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青春

开场音乐一出来就把我拉进电影了，宛平剧院的音响有很大功劳！

声音层次分明，音量合适，观影体验超绝！！

非常庆幸在siff看到这样一部影片。

看似“浮于表层”的对上层结构的反抗也是很多人在青春时期做不到的，退学威胁在尚未独立的未成年人看来就像扼杀自己的生命一般严重，能够坚守自己的观点并付诸实践是非常勇敢的。

想起高中班主任说过，上几届有个学生也因为全校强制在班级里安装摄像头而抗议，去校长办公室理论，啊，勇敢的个体，“如果那个人是我就好了”。。

开头的未成年dj局让我想起朋友也曾在高三压力大时混进酒吧听歌，偶尔通过小小脱法的方式脱离苦闷压抑的学校生活也不失为一种自我调节的上上策。

友谊、目标、社会议题的表达相交相融。

无伤大雅的反叛称得上是青春年少的行为艺术，五人对待各自的感情其实格外成熟，除言语外还有拥抱可以表达爱意，底特律的电音也可以是伙伴的梦想延展，天桥的岔路是用来互相说我爱你的地标。

就算阶级、理念不相同，也可以在一起相处的时光真诚以待，或是互相打趣，最后真的是happy end了。

有这样的青春真是够回忆一辈子的。

悠太其实是一个非常害怕孤独的人，影片前段在天桥上对阿光大声地表白，还有听到阿光和Tom在厨房对话后落寞，他是把友情看得很重的人，所以他最后愿意去承担这一切。

正如阿光所说悠太是从小到大都没有改变的人，但人总是会变的，阿光就变了，他慢慢淡出这份友谊，找到更契合的玩伴，受到女主的影响，渐渐远离了之前的小圈子。

一份友谊的消亡就像昨日青春，你没办法去责怪谁，只是说一句人都会变的。

这里面女主角色我很喜欢，她启发了光，引导他进入自己的世界观中，在静坐事件中她也表现得非常有原则，几乎没有任何缺点的女生，这才是新一代的人真正的希望。

提到女主，两位男主最大的差别也不是因为阿光离开而导致的，他们对于这个糟糕的世界看法，悠太觉得这个世界已经这么烂了，干脆摆烂，及时行乐就行了，但阿光受到女主影响，参加到示威游行中去，企图用自己的力量改变这个世界，这也是导致他们渐行渐远的主要原因。

本文来自ASIAN MOVIE PULSE.COM的采访：https://asianmoviepulse.com/2024/10/interview-with-neo-sora-the-casting-process-was-classical-and-quite-abnormal-for-japan/ 本翻译禁止未授权二传二改。

空音央， Viennale'24. Photo: Marina D.Richter空音央向我们讲述了《圆满结局》的起源，以及为什么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部电影。

在他的长篇电影首作《圆满结局》中，由栗原飒人、日高由起刀、中岛步、渡边真纪子和佐野史郎主演。

这是一个青少年因政治信仰而发生冲突的故事，少年们因政治信仰而发生冲突。

故事发生在近未来，一个政治和产品广告在空中打广告、监控成为高中生现实生活组成部分的近未来。

在这位日本导演短暂逗留维也纳期间，我们有幸与他进行了交谈，他出席了电影在维也纳电影节的两场放映。

空音央向我们讲述了《圆满结局》的起源，以及为什么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中的第一部电影。

我们还谈到了monster earthquakes，它们会带来什么样的其他危险，以及为什么要在今天对种族主义和环境灾难发声，而不是明天。

Q：自威尼斯世界首映以来，《圆满结局》就开始了一段国际之旅。

空：是的，在威尼斯和多伦多之后，我们立即去了平遥，这很有趣。

然后又去了纽约电影节、釜山和伦敦。

现在它在维也纳。

之后，我还要参加东南亚的其他电影节。

Q：您的电影是多层次的，涉及很多方面。

您是如何想到拍摄这部电影的故事设定在一个未定义的近未来，而且是涉及有争议的话题？

空：我拍摄过纪录片和短片，现在我拍了这部电影。

但实际上，在这些之前，我就开始写《圆满结局》的剧本了。

当然，纪录片是间接的。

时间刚好是这样的。

在《坂本龙一：杰作》之前，我拍过一些小短片。

但即使在此之前，我已经在创作《圆满结局》，如果你看一下它的起源，感觉就像是我的第一部电影，因为它是我在2016年或2017年左右开始写剧本时脑海中的所有想法。

我写它的原因是，多个想法的种子同时出现。

正如你可能想象的那样，故事的一半是基于我和五个好友一起长大，高中时总是和他们在一起。

我们经常恶作剧，当然没有电影里演的那么坏。

我们一起做了一些事情，我们很爱彼此，现在也是。

我们总是在玩叠叠乐积木。

上大学后，我也交了新朋友 我的政治觉悟也随之提高。

2011 年 3 月 11 日发生了福岛核事故，这让我大开眼界了解到我们社会的许多事情。

我开始更深入地思考资本主义是如何运作的，以及这些说是民主的政府是如何对公民不闻不问的。

然后，当我在美国上大学时， 占领华尔街运动刚刚开始（2012年），在那之后不久，“黑人人权运动”（Black Lives Matter）发生了，然后是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

我觉得这些运动帮助我睁开眼睛看世界。

与此同时，我的大学同学也发展了他们自己的政治意识，他们和我关系很好，有很多共同话题，比如电子音乐之类的。

但我们的意识越发展，我们的友谊就越因政治分歧而受到影响。

所以，我认为有些人做得不够，但有些人认为我做得不够，所以我开始把一些好朋友从我的生活中剔除，我也从其他人的生活中剔除了我自己，因为我的友谊对我如此重要，因为政治分歧而失去他们让我非常难过。

但我明白，理智和思想上的分歧会造成这种情况。

我们必须建立一种距离，这就是这部电影的情感核心。

作为影片故事背景的另一件大事，是1923年9月1日发生在日本的地震，它是现代史上袭击东京最严重的地震之一。

有一件事在讲述这个故事时经常被忽略，那就是这场地震引发了一场可怕的大屠杀，我是说，你也许可以把它定义为——东京对朝鲜人的种族灭绝。

1923 年，日本正在对朝鲜半岛进行殖民统治，因此当时有很多朝鲜劳工，他们有的是被迫来到日本的，有的是自愿来到日本的，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日本人，或是日本天皇的臣民。

在当时的警察和政府中流传的可怕谣言刺激下，日本人内部产生了很多怨恨。

说朝鲜人 “在井里下毒”、“偷日本人的东西”、“强奸日本妇女 ”等等。

这些都不是事实。

虽然报纸认为这些报道不实，但为时已晚，因为当时日本平民已经聚集在一起，开始大规模杀害朝鲜人。

2014 年夏天，我在日本期间，东京街头发生了针对韩国人、中国人和外国人的可怕的仇恨言论游行。

在了解了历史性的大地震、日本殖民历史后，再看到这些仇恨言论游行，我意识到当时存在的所有种族主义在今天也非常普遍，甚至连日本人和外国人的定义都可以通过这些追溯，这些结构定义了外国人和日本人，也通过这些类别控制移民流动和控制人口。

并且，日本目前负责控制外国人的移民系统，正是当年控制殖民地人群的政府部门。

因此，一切都与我有关。

我发现所有这些看似不同的问题，如移民、仇外心理和监视，实际上都在对当代日本社会的分析中汇集在一起。

我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

Q：你说过，你很早就开始写剧本，然后才做其他事情。

具体是什么时候？

空：2016年，我那时24岁。

Q：你是什么时候离开美国的？

空：我出生在纽约，但因为父母都是日本人，所以我从小就知道自己来自哪里。

小学时，我在日本待了三年，除此之外，我的整个生活都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之间，我的大学也在康涅狄格州。

四年前，我作为成年人第一次搬到东京，开始筹备《圆满结局》。

搬到那里并没有什么文化冲击，因为我的寒暑假总是在日本度过，来回奔波。

所以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与此同时，事情表面上可能非常礼貌、安静、整洁和美好，但在表象之下却隐藏着许多极其肮脏的问题。

有时，当你剥开表层，开始注意到周围的所有问题时，这些问题就会显现出来。

至少，我已经准备好搬出东京一段时间了。

我刚搬到东京，父亲就病倒了，那是计划外的，（到东京后）我可以花更多时间陪伴他并制作这部电影。

但与此同时，我已经开始忙于研究、联系和准备下一个项目。

Q：和你父亲一起拍摄这部关于你父亲的电影（《坂本龙一：杰作》）感觉如何？

空：我并没有参与拍摄这部电影的决定，是我的父母在背后支持我的想法。

他们知道我的《圆满结局》还在前期筹备阶段，他们对邀请我感到不好意思，但他们还是这么做了。

我也不想有任何遗憾，所以，当然，我答应了。

我就像一个受雇的导演，但这对《坂本龙一：杰作》来说很有意义。

Q：为《圆满结局》融资有多难？

空：起初，我们想把这部电影拍成一部普通的日本独立电影。

但这非常困难，因为日本电影的融资方式是由不同的公司投入少量资金，并换取对项目的一些控制权。

我把这个项目提交给了世界上不同的电影节实验室，比如圣丹斯电影节实验室，我连续申请了三年，都被拒绝了。

第四年，我终于被接受了，这才有了Directors Labled，然后导演们加入了这个名为圣丹斯催化剂（ Sundance Catalyst）的项目，这个项目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电影融资的网络。

让他们了解投资独立电影意味着什么。

通过这些社交活动和小组讨论，我们结识了大部分投资人，这就是我们为这部电影融资的方式。

从结构上讲，它就像一部美国独立电影，但所有的拍摄都在日本进行。

在日本，我们要求的预算被认为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对于一个初次执导电影的导演来说。

但在欧洲或美国，我们要求的预算太低了，他们不明白我们如何能用这么低的预算完成这部电影。

Q：你们的选角过程是西式的还是日式的？

空：我想，选角过程很经典，但对日本来说不寻常。

我们只是选了一个我很喜欢的选角导演。

首先，选角导演在日本不是一份工作。

这个国家总共只有五个选角导演，一般负责选角的是制片人，都是制片人来选明星什么的。

但我们有一个选角导演，我告诉他我对角色的想法，他发给我们很多视频和照片，五个主角中有四个都不是演员，我们会在房间里测试他们的演技，当他们走进房间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要选的就是他们。

真正令人惊奇的是，我们能够聚集的这五个随机选择的孩子们成为了好朋友。

当我们开始拍摄时，他们已经很亲密了。

我不需要做太多工作来让他们的友谊在银幕上看起来可信。

Q：要找到具有特定民族背景的演员并不容易。

空：我们不仅要寻找具有相同民族背景的演员，还要寻找与他们演绎的角色具有相同性格的演员，因为表演并不是他们真正的职业。

他们并没有受过训练去扮演一些他们无法完全认同的人。

例如，我们想找一个台湾女孩，这就非常困难，即使他们存在于日本，她们作为演员的机会也不多，所以他们不一定会参加试镜。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那个黑人日本孩子身上。

我们做了很多选角工作，但很少有人来试镜。

扮演Kou的演员，也有部分韩国血统。

所以所有这些事情都为我们准备安排好了。

Q：让我们谈谈你电影中的科幻元素。

空：这是我喜欢的科幻小说的一部分。

我借用了很多这些套路，但我并不是一定要拍一部科幻类型片。

当我们向人们介绍这个项目并试图描述它时，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如果我们说科幻小说，人们就会联想到飞碟、特效和所有这些东西。

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近未来的故事，之所以必须是近未来的原因，是因为我之前描述的所有事情——对仍然存在殖民结构的日本社会的分析。

我们经常被告知，一场大地震肯定会再次袭击东京，与 1923 年的那次地震类型相同。

这种巨型地震被称为南海海沟大地震。

所以，他们每年都在告诉你，地震即将来临，我不得不想到日本的种族主义，1923年存在的一些相同的结构， 现在仍然存在。

电影的出发点是，如果我们现在不做些什么，将会发生什么。

我谈到了我在日本社会中观察到的所有这些事情：右翼倾向、监视方面、国家的重新军事化等等。

一切都被设定在不久的将来，这也让我可以说，还有时间去改变。

不幸的是，在我为《圆满结局》写下剧本后的七年里，有些事情被证明越来越真实。

另一方面，我也喜欢在电影中描绘希望。

Q：《圆满结局》还没有在日本首映。

考虑到它的争议性，您认为它能获得很好的反响吗？

空：我不知道大家对这部电影的反应如何，但反应有点不同。

例如，在欧洲、中国、韩国，当我站在舞台上进行问答，看到每个人看完电影后的表情时，你就能知道观众是否喜欢这部电影。

你可以看出观众喜欢与否。

在日本，要读懂观众脸上的表情是很困难的。

我经常会感到很紧张，因为我不知道他们是喜欢这部电影还是讨厌我。

（本文首发于陀螺电影，在去年十月采访于伦敦电影节） Y: Kid YS：空音央 Y：嗨，空先生，祝贺你完成了令人着迷的长片首作《Happyend》。

我想要进行这次采访的初衷不是以坂本龙一的儿子，而是以空音央的身份介绍你。

S: 万分感谢。

Y: 首先，我想从你对景观图像（landscape images）的敏锐见解开始。

尤其是那些建筑镜头，它们展现出强烈的现代感。

你能分享一下你是如何创造这种感觉的，是否有参考当代艺术，电影或艺术图片？

S：我一直对景观很感兴趣，我拍了很多照片，通常是在日常生活中，我会做一些街头摄影，但更多的时候，街头摄影中的城市景观比人物更多。

我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理由为何会这样，我的兴趣总是倾向于那种场景，我的眼睛总是被吸引到那种地方。

但对我来说，有一件事特别吸引我，那就是人类形象和他们所居住/身处的巨大规模的景观与空间的并置非常令人着迷。

我一直被结构性电影所吸引，这种电影也以景观为主要拍摄对象。

举个例子，詹姆斯·班宁（《静态自杀》） 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电影导演。

当然，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但像足立正生这样的导演有他们自己的景观理论，称为“都市风景理论”，这实际上探讨了城市中心往往是资本和帝国的所在地，而这些城市资源是如何从更偏远的地区被提取出来的。

这些提取的图像和工件通常在景观中表现出来。

这些事情一直吸引着我，但对我来说，我想我一直生活在城市中心，我在纽约长大，后来在东京也呆了很长时间。

每当我旅行时，我也是比如到伦敦或其他城市。

我逐渐注意到，一旦你习惯了如何在一个城市化的环境中探索，尤其是一个新自由主义的城市，许多景观和基础设施实际上是相似的。

这种相似性让我创作了一些摄影和雕塑作品，我将这些城市景观的照片拼贴成一座大城市，有一件作品就是关于“大都会”的，它基本上展现这些经济结构和城市结构如何融为一体，形成全球范围内的“大都会”。

即使你不懂某种语言，你也能很容易地在这些城市中导航。

所以，城市空间在不同的城市中心之间逐渐趋同这一点一直吸引着我。

但与此相关的是，私有化空间也随之而来，我一直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暴力的威胁，尤其是在这些新自由主义城市中。

所以，我一直在注意到监控的方面。

但同时在许多地方，尤其是东京，几乎没有公共空间了。

Y：当你提到公共空间时，我想起了贾樟柯关于公共空间的短片。

我想特别强调这部影片的第一个镜头，闪烁的红光成为了城市的一部分。

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镜头，让我想起了路易斯·帕蒂诺的《播星者》，这部短片同样以想象中的未来东京为背景。

你能具体谈谈你是如何设计电影中的第一个镜头的，以及你通过它想表达什么？

S：我一直注意到东京的红灯，任何有高楼大厦的城市都有这种红灯。

对我来说，红灯总是感觉有点不祥。

它让我想起《风之谷》中巨大的王虫，但同时它又有某种美丽的星辰感。

我一直将这个画面留在脑海中，这就是我想从影片的第一个镜头开始的原因，我也想把它作为一个贯穿整个故事的主题。

Y：对我来说，直到现在这仍然很震撼。

接下来，我们将讨论剧情。

在这部电影中有两种反叛形式。

一种是音乐，另一种是抗议。

你是如何将它们联系在一起的？

S：嗯，从某种意义上说，音乐，尤其是电子音乐和夜店音乐，与抗议本身已经紧密相连。

所以，在影片中，我在某种程度上创造了 Yuta 和 Kou 之间的对立。

Yuta 代表对音乐的热爱，以及一种虚无主义的追求，只想寻欢作乐，蜷缩在自己的空间里，只与亲密的朋友在一起。

另一方面，Kou 代表抗议，这几乎代表了对未来的希望，希望有些事情可以改变。

所以，这就像虚无主义的对立面。

更多的是，你需要对未来仍会有一些变化抱有希望，才能建立起为之奋斗的意志。

所以，我把它设定为这种对立的两面，但本质上，它们其实是一体的。

当然，它们是不一样的。

但是如果你去很多有夜店文化或抗议文化的城市，你会发现，两者往往融为一体。

在日本，尤其是东京，有一个叫做抗议蹦迪（protest rave）的团体，他们在像涩谷这样的公共场所举办蹦迪活动，以抗议某些议题。

例如，现在，我非常专注于为巴勒斯坦和加沙抗议，而他们一直在举办许多此类活动，旨在吸引年轻人，然后提高他们的意识，并通过蹦迪音乐与参加抗议的人建立一种合一。

所以，我认为音乐，尤其是 Techno，与蹦迪、抗议和政治之间实际上有很多相似之处。

从本质上讲，Techno 的历史与政治结构紧密交织在一起，对吧？

Techno 诞生于底特律，当时底特律以汽车工业而闻名，而汽车工业是美国资本主义的中心。

但当底特律的汽车工业开始崩溃，引发白人逃离底特律时，这些工业中心就空无一人，经济陷入停滞。

为了自娱自乐，为了让彼此跳舞，底特律的黑人居民在这些空荡荡的工厂里创作了 Techno，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直接行动，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音乐寻求解放。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在意识形态上更类似于无政府主义，因为他们所做的只是为自己创造一些东西，而实际上，你知道，如果你参与抗议活动，这从根本上意味着你要求当权者做出改变，如果他们不改变，那么你就会受到来自暴力的幽灵的威胁或经历一场可能导致暴力日益壮大的运动。

所以，这也许有点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区别，前者是直接行动。

但在我的电影中，这实际上是一种讽刺性的距离，为了保护自己，这是 Yuta 的立场，而 Kou 的立场是改变的愿望和意愿，马克·费舍尔会描述这是就像救世主的希望。

Kou 有这种救世主的希望，而 Yuta 则直面这种虚无主义的距离，这是一种讽刺性的距离。

我认为从根本上说，它们应该结合在一起，它们可以结合在一起，这就是我在电影结尾处呈现的愿望，即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毕竟不是分开的。

它们可以同时完成或同时追求。

Y：说到Yuta和Kou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他们之间的化学反应非常特别。

你认为他们的关系是否隐藏了某种酷儿身份？

S：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想要的任何方式去解读。

我并没有刻意去描绘某种酷儿式恋情。

我就是我自己。

我认为有一种说法是，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酷儿，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可能都是酷儿，但作为这些个人的角色和我自己作为政治存在所宣称的身份，我没必要特意去这么想。

但我确实认为友谊实际上是一种非常酷儿的关系，因为它摆脱了这些社会定义的关系的界限。

这些关系通常是性生产或家庭关系，与社会生产力的单位有关。

友谊呢，就有点像存在于这些事物的界限之外。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酷儿关系，但它是通过友谊的视角来呈现的，其中也包含着爱，不一定像一个对自己的酷儿身份非常自豪的人那样对自己的酷儿关系的形式产生好感，但我认为说这是一种酷儿关系是非常公平的。

Y：电影中有很多非职业演员。

你能多谈一谈你是如何与他们合作的吗？

是否有即兴表演？

S：没有太多即兴表演。

但当我完成演员选拔后，我意识到五位主要演员中有四位是非职业演员。

我一直都觉得在拍摄前没有必要进行排练，但我确实需要工作坊式的排练，让这些非职业演员熟悉表演的感觉，同时让我确保能够以我想要的方式引导他们表演。

也许你读过我的一些访谈，我曾向滨口龙介请教，因为他在《欢乐时光》中成功指导了很多非职业演员。

他非常慷慨地给了我两个小时的建议，而他给我最重要的建议就是要分享我的目标，告诉所有演员我们是在一起创作这个作品。

因为最重要的是让所有演员在镜头前尽可能感到舒适，因为任何程度的紧张都会阻止人们在镜头前自由发挥。

我和他们一起做这件事更容易，因为很多主角实际上是模特，所以他们实际上很习惯镜头对准他们。

事实上，他们在那种情况下表现出色。

所以，这很简单，但无论如何，我们做了很多研讨会。

我延续桑福德·迈斯纳 (Sanford Meisner) 指导演员的方法论，我真的认为迈斯纳方法可以与滨口告诉我的方法相一致，也可以与我能够选的演员相一致，因为他们已经与角色非常相似了。

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迈斯纳表演背后的哲学是在这些想象的情况下对自己诚实。

所以，我们确实在这方面做了一些工作。

然后真正重要的是让演员进入这种专注状态，这样他们才能真正与场景中的另一个人保持联系，并非常专注于对方的行为，这样他们才能像自己一样做出反应。

话虽如此，他们仍然需要记住对话，还需要配合镜头做出动作，这些事情肯定是要记住的，但如何笑或不笑，或者如何说某些台词，诸如此类的事情，我肯定只是把事情留给他们自己决定。

如果不行，如果有什么不顺利的话，那么我会调整环境，调整他们所处的情况，让场景效果更好一点。

但在很大程度上，就像我在Q&A环节说的，这就像孩子们自己在创造他们完全独特的关系。

所以，我不需要太努力让他们感觉像是真正的朋友，因为到我们拍摄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朋友了。

Y：延续之前的话题，作为一名多语种导演，你塑造的这些孩子与你本人很相似。

所以，我想知道，你如何利用自己的经验塑造这些角色，尤其是他们如何在这个军国主义日本中认识自己的身份？

S：我不知道他们是否与我相似。

我的意思是，我借鉴了自己的经验，但我认为我非常努力地确保这些角色都不是现实世界中任何人的反射，他们需要成为自己独特的自我。

这个想法的最初种子来自我自己的个人经历，但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剧本创作，然后与演员合作，我们试图将角色塑造成完全有血有肉的人。

所以，我不一定认为他们和我一样，我希望他们感觉就像电影中和电影之外存在的真实的人。

（关于第二个问题）这与日本民族认同的构成息息相关，因为我认为这从根本上来说是一个无法定义的概念。

我认为很多日本人混淆了日本的民族认同，包括种族、国籍、公民身份、语言和文化。

没有日本人能够定义日本人是什么。

唯一可以定义的东西可能与公民身份有关，这是一个法律定义。

例如，Ming的角色是台湾人。

她的角色是日本公民，因为她已经入籍。

但如果你不知道Ming到底是谁，也许你会认为她像一个日本角色，但实际上她的身份是台湾日本人，一个在日台湾人，这源于日本和台湾的关系以及日本和台湾的殖民历史。

再比如，Tom，他的角色是双重国籍，所以他可以很容易地移居美国。

他是黑人日本人，对吧？

所以，根据公民身份，他也被认为是日本人和美国人。

目前的日本自卫队不允许任何非日本公民加入。

即使你最终归入了籍并加入自卫队或警察部队，我认为内部也存在一些针对被视为外国人的无言的歧视，我从真正试图加入那里的人那里听说过；我从前也听前警察说过内部存在种族主义或招聘歧视。

我认为 Kou 的角色对这些动态非常有自我意识。

虽然他不一定完全有能力表达他已经知道的事情，但在 Fumi 角色的引导下，他开始有了一种感觉。

我想我试图描绘的是一个人生命中的这一刻，所有这些事情你都知道是生活的事实，但你无法完全表达它并认识到它。

你开始意识到它们，开始认出它们，但你仍然没有语言来表达，尤其是对你的朋友。

而 Yuta 是一个对这些事情仍然相当无意识和不了解的角色，这就是导致这两个角色之间产生裂缝的原因。

我认为这就是我试图描绘的动态。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日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回应，日本的军国主义色彩很浓。

它试图扩大其军事能力。

因为之前，它只有一支自卫队，但他们一直在不民主地通过许多法律来扩大其军事能力。

Y: 在Q&A环节，您将即将到来的地震描述为种族主义的武器。

就我个人而言，这与新冠疫情时期息息有关，尤其是监控功能也会导致种族主义。

所以，我想知道新冠疫情是否影响了写作过程，既然您花了 7 年时间才完成？

S：不，新冠疫情并没有真正影响它，剧本早就到位了，（你看到的）与疫情之前的内容非常相似。

所以，新冠疫情真正证实了我的想法是对的。

我认为这些危机和灾难时刻，无论是疾病、地震还是战争，总是被用作加强控制的理由。

每当政府可以利用这些时刻来增加权力时，他们就会利用这些时刻来增加权力。

所以，灾难往往会造成权力真空，无论是在新冠疫情期间还是地震期间。

对于地震来说，我认为情况更是如此。

但是，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比如地震发生时，它确实会造成组织和权力的突然真空，而这些真空总会被当时最有组织的人填补。

而这往往可能是政府，但如果政府不做出反应，也可能是社区中的互助网络。

甚至可能是这些种族主义的治安维护者。

不幸的是，在日本，许多现有的组织和权力网络最终都变成了种族主义组织。

例如，在一次台风期间，东京发生了一件事，没有日本国籍的人被禁止进入这些避难所。

这是世界上最种族主义的事情，因为台风不在乎你是否有国籍。

我想说的是，这就是为什么在平时组织这些以反种族主义为基础的社区和互助网络很重要，这样在危机的时刻，你就可以依靠它们来真正地互相帮助。

Y:最后一个问题，虽然这部电影设定在不远的未来，但它讲述了一件可发生了很多次的事情，尤其像是 1970 年代的日本学生运动，或者是法国新浪潮，就像我之前告诉你的《台风俱乐部》或《中国姑娘》。

然而，这种时代精神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被讲述过了，尤其是近 10 年。

你认为为什么在日本以现代意义重新讲述这种叙事很重要？

S: 我认为它一直存在，它确实主导了 60 年代和 70 年代的文化叙事，但我要说的是它从未消失过。

所以，我一直想反驳那些认为日本突然变得如此不关心政治的刻板印象。

因为如果你去寻找它，你会发现它并没有消失，就像几年前上映的一部很棒的电影《月夜釜合战》一样，它非常政治化。

同时总是有非常政治化的纪录片。

所以，我绝对不会认为自己是把时代精神带回的人，但《happyend》恰好是一个相对较高的预算。

这是一部独立电影，但对于标准的日本电影来说，它的预算已经相当高了，因此它被看作是一种复兴。

但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去用影像寻找像这样的人。

艺术家们一直在为他们认为正确的事情而斗争，比如反种族主义。

这一直存在。

但对我个人来说，重要的是，因为虽然我受到了60年代和70年代文化运动的很大影响，但我亲身经历的是2010s的政治时代。

这包括了日本的反核运动，也包括占领华尔街、黑人的命也是命和巴勒斯坦运动。

这是2010s的一个持续因素。

我更是响应这一时期，而不是简单地从60年代或70年代的精神中汲取灵感。

对我来说，我真正回应的是2010s的精神。

流畅自然的片子，很喜欢。

影片用很多很灵的点捕捉到了青春的特质，像是拖地把自己逼到角落的小情侣，像是学着他们配音习惯的好友，午夜的奔跑和竖起来的跑车，学运妹妹评价得很是准确：反叛又艺术。

我倒是不太赞同那些说浅了轻了左翼一代不如一代了的评论，我的感觉是作者并没有想主要探讨那些大问题本身，那些大问题只是这个成长故事中的一个命题。

我觉得那些有意设定出来，又有意用少年角度消解掉的大背景环境实则是为了保证整个故事不要跑题。

更难得的是影片中的角色即使着墨再少都颇为灵动，比如悠太妈妈，连校长跟狗腿老师细看之下都有几分可爱，对比之下反而显得热心发声的学运cp有些不那么讨喜了。

但我有这样的感觉大概率可能是因为在这两人身上看到了最多自己的影子，觉得世界要完蛋，觉得谁都肤浅，不能或不愿去思考严肃的问题，而只有自己在直视真实。

在高中毕业了多年之后，我想我可以回答幸的那个问题，如果他在更以后的人生中遇到了悠太，还会不会成为朋友。

答案是当然会，而且在他越成熟的时候遇到悠太，悠太对于他就越重要。

因为正是像悠太这样有天赋能够一直像孩子一般生活的人，花最大时间精力在自己眼前身边此刻生活的人，一直坚持做自己喜欢的音乐的人的身上，这样怎么看都不算深刻的人，才有能力让像幸明白一个对于他们这类人来说很重要的道理，那就是保持觉知和愤怒、保持思考和好好生活这两件事情从来不应该是互斥的。

探求“生活应该是怎样”的目的是为了去过生活，而不是为了探求本身，改变现状的目的同样是为了以后去过更好的生活，而不是为了愤怒和运动本身。

这是我很多年之后才想明白的道理，却是像悠太这样的人凭借直觉一直在践行的原则。

看完 33 岁的日本导演空音央的首部长片剧情电影，观众会不由得感叹于它与当下的相关性：这是近未来的故事，或是过去的幻影，还是正当时的经历？

《圆满结局》（Happyend）讲述了一个政治介入友谊的故事。

它的拍摄手法远称不上现实主义，但电影中的高中生们所感受的那种压抑的氛围、心中忍不住要反叛的冲动、日复一日恐怖与幽默并存的生活，都熟悉得令人心惊。

“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如此具有政治性的青春电影。

这很有意思。

想想看，如果你在拍一部与政治无关的电影，它会比一部与政治有关的电影更像是一种政治宣言。

”空音央在与单读的访谈中说。

这让人想到今年同样有电影在威尼斯电影节首映的一位纪录片导演，他曾说，“很多人的作品里边根本就没有这个时代的人真正生活和存在的痕迹，我觉得那才是真正的政治片”。

《圆满结局》于今年 9 月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亚洲首映，并作为“卧虎”单元入围影片获得罗伯托·罗西里尼荣誉·评审荣誉。

电影先前在威尼斯电影节全球首映，后于 10 月在日本院线上映，得到广泛好评。

在这之前，空音央为观众熟知的作品是今年 5 月在中国大陆上映的《坂本龙一：杰作》，记录了他的父亲坂本龙一生前最后一场钢琴独奏会。

以下是单读对电影《圆满结局》的介绍和与导演空音央的访谈。

这部电影给我们一个适时的契机，重新思考电影与政治的互动（或缺乏互动）。

空音央的思考主要基于日本的社会与历史语境，但从中我们也可以体会到，一名年轻的、在多元文化中长大的亚洲电影人具有何种表达与实践的空间。

剥离政治的电影，恰恰是最政治的采访、撰文：菜市场 有一天，你发现自己最好的朋友兼电子音乐同好变了。

他不再和你同出同入，在学校领导看不见的角落里打碟。

他也不再满足于捉弄权威的恶作剧。

当学校里布满了监控，社会处处有管控，他走上街头，严肃地寻求改变。

他愤怒地问你，你是不是完全不在乎音乐之外的事？

对于文艺作品的主题来说，友谊与政治是一组新鲜的搭配：前者是生活化的、跨越时间的，后者是意识形态化的、有时效性的。

进入电影《圆满结局》，观众很快就会被卷入这两股力量的角力。

导演空音央把故事设置在近未来的日本，一个数字集权的监控社会里。

政府将“随时都会有一场大地震”作为权力扩张的借口；社会上出现了自主巡逻、提防外来者的民团；校长为了获得防震资金，在学校安装了智能摄像头，学生任一违规行为都将在超大电子屏上被展示与惩处。

“一提安全，所有批评的人都安静了。

”

电影《圆满结局》的主角优太（右）和洸（左） 优太和洸是一对童年好友，他们正在经历高中的最后一年。

面对权力的逼近，他们展现出了不同的应对方式。

优太沉迷于电子乐，他家境优渥，更喜欢用玩乐的、轻盈的方式表达态度，比如播放假的地震警报，借此机会转移被锁起来的音乐设备。

他实践着詹姆斯·C. 斯科特所言的“潜隐剧本”的逻辑，灵活行事，不必直面权力的重压。

但是，作为在日朝鲜人的洸更容易遭到怀疑与搜查，这让他的政治意识开始发芽。

当一位排外的首相当道，他逐渐意识到电子乐不是唯一重要且需要拯救的东西。

他与激进的女学生文一起加入了校内外的抗议活动。

成长于觉醒文化与保守化浪潮的冲突之中的空音央让他们重新唱起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运动民谣《吃屎之歌》（くそくらえ節）： 有一天，一名学校老师对他的学生们训话“你们不在考试中拿到一百分就成不了优秀的大人”吃屎吧！

去死吧！

吃屎吧！

去死吧！

那么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人是电子计算机 优太与洸之间友谊的裂痕并非鸿沟，却是决定性的。

从东亚观众的成长经验来说，他们已然是少见的反叛者。

这也是空音央希望刻画的青春形象，因为他发现自己“更容易被具有反叛精神的人吸引”。

但即便在一群反叛者之间，反叛形式与程度的不同也意味着道路的不同。

青春电影作为社会氛围变化的先声已有传统，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无因的反叛》与《青春残酷物语》，都以反叛者为主角表现转型期青年人的愤怒。

今天，愤怒再次成为社会的主流情绪，《圆满结局》用更精细的画面、更低调的叙事，提出了一些亲切而不失迫切的问题——在近未来的日本，或者任何政治高压的社会，我们会更容易失去朋友吗？

在政治之必要和友谊之可贵之间，在游戏般的反叛和代价惨烈的抗议之间，高中生们会如何选择，他们能够承担选择的后果吗？

电影《圆满结局》 “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

”空音央说。

在多重意义上，这个关于两个高中生的友谊因政治而分裂的故事，才是空音央最初想要完成、最早开始创作，并且与制作人独立筹得资金的“第一部电影”。

“由于外部的因素，我不得不先拍《坂本龙一：杰作》。

”在那部音乐纪录片里，坂本龙一作为艺术家的光芒是绝对的主角；而在《圆满结局》里，空音央作为导演的独立性与思想性得到了一次较为完整的展露。

我在平遥国际电影展的现场见到了空音央，他很年轻，总是带着友好的笑容，脖子上围着巴勒斯坦头巾“库非亚”（Keffiyeh）以示支持。

他的声音非常流畅，轻松地从自己的电影谈到更宏大的命题，似乎在电影创作之外，对社会议题的参与也是构成他生活的重要部分。

导演空音央（摄影：Shina Peng） 两次大地震与《圆满结局》的诞生 单读 我看过《坂本龙一：杰作》，那是你执导的第一部长片，而《圆满结局》则是你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对吗？

空音央 其实《圆满结局》可以说是我的第一部电影作品，因为我从 2017 年起就在写它的剧本了。

那甚至是在我拍短片《鸡在纽约》《一夜爆樽》之前，当然也在《坂本龙一：杰作》之前。

所以它一开始就是我长久以来真正想做的事。

但由于外部的因素，我不得不先拍《坂本龙一：杰作》。

单读 为什么早在 2017 年你就有了拍摄这个故事的想法？

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一部后疫情电影，尤其因为电影描绘了不断升级的社会危机。

空音央 我可以告诉你这背后的整个故事，但会有点长。

首先，因为这是一部青春成长电影（coming-of-age film），电影描绘的经历很多都来自我自己的生活。

高中时期，我有一群非常亲密的朋友。

在生命中的那个时刻，我不太关心政治，只是一个想和朋友们玩耍的高中生。

2009 年我进入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然后在 2011 年，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事故发生了。

那就是福岛“3·11”：地震、海啸、核灾难……那件事发生后，我的政治意识才真正地开始萌芽。

我觉醒了。

我开始更多地阅读，试图去理解世界的结构：资本的结构如何引发了福岛的灾难，政府的结构如何不能真正反映人民的想法，像东京这样的城市如何利用中心与农村地区的差异来剥削劳动力，等等。

我也开始在日本参加抗议活动，更加密切地关注日本的新闻。

读大学的日子里，因为我开始关心政治，我有像电影里的洸一样把人推开的经历。

我也曾被我的朋友推开，因为我们的政治立场不再一致。

我真心爱我的朋友们，也非常珍惜我们的友谊，所以与他们分道扬镳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

那时候我非常难过，也很失望，尽管我能理解为什么这些分别是需要发生的。

单读 所以爱玩的优太和政治觉醒的洸，是处于不同阶段的你。

但这也只是你拍摄《圆满结局》的一部分原因？

空音央 之前说到，福岛大地震之后，我开始更多地去了解历史和我身边发生的事。

到了 2014 年前后，日本的种族主义言论和仇恨情绪激增，右翼分子发起了大规模的抗议活动，他们宣称要让在日朝鲜人、中国人和反日人士去死，诸如此类。

之后，也有一场大规模的运动来反击这些抗议。

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在那前后，我开始深入了解 1923 年在日本发生的一起重大历史事件——关东大地震。

这是东京经历的最具破坏性的地震之一，由于当时的房子大多是木制的，地震又发生在中午，它同时引发了大规模的火灾。

大约有 10 万人在这场灾难中丧生。

在这场灾难背后，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关东大屠杀”。

在关东大地震引发的混乱中，流传着许多针对在日朝鲜人的种族主义谣言，说他们抢东西、烧房子、在井里下毒。

这些谣言加剧了日本人对朝鲜人的恐惧。

当时，日本正在殖民统治朝鲜半岛，而朝鲜半岛也掀起了一场独立运动。

在这种混乱时期，连警察和政府都在散布这些谣言。

谣言出现后，日本人聚集在一起，形成民团、自卫小组，开始大规模屠杀朝鲜人。

这实际上是一场种族灭绝，在几天时间里，就有 6000 人甚至更多人死亡。

在这场混乱之中，日本政府还逮捕及杀害了一些左翼活动人士和异见人士。

这段历史一直被公认为事实，直到一些右翼人士开始否认并试图抹去这段历史，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也正是在 2014 年前后，我开始考虑拍摄这部电影，而我又总是在思考这些事情。

我想起在福岛大地震期间，推特上也有很多人重复着这些谣言，说外国人偷东西、投毒，如今仇恨已经扩展到了穆斯林和库尔德人身上（日本有很多库尔德移民）。

这些种族仇恨的蔓延又导致了一些民团的形成，他们声称要保护日本人免受外国人的侵害。

我对自己说，在日本，人们总是警告说不久的将来会有另一场大地震。

但如果我们不反思日本作为侵略者的历史，不反思针对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种族灭绝，不反思整个殖民历史，不反思日本人过去和现在所持有的种族主义价值观，那么在另一场地震来临时，类似的事情很有可能再次发生。

我对未来感到非常担忧：显然我们还没有充分地反思自己的历史，而地震随时都会来临。

这给了我动力去反思历史并思考这些事背后的结构性原因。

后来，这些思考也组成了影片的骨架。

在这个基础上，我再用我的个人经历来勾勒电影的世界。

电影《圆满结局》 友谊在危机时刻意味着什么？

单读 我很惊讶，你在这些关于历史与政治的思考之上，最终拍出了一个微妙的、细腻的、具有电影感的故事，一个表面上关于友谊的故事。

“友谊”就像“社群”，是一个非常抽象与兼容的词语，也是我们在危机时刻不断提及的词语。

友谊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空音央 友谊真的可以意味着很多不同的东西。

《圆满结局》当然是关于人与人的关系的，它探究的是那种从小开始的友谊关系。

我个人经历过这样的友谊。

我高中时有一群好友，我们从十岁就认识了。

这些关系是从孩提时代发展起来的，那时我们还没有形成自己的世界观或思想观。

小时候你会和来自不同经济、社会和文化背景的人来往，尤其是在纽约这样的地方。

孩子们不会因为某人的社会标签而决定和谁做朋友，他们只在乎能不能玩到一块去——这是一件非常美好的事情。

但当我长大后，政治意识开始觉醒，我很难与政治观点完全相左的人建立新友谊。

比如我不会和特朗普的支持者、白人至上主义者或犹太复国主义者成为朋友。

我会避免让他们进入我的生活，因为我不想花时间与这些人打交道。

单读 但我觉得，你的电影有点反其道而行之。

即便政治态度不同，优太和洸对待他们的友谊的方式依然给人一种满怀希望的感觉。

空音央 我同意，这部电影和我的个人生活是有区别的，这也是我想要拍这部电影的原因。

在全世界，尤其在日本，左翼人士尤其不擅长与意识形态不同的人沟通与合作。

这恰恰是非常致命的：我们也许都需要改变现存的权力结构，但我们却不会跨越不同的意识形态，与其他人形成同盟。

反而在乡村或者类似的小社区里，你不得不与意见不同的人交往，这会让合作变得容易。

所以很多人在看电影时能对优太和洸的故事感同身受。

童年的友谊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它让我们在事情变得现实之前就与他人建立了关系，成了社区的一员。

单读 所以你的电影也在为失去结交不同政见的朋友的可能性表达哀悼。

空音央 我想是的。

我真想回到那些不假思索交朋友的日子。

单读 友谊的这种张力好像是不可避免的。

因为我们也会为自己有了政治意识感到欣慰，会希望能拥有发声和选择朋友的权利。

空音央 我同意，友谊非常令人困惑，非常复杂。

这让我想起自己思考的另一个问题——友谊的模糊性。

恋人之间有一些粗略的社会规则，你可以故意打破规则，但很多人选择遵守它们。

比如，如果你正处于一段严肃而坚定的关系中，你就不应该背叛对方；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会进入一些让这段关系正式化的程序，也许你们还会一起养小孩、和双方家庭互动，诸如此类。

友谊很有意思，它没有规则。

从最肤浅到最深厚的关系，任何类型的友谊都可能存在。

也正因为友谊的模糊性，驾驭它变得非常困难。

但我真正想问的是，为什么国家和社会会把恋爱、婚姻之类的性关系放在比友谊更重要的位置？

我们知道，对某些人来说，他们与宠物的关系比什么都重要。

我们需要为其他形式的关系留出空间，它们与性关系一样，都是重要的社会纽带。

也许最好的方法不是给予其他关系特权，而是要摧毁这种只给予某种关系特权的制度，比如婚姻。

在日本，如果你想去医院看望你爱的人，你必须和他/她是正式注册的的婚姻关系，尤其在疫情期间——那时连已婚人士想探望爱人都很困难。

但我们有什么理由说某人的妻子比某人最好的朋友更重要呢？

也许，他们最好的朋友才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人。

探索友谊的暧昧之处、友谊的重要之处，这也是我日常思考并想要在电影中体现的事情。

单读 我想这在《圆满结局》中有所体现。

每次优太误会洸和文出门是为了谈恋爱，而观众知道他们其实是“同志”或者“一起抗议的伙伴”，我们都会会心一笑。

这也是你的电影给人一种新鲜的感觉的原因之一。

空音央 我其实觉得，能够找到一个最好的“同志”或“抗议伙伴”，就是世界上最性感的事情。

即便你们不会发生性关系，但发现一个人与你一样看待这个世界、与你关心着一样的事情，发现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像这样的人存在，这真的很性感。

电影《圆满结局》 拍电影是一种政治行为吗？

单读 青年文化一直是战后日本电影和台湾新浪潮电影的主题，它们不仅描绘青春，也反映社会的问题。

你曾说过，你受杨德昌的电影影响很深。

你认为《圆满结局》在这些电影的基础上提供了什么新视角吗？

空音央 我认为这是由观众和评论家决定的。

我看过杨德昌的大部分电影，但还没看过侯孝贤的所有电影……不过我看过好多蔡明亮的电影，我很喜欢。

但要把一部电影放在你所说的背景下，这不是我说了算的。

我只负责对自己的情感和经历诚实。

不过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说，我最近在日本接受了很多采访，有很多人告诉我，他们从来没有看过一部如此具有政治性的青春电影。

这很有意思。

想想看，如果你在拍一部与政治无关的电影，它会比一部与政治有关的电影更像是一种政治宣言。

因为我们在生活中所做的一切，从饮食到起居，再到与人建立关系，不论是性、友谊或者同学情谊，所有这些事情都是极具政治性的，深受我们所在的社会与政治环境的影响。

如果有人能够拍出一部把这些具有政治性的东西都从故事里剥离出去的电影，那比对自己的所见所感诚实，更是一种政治行为。

所以，我不认为我的电影是格外政治化的。

它只是恰好反映了我的想法，那些我在日常生活中的所思所想。

单读 和你的主角们一样，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成长于一个在文化、经济和政治上都有重重压力的环境里，我对你的电影有很深的共鸣。

我会忍不住想要知道，你是否期待通过这部电影传达某些信息？

空音央 也许因为这部电影的内容，很多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但我想，如果你专门拍一部电影来向某些人传递信息，它就会变成政治宣传品，或者商业广告。

即便信息本身是好的，即便你是在通过电影提出一个论点并且要求人们相信它，我认为这里面也有强迫的成分。

我对拍这种电影不感兴趣。

我拍《圆满结局》的初衷是想要保存我大学毕业之后的感受。

那时我发现，原来政治分歧最终会将友谊带上末路。

虽然在理性上我知道这不是任何人的错，这是社会结构导致的——就像在电影里，优太和洸的悲伤都是合理的——这种分裂依然让我感到忧郁。

这么说来，我的确有一个核心的想法，在拍摄的过程中我都在努力想着这一点：我希望我的观众在看完电影后，想要和一个很久没说过话的朋友聊聊天。

不是非得这么做，也不要冲动行事，但我想让你对过去的友谊感到怀念。

也许这就是我想要传达的信息。

电影是这样，但我个人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作为一个人和一个个体，我有很多很多信息想要传达给大家。

单读 让我们来听听你个人想要传达的信息吧。

空音央 我认为我们需要打破现有的规则。

我认为我们需要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

我们需要了解全球工业资本主义，它不仅在资本主义国家运作。

工业资本家们破坏了环境，留下年轻人来面对世界有可能完蛋的厄运；所有的责任都落在了下一代和再之后的人类身上。

我们需要了解这些结构并与之对抗。

我还认为，法律和道德不是一回事。

有时候，你需要违反法律才能做出合乎道德的行为。

特别是在日本，人们不太擅长反抗。

我们需要练习反抗，需要锻炼这种“不服从”的肌肉。

不是为了不服从而不服从，而是在你真正需要的时候站起来说不。

我还认为，现在有很多人将个人身份与民族国家混为一谈，而这是错误的。

围绕民族国家构建的世界秩序通常是非常暴力的。

老实说，我认为民族国家得以存在，靠的是推广一种部分真实但大部分虚构的国家身份叙事，以维护自己使用武力、暴力、警力、监视与控制的权力与影响力。

这违背了人的尊严。

我们需要寻找一种新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生活，这样我们才不会互相伤害，像现在许多国家之间正在发生的那样。

我个人有太多想法想要传达，我可以一直讲下去。

虽然这些不是我想在《圆满结局》这部电影里传达的信息，但也许你可以在这里那里看见一些痕迹。

电影《圆满结局》 我们需要更多自治、发声与行动 单读 从 2017 年你开始写《圆满结局》到 2023 年拍摄，它脱胎于你对大流行病之前的紧张局势的思考，但它的制作也跨越了疫情时期。

你在这期间的感受会影响你拍摄这部电影的方式吗？

你认为这段全世界共同的经历，与你电影中的“地震”有相似之处吗？

空音央 我还在试图组织我对疫情的感受。

一方面，大流行病是全球性的，那么多人因此死亡，我们需要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协调。

另一方面，世界各地的政府都可能用大流行病作为幌子来扩大它们对人口的控制。

人们自愿把控制权交给政府，因为他们觉得事情太大了，自己没办法管理自己了。

不论是流行病还是地震，当大灾难发生时，会有一段权力的真空。

不论是什么人、什么团体、什么组织，谁在那一刻是最有组织能力的，谁就会填补那个真空。

一般而言会是民族国家之下的实体，警察、消防员和军队之类的。

但在历史上也有公民团体自我组织来填补那个虚空的例子，我觉得那样会更美好、更自由。

有一次，我在北海道经历了一场地震，所有电都停了。

正值夏日，冰箱里的东西几天内就会变质。

最终大家把各自的食物和烤架都拿出来，在家门外烤好并分发给任何需要吃东西的人。

红绿灯也没电了，人们就让彼此先过；还有几个公民自己承担起了保障安全的责任。

另一个例子是 1995 年的阪神大地震（注：地震后有全国 130 多万志愿者展开救援，政府之修订《灾害对策基本法》鼓励志愿服务体系发展，日本后称 1995 年为“志愿工作元年”）。

与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不同，发生灾情的城市神户是一个国际化、多元化的城市，人们在地震后建立了公民广播，用不同的语言发布灾情信息。

日语之外，还有菲律宾语、印地语……生活在神户的人们的各种语言，以确保每个人都能同样获取信息。

那不是由政府主导的，而是人们自己组织的。

即便有时候会很难——比如在大流行病期间——但我认为我们的目标应该是用自治与真正的民主政府来填补灾后的权力真空。

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俱乐部，因为它是如此的自治。

单读 即便在疫情期间的中国，我们也受益于许多民间的志愿工作。

我还想提及你前段时间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发言，你希望大家注意到电影节的赞助商加拿大皇家银行同时也是军火生意的投资商，可能在为加沙地带的战争提供武器。

你用自己电影映前的时间来发声，这很少见，你也说过你的电影是对“发声”（speaking up）的赞美。

你可以谈谈发声为什么重要吗？

空音央 即便在所谓的民主国家，选举也是代议制民主。

要让人们的声音和意愿真正地得到反映，我们需要发声和行动。

我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说的话是关于加沙的，也是关于国际军火贸易的。

我认为从军火生意中获利是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卑劣的事。

我甚至很难想象一个人会去军火公司上班，他——很有可能是一名男性——就在那想着什么是最残忍的伤害别人的方式，然后公司因此而挣钱。

如果一个本应促进艺术和电影发展的机构，只能靠着从炸弹和武器这些旨在摧毁人类尊严的东西中得来的钱运作——如果这是唯一的办法，那我们就不应该再搞艺术了。

因为艺术与电影依赖的是人的故事，而人正是炸弹要杀死的对象。

所以我想在电影节上说出我的看法。

在那之前，多伦多当地的活动人士联系了我（他们正在努力让电影节拒绝加拿大皇家银行的资助），因为我一直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大声疾呼。

为什么发声是重要的——尤其在日本社会的语境里？

在上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日本，抗议是很常见的，但在那之后，任何形式的发声都被认为是惹人讨厌的，或者就是“太吵了”。

我认为这是在放弃民主，放弃理解抗议的历史。

从它的发展历史来说，抗议就是要尽可能地大声、尽可能地具有破坏性，让执政精英满足你的需求。

从一个有趣的角度来看，抗议并不是真正激进的事。

抗议不是无政府主义的，因为你只是在要求当权者做出改变。

但在日本，我们甚至还没有到这一步。

虽然从日本的法律上来讲，作为一名人类，你拥有走上街头的自由，但只有很少人在行使这项权利。

为什么不呢？

我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日本的教育。

人们总是教育你说，不要发声。

这也是我把《圆满结局》的故事设置在学校里的其中一个原因。

编辑：菜市场 ▼加入 2024 单读全年订阅，在文学与电影里保持清醒

以青春片类型来划分的话，我觉得可以给3星，音乐加1星，摄影再加0.2，演员再加0.3。

拍出了青春的迷茫与困惑，友情的渐行渐远，那些总是整蛊作怪“坏学生”的点点滴滴，还有很可爱纯真的恋爱。

不狗血也不矫情，没有那么多伤春悲秋，反而还涉及了政治意识觉醒（好像说是隐喻60年代学运）、自由与权利、身份认同等议题。

开头看演出的场景和摄影真的非常加分，好几个场景都特别精致。

比如两人说话拍了剪影，被退学后和妈妈走的那条漫长的路，倚在教室窗口的白衣男生侧颜、老板戴上耳机打DJ，还有开头与结尾的两次天桥分别（天桥在大阪）。

背景音乐非常好，特别空灵，把近未来和大地震带来的那种不确定性完全展示出来了。

而主角听的电子乐也很恰如其分。

5个人的个性分明。

看似简单只是喜欢音乐的优太，替洸扛下了责任；囿于身份认同的洸，已经不再满足于纯粹的欢乐；两人友情的疏离似乎随着时代潮流不可避免，但天桥上那一拳还是多少缓解了那点感伤。

P.S.这两人简直帅出天际！

矮个子男生其实最可爱，敢于穿裙裤（可能是剑道裤），还拼命朝着监控竖中指不停被扣分，毕业典礼上衣服背后还印了那辆倒立的车哈哈哈。

他跟讲中文的女孩的情感也很有意思，两人的配音好好玩！

拖地后那个小场景也很甜蜜。

黑人同学其实是群体里最温暖的那个，我觉得他才能真正理解优太。

要说缺点的话，我觉得跟校长作对那些差点意思，有点幼稚。

这也不是那种所谓的残酷青春。

生活已经很难了，不要让我看见那些。。。

Anyway，很开心看到这么清新的青春片。

昨晚也久违地逛了下公园，与在桂山看日落、加班的、遛狗、正在吃饭的朋友遥相呼应，完美！

最近看了这个电影，觉得日本现在高中生真对政治好积极啊！

都好有思想啊！

正好公司客户有个日本年轻人，我就问他日本高中生都那么积极参与政治吗？

他说没有啊。。

我就说了这个电影，他回家看了电影，第二天很激动给我说——这个电影有些夸张！

日本高中生99%不是这样的，更多的都在聊明星和动漫，几乎不会对政治有关心。

还有就是日本等级化很根深蒂固，学生对于老师，校长是很礼貌的，工作中对于前辈和领导也都是非常尊敬的，不可能像电影中直接和校长对着干，开大会学生突然上去抢话筒。。。

这都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

就算是电影说的是近现代未来的情况，也不太合理，他觉得很突兀。。。

此贴为《圆满结局/青春末世物語》导演空音央2024年11月9日于香港亚洲电影节的映后Q&A记录，此次映后以全英文形式进行，设有主持人+观众提问环节，部分问题涉及电影剧情剧透，如有错误请指出。

禁止未授权二传二改。

空： 谢谢你们留下来。

这是我第三次来香港，我玩得很开心。

感谢电影节邀请我，尤其是在座的每一位观众。

主持人： 如果你们已经有任何问题，请举手。

我从相对简单的问题开始。

这是一部与我们平时所看到的日本电影非常不同的电影，你触及了几个我们通常看不到的话题，比如政府、复杂关系和反乌托邦世界。

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将这些话题融入你的电影中呢？

此外，你是否有任何灵感来源或个人经历，促使你创作出这样的电影？

2024/11/9 Premiere Elements Cinema空：哇哦，好多问题。

是的，我可以谈谈这部电影的灵感来源。

我想这可以解答其他问题，但通常会讲得很长。

所以，如果你想让我停下来，就尽管说吧。

不过，我总是说这部电影的灵感来自于三次地震。

第一次是福岛311地震，2011年3月11日，日本东北地区发生大地震，造成核泄漏。

随后，日本掀起了一场反核抗议运动，其规模超过了日本现代史或近代史上的任何一次。

当时，我还是一名大学生，在那之前，我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政治人物，但我认为这次事件确实影响了我，让我睁开眼睛，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以更批判的方式思考我们的世界和社会是如何构建的。

第二次地震发生在 1923 年 9 月 1 日。

这次地震被称为 "关东大地震"，袭击了东京。

这也是一场毁灭性的地震。

很多人丧生。

但是101 年前这场地震的受害者，人们常常忘记的是地震后发生的大屠杀。

由于种族主义，关于朝鲜人如何在井里下毒、偷东西和放火烧房子的可怕种族主义谣言不胫而走。

当时，日本一直占领着朝鲜半岛并对其进行殖民统治，因此在日本有很多韩国劳工，我认为当时的政府、媒体和普通民众都对韩国人充满了恐惧，因此地震导致日本平民成群结队地屠杀韩国人，造成 6000 多人遇害。

第三次地震实际上还没有发生。

这将在不久的将来发生。

但是无论你什么时候去日本，他们总是告诉你很快就会有另一场地震，类似于311大地震或 1923 年的大地震，因此这真的让我想到了如今在日本仍然存在的种族主义和仇外心理，以及我们是如何没有真正反思这段历史，以及在没有反思这段历史的情况下。

如果再次发生地震，如果平民和政府中仍然存在肆无忌惮的种族主义，将会发生什么？

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这些问题，这也是促使我写下这个故事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也是我在高中时与好友们一起成长的情感记忆，以及进入大学后，与朋友们一起成长，但却变得相当具有政治意识，并因政治分歧而导致友谊破裂的时刻，有点不得不互相推开的感觉。

因此，这既是我个人的回忆，也是我对历史背后的思考和分析。

主持人：音乐在影片中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而且影片还包含了很多不同类型的音乐。

你能解释一下这些选择吗？

比如结尾和开头？

它更像是三角钢琴和御用钢琴，我们会看到的。

空：影片中主要有两种音乐。

一种是角色自己听的音乐，也就是电子乐。

之所以是电子乐，原因很简单。

我喜欢电子乐。

我喜欢低音和鼓声，你能从这个大东西里感受到震动，CLUB里的这种大音响真的让我很舒服。

因此，这似乎对我影响很大。

当然，另一面是古典音乐或配乐，你听到的是电影之外的声音。

我们请到了一位出色的作曲家Lia Ouyang Rusli，她为影片谱写了乐曲，她们的作品既有电子乐、氛围电子乐，也有古典乐和电影音乐的一面。

所以我想你可以听到一点这方面的痕迹，但对于《圆满结局》来说，音乐背后的主要思想是创作一些感觉像是历史上的某个时刻已经结束的东西。

所以这是一部社会历史，也是他们友谊的历史。

主持人：会不会有观众有问题想要提出？

Q1：我觉得整个摄影都很震撼，我只是在想，你对那个场景 （最后一个镜头） 的解读是什么？

就像你说的，他们的友谊就这样结束了。

但我又觉得这里面有很多层次。

空：是的，这其实也是昨天的问题，但我的目标之一是，结局感觉像是模糊的。

你知道的,我不想让人觉得他们的友谊永远结束了。

我也不想让人觉得他们的友谊一点都没变，因为他们之间当然发生了很多变化。

他们之间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以至于他们无法，甚至无法说出一切。

所以没什么好说的，因为变化太大了。

我认为Yuta唯一能做的就是告诉大家，也许他们之间还有未来。

也就是扭nipple那里。

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想出如何结束这部电影 你知道，一开始我们还有另一场戏，那场戏之后还有一场戏，那场戏我们剪掉了，一开始没有定格。

我们制作这部电影的目标是先让人笑，然后让人哭。

当我们试图弄清楚如何做到这一点时，我们的剪辑师兼制片人Albert Tolin开了笑话，完全是一个笑话。

他做了定格动画，然后在这个上面放上了最夸张、最夸张的音乐。

一开始他播放了这个，他告诉我这只是个玩笑，然后我们就发布了。

然后我开始大笑，因为我觉得这太荒谬了。

但是音乐播放得越多，Yuta的形象就越能跨越这条边界，告诉人们，不管发生什么，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我有点想哭，因为也许这一个举动就足够了，让对方知道，他们将来还可以做朋友，这真的让我们很感动，所以我们最终还是保留了它，尽管一开始只是个玩笑。

2024/11/9 Premiere Elements CinemaQ2：您好，谢谢。

我非常喜欢这部电影。

我的问题是关于音乐的。

我记得在电影中其中一个主人公说，当代新音乐没有什么新意，所以我尝试去发掘那些经典的音乐瑰宝。

而另一个角色评论说，这让他感到很伤心。

这也许太悲观了。

我想知道这是否也是您对当今音乐发展的评论，或者您对此有何感想？

谢谢。

空：好吧，我来告诉你。

实际上，这里面有一点背景故事，但它并没有在电影中占据太多的位置。

但实际上，我想得很艰难，在未来，我想，你知道在Spotify上，或者其他音乐服务。

你可以选择一种心情，比如放松，或者睡觉，或者有时，它会给你电脑认为好的放松音乐，等等。

我真的很讨厌那样，你知道，那不是我听音乐的方式。

但我在想象一个未来的世界，也许人工智能会进一步发展，它可以自动检测你的情绪。

就像，你想要冷静，它就会给你提供冷静的音乐。

我在想，也许在未来这个反乌托邦，可怕的世界里，人们就是这样听音乐的。

越来越少的人喜欢DJ，会喜欢去挖掘和发现艺术家，爱上艺术家，所以，你知道，Yuta和Kou，当他们想成为一名DJ时，他们就像在反抗主流世界，就像是在积极地寻找存在于过去和现在的好音乐。

但我认为最终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当乐器店的老板说，哦你想成为DJ，这在现在很少见。

但我认为我最终写这个对话，实际上是因为我认为它真的代表了Yuta对世界的意识形态和观点。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他已经放弃了新的东西。

是的，新的东西可以从这个世界中发展出来。

我认为，为了让Kou抱有希望，并像他在影片中那样活跃，他需要对未来仍然存在的新事物抱有希望。

所以对我来说，通过音乐，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有点像虚无主义放弃了世界的状态。

但我认为和乐器店的老板，以及与Kou的互动，希望能让他成长一点，并意识到情况并非如此，新的东西仍然是可能出现的。

Q3：对不起，我想问的是，你知道，我在影片中看到了两面性。

一面是歌颂他们的友谊，另一面是其他立场的角色，我们可以看到，比如在乐器店里，他播放音乐，但店长说，哦不要播放不快乐的东西。

所以我想知道，通过这部电影，你想传达给我们特别是对于年轻人，你觉得他们应该怎样面对未来，就像这些学生一样？

谢谢 。

空：这真是一个大问题。

说实话，我并没有想要在电影中宣扬某种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我认为，你知道。

是的,我试图做的电影实际上是捕获一种情感,我觉得当我长大时,或者当我年轻时,在我20岁出头的时候,我真的是这样的感觉,我的意思是,我认为这是一种适用于所有人,也许,但有时我觉得我们都摇摆不定的虚无主义,或放弃,但总有,像你想争取未来,所有这些东西有什么好处。

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我总是在这两种立场之间摇摆。

但我认为有时候当你不能和你的朋友交流时，真的很令人沮丧。

有时候，你在朋友中最信任的人不一定会像你对这个世界那样感到愤怒或沮丧。

就我个人而言，我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语言能力向朋友传达这种情绪，与其尝试，不如把他们推开，反之亦然。

我想我有过很多被我最亲密的朋友推开的经历，对我来说，因为友谊是我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我来说，失去这些非常重要的朋友就像地震一样是灾难性的，这就是我想要捕捉的情感。

所以我并没有什么想要传达给年轻人的信息，也没有什么想让所有人都明白的信息。

说实话，我只是想让人们从电影中感受到他们想要的感觉。

但实际上，我在写剧本的时候有一个想法，那就是，我希望这部电影能让人们觉得，他们会想给一个很久没说过话的老朋友打电话。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理解这句话，但这是我想得最多的。

我并没有想让人们相信的意识形态。

2024/11/9 Premiere Elements CinemaQ5：这真的是很棒、非常鼓舞人心 的电影，但我有个问题 我很好奇，摄制组是怎么把黄车立起来的，这个想法从何而来？

你知道，这真的是一种心灵震撼，我以前从没见过。

空：我只告诉你问题的第二部分（全场爆笑），这个想法是如何产生的。

我有一个朋友，在我有头发的时候，他经常给我理发，他来自日本，他的初中是一所非常糟糕的初中。

在他二年级的时候，有2/3的三年级学生都很敬仰他，他们都是最酷的坏蛋。

很显然，有一天他去学校，发现老师的车都被翻到了头上或翻到了一边。

他给我剪头发的时候，我就在想，这听起来，哇哦。

他们怎么能这么做？

太疯狂了，这不可能，他告诉我他的初中学校有这样的车之后，我心里就有了这个想法。

后来，当我开始写剧本的时候，我想从他那里得到更多的细节，我就回去找他，我说，嘿，伙计，那是什么感觉，你知道，那辆车是什么样子的？

请告诉我更多的细节。

他说，哦它实际上是这样立着的。

我当时想，shit，但这个更有代表性，我再也无法把这个画面从我的脑海中抹去，它就像一块巨石，你知道吗？

所以我这样写了。

第一部分的问题就留给你们自己了。

滨口龙介他称赞《圆满结局》是“令人惊喜的首部长片”。

双男主分别代表了两条主线，政治与电音。

左边是政治的一方（也由于左边男孩的身份日裔韩国人）右边是电音的一方（他赞成只有音乐能使他快乐，他不想去掺杂其他不快乐的事情）那么为何由电音一方主动的破这个界限？

不仅仅是音乐可以承载政治，他在片中主动担下了搞校长的所有责任而被劝退，一辈子搞音乐确实也不太需要高中文凭不是那么为何黄线在政治的这一方呢？

人这一辈子真的很难逃脱政治，即使最后日裔韩国人没有选择静坐示威，但是作为社会中的人，他不得不以某种方式参与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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