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捕聂鲁达

故事围绕着逃亡的聂鲁达和追捕他的警察奥斯卡展开。

前者是浪漫而理想的大诗人，是坚信共产主义的左翼精英，不惧追捕还要同妓女狂欢，为下层人民作诗而成为大众情人。

后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总统走狗，妓女的后代，自认是警察的儿子，实际上一直迷失自我存在的意义。

但随着追捕的推进，他开始一点一点被诗人“塑造”。

警官这个角色的涵义，以及他与诗人的关系，真的很抽象。

起初觉得诗人是极度聪明而无畏的逃亡者，警官则是极度自大而悲情的追捕者。

后来进一步发觉，警官和诗人之间似乎是一种相互依赖，相互塑造的关系。

诗人是游戏的设计者，不断引诱警官。

警官也一次次上套，执著地继续着追捕，直到呼号着诗人的名字倒下，最后重获新生。

看到一篇影评里对本片两人的关系用了“虐恋”这两个字眼，我觉得颇为恰当。

在我的人生里，我是先知道“艾青”，后知道“聂鲁达”的。

因为，我是中国人，聂鲁达是外国人。

艾青是中国著名的革命诗人，高中语文里有他的诗《大堰河——我的保姆》

在我的观影记录里，我是先看了电影《追捕聂鲁达》，后知道，在新疆克拉玛依，有艾青的一个石雕塑像，纪念他的一首诗发表30周年。

《克拉玛依》“最荒凉的地方，却有最大的能量，最深的地层，喷涌最宝贵的溶液，最沉默的战士，有最坚强的心，克拉玛依，你是沙漠的美人。

”在百度百科里，聂鲁达：诗人、外交家，智利共产党党员，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

艾青：诗人、文学家，中国共产党党员，1910年3月27日--1996年5月5日。

聂鲁达，最高的文学成就，是1971年10月获诺贝尔文学奖。

生前，写的最后一首诗，《处死尼克松和赞美智利革命》

在推荐理由里，我向民国粉，以及他们坚定的鄙视派，推荐一位革命诗人的传记电影《追捕聂鲁达》并强烈建议：在55寸以上电视，观看1080P版本。

因为，光影是导演的立场。

导演用逆光拍了很多追捕的镜头，让诗人浪漫背后，百姓的狼狈，既实实在在，又看不清，惨。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如果一位革命者的一生都在浪漫地请客吃饭，他的政党，下场最好也就是个台湾。

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当艾青被悄悄遗忘的时候，2021年中国共产党将迎来它的百年纪念。

备注：电影《追捕聂鲁达》Neruda (2016)https://www.iqiyi.com/v_19rr7pioxc.html纪录片《二十世纪中国文化名人 : 第76集 艾青（上）》https://www.iqiyi.com/v_19rrg85mpc.html 画面美轮美奂，诗歌动人心房，导演构思巧妙，历史残酷无情（诗人革命，就是请客吃饭的艺术，目标名垂青史，结果最好是诺贝尔文学奖）

1970年春天，《巴黎评论》杂志在聂鲁达内格拉岛的家中采访了他，问了一个颇为犀利（或让人难以回答）的问题：「人们经常说你要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了。

如果你非得在智利总统的职位和诺贝尔奖当中选择，你会选择哪个？

」聂鲁达回答道：「你无法在想象的事情里做选择。

」第二年秋天，瑞典文学院将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颁给了这位智利的诗人、政治家以及共产党领袖。

此前一年，也就是1969年，聂鲁达曾被推选为智利共产党总统候选人提名。

然而由于左翼的分裂，数月之后，聂鲁达黯然辞去了职务。

《追捕聂鲁达》香港版海报让时间回到1949年，也就是故事开始的时间。

其时的智利政治形式可谓风云激荡，各方势力纷纷登场，以聂鲁达为首的左翼势力将冈萨雷斯推上了总统的宝座，然而很快，这位新总统就亮出了獠牙，调头开始对付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左翼盟友。

工人运动惨遭镇压，大批人士被关进监狱。

作为智利国会议员的聂鲁达也遭到弹劾，他领导的运动变成非法，他自己随时可能被投入监狱。

诗人和政治家的双重身份，让聂鲁达决定转入地下活动，于是，一场漫长的追捕，一场诗人与刽子手、大众情人与秘密警察对决拉开了序幕。

《追捕聂鲁达》日文版海报影片原名「Neruda」，即「聂鲁达」，国内译为《追捕聂鲁达》。

虽然我一贯不喜欢译名额外发挥，但纵观整部影片的内容，《追捕聂鲁达》倒也不坏，直观地告诉观众电影的主要内容。

当然原片名叫「聂鲁达」亦有自己的道理。

主要原因在于，影片并非一般意义上的传记片，而是一部——请允许我如此形容——融合了侦探元素的悬疑片。

由上面两张海报即可看出，聂鲁达并非影片惟一的主角。

这是两人对决的双主角影片——不过，这也许只是一种误导。

也许说到底，恐怕还是聂鲁达一个人唱的独角戏。

也许有人会说，影片是单主角还是双主角究竟有什么关系。

单主角也好，双主角也好，对影片有何影响？

但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是一部悬疑片。

影片最大的悬念不是聂鲁达到底逃掉没有，或如何逃掉的——当然是逃掉了，不然如何在岛上买房子，自在惬意地接受采访，面对诺贝尔文学奖还是智利总统的难题？

影片最大的悬念是——追捕者的身份，即他是谁。

通过他的内心独白，我们知道，他是奥斯卡·佩卢恰努，秘密警察机构的探长，不被承认的特务机构创始人奥利维拉·佩卢恰努的私生子，妓女之子，牺牲个人情感只为抓到聂鲁达。

但我们还是不清楚，他，究竟是谁？

追捕者、探长奥斯卡·佩卢恰努（盖尔·加西亚·贝纳尔饰）作为诗人，聂鲁达却从来不避讳提及他喜欢侦探小说这一点。

他提起埃里克·安布勒、乔治·西默农、詹姆斯·哈德利·蔡斯、达希尔·哈米特等侦探小说作家的名字，就像随口提起他熟知的诗人的名字一样。

他时常为侦探小说家们鸣不平，认为他们从未得到文学评论家们公正的评价，就像他为智利工人阶级争取利益一样。

他认为北美的侦探小说家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批评最为尖锐的人。

他说：「没有比这些侦探小说里表现出来的对政客与警察的疲惫与腐败、大城市里金钱的影响力、北美体制所有部分里充斥的腐败，以及美国式生活更能否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了。

」在影片中，随着这场追捕的深入，向来喜欢侦探小说的聂鲁达干脆自己写起了侦探小说——讲的正是追捕者和他自己的故事，一面放松自己，忘记被追捕的事实，另一方面，似乎是想用这种手段激怒追捕屡屡失手的对方。

就这一层面而言，影片可谓相当聂鲁达，以聂鲁达最喜爱的侦探小说的方式，展开整个故事，进而完成了另外一种层面上的致敬——一种文学上的致敬。

当影片步入尾声，追捕来到了最高潮。

面对步步紧逼的探长，聂鲁达几乎逃无可逃，不得不冒险求助于当地人，越过白雪皑皑的安第斯山脉，逃往领国阿根廷。

在纯净的雪山上，诗人与刽子手终于相遇——仿佛注定的结局。

影片最大的悬念随之揭晓——追捕者，探长，妓女之子，奥斯卡·佩卢恰努，正是聂鲁达创造出来的角色，正是那部侦探小说里的角色。

这场猫捉老鼠的游戏终于抵达了终点——可谁是猫，谁是老鼠？

聂鲁达塑造了他，是否他也塑造了聂鲁达？

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影片记录了诗人一段艰难而漫长的历程，同时以诗意化的语言，诗意化的镜头，诗意的篇章结束了这段历程。

就用影片最后一段话结束此文吧——「我本存在于文字空间，但现今我业已成为有血有肉之人，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

广角，镜头光晕，过曝的光源，游移的镜头。

阳光下的一切，都是诗。

诗人普世的爱在每个卑微的生命心头游走，没有人能抓住一个诗人，因为他无处不在。

沿海岸线纵深的追捕，一段痴迷的惦念，最终会造就两个互不相识却彼此交融的人。

我在你的诗里走过一遭，滚烫的鲜血在阳光普照的雪地上沸腾，而你也因此记住了我的名字。

如果你不喜欢《第一夫人》，那你可以试试看这部《追捕聂鲁达》。

虽然出自同一个导演帕布·罗拉雷恩之手，同样都从政治背景切入人物，同样只截取主角人生中的一个阶段，同样有着灰暗的色调和别致的镜头风格，两部电影在本质上有着很大的不同。

《第一夫人》仍是一部中规中矩的人物传记，除了娜塔莉·波特曼的演绎过于喧宾夺主之外，剧情显得过分平庸。

但《追捕聂鲁达》却在传记片的形式上走得更远，让这个深入人心地历史名人跳脱出书本、传记、百科地描述而不拘一格地呈现。

电影开场，镜头旋转推移跟随着聂鲁达进入参议院的洗手间。

这位共产党参议员同时也是人民最热爱的诗人对背叛左翼支持转而投靠美国的智利总统大加伐挞。

共产党受到当权派的清洗和压迫，公开批判总统的聂鲁达更是遭到总统党翼的弹劾和追捕。

总统先生对他的受欢迎大感嫉妒：“这个人只要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一万名工人就会安静下来听他用那种特殊的声音朗诵这首诗”。

西装革履严肃紧绷的警察佩卢恰努适时出场。

这位自认为是警长之子的年轻人一直对聂鲁达穷追不舍，从妓院到街头，从熙攘的城市到荒芜人烟的安第斯山，却又总是让狡猾的诗人在最后关头逃脱。

所有历史都记录下聂鲁达在这段故事中不可推翻的结局——他成功逃往阿根廷，并流亡欧洲，继续歌颂他所热爱的世界。

而电影则给予佩卢恰努一个意义模糊的结局——死亡或者重生。

一个意义丰富的聂鲁达——热情洋溢的斯大林主义者，人民的宠儿我们所熟知的聂鲁达，是热情洋溢的共产主义者，是曾经流亡海外的政客，是获得的诺贝尔文学奖的诗人。

拉雷恩镜头下的聂鲁达则赋予这个人物更丰富的意义，他既热爱人民——他曾为异装成女人的男妓朗诵诗歌、为衣衫褴褛的乞丐披上外套，同时也是人民的宠儿——共产党人保障他逃亡途中衣食无忧、妓女贫民替他隐匿行踪、甚至是农场主也愿意庇佑他逃脱追捕。

但他也是苏维埃政权的最高捍卫者——斯大林的“情人”。

他认为只有苏维埃民主制才能拯救人民于水火，即使这样总统府将铺满碎花生壳和碎酒瓶，律法尽是拼写错误，但“墓地里再也不会充斥着被处决的政治犯”，却浑然不觉古拉格的噩梦真相，这是他作为诗人的天真无邪和盲目热情。

聂鲁达也是一个沉湎于酒神精神的狂欢者，从不拒绝女人们的追捧和物欲享乐。

他是舞会上的阿拉伯的劳伦斯，轻抚白马深情朗诵“今夜我能写出最哀伤的诗句”。

他并不否认在共产党内所拥有的特权，在与醉酒的女党员的争论中以玩笑化解质疑：共产主义实现后，所有人都将与他一样“在厨房里进食，在被窝里私通。

”他是第一任妻子口中的善良人，以亲昵的口吻将第二任妻子Delia叫做“小蚂蚁”，却也经常耐不住隐居的寂寞与妓女彻夜纵酒狂欢。

拉雷恩对诗人并没有太多政治和价值偏向的判断，既没有颂扬，也没有同情，亦没有贬低，而是忠于表现他极端浪漫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诗意精神。

电影对这个人物的情感更多是出于对这个人民宠儿的爱。

这样一个聂鲁达距离历史教科书越远，越是具有大胆而犀利的意义。

创造和被创造的佩卢恰努——在诗意上接近聂鲁达，在叙事上接近博尔赫斯然而聂鲁达并不是这部电影的唯一主角，它创造了另一个主角：追捕者奥斯卡·佩卢恰努。

这也成为电影超越传记片格局的一个突破。

在这个人物正式登场前，他第一人称的内心独白作为画外音就伴随着聂鲁达的出场一同响起，并贯穿电影始终。

来自于警察的独白动摇了以聂鲁达为主角的地位，这既是一场虚构和真实人物之间的博弈，也是虚拟和现实的共振。

佩卢恰努既是追捕事件的参与者，是捕杀共产党人的压迫者，也是画外音中冷静克制的旁观者，而成为狂热而追求自由的诗人的对立面。

他的自叙并不存在任何局限，仿佛来自于一个预知事件前因后果的幽灵，总是与先他行动一步的诗人同在，把未知当成过去那样无法挽回，以冷眼观看的讥诮观察聂鲁达的每一次行动、每一次逃脱、每一次朗诵。

由佩卢恰努的画外音所带领的叙事创造了一个诗意的迷宫，让跟随他的视角探索故事的观众在观看中迷失方向。

电影通过Delia之口宣布聂鲁达对这个追捕故事的创作主权，同时也宣布警察这个人物的虚构性：“在他的剧本里，我们都围绕着主角转……他创造了你，把你写成一个可悲的警察”。

而佩卢恰努则对自己的虚构和配角属性表示不服，他说：“在我的故事中我抓住了他，我把他关进了监狱。

我会让他入睡，然后看着他做梦”。

这个故事的创作署名权究竟属于谁？

是导演和剧作者安排了主角们的命运？

还是热衷于追捕游戏的聂鲁达设计了这场盛大的逃亡？

还是立志于留名历史的野心家佩卢恰努正在改写历史?这个故事的阅读者又是谁？

是正在观看主人公命运走向的观众？

是酷爱侦探小说的聂鲁达？

还是被塑造成总统走狗，却在精神上越来越接近诗人的警察？

这场盛大的追捕和逃亡在智利南部的安第斯山脉到达高潮。

从汽车到摩托再到马匹，从三百名警察的大规模搜捕到单枪匹马的追逐，佩卢恰努的境遇陡转直下落入势单力薄的劣势。

在濒临死亡之际，佩卢恰努在雪地里大声呼喊聂鲁达的名字：“巴勃罗！

巴勃罗！

”而他内心的独白却是“我一直在追逐雄鹰，却始终不会飞翔。

”聂鲁达则循着枪声，朝着他的追捕者的方向走去。

最终他们相遇了，聂鲁达这样描述他的追捕者：“是的。

我认识他，他是我的警官，我的迫害者。

”此时佩卢恰努的独白同时响起，与诗人的话语重合：“我那穿着警服的幽灵。

我梦见他，他也梦见我。

他观察我，调查我。

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你写下了雪和马匹。

你塑造了我。

”佩卢恰努的独白充满聂鲁达般的诗意和暗喻，而这个人物被创造出来的方式则在文学的意义上更接近雨果和博尔赫斯。

就像雨果笔下最伟大的逃亡者和最执着的追捕者冉阿让和沙威一样，佩卢恰努和聂鲁达彼此成就了彼此，彼此塑造了彼此。

沙威从小生活在苦役营，对警长父亲的耳濡目染与父亲的不断“言传身教”，使这个人物被打上守护制度执行命令的烙印，正是他所摆脱不掉的宿命。

沙威对于制度的维护和隐藏的恻隐之心成就了冉阿让在苦难之下的光芒，冉阿让的屡次逃遁和宽容善良，断裂了沙威作为政府工具的意义，而完善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人性意义。

而佩卢恰努则在沙威的宿命之上更进一步，开始书写自己的命运。

最初佩卢恰努身上被打下这些反派人物所共有的烙印：政权和制度的走狗、残酷而不苟言笑的警察。

然而在观察、追捕诗人的过程层中，他开始阅读诗人故意留下的侦探小说和诗集、亲吻诗人的第一任妻子、紧紧追随诗人的踪迹来到智利南部，而不断探索并丰富自身的意义。

如果说聂鲁达的政治立场和浪漫多情还有历史记录可以追溯，那么佩卢恰努则像一块空白画布一样可以被任意涂抹。

他的母亲是无名的妓女，而他父亲则有各种可能，既可以是贵族也可以是平民，既可以是仅有几个硬币的农和工人，也可以是拥有至高权利的警察局长。

佩卢恰努出身的暧昧和无迹可寻正如这个人物的虚构性一样，充满流动的意义和不确定的认同感。

他的觉醒就好比博尔赫斯小说中那些参与观看自己命运戏剧的观众，和那些把自己放入小说文本成为主人公叙述自己经历的听众，僭越虚构而进入现实。

在死亡之际，佩卢恰努终于挣脱了传统叙事中他应遵守的角色：伟大诗人的对立面、权力机构的抓牙、残酷无情的执法者，也跳脱聂鲁达给他设下的角色陷阱：一个局限于自我认知的可悲警察，而是亲自参与、书写、导演自己的命运悲剧，并意识到自己对于聂鲁达这个人物的反哺，而成为诗人逃亡故事中的一个重要角色。

佩卢恰努的独白在最后道：“我本来自于字里行间，而现在我已成为有血有肉的人。

”这是导演和编剧背后的野心，他们像博尔赫斯一样想方设法让人物变成作品中虚构的读者和作者，而这种虚构终将延伸向一个更大胆的入侵现实的尝试，将虚构人物引向现实，而将观众引入小说/电影。

电影阴沉的灰蓝色调，轻快旋转的镜头和不断变换的对话场景更是促成了这种虚构和现实混淆的迷幻气质。

女人的身体，白色的山丘，白色的大腿，你委身于我的姿态就像这世界。

我粗犷的农人的身体挖掘着你，并且让儿子自大地深处跃出。

我曾孤单如隧道。

群鸟飞离我身，而夜以其强大的侵袭攻占了我。

为了存活，我锻造你如一件武器，如我弓上之箭，如我弹弓里的石头。

但报复的时刻已到临，而我爱你。

此文出自情诗之王，智利最伟大的诗人，巴勃罗·聂鲁达。

聂鲁达13岁开始发表自己的诗歌，1923年就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部诗集《黄昏》，随后一年，他发表了享誉世界的成名作《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

《二十首情诗和一支绝望的歌》被誉为“情诗圣经”，全球销量已超过1亿册。

聂鲁达被评为“20世纪所有语种中最伟大的诗人”。

获诺贝尔文学奖给他的获奖理由是：“诗歌具有自然力般的作用，复苏了一个大陆的命运与梦想”。

“爱是这么短，遗忘是这么长”“我喜欢你沉默的时候，因为你仿佛不在”一位可以用文字让人高潮的诗人。

除了歌颂爱情和性爱，聂鲁达的一生还有一个主题，就是政治。

在人生的中晚期，聂鲁达步入政坛，他的晚年遭受了故乡的流放，排挤，背叛。

但他始终保持着对革命的热情，这种意识渗透进了他的诗歌创作中。

在流放和回国期间，他创作了《漫歌集》，他以诗的优美融合诠释他的政治理想和态度，开创了政治诗歌的先河。

如何以文字之外的影像化手段表现聂鲁达的传奇人生，绝对是一个高难度的再创造工作。

曾经指导传记片《第一夫人》，《神父俱乐部》，《智利说不》等影片的智利导演帕布罗·拉雷恩利用蒙太奇的虚实交映，给我们呈现了一个魅力非凡的，有关诗人巴勃罗·聂鲁达的奇幻故事。

其最新影片，《追捕聂鲁达》讲述了聂鲁达在1948年，遭受本地政府排挤，被迫出逃时期的一段故事。

该片最令人惊奇的地方，就是利用梦一般的剪辑手段，配合聂鲁达的文字，以诗意的方式，行云流水般的讲述了一个有关“追捕”的故事。

从片名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导演的巧妙之处，整个故事的切入点没有直接放在聂鲁达身上，而是以另外一个人的“追捕”，从侧面，从他人的视角中给我们呈现一个浪漫诗人的聂鲁达形象。

在建构聂鲁达形象时，我们同时看到了另外一个角色，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角色建构，来自于他的内心冲突，身份焦虑，推进着剧情，同时以镜像化的方式丰富着聂鲁达的形象。

全片的主线故事，其实是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身份认同经历，故事中，他的人物弧光转变是叙事脊梁。

影片在他的旁白，聂鲁达的诗文，人物台词之间不断互文中，构成了戏剧冲突，模糊着虚实，让人完全沉迷在叙事的精密建构之下。

《追捕聂鲁达》看似讲述的是，警察抓捕聂鲁达的故事，其实是聂鲁达凭借着自我的绝对精神，非凡的个人魅力，摄人心魄的诗歌最终成功“抓捕”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的故事。

影片的故事脉络非常简单，1948年，聂鲁达的政治理念遭受国内以贵族集团为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排挤，他被当做全国逃犯，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奉命执行抓捕行动。

在制造留言，泼脏水，武力危险等手段相继失败后，警察奥斯卡·佩卢恰努对聂鲁达产生了复杂的情感，这次抓捕行动让他逐渐看清了真实的自己，看清了自己的内心的欲望。

片中，奥斯卡·佩卢恰努在抓捕行动中，自我认同发生了三次明显转变。

影片一开始，我们还没有看见奥斯卡·佩卢恰努，只听见他的旁白，听见他对于聂鲁达这类文人的偏见，腐败的生活，流连于酒精和女人。

当他第一次出现时，他把位于警察局中心的雕塑，智利警察系统的建立先驱当做自己的父亲。

他把自己看作警察的儿子！

可抓捕行动并不成功，聂鲁达被政治势力所保护，奥斯卡·佩卢恰努的抓捕总是晚了一部。

他每到一处，都会发现聂鲁达留给他的小说，那同样是一本有关抓捕的小说，里面有罪犯和警察。

他唯一一次差点抓捕到聂鲁达是在妓院中。

可惜，聂鲁达不光受到政治势力的保护，连人民也爱戴他，迷恋他，保护他。

妓院的遭遇让奥斯卡·佩卢恰努想起了他的出身，平民，母亲是妓女，不知道他的父亲究竟是谁。

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身份转变，他痛恨自己，他说自己的所有妓女的儿子，是性病的儿子。

正是因为父亲身份的缺失，让他的自我认同总是摇摆不定。

奥斯卡·佩卢恰努只能从旁人口中得知聂鲁达的形象，这个形象经过他的个人经历，变成了二手的形象建构，与其说是他在抓捕聂鲁达，不如说他是在抓捕那个失去的“父位”，抓捕那个他的生命源头，抓捕他自我的身份！

影片第二幕的高潮，奥斯卡·佩卢恰努抓住了聂鲁达的第二任妻子，她告诉奥斯卡·佩卢恰努，你不过是聂鲁达小说中的配角，是聂鲁达创造了你。

这一刻，奥斯卡·佩卢恰努内心产生了巨大的波澜，文学作品通过从角色的视角展现事物，鼓励读者与角色的认同。

我们在与我们所读的那些人物的认同中成为我们自己。

在整个抓捕行动中，奥斯卡·佩卢恰努始终满怀着欲望，寻根的欲望，找到自我的欲望。

正是这个“先在”的欲望实现了认同！

使认同是富有欲望的主体存在！

整个《追捕聂鲁达》的故事就是以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认同欲望为源动力所驱使的。

在一个又一个，奥斯卡·佩卢恰努望向镜子的“镜像阶段”的场景中，他形成了自己新的身份。

在片尾的高潮，奥斯卡·佩卢恰努遭受了背叛，他躺在雪地中，生命似乎快走到尽头。

他终于看到了抓捕的对象，聂鲁达本人，他流露出喜悦，忘记了生死。

这时旁人问聂鲁达，“你认识他吗”？

聂鲁达说，“不认识”。

若有所思后，聂鲁达又说，“认识”！

聂鲁达不认识奥斯卡·佩卢恰努的过去，当他认知他的现在，奥斯卡·佩卢恰努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绝对精神，什么也不是，同时又是一切。

我不认识奥斯卡·佩卢恰努是谁，但是我认识他。

片尾，奥斯卡·佩卢恰努对于自我的身份认同是，我是人民的儿子！

其实，这个抓捕是双向的。

一方面，奥斯卡·佩卢恰努在抓捕聂鲁达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的身份认同，同时，聂鲁达也完成了自我从爱情诗人往革命诗人的转变！

他从情圣变成了革命者。

那本激情蓬勃的《漫歌》，他在流放时期的伟大创作，就是他完成自我身份转变的最好证明。

在《漫歌集》中，聂鲁达的创作意图不再是表现世界，而且要揭示世界，并达到改造世界的目的。

他作品中的“我”是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有实实在在的“我”。

影片《追捕聂鲁达》借用诗歌的意识化形态，给我们送上了一个叙事交映的聂鲁达，他具有当时社会人民的共性，同时又具有非凡的自我个性。

我们在抓捕他的过程中，抓捕到了我们自己。

《追捕聂鲁达》的剧情实则无需赘述，智利诗人聂鲁达的人生是如此的宏达，诗歌、政治与爱情，任意一个切入点都是一部仅仅两小时的电影无法完整涵括的。

Pablo Larraín选择将电影局限在聂鲁达生命中的一段时间，那段作为政治犯通辑的日子。

与Pablo Larraín上一部落入了传统传记电影形式的《第一夫人》（Jackie）不同，这次对聂鲁达人生的特写更少强调其生平，少了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以戏中人物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的角度碎片化地、专注地讲述这段两人的“惺惺相惜”的日子。

其实电影无非是“看的艺术”，而怎么看，谁在看，为什么要这样看构成了视听语言的关键。

简单来说，长时间的看，亦可解作“凝视“，但根据Jacques Lacan的镜像理论（Mirror Phase），“眼睛是一种欲望器官“，因此凝视投射了欲望（Scopic Drive）。

而Lacan又说“欲望追求的是永远失去的目标“。

简洁明了，凝视来自于说旁白的警探，在对聂鲁达的持续追捕与失去中凝视。

首先，用第一人称旁知角度讲出独白是大部分传记片不可避免的，讲者身分往往是无庸置疑的。

然而在观众慢慢得知旁白的身份时，讲者自己亦开始怀疑自己的身分，一个在妓院出生的孩子，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这让观众也开始质疑其角度的可信度。

父亲角色的遗失可被解读成缺席对象，即凝视中的对欲望对象在场的渴望。

拥有这样身世的角色，对聂鲁达的凝视投射的渴望亦是强于常人的。

而有趣的是，正如Lacan所认为的“幻想最终只能抵达欲望自身——掏空了的现实填充物“，警探姓中的“peluche“在西班牙语和法语都代表著填充动物玩具的意思。

在聂鲁达离开妻子后，警探追到屋子询问下落，在不断转换背景，但持续进行对话的镜头下，妻子指出警探实际上是被聂鲁达创造的。

警探像永远慢一步的猎犬，按照诗人布置的线索走向被指定的道路，在警匪小说的字里行间存在。

在对话中警探询问妻子：- 我是虚构的吗？

- 是。

- 你是虚构的吗？

- 不是，我是真实的，而且是永恒的。

这里的永恒在尾声再次被提及，警探的旁白是那样渴望聂鲁达说出他的名字，唯有被说出名字，他才不再是一个配角。

“不说出就没有人会知道我存在过”的观点也揭示了存在主义哲学，一方面是萨特的个人意义方向：在电影裡面警探的意义究竟是自我赋予的，导演赋予的，抑或是聂鲁达赋予的？

另一方面是电影存在方向：究竟电影存在的价值是如André Bazin所说“电影的价值来自作者”，还是由观众所赋予，甚至是由电影中的角色自身创造的？

导演访谈中提到这部电影意在创造聂鲁达的世界，聂鲁达的宇宙。

那么何以仅靠一部分逃亡的人生段落表达这个世界，警探角色的存在一直以来只是为了衬托主角聂鲁达是如何艺术性地逃脱与抗争，但最终，聂鲁达如警探期待那般说出他的名字后，警探从棺盖下重现睁开双眼： 聂鲁达让我成为了永恒，我本来自于字裡行间，而现在我已成 为有血有肉的人。

全片的叙事者突然从配角成为了影片的主角，不再是被诗人所书写的一生，相应地，诗人的世界由他来创造，来观察，来叙述给观众所知。

你看看你写下了什么，警官。

你写下了雪和马匹，你塑造了我。

碎片式的剪辑，彷彿诗歌富有想像力般，对世界万物的重新解构。

角色间对话在不间断进行的同时，场景也在不断变换。

连续的对话创造了时空的连续感，但变换的背景却打破了空间的局限性。

实际上这段逃亡的人生，又何尝不是聂鲁达为自己书写的不在纸张上的诗？

如Pablo Larraín在导演访谈所说，是诗人帮助智利记住历史。

同样地，是聂鲁达塑造了警探 Oscar Peluchonneau ，警探亦塑造了他。

是聂鲁达塑造了真实的人民，人民亦塑造了真实的他。

此文首发于公众号：虛穴取繭 （微信号：cocoonics）欢迎关注～

Very intriguing film with an interesting pov. I didn't know much about the poet or modern Chilean history and learnt a lot. Very glad that I watched the film.

先说一句，这部电影最初是为了学西语看的。

真的是很好的学习材料，语言足够诗意，适合反复听。

影片的看点很显然不在于情节，因为这是已发生的历史，大家都知道聂鲁达成功逃到了法国。

看点在于影片通过警察的视角，不断去寻找聂鲁达名流史册，他的诗歌被人传唱的原因——这样一个参议员，声称自己是共产党人，实际上远离人民，为利用这场逃亡留名青史，不惜让他的同志们冒险，而且并不知道如何建立一个人民做主的国家；这样一个浪子，抛弃妻女，寻花觅柳，但是女人们都渴望他的怀抱。

聂鲁达的意义在于他是一个诗人，他为人民作诗，鼓舞人民追求理想的社会。

"¿Por qué lo hizo todo esto? Por su pueblo. El poeta les dio las palabras para que aquellos pueden contar su vida. Su vida dura. Y estas palabras les dieron sentido a sus sueños terribles. Por eso lo hizo. "

在追捕的过程中，警察也寻到了自己的身份。

他是警察局长和妓女的儿子，这个身份实在尴尬。

他就像历史之流里随便的一个人，他的存在不值得被记忆，因此对于后世，他不曾存在，仿佛一个“虚构的配角”。

但是他终于找到了他自己存在的意义，他属于人民，也属于创造的历史的人民。

“Yo era de papel, y ahora soy de sangre”

影片的主角是鼎鼎大名的智利大诗人聂鲁达。

他不仅是诗人，还是智利的共产党员。

1948年，他因公开反对智利总统维德拉，开始了长达三年的流亡生涯。

在影片的开头，我们就看到了这位诗人在民众中是何等风光。

在一个小酒馆里，艺术家和知识分子在一起欢歌笑语，其乐融融。

聂鲁达扮演阿拉伯的劳伦斯出场，一位沙漠中的游击战士。

他热情洋溢的表演迎来掌声，在观众的期待之下他念诵起自己的诗句。

但好景不长，政府正在重新安置党派领袖，智利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

党派人员前来告知聂鲁达，他们不得不转到地下工作了。

聂鲁达敢于当面怼总统，指责对方是走狗一条。

虽然在与总统摊牌、博弈后，依然于事无补，但这或许正是他作为共产党员最后的坚持。

在逃跑前，他还跟妻子合影留念。

浪漫而诗意，极致而反叛。

一场世纪大追捕，就此开启。

随后登场的便是追捕聂鲁达的警察奥斯卡，他威风凛凛，自信心爆棚。

他的父亲是警察机构的创建者，奥维利尔。

按照家族传承和职业惯性，他应该也是一个理性冷酷的警察。

但从开始追捕聂鲁达的那一刻起，他的身上就开始弥漫着无穷的诗意。

“我是一名优秀的警察，但我也能成为优秀的艺术家。

”第一次追捕以失败告终，他们来到聂鲁达的住处扑了个空。

警察开始用诗意的旁白描述与追捕有关的一切，这次行动被比喻为远征埃及。

他在没抓到聂鲁达的时刻，常常想念着他。

“他定是在写着不循章法的语句，那些微不足道的诗歌。

”“他被困在四堵墙和一面天花板里，和我一样。

”神奇的是，聂鲁达留给他一本警察小说。

或许这行为本身就有讽刺意味，也或许只是一种友好的馈赠，但警察却逐渐生出了文艺的气息，坚持每天阅读它。

从这时起，一场简单的“猫鼠游戏”变成了一次又一次的对诗意的追寻。

追捕的人和被追捕的人，在行进的轨迹中，形成了一首诗中美丽的韵脚。

警察把牺牲作为他们职业独特的艺术，也如诗歌一般有令人赏心悦目的余味。

他们找到了聂鲁达的前妻，想以此为突破口抓捕聂鲁达。

警察爱上了这个女人，虽然他已然分不清这到底是爱，还是某种其它的感情。

作为流亡者的聂鲁达继续四处逃窜，在一个酒馆他被民众发现。

一位歌者强烈要求他念诗，他和歌者对视着，忧伤而激动地念完了全诗，迎来歌者深情的一吻。

聂鲁达继续他的诗歌创作，长诗《漫歌》在逃亡中被完成。

每段结尾的“我请求惩罚”，既是对流亡身份的反讽，也是在为民众发声。

聂鲁达念诵诗稿时，他的妻子提醒他要用“诗人的声音”。

原来在流亡生涯的过程中，他的身份已悄悄变化。

他已经不只是一位诗人，更是政治家、流亡者。

与民众走得更近，便更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

一次，他遇到一位乞讨者，但由于出门时分文未带，眼下能做的只有给她一个深深的拥抱。

警察再次前来追捕，又再一次落空。

聂鲁达特意留下一本小书赠与警察，他再一次细细地品读起来。

组织开始有了新的计划，让聂鲁达尽快离开智利。

他于是更换了妆容，脱胎换骨。

警察与聂鲁达的妻子相遇了，他当然迫切地想知道聂鲁达去了哪里。

而聂鲁达的妻子却回答道，警察是抓不他的，因为是他创造了警察（这个角色）。

在聂鲁达的“剧本”里，所有人都在围着主角转。

他的一本小说里，有一个追捕者，一个逃亡者。

他们一个是主角，一个是配角。

但这并不能说服警察，他也不承认自己是配角。

他变得更为执拗地要抓住聂鲁达，一个落魄警察的形象呼之欲出。

他戴上头盔，骑着摩托出发了。

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段明显致敬了《摩托日记》。

而当年饰演切·格瓦拉的正是这位警察蜀黍的扮演者盖尔·加西亚·贝纳尔。

最后的最后，影片则迎来了一个颇为诗意的结尾。

警察在白雪皑皑的荒原上，气喘吁吁地行走着。

他吟诵着诗句，想象着自己与诗人的各种相关性。

或许，他早已爱上了他。

而聂鲁达对追逐自己的警察，也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

让这位诗人一直辗转反侧、寤寐思服的，也正是他啊。

就这样，“猫与鼠”的游戏不再是一个追一个逃，而变成了两个男人的深情“虐恋”。

而他们也在相互追逐之中，形成了如同和弦一般，徘徊在诗句之间的美妙互文。

最后想说的是，让后世记住聂鲁达的固然是他的诗句，但对万万千千的智利人民来说，他却并不仅仅是一位诗人。

他是敢于搏斗的先行者，更是为底层民众发声的代言人。

正如片尾所说的那样———“这些诗句为他们遭受的噩梦赋予了意义，他们记住的是愤怒的诗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