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的荔枝

看完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原著党是满意的。

飞快的节奏、浓缩的叙事结构，避免了注水问题，还原了小说中“一事贯穿”的紧张感。

且相较于做实验的智力博弈，更浓墨重彩放大的是原著后半段，职场里踢皮球、走流程等现实问题，时代大背景下权势对底层的碾压，这些都下了十足的力道。

批判上没有任何规避，全程直面本质，非常辛辣，非常得劲儿。

差不多演到半小时，当大鹏、白客、庄达菲三人组凑合到一起时，我就回过味了：这不就是《年会不能停！

》三人组的配置吗？

原来大鹏改编《长安的荔枝》的契机和适配度，在这里搁着。

这电影简直可以又名《荔枝不能坏！

》，那些打工人的生存痛点、日常的吐槽控诉，在这两部电影里形成了跨时代的呼应。

实际上，马伯庸笔下的这个故事，在这三年间到了近乎“家喻户晓”的程度，以至于写评论，都不用太费心介绍剧情。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短短一句诗，背后是5000里“冷链”的荔枝远征。

唐天宝年间，人到中年的李善德，被上司安排接下“荔枝使”的肥差。

结果“荔枝煎”变“荔枝鲜”，一字之差，性质天壤之别，肥差转眼变成催命符。

而接下去的事，走出了最不可思议的发展路线——起初，这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接着是官场众生相，以及全国接力接荔、酣畅淋漓的极限挑战。

最终则是盛世之下的溃烂，是深入骨髓的悲凉与刺骨的现实，是人生大起大落后幸免于难的五味杂陈。

现实中，我们大多数人是李善德、阿僮甚至林邑奴，表面上有阶层差异，实际上都是没得选择。

也有人是职场老油条，上至杨国忠、鱼朝恩，下至赵辛民、刘署令。

但无论是谁，最后都拗不过时代与命运的力量。

下面逐一和大家聊聊，电影里那些值得细品的细节与台词。

· “就算失败，我也想知道，自己倒在距离终点多远的地方。

”打工人最害怕的事，无外乎是有个脑子里天马行空的大老板。

为什么怕？

因为上面一句话，下面跑断腿，甚至一不小心就会丢命。

大家都习惯了用“行活”去维护体系运转，去保持自己向上汇报的体面，根本应付不了这种布满天坑和想象力的活儿。

就像正职把难做的活推给外包，创意成了就是自己的，不成那就找个老实人坑，甩锅给他，无论如何都对上面有了交代。

李善德俸禄低微，却进了这么庞大的送死局。

原因就在于，他虽身处体制内，但地位实际上是个被排挤的编外人员。

但后续发展却出乎意料。

人的意志能胜天，在李善德身上给具象化了。

在长安蹉跎小半生，他一直都没用上自己的才华，和其他人一样做“行活”。

直到前路是死，放手一搏，他才走出“试试”的一步，勘察路线、精算里程、测试保鲜，算出哪段路骑行、哪段路水运，人员调配换马的速率策略，荔枝从干到枝再到果的分装策略。

把创造力拉满后，他发现只要执行力也拉到最满，沿路驿站都做好接力，就能跨过这道天降的绝境。

没有他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斗志，没有他对妻子与女儿的爱，没有他走出“行活”的一举，岭南的鲜荔枝送不到长安。

大鹏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演这样的人，从《缝纫机》《保你平安》《年会》到这部，认真努力、内心理想主义、偶尔圆滑、绝不放弃。

他真的演出了我心目中的李善德，特别是后段被拽入艰险困境时，整个人的状态，与书中别无二致。

· “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

”“流程是强者不必遵循的规矩。

”小时候总被父母PUA，成绩好没用，14亿人不缺你一个，你要把脑子放在别的事上。

“别的事”，就是所谓的“花花轿子”。

李善德算出方案、回了长安，却从管预算的户部，踢到负责发诏书的中书门下，再踢到太府寺、礼部、工部……踢完直接下了狱。

为什么职场上一心想着踏实做事的人，往往最先被干掉？

这很能说明原因了。

只是一两次没注意，李善德就陷入万劫不复。

你出头了，别人怎么办？

别人的脸往哪搁？

职场不是单靠能力与本事就能立足。

踢皮球甚至都算客气的，更害怕的是遭人暗算，反手举报，前途尽毁。

直至右相出场，他背后有了“靠山”，众人开始站队，一切才有了结果。

各部门站队前，他疲于奔波，是因为流程于打工人而言，是必须严格遵守的准则。

可那些他去求的人呢？

他们完全凌驾于流程之上，想怎么拖就怎么拖，想怎么批就怎么批，流程对他们来说，不过是束缚下面人的枷锁。

直到更上面的人，用魔法打败魔法，他们才反向进入李善德的流程里。

不平等与潜规则，向来如此。

流程和规矩，不过是弱者用来约束自己、强者用来操控局势的工具罢了。

要在复杂的环境中隐藏锋芒，要在利益分配时感谢所有人，懂得平衡。

只有让周围的人都获益，才能让事情顺利推进。

这些职场的厚黑学，李善德内心曾经不屑，但现实教会他不得不“从善如流”。

大家也迅速换了副嘴脸，让他尝到了此前从未有过的，受人尊重的滋味。

电影最好的一点就是，拍出了李善德的坚持，也拍出了他转变后心中的那点窃喜，太真实了。

· “为求安全就会层层加码。

”“荔枝与国家，不知右相心中到底如何权衡？

”在大银幕上看到砍荔枝园这段戏，依然会被气到上头。

太可笑了，一个不合理的KPI是如何制定出来的？

无非是上面要求三十丛，可到下面执行时，为保证任务能超额完成、万无一失，便毫无节制地 “加码”，直接将整座荔枝园砍掉。

大家平时工作时，肯定经常听到一个词：“取上得中”。

为了一个漂亮的结果，必须设置不合理的目标。

这何其荒谬，何其残忍。

看似是在积极办事、为上头着想，实则是只想着自身仕途，丝毫不顾及底层人的生计。

一棵棵果农的心血被毁于一旦，沿路驿站的百姓们赖以生存的根基也被无情摧毁。

他们的绝望与无助，全都被那些要求层层加码的人所忽视。

李善德的“掀桌”，是整部电影最酣畅淋漓又令人心碎的高光部分。

他本可就此揽下送荔枝的活，每年辛苦一个月，就此平步青云。

但他却选择直面杨国忠，撕破“不劳一文”的弥天大谎——“天下钱粮皆有定数，不支于国库，不取于内帑，从何而来？

只能从黄草驿馆、荔园榨取，从沿途附户身上征派。

”他比谁都清楚“掀桌”的代价，但他更无法忘记岭南朋友们的损失，还有这些天的沿途所见。

从百姓们身上刮取的两万贯荔枝钱，加上每驿垫付半年的三万六千多贯开支，结余的两万五千多贯尽入私囊。

而就算是不进右相的私囊呢？

这五万多贯，相当于190套首都的房子，相当于今天上亿甚至几个亿的钱财。

多少家破人亡，才换来一盘荔枝，值得吗？

· 它只是众多水果里的一种，甚至没被吃“无人知是荔枝来”，但知与不知，有何分别呢？

荔枝上桌后，贵妃本想吃一颗，却被安禄山的献舞打断，手缩了回去。

镜头渐渐拉远，原来荔枝也只占宴桌上的一小角，其他的水果、珍馐佳肴琳琅满目，其中不乏热带水果。

一个镜头，瞬间让我的脑子一激灵。

还有多少人，在做“芒果使”、“香蕉使”？

还有多少家庭，毁在这宴席之下？

还有多少像林邑奴这样的底层失声者累毙，尸骨无存，才换来这几秒钟欢愉？

我们用一整部电影的时间，站在李善德的角度看问题，代入他，看到他的不易，看到底层的血泪。

但却忘了，历史是统治者的角度去书写的，只有上位者才是看到最终结果的人。

而结果是，这趟奇迹般的荔枝转运，上位者也只是听个响。

无人问津的巨大反差，瞬间带来一种震撼的虚无感。

所有的汗水、鲜血，殒命的驿卒、被毁的果园，也轻飘飘地消散了。

· “我嫁的是他，又不是长安。

”“我叫李善德，自幼便立志到长安为民做官。

”我特别喜欢电影的一个处理，就是结尾李善德知道安史之乱的烽烟吞噬了长安后，狂吃荔枝、嚎啕大哭。

这一刻，他没有先庆幸自己躲过一劫，而是哭到不能自已。

结合上面两句台词，立意瞬间拔高了一层。

为什么他的情绪那么大？

因为自己晃悠了半辈子，读书、为官，起初就像初入职场时的我们，意气风发，以为自己兢兢业业，就能让这个世界变好一点。

到头来期望落空，一输再输，却依然带着不甘，触怒权贵，撕破对方的虚伪，因荔枝而“离职”也“离枝”。

结果只是短短一年，多少百姓陷入战争，朋友杜少陵又会过上多么痛苦的日子。

自己坚信了半生“落户长安、为民做官”的人生观，曾经的所有打拼，顷刻间化为乌有，白费了。

但真的全白费了吗？

此刻在岭南，有无条件爱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内心归于安定的自己。

荔枝树下，李善德终于找到人生的意义，不是一事功成，而是平凡人守护“小我”的坚韧与良知。

人生大起大落之后，选择放下与释怀，唯有脚踏实地的生活、劳作与情义，才是真实的依托。

荔枝易朽，人心难灭。

“骨肉恩岂断，男儿死无时。

”在小说《长安的荔枝》中，李善德接到“荔枝鲜”这个任务之后万念俱灰，整个人都是要死了的节奏。

他的两个朋友，韩十四劝他赶紧离婚，以保妻女；而理想主义者杜甫杜少陵则开导对方，并搬出了当年自己落魄并崛起的故事——

有道是车到山前自有路，你最好去岭南先看看再说，并用自己《前出塞》其二中的诗句激励对方。

以长安为中心，士兵出塞，是朝西北方向；荔枝转运，是往东南，两个方向背道而驰，任务也完全不一样，但所承担的属性是差不多的，都是把脑袋拴在裤腰带上的征途。

李善德，就这样踏上了一条看不见硝烟但处处弥漫血雨腥风的“征途”。

文字，能赋予读者想象力的空间，去感受角色的心境；而影视作品，可以跟随着创作者的影像，从视觉上直观感受角色的状态。

想象力与视觉化，二者目标一致但达到率不同，就看你喜欢哪种了。

个人还是偏重于文字表达，但也并没有否认电影所带来的感受。

因为电影版《长安的荔枝》，作为阅读了多遍原著的俺来说，是比较满意的。

可以说做到了还原了原著的精髓，且有着自我表达。

这篇文章应该不算纯影评，更像个观后感。

这个项目俺相对比较熟悉，一直想着写点东西，也就借看完电影后这个机会，抒发下情感吧。

故事性与蒙太奇的捏合《长安的荔枝》拍得比较合理，用一句比较过时且被我朋友吐槽过的话来形容，就是“完成度很高”。

从小说到电影，乃是非常典型的单线程+限时任务类故事。

开场阶段，面对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如本片中这样的荔枝任务，荔枝是“一日色变，两日香变，三日味变”，想要保鲜送回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整个故事也是围绕这个绝对意义上的“送命题”才能展开。

如此做任务线，从前半段筹备、到开始打副本、堆叠新难题的故事模式，小弟给其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夺宝模式”。

试想一下，那些神偷、侠盗类电影，包括《碟中谍》系列。

开场就设一个戒备森严、几乎无法拿到的目标，从而引发各路高手汇聚一堂，不正是这样嘛？

马伯庸是比较喜欢看电影的，他肯定熟悉这类剧作构型，所以才写下了《长安十二时辰》《两京十五日》乃至《长安的荔枝》这类难题+限时任务类的故事。

这类故事，看过的朋友是有体感的，最忌讳的就是节奏慢，拖泥带水。

你都要掉脑袋了，还有功夫搞别的？

一定要拍出做任务的紧迫感、新副本出现，主角面对任务内容变化后所产生的心态更迭，一蹴而就，这才对。

所以，电影在还原小说的基础上，在节奏方面的把控是OK的，就是专注单一任务，从被迫接任务，到想方设法验算达成目标，随后操作过程中产生新的阻力，让任务和主角内心都产生了变化……

不过《长安的荔枝》还是有自己的特色的，也跟原著有关——荔枝转运，达成期限是四个月，横跨大江南北，物理意义上的“漫长限时任务”。

电影也没有陷入那种皇上不急太监急的“假揪心”模式。

有俩值得注意的地方。

★其一李善德的人设。

很多表现绝境任务的电影要么角色的苦大仇深要么呈现其洒脱的一面，极大展现了人类面对困境如何渡难关的种种态度。

但李善德这个人，老实巴交且沉得住气，通俗点说就是“不懂变通”。

用杨国忠的话形容，“难怪在九品蹉跎了二十多年”。

苏谅为了通行符牒给李善德开价，在对方报价基础上加了三成，一共一千贯，可李善德非说“加三成，是九百九十六贯”，这个人到头来也是个996。

如此个性，开场就表示豁出去了，横竖都是死，只因自己的妻女，在舍不得离婚的情况下，为了她们能活，自己也要“向死而生”。

一边努力对抗各种问题，一边还能喋喋不休地自嘲，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个性，真的可以把死局搅和成出活路，也为随后的故事埋下伏笔。

★其二朝堂与民间的对比。

长安与岭南，上林署监事与荔枝使，从色调到角色状态乃至氛围渲染对照都非常明显。

是为了让故事没有进入到求生栏目的设定，同时在在“任务”环节，迂回性也很大——从朝堂上的处处碰壁，到民间处处碰（有目的）贵人相助；从同事们对他漠不关心，到朋友们给了他充裕的物资支持；当万念俱灰时苏谅出现，让李善德重燃希望；当荔枝转运初见成功时，岭南和长安庙堂又处处使拌……两种场景不同境遇的对比，将本片带离单一的数学任务活动，从而引入“人间”的气息，这就是鲜活的人间百态，造成大量的戏剧效果，并点缀些许喜剧元素。

电影的故事平铺直述，但段落之间和两种人生之间的呼应显得比较可观。

而主角在做任务时，编剧不但给角色的任务设定了大量阻力，且在“闯关”过程中，角色也经历了绝望、躺平、希望、再度绝望、重燃希望、最后失望的多种情绪反复，让角色和故事尽量饱满。

电影叙事并不复杂，把原著不长的故事尽量还原，拍得干净利落，荔枝任务做实验的蒙太奇视觉，李善德逃避追杀的场景，故事性和蒙太奇艺术下所表现出来的故事张力，能让原本的叙事变得跌宕。

直到结尾那一刻，仅剩下“区区一骑、一坛”的荔枝使，在长安城空旷的主干道上飞驰，身后的红色木棉花浪漫飘舞，所谓“一骑红尘”。

一个从九品小吏这一刻就像独闯江湖的菜鸟，经历短短4个月的历练，须发皆白，已然成长为一个闯过龙潭虎穴的大侠。

电影最后阶段的情感很饱满，因为之前为角色赋予情绪上的累加逐步递进，到最后集中爆发。

荔枝转运，最终还让主角真正的“转运”。

饱满的情绪和视觉层面的效果，以及最终电影呈现出来的现实关怀主题，完成感官与感受上的共情效果。

一事功成万头秃《长安的荔枝》本质上是一部惊心动魄、饱含意味的“唐代职场社畜幸存者指南”，用略显现代的视角呈现“大唐快递小哥生鲜配送”的难题。

从小说到电影，俺个人的感受，也是跟很多观众一致，就是能在李善德这个唐代牛马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在算计和算账之间选择算命，在上班和上进之间选择上香……

而电影俺感受要更强烈一些的，这是个人原因。

作为影视行业的从业者，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当初俺还真接触过，就是俺上一家公司的项目。

时间是在2022年末，电影项目要首次官宣，那时候俞敏洪和董宇辉还没有分家，作者马伯庸在做客直播间推荐小说的时候，亲自说出《长安的荔枝》要拍电影版，顺势曝光由黄海设计的首款概念海报。

而我们都在忙另一个即将公映的电影，甲方让我们“顺手”把这个也做了。

但大家都没时间（那个片子进入映前倒计时了，公司上下忙得要死），就把这个差事扔给我了……为什么给我？

可能上司看我闲（不顺眼）呗。

我两眼一抹黑，一没看过小说，二不太清楚这种直播策划该怎么弄，以前没接触过。

麻蛋第二天就要直播了，我这啥也没有不说，前后就我一个光杆司令！

先买小说看？

这倒不用，人家甲方爸爸从直播要卖的书中给我抽了一本，还不错，利用“职务之便”得了本亲王的亲签原著。

随即连夜读小说+搞直播策划，所幸原著不长，而看小说的过程中，我就感觉自己跟这个李善德简直太像了，真是莫名其妙一个急活儿就扣我头上了。

那天我折腾一通宵+第二天忙直播等后续工作。

我比李善德幸运一些，活动完成的比较顺利，就是累点，该片的首个新闻稿也是我写的。

算了一下，从接到任务到彻底完成，我差不多30+小时没合眼。

从那时候开始，《长安的荔枝》就成为我们公司的常驻项目。

这是比较漫长的项目蛰伏期，当时连剧本都没写完，更别说主创选择了，还没影的事儿。

但时不时会来点任务，比如开个会制定下一步计划、剧本初稿有了之后一起研究完善、导演演员到位后如何官宣之类的，都是超级前期的任务，但需要有个大活人对接。

所以，还是只有我一个人。

可惜我没有等到最后“荔枝”成熟的那一刻，其实连果实都没接出来，我就离开了，因为我们整个部门，被这个不争气的电影市场优化了，也就没得做喽。

而我跟做荔枝任务的李善德还不一样，因为俺是希望能继续做下去的，我很喜欢这本小说。

可惜有个李善德般的开场，最后任务失败，没能走到最后。

《长安的荔枝》电影公映，我跟大家一样也是第一次看。

我对这个故事实在太熟悉了，当年伏案做策划案的时候，原著被我看了无数遍，每一个环节都了如指掌，电影最后所呈现的效果，个人满意。

无论是看书还是看电影，我每一次都会把自己代入。

马伯庸成为专职作家之前，是上过班的。

导演大鹏成功之前，也是在搜狐当过编辑的。

这些“班味”也让他们对这个故事的把控很有经验。

其实不仅仅是古代帝王将相，当代也是如此。

你会发现，上头一道命令，下面的人得忙活上半天，有大量琐碎的事务要处理。

我们曾经为了大老板下班后在群里的一句问话，加班开了一晚上会想对策，琢磨了一个四平八稳的应对方式，结果老板最后来了一句，不好意思发错群，撤不回了……一将功成万骨枯，其实一事功成，也是万头皆秃。

那些伏案写作、头脑风暴、执行活动的日子，光是模拟想象一下，头发都会一把一把地掉。

别说当年了，现在也是，除非你不上班，但那是不行的。

俺的出发点跟李善德差不多，都是背着房贷的人，但我可赶不上人家待遇，没人给我免房贷，也没人给我“九百九十六贯”的福报，只有“九九六”（给我办贷款那小子，比金广发还胖呢）。

这样的代入感，使得包括我也时不时会再次以李善德的视角看问题。

都说“一骑红尘妃子笑”，荔枝从岭南转运到长安，这里面都有谁高兴？

★杨贵妃肯定happy，并不是因为她吃到了荔枝，而是由于珠圆玉润的荔枝摆在面前，说明自己深受圣人宠爱；★圣人自然也高兴，让宠妃开心不说，更能证明自己弹指之间，就有人把一个看似不可能的任务完成了，是当权者的自得。

★杨国忠也是，“总计花费三万一千零二十贯，尚有两万五千七百贯结余”，这些钱或许没有都进了自己腰包，但在他的安排下，没有动用国库一分钱，还帮自己老板赚了一笔，于公于私，自己右相的地位又巩固了。

反正，上位者都满足了，有多少人在中途丧命，又有多少百姓遭遇无妄之灾？

他们不在乎，高兴就行。

但他们没有笑到最后，《长安的荔枝》的结局，真正“笑到最后”的是李善德。

他躲过了安史之乱，还把本该进贡的荔枝吃了不少，还有他的家人，"妃子笑"不如让妻子和女儿笑。

这个颇具讽刺味道的收尾，其实带点歌颂劳动者的感觉。

让本分工作、坚持到最后的那个人，得到了最好的结局。

所以这个颇具荒诞、讽刺意味的故事，却有着一个积极且理想化的收尾。

李善德最后颇有深藏功与名的告老还乡意味。

放在现实写照下，就是躺平了、回老家种地了、远离喧嚣不再为别人打工了，而是为自己而活。

然而这种心境对于当代很多在北上广打拼的人来说，能做出这样的决定，放弃自己为之奋斗的一切，那可是要下很大很大决心的。

所以才让李善德因一篮绿李，免去了被杀头之罪，流放岭南，这个“离开”不是让主角大彻大悟之后主动离去，而是一个被动行为。

从小说到电影，都沿用这个设定，乃是妙招，避免了鸡汤式的引导。

但为什么最后李善德为什么又哭了呢？

一方面是家国情怀使然，另一方面他真的不甘心——怒那些“取之于民，用之于上”的人，他们活该；也恨自己奋斗大半生，也没能“用之于民”阻止悲剧的发生。

俺当年利用职务之便得的那本亲签小说，离开的时候被我留在了工位上，我可不想“贪赃上林署公廨本钱三十贯”而被流放出去。

还要继续留在这个领域奋斗啊。

电影后半段，主角重心从“如何完成任务”，过渡到了“完成任务之后该怎么办”。

有时候我也在琢磨，与其浑浑噩噩困死在繁重的工作里，不妨静下来想想：到底什么，才是自己这一世最想追求的？

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彩蛋，几处改编《长安的荔枝》对比原著，整体还原，有一些改动，比如下调了李善德的年龄（原著52岁），大幅下调了苏谅的岁数（原著是个老头）、把韩十四和杜甫简化成了一个人——张若昀饰演的杜少陵……对于一部暑期档面向大众、2个小时的电影，都是可以理解的。

而真正我比较喜欢的改动，大致有几处：★逃驿事件——李善德第一次路过黄草驿，他和驿站的百姓有过互动，后者言谈中已经有所提及生活艰难，第二次途径黄草驿就发生了逃驿事件，电影增添了前面一处互动，让徭役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更加鲜明。

★苏谅与李善德的友情——原著二位是彻底撕了，苏谅最后直接跑路了（后来李善德还给人家写信，但找不着人）；电影里苏谅唯一一艘船来接李善德那一幕真的很棒，萍水相逢而能逆水行舟，雪中送炭的畅快感，如此友情设定，也是没谁了。

★删除了大人物——就是“冯元一”（高力士），原著中所有事件起因和转折，都因他而起。

这是马伯庸小说常见的设定，他比较喜欢设计一个隐藏在背后、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掌控一切的大人物，比如《长安十二时辰》贺监的养子，《风起陇西》里的诸葛亮，以及《长安的荔枝》中的冯元一。

文字呈现的这种幕后线，电影其实不太好表达，否则会比较刻意。

所以电影取消了这个角色，直接变成了杨国忠与鱼朝恩争权夺势，也让在沿途阻挠李善德的势力变成了鱼朝恩，顺便让林邑奴倒在了距离长安一步之遥的地方。

倒是那只大老虎，电影设定让李善德去岭南时就去遇上了，我以为后面还要call back一下，但由于林邑奴结局的改动，大老虎也没出现了。

★一骑红尘——这就好理解了，把最后独闯长安的“一骑”换做了李善德本人，情绪更加饱满。

PS，在当年做项目的时候，特别流行16型人格测试，我自己测过好几次，都是INTJ建筑师（确切说是INTJ-A）。

我觉得李善德大概率也是这个人格属性，“不懂官场之术，不谙修辞之道”，所以代入感很强。

看完《长安的荔枝》，我脑子里第一句话是：“这是一次“对不起原著，也对不起观众”的改编。

”，以下纯吐槽，请享受： 原本，这应该是一段充满张力的作品：唐代小吏，为将新鲜荔枝运至帝都长安，历尽艰险、穿越山海，最终耗尽的不只是个人体力，而是整个系统对底层人力的无声碾压。

可惜到了这部电影里，变成了另一回事——一场“喜剧导演执拗地套用自己擅长的叙事模板”，再加上现代语录、搞笑符咒、说唱配乐、段子节奏，强行讲了一个“感动自己”的故事。

关于各大角色，大鹏一出场，熟悉的节奏就回来了——眼神迷离，说话语气充满当代喜剧腔。

在他身上，你几乎感受不到“盛唐小官”的气息，他仍是那个在短视频平台上演“被命运扇耳光”的都市社畜形象。

更致命的是，这种“现代嘴脸+表演惯性”不只属于大鹏。

杨幂饰演的李善德之妻一出场便直接甩耳光，演成了都市爽剧里的“打工人老婆怒斥废柴丈夫”。

对了，很有《屌丝男士》的即视感。

正常来说，一个唐代基层官员的妻子，在家国阶级制度之下，哪怕再强势，也不会一出场就以“扇脸+训斥”式的现代情绪管理丈夫——更不该像杨幂这样带着那种精英女性表演腔调出现。

来到岭南，宋小宝的角色更像是一场“喜剧拼盘”，东北口音、巫术符咒、节奏装神弄鬼，仿佛随时能跳进《欢乐喜剧人》直播间。

肥雪呢，更是直接cosplay 起了肾虚公子身边的四大美女。

白客饰演的原著五十多岁的苏谅，为了塞入白客这个所谓的年会三人组，硬生生创造了西域神棍富二代，像误入棚拍综艺《吐槽大会·唐代版》的道具人员。

这些角色，以观众熟悉的“演法”重新上线，出戏出到天上去。

另外影片最令人不适的，是它在审美和场景构建上的彻底混乱。

岭南被拍成了一个泛西域化的街景，不是南方山区，不是稻田河道，而是“像极了横店棚拍的异域商市”。

人物造型杂糅、场景构图廉价、群众演员眼神空洞，整个环境像是为“套滤镜”而生的。

我很少吐槽BGM，但是大鹏成功做到了让我连BGM都受不了，当角色从岭南出发，背景BGM突然响起一段现代说唱。

导演可能想通过节奏和歌词制造出“艰难旅程的另类节奏”，但实际效果是观众尴尬得想按快进键。

相信我，它的问题不是风格混搭，而是混而不搭。

更离谱的，在大鹏在各大部门吃到闭门羹后，还画蛇添足的为“表现体制推诿”而设计的蹴鞠段落——各部门像小学生比赛一样踢着皮球象征“踢责任”。

大鹏或许以为这很讽刺，但它更像是“看不懂制度，就拍个动作象征”。

这是视觉化的偷懒，是把复杂问题交给“比喻动作”来替代思考。

当代段子、强行幽默、过度明喻、刻意情绪，这些都构成了影片的视觉逻辑基础——可惜这些逻辑，观众早就看腻了。

马伯庸的小说并不复杂，写的是“制度荒诞之下的个体挣扎”，而非“个体意志反制制度”的爽感。

它讲的是如何用千军万马之力运送一颗荔枝，只为讨好天子口腹，不是讲你站出来说几句话就能改变朝堂格局。

但电影最后却把故事引向了一场李善德怒斥杨国忠、然后被打、差点送命、皇帝送绿李保命的“高潮”。

这是一种非常熟悉的叙事结构， 但为什么李善德能骂杨国忠？

为什么没被当场腰斩？

为什么皇帝知道他此刻正要死，就及时送绿李来拯救？

在唐代那种阶层秩序、官场等级铁律森严的体制下，一个小吏公然斥责宰相+不当场伏诛我跟你信。

这些问题没人解释。

导演选择了最容易感动观众的一条路，却抛弃了原著对制度复杂性的表达欲。

最后他在岭南荔枝树下听到安史之乱，嚎啕大哭，还怼脸拍，把我看笑了 影片上映这几天，我看到大量影视自媒体、up主、博主、KOL同步发文力挺——有人说它“讽刺做到尺度上限”，有人说“技术有限但情感丰沛”，还有人夸它“有温度、有视角、有时代代入感”。

但影片内容并未提供这些评价的支撑点。

“讽刺”沦为搞笑动作，“技术”遮不住美术上的粗糙，“温度”变成演员眼眶发红的套路化反应。

观众当然乐意看到国产电影进步，但如果我们只能用“它努力了”来换取“它值得被夸”，那这场对电影的鼓励就变得廉价。

努力不等于完成，立意不等于成片质量。

我们依然可以鼓励大鹏继续拍电影，但不代表要对他这次的失败闭口不言。

真正的尊重，是敢于批评。

而不是，看着一颗未熟的荔枝腐烂，还要说它“甜得带着苦”。

送上票根，免得说我尬黑。

首先声明，这部电影能感受到大鹏的诚意，小说改编影视难度很大，大鹏导演很有勇气也很认真。

我作为外行人不该做太多批评，只是作为原著读者和一名观众说说我的意见。

影版《长安的荔枝》稍微有一点原著的味道，但是完全做不到原著的鞭辟入里，对于应该深入表现的对立冲突表现得很显白，平民之怒的力度还不够。

先谈谈好的地方。

1. 杨国忠部分的表现很好，压迫感很足，镜头和布景都很好，结尾两人的对峙戏还可以。

佛像之眼运用得很妙：一面看，杨国忠是通过佛像之眼俯瞰众生。

从高高在上的姿态，到他以佛像为背景，都是他掌权的威压的体现。

另一面看，佛像的眼珠就是杨国忠，也就是说整个国家尊之为信仰与规范的其实是这些掌权之人。

这就和主旨相合了。

2. 此外，郑玉婷线表现得还可以，木棉花的支线挺好，在虚与委蛇的官场之外加了温暖的亲情和友情线，更有人情味了。

3. “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新解读也不错。

一骑是拼死奔劳的小官，红尘是亲情是长安百姓，妃子笑是底层无人能见的一个虚影，而劳民伤财运来的荔枝则成为一个权力斗争的符号，此时它本身的食用价值已经完全被取缔了，没人在乎它好不好吃——荒谬且悲凉。

4. 苏谅的改动有好有不好，他的所作所为确实像一个富二代，年龄下调，比较好炒cp，大家更能接受。

但是，李善德在荔枝专运中的背叛感被苏谅的无条件原谅消解，致使最后的对峙戏情绪没有被拉到高点，这是遗憾之处。

接下来就是问题所在了。

1. 杜少陵人设改。

原著的杜甫其实承担了理想主义对照组的作用，他没有韩洄（这个人物电影里删了）那么圆滑，也没有李善德这么憋屈。

他对于苍生的理想主义是李善德最后幡然醒悟而怒发冲冠的重要关键。

可惜电影里把杜甫改成了一个深谙官场之道，甚至可以点醒李善德的人。

大家看得时候不会觉得奇怪吗？

这样一个杜少陵，为什么后来会漂泊至茅屋草堂呢？

OOC啦家人。

2. 重要情节删节。

这也与1息息相关。

我看原著是印象最深的就是这里（后附图），杜甫前面提到的长安门旁上好坊和后面李善德竭力于贵妃生辰之日抵达的上好坊实际上形成了呼应。

极尽奢靡繁华的城中有这样一片荒凉悲戚之所在，这种鲜明的对立刺痛了李善德的神经。

本质上李善德还是一个读了书当了官的上层阶级里的底层， 真正的底层生活彼时他还没能完全感同身受。

是这些细节敲实了李善德对于黔首黎民的深切同情。

电影里居然没了？

没了？

3. 鱼朝恩截杀的不合理之处。

原著的截杀其实来自于岭南赵辛民，林邑奴也是在这里牺牲的。

不过从创作者的角度想，这里的改动成全了荔枝四人组中的三人的重逢，与苏李二人的解开心结坦诚相待，这样的改动也就好理解了。

那么不合理在哪？

这很简单，李善德带的是圣上要的千里迢迢从岭南运来的荔枝，拿的是杨国忠的令牌，肯定时刻是有人盯着的，此外，这么大张旗鼓的陷阱和截杀，后期根本不好通气伪造，这种破绽属于鱼朝恩自寻死路，被杨国忠抓到他可别想混了。

从样貌就能看得出来，鱼朝恩是新秀，他其实是没那种能力跟杨国忠正面抗衡的，至少他们二人需要明面上的和谐。

但是电影里面两人的叫板已经到明面上了，就有一种把圣上当傻子的感觉。

特儿戏这就。

4. 更儿戏的来了。

圣人“国忠办的”一句的突兀之处——这句话反而使得圣人成为呈现争斗的工具了，事实上他应当是隐身的，这种隐身才能表现出阶层的森严与稳固。

杨国忠后面提到的那个“提了一嘴蜀地的荔枝比岭南的好吃”的人，其实是高力士。

杨和鱼的争斗其实都是在真正位高权重的高的掌控之下。

电影把这一环节隐去了，应该是为了叙事的精简考虑，不过他不仅隐去了高力士，还把高力士应有的角色任务移交给了圣人，这不仅严重削弱了电影该有的zz恐怖感，整体观感也有点搞笑。

细想了一下，圣人说这句话可能是为了讨贵妃的欢心，毕竟右相国忠是贵妃的人，但是贵妃在这部电影里明显面目模糊，这又矛盾了。

这句话不应该由圣人直接说，而是应该由杨国忠自己介绍才对。

《长安的荔枝》核心问题就两个，一个就是小民之怒，另一个就是官场博弈。

前者通过杨国忠令牌下人民苦楚与李善德的摊牌直斥表现，后者主要通过李善德在拿到令牌前后的待遇对比和杨鱼二人的抗衡。

整部电影是是前者表现得少，后者表现得浅。

总体而言，我给6.5/10，是一部较有诚意的商业片。

当然，我说的这些肯定有偏颇之处。

影视创作者要考虑的东西还有很多，首先就是，如果真的像我说的这样加很多的人物和情节在里边，会不会显得很冗杂，作为电影的观感会不会变差？

所以他必须要做减法，他要突出重点亮点，抓住观众的注意力才可以。

因此，他的一些取舍我不能一锤定音地否定，我不能以我自己的观感概括所有观众的观感。

我只是以一个读过原著的人的角度来说。

最后还是得说一声，大鹏是一个认真的导演，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未来会更好的！

p1-3是原著杜甫提到的上好坊，p4-6是李善德抵达的上好坊。

上周我就看了电影版《长安的荔枝》，在豆瓣上只留下了六个字的短评：有点平，差口气。

是的，虽然片子叙事流畅，该有的都有，但看完全片，我的情绪始终没有被完全点燃。

片尾响起时的音乐悲壮悠长，大鹏所饰演的李善德骑马狂奔，眼神坚定而悲凉，身形孤绝而沉重，一切都在试图激发观众的情绪高潮。

但对我来说，它始终没能抵达。

这种“无限靠近却最终没有抵达”的观感，是一种特别难受的体验——你能看到主创试图呈现出的方向是对的，镜头是对的，意图都是对的，但唯独最后那点最该炸开的情绪，还是没有被引燃。

毫无疑问，大鹏一直是在进步的，从早期的《煎饼侠》到后来意外的《吉祥如意》，再到《缝纫机乐队》《保你平安》这样的类型练习，《热烈》的商业融合尝试，直到这次的《长安的荔枝》，他所交出的每一份答卷都在持续优化，且后面几部作品都遵循着稳定的三幕戏逻辑：前段轻松诙谐，中段拉出矛盾，结尾一定要走一波“情绪高潮”。

这种类型的熟练掌控，放在国产导演里，其实已经很可贵了。

但也正因为他越来越“工整”，所以当这种技巧没有与真正足够有力量的剧作相结合时，观众反而会觉得“技巧感”盖过了真实的冲击力。

这就是我对《长安的荔枝》的主要感受：从节奏、表演到视听语言都足够娴熟，唯独缺了点真实的痛感与触底反弹的力量。

相比之下，《保你平安》就处理得更好，那份温吞背后的力量，是通过人物与群像之间的连接铺出来的，而不是靠几幕戏与BGM突袭来硬拉。

回到《长安的荔枝》的故事本身，大家都知道了，改编自马伯庸同名小说，篇幅不长，但意涵深厚。

这个设定本身极具讽刺意味——“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这句唐诗背后藏着多少权力荒唐与民生苦痛？

这是一个注定要指向荒诞与悲剧的历史命题，它本该是一场对“使命”与“牺牲”的反思，是一个小人物在历史巨轮下挣扎、清醒、觉醒、最终殉道的过程。

但在电影前半段里，这份本应锋利的荒诞感却被大幅度“喜剧化”了，可以说是唐代版的《年会不能停》。

各种喜剧桥段及台词极度现代化，直接把唐代的底色抽空了，人物也变得像是穿着古装说段子的当代社畜。

付航、刘仁铖、童漠男等一众喜人对主线几乎毫无帮助，且喜剧效果实在一般，你很难说这是一种有效“解构”，更像是一种对电影本身的稀释。

本质上这是一种剧作策略的错配：主创把太多注意力放在如何用群像撑起前半段的笑料、如何让“送荔枝”变得热闹、如何照顾喜剧节奏，而忽略了这个故事原本的宿命感与崩塌感。

在故事里，除了主角李善德，其余几乎所有角色都显得极度功能化。

白客饰演的苏谅，从利用李善德到转而帮他，两人的关系推进太快了，后面的崩盘到和好也非常莫名。

杨幂饰演的郑雨婷几乎就是一个“名场面工具人”——她的戏份几乎全为最后木棉花飘落做铺垫，人物本身并未真正参与推动叙事。

而刘德华饰演的杨国忠等也很脸谱。

在这样的设定下，整部电影几乎架在李善德一个人的脊背上。

他太孤独了，不是故事中的孤独，而是剧作逻辑的孤独：他是唯一有动机、有成长、有命运重量的人物，其余人都像是他通往命运终点路上的道具。

你可以看到大鹏演得很用力，骑马那段眼神真切、身姿悲壮，音乐也层层递进。

但情绪就是没上来——观众无法和他一起燃烧，因为从头到尾我们并没有真正和他一起同行，而是一直被隔在“看他表演”的距离之外。

所以我说，《长安的荔枝》最遗憾的，不是它哪里做错了，而是它太努力、太想对了。

主创的每一次选择你都能理解，他们想做一部有现代性、有悲剧底色、有商业节奏、又不失表达深度的电影。

但这些目标一旦无法完全兼容，就会互相博弈，此消彼长。

这不是技术的问题，也不是演员的问题，而是一个创作定位上的错位。

真正能击中人心的作品，往往不是最聪明的那一个，而是最真诚、最纯粹、最知道自己要干嘛的那一个。

《长安的荔枝》就是想要的太多，也做得太多，就如同演员表里那一长串叫得出名字的演员一样，他们轮番出场，本以为会为电影增色，但处理不当只会让电影变得臃肿而破碎，大鹏，是时候做些减法了。

题图：《长安的荔枝》海报你还可以：这根本不是超人！

姜文看了，不推荐🌇夕阳自由计划：//2022年7月初，建了个叫做“让我看看你那里的夕阳”的群（后台回复“加群”）//今日份，来自@小星星，摄于7月18日。

先看看它的创作思路。

情绪驱动而不是叙事驱动。

在李善德奔赴岭南一段，按常规编剧逻辑，创作者需要展开情节，来呈现路上的艰难，可能是讲如何与猛虎恶斗，也可能是讲和劫匪之间的某些交集。

然而观众看不到主角是如何从虎口逃脱的，替代的是在一首RAP之下，以极快的剪辑节奏，堆叠地形、劫匪、猛虎多个情境，把艰难作为一种情绪输出给观众。

这样做的后果，是弱化了观众以观看和思考的方式进行理解，等同于减少了观众的参与。

人物关系是功能关系，而非情感关系。

配角演员戏份零零散散，大多不是独立角色，只功能性地辅助建设主角弧光。

商业片群星参与影响了创作，以至于故事需要在主线里加太多波折。

它的后果是：为了加快节奏，电影没有更多时间来呈现配角情感的递进与变化，林邑奴、苏谅、阿僮和主角之间的信任的建立，便没有足够多铺垫。

故事一旦未能建立配角和主角之间的平等关系，重心便全部倾斜在了主角身上，主角则依赖于大鹏脸上的情绪表演，翻来覆去、模棱两可，不知道他笑什么，也不知道他哭什么。

这导致的结果是：大鹏的表演单场是准确的，但整体变化太少，影响了李善德纵深层次。

————对比大家都说及的年会无论演还是导，大鹏过往的电影都在采用这种创作思路。

除了他导演的电影之外，以观众最爱提的《年会不能停！

》为例，通过前两幕呈现打工牛马的残酷困境，试图以情绪引发观众的共鸣，到了第三幕，由于故事缺少细节羽翼，董事长带着青天的光环出场，被当作情绪的宣泄口，影片罗织的荒诞力量便犹如一幢危楼走向了坍塌。

其实，直面现实的是观众，与现实周旋的是观众，备受现实折磨的也是观众，《年会不能停！

》和《保你平安》这样的故事，打的是现实题材的招牌，观众识破它们的面具并不难。

不过，这种创作思路放在《长安的荔枝》有另一种情况。

其一，故事设定在唐朝，观众无法用当下的逻辑审视它，对现实的隐喻能强烈引发观众的联想解读。

其二，影片表面看起来是唐朝职场故事，若只把它理解为古装版“年会不能停！

”又不免偏颇，因为官场不同于职场，观众的观感也有参差。

————为何情绪没起来？

我们可以看到，职场元素被挪用在了唐朝：从一个煎字到一个鲜字，是PPT和WORD游戏；圣人荒唐话，小吏跑断腿，是大厂的上听下达；算法是执行的工具，也能计算赋税徭役的重量；大厂做项目常用的甘特图、执行流程表也被化用了。

另一方面，它试图用模棱两可的方式触碰政治。

“国忠”二字既是人名也是象征，承担了一切原罪；贵妃没有露脸也并未吃荔枝，这个细节似乎把根源直指圣人，但圣人隐身了。

主角李善德科举入仕脱离了底层，与其说电影讲的是底层的牛马，不如说是拍给公务员看的公务员故事，片方瞄准了公务员的钱袋子。

大鹏大概知道观众对《年会》的批评。

影片没有照搬《年会》，修改了跪青天的第三幕，让这位公务员从下跪质问到站起，是一个讨巧的落点。

在文化复兴语境里，“唐朝”既是古代的盛唐，也是一种未来的宏愿。

离开体制，戳破锦绣长安的假象，算有一点反思的姿态，观众会自发解读。

然而，这种反思不经琢磨，很有局限。

“花花轿子众人抬”导向的是人性/人情之恶，这替代了对结构的揭露，简化了对唐代三省六部行政流程的呈现；后期渲染主角的悲情与浪漫，令前面林邑奴、阿僮、驿民遭受的苦难被辜负。

藏在悲情叙事和煽情技巧之间的割裂感来自于：木棉花到了长安尚能如此鲜艳，荔枝保鲜又有何难？

————问题在哪儿？

影片最大的问题，叙事视角糟糕。

比如我看到一个说法，有个观众以为杜少陵会跟大鹏一起去送荔枝，结果没去。

这个说法很有趣，她之所以有这个预判，正是因为影片的视角对此进行了暗示。

林邑奴被一碗酒感动那里，视角更多是在表现李善德貌似诚恳的脸。

刘俊谦可以只靠肢体表情来传递信息，但对手戏演员大鹏必须靠嘚吧嘚表达。

第二大问题是视听。

如果创作太过于依赖台词，表达便会受台词和文字限制，毕竟文字比图像更直白。

聪明的创作者还会用文字玩弄文字游戏。

政治表达不一定靠台词讲出来、情节演出来，也可以通过美学，通过摄影机运动和空间秩序来呈现。

剧组既然搭建了一座佛寺，就应该再多再多再多利用它的空间才对。

电影是视听的艺术，视听是一名导演的立身之本。

视听不好，难免遗憾。

————总之，如果商业电影是一幢木构建筑，好电影撤掉一条木头倒不了，但不好的商业电影只要撤一条木头就会不成立。

好电影讲命运，不好的电影只能在逻辑上苛求情节顺畅。

另外，像大鹏这样的导演，不是一个人的导演，是一群人出力的团队型导演厂牌。

厂牌就是流水线，是大鹏还是董润年领衔都没区别。

一旦制作上没有作者性的电影风格可看，情绪型的编剧就成了纸糊的灯笼，风一吹就散了。

你有没有过这种时刻？

平时兢兢业业上班，就因无法脱身之事请了半天假，一个会议没参加，就被塞一个谁都不愿意接的任务。

领导笑眯眯，拍着你的肩说 “这是我对你的偏袒和照顾，我相信你的能力”，其实只是完成了个人风险和责任丝滑转移。

当李善德发现，“荔枝煎”的任务变成“荔枝鲜”，挑战不可能的任务—要把岭南的新鲜荔枝送到五千里外的长安，大概就是这种窒息感。

从突然被塞任务到无人兜底的绝境，对应现代职场中 “临时接锅” “孤军奋战”的荒诞感。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这是如此相似的职业困境。

李善德的职场遭遇，像一面镜子照出每个打工人的日常。

先是背锅式接活。

长漂十五年，终于落户安家，贷款买了房，只求在体制内安安稳稳上个班，妻女陪伴，一生平淡如常。

没想到，锅从天上来，既然左右都是个死，那就作死了干。

后又陷入“资源困局”。

他拿着 “荔枝使” 的空衔，想要撬动岭南到长安的全流程资源，被各科室负责人以及地方官当皮球踢，老油条不留痕迹式的“懒政”行为，不拒绝，也不承接，只是互相推诿，拖延流程。

像极了手里没权、没预算，却要做出业绩的基层打工人，在推动跨部门合作时的寸步难行，是每一个打工人的日常无奈。

一个项目磨下来，产生的结果是KPI考核对人性的异化。

品品一个荔枝的背后，隐藏着的三层权力结构。

权力的顶端，是圣人不经意提起的一个小想法。

唐玄宗一句 “贵妃想吃岭南的新鲜荔枝”，无需制度论证，不必考虑成本，甚至不用顾及 “荔枝三日而色变” 的自然规律，就成为了这个国家必须执行的 “最高指令”。

权力的中层，以杨国忠、鱼内侍为代表的高层官僚，将荔枝转运视为政治工具。

他们不在乎李善德的死活，更不在乎老百姓的疾苦，只在乎能否借 “荔枝到长安” 巩固自己的权力。

权力的底层，李善德作为最大 “工具人”，利用“心算”业务优势，拆解不可能的任务。

丈量五千里路，把 “五千里长路” 拆解成 “多少里换一次马”“多少时辰换一次冰”，这种 “标准化操作手册”，是不是很熟悉，这不是打工人在项目管理时做的甘特图吗？

三层权力结构，层层压迫下来，形成了对基层工作人员个人价值的异化。

就像现代职场中被 KPI 绑架的打工人，个体价值被简化为 “任务完成度”。

当打工人天真的认为，可以用技术对抗荒诞。

这种执着，让其荒诞更富有悲剧性。

总以为‘专业能力’是职场的保命法宝，却忘了职场的规则从来不止‘技术’一条。

李善德的可贵之处，在于他没被 “工具人” 的命运困死。

面对累死的驿马、被盘剥的百姓、高高在上却不近人情的指令，险中求生疲惫不堪的自己突然惊醒 ，为了这几个荔枝，牺牲那么多人的生活和生命，真的值得吗？

这一刻，这个小人物终于从 “任务执行者” 变回了 “人”。

我们为什么会共情李善德？

因为每个时代的小人物，都在经历相似的挣扎，都在为我们心中的那点“不可能”而狂奔。

既要在庞大的系统里求生存，又要努力的在生存里维系人的尊严和底线。

拒绝那份畸形的沉重，守住心里那点不肯弯腰的执拗，便是给自己的灵魂松了绑。

就像李善德最终卸下官帽，看似一无所有，反倒在烟火人间里，把日子过成了自己的模样。

这个结局，给了打工人一个出口。

也许我们偶尔推掉不合理的要求，即使会得罪人，但在深夜里，疲惫的自己，能松一口气，日子才能继续过下去。

原来对抗的尽头，从来不是非赢即输的较量，而是给 “做自己” 留一条温柔的缝隙。

我当 逐明月枕清风 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我当 工有所偿 学有所用 无人欺我无依傍我当 敬来路敬高山 敬春日花开花落的街巷我当 敬那庙堂之外的月光我当 逐明月枕清风 一身坦荡明晃晃斥魍魉我当 工有所偿 学有所用 无人笑我不自量我当 见长河水汤汤 谁千古留名不过纸半张我当 赴那无名无状的月光大傻子老李： 总觉得如何称呼你，都会显得生分，就且容我以苏谅的方式称呼你吧，也算是与我曾被称为“蠢奴”有一番呼应。

生死相别已有一年，如今，你已被流放岭南日日种荔枝，阿僮虽尚未原谅你，但她也不过嘴硬心软，她知道你所受之身心折磨难以言喻，终是会对你放下成见的。

其实，我见你如今这番，心中多少有些欣慰，于你而言，这或许已是得以安度余生的最好方式了，可以让你在运送鲜荔枝时白的头发，能生出几缕青丝来。

然而，当你自苏谅兄长口中得知安禄山叛乱，朝廷溃不成兵，长安已经沦陷时，你那经历一年才难得平静的心，终究难以自持又起了波澜。

独自一个人到荔枝林中边吃荔枝边哭，你是不是想起我了，是不是想起我们这些为了运送荔枝而牺牲的伙伴们了，是不是想起了那些因运送鲜荔枝劳民伤财而流离失所的百姓们了？

你会不会想象圣人从长安落荒而逃时是何等狼狈不堪？

若不是他的昏庸，岂会有那么多事端，从长安到岭南这一路多少佞臣从中贪赃枉法，皆因他的贪图享乐，甚至无力对抗这些死而不僵百足之虫的你，也难逃一分罪责。

你会不会有一刻埋怨安禄山？

若是早一年起兵，或许我们这些人虽会经历乱世，或许多几丝苟活于世的机会。

大傻子老李，你是真傻，若你问我，我便会告诉你，我不愿以“林邑奴”苟活长命百岁，我宁愿以“林邑人”在正当年华死去。

你还记得吗？

你我的首次相遇，是在岭南经略使府中。

那一日，我因弄丢了孔雀，被赵辛民用鞭子抽得血肉模糊。

这原本不过是我挨鞭子日常中平平无奇的一日，直到你风尘仆仆而来，向经略使共商运送鲜荔枝回长安之法，却也一来便先挨了一顿揍。

后来，我们遇见苏谅、阿僮等人，共同经历的种种，那一日的难堪，反而有些绝处逢生之感。

我甚至想感谢将我和五府通行符牒一道丢给你的赵辛民，哪怕他总拿鞭子抽我，哪怕他总是叫我“蠢奴”，哪怕他只是想让我当探子暗地里传消息，但是自我跟上你的那一刻，我的命运便再不是奴隶。

做探子之事，我一直未向你正式道歉过，而你也并未放在心上，或是你深知我对赵辛民的恐惧，深知我是不得已而为之，也深知你我在日夜相处中的情谊并非虚妄，你我皆付出了真心。

至今，我仍忘不了你敬我的那一碗酒。

奴隶的喉咙只配吞咽馊水，哪敢碰主人的酒碗？

可您硬把碗塞进我哆嗦的手里，酒滚进喉咙时，我浑身都在发抖，你拆掉了我心中看不见的枷锁——主奴之间的高墙，不过是一层薄纸，而你亲手撕碎了它。

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被人敬酒，被当作“人”看待，被当作“朋友”对待。

那一碗酒于我而言，就是当“人”的滋味。

也是那时起，我才真正相信你会带我回长安，我才真正对长安心生了向往。

然而，“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更无人会知道那寥寥几颗鲜荔枝的红，是由多少人的鲜血浸染而来。

长安于我始终太遥远了，我们翻山越岭、跨江渡河，我拼死报信，你一夜白头，也还是在长安城外中了埋伏。

焚烧的烈火，凄厉的哀嚎，一坛坛荔枝破碎的声响，充斥着那个悬崖边，眼看着同伴们一个个遇害，只剩下你我殊死一搏，最终，我未能随你抵达长安。

你我二人皆为被这世道磋磨的可怜人，你是第一个将我视为朋友之人，亦是我在这世间唯一的朋友，为此生死无惧，跪着活百年，不如挺胸做一刻真的人。

后来你离开了吃人的长安，为我立了墓碑，刻的不是“林邑奴”，而是“义友林邑人之墓”。

这座墓碑于我是何等的贵重，你仍记得我，将我作为你的朋友记得，我也有名有姓，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这一切已是我此生莫大的值得。

所以，大傻子老李，我从未后悔过，你也莫要为我等悲伤。

若有不舍，那就每年将新酿的荔枝酒洒在墓碑前便罢，让我也可一品你种出荔枝的鲜甜，足矣。

岭南旧友 林邑人遥遥一抬手 致万乡 致盛唐致我生如尘 世无双 风一扬愿这世间王侯与稚儿 皆可沐朝阳我敬 千军万马蹄下 那朵花我敬 燕儿满口泥 安的家

大鹏展翅震长空，底层出身的大鹏拍出了原著小说的精髓，小人物撬动大历史，小切口见大时代，充分融入了现代的思考维度，这种小人物的视角特别能引发共鸣。

在他的电影里，喜剧是可以高级的，但绝对不会有所谓的曲高和寡，只有雅俗共赏，必须是直通人间烟火气的。

大鹏的成长故事特别励志，从屌丝男士茁壮成长为电影大师，走的不也正是岭南送荔之路，《屌丝男士》收获基础受众群体，《煎饼侠》赢得了市场却透支了口碑，但也让他真正了解电影，聪明的人总是特别擅于学习并总结，《缝纫机乐队》、《吉祥如意》、《保你平安》、《热烈》…各种类型片都能够自如驾驭，直到《长安的荔枝》，如此庞杂的制作规模，更能看到大鹏已臻成熟的电影语言控制能力，叙事结构及节奏丝滑流畅，美术置景精致考究，人物塑造也足够出色，几个眼神就拍出了最好的杨幂，刘德华十来分钟的杨国忠也拍出了权臣的威严及狠辣，当然，最出彩的还是大鹏的李善德，小人物的各种微表情展示太立体太到位了，他有小市民的算计、懦弱和世故，被命运抛入绝境后，才爆发出惊人的韧性、智慧和勇气，整个过程真实可信，特别有共情能力。

最得劲儿还是对于现实的批判没有任何规避，全程直面本质，非常辛辣。

“流程那种东西，是弱者才要遵循的规矩”；“为官之道，其实就三句话，和光同尘，雨露均沾，花花轿子众人抬”；“做事见贤思齐，永远感恩上级”…深刻讽刺了官僚体系的僵化、腐败和冷酷，对权力、制度、民生进行了犀利而不失温度的剖析，具有强烈的现实关照。

全片印象最深的，是贵妃生辰宴上还未碰触荔枝便收回的纤纤玉手。

这只收回去的手，算是为杨贵妃这个老背锅侠正名了。

当李善德带着仅存的那一瓮荔枝飞骑入长安，重现了「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千古名句。

当那些红彤彤的果子被小心翼翼地清洗，放在冒着丝丝缕缕白气的冰块上，垒成了一座小山，在无数宫人好奇、欣羡的眼光中穿过人山人海，被呈放到案上时，观众会愕然发现：它不过是贵妃面前无数珍奇水果中的一种。

甚至毫不起眼。

所以，贵妃看到它时并没有太多的情绪波动，本来要伸出手拿一颗浅尝，也因为被安禄山之子献舞的热闹给吸引过去而收回了手。

这个镜头讽刺效果直接拉满。

贵妃爱不爱吃荔枝不重要，贵妃吃没吃一颗荔枝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借着「送荔枝鲜给贵妃贺寿」这一由头，有太多人可以从中得利了。

杨国忠为什么给李善德自己的腰牌去促成这件事？

不是爱妹情深也不是为了和鱼朝恩争宠（这个只是捎带），最重要的是，他可以从中大赚一笔。

可能很多人没听懂李善德最后跟杨国忠算的那笔账，我把原著贴上来：

简单来说，就是以运荔枝这个名目，从百姓身上榨取了五万多贯钱，其中三万多贯用来运输荔枝，还结余了两万多贯。

这「赚到」的两万多贯，是入了杨国忠的腰包，还是唐明皇的私库，那就是蝼蚁们所不可知的了。

而最终，当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之时，出来为此背锅的，却是那祸国妖妃，红颜祸水。

仿佛只要她不吃荔枝，这盛唐便可持续万年。

李善德只是一个小小的荔枝使，便从转运荔枝这一个项目里为「上头」找到由头赚了两万多贯钱，那么寿宴上那一桌子的水果，又是多少「XX使」花了多少钱送来的，又从中榨取了多少民脂民膏？

简直不敢细想。

这也是为什么杨国忠轻飘飘地说了句：「要说那荔枝的味道，就那么回事吧」之后，却话锋一转说要将鲜荔枝办为每年的常例。

因为贵妃爱不爱吃荔枝是整件事里最微不足道的，他们只不过是「需要」找个借口为贵妃送荔枝罢了。

不巧立名目，他们又怎么捞钱呢？

就像到了清朝，宣统四年，也就是民国元年，宫里一年的伙食费是白银16万1432两8钱2分，要知道当时溥仪已经退位，宫里只有太后和几个太妃，东北和华北的多处皇庄里每年还要上交大量粮食和野味，但也靡费至此。

这不是因为溥仪是个大胃王，一天要吃八顿满汉全席，而是内务府的采买从中可以操作的空间太多了。

据档案记载，同治十三年，宫廷所用的大葱报价240文每斤、菠菜300文每斤，而嘉庆元年的一份内务府档案记载，当时的葱每斤7文、菠菜每斤12文。

内务府报价注水是常事，即便如此，80年间报价竟然涨了几十倍，也实在太惊人了。

再对照清末民间物价的调查来看，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这是北京物流最不发达，物价最高的时候，但1斤羊肉的价格仍然不足宫廷大葱的一半，是菠菜的三分之一，可见内务府及相关太监的回扣拿了有多少，当然这又是另一段故事了。

（据杨原《如果故宫会说话》）更别提著名的道光帝吃不起鸡蛋的故事了，毕竟内务府给他的报价是十两银子一枚。

《长安的荔枝》还戳穿了延续千百年的另一重谎言：上头是好的，只不过是下头执行坏了；上头是好的，只不过他老婆老吹枕头风；上头是好的，只不过总有奸佞小人蒙蔽他的双眼……总之，千错万错，都是下面人和身边人的错，「上头」不可能错。

要不说《长安的荔枝》要不是套个安史之乱的皮，恐怕都过不了审呢，这借古讽今的辛辣程度，真的是……说句难听的，老百姓最怕天灾人祸，但有的人巴不得年年黄河肆虐百姓流离失所，因为赈灾的钱粮又是一块大肥肉，得打破脑袋去抢嘞！

远的不说，就说那三年……

李善德去岭南运荔枝的这一路，见微知著，瞥见的是这个煌煌盛世之下制度性的崩坏。

当杨国忠说出「规则是留给不够强大的人的」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们从上到下都烂透了。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手中最小的权力最大限度地难为他人，为自己谋取利益。

你说，这样的局面是一个手中无权的贵妃造成的？

贵妃可真背不了这么大的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