行老二（三兄弟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丁若铉）。

其实在历史中，丁若镛才是三兄弟里公认的大才子，是备受后人赞誉的高光人物，可是李濬益偏偏以丁若铨为主角，的确惊喜。

丁若铨在影片中的出场是不讨喜的。

这个人表面上看有点狡猾，还没啥原则，他本不要做官，但后来在谋求一官半职时讲话又很直接，口口声声说自己要为王权服务。

面对拷问，对天主教极度忠诚的丁若钟因信仰被斩首，丁若镛也不卑不亢，宁愿以死来自证清白。

三兄弟里，只有丁若铨一秒「叛教」，而他给出的理由是：此时恐怕连上帝也抛弃了他，还是活命要紧。

正当观众有足够的理由去看扁他时，其个性里的「随遇而安」又显现了优势——被流放的丁若铨不但没有因失势表达任何愤恨，竟然还笑得出来，他对胞弟说「比起恐惧，更多的是激动」。

到了黑山岛，他遇到了好学又有野心的岛民张昌大 （导演和编剧对张昌大的身世改动很大，下文内容以电影为准） ，并开始对那片海域里的生物产生浓厚兴趣。

他以儒学知识换取捕鱼经验，不仅记述鱼类，还有海禽和海菜，对不了解的事物保持着科学的探究精神。

他虽然贵为「两班」，却不顾身份亲自下海抓鱼。

「两班」是什么？

当时宗室之外的臣民分为良民和贱民，良民里又分四个阶级，「两班」就是良民里的最高阶级，也就是类似于丁家三兄弟这样的贵族统治阶级或是学者官吏。

所以影片从台词到构图，处处都显露着儒家思想里讲求尊卑贵贱的礼数和对君主制度的维护。

比如丁家三兄弟被流放到荒蛮之地，已有「罪臣」之名，但当地百姓还是尊其为座上宾。

当然，这可能是心善之举，但反映出的真相也很现实——「贱民」永远是社会中底层的底层。

而且朝鲜王朝时期阶级制度规范极为严格，不同阶级之人不准许通婚，孩子只能继承母亲的阶级。

比如昌大的父亲虽然是进士，但由于他的母亲是庶民，所以他也只能是庶民。

丁若铨与昌大的身份相差悬殊，在当时，「两班」只被允许研习儒学，任何贱民的工作都不能去做，而贱民就算饱读诗书，若非「两班」后代，便不能参加科举考试，读的也是无用之书。

很明显，昌大是因为不甘心才读书，既不是痴迷于求知，也不是想通过学识抵达人性之善。

李氏朝鲜的正统思想是朱子学，昌大想把朱子学当作敲门砖，再以他所理解的「正统」朱子学清理整个系统。

昌大轻蔑丁若铨，也是觉得天主教是邪教。

他认为接受天主教精神内核的人都是叛贼，其实是把朱子学与王权和民族性捆绑在了一起。

他直接批判丁若铨是把书「学歪了」。

对他来说，如果知识不能服务于君王，就是无用的东西。

他怀才不遇的心理也从这里来，先是因为无法学习而愤恨，后又因为有学识却无法做官而愤恨。

昌大所遭受的各种贬低都可能让他对权力更加着迷，而这些也均被观众看在眼里。

比如片中设置的两个人，一个是丁若镛的弟子李江海，同属「两班」人士，他却因昌大的贱民身份而看轻他「不会作诗」。

另一个则是在海上漂流许久、机缘巧合之下谋得官职傍身的投机主义者。

昌大明白，对一无所有的人来说，「正衔二品大夫」才是能够救急的。

所以在《兹山鱼谱》的缝隙里，时刻萦绕着两个问题。

其一是「什么算是真正的知识」，其二是「无法学以致用的知识是否有必要去学习」。

昌大苦读四书五经，奉朱子圣学为其意识形态「本位」，他认为这是唯一且绝对的真理，并以此来衡量世道风气。

当时世道的确不好，贪官污吏横行，百姓被施加重税，民不聊生。

片中有一幕很讽刺，邻居因交不上税，连锅都被抢走了，昌大的愤恨却都挥泄在读圣贤书上，而且给出了一个颇具文人优越感的评价：「朱子圣学不够稳固」。

同理，后来得知连死人也要交税，他又将其归因为「朱子圣学被践踏」，其实直指体系内的当权者，即那些辜负了朱子圣学的贵族和士大夫。

但是任何思想流派都有缺陷，贪婪的人会在教义的「缺陷」中沦陷，将已知的一切教条化并用于规范和统治，而不是继续探索和自我革新。

其实儒家学说和天主教都不是原罪，人才是。

丁若铨举的例子是极为恰当的，西洋人相信「地圆说」，因为他们相信科学，但他们仍然信奉天主教，尽管天主教在很多观点上违背了真理。

既然知识能够灵活兼容，那么他也可以运用圣礼学接纳西学，看似水火不容，其实能够相互借鉴，本质上也有许多共通的道理。

丁若铨在片中经常展现这种「融会贯通」，前脚解读着孔子，后脚就可以借鉴耶稣。

这正是昌大没能透彻理解的地方。

因为被朱子学里根深蒂固的君主制洗脑，他误以为儒学是排外和不兼容的，而其他思想派系一旦有所异议，就是邪恶的，需要被消灭的。

相较之下，丁若铨对社会的期许要更加理想主义和现代化，他期盼着「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这样的观点让丁若铨与身处远方的弟弟形成对比，也让他与昌大分道扬镳。

忧国忧民的丁若镛笔耕不辍，著书无数，涉猎范围极广，而丁若铨在当时只写了《松政社议》和《漂海始末》，手里这本《兹山鱼谱》还是专门研究海洋生物的偏门之作，于当下于现实世界都像在做无用功。

他想要探究的东西会动摇君主制，进而牵连亲属，所以他再度放弃了，就像他当初叛教一样。

如果很多人会因此被杀，他会把信仰埋在心里，并不那么纠结于「铁骨铮铮」。

在电影中，观众很容易感受到这一点：但凡有丁若铨存在的地方，都仿若一个现代社会。

他平等待人，虽然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伟绩，却实实在在地影响了身边的很多人。

在那个男尊女卑的年代，他也愿意倾听一个地位比他低许多的妇人的想法，甚至娶她为妻。

其实导演李濬益在采访中已经讲得足够明确：「丁若钟把天主教当作宗教，丁若镛将其作为性理学的补充品吸收，但丁若铨把西学当作哲学来接受。

」所以丁若钟为信仰献祭自己，这是选择了崇高；丁若镛从西学中提炼出「经世致用，利用厚生」的一面尝试解决民间疾苦，但这仍然基于对君主制的绝对信任。

反观丁若铨，他将西学内化为生存哲学，绝不是在黑山岛「出世」，而是在小小天地里找到「入世」的新选项。

他编修鱼谱的做法绝非机械操作，也不只是用文字复述，因为定义所见之物更加需要调动不同领域的学识，还要通过实践和观察去考证，此外，对物质的归纳整理和分门别类不仅需要哲学思考，还要参照实用性。

他始终在学以致用，只是成果被世人轻视了。

所以昌大的选择也无非就是这两本书，丁若镛的《牧民心书》或是丁若铨的《兹山鱼谱》。

这个选择，哪怕放在当下也依然生效。

昌大选择了《牧民心书》，但他做官后发现自己被束缚了，读了多年的圣贤书最后都沦为谋求官职的工具，反倒违背了那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除了对东亚思想交融史的复盘，《兹山鱼谱》的视听美学也能记上一功。

虽然最初选择黑白色调是预算不足的无奈之举，但它完成得干净利落，丝毫不平庸，虽然不一定如实还原了历史，其所塑造的空间却足够匹配这个故事。

比对现今多数院线片，其实《兹山鱼谱》的叙事节奏是偏慢的，而且把想说的该说的都铺在表面，似乎很想正正经经地为观众讲透一个道理。

这的确让电影显得浅显了些，但作为观众，你还是会感激它能把这么个道理直白地讲述出来。

因为在近些年的亚洲电影中，大多数本该直指问题本质的历史题材影片都心虚地借用了宏大叙事，想要与当下共鸣却又惧怕严丝合缝的剖析，处在一个不尴不尬，欲言又止的位置，最后的成品经常阴阳怪气。

《兹山鱼谱》倒是举重若轻地搬出了知识的两种「实用性」：通过读书，人们可以在体制中攀爬，这是一种实用性，也是内卷的肇因之一。

而另一种实用则是将知识用于生活，正如丁若铨在信中写道：「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然不是坏事，但即便身上沾满污水泥浆，也要活得像兹山一样，虽外表看着黑暗却生机勃勃自由自在，也未曾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这部影片是如此平和地在与观众探讨「生存之道」，探一探「反抗」和「犬儒」中间的路到底有多宽。

这样的影片，是真的稀缺，也是最被当下需要的一类。

纯祖一年，处庙堂之高的知识分子丁若铨，因受辛酉迫害事件影响被发配到遥远的黑山岛。

在其兄弟丁若钟生死害命之际，他已经无法再度信任儒教，而是回归天主教，并从心理上摈弃程朱理学里的道义君权。

在清贫如洗的宽域地带，他无意中和年轻的渔民张昌大成为忘年之交。

张昌大指责丁若铨背叛了儒教，并深信性理学可以改造社会，身为两班后人的他只是暂时没有入世理想的机遇。

开发民智，辟启蒙，将引纳精神之哲学意绪，灌溉滔滔之大流，即是昌大所有的开疆僻壤的愿景。

他认为丁若铨受到邪恶学说的影响，因为丁若铨的思想的开阔性与前瞻性让丁认为知识分子应当建立并从属于无君无主、人人平等的清平世界。

而昌大却执迷于四书五经，并认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才是其所应当拥抱追寻的命运。

殊途同归源于他们内心深处的信仰，丁若铨的流放让其内心更具有自由的道家风范，并对岛上的各式鱼、藻类的生活习性乃至身体结构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已不再依附于政治，亦不相信千年传下来的使社会陷入疯劫中的封建政治谰言。

他和昌大一唱一和，分别从对方那里寻求思想和现实的养料，解剖各式的鱼，并以开明且旁若无人的态度娶了岛上的寡妇并生了孩子。

而昌大则娶了一位魅力可爱的少女，鹣鲽情深。

昌大不甘流于平庸，而是靠发愤读书以及父亲的贿赂参加了考试，以雅驯和通透的才华成为了进士。

但他发现越是入世，他的深沉朦胧的仕途之梦几近于破碎。

普通民众不堪被朝廷的私我势力压榨，竟然义愤填膺当众自我阉割，有血腥，但场面不乖张。

王权本应保护民众的利益与生存权，却成为荼毒怨念的刽子手，此时昌大才明了师父丁若铨的避于祸患守护自我的清流。

完成了《兹山鱼谱》的写作，丁若铨执笔而亡。

他在流放的十四年中与花鸟鱼虫相伴，有性灵知己挑战儒学作陪，有普通妇孺依依照料为价值的高格。

而昌大也远离了朝廷是非之地回到了岛上，并从丁若铨的书中找到了某种开阔的纵横捭阖的心的滋养物，阡陌纵横之间，写意一把海晏河清，画楼听钟。

这是一部纯粹的知识分子悲剧的韩国影片。

昌大的诗歌之咏，若铨的造物之初心，解决了五湖一孑孓的精神孤寂的感受，真正的学问的造就需要的正是悬梁刺股的精神譬喻，以不忍人之心写意中西文化交融之应和。

死亡对于丁若铨来说正是来世的修学，以及真正的精神性丰富和练达，他们都不愿做时代的傀儡弄潮，而是以超越偏见的心的哲学跳跃来一场洗练的幻霞灿雾林。

理想主义者的悲哀绝唱，来去纵横之间，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让我感到悲哀的是，中国几千年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长河里，有无数个丁若铨般的士大夫形象的存在者，可偏偏中国没能拍出像《兹山鱼谱》这样一部电影。

本该由自己讲述的历史人文，却是一部韩国电影。

看完《兹山鱼谱》，想到的第一个历史人物其实是杜甫，或许对应的是昌大步入仕途后亲历的百姓疾苦。

老师在兹山的流放生活让我想起出使匈奴被扣的苏武，在西伯利亚牧羊十九年之久才得以返回长安。

但谈到丁若铨的思想，不得不让人想到李贽。

提及李贽，说来颇有渊源，我的老家在麻城，正是李贽曾在此讲学时，每一次都万人空巷，从者数千人，其中还有不少平时不迈闺门的妇女也会去旁听的那个麻城。

我家门前的那条大道，被冠名为李贽大道，我家的门牌号也永远和李贽有了这样一丝微妙的联系。

说丁若铨是时代的理想主义者，莫过于说他是走在时代前的思想启蒙者。

他所期望的社会是，没有两班和贱民之分，没有嫡子和庶子之分，没有主人和奴隶之分，也不需要君王的那种世道。

一个生在纲常伦理的时代的人，怎么能认为一个国家是不需要君王的呢？

这对昌大来说是万万不可接受，也是他所不能理解的。

他问老师，为何在书堂上梁写上圣礼学的核心复性。

老师回答，无论是西学还是圣礼学，只要是美好的就都可以用。

老师说他用圣礼学接纳了天主学，但是在这个国家，却连一个渺小的他也容不下。

这个国家的圣礼学究竟是为了谁？

这国家的主人是圣礼学，还是百姓？

昌大无法回答。

一个不需要君王的世道，谁是主人，又有何不同呢？

和《兹山鱼谱》比起来，昌大更愿意选择《牧民心书》的路。

他以为只有投奔君王，才能为百姓做事。

昌大和老师分道扬镳。

可惜步入仕途后的他，并没能通过朱子礼学使自己走上渴望已久的那条能为百姓做事的道路，取而代之的是他这才清醒意识整个官员体系不过是一个腐败的体制下拥有着不断奴役压榨着人民的特权而已。

“既然无法学以致用，那就按我的性情活着好了。

”最终，昌大选择了和老师一样的道路。

和丁若铨颇为相似的李贽，同样大胆地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

他提倡人类平等，婚姻自由，尊重妇女，主张个性解放、思想自由。

他认为，按照万物一体的原理，社会上根本不存在高下贵贱的区别。

老百姓并不卑下，侯王贵族并不高贵。

他对被封建统治者奉为金科玉律的儒家经典和孔孟之学进行抨击，并以孔孟传统儒学的“异端”而自居。

他堪称时代的超前卫思想者，却并不被时代所接受，时代的力量也无法接受他。

毫无疑问，丁若铨和李贽都是悲剧式的人物。

这种悲剧不仅属于他们个人，也属于他们所生活的时代。

“活成不断向上飞的鹤虽然不是坏事，但是即便身上沾满污水泥浆，也要活得像兹山一样，虽外表看着黑暗却生机勃勃自由自在，也未曾不是有意义的事啊！

”老师临终前留给昌大的信里，这段话令我念念不忘，引人深思。

有时候我想，如果我们读书的目的和对求知的渴望，最终都是基于功利心为了满足自我想达到的某种物质阶层而作出的努力，那我还是会有些失望。

如果说电影对我启发最深的一点，莫过于它让我再一次深刻相信着我所认识的一个真理：知识并不一定能改变命运，但它能改变看待命运以及应对生活的方式。

我希望自己可以永远无功利之心的爱着喜欢做的事：阅读，思考，写文字，坚守内心。

当一个大隐隐于市中最安贫乐道的姑娘。

流放一词对于中国文坛大家并不陌生，凡是落难时往往成就佳作，更有“国家不幸诗家幸”夸张之言。

可惜这样的题材，却为韩国影视文学所选取所呈现。

随着国籍身份的转变，主人公所写也为百科全书，偏实践类的兹山鱼谱。

一、 士大夫与渔民

士大夫与渔民，不是高官关心民间疾苦而相遇，因为一场流放，一本鱼类百科全书，让两个毫不相关、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命运紧紧交织在一起。

地位悬殊，一个是两班，饱读诗书、出身高门的士大夫，一个是贱民，学问有限、生活贫苦的贵族私生子。

但因为丁若全相信“人人平等”，他对待张昌大只是在学问上有所差距（而这种差距可以缩短，张昌大也有丰富的鱼类知识），若说待他和待岛上人有什么不同，那应该是等待这个小岛青年主动奔向自己的怀抱，求学问道，当然也是爱才惜才。

追求不同，一个是信奉异端邪说的叛徒，一个是拥护性理学的野小子，也注定两人的分道扬镳。

如同一开始咒骂、唾沫星子淹死人的汉阳百姓般，张昌大对丁若全避而远之，即使在学问上困惑多多，向学之心也抑制着。

之所以产生退让，一是因为两人做了一场知识互换的交易。

“越了解朋友，我也会变得更有深度”。

在这位双重叛徒的身上，有张昌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资源，更何况“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明知地球是圆的，西方人不放弃天主教的信仰；西学东渐，对于舶来的科学文化，曾经的朱子信徒也曾用性理学所丈量过。

实在的道理打动他，也让两人真正成为师徒，度过一段平静而丰富的时光。

此外有限的学识也让他无法摆脱贱民的身份。

张昌大终于成长一个合格的儒生，分岔路口出现在面前。

曾经熄灭的想法再次点燃，对君君臣臣仍抱有幻想，科举入仕，谋求官位想为百姓做事。

但现实证明，大鹏展翅高飞，看到的却是满目污浊，触目惊心，整个国家都烂透了，没救了，这就是为什么丁摒弃儒者之道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他放弃功名重返黑山岛。

张昌大直到此刻才明白为什么他的老师只有寥寥作品，为什么只写这本百科全书。

二、兄弟情深：本是同根生，分飞似落花如果放在中国背景，文人家族数不胜数，古有三曹、三苏，近代有三周。

只不过曹氏兄弟如同死敌，相亲相爱的树人、作人决裂，苏轼、苏辙的情谊深厚难能可贵，正如影片中的丁若铨、丁若镛。

丁氏兄弟，性格不同，选择各异。

老二在片头早早殉道，老大丁若铨（主人公）被流放黑山岛，寻出世超脱，走的是无君无父的道路。

老三丁若镛仍是地道的儒者，著书立说，希望后辈能扛起重任兼济天下。

但凡兄弟，有一主导，有一跟从。

弟弟丁若镛，甚至先王，皆求教于丁若铨。

连流放事件的始作俑者也说，哥哥比弟弟更可怕。

可怕在哪？

可怕在丁若铨更豁达，更大胆，洞明世事，才会一叛儒门再叛天主。

弟弟的流放都已经解除了，他却至死仍为罪人。

因为流放，兄弟两人被迫分离不得相见，只能通过书信来往。

栗亭店分别，貌似呈现的是弟弟的不舍，哥哥的豁达自如，但当身处穷山恶水的丁若铨，同样会心境落寞，一边望月吟咏，以表思念，一边拿着酒坠入大海。

豁达是苏轼自我宽慰的一种体现，对丁若铨也是如此。

所幸他遇上昌大，所幸他挖掘出黑山白水的宝藏。

即使到最后都没有呈现相见的画面，却并不妨碍两人心心相印。

三、意象丰富“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恋人音信相通需请青鸟为信使，而青鸟在本片中也传递着希望。

从头到尾的黑与白，这是唯一的一抹亮色。

从海胆嘴里露出头和喙的雏鸟，一开始以为是死，结果确实生。

死中孕育出生，孕育着希望。

而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师傅还在念叨着徒弟，强撑病体书写着鱼书。

类似的好意象很多，比如写书用的乌贼墨汁（乌贼虽从污秽中来，喷出的墨汁却是上好的宝贝）等等，留待观众们挖掘。

四、后记

百想艺术大赏结束一段时间了，曾经也为薛景求、卞约汉无缘奖项遗憾，但好在导演李濬益获得导演奖，也让我们看到南韩对文化电影，传记电影的肯定与认同，即使没有高票房。

如果拍一部天朝的《兹山鱼谱》，拍徐光启，结果可想而知，最新例证是上周末上映的《柳青传》。

tc的传记电影在20世纪60和80年代曾掀起一波小高潮，毛病一样，内容、思想性不够，放到当下更是做不到、要求不得，以至于萌生念头，拍纪录片好了，比如《柳如是》导演最新的《王阳明》。

不过想象的翅膀当然可以大胆展开，如果拍三苏，或许从苏辙的角度去拍；如果拍三周，可以从周建人的视角去看，这是本片予人的一大启发，也是导演匠心之处。

可我们的故事在哪呢？

分叉小径引着三人去往不同的路。

丁若锺自投罗网，大义凛然喊出信教宣言，让人联想起《沉默》里，愚昧贫穷的村民，即使耳朵滴血，被倒吊埋在坑中，仍拒绝踩踏木质圣像的坚守。

丁若镛心中有君臣父子，以儒士的高洁，愿意以死以示清白。

丁若铨一开口即不同，狡黠地宣誓与邪教划清界限。

所以丁若锺被处死，哥哥丁若镛和若铨得以苟活。

临别时，丁若铨安慰即将分别、忧心忡忡的若镛，“不要苦于一时的耻辱，既然还活着，就要努力挽回，连着已逝之人的耻辱。

”他也是如此实践。

对于儒学一派，通过科举考试，步入仕途，“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刻印在脑海中，永不会反驳的鸿鹄之志。

被流放，意味着再也无法实现抱负，对于所有心怀理想的儒生，是毁灭性的打击，在远离权力中心之地，蹉跎岁月，等待召回，多么难熬且无望。

但是丁若铨却像苏轼一样，“何妨吟啸且徐行”，在黑山岛找到了乐趣，和昌大一起识鱼，与可居嫂一同饮酒，埋首编纂鱼趣之书。

昌大发出圣礼学被践踏的感慨，是因为痛恨为吏不仁，为官不义，他背诵经史子集，望跻身两班，实现《牧民心书》的抱负。

丁若铨对着昌大痛斥“圣礼学就是因为你们这种人被践踏”。

是因为从小熟诵儒家经典，践行其中“格物致知”的部分，暗合西学，摒弃“忠君”，所以不敢再著书立说，怕以“谋逆”株连家人。

“魟鱼要走的路，只有魟鱼知道；鳐鱼要走的路，只有鳐鱼知道。

” 当昌大与跳出“君为臣纲”的老师决裂，出走官场，却发现《孟子》描述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大同世界，早已被颠倒，决绝地弃官而去，只可惜斯人已逝。

相比于他，丁若铨才是这昏庸世道的独醒之人，信天主教也可，当天主教宣扬禁止祭祀，与千百年的孝道文化相冲突，他第一个站出来反对，比起信徒的生命，不信也可。

与昌大站在小船上，讲解“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时，他的脸上仍带有虔诚。

可以说他识海物，悟心性，是“格物致知”，也可以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可以是基督平等的信仰。

这也和《沉默》的人结尾相似，罗德里格斯在德川幕府时代的日本被迫公开宣布放弃信仰，被火化时，妻子却偷偷丢进一个木雕的圣像。

暗处寂静无声的反抗，也许才是丁若铨所谓的抽象“西学”精神，即实用主义为先。

三兄弟都没错，丁若锺选择坚信，始终不悔，丁若镛一直“先天下之忧而忧”，笔耕不辍，最终从山野被请回朝堂。

丁若铨至死未受召唤，在书写《慈山鱼谱》时溘然辞世，无喜无悲。

在大浪淘沙的现今，《牧民心书》或《慈山鱼谱》都被渐渐遗忘，但是精神抉择的阴影却始终浮在东亚儒家文化圈之上，这才是导演隐然未昭的野心，即使是丁若铨，都未处理好其中的关系，难道所谓的平等，是建立在保留师徒之间的跪拜礼之上么？

有时候传来的一套价值体系，还需要整个土壤，仪式赋予宗教神圣的意义，有时候，也可“酒肉穿肠过，佛祖心中留”，留或不留，自成一说。

我在早年一直有一个幼稚的想法就是：一部电影真正需要给观众传达的不仅仅是感官上愉悦的视觉画面，正如一部好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让读者赞叹语言的细致工笔，奇妙排列。

一部真正好的电影应当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至少可以激发观众对于人生，人性，宇宙，历史等重大问题的思考，“一部好的电影让人思考什么是电影”。

当然这只是我个人非常片面和浅显的观点，也深知电影艺术不能单纯地以这样的角度去评判，但我还是坚持我的选择。

所以我们今天在讨论的主题是“什么才算得上是好的电影，以及我们为什么已经很久没有拍出一部好的电影。

”当然这里对于“好”的认识不同的人不同的看法，我这里仅代表个人的审美观念。

这里的“我们”也是以我个人的角度，发出一声轻轻地叩问：从前那批“劳驾，把摄像机架这”的导演去哪了？

在这个追求商业化利益化的时代中我们能不能回过头来好好审视自己的文化，拍出一部兼属历史现在未来的影片。

让我们看《兹山鱼谱》是怎样拍好“文化”这一命题的。

一，镜头语言的极致运用。

镜头语言是电影艺术最基本的元素，本片突出的是全片的黑白画面，夹杂三次彩色镜头。

用黑白画面简单地赋予影片水墨画的艺术质感，又让人品出历史的悠远厚重，领悟阴阳调和的哲学意味，十分成功。

三次彩色镜头又分别象征了人物思想的三次升华：一次是昌大在丁若铨的引导下转变观念开始接受西方知识，打开人生和思想的新天地；一次是从海胆里振翅而飞的青鸟承载着丁若铨对昌大的思念和对未来美好的希望；一次是昌大选择顺从自己的性情，远离污浊官场驾船驶回黑山。

左右空间切镜 二，内容 电影《兹山鱼谱》是以朝鲜文臣丁若铨所写《兹山鱼谱》的序文和其弟丁若镛的《光冲氏墓志铭》等史料为依据改编的，那么真实的故事—影片原型是什么呢？

史料记载丁若铨被贬黑山“益纵饮，与鱼蛮鸟夷为俦侣，不复以娇贵相加。

”入岛后，后与当地人相处融洽，通过向当地人教文授课来获取衣食之资，曾作诗曰：“三两客将秋色来，诗国潜兴未论才。

凉飚在树蝉犹响，清月盈沙雁欲回…樵儿钓叟全成友，恣意家家笑语开。

”在这样的流配生活中，丁若铨结识了当地人张昌大。

电影中把张昌大塑造成一位向丁求学的青年渔夫，二人是师徒，但在《兹山鱼谱》的序文中，丁对昌大的态度是“邀而馆之”，是以招待客人的礼节对待张昌大，二人之间应该是平等的朋友关系，丁若铨曾作诗给昌大：“人说张昌大，迢迢逸士林。

古书恒在手，妙道不离心。

”由此可见在丁看来，昌大是一位能远离尘嚣的隐逸士林，能与这样的人交往，也是苦闷生活的慰藉。

而在电影里对张昌大的改编太多，也太过于戏剧化。

相对而言，倒是我们历史当中姜唐佐与苏东坡的故事更具真实性，戏剧性。

这说明，对我国历史人物的改编也是切实可行的。

几乎每一个经历九年义务教育，稍微读过些书的中国人看完影片后都会惊呼，这不就是苏轼吗？

这才是一部真正应该由中国人来拍的片子啊！

原因就在于影片中的羁旅漂泊，离愁别绪，对月赋诗的情境是我们最熟悉的，丁若铨也正是无数失意文人的缩影。

在他身上，我们看到苏东坡“且陶陶，乐尽天真”之派，陶潜“纵浪大化，不喜不惧”对超然，他是“活生生的，最终成为了历史，文学，乃至于哲学本身”的中国古代文人形象的集大成者——愁时借酒抒怀，兴起对月赋诗，羁旅苦中作乐，在野里仁为美，不经意间流露出的“知其不可而为”的入世精神，刻在骨子里的经世致用，绝处逢生的精神内核。

而电影的卓越之处就在于它是在深刻地把握这一可贵的文人精神，分析和感悟文人在面对无可救药的社会现实时做出自己的选择时的那分无奈和必然，隐隐中透露出的力量温润，深切，感人，这浩浩汤汤的五千年文化忽然就站在了我的面前。

三，人物 丁若铨被塑造为文人形象的典型，昌大则是以一个贫士的形象存在。

他的出身恰如其分——两班父亲的私生子，因此一旦拥有改变命运的一线生机，他就要去抓住它。

改变命运的欲望支撑着他早期的求学之路，当丁若铨问他为什么读书的时候，他的回答是：“为了活的像样一点。

”，由此看出获得知识对昌大来说是其次的，最重要的还是证明自己不同于常人，改变自己贫困的命运。

但是昌大也是一个有“血性”的男儿，这样的血性注定他不会与官场同流合污。

他看不惯，也不能理解执政牧民官鱼肉百姓的野蛮行径，怀着一颗救民于水火的心，毅然决然地踏上“牧民新书”的道路。

此时的他还不知朝政的不可挽回，妄图以一己之力改变这已经腐烂的体系。

从昌大的角度向我们展示官场的污浊与不堪，向我们解释了丁若铨选择不同道路的原因，这一人物的改编和塑造是很有典型性的，从昌大身上我们也几乎可以看到当年陶渊明对官场的厌恶和无可奈何，“达官必蠢愚，贤者无施处。

”

四，意象 地球仪 昌大对丁若铨的接受是从“地球仪”开始，“那些西方人，明知地球是圆的，可依然要信奉天主教，而我们在打渔农耕的时候，他们又不知道在造什么我们根本未知的东西，这难道不可怕吗？

我用圣理学接受了西学，圣礼学和西学绝不是敌人，而是要一同前进的挚友。

”昌大明白了闭门造车，固步自封的不可取，于是开始向丁的求教之路。

青鸟 青鸟是我们熟悉的中国传统诗词中常见的意象，常用来表达思念：“青鸟殷勤为探看。

”而在影片中从海胆中生出的青鸟又何尝没有承载着丁若铨对昌大的思念。

丁若铨是昌大的老师，清楚的明白以昌大的气性不可能在腌臢浑浊的官场里如鱼得水，以个人之力改变现实必将喷得头破血流，他料想到昌大有一天会弃之而去，所以写下了“如白鹤之生虽好，而兹山之污泥亦善矣。

”的话语抚慰昌大的心，坚定他的选择。

而至死，丁若铨都在念着那个给予他两次生命的徒弟（一次从海里救起肉体，一次从蛮荒救起灵魂），“这些都是昌大告诉我的”真切而感人。

在黑白画面中生出的一抹亮眼的青，也蕴含着一种蓬勃的希望和生命力。

五，结语 昌大最后的那句话“如果没有办法学以致用，那就按照自己的性情去活好了。

”道出人生玄理——即使没有办法改变世界，那至少可以改变认识世界的方式。

因此也不用苛责我们好没有一部足够好的作品，一个时代自有一个时代的美好与悲哀。

让我们共同期待中国电影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时间背景1801年，是朝鲜王朝1392年—1897年末期，也是朝鲜正祖时代结束（卒1800），内部纷争日起，国家开始日益衰落。

辛酉迫害朝鲜正祖时，朝鲜形成了天主教会，广泛传教。

当时有两派：时派：正祖、丁若镛；僻派：王后代表。

正祖偏袒时派、打压僻派，随着正祖的去世，僻派掌权，政府开始迫害天主教，是朝鲜半岛史上首次全面镇压天主教运动。

三丁丁若锺被判斩首示众，丁若铨、丁若镛兄弟有悔意，改流放。

天主教朝鲜正祖时期，开始经过明朝末年的朝鲜使节传入。

两班-士大夫两班：韩语发音：양반yangban，即文班与武班的合称，是古代朝鲜贵族阶级。

颜文谚文是朝鲜语使用的表音文字。

在谚文发明前的数个世纪中，朝鲜借用汉字记录朝鲜语。

在朝鲜世宗的组织下，谚文于1443年创立，并于1446年被推行。

由于精英阶层以汉字为正统、阻挠谚文推广，谚文在20世纪前应用有限。

直到19世纪，使用者仍然局限于妇女儿童和劳动阶层。

1948年以后朝韩两国相继废用汉字，经过大力推行，目前朝鲜半岛大部分的日常出版物均完全以谚文写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