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走的决心

01刷到过陈瑾在采访里说的一句话：自由就是你孤独地站立，不依恋，不惧怕。

我想，这或许是每个女孩子，都应该了解、记住，并实时提醒自己的一句话。

我们从小受的教育，恰恰跟这句话相反。

我们被教育去依恋“女孩子不要那么强，你要小鸟依人，你要会撒娇，你要温柔贤惠、懂事体贴，你要找个好人嫁了”，被教育去惧怕“你一个女孩子不要到处跑”“这种工作不适合你”“女孩子跟男人们去争什么呢”“你不结婚，以后老了谁养你”“女孩子年纪大了就不好找对象了”。

这所有的规训和教条，成功的把我们框住了，框的自以为弱小、依赖、没有勇气、没有能力，也从来没想过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自我，然后又过上了这些条条框框，这些规训希望女孩子去过的那种人生，结婚、生子、服服帖帖、逆来顺受。

在看《出走的决心》之前，我以为这个电影演的会是上一辈女性的人生，我以为我只是看一看女性们过去过得生活，然后愤恨的骂两句“以前的女性真惨啊”。

可看完之后发现，哪有什么上一辈女性啊，都一样。

就像剧中的妈妈和女儿，妈妈隐忍了一辈子，牺牲了半生，终于攒够了勇气和决心，走了出去，可留下的女儿呢，又成了和过去的妈妈一样的被困住的角色。

02女性所面临的生存困境，大概从一出生就开始了，只不过，要到人生的关键节点，或者到自己真正醒悟的时候才显露出来。

电影中的李红，生在重男轻女的家庭，她甚至比现实中的同龄女孩子还更幸运，更有思想一些，毕竟她80年代就上了高中，还有考大学将来想云游四海的梦想。

但是父母以家庭条件不好为由，强行让她辍学，“你是长女啊，家里是不是也得顾着点，咋不懂事啊”。

“懂事”这个词，不知道坑害了多少女孩子，绑架了多少人的自由意志，为了给自己贴上“懂事”这个标签，所以被要求时要听话，所以要压抑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要委屈求全，久而久之，自己成了一个懂事的人，却失去了自我。

有多少女孩，生长在重男轻女的环境而不自知，她们习惯了让步、牺牲、受委屈，甚至连自己都成了重男轻女的帮凶，觉得家庭里的哥哥弟弟，男孩子们比自己更重要，“甘愿”把自己榨干了去滋养别人。

李红进厂几年后，就找了个在郑州工作的对象，她说：“远点好，我就想离家远点呢。

”以为逃离了那个不被爱，不被重视的原生家庭，遇到了一个对自己好，心疼自己人，会是新生活的开始，结果呢，只不过是跳出了虎口，又进了狼窝。

又有多少女孩子是抱着和李红一样的心思进入婚姻，把它当成避风港的。

我们从小的概念里，“结婚”是一件喜事，人们总说结婚后老公会疼你爱你，找个好人嫁了，就是女孩子最好的归宿。

等后来被婚姻毒打过，或者看见身边人被如何毒打后，才明白婚姻到底是什么，那不是什么避风港，女性在这里从来都占不到一点便宜，甚至它是比原生家庭，更残酷的一个压榨机。

03这个社会在我们的意识里植入的男性形象，是强壮、有担当、可依赖、能照顾人的，可长大后才发现，很多时候恰恰相反。

想起梁永安在一个视频里说的话：很多男人是靠不住的，现在很多女人都是在孤军奋战……你穿着婚纱站在那儿说，好感动啊，我找到了遮风挡雨的港湾，没想到对面站的这个家伙可能是你最大的风雨。

结婚后，李红的老公是什么样子呢，大男子主义、说话刻薄、在钱上斤斤计较，别说疼爱了，他甚至可以说是不尊重瞧不起李红。

人们经常说“男人结婚后就变了”，其实不是变了，只是结婚后，那些琐碎、沉重，把一个人的本性，真实的一面，一股脑的全都摆到了台面上。

李红下岗丢了工作，一辈子都在打零工，夫妻俩经济上AA，老公给予李红的只有打压、指责和漠不关心。

我看他们婚后的相处，便联想到了我自己爸妈的生活。

原本觉得他们算是我身边很幸福的一对老夫妻了，但看了李红的生活，我才感受到，如果代入到我妈身上，她的婚姻是什么样子的。

我爸小气了一辈子，虽不至于经济AA，但几十年来，数落我妈花钱多，跟她算账，那也是家常便饭。

同样的大男子主义，年轻的时候，两个人下地干活，回到家，男人躺炕上休息，女人要继续操持一家子的饭和家务，吃饭的时候，我爸永远坐最里边，碗里的饭吃完了，一抬手，我们就得去给他盛饭（不过近几年老头变了，勤快了，啥家务都会做了）。

有一次我离开家时，我妈去了娘家没回来送我，她就被我爸和奶奶一起数落，怪她没在我走的时候给我做顿好吃的。

好像照顾孩子，只是妈妈一个人的责任一样。

我还记得有一次爸妈吵架，我妈哭到心脏病都犯了，我拉我爸去哄她，结果他开口说出的话是“你别闹了”。

一个女性在婚姻里，到底承受了多少无形的委屈和伤害。

所有人都对这个女性有一个刻板的期望，老公要求她贤惠、勤俭、持家、孝顺，孩子们期望她温柔，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永远站在自己身后，哪里需要就能往哪里搬。

04电影里的李红，仍然是相对幸运的，她有一个疼她的女儿，主动拿钱让她去考驾照，帮她买车，自己请假耽误工作，也让妈妈去练车。

可是老公和女婿又完美隐身了，闺女丢了工作，老公第一时间就是指责李红“你拿了驾照，把闺女给整失业了”，而女婿说“晓雪正好也在家歇一歇，带带娃”，这些话真的句句戳心。

这个家里的男人似乎永远是上位者，他们不会做出牺牲，最多在你做出了牺牲时，象征性的安慰，从来不反思自己，只在出了麻烦时，指责、抱怨，好像他们对这一切都没有责任，只用像个皇帝对大臣似的，点评、审判、奖励、惩罚、指手画脚就可以了。

李红最终还是出走了，她等了女儿生孩子，等了孩子们上幼儿园，又等了女儿找到新的工作，她等不下去了，终于放下一切，狠心出走。

电影中的女儿没有责怪妈妈，而是理解她或者说羡慕她，可我想如果是现实中在这种情况下，妈妈决然出走，不知道有多少孩子，要把自己生活的困境责怪到妈妈身上了。

我想到之前看的一个综艺片段中，宋佳说：“我觉得这个女孩，看她会不会狠，她能不能狠，只要会这一点，她就不会太差。

”我们以前所受的教育都是温顺、懂事、听话，现在，我希望所有女孩子都“狠一点”，这个狠不是坏，而是果决、坚定、勇敢、拎得清、不讨好、不畏缩、不委曲求全，狠狠的爱自己、尊重自己。

就像李红出走时所下定的决心，当她有了一个目标，任何人、任何事都拦不住她，就是这样的狠

这个故事本身既真实又励志，可惜拍得不叫电影。

且不说用俗套手法切到稀碎的镜头和拙劣的调色，就是每个演员都演得太差了，不可思议那种差。

相由心生，人物原型的脸上完全没有跟“逆来顺受”有半毛钱关系的皱纹沟壑。

而主演偏偏演了个百分百逆来顺受。

甚至还给特写，反复给。

给完特写还不够，拍完还给个金丝路最佳女演员奖。

你说一个人顶着几十年的逆来顺受脸，最后圆梦竟然是游历大江南北做个爽朗姐，她能真吗？

再说里面的丈夫，演得更差。

就单说老两口吵架的节奏吧，日子过成这个破样子，彼此不懂，彼此也不想懂，哪怕吵架也会是稀巴烂的一坨。

你老两口倒好，吵架过程中的气口衔接比郭德纲和于谦还默契，幸福之家都没有这么严丝合缝好吧。

还有女儿，这个人物的每一场戏都跟其他场景没啥关系。

说和稀泥就和稀泥，说生气就生气，说向着妈妈就向着妈妈，说翻脸就翻脸。

这个女儿不是个女儿，是个按钮，按一下一个样，要啥样就啥样。

唯一唯一最重要的，是需要她演出来当妈之后的疲惫失落，她演出来了吗，能看出来累吗，能看出来失落吗，没有。

女儿的戏中有一幕特别可笑。

对最新流行的脱口秀小剧场“胡来”一无所知又能怎样，想表达个啥？

女性就得有义务当大众点评？

新店面新事物不知道就是犯罪吗，必须内心自责、精神崩溃？

The Cure出的新专辑豆瓣上评分才不到两千人，又有谁一惊一乍了，那可曾经是女文青群体的神龛啊。

这一家人里，可能就女婿想要演得真一点，但是依然没有拿到足够真实的剧本。

他给老婆买妈妈装被骂，看似合理，但是请问老婆是自从怀孕到孩子长这么大，就没收到过或者自己买过妈妈装吗？

还有“最后的晚餐”那场戏，“四个大人三喜临门”这种脑残台词，是这个腹黑人物该说出口的话吗？

综上所述吧，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这个片做到了对真实感毫不尊重的程度。

所有演员都在走极端符号化，有点像南方公园，更像是春晚小品。

对，就是春晚小品。

在这种表演场景下，几乎可以随时插入这样的高潮且毫无违和感：——嗐老婆，要我说呀，你先别不高兴。

——妈，你坐下歇会儿。

——姥姥，姥姥，我们全家想跟你说句话！

——（合）咱们一起啊，包饺砸！

这太令人纳闷了，为什么会出现如此糟糕拙劣的表演呢？

似乎原因来自于这场戏：马苏来托儿所接孩子偶遇主演，跟主演说自己过得也不好。

——OK，这就成了，电影的主旨就呼之欲出了：不再是恨具体的人，而是必须恨抽象的人。

所以，这么个电影，试问，哪个演员敢往真里演？

谁也不傻，必须不能丰富立体，必须只能扁平无脑，必须让观众把演员和人物分开。

分得越开，势必演得越差，但是分得越开，演员死得越慢。

我一开始不明白网上都在吵什么。

你静香非要嫁给自私鬼胖虎，还把自己弟弟养成了鸡贼小夫。

郁郁半生是吧，跟野比大雄有什么关系？

后来想了一遍诸位演员的表演，发现不妨多问几个“有什么关系”：你苏敏励志又洒脱，跟我李红懦弱又自怜有什么关系；你苏敏励志又洒脱，跟我尹丽川非要占领市场上这条独特赛道又有什么关系？

很中。

谢谢两位老师的表演，如有雷同纯属克制。

姜武老师破音的台词很妙，完美契合咆哮中的情绪和声带失控。

咏梅老师挥刀向自己的哀嚎，被逼入绝境弱势困兽的巨大恐惧和哀伤。

耳熟能详。

音画优秀同步（没有阴阳怪气（…））。

不同交通工具上的空间和时间的出走，与音乐丝滑同步流动，时间点切换和呼应也很自然。

乒乓球砰砰砰打游戏锵锵锵是男性背景音的代际传承。

大雪夜快乐奔跑以为找到依靠，只是从一个深渊往另一个深渊里跳。

新的深渊里，一间自己的房间是一个貌似弱不禁风却有铜墙铁壁的小帐篷。

婚前甜蜜婚后暴力的结构大家共享。

喜欢那些遮遮掩掩的镜头，像极了麻麻飘忽的眼神。

小空间的遮遮掩掩让封闭空间更加窒息，老的老房子公共走廊阳台转角镜头有工作没工作前后对比美如《泰坦尼克号》。

新的老房子封闭阳台也和《82年生的金智英》一样，晾衣服的间隙才有时间和自己说两句。

出走前的女儿女婿丈夫三人上桌吃饭妈妈是忙碌恍惚局外人的戏绝望得难忘。

————题内的题外话————演一场影城兑换券要过期了的戏，刘老师终于能电影院。

一向在电影院睡觉的刘老师从回忆部分开始抹泪还不忘给我递纸巾，曾经梳着大麻花辫子的她也是绽放的花。

两双红眼圈出了电影院，我问她是不是比爸爸还差点，她哇地在商场里大声哭出声来，我拍了拍她说辛苦了。

无法改变但是需要被看见。

刘老师的人生是参加了高考的支线。

贴上学霸全日制大学生高级工程师的标签，拥有自己稳定体面的工作和收入。

即使是这样的幸运模式，也只能在暴力冲突中多扛几个回合，躲不掉出走大结局。

刘老师在上海的时间也是她的出走。

除了我在家的时候得体现出殚精竭虑的大局观保持愁容满面，实际上若不是真的快乐也不会待这么长久。

一方面可以扛起相亲大旗躲避长沙亲戚朋友的眼光和躲避对于外婆的过度照护，另一方面可以躲避长沙家中暴君爹地的怒吼。

她在上海可太快乐了。

刘老师说你看电影里吵成这样女儿不还是结婚了吗。

对，最妙的就是女儿说你赶紧离婚别说为了我，我绝不结婚下一秒镜头瞬间切女儿的婚礼，所谓喜欢的人不过是深渊的重复，我说要是万一有了孩子绝不会跟她说任何一句要不是为了你的句式，结婚后可是三个人一起压榨年长女性。

刘老师不说话。

深渊里的人想要把别人推向深渊搞不好是行善积德真渡我一步到位，谁还不能把谁养育一遍呢，认真我就输了大隐隐于市。

暴力咆哮欺软怕硬斤斤计较这些元素占满，我爹还叠加了权力经济升级的戏码。

然而权力经济升级的差距没有扩大到一方的绝对制衡，导致暴力升级。

一直配有司机不会开车的爸爸一坐上妈妈的车就能开启火药库，没按照他的指令行驶能一边咆哮一边直接打开行驶中的车门下车（平铺直述）。

直到我开始掌握方向盘才能在暴风中告诉他走错路没关系，一切都没关系，hakunamatata, what a wonderful phrase。

讨厌小汽车,冲突暴力拉满无处可逃的小汽车。

客人来了瞬间入戏的熟练敬酒幸福演习，客人走了大家都碎了一地。

影片中的花瓶只摔碎了一个缺角，我家满地都是方便操作的亮晶晶暖瓶碎片。

讨厌喝酒要说话。

甚至能感谢他们赋予的hard模式出厂设置，让我在以后的人生当中强得可怕所向披靡。

质问爸爸为什么在乡下只有男的能在桌上吃饭，外婆姨妈舅妈妈妈和小孩们都端着饭碗在外围如同苍蝇一般叮在一个夹菜的开口聚聚散散。

爸爸说因为男的喝酒，白酒很辣，我很能喝，他在吼什么。

成为所谓名校生后我获得了上桌吃饭的特权，烟气敬酒恶心放弃。

直到弟弟们到了上桌的年龄，为了不出现儿子在桌上而儿子们麻麻在桌下的情况，大家才不得不解决这个问题，每次我吃饭都硬加椅子让每个人坐在桌旁，椅子的圈圈比桌子大很多，但每个人都能坐在桌旁很重要。

“他们只知道死亡的力量不知道生命的力量”。

高三的时候就被老师批评，有些同学整天像个游魂一样在教室里晃来晃去。

人生是旷野，每平方公里不得分配一两个游魂给大家晃晃，不忘初心谢谢夸奖。

当我看到片名，让我联想到了鲁迅的《娜拉出走后》。

它曾引发了对女性命运的广泛讨论，而今，我们再次在电影中看到女性“走不了”的困境。

无论是《娜拉》中娜拉的彷徨，还是李红出走的决心，都折射出女性在家庭与社会中的复杂处境。

李红，一个被生活琐碎缠绕的女人。

她的一生，似乎都在“走不了”中度过。

高考、结婚、孩子成长、孙辈出生，每一个节点都伴随着“走不了”的无奈。

女儿孩子的出生，她错过了在成都的同学聚会；短暂的喘息，却被丈夫是一种懒惰；好不容易下定决心自驾旅行，女儿的工作又让她望而却步。

李红的“走不了”，不仅是地理上的限制，更是心理上的束缚。

她被家庭、社会、经济等多重因素所裹挟，难以挣脱。

这种无力感，让人感到深深的共鸣。

女儿的回答总是那么相似：“妈妈，等忙完就陪你出去玩。

”看似体贴的话语，却无意间揭示了女性在家庭中的困境。

女儿的“陪”，不是陪伴，而是另一种形式的束缚。

李红渴望的，不是陪伴，而是做回那个不被身份定义的自己。

当李红决心出发，丈夫孙大勇的质问直击现实：“你月薪2000，你能走去哪？

”经济独立是女性实现自我解放的重要前提。

这反映出性别工资差距、职场歧视等问题，使得女性难以获得与男性同等的经济回报。

这也是困住她女儿的原因。

这不仅限制了女性的消费能力，也影响了她们在家庭中的话语权。

无论是娜拉还是李红，她们的困境都根源于传统的家庭观念。

在父权社会中，女性往往被赋予了照顾家庭、相夫教子的角色。

这种观念深入人心，使得女性在家庭中处于从属地位。

被姜武扮演的角色时刻指挥着。

越来越多的女性渴望走出家庭，追求自我实现。

她们的出走或“走不了”，都是对传统性别角色的一种反抗。

导演用细腻的镜头语言，将李红内心的挣扎与无奈展现得淋漓尽致。

李红就像一面镜子，折射出无数女性的共同心声。

但我觉得仍然有大部分女性像李红母亲一样的想法，她们可能意识到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就这样选择了一生。

最后，我看到了那个苏敏。

她会打鼓、会冲浪。

她真的太棒了！

年度十佳。

第一次听说的时候还以为这又是挂羊头卖狗肉蹭热度的片子，但看到导演是曾拍出《牛郎织女》的尹丽川，编剧是写出《地久天长》的阿美时，以及主演是《地久天长》的咏梅时，我打消了这个顾虑。

牛郎织女 (2008)7.92008 / 中国大陆 / 剧情 / 尹丽川 / 颜丙燕 吕聿来

地久天长 (2019)8.02019 / 中国大陆 / 剧情 家庭 / 王小帅 / 王景春 咏梅于是，影片有回忆与现实两条故事线，而这两条故事线通过艾丽娅饰演的李红母亲，咏梅饰演的李红，吴倩饰演的李红女儿晓雪， 这两对母女的对比，来展现女性的困境，女性的觉醒与女性的互助。

在回忆这条线里， 艾丽娅饰演的李红母亲与李红是故事的核心。

李红脾气倔，想要考大学，可是父亲以她是长女为由，让她退学打工，为家里分担压力，一旁的母亲沉默无言，当李红为了逃离原生家庭，而与丈夫偷偷领证搬到职工宿舍时，只有母亲心疼她，让她带上吃的好过年。

当李红为了要回给弟弟打工的工钱时，她质问母亲：“你也是女儿，你也是姐姐，这公平吗？

”的时候，母亲诉说着自己的母亲为弟弟蒸馒头，自己只能吃窝窝头，嘴里念叨着“我没意见！

我没意见！

”。

李红的母亲无疑是贤惠的，可是这种贤惠的背后是她的顺从，她的“没意见”，她无疑是爱女儿的，可是她的爱也是有优先级的， 先男后女，先家庭后个人，这是那个时代女性的悲剧命运。

李红相比母亲是幸运的，但李红也是不幸的，她看到了这种不公平，可她却不得不选择隐忍。

而在现实这条线里，李红与女儿晓雪则是这个时空的核心。

在上了大学一次回家时，李红因不会处理活鱼与丈夫爆发争吵，女儿忍受不了质问李红为什么不离婚， 李红说等女儿工作了结婚了再说，女儿反驳着“我才不结婚，结婚伺候别人一辈子吗？

”在求职时被问到“结婚了吗？

生孩子了吗？

”，女儿会怼对方这是违反劳动法的。

李红的女儿晓雪显然比李红更有反抗精神，她看到了这种不公平，她质疑这种不公平，同时也在反抗这种不公平，同时她比母亲李红懂得，忍受解决不了问题，比如 ，编剧也借女儿向女婿抱怨：“自己被困住了”去达成一种超越性别的理解沟通。

但影片并没有到女儿这里就结束，而是让李红在与母亲，与女儿的对比中，更加清楚她这一代女性的困境——她们比母亲一代更加清醒，却又不能像女儿一代放下包袱。

李红是普普通通的千万女性之一，她是母亲，也是女儿，她成为了妻子，也变成了外婆，这些身份塑造了女性，也成为了她的枷锁，她的情绪不被理解，她的付出不被重视，李红的困境也是千千万万普通女性的困境。

等工作以后再说，等结婚以后再说，等女儿长大了再说，等女儿大学毕业了再说，等女儿工作了再说，等女儿结婚了再说，等外孙大了再说，等女儿事业好了再说，一直在等待的李红仿佛陷入一种循环当中。

所以李红为什么上路？

因为她不想再等待，不想被妻子母亲外婆的身份束缚，因为她想要被理解被重视，想要放过自己，更爱自己一些，想要出去看看，看看日子还有没有别的过法。

最后在路上的李红跨越时空遇见了曾经那个想云游四方的自己，不得不感叹这就是电影的魅力啊，让这个本就不平凡的故事更加回味悠长。

最后放一段主创们的创作特辑，也是本文的参考资料之一。

电影《出走的决心》发布创作特辑 苏敏咏梅勇敢出走掌握自己命运方向盘_哔哩哔哩_bilibili

从电影一开始李红扔掉ETC卡的画外音开始，我的眼泪就没停过，李红要去成都参加同学会不能成行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被父亲以长女为由要求她承担养家之责而被迫放弃高考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被丈夫每一次的恶言相向伤害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举刀自残的时候我在落泪，李红和母亲因为要求弟弟还两万劳务费时的对话让我落泪，女儿晓雪深陷婚姻剥削时的场景我也在落泪，李红终于决定出走以及她在大山大河间自由行的时候我还在落泪，最后苏敏阿姨的自驾游镜头（虽然很多在她的账号下都看过）依然让我落泪。

是心疼的眼泪，是愤怒的眼泪，也是为剧中的角色以及为现实中的苏敏阿姨觉得开心眼泪。

这部电影是我认为从民国有电影产业到现在、以及在未来的很长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国家可以排在top5的电影。

从李红的妈妈、到李红、到李红的女儿晓雪，女人在男权社会借以剥削女人的婚姻制度里不断重复上一代女人的悲剧人生。

李红的爸爸弄到一尾活鱼让李红处理，李红说不会处理（我觉得她是不愿杀鱼），父亲第一反应不是自己杀鱼而是使唤李红的母亲，李红的丈夫钓到一条大鱼在李红不愿杀鱼的情况下（也没有其她女人可以供他使唤）逼迫李红杀鱼，这是一个轮回。

李红的父母重男轻女，为了她弟弟而牺牲了李红的前途和利益，李红问了两次“我不是你的闺女吗”，李红的母亲也有同样被重男轻女的故事，李红的外婆给自己儿子吃白面馒头给女儿吃窝头（还是粗粮馒头，有点记不清了），只是李红的妈妈从来不觉得这是有问题的，而李红的女性意识有所觉醒，她看到了这其中的不公平。

片中所有的女性角色，甚至包括大多出现在画外音的在成都的李红的女同学们，都被困在家庭和育儿上，养育了自己的孩子还要接着在养育孩子的孩子，而男的就只会出一张嘴（李红的父亲、丈夫以及晓雪的丈夫）。

没有一个家庭不是男权家庭，家庭里的女性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就开始加入这套男权压迫剥削女性的系统，李红的妈妈身为女性依然重男轻女，李红的女儿身为女性依然觉得剥削母亲为自己育儿是理所应当的（她最应该的是让丈夫参与育儿）。

李红自己也一直在洗脑自己，等到了下一个节点就离开这个家庭。

电影里特别讽刺的是李红学车考驾照那段，所有的人提起这件事，都认为老年妇女学车就是为了接孩子上下学，有人会认为老头考驾照是为了接孩子上下学吗？

李红能够出走不是被逼到那个份上了，她是经过了多年的希望失望希望失望，或许她都要放弃走上自驾游的道路了，但是马婕的那句“你还能走吗”是真的刺激到了她。

难道真的要一辈子都为别人而活而没有自我吗？

最后那场爆发戏真的是太精彩了，她终于下定了决心，踩下了油门。

对李红而言，出走的决心，其实是她女权意识的觉醒，这部电影里面，其实在很多场景下李红都有不同面向的女权意识觉醒，比如撕破脸跟弟弟要钱的时候，她意识到自己不应该被亲人以“都是一家人”为名白白占用自己的劳动力，比如她两次问父母“我不是你的闺女吗”，她不觉得重男轻女是合理的，最后李红的出走其实是对自己人生的掌权，是自己作为女人开始反抗婚姻家庭对自己的剥削以及女人要以家庭儿女为重这种陈腐的歧视女性的传统观念。

电影里以李红的出走作为结局，现实中我们都知道苏敏阿姨终于要离婚了，而且她在和咏梅的对谈中对爱情和婚姻看的也很透彻，她不期待爱情也不愿意再伺候男人，就冲着这点，她今后的日子就不会苦。

短评区有人说女性是一种处境，这个观点我持反对态度。

女性就是一种生理性别，失权才是处境，男权社会下，男人永远不可能被放置在女性的处境下，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男人永远不可能被当作生育工具，因为他们不能生孩子，所以不要用处境来消解女性的苦难。

今天去看了这部电影，但我不是很喜欢，原因如下:1.咏梅气质太独特太漂亮和原型不贴脸。

2.为了制造戏剧冲突将女儿对母亲的需求放得过大，给人感觉很悬浮。

感觉编剧是想通过女儿时而维护母亲时而逼迫母亲表现面对自身利益时人性的复杂，但是呈现效果很差，只觉得女儿人设前后不一。

3.铺垫过长，结局却太过仓促，片尾出现原型小短篇的时候我心想:“就这？

”原型出走之后其实生活中还是有一堆烂摊子，出走只是透口气，而非电影呈现出的解脱。

4.电影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刻意弱化了男性的不作为。

原型的丈夫行为更加恶劣，但是电影中只选择性呈现了一部分（虽然这部分也已经让人捏紧拳头），女儿的丈夫尤其有迷惑性，跟我系统观影的朋友甚至评价“其实女儿的丈夫不错”，豆瓣上也不少人有同样的观点。

简而言之，小心翼翼）太过温和。

5.缺乏诚意，剧情编写偷懒，基本照搬原型的真实经历，引申和思考几乎没有，仿佛只是嗅到了女权主义商机的香味拍了这部电影。

优点:姜武演的丈夫爹味之浓真的让人想一拳轰他脸上。

1.让我看的更戚戚焉的，是女儿的转变《出走的决心》是以苏敏阿姨的经历为基础改编的电影。

虽然苏敏阿姨的故事好像大家已经很耳熟能详了，但还是简单解释一下（知道的可以直接条过下面两个自然段）：这是一个关于“女性找到自我”的故事：一位在家暴和无望的婚姻中挣扎多年的底层劳动女性苏敏，突然有一天下定决心要通过开车全国自驾游摆脱一潭死水的生活，于是开着自己打工挣的polo车从河南郑州上路了。

从2020年开始，她一口气在外面自驾了整整2年多——当时还在疫情，天知道她克服了多么大的困难。

她玩得很开心，找到了久违的自由和自我，并在网络上成了大家羡慕和钦佩的对象，毕竟很多年轻人都没有这样的勇气和行动力，《纽约时报》报道称她为一名“无所畏惧的公路旅行者”。

《出走的决心》于2024年9月上映，获得了良好的口碑（豆瓣得分9.0）和不错的票房（1.23亿）。

我看完后，觉得电影最大的优势并不在其技巧性，而在于这是少有的，把中国女性噩梦般的婚姻质量，和遭受母职惩罚全过程都细细掰开了说的片子。

这个题材的稀缺性，以及女性主创团队对这份苦难高度共情的，细腻深入的观察，才是最大的亮点。

题材和细腻度不仅成就了咏梅老师，也成就了姜武老师。

女主李红不见得是中国现代影视上第一个出走的女主角，但她的丈夫孙大勇，则几乎是21世纪以来，被描述的最到位的中式狗屎爹之一，可与苏大强比肩。

当然，更多人是感叹这个片子还是拍保守了，自己的爹或丈夫去本色演出会比他强十倍。

其实我们都知道，孙大勇这个爹已经是被高度美化了的，按照咱这儿的普遍情况，这种男人一般还要加上打老婆孩子，出轨，赌博欠一屁股债让老婆还等现代低质量男性必备技能。

就是因为天天看天天接触的，虽然这种细腻的描写在荧幕上几乎是第一次出现，但也已经震动不到我了，早就脱敏了，story of my life 而已。

倒是好多年轻朋友说，看完被孙大勇吓得冷汗连连，进而对婚姻和亲密关系有了更多的的思考。

我看得最戚戚然，甚至有点冷汗连连的不是孙大勇，而是他们的女儿，孙晓雪的态度转变过程。

相对于细腻地表现了一个屎爹，我觉得这个片子更大的勇敢，是它几乎是21世纪后我国银幕上第一次描述这种矛盾的，“差点滑向深渊的女儿”：是的，她几乎差一脚就要滑向吃母亲的深渊了。

明明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女儿是最支持母亲的人：她还没成年就看出了母亲的不快乐，鼓励她离婚；她在父亲欺压母亲时，无数次挺身而出帮助和保护母亲；甚至连母亲的那辆车，都是她和老公掏的腰包，添了些首付才买的。

而且相对于母亲，更年轻，受过高等教育的她，女权意识明显要要进步成熟很多：她知道母亲辛苦，母亲有自己的权益但从未拿到；她也知道不能被架空，自己必须要有事业作为基础；她知道在面试时问女员工的婚育状态和生育计划是违法的；她甚至能在老公说“母亲最伟大”的肉麻话时，冷笑着反驳“说这些话就是为了绑架我吧”。

这么一个爱着母亲，理解母亲，思想更先进的女儿，怎么会走向吃母亲的方向呢？

因为形势比人强。

一旦生活的无数重压，特别是那些针对女性的结构性陷阱，比如母职惩罚，职场天花板，就业歧视等，一起压到她身上时，她会突然发现：吃母亲居然是一条最顺滑舒适的路。

自己因为女性身份遭受到的一切暴击，如果自己不能一一克服，似乎都可以转移到母亲身上，由母亲代为承受：就业单位不准育龄女性请假？

——那这位育龄女性的妈就要多遭点罪，包下所有带外孙的工作；爹是一滩烂泥，老公是个遇到问题开溜的软脚蟹，他们打死不愿意带孩子，或是提升自己带孩子的水平？

——那就还是妈顶上吧。

反正妈顶了一辈子了，她早就习惯这种设置了。

其实，甚至在李红的狗屎丈夫孙大勇身上，都能看到隐隐的这条逐渐堕落的线。

日子好矛盾少时，谁都愿意给身边的人做点好事，给自己贴点金。

那么抠的一男的，早年也愿意花80块钱给老婆买个带穿衣镜的柜子。

但等生活的重压，什么失业，什么体制改革，什么老家亲戚的帮扶，这些一层层袭来，让本来能力就很拉胯的他越来越喘不上气。

他也会很快发现，在外面当一条狗，回家再把老婆当一条狗，剥削她的家务付出，对她转嫁自己的精神压力，是这操蛋日子里最舒坦解压，性价比最高的生活方式。

世界是个叠床架屋的丛林，每一层都在朝下面传递压力，但所有层面的压力，最终都压到了最底层最弱势的群体上——而在这个家庭里，最底层就是没有学历，收入低，被剥削了几十年，早已默默认命的母亲李红。

她那上过大学，更年轻的女儿，脱离了家庭地位最低的身份，而对她来说，最重要的选择，就是在上面的压力袭来时，她是稍微向人性的弱点低下头，滑向那个向下压榨母亲的深渊，还是稍微向人性的弱点说个no，走向那个向上拷问强权者的阶梯。

人只要向人性弱点低了头，下一步无可避免地就是走向道德上的堕落，对他人的苦难别过脸去——哪怕这个他人是自己最亲近的人。

而道德一旦堕落，为了自洽就会找很多借口，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孙大勇就完成了这个过程，他坚称自己对妻子的一切虐待，是妻子自找的，因为“我明事理，她不明事理”。

剥削欺压他人的口径建设完，就要去建设制度，彻底地把自己的行为从法理上合法化，然后彻底把弱者钉死在最底层，让她们不得动弹不敢反抗——男权社会，就是这么一步步地建设起来的。

电影里，孙晓雪那十分危险的堕落之路，已经走到了快要和她爹合谋的地步。

片子一开头，自己从不出力却永远使唤老婆的孙大勇，拼命阻止李红出门参加同学会，理由是“女儿快生了你还到处跑”。

反而是怀孕的女儿劝母亲放心大胆地出去参加同学会，只要在自己预产期之前回来就行——其实到这步，就已经有点危险，因为她默认自己的月子一定是母亲来照顾。

但整体来说她还是支持母亲的。

而经过了一系列反抗无力的挣扎，她也向男权小低了下头，把育儿工作彻底外包了给母亲，因为她已经默认爹和丈夫带不好孩子，也就是说，她失去了和他们长期硬刚翻脸的耐心和勇气。

她也开始用那一套万年不变的谎言来给母亲画大饼，什么“等XXX了你就可以放心出去玩了”。

通过剥削自己的母亲，她终于腾出更多时间来工作，得到了晋升。

对现状满意的她，和对现状更满意的丈夫和爹，三个人坐在一起推杯换盏。

母亲则完全在镜头之外了。

而她母亲李红，也是在这一刻打破了对家庭的全部幻想：她的女儿也在逐渐靠近对面的那个阵营而不是自己，他们仨才是利益上的一路，而自己完全是另一种角色：被剥削者。

这个真相促使了李红在当夜就彻底出走了，女儿的变化是最重要的推动。

片中的故事停止在李红离家后和女儿的对话上。

女儿向母亲道了歉，并表示女婿换了下工作的方向，增加了育儿时间。

看起来女儿还是没有彻底朝那个深渊滑下去，及时刹车，知道该向上拷问男人的责任了。

但从画面来看，母亲已经奔向了广阔的山河大海，女儿继续被困在了拥挤狭小的家里，她也许还在重复某种悲剧中出不来。

这是个有点模糊不清的结局，她们母女是如此相似，又是如此不似。

这一家三代女性，都在不同阶段遇到过这种是否要剥削另一个女性的选择：外婆是母亲结婚时唯一一个给她买东西的人，但她劝自己的女儿忍受自己儿子的剥削，不要打官司。

女儿是最支持母亲的人，但在面对巨大的育儿成本时，会不由自主地把担子朝母亲那边推。

女主李红没有剥削过家中任何一位其他女性，她的手是干净的。

但我们知道，在现实中更复杂的情况下，一个家族的女性最后经常谁的手都不干净，她们同时成了施害者和受害者。

也就是说，她们背叛了曾经的自己，成了自己曾经最不想的当的人，就像孙晓雪差一点就要和自己都看不起，甚至厌恶的的爹站一个阵营一样——老话的多年媳妇熬成婆，说的就是这个过程。

到最后，饱受摧残的媳妇总会发现，为虎作伥是最舒服的一条路。

这条路以人性弱点做基石，极少有人不它的诱惑——只要你愿意低那一下头。

但正是因为那一下低头就是无尽的堕落，所以，所有女性啊！

不要向人性弱点低头，不要滑向那个舒服的深渊，不要融入那个看似温和的良夜，不要迈入那扇看似宽阔的大门，不要背叛自己的命运共同体，不要背叛自己。

要向上咆哮。

要咆哮，要咆哮，要咆哮。

对着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男权，不停地咆哮。

2.片中的女婿，真的比岳父更好吗？

片中有两个丈夫，母亲李梅的丈夫孙大勇，和女儿孙晓雪的丈夫徐晓阳（他俩名字对仗，太阳融化雪，有点女的被男的克住的意思）。

从表像层上看，翁婿俩差距很大，几乎所有孙大勇在唱红脸的地方，徐晓阳都在唱白脸——这种安排绝不是无心的。

导致很多人看完电影居然喜欢上了这个女婿！

因为“比他岳父好多了”。

但前面说了，着力表现翁婿间的对比，真的是想褒奖徐晓阳这个角色，展示年轻一辈的男性已经相对于上一辈男性有很大进步了吗？

主创团队没那么乐观。

事实上，第二代的妻子孙晓雪那么勇敢刚强，在最后依然困在一个暧昧不清的处境里，同样的，看似开明的第二代丈夫徐晓阳，也没有完全脱离他的思想枷锁。

给老婆买衣服的那一段可谓典中典，直接把徐晓阳这种男人的画皮给扯下来了。

打着疼老婆，爱老婆的名义给老婆买次衣服，但买的是“给妈妈穿的，材料对宝宝好的家居服”。

老婆当场喷回去：你给我买的是育儿工作的工作服。

就像这个衣服名义是爱其实是工作服一样，在过去很多年，每次到妇女节，给女性们发的那些洗洁精，洗衣液等，名义上是“妇女节关爱礼品”，实际是“持家工作物料”，“伺候男人工作物料”。

甚至有洗洁精的广告是“给妈妈买不伤手的洗洁精就是对妈妈的爱”，广告上一对父子模特，露出一种上肢残疾打死不会洗碗的温馨微笑。

客观说，徐晓阳这个女婿，是不是表现上比岳父好多了？

是。

但是朋友，为什么一定要加上“相比于岳父来说”这个前缀？

没有岳父在旁边做陪衬，他的这个好久立不起来是不是？

旁边必须要坨屎，自己才能像个人，这样的好老公，是不是可以叫氛围感好老公？

说到底，这不是就小学时父母跟你说了几十万遍的“不要跟烂的比，你要跟好的比”的道理吗？

何况他和那个拿来陪衬他的岳父，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

有没有可能，他们只是同一水平的男的在不同时代的表现？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母亲李红在她年轻时面对的长征，是在一个“未婚女性彻底失权”的世界里，找到一点点为数不多的自由。

从她的经历来看，一个未婚女性在那个时代任何追求自由的道路，都是被彻底堵死的：未成年女性想通过受高等教育离开原生家庭，却被爹强行办了退学，必须做份工作成为养弟弟的血包；工作了，不结婚厂里就不分房，就要永远在原生家庭当这个血包。

她必须和一个男人结婚，把自己的所有权从父权下的原始爹，过渡到新爹也就是丈夫那里，才能合法合理离开。

今天我们知道这种过渡，经常只是从地狱甲换到地狱乙，从养弟弟变成了养丈夫，但在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最正常的路。

王小波90年代初写的《我的阴阳两界》里，在北京医院里任职的高知女性，尚且都要为了分房子结婚，何况那个年月更底层的女性？

李红做的是当时绝大部分女性做的选择。

而且她选择的丈夫孙大勇，在当时，怎么就不算一个放在男人堆里还过得去的中位数？

从2024年回头看，自然觉得孙大勇是一坨翔。

但在当年，他有稳定的工作，有省会城市的户口，和单位分的小房子，这些条件在当时算得上还可以了。

而他的毛病，比如丝毫不尊重老婆人格，好面子，不参与家务工作，在他那一代的男人里，只是普遍的，位于中游的毛病。

只说说每一代人除了有自己的长征，也有自己这一代的翔。

你再往上面数一代，那会儿没把老婆的腿打断，荒年了没让老婆出去卖，就已经是好老公了。

也就是说，孙大勇相对于他那个私下给成绩很好的女儿办退学，阻止她高考，让她当血包养弟弟的岳父，其实也有进步的，他让女儿受了高等教育，对女儿还算有感情。

孙大勇相对于他岳父的“进步”，是不是也和徐晓阳相对于他的“进步”一样？

女婿徐晓阳放在这个时代的年轻男人里，也是同样水平。

到今天这个时代，你观察下你周围男同事，至少在公共场合，其实比较难再找到孙大勇这样的直接外露，毫不掩饰其厌女思想的人了。

大凡是个体面人，在内在外都很难说出“女的就该在家带孩子”之类的话了，人家也跟上事业爱情双峰2.0大女主的审美了，老婆必须得有事业，得能挣钱（但不能挣得比自己多），表面上看着还挺支持老婆事业呢，但一问谁请假在家带孩子多，就立刻露馅了。

徐晓阳这样的男人，更像我们在生活中容易遇到的那种，看着很正常甚至还可以，迷惑性很强。

他们看着对老婆言听计从，甚至还有点粑耳朵，但那不过是因为以他的条件在两性市场上配不上这样的老婆罢了（婚礼时岳父就嫌弃过他的家境），但一涉及到生育和养育这两项成本最大的事情，他默认更多还是老婆的事——老婆要真没空，那也是老婆娘家的事，岳母的事。

别说心安理得让岳母带孩子了，他甚至连自己都到岳母家蹭吃蹭喝上了。

但因为嘴甜态度好，剥削的本质被其乐融融给掩盖了。

同样，现在体面人也都知道在公共场合说几句母亲最伟大，母亲最辛苦，要对妈妈好一点，甚至愿意和老婆出钱一起给岳母买车（在他不缺钱，钱对他不是个考验的时候），但是对岳母多年来遭受的苦难，他也就是默默旁观，无非岳父开始摔盆砸碗时拉一下，说些“都少说两句”之类的拉偏架的话。

就这个人，你看他谁也不得罪，成本不高的时候，他可太乐于说两句好话，做个好人了；但需要见成本的时候，孩子就给老婆带，请假是老婆的事，损害的是老婆的职业生涯；需要硬刚，需要冲突（比如给岳母买的新车，却被岳父抢了钥匙）时，他更是就事不关己地溜边了，就得勇猛坚强的老婆上去了。

电影的短评里，有几个针对这个角色的，说的特别好：“我觉得张本煜的角色其实更有意思啊！

表面上情绪稳定、对老婆好，但从潜意识里流露出来的观念还是时不时透露出传统固化观念和自私伪善的一面…只能说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姜武的角色所塑造的那种上一代男性形象已经不是我所恐惧警醒的，我觉得张本煜的角色才是现如今女性朋友们要继续擦眼睛看看清楚的类型。

”“张本煜饰演的徐晓阳着墨不多，但我觉得导演塑造的特别好，很典型很有迷惑性，他看似开明，听老婆话，和岳父岳母的关系也融洽，但在面对孩子的问题上，就暴露了潜意识里根植在内心对女人的刻板印象，觉得照顾孩子是女人的本分，在这个基础上才关心一下妻子，但他从没有设身处地站在妻子的立场上考虑过她的生活、要面临的风险和未来。

”时代不同了，给女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与时俱进了，小农时代能包小脚能下崽带娃就行，今天现在还得事业家庭双丰收2.0大女主，没有事业的娇妻被人嘲笑，没有婚姻的剩女也被人嘲笑。

但是教育给女性们好老公的标准，又是万年不变的低，底层翻来覆去还是“不出轨，不打老婆”就算基本过关了。

往上一点的，只要满足社会中位数的水平，能够在和拉垫背的爸爸或是岳父相比时，体现出一点差异化的“进步”，就可以算不错的老公，会被一些人喜欢和称道了——然而10年20年后，他们的女儿依然会不解又嫌弃地问妈妈：“你当初怎么就找个了我爸这样的人？

”说来也巧，看电影的那几天，正逢网络上的“八个瑞士卷”事件。

真是一个“每一代女人都有自己的屎老公”的更直接的例子。

不管这个视频是不是摆拍，你我心知肚明，很多女性，尤其是全职妈妈，其实就是过着这种在自己家里吃两口好的都要被拷问资格的生活。

而如果你一较真跟他发怒，他还会说这就是个玩笑，这就是说说而已，不要往心里去。

今天越来越多女性，不用再像自己母亲那辈一样，要面对丈夫频繁的拳头和出轨。

但这并非男性素质突然有了个跃迁性的提升，更多是社会变迁下，女性自己的地位提升的结果：现在大部分女的也挣钱了，相当多人挣的不比老公少，老公空有一颗帝王心，实际上也知道不能在家以传统形式称王称霸了。

但他有别的见缝插针的办法，比如动不动就给你上眼药，两个瑞士卷就能judge你没当个好妈妈，或者像剧中的孙大勇那样，动不动就对老婆言语敲打。

最后这些煤气灯和服从性测试，密不透风地扎在你生活的每个角落里。

这种生活，怎么就不算另一种地狱呢？

每一代女人都有自己面对的结构性陷阱。

是时候改掉“不断提升自己却对男的一直怀着低要求”的习惯的时候了。

3.年末的《出走的决心》相对于年初的《热辣滚烫》，又有哪些进步，以及哪些遗憾？

今年春节，贾玲的《热辣滚烫》作为春节档女性电影的代表，获得了极佳的票房和口碑。

《出走的决心》在中秋档上映，成本和声势都小很多，也不是大家喜闻乐见的喜剧，但票房和口碑相对于成本来说，已经算是很出色。

年初时，我做了一期关于《热辣滚烫》的播客，谈到了《热辣滚烫》虽然不能算一部完美的电影，但和贾玲以前的作品相比，却是极大的进步：她抛弃了那个男权社会里喜闻乐见的“笨笨的胖女孩”形象——这个形象对她之前的谐星生涯是帮助巨大的——而选择了一条更难的路：向男权社会展露她的野心。

她减肥健身不是为了A4腰直角肩，而是为了练出一身腱子肉来打拳。

这种危险的力量感是让男权社会感到战栗的。

当然，在这个非常先进的内核之外，《热辣滚烫》依然有一些细节相对平庸。

比如乐莹之前为什么过上了这种一盘散沙的生活，似乎没有给出社会层面或家庭层面的解释，一切似乎只是她个人“懒”了；一个大体重女性，在日常生活中遭受的歧视和痛苦，在电影中展示也比较少，似乎乐莹本身的死气沉沉就是最大的痛苦。

同时，处心积虑暗算乐莹的表妹，抢她男朋友的塑料闺蜜，大喇喇把姐姐的房产转走的妹妹等人，属于厌女文化中常见的恶毒女配，算是上一个时代审美的遗毒了。

播客里也说了，这些不那么先进的点，未尝不是一个春节档电影要考虑民众认知基准线的结果。

在一个充满厌女文化，以欣赏恶毒女配掐架为乐的地方，一个国民喜剧就算在概念上突破很大，也很难在细节层面做全方位的提升。

《出走的决心》因为不是面对合家欢市场，不在春节档上映，所以在很多细节上，反而能展现出更多让男权社会不安的钢针。

最大的一根钢针就是全方位地展示了中国女性在家庭中受到的密不透风的压迫和剥削。

前面也说了，这可能是21世纪后，已经全面娱乐化的中国大银幕上的第一次尝试。

它是如此冰冷犀利，让很多习惯掩耳盗铃的人应激一般不爽起来。

这种应激和掩耳盗铃，被一些人包装在了对电影技术和手法的皮下，阳奉阴违地说了出来，比如下面这条在豆瓣电影短评区出现的高赞二星评论，就认为这部电影对女性的苦难表现得太多，太具体了：

这种言论，无法不让人想到之前在脱口秀大会上的类似画面：一位作为嘉宾的女演员A，点评另一位在脱口秀中讲了自己原生家庭重男轻女情况的脱口秀女演员B，A说B的表演“不要老是表现女性苦难，要多讲女性怎么站起来走出来”。

不是说女性走出来的画面不重要，而是没有家庭里的苦难作为根基，她都根本不需要破天荒地走出来。

她的出走和勇敢，是开在苦难根基上的璀璨花朵。

还有很多人，眼里只想有莲花，却坚决不承认莲花下面是泥沼。

更不承认还有很多女性成不了莲花，她们被永远地困在泥沼里了。

我们需要《出走的决心》这样的电影，我们需要更多的钢针，提醒大家泥沼从未消失，戳得那些掩耳盗铃的人跳一跳。

同时，《出走的决心》里对女性之间的复杂的互助，也表现得更细腻自然。

这个剧里没有恶毒女配。

剧中女性们作为命运共同体，母亲和女儿，同学和同学，同事和同事之间，都尽力互相鼓励，互相帮助，互相掩护：女儿和母亲一直是彼此最坚强的后盾，她们互相支撑着，躲过这个男权家庭里的重重风暴；同事们从未像丈夫那样，嘲笑过李红的梦想。

一位本以为可以安享晚年的同事，在退休后却发现自己困在母职惩罚中后，依然不忘提醒李红要尽早出走；同学们为了李红的到来，重启了几年才办一次的同学会。

这并不是说，她们之间的互助，就像田园牧歌那般纯净美好。

《出走的决心》最出色的，就是拍出了女儿孙晓雪这个角色的复杂性：她像母亲一样倔强自强，她支持母亲倔强自强，但她也像宿命一样和条件不怎么样的男人结了婚，她最后也被困在母职惩罚中了，她甚至差一点就滑向了吃母亲的深渊，但她最后悬崖勒马了。

她不完美，但她绝不是恶毒女配。

她只是一个复杂的，普通的人。

她的困境和摇摆，美好和阴暗，都是我们每个女人生活的常态。

就以上两点来说，《出走的决心》在对女性困境和群像的描绘上，相对于《热辣滚烫》是有更大的进步的。

但这绝不是要拉踩哪方，一定要分出个高下。

两部女性题材的电影，其立意，主题，风格，观众群体，项目目标，档期等诸多因素，都几乎完全不同，是不能做简单类比的。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女性为主的创作团队，在这个市场上是多么的稀缺！

她们没有先发优势，还要面对各种天花板，我们应该更多看到她们的进步，知道进一寸就有一寸的欢喜。

给她们更多的鼓励，而不是犯一个男权社会里最常见的错：“女性要做到200%甚至500%，才配得到80%的赞赏。

”最后说下片中我觉得比较遗憾的点。

也是电影最应该交代的点：李红她最后离婚成功了吗？

电影最终结尾（同时也是开头）于李红离家两个多月后。

在她离家这么长时间后，丈夫对她不闻不问，唯一一次电话她，是说“你用我的 ETC卡 ，花了80块钱”。

她走到山坡边上，扔掉了这个无情无义之人的卡。

很多人觉得这代表了她和丈夫的彻底切割，我不认为。

你说她之前对丈夫有经济依赖，现在扔掉卡，还有切割意义，但她之前花的也是自己的钱。

这个丢卡的行为，很难说算一篇文章好的豹尾。

还有人说离不离也没什么关系，她现在不是已经走出来了吗？

再也不回去就是了啊，永远不回去，两个人彻底没关系了，不行吗？

大家实在太小看婚姻关系对人的约束力了。

别的不说，只说很小一点：结婚之后，所有收入都算夫妻双方共同财产。

而同理，所有债务也是夫妻双方共同担负。

如果孙大勇愿意，觉得老婆现在挣钱多了，于是开始吃喝嫖赌，乱投资，最后欠了一屁股债。

在当前法律下，如果李红不能完全证明自己对这些债务不知情，那就还要一起还。

也就是说，孙大勇只要靠乱花钱乱撒钱，就能把李红拖回来。

当然，孙大勇完全不用这么冒险。

因为还有对他来说更省力的办法：他都什么都不用做，理论上讲，李红在全国自驾游期间的所有直播打赏收入，包括电影使用她的经历的改编费用，都是婚后财产，理论上孙大勇都可以切割。

这是一个非常讽刺的悖论：李红是因为受不了孙大勇的虐待才离家出走的，而她出走后反而每一天都还在帮孙大勇挣钱。

这就是婚姻和法律的约束力。

只要她一天还在这段婚姻中，她就逃不脱和一个已经完全没有感情，人品还很恶劣的人共财产共债务，这等于把自己绑在定时炸弹上。

这个婚一天不离，说到底她还是在监狱里，只是出去放风了。

这就不是“出走的决心”，仅仅是放风的决心——别忘了，放风期间还在给男的挣钱呢。

我们都知道，和一个已经没有感情，人品也差的人彻底完成切割，才是李红的最佳出路，也是这类女性的最佳出路，如果她做了，银幕下所有人都会为她欢呼的。

但我们今天的大银幕，目前似乎不打算容纳“大家都为一位女性的离婚而欢呼，把离婚当成一次胜利”的结尾。

这是我看这个片子最大的遗憾。

最后给一下原型苏敏阿姨的婚姻现状。

从苏敏阿姨离家开始自驾游，已经4年左右了。

但她应该到现在都没有离婚成功：“2024年6月，苏敏向网友求助，原因是她向丈夫提出离婚，对方索要50万。

7月15日，苏敏发布视频称，和孩子父亲经过调解，最终达成付给男方16万，签订离婚协议。

8月23日报道，苏敏离婚手续仍未办成，苏敏告诉记者，本来这两天要去办离婚手续，但因为最近电影（就是《出走的决心》）宣传出来了，对方又说再看看。

”不排除对方是因为电影上映了，想再敲诈她一笔费用。

一部展示她逃离婚姻的决心的电影，反而让她的离婚变得更曲折起来，这和前面说的“她因为不堪丈夫虐待而出走，结果出走后的每一份收入都得分丈夫一半”，加上不讲清楚她是否离婚的电影结尾，这些都构成了令人难堪的魔幻互文。

希望苏敏阿姨早日彻底逃离。

苏敏阿姨于2025年1月底晒出了离婚照，恭喜她！

见：https://www.douban.com/people/53091490/status/5020897722/?_spm_id=NTMwOTE0OTA&_i=7965653kcG1Dwi

2020年9月，56岁的苏敏终于开着自己的车“离家出走”了，不久之后“50岁阿姨自驾游”的账号迎来许多粉丝，苏敏也成为了大家心目中的网红阿姨。

2024年9月，根据苏敏故事改编的电影《出走的决心》（Like A Rolling Stone）上映。

尽管苏敏本人很受欢迎，但在此之前或许也没人料到《出走的决心》会打败一众影片，成为近年国产女性题材电影的最高分作品。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成功还包括了市场的认可，《出走的决心》同时也是继《芭比》（Barbie）、《坠落的审判》（Anatomy of A Fall）之后第一部口碑票房双收的国产女性题材作品。

早在电影上映之前，苏敏在小视频和直播间里讲述的旅途见闻就已经成为了一种“向往的生活”，大家理解阿姨，祝福阿姨，并期望有朝一日能成为阿姨。

略有不同的是，电影把故事的重心放在了出走之前，因此在获得成功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持批评意见的观众认为影片强化了性别之战，夸大了出走的必要性。

正因为这些争议并不针对故事原型，才引出了理解这个出走故事的关键：当我们把李红再次讲述为“娜拉”时，这究竟是一个老故事还是一个新故事？

娜拉故事的讲述究竟是对解放的召唤，还是对困境的刻板展示？

一 “外婆娜拉”与近代家庭的崩解娜拉（Nora）是易卜生代表作《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中的女主角。

危机之中娜拉选择伪造文书来救丈夫，但来年事发之后丈夫却反过来指责她败坏了自己的名节。

投之以爱报之以羞辱让娜拉彻底明白了，自己不过是玩偶般的角色，为了“做一个人”，她最终选择放下孩子和丈夫，奋然出走。

这部本就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话剧，通过易卜生的精妙笔法，让现实中的出走被回收为一种女性抗争的故事型——“娜拉”从此成为所有出走女性的西西弗斯式原点。

在当下文化语境中，娜拉自然是新女性的象征。

但若回顾这一形象自引入中国以来的发展，又会发现娜拉故事的语境和召唤对象都发生了很大变化。

曾经在现代中国产生过巨大思想影响的娜拉，激发的是超越性别、阶级、族群与年龄的反抗意识，尤其是出现在男作家笔下的娜拉们，曾是召唤所有青年的普世新人。

也就是说，“新人性是娜拉的原型，新女性是衍型”。

当后者最终超越前者，成为被广泛接受的故事型时，事实上已经经历了从大叙事到小故事的变化。

历史学者许慧琦在《“娜拉”在中国：新女性形象的塑造及其演变，1900-1930年代》一书中，详细梳理了娜拉与近代中国大叙事之间的复杂关系：一方面，娜拉型新女性形象是特定时代大叙事的动员对象，她们的形象在实践中不断发展（自救娜拉、抗婚娜拉、志业娜拉、爱国娜拉等），给中国女性解放带来了能量和助力；但另一方面，大叙事之下的女性解放故事也是被阐释的对象，既存在诸多盲点，同时也依然要符合男性中心与父权规范的基本要求，一旦越轨就会成为被排挤和非难的对象（爱用洋货的摩登女子、好逸恶劳的机关花瓶等）。

这既说明了娜拉必须不断出走的必要性，也解释了娜拉故事为何不再具有全面动员性：替娜拉讲故事还是讲述娜拉自己的故事，二者并不相同。

电影《出走的决心》对自身的定位显然是后者。

从苏敏到李红，首先是一种群像化的自述式改写。

我们在影片中看到了两条时间线里的三代母女形象，各自遭遇的困境具有明显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为了让李红的处境更有代入感，影片还去掉了原型故事中更刺痛的家暴经历和亲人怨恨。

这也映证了导演在采访中讲述的创作意图：“不想做得过于传记化，还是想要这部电影更具有普遍性”，“几乎是用一种史诗的方式去书写一个普通女人的前半生”。

而从李红到娜拉，同时又是一种回溯式改写。

影片展示了两条时间线，一条是回忆中的李红如何从期望走向失望，一条是当下的李红如何陷入重复的困境，二者交织中反向提出“娜拉走前怎样”之问。

不断延宕的决心与迟来的愤怒，让这次出走显得有些不同，这是一次恪尽职守之后的出走，这不只是母亲的出走，更是外婆的出走。

在这个意义上，李红成为了新的娜拉故事型——“外婆娜拉”。

但问题也在这里，既然是寻求最大公共性和代入感的简化写法，既然李红和孙大勇实际上都是复数的群像，为什么还会陷入性别对立之争呢？

一个直观的解释是，观感不同取决于代入痛苦还是代入指责，“李红”指向复数的女性困境——所有步入婚姻的女性都会在不同程度上陷入家务、工作、生育与经济问题的纠葛中，“孙大勇”则指向个体行为——“他”没有代表性，“我”不是这样的，“你”为什么要出走？

也就是说，对话的错位之处就在于如何面对结构性困境。

对持否定意见的观众来说，问题总是具体的，并不存在总体性的性别困境。

更重要的是，影片带来的真正难题实际上并不在于群像归纳是否准确，而是如何理解出走。

认为李红的遭遇“不至于”出走的观众，是想尝试为出走划定一条合理界线，而所有的合理性探讨最终又都指向出走的必要性。

但问题在于，探讨家庭问题不是比惨，更不是只有达到某种标准才有资格抱怨与行动。

解决家庭困境的终极目的是重新确立当代家庭的边界。

如果外部的社会结构已经从近代走向了当代，而内部的家庭结构还停留在原地，那么溃败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李红的遭遇之所以让诸多观众产生共鸣，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她所经历的其实是典型的近代家庭困境。

“所谓‘近代家庭’，是把迄今为止在公共（共同体的）的互相协作下进行的育儿和护理的负担限制在家庭内部， 也就是通过‘私人化’的方式而成立。

”“这样的最小家庭， 在从其他地方得不到任何援助的情况下， 把抚养的负担都扛下来， 并且这个负担在家庭中都落在一个成年女性（以妻子／母亲之名）的肩上……”在上野千鹤子看来，这样“过载的方舟”从启航那刻起就已经注定了未来的触礁和破裂。

到这里，我们可以尝试回答前面的问题了：《出走的决心》的确创造了新的娜拉形象，但新娜拉遇到的仍然是老问题。

从这个意义上说，走或者不走，从来不是问题，问题在于当代家庭怎么了？

为什么现实中的家庭不再能承担关于家的想象与期望了？

在李红已然完成了女儿、母亲、外婆三重职责的前提下，出走不是割裂与抛弃，而是对家庭结构转型的呼唤，在拆解现实家庭（艰难的离婚过程）与建立想象家庭（车友队、直播间和网上的“家人们”）的对比中，影片希望观众看到的、妈妈留给女儿的真正问题，是我们如何才能打破近代家庭的沉船魔咒。

换句话说，《出走的决心》要探讨的本就不是出走的必要性，而是必然性。

如果近代家庭必然崩解，那么我们期许中的当代家庭又该是什么样的？

上过大学、实现了嫁给爱情梦想的女儿也没有答案。

从外婆、妈妈到女儿，与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形成对照的，是更加扭结的精神困境。

除了李红要面对走与不走、什么时候走的纠结，女儿晓雪也同样在矛盾中挣扎：既要支持妈妈的独立，又需要妈妈的牺牲。

而这才是影片指向的真正困境，不是妈妈该不该走，该不该帮女儿，而是为什么这始终是一个通常只属于女性的条件命题？

痛苦，恰恰是因为我们对于家庭仍然满怀期待。

我们期待着有朝一日能迎来新的分工可能性。

在这种新的可能性里，不是只有任何一个单一的个体在承受痛苦。

二“减速异化”与承认的悖论作为关键词的“出走”让李红和娜拉之间建立起了一种显性关联，但还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这种理当如此的叙事是否又成了另一种未经省思的类型概括，我们是否还有在娜拉之外理解出走的可能？

在成为出走的娜拉之前，李红更像是“困在时间里的母亲”。

在电影《困在时间里的父亲》（The Father）里，阿尔兹海默症击碎了父亲对人生叙事的掌控，时间碎裂为情感迷宫，亲人远去，老人退回小孩。

当父亲哭着说“我感觉好像正在失去所有的树叶，所有的枝干、风和雨”时，所有观众都为之悲戚，镜头摇向窗外慢慢拉远，空镜里的寂寥是人生终将衰亡与退行的隐喻。

但困在时间里的母亲是另一种修辞，这里的时间困境不是碎片而是循环。

在离家之前，李红始终困在时间里，每当以为一段苦旅终于要结束了，新一轮的重复又再开始。

少女李红为了扶持家庭，被迫放弃考大学，成为用工资养家的女工。

从那时起，她就开始憧憬未来的爱人和自己的家。

但这样的愿望在自己的小家庭里也慢慢落空，于是她开始为女儿忍让，把未曾实现的自由的权利统统让渡给她，等女儿拥有与自己完全不同的幸福家庭了，她的使命也就完成了。

但这样的愿望在女儿幸福地迎来宝宝之后再次落空，于是她又开始为了女儿和孙子再次忍受，直到不能承受的一刻最终来临。

“史诗”的意义也在这里，这个21世纪的家庭故事竟然和20世纪革命小说、19世纪大众小说中描述的女性困境并无太大不同——在父权和夫权的竞争中，女性仍然没有退路。

“56岁阿姨”的出走之所以显得特别，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时间在这里至关重要。

我们欣然接受“现代社会的时间结构在发展中所展现的结果就是以加速为首要特征”的基本论述时，却忽略了近代父权制与核心家庭对女性的反向塑造。

与世界加速异化相反，困在家庭里的女性遭遇的是限定场域的“减速异化”——把女性的个体发展和家庭的共同利益置于对立位置，就好比强行将其从社会时间中剥离，退回到家庭时间的尺度，好像只有如此划分时区，才能让她无所挂碍地稳定嵌入循环中。

当女性的微观时间与时代的宏观时间出现明显偏移时，最简单的做法就是将“妻子时间/母亲时间”拔高为一种毋庸置疑也无需论证的“神圣时间”。

在这个意义上，《再见爱人4》里被网友痛骂控制欲过强、精神分裂的“可怕”家庭主妇麦琳，与二十多年前外出寻找出路又最终退回家庭，尝试与自己和解的刘小样并无太大不同，不过是“神圣时间”后遗症的一体两面，或者彻底失去“自我”，或者根本找不到“自我”。

而她们留给我们的最大提示则是：出走虽然艰难，但讲述出走、理解出走并不难；不出走虽然简单，但理解日常生活困境却并不容易。

加速人人皆可共情，减速令人疲倦厌弃。

如果家庭是一个减速空间，那就需要身处其中的人完全认同这里的时空逻辑，否则就会遭遇强烈的脱嵌感。

从外婆的无条件认同，到妈妈的无奈与觉醒，再到女儿在调整时空主导权时遭遇的挫折，这一方面说明结构性的调整从来不是哪个家庭所面对的单一事件，而是需要代际接力才能改写的“史诗”。

另一方面，也再次表明婚姻的问题并不只在于伴侣的好坏——“孙大勇”也没那么坏，“徐晓阳”已经很好了，李行亮还不够好吗——更核心的问题在于（内部）“家庭”和（外部）“市场”的冲突后果到底由谁来承担。

看似完全不同类型的《坠落的审判》实际上要讲述的也是这样一个母亲故事：家庭结构中的“妈妈”其实是一个位置，谁占据这个位置谁就会在伟大的牺牲中变得“歇斯底里”。

沿着这个思路，我们再来重新审视对出走的批判。

认为影片刻意回避了对家庭温馨的展示，质疑出走是否是最好的选择，由此期待一份“归家的勇气”，这些观感当然并非刻意误读，毕竟对于绝大部分女性来说，真正的普遍性其实是“过下去的决心”。

前面已经从家庭结构的角度解释了为什么出走不是必要而是必然，这里再从个体的角度做进一步补充。

影片以李红为视角向我们展示了女性在父权制家庭中遭遇的“承认困境”，无论是考大学、结婚、离婚、买车，还是抑郁症的确诊与治疗，李红都没有作为一个主体被承认过，人生总是事与愿违。

于是出走在这里就有了第二重含义，离开只是为了被承认与被看见。

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普通女性代表的苏敏/李红的出走，与电视剧《问心》中作为精英女性代表的方竹清的出走并没有什么不同，表面上看起来是“狠心离开”，实际上不过是把离家作为“做一个人”的最后退路。

不同之处在于，早早离家的方竹清有充足的时间重塑人生，而李红则没有这样的条件。

这也恰是这个“外婆娜拉”故事最不一样的地方，李红不是爽文大女主，她仍旧过着平凡而普通的生活，一切的改变只是因为她在公共话语中被重新看见了。

所谓出走，不过是“为承认而斗争”。

这也就引出了另一个密切相关的问题，那就是《出走的决心》是否真的让女性变得可见了？

有学者认为，这是“一部完全在女性凝视中完成的影片，影片的叙述主体（李红）和凝视主体（李红、尹丽川和女性观众）在各自生命体验的融合中，建构了一个中国电影中少见的、高度统一的‘女性凝视’模式。

”这主要表现在，影片中“凝视的较量是不对等的，所有对李红的特写展示都是高光的、饱含激情的，而反打中的丈夫孙大勇则是中全景中瑟缩的、色厉内荏的形象”。

此外，影片还通过声音来强化了这种对比。

伴随李红的是家务空间中的种种水声（细碎的流水声，洗衣机水管声，厨房水龙头声，衣服滴水声），而孙大勇所发出的则是宣告权力的敲击声（玻璃敲击声，乒乓球撞击声），“这种声音对比的处理在影片中不止出现一次，既形象又准确地复现了女性所处家庭空间的‘声场’——女性的声场小，但是遍布角落，男性的声场大，却不一定有效。

”也就是说，影片的确有意识地展示了这种对比。

但问题在于，在影像语言与权力结构不改变的前提下，承认与肯定女性的行动是否就能形成一种新的“女性凝视”呢？

提出“男性凝视”理论的劳拉·穆尔维也始终在被追问这个问题。

在最近一次回顾中穆尔维对此进行了回应：“在我看来，简单的角色倒转通常是有问题的——将一种权力或支配关系换成其对立面，只会使围绕权力和支配的制度永久化。

我考虑转向另一种思路，借助神话、民间故事甚至女侦探的形象，将女性的观看方式与好奇心联系在一起——一种用心灵之眼去想去看的渴望。

一方面，这可能意味着去性化，压抑了观看中的欲望元素。

但另一方面，好奇心让我们有机会停下来思考这些问题——反思、解码，用陌生化的眼光看待不熟悉的事物。

”虽然这听起来仍然很模糊，但至少能给我们带来两点启发：一方面，虽然性别差异无可否认，但无论是“性别互换”的指责还是“性转”的想象，本质上来说其实都是对深入理解差异的回避，不改变权力结构的转换，只能是厌女症的重复和强化；另一方面，要理解性别化的观看机制，对其进行结构颠覆，则需要时刻保持好奇心并不断反思。

只有保持好奇心才能发现新视角，这是当下中国电影市场亟需的——根据灯塔研究院发布的《2023中国电影市场年度盘点报告》，2023年女性观众占比已经攀升至58%，25-29岁女性主力群体占比提升，30岁及以上成熟女性连年上涨。

新的观众结构需要新的故事。

与此同时，改变也意味着冒犯，在不同领域里，性别议题都被指认为是撕裂公共空间的“罪魁祸首”。

但这就是女性电影的使命，不是自我感动，而是展现历史的当下性。

并不存在完美的生活指南，女性主义也不是一种空洞的立场，对于任何人来说，形成性别意识都是一个缓慢的具身学习过程。

演员咏梅提到自己是通过“咏读计划”才开始系统地阅读相关书籍的，导演尹丽川也描述了自己从刻意回避女性主义到重新理解女性的变化过程。

女性主义是什么？

不过就是一边挑战“父权制和资本主义”，一边与自身的厌女症作斗争罢了。

本文已发表于《电影评论》杂志2024.9/10月刊

1982 失去高考机会1985 为了逃离父权家庭，急切地嫁给一个并不懂得欣赏雪景，也就是并不真心相爱的男人1992 新婚，憧憬鲜花，等来的只是永远不会向自己倾斜的雨伞1995 分摊家庭支出，家庭聚会后爆发冲突，对美好的家庭生活的幻想彻底破碎1996 既然丈夫没有家暴行为，家人怎么可能支持自己离婚2008 “我”被强迫着杀了一条鱼。

上大学的女儿劝自己离婚，对自己的窝囊与懦弱感到不解回忆的片段虽然有些琐碎，但清晰地勾勒出了母亲的前半生。

婚姻并不给人自由，甚至未必能做到起码的尊重，(上世纪)女性就是这样一步步坠入深渊，然而深渊没有尽头，年轻的女儿一边敏锐、强烈地反抗父权对自己的压迫，一边剥削母亲，起先是礼貌温和的，最后终于图穷匕见。

母亲下定决心出走，终于获得解放，这样迟来的自我解放远远算不上胜利，身处困局的女性并非都能立刻出走，不过影片中的咏梅、影片外的苏敏，她们的善良与隐忍也许能让观众更加明确自己的处境，她们的坚强与勇敢也许能启发观众想象，生活也许还有其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