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二

当一部电影，云集了张国立、李雪健、冯远恒、陈道明、范伟、张涵予等等一众老戏骨，甚至请来了艾德里安·布洛迪（代表作《钢琴家》、奥斯卡影帝）和蒂姆·罗宾斯（代表作《肖申克的救赎》）的时候，你很难不去电影院看这部电影。

甚至，它还是由冯小刚导演的。

就是这么一部可谓把能请的实力演员都请来的电影，在2012年上映的时候，遭遇了滑铁卢。

票房收入不及电影成本，口碑两极分化严重。

豆瓣评分一度跌倒了七分以下。

《一九四二》

十四一直坚信，好的电影永远不会被埋没。

这张堪称惊艳的海报，也足够是十四看这部片的理由。

到了现在，它的豆瓣评分来到了7.8。

《一九四二》并没有潸然泪下的剧情，也没有那些跌宕起伏的场景。

它比纪录片有趣，比商业片乏味。

若是硬要类比，可能与《活着》有些类似，只是一个讲的是人，一个讲的是历史。

01影片主要分为两条主线，两条支线。

第一条主线，是老东家（张国立 饰）作为封建地主，被抢粮烧家之后，成了灾民逃荒。

第二条主线，是以蒋介石（陈道明 饰）为首的国民政府对于灾情的应对。

在影片开篇，是一段操着河南口音的旁白：“我的故乡是河南，发生了一些吃的问题。

与此同时，世界上还发生这样一些事：斯大林格勒战役、甘地绝食、宋美龄访美和丘吉尔感冒。

”

其实这个开篇充满着冯氏的黑色幽默，跟当下的现实无不契合。

明星分手离婚，甚至删个微博便可以占据热搜头条，万人热议。

四川将近2000万人受洪灾影响，却无人讨论。

冯小刚在看了原著《温故一九四二》的时候，就深有感触：“二战时希特勒屠杀犹太人举世皆知，但1942年河南旱灾饿死300万人，却很少有人知道，不要说外国人，中国人也不知道。

”老东家是一名土财主，若非要加个定语，那就是一个心软，有点良心的土财主，和多数普通人一样。

当他儿子想要强上前来借粮的农妇花枝（徐帆 饰）的时候，老东家在门口叹了口气，骂道：“畜生。

”

很多人也许会质骂，都不进去阻止，那还叫有点良心？

这件事要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来看。

1942年河南旱灾，所有人都没有的吃，为了两升小米，很多人连家里的娃娃都能卖咯。

这借出去的粮食一定是有去无回了，弄一下的要求虽然在老东家看来无耻，但却也不好阻止。

在之后逃荒过程中，瞎鹿（冯远征 饰）想要卖女儿换取粮食的时候，老东家看不下去，盛了一碗小米送给瞎鹿。

在那种可以人吃人的境地，还能分一碗粮食，这已经比大多数人都要善良。

02在《一九四二》中，冯小刚没有吐露一个脏字，却把国民政府骂的狗血淋头。

实在是高。

当灾民啃树皮，吃柴火的时候。

国民党的高官们正在胡吃海喝。

甚至，蒋介石的秘书还炫耀的说道：“现在委员长每顿饭减两个菜，以支持抗战大业。

”

当灾民在逃荒的路上被日军轰炸的时候，国民政府正在重庆进行对美国高官的欢送会演习。

冯小刚在影片中两条主线各自独立，互相穿插，却一点也不显得冲突。

反而这一幕幕相互之间的对比，不言自明。

在剧中，河南省政府主席李培基（李雪健 饰）算是国民党最接近灾民的一位高官。

当他想要向蒋介石报告灾情的时候，却被秘书一串串国际大事的气势给唬住，张不开嘴。

他知道灾情严重，但身居高位的他从未到灾区实地考察，他无法想象灾情到底有多严重。

这与「何不食肉糜」何其相似。

03在《一九四二》中有两条支线。

一条，是美国记者白修德（艾德里安·布洛迪 饰）孤身深入灾区，把灾情向世界公之于众。

白修德在历史上确有其人，并且也正是他在《时代周刊》上关于河南旱情的报道，让中国人得以了解当时的惨状。

在影片中，这条支线则是为了进一步的讽刺国民政府。

白修德在河南用生命拍下了照片，想要向国民政府汇报反映情况，但是从河南回来后，没有人再敢见他。

直到他通过各种方法找到了宋美龄，联系上了蒋委员长，才安排到了十五分钟的见面机会。

当白修德展示了河南「狗吃人」的照片时，蒋介石才是第一次知道——原来灾情，已经如此严重。

饿殍遍野，民不聊生。

中国河南灾情的真实情况，居然要一个美国记者来告诉最高领导人。

何其可笑。

另一条支线，是神父安西满（张涵予 饰）从一个深信上帝的传教士，在经历灾情后怀疑信仰。

安西满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当老东家被刁民洗劫一空，失去了儿子之后，安西满认为，这一切的恶果，都是因为老东家不信主。

但是，当他随着灾民一起逃荒的时候，一切都变了。

日军的飞机持续不断的轰炸灾民。

在影片里，有这么一个细节——安西满在看到被炸弹碎片贯伤的小女孩，他先是用手试图堵住女孩血流不止的伤口。

发现没用。

之后，他颤颤巍巍的掏出圣经，压在了女孩的伤口上。

女孩呢？

还是死了。

上帝，主，在这一刻没有施展祂的法力。

安西满就像是一个逃兵，逃回了教堂。

他疑惑的向主教问道：“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吗？

”主教回答：“不，这不是上帝的旨意，这是魔鬼干的。

”“上帝为什么总是斗不过魔鬼？

如果斗不过魔鬼，信祂有什么用？

”

有人说，这两条支线是画蛇添足。

但十四认为，这两条支线正是点睛之笔。

冯小刚试图通过安西满，表达自己对于宗教的疑惑。

在天灾面前，上帝，银块，都没有一个馍馍好使。

在天灾面前，即使你是外国洋人，你是基督教徒，你是封建地主，都最终会变为同一个角色——灾民。

这让十四想到了今年的新冠疫情。

病毒不会因为你是富人，权者就区别对待。

天灾面前，人人平等，人人渺小。

04《一九四二》中有许许多多可以讲述的情节。

范伟演的伙夫，李永健演的奸商……其中十四最喜欢两个场景和一个问题。

第一个场景，是老东家卖女。

军队来到城外的灾民堆里，以五升小米的价格换取妙龄少女，充当军妓。

老东家的女儿星星（王子文 饰），一个连男人都没碰过的十七岁女黄花大闺女自告奋勇想要卖身。

老东家斥责道：“从来只有我们买人，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卖人了？

”但是，当星星被选上的时候，老东家的表情按奈不住的喜悦——虽成了妓，但好歹能活下来，自己也有的吃了。

在这一段戏里，张国立展现出了他出神入化的演技。

先是欣喜，接着女儿对视之后，面露难堪与羞愧。

第二个场景，是结尾的时候，蒋介石与李培基的对话。

蒋介石与陈培基走在石桥之上。

蒋介石问道：“培基，河南到底死了多少人？

““政府统计，一千零六十二人。

”“实际呢？

”“三百万人。

最后一个问题，是李培基希望蒋鼎文免除河南省三千万担军粮缴纳，用来赈灾。

蒋鼎文拒绝道：“如果要两个人同时饿死，饿死一个灾民，地方还是中国的，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我们就要亡国。

”你觉得他说的有道理吗？

十四思前想后，找不出反驳的理由。

这就像那道最是经典的电车难题，手心手背都是肉，军人是人，灾民也是人，这要怎么选？

李雪健老爷子被这句呛了半天，只能恼怒道："这一码不对一码！

“05其实，在拍《一九四二》之前，冯小刚就知道，这部电影的票房一定扑街。

冗长的叙事灾难片，既不是他拿手的冯氏喜剧，也不是符合市场的商业大片。

但是，冯小刚还是拍了。

虽然之后立即花了一个月赶拍了《私人订制》，来弥补华谊的损失。

在影片的结尾，故事的旁白戏谑的说道："这一九四二年的事，我早就忘了，你又写它，你图个啥？

“冯小刚图个啥？

十四不知道。

但十四觉得，有些历史，需要有人记住，需要有讲述。

它不该就这么被埋在角落，落了灰。

— END —微信公众号：十四十四期待你的关注。

这不是一篇认真的影评，随便写写。

《沉默的大多数》里，王小波说他小的时候正赶上大跃进，大喇叭里天天高喊着亩产一千八，孩子们却饿得连铅笔和课桌的木头都啃。

于是他得出一个结论：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于是说到《一九四二》，跟《少年Pi》一样，说到底，不过都是讲了个生存斗争，人和肚子的故事罢了。

不同的是，Pi是独角戏，真空环境，讲的是少年和老虎在海上饿着肚子求生的事儿；《一九四二》是群戏，携家带口逃避饥荒，扯不断的家族社会伦理关系。

《一九四二》不美，画面还赶不上《白鹿原》，更别提《少年Pi》，但不能否认冯小刚是个讲故事的高手，通篇下来，人物饱满，叙事挺有张力。

几个有意思的镜头。

比如嫂子刚生了孩子，5天没吃饭。

爹说煮了星星的猫，对不起她，没想到她只淡淡地来了句：“我也要喝猫汤。

”就蹲到锅前，从怀里掏出一本书，一页一页撕开来当柴火烧了。

从这一刻起，星星就全然摆脱了读过书的小姐身份，只剩下一个“人”的本性。

家产被抢，连之前自己不吃饭也要喂猫的底气都没了。

包括后来栓柱偷了美国人的饼干，偷偷拿给星星吃，想要趁机“弄了她”，星星仍是半推半就的，不说不给，也不说给，只是说等饥荒过去，就给他弄。

跟家里的长工情深意切，一丁点身份架子也没剩下。

说实话，虽然当初栓柱冒死从当兵的手里救下星星，受了伤的时候，星星也曾含情脉脉地给他包扎伤口，但说到底，她还是个没义气的女人。

为了肚子，扔下自己的爹，刚生下的小侄子，还有“情郎”，毫不犹疑就把自己给卖了。

最初，当家的也是瞧不上栓柱的，刚出城的时候看见栓柱跟星星说：“有俺谁也不能欺负你”，满眼的嫌弃。

可是到了这节骨眼子上，也抹起了眼泪，“哪个龟孙不愿把她给你哟”。

栓柱是真冤，看上这么个无情无义的姑娘。

于是要说花枝。

花枝从头就是个聪明理智的女人，栓柱没弄成星星，花枝第一个跑过来说：“我跟你弄，饼干给我”。

星星一走，她又立刻说要和栓柱结婚，让他饿死之前也有个媳妇。

可花枝却是个最有情感，有血性的女人。

瞎鹿要卖孩子，花枝疯了似地骂，说她就是把孩子摔死，也不能卖了。

后来瞎鹿夜里偷驴，让当兵的给拍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花枝又原地等了三天，直到当家的说，再这么等下去全都得饿死，才又上了路。

洛阳的窑子来挑人，花枝第一个被挑中，可她却带着两个孩子，和人家说：“挑一个大的，送两个小的，您合算。

”花枝和栓柱结婚，也是为了生存，她说栓柱有了媳妇，就能卖媳妇了。

她自己做主，把自己卖了四升小米。

临走之前，她跟拴柱说：“我的棉裤囫囵（完整）一点，咱俩换了吧。

”于是两个人走进过人高的芦苇地里，缓缓脱下裤子。

这个镜头有点像《红高粱》里面野合的场景，可花枝不是个浪漫的女人。

她务实得很，做爱是做爱，为了填肚子，棉裤是棉裤，一码归一码。

都是女人，又想起《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是快饿死了，一动不动躺在炕上。

丈夫的叔叔来弄她，给她一块馍吃，她也给人弄。

没人来弄，仍旧是躺在炕上，最后活活饿死。

一点也没有生存斗志，没有主观能动性，比不上花枝。

其他也没什么可说的，仍旧是孤寡老头，消失在世界终点。

不管是《活着》还是《白鹿原》还是《一九四二》，老头永远看尽人世变迁沧海桑田，生命力堪比绿巨人。

《一九四二》还是沉重了点，即使字幕显示花枝和星星都活了下来，看完还是如鲠在喉，撸完没射的感觉，太压抑。

《少年Pi》虽然尾大不掉，倒是有始有终。

同样是开放结局，不看吃蛆的那篇影评，依旧是阳光灿烂生活挺美的。

总之，这世界上只要是没了吃的，老虎也得饿肚子，地主也得饿肚子，耶稣基督军阀大官都得饿肚子，谁也不能免俗。

所以王小波说饥饿是最大的真理，我说：肚子才是最大的真理。

P.S.没看过就给片子打一星的行为，不管出于什么原因，都有点文革的意思，先定性，再找事儿。

典型的立场大于真相，意识形态大于是非黑白。

当然，咱们已经习惯了这一套，你也可以说这是严酷的文化枷锁下人民表达愤怒的唯一途径。

P.P.S.根据《南方公园》的最新统计，容易愤怒的人无一例外呈现阴茎短小的特征。

这科学吗？

观看电影【一九四二】首映礼，600平米巨屏，效果震撼。

令人动容的是，主创与编剧对于该篇的诠释，张国立几度哽咽，认为这是“真相的坚守”，冯小刚认为这是18年的“梦想”，王中军则认为这是对于观众的“信心”；刘震云让我们看到是一个作家对于历史的“良心”。

冯小刚现场感叹，诺贝尔文学奖应该给刘震云，现场掌声雷动呼应。

感动是感动，回来路上，1942 让冯小刚干了，1960 谁来干！

1960的饥荒的死亡人数是1942的10倍多！

看完《1942》的心情，用复杂这两个字来形容比较恰当。

不可名状，又难以言说。

电影由刘震云的同名小说改编而成，这部报告文学体的中篇小说全文用一种黑色幽默的笔调，戏谑的口吻描述了1942年河南饥荒的部分场景和国民政府在决策前后的心理动态。

让教科书上金科玉律似的“大历史”和来自个体微不足道的“小记忆”之间做了对照，形成强烈的反差。

可以说，刘震云是当代批判国民性较为犀利的作家之一，但是，1942这部电影，个人觉得它存在的价值和所引发的思考，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纵线——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影片由两条主线构成1，老东家等人避灾——逃荒——流亡的路线与过程2，国民政府灾前——灾时——灾后的表现与转变。

老东家的人物形象，用善恶是很难定位的，影片开始放任自己的二少爷欺辱花枝，接下来又打算报告县令捉拿城下求粮的灾民，他称不上是一位善人；逃灾途中求法庭保护栓柱，又分给花枝一家粮食，尽管并非心甘情愿，却也不至冷漠无情。

临近陕西途中，他还不忘安再置土地，安定富足后再重回家乡，我们可以看出，这是家本位思想浓厚、有着基本是非道德观念，又有些自私自利的封建地主形象。

随着剧情不断向前推进，儿子在家被灾民强盗刺死、儿媳抱着孩子饿死、老伴悄无声息地离世、最后的相伴——自己出生不久的孙子被自己闷死，老东家在身体上被饥饿摧残的同时，还受到心灵上的双重打击，让他一次次由希望陷入绝望之中，最后发出这样的感叹;"死了好啊，早死早解脱”。

灾难不仅让他放下了自己的身段，退去了种种的外物，变成渺小而悲惨的普通灾民，也让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大地主在灾难面前显得那样无能为力。

这样的情节与形象，让我们一点点在心理上接受老东家这个角色，并对他的遭遇更多地转化为同情。

在影片中，蒋委员长以及国民政府上上下下的官员，似乎从来没有把救灾作为国内的第一要务，而是更多地刻画战争局势是如何的严峻，怎样的刻不容缓。

要么是通过河南省政府转述得知，要么是通过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大公报，美国时代周刊。

似乎更应了刘震云书中的那句，也是影片开头：在死三百万的同时，历史上还发生着这样一些事：宋美玲访美、甘地绝食、斯大林格勒大血战、丘吉尔感冒。

这些事件中的任何一桩，放到一九四二年的世界环境中，都比三百万要重要。

蒋委员长在中国舆论和国际声誉的压力下，终于决定开始救灾，我们看到下级象征性地处分了一批官员，还强制要求灾民充当看客，我们又看到当时粮价疯涨，负责发粮的商家接替官员中饱私囊，灾区各机构论辩不休。

虽然控诉了民国政府的腐败无能，但是没有像以往电影那样的盖棺定论，我们看到李培基主席的一心为民，也看到蒋介石一方面担心国际战事，一方面想要爱民如子，力求言行统一。

客观全面地展现了当时腐化的国民政府。

夹杂在影片中的四条支线：1，美国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灾区跟踪报道；2，张涵予饰演的牧师信念的动摇；3，范伟饰演的老马由厨师到流动法庭又变回厨师的过程；4，国内各界的捐款救助。

白修德这一人物有其确凿的历史原型，刘震云的原作中有几段引用当年白修德的报导，面对河南灾荒的场景，白修德感到震惊的同时，也很费解。

在他的价值体系中，制衡的原则让政府的首要存在价值即是为公民服务。

当他以“民有、民治、民享”为理念基础的政府来对比时，他不停地抛出这样一个疑问：他们的政府为什么不作为？

张涵予饰演的牧师开始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相信逃荒途中的伤亡是因为他们缺少主的信仰，他不停地游说民众，施舍并传教，在死不瞑目的大娘面前，他感到疑惑，在亲眼目睹一位小女孩在他面前被炮火炸成碎片后，他开始动摇，在询问上帝旨意与恶魔罪行孰高孰低后，他的信念彻底坍塌；范伟扮演的由厨师到法官的角色，，所主导的流动法庭一直随着灾民，维持着某种完全不成形的法律秩序，直到被入侵的日本兵又把他变成了他们的厨子。

即便国内实业家愿意捐出一半的家产救助灾区，在发送过程中，仍无法保证能够全数到达灾民手中，河南的灾情并没有任何减缓。

主线与支线的交织当我们跳出这个环节，宏观地来看这部电影时，我们会注意到，这两条主线与四条支线是相互交织，相互关联的。

两条主线分别象征主体和受体，四条支线则是对主客体的相融与补充。

福柯的权力哲学中这样写道：权力不只是物质上的或军事上的威力，当然它们是权力的一个元素。

对福柯来说，权力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可以掌握的位置，而是一种贯穿整个社会的“能量流”。

福柯不将权力看做一种形式，而将它看做使用社会机构来表现一种真理而来将自己的目的施加于社会的不同的方式。

1942年的民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象征这种权力的存在，而当这种权力没有被真理，或者说是知识所支配时，就只能沦为一种残酷的暴力统治机器。

众多线索交织在一起也表现出电影的主题之一：即在政府这个主体不作为的情况下，记者，教会，流动法庭，实业家捐助，也就是其所代表对应的舆论，宗教，司法，慈善。

都不能为灾民这个受体的生存环境作出改变，充其量只能是技术理性时代的某些修补。

而且其自身也存在着种种问题，白修德为获取新闻几次深入险境，对话蒋介石困难重重，还面临着封锁消息限制人身自由的风险；脱离当时现实缺乏群众基础的教义，牧师非但没有让别人接受，也毁掉了自己的信仰；可笑的流动法庭，缺乏专业素养的法官，外憨内奸，外强中干，最后只会屈服于日军的刀下；有着爱国救民之心的实业家，救灾过程中缺乏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粮款也终将流入他人之手。

贯线——1942中的两个深层次矛盾1，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影片和原作中有这么一句台词：老百姓死了，土地还是中国人的；可是如果当兵的饿死了，日本人就会接管这个国家。

这句话很明确地把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区分开来。

墨子说：上之为政，得下之情则治，不得下之情则乱。

在影片中我们看到，一方面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斡旋在世界最华丽的舞台，他们极力争取国家命运走向的权力，签订合约，参加会议，出席着最高级的宴会，享用着最丰盛的菜肴，而河南逃荒的灾民则是在荒郊野外停留，一步步逼近死亡的边缘，一次次由希望再次陷入绝望。

在这里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缩视成为国家内部阶层的断裂。

统治阶层与被统治阶层间。

简单划分的两个阶层不光在物质条件和生活待遇上有如此巨大的悬殊，强势群体还时常对弱势群体进行欺辱：士兵抢夺灾民的粮食钱财，不法商贩从赈灾款项中抽取各种各样的好处费，陕西军官驱逐灾民的入境火车。

影片对于这两个阶层的刻画是各有侧重的，对于上层阶层影片主要刻画其腐败，成规，结党营私，同流合污的官场，对于下层阶层则避免了相互之间可能发生的利益争端，更在个体内部之间展开。

当这个社会的断层不断加大，扭曲，逐渐失去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的契合点，国将不国。

2，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在原作中，我们看到结尾详细地描述到被日军放粮拯救了的最后灾民，成了日军的乡亲，他们为日军指路，为日军抬担架，甚至为日军参军。

影片中则极力淡化这一情节，仅在河南省主席回答蒋委员长的询问否定这一事实的情节中提及。

在这点上，反对的两个倾向是，一赞扬，一批评，即不赞扬日军，因为日军侵华是整个事件的大背景。

同样，河南灾民接受日军的粮食并为也不该加以批评。

求生的欲望会压倒一切，这是每个人在绝境面前都会做出的选择。

荀子说：水火有气而无生，草木有生而无知，禽兽有知而无义，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气，故最为天下贵也。

然而当所谓的“义气”，道德建立起的秩序瓦解，人的社会性消失时，当血缘纽带组成的种族群体关系消失时，当特殊情况下人性退化成基本兽性时，再谈什么民族，什么大义，就是用意识形态对个体进行道德绑架，要饿死还是做汉奸？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日军侵华，导致国家处于紧急状态，这是现代性扩张的暴力和冷酷；国民政府不顾百姓死活，既是前者的影响所致，也是和前者一样，是在同一逻辑路线上的结果，这同一逻辑无非现代性控制对社会的粗暴和无情，而蒋介石是在这个逻辑里面思考，自然会做出那样的决定。

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展现人道主义，以人为本的，以人类自身功能观念意义上的一种良知。

纵贯线的契合点——1942结尾我们纵观整部电影，可以从中看到河南安土重迁的思想根深蒂固，从老东家和瞎鹿家的逃荒过程中，家本位和血缘亲疏的思想也随处可见。

这与中国素有的家天下传统相关。

在影片的结尾，老东失去一切亲人，失掉信仰，脑海中只有“走下去”的念头绝望地回转时，碰到那个同样失去全家人的小女孩，简单却有力的对白，简短却温暖的两句称呼，融化了所有的冰冷和绝望，让素不相识的的两个人成为家人，让不堪回首的历史重新燃起了希望。

这段情节彻底升华了影片在巨大灾难下表现出来人与人之间的温情主题：星星从自诩为一个高贵的女知识分子，忍痛杀死自己心爱的黑猫，烧掉珍视的书籍，最后为了家人卖身；不从二少爷的花枝为了孩子屈身于栓柱，让“一天的男人”主动卖掉自己，自动临走前给栓柱换上更暖和的棉裤；栓柱为了“一天夫妻”的承诺四处找寻孩子，死于日军的尖刀之下......当传统的血缘关系在亲人的不断死亡和离去中结束，一种以爱心和责任为主的现代认知诞生，一种超出血脉维系的传统纽带的心理认同被建立。

国家利益与人民利益间的矛盾探讨在此时显得无关紧要，民族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冲突纷争也在这里变得微不足道。

这种现代的方式将逐渐使旧规则瓦解，从人与人的交际起步塑造出一种全新的社会秩序和体系，安定，和谐，友爱。

即灾难在摧毁旧有秩序，摧残人性，使其混乱倒退的同时，也于无形中孕育出了一种新的认知方式，新的社会秩序，新的时代文明。

我想，这是电影众多线索汇聚成最后想要表达的主旨，这也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原因，文明源源不断的所在。

几条暗线的存在1，第二次世界大战当时同盟国处于不利境地2，蒋介石炸花园口事件导致河南受灾3，国共合作下的军阀混战阴影纵贯线再评价——冯导的诚意与电影的不足冯导近几年的作品质量都较高（或许夜宴除外吧），对于这部影片，笔者并不觉得是在扣道德帽子，或者所谓的什么发国难财。

从影片的拍摄过程来看，宣传的报道是所有主演都为参与此片而节食减肥，这是让人称赞的敬业态度；值得一提的是冯导没有为参演的两位好莱坞巨星修改剧本，增添戏份，不是让剧本随着明星改动，而是让这二位融入电影剧本的文化体系中，饰演影片的配角，从某种意义上讲，没有向好莱坞巨星低头的国产电影会是好电影，两位巨星没有突出亮点的表演就是其表演的最大亮点。

从影片的题材上来看，1942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和启迪意义，一方面普及文化知识，让人们了解那段被遗忘的历史；另一方面也让人们深思，在当今时代，既不能放弃思考中国繁荣的真正动力，也不能站在远处，漠视个体的价值。

从影片的细节上看，李雪健被迫贿赂时，他背后墙上的四个大字「天下为公，很具讽刺性；日军给栓柱食物时，前面是馒头，后面是尖刀，如此逼迫就范，寓意很深。

从影片的监制上来看，冯导很少将主线人物刻画成脸谱形象，很难用好坏将他们定位，同时也尽量避免用宏大叙事的笔法刻画一些展现民族气节的英雄，而是写小人物，写小人物的流离失所，情感变化，在灾难下尽显人与人之间的温情，更具有真实性。

但是，影片在如此宏大的背景下企图穿插多条线索，力图全景式地刻画人物，难免在剧情铺张上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不足。

1，饥荒描写上略显不足，战争场面描述过重。

在原作中对灾民的食物，最后的生活处境有着很详细的叙述。

或许是对人性的一种秉持，或许是碍于现行的审核制度，电影中在这些场景上大多是一掠而过，没有详细刻画最后的食物是如何的难以下咽，又是怎样如毒药一般令人痛苦，易子而食等惨绝人寰的场景则在电影中被删掉，而用了许多镜头来表现日军空投导弹造成伤亡，血肉飞溅，尸横遍野的场景。

由于国内的战争片数不胜数，所以大家对片子中的战争，炮火场景已然不是特别感冒。

虽然是为了突出日军侵华这一背景前提，不过还是在一定程度上让影片缺少了张力。

2，宗教主义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按照前面的分析，宗教作为四大支线之一，烘托主题并加强剧情悲壮效果。

但是天主教派的教义在这里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体现，另一方面由于1942年天主教徒在民国属于小众，外国的视角已由时代记者白修德充当，这里的西方宗教视角就显得没有那么突出，也无法形成较大的影响。

3，高潮不够突出，起伏止步于音乐。

很多人看过电影都会有相同的感慨。

笔者觉得影片最后的高潮应该是河南灾民在日军放粮后成为所谓的“汉奸”，然后在此时唱响人道主义的悲歌。

但是影片令人意外地删掉了这一情节，只是在李培基向蒋介石转述的情节里提了一句而已，这或许也是碍于现行审核制度的原因。

另外，影片的节奏虽然整体给人一种微强烈的震撼感，但是似乎总是还差一点什么，是剧情与音乐之间缺少空白与渐进的过渡。

记得影片音乐正式响起的第一个情节，是老东家房子被烧的画面，一种无言的凄凉。

这个画面前本可以有更多老东家环视周围和表情刻画的镜头作为过渡，让观众有更多的时间追随人物的情感变化，但音乐突然响起，切断了这一桥梁，让高潮随着音乐而来，又止步于音乐，也让影片的音乐具有一种说不出的违和感。

以后还敢不敢相信豆瓣评分？

这么好的电影竟然被那写没看过影片的人恶意中伤的这严重，把对导演的攻击转化成对一部好电影的污蔑。

每次进影院去看电影之前要在豆瓣上看下评分，低于7.5的直接忽略。

周一看的少年派是因为评分竟然达到9.2,但走出影院内心并没有太多的震撼。

然而1942的评分如此之低让我一开始直接认为此片不过是又一部“大师级”导演出品的垃圾片。

但是仔细观察影评，很多打一星的评论者根本没有看过电影，只是对导演和影片恶意的中伤。

幸亏今天走进影院看了这部电影，没有错过一部国产电影中难得的好片。

电影借着还原历史讽刺了很多东西，人们在饥荒面前本性的暴露，我们中国人善良和邪恶的两面都真实显现。

1942河南饿死三百万人，1959年饿死何止三百万！

冯不敢也无法去拍1959，只能借由对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军队的讽刺去指桑骂槐。

冯近些年对宗教的感悟也融入其中，个人觉得此片和少年派都在宣扬基督教。

虽然本人不是基督教徒，但是看到世界上有如此多的灾难之时我也会发出影片里的那种疑问：“如果神灵不去拯救受难的人们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信?如果上帝战胜不了魔鬼我们为什么还要信？

”悲凉的百姓只能在饥饿和战火中挣扎，侥幸活下来的不愿意回忆这段悲惨的过去。

希望喜欢看电影的人们不要因为近乎污蔑的评分错过一部好片，以后看电影真的不敢迷信豆瓣了。

看《一九四二》已经有一个月，文章陆续修改到今天。

整体来讲，对影片不是很满意，虽然也维持了一定的水准。

肯定比《唐山大地震》有进步，但不够好，尤其是和影片前期的宣传攻势相比，更显得有点名不符实。

个人认为的不足大致下面四个方面（文中拿一些其它影片作对比举例，仅是参照之意，并无过度的褒贬）。

一、缺乏对人性和生命的进一步思考，价值观的观照不够，或者通俗点说，就是深度不够。

1942年这场灾难，原因有三条：一是天灾，二是人祸，三是战争，天时地利人和都不顺，所以才有这百年一遇的饥荒。

但是大难临头，人类要如何自处？

给粮食，固然可以救身体，但心灵家园的拯救也不可或缺。

我中华民族是没有宗教信仰的，尽管佛教已经勤勉地在中土传播了2000年，但普通民众吃斋念佛，无非是求多子多福，家宅平安，这和严格意义上的宗教信徒仍有区别。

《一九四二》里，有个张涵宇扮演的小安神父，在一众灾民当中出落得颇有喜感。

这个人物的设置，除了讨好西方观众以外，估计也是想传达在灾难面前人类的救赎和归属问题。

因为在如此巨大的苦难面前，稍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会经不住拷问：既然生命如此脆弱，那么人类在天地间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饥寒交迫中，人如蝼蚁般成群死去，你所拥有的一切：家人、故乡、财产、前途甚至肉体，都在风中消散，那么活着和死去又有何分别？

这个世上，究竟有什么能够让逝者安心离去（片中小安神父送丧的那个死不瞑目的人），让活者寻到苟活下去的理由（张国立最后找到一个和自己一样无依无靠的小女孩）？

能感觉到影片试图触碰这些思考，但可惜只是一闪而过。

当小安神父发现上帝也不能拯救饥饿之后，他直接崩溃了，影片就此收回对上帝的追寻，只留下一段二胡伴唱的搞笑版赞美诗。

其实我有点好奇，为什么是神父而不是和尚承担了这种思考？

和张钫老母口里念的“阿弥陀佛”相比，小安神父的赞美诗和十字架显得很不靠谱、不接地气，在1942年的河南大地上极具违和感。

因为实在找不到依托，影片最终还是把精神归宿落在家庭伦理上。

这是中国社会两千年来的根基，人们已经习惯把希望寄托在家庭的组成和血脉的延续上，只要有这两样的存在，那么活着就有了盼头。

这和《拯救大兵雷恩》是不同的，虽然救回雷恩也是为了让一个家庭可以“有后”，保存血脉，但斯皮尔伯格在其中掺杂了众多关于人性、人道和生存意义的探讨，片中的人物都不断地诘问生命的价值，而并非简单执行上级命令的战争工具。

但是，《一九四二》当中，无论是张涵宇的安神父还是阿德里安的白修德，其彰显的精神力量都无法和汤姆·汉克斯的米勒中尉相比，都无法提供足够的、精神维度上的支撑。

鉴于影片在深度思考上表现得如此贫弱，今天就算是汤姆·汉克斯本尊代替阿德里安或者蒂姆·罗宾斯亲自上阵，估计也是一样无力。

二、人物塑造扁平化。

剧中人物基本上就是第一眼看上去就已经呈现的面貌，缺少变化和丰富性，而且所有人物设定都未能脱离固有的形象。

例如蒋介石，就是一个置民众于水火而不顾的领袖，玩弄权术且扼杀新闻自由；蒋鼎文，一个不会作战，只会撤退，且凌驾于人民头上兵匪；白修德，一个来自自由世界的无冕之王、民主代言人，西方人权卫士……基本上，你心目中坏的领袖，恶的将军，好的洋人，该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没有一点突破。

人当然是复杂的。

比如《辛德勒名单》里面有位德国军官，玩弄了一个犹太女孩，后来他很痛苦，因为他真的爱上了她。

虽然职责和教育告诉他，她是下等的，但人的情感却并不那么容易控制，所以他会有挣扎。

反观《一九四二》，如果可以假设，蒋介石是这样一个人：他真的、的的确确知道在河南饿死了人，很多人，身为领袖他亦感同身受，内心煎熬，但同样作为一个领袖，他却必需牺牲这些黎民，而去保护其它的百姓。

然而媒体责骂他，外国人也批评他，无人体谅他的难处和苦恼，大国的领袖不好当啊……这里补充一下，最近曝光的《蒋介石日记》提供了佐证：蒋是抗日的，可心里明知打不过，所以才有很多下策，比如“用空间换时间”什么的，包括把河南的包袱甩给日本人之类。

这些日记还透露，蒋在抗战期间肩负的压力太大，两次想自杀，后来靠不停地祈祷才度过难关。

（瞧，上帝还是很管用的，至少拯救了蒋委员长。

不过，鉴于粉饰一个国民党反对派的头子，可能仍然为天朝电影体制所不容，所以，上面这些话就当我没说好了）此外就是李雪健演的李培基，一个焦裕录式的好干部，这个横空出世的悲情人物颇让人好奇他究竟是怎么在官场上混迹到今天的？

既然能当上一省大员，那想必早已经熟谙官场上的种种，为何连四处打点这种事还要秘书来提醒？

这样清廉刚正、单纯可爱的官员在共和国解放初期或许真的有，在大半个世纪前的国民政府里，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李培基的戏份在片中不算少，作为一个重要角色，他的身上应该有些故事，就是要“有戏”，但最后他除了不断地为民请命这一件事以外，其它什么也没有发生，莫名其妙地来，悄无声息地走，和蒋鼎文、白修德、小安神父一样，默默遁入历史的雾霭，仅仅为了传达某些概念而存在，人物形象概念化，而且设置地过于想当然。

对这个人物，我们也可以有个假设：一个老辣圆滑的官场高手，好不容易逮到机会荣升一省大员，结果发现老蒋扔过来的是一个烫手的山芋，还没来得及高兴，便发现自己掉进了火坑。

但深入地方与灾民接触后，哀鸿遍野的景象触动了他的恻隐之心，最终决定真正履行省长一职，动用一切官场的手腕为灾民请命，却总是不能如愿，无奈之下挂官而去——如果人物的命运有这样一个转折，会不会比现在这个一出现就注定是青天大老爷的李省长要好一点点呢？

大家见仁见智吧。

再比如，一切可以再复杂一点：例如老东家的粮车不是在日军空袭中遗失的，儿媳的钟不是被国民党兵匪抢走的，而是被灾民自己；如果灾民投靠日本人不仅仅是蒋介石嘴里的一句话，而是真正发生了，比如栓柱，真的想穿上日本军装去找回自己的女人，那么，影片会变成什么样子？

答案可能也很简单，大概就是影片不能过审。

所以，呃，关于这一条理由，我相信不是冯导和刘编剧的错。

线索太乱，层面太多，重点太杂，什么都想表现，结果什么都没有展开讲清楚。

一个重大事件，可叙述的角度必然很多，比如二战，比如奥斯维辛，拍了大半个世纪仍然不断有新片出来，而且不乏佳作。

光一个诺曼底登陆就拍了多少回？

拍集中营，有《辛德勒名单》这样的，也有《美丽人生》这样的，甚至还有《朗读者》这样的。

管中窥豹，倒可以小见大。

相反，如果今天有人想拍一部关于奥斯维辛的全景式史诗大片，那估计就要吃力不讨好了。

要表现的内容那么多，如何能够在短短二三个小时内讲述清楚？

现在冯小刚和刘震云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

他们希望告诉大家，1942年在河南那旮旯究竟发生了什么。

虽然他们很努力了，下到普通百姓，上至一国领袖，什么都拍了，但终究还是浮光略影。

电影毕竟不是历史教科书，想要了解史实的大众自可去翻查史书，电影工作者的使命是艺术地叙事，而非把仅仅把历史影像化。

一个外国记者1942年在中国的所见所闻，一个乡村神父在灾荒面前的心路历程，一个地方官员在赈灾救灾过程中的困境与无奈，一个封建地主在饥馑之年家破人亡、沦为赤贫的曲折离奇，一个农民家庭在逃难中被迫卖儿卖女，丈夫死于非命，妻子又卖身为娼的悲惨境遇，上面每一个角度都足以拍成一部出色的电影。

但是现在它们被生生整合在一起，挤压到一个逼仄的空间里，搞得每个人都无法很好地伸展拳脚。

所有的故事都点到为止，所有的人物都只是概念的载体而非活生生的血肉之躯。

比如白修德这个人，他的性格、经历、结局完全没有交待，他什么来中国？

为什么执意要揭开河南大灾这个盖子？

这是他个人的意思，还是《时代》杂志的授意？

他是孤军奋战，还是当时还有其它的外国记者也在做同样的事情？

凡此种种，如果追述下去，会多么有意思啊。

可惜现在，他的存在只是为了提供众多视角中的一个，目的是反映西方某些有识之士的立场，相当于文章最后所加的那个“相关链接”。

当然，我也很理解因为长期题材约束造成的饥渴，导致中国导演有太多的话想说、想表达，个个都想一口吃成个大胖子，恨不能把什么材料都炒在一起一锅端上来，结果弄不好成了一盘杂烩。

所以，还是悠着点吧，慢慢来，希望冯导这个片子只是开了头，能够引导其它人更进一步，更深入地去开掘这个题材。

毕竟这是民族历史上一次巨大的灾难，再怎么反复描述也不为过的，楚汉争霸都可以在短短几年内拍出N多个版本，这个1942年的大灾荒还只是刚刚被开垦的处女地，很值得再深挖。

四、过于夸张的煽情。

这是冯导最擅长的，已经被诟病了很久，此片虽然已经内敛了很多，但还是不可避免堕入过度煽情的俗套。

论夸张的煽情，最厉害的当是穷摇片里的刘雪华阿姨和马锦涛蜀蜀，动辄泪如雨下，呼天抢地，撕心裂肺，仿佛不这样，便不能体现出内心的悲痛。

倪萍大婶则是内地的翘楚，常常霸着央视的屏幕，做深情告白。

其实也不是她讲的故事不感人，只是一看到她热泪盈眶的样子，我马上就不想哭，只想笑了。

冯夫人徐帆有后来居上的态势，她当年因为拍喜剧和冯导相识，扶正之后夫唱妇随改拍悲剧。

其实她早年演喜剧还挺成功的，演悲剧则勉为其难（按理她是金马影后，演技获得肯定，或许不该这么评价，但个人还是觉得她在《唐山》中的表现，远不如早期在冯氏喜剧中来得出色）。

以个人喜好来讲，我是很不喜欢对悲剧做这样处理的，虽然也不得不承认刘阿姨、马大叔和倪大婶的眼泪对部分观众还是很有杀伤力。

因为近期同时也在放李安导演的片子，所以就随手拿来对比。

比如著名的《断臂山》，自始至终感情一直收着，直到最后出现衣橱里两件套在一起的衬衣，希斯·莱杰落泪了，可观众的眼泪比主角更汹涌。

所谓悲剧，大概就是这样，叫人在哭过之后，还长久地被一种低徊的情绪所笼罩，也许流泪，也许欲哭无泪，可至少我们的心已经深深被触动。

悲剧，是有力量的，能够直指人心，而不仅仅是让演员在镜头面前顾自宣泄。

回到《一九四二》。

看介绍说，这戏已经很收了（确实如此，比起《唐山大地震》，徐姐姐这次真的收敛很多），据说为此，冯导夫妇还拌了嘴。

但在很多地方，煽情的痕迹仍然十分明显，比如洛阳城外花枝再婚和被卖的那一段，那个换棉裤的细节画面虽然拍得美，但拖沓，镜头煽情却不会叙事。

几位男主的表演要好一些（和马锦涛叔叔比起来肯定是好很多很多了），不过，张国立父子从头到尾的表现就在述说一个意思：惨啊，惨啊，你看我多惨啊……李雪健也是永远一副苦逼相，一望而知是个倒霉的老好人。

这里也没有指摘演员的意思，很大程度上，还是和剧情安排以及导演的处理手法有关，冯导向来热衷在悲剧里加入肥皂剧式的煽情，而不像以前那样，把天下大事举重若轻地加进喜剧里调侃。

所以，产生的效果肯定就不一样了。

讲述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的电影《一九四二》，在坊间已成热词。

但可惜的是，无论是电影本身，还是作为脚本的纪实原著，乃至于媒体对该段历史的诸多重新发掘，均可谓是伪史当道。

本文所澄清的，只是这些伪史中的一部分。

2012-12-07 第95期电影《一九四二》海报政府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饥荒？

重庆《大公报》1943年2月3日因刊载该报主持者王芸生的一篇《看重庆，念中原》的社论，而被当局停刊三天。

电影及许多媒体，均以此为据，认定国民政府当年压制舆论，不允许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详细]。

《大公报》被停刊三天，不是因为报道河南饥荒，而是“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大公报》被停刊三天是实情，但其被停刊的原因，其实并不是因为该社论报道了河南的大饥荒。

据王世杰1943年2月4日的日记披露，其被停刊的真实原因是：“《大公报》因指摘限制物价之失败，受停刊三日之处分。

”王氏曾担任国民政府中央宣传部部长，1942年12月7日刚刚辞任。

以他的身份，自然知道《大公报》被停刊的真实原因。

换言之，报导灾荒并不犯禁，但指责政府限价不力则惹怒了当局。

在《大公报》被停刊之前，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灾荒的报道至少已有40余篇事实上，对于河南的灾荒，国民政府从来没有限制过媒体的报道。

譬如重庆《新华日报》，自1942年8月到1943年2月3日《大公报》被停刊这段时间里，据笔者的不完整统计，报道河南饥荒的新闻，已多达40余篇；其中12月份的报道最多，具体如下表：入陕豫灾民，陕省府设法救济 1942，12，1豫省灾情志略1942，12，1[洛阳各界救灾工作竞赛展期至本月十日]（要闻简报）1942，12，3豫灾弃婴，捐款救济1942，12，4[傅作义捐款万元救济豫灾]（要闻简报）1942，12，5豫灾救济，洛阳各界热烈响应，米干主教来渝筹赈1942，12，7救济豫灾，政府拨一万万元，卫立煌等发起扩大募捐1942，12，8河南之灾，灾区来信痛陈饥荒1942，12，10灾民迁徙耕地荒芜，豫省当局规定代耕办法，并筹措平粜基金及粮食1942，12，10[灾荒严重民食困难，豫省府通令禁止酿酒]（要闻简报）1942，12，11救济豫灾，美援华会派员赴豫，主持发放该会赈款，陕省府拨款收容灾童1942，12，13豫灾民相率流亡，每日到洛阳达数千，过去四个月已配送十二万人1942，12，14救济豫灾，农行赶办第二批灾区款货，甘全省捐一日所得赈豫灾1942，12，15洛粮价上涨，赈灾款已募四十余万1942，12，16前线将士同情豫灾，X战区官兵节食助赈1942，12，18豫省募款救灾，年底可望达五千万元，鹿邑上蔡灾情益严重1942，12，19救济豫灾，鲁山县献粮薪，各省纷纷捐款1942，12，20[新疆垦业银行及山西省府均寄款救豫灾]（要闻简报）1942，12，21蒋介石轸念豫灾，令在陇海沿线设粥厂，豫建厅筹划明年春耕1942，12，28豫枪决污吏1942，12，29豫战区官兵赈灾，每月自动减食两餐，蒋介石特电嘉奖1942，12，29[陆军某师某团，绝食一日赈豫灾]（要闻简报）1942，12，30国际友人协赈豫灾1942，12，31重庆《新华日报》当时在国统区公开发行，其刊登的内容，和重庆《大公报》一样需接受国民政府新闻检查机关的审查。

但这40多篇关于河南灾荒的报道，没有一篇遭到封杀处罚；《大公报》遭到处罚后，到1943年6月，据笔者不完整统计，重庆《新华日报》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数量，至少还有80余篇，具体篇名及报道日期，恕不再以列表一一罗列。

所谓国民政府不让媒体报道河南大饥荒，显然不实。

实际上，无论灾前灾后，对河南饥荒的报道，政府从未有过限制。

《大公报》停刊三天，不是因为它报道了灾荒，而是因为它抨击了政府。

《大公报》被处罚之前与之后，对河南灾荒的报道同样从未中断被停刊三天的《大公报》，在被处罚之前，实际上已有不少对河南饥荒的报道，这些报道也未受到当局的封杀和处罚。

下面是笔者对该报1942年河南饥荒报道的一份不完整统计：洛阳喜雨，豫购陕粮救灾1942，9，12豫请振代表昨谒徐部长1942，9，15行政院决议救济豫灾1942，9，30视察豫灾（张继、张厉生奉派赴豫） 1942，10，1救济豫灾；豫枪决污吏1942，10，2宣慰豫灾民1942，10，7查勘豫灾1942，10，8查勘豫灾，张继等由洛出发1942，10，25豫灾民移垦1942，10，29宣慰豫灾，张继等返抵西安1942，11，5振济豫灾，中央将再拨款急振1942，12，3豫省积极救灾，筹平粜基金，向富户借粮1942，12，10振济豫省灾民1942，12，28豫省灾荒目睹记1942，12，28天寒岁末念灾黎1942，12，28值得一提的是，《豫省灾荒目睹记》一文对河南灾荒严重程度的披露，丝毫不逊于后来王芸生为之配发社评而惹祸的《豫灾实录》，该报道里有诸多惨烈的饥民死亡案例，譬如“在宣城，一陈姓满门五六口由家长迫令长幼同时食砒霜自杀，在服毒后，邻居概不往救，且曰：‘早死，少受罪！

’”王芸生也为该报道配发了社论《天寒岁末念灾黎》，但因未曾抨击政府的战时政策，两篇报道均顺利登出。

1943年2月2日被停刊三天后，大公报实际上仍在继续报道河南灾荒，据笔者所见，其报道至少持续到该年6月20日，当日刊发了张高峰的前线报道《灾后话农情——河南新麦登场》。

蒋介石不许报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

电影及媒体惯说蒋介石不愿意救灾、“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流行的史料依据有三份。

这三份史料都有问题。

冯玉祥的回忆绘声绘色，但李培基根本没去重庆报灾，怎会挨蒋介石的骂？

其一是冯玉祥的回忆。

冯氏1947年在美国写回忆录《我所知道的蒋介石》，其中说道：“河南大旱，是人人都知道。

这次旱灾是以叶县为中心，周围七、八百里，草根树皮都被饥民吃光了。

饿死的人不知有多少，遍地皆是，无法算计，就在这样惨痛之下，蒋介石还向河南征粮。

那位河南主席实在没有办法。

大胆的向蒋介石说：‘旱灾太厉害。

’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就大骂起来说：‘一点廉耻都没有，一点人格都没有，就是胡造谣言，我知道河南全省都是很好的收成，而你偏说有旱灾！

’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

可见对于人命毫不关心。

”上一期专题《1942年河南饥荒人祸分析》已经考证过，冯氏所谓的“那位河南主席”，名叫李培基，在中央派人前往河南调查之前，李氏一直竭力在做的事情，不是报灾，而是在瞒灾。

被河南各界推举前往重庆报灾的杨一峰，“在重庆查出了当时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向中央所呈送的报告，说河南的粮食收获还好。

”事实恰恰和冯玉祥所言相反。

李氏既然从未面见蒋介石痛陈灾情，后面所谓“无人格长，无人格短的骂了一个钟头”的情节，显然只能出自冯玉祥的捏造杜撰。

郭仲隗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但河南军方曾多次报灾，并因此与豫省府正面冲突第二份史料，是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郭仲隗晚年在《江流天地外》一书中的回忆。

据郭氏说：1942年，我续任第三届国民参政员，是年河南大旱，除少数水田外，一粒未收。

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我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结果河南饿死了500多万人，河南主席李培基只报了1602人，开政治上未有之奇”。

郭氏说“中央不准报灾，亦不救济”，全然不是事实。

真实情况是：汤恩伯、蒋鼎文、李家珏等河南军方高层均曾向重庆报过灾，但河南省政府方面则一直瞒报灾情。

军、政双方的这种分歧，在1942年9月的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曾有一次正面冲突，冲突的结果，是蒋介石“决定1942年河南军粮配额（从420万石）减为250万石”。

详情可见上期专题。

[详细] 如果不相信河南有灾，不愿救灾，如此大幅度地减少河南的军粮配额干什么呢？

但减而不免，则很显然与河南省政府的灾情报告有关。

郭所谓“以参政员奔走呼号，不遗余力”，是在1942年10月30日，此时，河南各界推派的赴渝报灾三代表杨一峰、刘庄甫、任兆鲁已经顺利将河南灾荒的实况转达给了蒋介石。

杨一峰后来回忆说：“弟当时被河南各界推为赴渝呼吁三代表之一，据所知中央了解河南灾况，并非由于豫籍参政员郭仲隗先生之呼吁。

……郭参政员之呼吁，可能是以后之事，与中央之推派大员赴豫勘灾无干。

”王芸生说陈布雷告诉他“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其实只是王芸生的杜撰第三份史料，是60年代王芸生、曹谷冰撰写的《1926年至1949年的旧大公报》，该文声称：“（《大公报》被停刊后）王芸生曾为此向陈布雷询问究竟，陈布雷说：‘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

李主席(培基)的报灾电，说什么‘赤地千里’、‘哀鸿遍野’、‘嗷嗷待哺’等等，委员长就骂是谎报滥调，并且严令河南的征实不得缓免。

’这可见蒋介石刚愎自用、不恤民命的作风。

”在李培基没有报灾这一点上，王芸生和冯玉祥一样，赤裸裸地撒了谎。

陈布雷时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李培基并未报灾，陈怎么可能向王芸生讲那么一大段李培基报灾被骂的情节呢？

这段情节显然是王芸生60年代时杜撰的。

再者，此时已是1943年2月，重庆派往河南调查灾情的张继、张厉生等人1942年10月份就已经到了河南，饥荒的实际情形早已通过他们传回了重庆，政府的救灾工作已经全面铺展开来，陈布雷怎么可能罔顾事实，跟王芸生说什么“委员长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灾，说是省政府虚报灾情”呢？

唯一的解释，只能是王芸生在60年代伪造了这段历史。

记者白修德报道灾情之后，政府才被迫开始救灾吗?美国记者白修德1943年3月22日曾在美国《时代》周刊上报道河南饥荒。

白氏晚年在其回忆录里引用一位“梅根神父”的来信，认为正是因为自己的报道，才迫使无心救灾的国民政府行动了起来：“自从你走后并且发出了电报，粮食就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到处开办了临时伙房。

……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发挥了很大作用。

”电影乃至多数国内媒体照搬了白氏晚年的这一说法 [详细] 。

但事实并非如此。

白修德在《时代》周刊报道灾荒时，中央及河南的救灾工作早已全面展开自1942年9月9日西安王曲军事会议上，以蒋鼎文为首的河南军方向蒋介石报告了灾情实况之后，尽管以李培基为首的河南省政府仍然对饥荒的严重程度持保守态度，但河南省政府的救灾工作，已不得不立即展开。

9月16日，李培基迫于中央压力，正式成立河南省救灾委员会；9月28日，李培基正式发表讲话，提出“今后本府决定将救灾一项，定为中心工作。

”此后，整个河南省政府的运转，即彻底转入救灾模式。

王曲军事会议上，中央直接减少了河南的军粮配额，并立即从陕西开始向河南运粮。

总体来说，1942年9到10月间，可视为中央及河南地方救灾工作的第一阶段。

其内容，主要侧重于调查灾情及救灾计划、办法的拟定。

调查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查勘各县灾情实况，详细记录“充足、自足、不足、待救”四种户口；具体的救灾计划和办法则依据上述调查制定。

1942年10月到1943年1月，可视作救灾的第二阶段。

此一时期，各项救灾工作均已分别展开。

中央发放了三次急赈款；河南省政府自筹赈款500万，并在陕西购得麸皮300余万斤运回发放，地方亦筹款1000万。

针对流民的各种以工代赈（主要是兴办农田水利，如疏通河道，开凿水渠等）也搞了起来。

最关键的粮食问题，先是向第一战区长官部借了后方的囤粮3.5万包，又向汤恩伯部借粮160万斤，军队节食麦300万斤以及向陕西省购买的存麦2万包，都分别发放了下去；各县所存的仓谷，也勒令必须在1943年麦收之前全部散发给灾民；其他如查封大户存粮、设置粥厂、组织募捐等工作，均是在此一时期大规模展开的。

对逃荒的灾民，则根据其逃荒的主要路线沿途设置救济站，供给灾民吃住。

也就是说，白修德3月22日在《时代》杂志上刊文时，上述救灾工作，均已全面展开。

“粮食从陕西沿着铁路线紧急调运过来”不是白修德报道后的结果；“省政府也忙碌起来了”也不是因为白修德的报道；“军队也拿出了他们的一部分粮食”的时间更远远早于白修德的报道。

白氏在灾区不足20天，走马观花的报道并不可信。

当然，1943年麦收（6月份）前的四个月是灾民最困难的时期，旧储已尽，新粮未收；同时，3月份也是政府救灾工作最艰难的时刻，本地储粮已发放殆尽，外部运入粮食又非常艰难——正如亲延安的美国外交官谢伟思所说的那样：“正常时期，粮食可以从四个方面运进河南。

而现在这些运输线有三个方面都控制在日军手里。

来自陕西的第四个方面运输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为在潼关到灵宝之间80公里的这一段铁路，正处在日军大炮射程之内”，所以，白氏在河南看到的灾情之惨烈，确属事实；但白氏认为当局此前不救灾，自己使灾荒成为国际新闻后才开始救灾，则只是他个人的一种想当然而已。

美国外交官谢伟思1942年11月在河南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准确得多谢伟思1942年11月也在河南，他的观察比白修德要可靠得多。

据谢氏记载：“粮食现在也正在运往河南省，但数量很小。

……潼关火车站站长说，他不知道运粮的吨数，但他对我说每晚通常有两列火车东驶，每列平均10节车皮，容量15到40吨不等，可以设想平均载25吨。

据我所见，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

因此，我估计一个月至少可向河南运进1.5万吨粮食。

火车驾驶极端困难和危险，要于夜间在日军炮火的交叉射击下行进。

几乎所有桥梁都被破坏了。

需要走临时修筑的弯道。

为保持铁路畅通，铁路职工表现了极大的英雄主义和智慧。

”如果谢氏调查到的数据是准确的，那么这就意味着从陕西到河南的唯一一条铁路，即便“东行列车所载货物全是粮食”，一个月也只能向河南输送三千万斤粮食，而河南国统区的灾民，据美国救济委员会的调查，有一千多万人，也就是说，每人每月只能从这唯一的铁路上获得三斤粮食而已。

这恐怕才是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最终饿死人数众多的主要原因。

如果把视野放宽一点，更不难发现，1942-1943年河南大饥荒，其实只是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的一部分，河北、山西同样是重灾区——据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下达的一份文件《限期完成粮食吸收调剂工作，救济灾区，保证春耕》记载：“目前五、六分区灾情至为严重，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春耕已陷停顿，必须以全区力量之支援，始克渡过难关。

”这份文件的签发日期是1943年3月25日，恰是白氏在《时代》刊文的时间。

中共在河北、河南交界地带的抗日根据尚且“约近半数人民已无粮可食，饿死者日有所闻”，自不难想象陷于日军三面包围交通不畅的河南国统区会是何等情状。

蒋介石让前线部队撤退，想把灾民当包袱甩给日本人？

电影里有蒋介石拟弃守河南、让前线部队撤退，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情节。

学者们中也有人撰文说：“为了拖垮敌人，人民又成为敌我双方的人质。

……日占区不仅严禁灾民向日军后方流亡，而且刻意将灾民向国统区、共产党控制区驱赶，使之构成中国方面的压力。

至于中国方面，在这个时候，第一，没有积极救助；第二，其实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

” [详细] 这些说法，与史实相距可谓十万八千里。

河南省政府曾明确下达命令，要求各县协同国军“制止良民逃往敌区”说政府“没有积极救助”，何谓“积极”？

若以“效果显著”来定义“积极”，那么政府很显然没有做到；若以“尽力”为“积极”，则政府可供指摘的地方并不多。

至于基层政权空洞化、腐败化，无法将救灾措施落到实处，则实在是国民政府贯穿整个大陆时期的痼疾。

但若说政府“也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他方占领区”，则纯属诛心之诬蔑。

政府若有如此期望，就不会沿着灾民逃往陕西的路线设置那么多的救济站。

更何况，河南省政府当年还专门出台过规定，命令各县严防灾民逃往敌区，该命令要求：“（1）各游击区各县应将奉拨振款立即查放，并向受振灾民剀切宣达中央德意以资感召。

（2）各县应督率地方各界扩大举行救灾运动，设法募集款粮随时散放。

（3）各县应切实督饬所属团队协同国军，在通往地区地点设哨盘查，制止良民逃往敌区。

（4）如遇敌军抽集我壮丁难民，应随时随地予以武力驱逐，以粉碎敌寇阴谋。

”（《河南省政府救灾工作总报告》）政府非但不曾“期望这些灾民流亡到日占区”，更不曾有过把灾民当成包袱甩给日军的想法。

1943年蒋介石确实从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但目的是为防止该部队起义倒向中共不过有意思的是，1943年，蒋介石还确实曾经从河南前线撤回过一支部队，即赵寿山的第38军。

但这并不意味着蒋介石想要放弃河南，直到1944年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之前，国军在河南的防线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后移。

赵寿山的38军当时驻防豫北郑州、广武一带，其之所以被从前线撤回，原因不是灾荒，而是蒋介石和汤恩伯均认为这支部队已被共产党同化控制，放在前线随时可能举旗易帜，故先将其从前线调回巩县“集训”，实质上是将其置于国军的控制之下，稍后又将亲中共的军长赵寿山调往重庆中央训练团将官班“受训”。

对于这段历史，中共郑州市委党史工作委员会编著的《中共郑州党史》有详尽的记载。

据该书称，该部队早在1927年就有了共产党组织，曾被毛泽东誉为统一战线工作的典范；1940年驻防巩县时，“该部地下党，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进行了起义的酝酿和准备”；1941年秋，汤恩伯对该军丧失信任，认为其随时可能转投共产党，故其中央军“对38军形成了包围圈”，“中共38军工作委员会”因此“同赵寿山军长经过多次研究，准备应变措施和起义方案”；“1942年春，38军工委利用部队整编和人事变动的机会，将地下党员调到关键岗位。

夏，又将教导队和干训班毕业学员中120名党员分配到全军任职，准备对付突然事变。

”1942年秋，赵寿山派代表去延安汇报情况，要求部队起义，“毛泽东指出：部队要做好起义的腹案和准备，不要公开打红旗，要打地方部队抗日同盟军的旗帜。

……起义时机，一条是在蒋介石要武装吞并并不能继续生存时；一条是日本人大举进攻，国民党大撤退，部队留到敌后时。

”38军内部的这些变化，重庆方面早有知晓，故而才会在1943年10月将部队从前线撤回，与灾荒则毫无关系。

日军用军粮救济中国灾民？

电影里有一个镜头：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冈村宁次在飞机上巡视河南灾情，要求日军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

军官们疑惑不解：“……可是他们是中国人啊！

”冈村说：“别忘了，他们首先是人！

”日军对灾民的救济情况究竟如何？

刘震云：“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关于日军对灾民的救济，刘震云的纪实作品《温故一九四二》里表达得更加极端：“……河南人没有全部被饿死，很多人还流传下来，繁衍生息，五十年后，俨然又是在人口上的中国第二大省。

当时为什么没有死绝呢？

是政府又采取什么措施了吗？

不是。

是蝗虫又自动飞走了吗？

不是。

那是什么?是日本人来了。

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

日本人在中国犯了滔天罪行，杀人如麻，血流成河，我们与他们不共戴天；但在一九四三年冬至一九四四年春的河南灾区，却是这些杀人如麻的侵略者，救了我不少乡亲们的命。

他们给我们发放了不少军粮。

我们吃了皇军的军粮，生命得以维持和壮大。

当然，日本发军粮的动机绝对是坏的，心不是好心，有战略意图，有政治阴谋，为了收买民心，为了占我们的土地，沦落我们河山，奸淫我们的妻女，但他们救了我们的命。

”但事实是，刘的家乡延津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他的“乡亲们”恰恰饿死在日军统治下《温故一九四二》这篇纪实作品，以刘氏对自己家乡河南省延津县1942-1943年饿死人的情形的调查为主轴，辅以各种历史档案文献构筑而成。

刘氏在作品中引某“四九年之前的县书记”的回忆，称其家乡延津县饿死人“总有个几万人吧”。

但刘氏始终没有告诉他的读者，他的家乡延津县，早在1938年就沦陷了。

他在延津县的“乡亲们”被饿死，与国民政府并无关系，所谓“一九四三年，日本人开进了河南灾区，这救了我的乡亲们的命”，纯属胡说八道。

1943年，日本人也没有“开进河南灾区”，此一时期，国军的防线并未有过大幅度的后移。

日本不但没有“开进来”救国统区灾民们的命，连沦陷区灾民们的命，也没有救。

沦陷区的灾情同样严重，日军没有主动放粮的记载，伪省府也无力救灾回到冈村宁次。

笔者在《冈村宁次回忆录》里没有查找到冈村曾前往河南巡视灾情的记录。

电影里的这个桥段，当属杜撰。

但冈村在1942-1943年中原大饥荒期间，确曾有过个人捐款，具体捐款数目，笔者看到两种，一种说是8万元，另一种则称是2.5万元。

至于日军在河南“以军粮赈济中国灾民”，笔者也未查阅到任何史料。

但在同属冈村宁次管辖的山西沦陷区，1943年也同样灾情严重，日军并未主动放粮，偶有放粮的记载，也是在受到灾民攻击之后的应急举措——譬如“正太路阳泉车站为日军粮食集中地，1943年3月，各地灾民数以万计先后集中到阳泉车站。

在（中共）城工人员的组织下，进行向日军要粮斗争，捣毁日军粮库多处。

阳泉灾民300余人，从3月20日起包围了日军司令部3天，迫使日军将抢来的粮食拿出一部分分给灾民。

”（《山西通志》）日军未曾放粮，当时主持河南沦陷区政务的伪河南省政府，在救灾工作上也乏善可陈。

1943年3月上任的伪河南省省长田文炳，素有清廉、干练的名声，长期与中共保持秘密联系，据田氏的女儿田淑平回忆：“1943年，河南省闹蝗灾，人民纷纷逃难到湖北、安徽等省。

这些邻省不愿接纳灾民，田便以省长身份同两省协商。

几经周折始得应允灾民入境。

这虽不能根除灾民的疾苦，但相对来讲减少了一些灾民的死亡。

同年秋天，田还筹集粮食赈济灾民。

”田氏在沦陷区救灾方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令从开封到海州（连云港）对开一列火车，专供灾民携故衣登车去徐州一带换回玉米等物，以解粮荒，不使饿死。

”田氏的救灾举措仅限于此，因为粮食全部掌握在日本军队手里，在秋收之前，除了把灾民输送出去，田氏别无他法。

而在田氏上任之前，据谢伟思1942年11月的观察，“在日军占领区，没有进行任何救济工作”，谢氏的这个观察应该是准确的，田文炳之前，伪河南省省长是陈静斋，此人盘踞河南四年，恶名远播，据曾任伪河南省宣传处长的刑汉三回忆，此人“在职的时间大约比田多五倍，但坐在办公室办公的时间可能还没田多”，清廉、干练的田文炳尚且救灾乏术，无心民瘼的陈静斋当政时期，救灾工作开展得如何，自然可想而知。

沦陷区此一时期饿死多少民众，因在日军控制之下，并无数据，但可以参考丁玲1944年的《一二九师与晋冀鲁豫边区》一文，该文援引晋冀鲁豫边区的统计数据，称“太岳区由豫北各地逃来难民前后不下二十万，太行区也吸收了四五万外来灾民”，豫北全部属于沦陷区，在日军严密防范沦陷区难民外逃国统区和共占区（日军此一时期壮丁紧缺）的前提下，二十万灾民越过封锁线逃亡到中共根据地，已是一个相当大的数目。

其他逃往更广阔的东部沦陷区及国统区的灾民，更不知有多少了。

重庆《新华日报》1943年2月16日即曾有名为《豫北敌占区民众水深火热，灾情严重多易子而食，敌多方榨取裹粮而去》的报道。

结语关于河南1942-1943年大饥荒，市面上可见的报道里，还有太多太多的伪历史。

譬如说汤恩伯不救灾，兵败时库存还有100万袋面粉。

稍微用脑子想想，也知道这种证据站不住脚——汤氏兵败是在1944年4月，灾荒1943年秋就告一段落了；汤氏40万部队，在灾荒已过的1944年库存半年军粮，与救不救灾哪里有半毛钱关系？

再如媒体报道里常见到一个细节，说为白修德往纽约发稿的那个电报员被蒋介石杀害了，但只要稍稍用心去翻一翻白修德的回忆录原文，可以看到那里分明写着“我猜想……”，其实连白修德自己都不确定是否存在这样一个正直的电报员。

广告语真的很好，“一段被遗忘的历史，一个必须面对的真相”；只是，在伪历史里“温故”，最后“知”的，会是什么“新”呢？

电影看过了，很多评论也看过了。

life of PI也看过了。

作为一个主妇，做好家务，来写写影评。

观影感受整部片充满喜感，因为张国立，张默，徐帆，冯远征都很搞笑。

然后发生的事，心里大约有数。

我看见这么多人，就知道要多少死多少。

我看到大小姐拿只猫，我就知道猫要死，小姐要做小姐。

我看到地主老财，就知道他肯定是人财两失。

我看到孕妇，就看到流产，这有惊喜哦，还是生下来了。

我看到老外，就知道正义来啦。

我看到官员，就知道准要腐败。

我看见日本人，就知道要杀人了。

我看到蒋公，就知道他肯定要流泪啦。

所以基本毫无意外地看了一场充满cliché的电影。

但是里面还是有很多故事的哦！

---日本人说的对吗？

我就觉得日本人说的那句，他们先是人，再是中国人。

听了很震撼！

人，有好的一面，有坏的一面。

能战胜困难，舍己为人，做科学家，做艺术家，也能3p，群交，饿急了还会吃人肉。

做中国人呢，wa，要求可就高了，生是中国人，死是中国鬼。

要立场鲜明，坚决斗争，要吃苦耐劳，绝不贪图享乐。

要严肃紧张，团结活泼，还要理性爱国哦。

要三十而立，娶妻生子，还有铁饭碗，最后抱着曾孙寿终正寝。

好大难度！！

这些日本人，认为这些中国人，首先是人，然后是中国人。

听了这话，是该给日本人一大巴掌，说：坏人！

还是流下两行热泪，说一声：只有你懂我。

日本人说的对，还是不对。

你愿意信那个呢。

---都是国民党腐败无能么？

1942我和我妈一起看的，我妈革命老太太，绝对正牌中国人。

她看了，认为这是一个教育共产党人的好片子。

因为里面反映很多腐败，国民政府无能啊。

我心想：难道这里的人民，你不觉得不同么？

我觉得1942和平时抗战电视连续剧不同在，里面没有大唱：地道战～嘿！

地道战，嘀嗒嘀嗒千千万（忘歌词）里面全是积贫积弱地，没头苍蝇一样的，野草枯穗一样的，人。

那些兵，说实话，不也是老百姓的儿子。

而且这些老百姓，也没有表现出什么淳朴，善良的样子。

都是些自私，软弱，打酱油，啥是道德底线，能吃么等等情态。

如果还有一次战争，和饥荒。

你说，能有多少不同？

从官，到富人，到老百姓，能有多少进步？

日本海啸，中国在抢盐。

我去超市看过，真的干干净净什么也没有了。

说这片土地上的人，互相关爱，听的我，假的都要哭了。

如今很多问题，也是老骂党，老骂党，可是公务猿是禽兽，考公务猿的还不是逐年递增，说保卫钓鱼岛，边远地区的公务职位还不是无人问津。

一人当官，七大姑八大姨全来求办事。

教育腐败，照样抄。

人心不古，晚上照样去共体路，食品有毒，不是照样有人买单，空气污浊，开车还不是准点到大街上排队！

这社会风气快成无数个屁了，难道真是党的不对么。

你说清朝成那样，都是清政府无能，当时民国成那样了，都是国民党无能？

如今成这样，都是共产党无能？

还是？

the rest of us，一直坚定按自己道理存活的这些普通人，也不tm怎么样。

这两个观点，你信哪个呢？

---从这角度看，这电影还是有大乾坤地。

可惜，他就是很难称为全世界共同的大电影。

很简单，因为这点道理，就是中国这帮子人不懂。

一百多年了，不维护建立共同的基本价值，没有法律捍卫大家的共同认识。

没有武力去捍卫法律，大众权益。

就知道领土，和谁的领导。

有什么用啊，人心早散了，队伍早没了，还占着个地有什么用啊兵兵将将与民争食，日本人没来粮食就被吃完了，这算干嘛滴啊。

人民之间只知道互相残害，大老远来要工人，都不知道接济点粮食。

难民，到了哪就烧杀抢掠，比日本鬼子不弱，谁开门迎你们啊。

各种负能量，就知道一起嘲笑神父。

嘲笑神父，嘲笑神的时候，大家找到了共同点，所见之处，都是笑脸。

一起嘲笑神明，嘲笑这个，不能当吃，不能当喝，百无一用的神。

哈哈地～～难怪神都不眷顾了希望寄于明天吧。

但这次最好人人参与，不要再打酱油啦（电影在这些情节的表现上，还是挺分水岭的，可惜还是一个全世界都知道，就我们不知道的废话）

温故1942《温故1942》的小说其实不能叫小说，更像个随感，笔记，前言什么的。

其实这文章最有争议的地方，就是它最后问的那个问题。

“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

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这个正确客案是没有人会选错的，当然是生是中国人，死当中国鬼。

选择当亡国奴的，就不是中国人。

所以——没有中国人会选择当亡国奴。

证明完毕。

不过事实上，在当年日占区的所有中国人都当了亡国奴。

他们很多人不仅活着，还一直活到了能重新当中国人的那一天，还生下了很多的中国人，今天能存在于这个世上看电影的很多人都要感谢当年祖父辈忍辱偷生活了下来。

虽然后来，他们中一些人又忍不住辱偷不成生的死在了该当哪一边的中国人的问题上，这是后话。

在电影里，那个问题已经被回避了。

我曾经给冯小刚的《唐山大地震》打了四星后再愤怒的批评他把历史拍成了编造的苦情剧，后来这个影评就消失了。

后来冯小刚在一次采访中委屈的说：“我还能怎么样？

他们究竟指望我拍什么？

”其实我特能理解冯小刚，所以一边骂他一边理解他。

是啊，他还能怎么样？

我们究竟指望他拍什么？

所以到了《1942》，我就能以特理解特宽容的态度来看这部电影了。

作为一部痛斥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的忆苦思甜片，这部电影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它告诉了我们1942年发生了什么，饿死人数是怎样被当成报表上要遮掩的数字，大国的面子是怎样重于数百万的生命。

这一次没有遮掩，没有偷换，一切都展现的超真实超黑暗超血淋淋的。

所以我们知道：失民心者失天下。

嗯，然后，就似乎没有什么好评的了。

冯小刚的用心值得肯定，他是真的想拍一部好电影。

一直被说是商业片导演，他是由衷的想有一部能对得起这一辈子的电影。

这从他自己的讲述就知道了。

他说不管我拍什么片子时，被骂的时候，一想到我还有一部《1942》在那搁着，这是特能站的住脚的一部片子，就觉得特踏实，特有盼头。

现在拍完了，反而心里空荡荡的，觉得寄托没有了。

太能理解了。

作为一个作者，如果不是觉得将来一定还能写一部真正想写的东西出来，一直码字只是为了赚钱赚钱，那真的还不如去养猪来钱快呢。

不过，真的当你可以开始写的时候，你却可能发现，因为想写的太多了能写的太多，你反而不知道该写什么了。

《1942》很全景，很像主旋律战争大片的结构。

从腹黑领袖到无良官员到愤青记者到小天真传教士到小气鬼财主二愣子长工，各阶级众生相全都写到了，惨的时候，也直让你想掉眼泪恨不得像那传教士一样仰天大喊：“老天你不长眼啊！

”然后看见长眼的炸弹直落下来。

不过离一部伟大的牛B的电影，好像还是差着点什么。

换了别人会怎么拍呢？

张艺谋：把徐帆换成巩俐，财主女儿换章子怡，种满天扯地的红高梁……不对，饥荒……改满天满地黄芦苇。

把张国立换姜文，吼一曲河南梆子，芦苇地里来个野性的打滚，最后巩俐牺牲了自己拯救章子怡，走之前唱一曲《谁说女子不如男》，最后大家举着高梁酒和日本人拼了……李安：作者去采访一个老奶奶，她回忆起1942年她的奇幻流浪。

有一只老虎，一只狗，一只猫还有一头驴。

一路上她看见了冰下的大鱼，从地向天的白雪，看见大鸟从天上飞过，丢下一个会蹦的鸟蛋，然后到了一个桃花盛开的地方，那里没有饥饿没有寒冷，她默默的划着了一根火柴，看见父亲出现在他面前……最后，老奶奶说：如果你相信，那么你信上帝。

陆川：拍了部《温故0208》，说的是三国时期，刘备带着饥民逃难，曹操这个一路追。

关羽问：带不带饥民？

刘备说：带！

我不能抛弃我的人民。

让他们跟在我们后面堵住路，曹兵要把他们杀完得好一阵子呢。

刘备带饥民逃到长江边，发现孙权带兵拦在江对岸，说：咱们这没粮给饥民了，从哪来的，从哪回去！

结果最后曹操给饥民发了粮食，让他们当了汉贼，后来全烧死在赤壁。

这么一分析，就明白了，《1942》太面面俱到，太工整规范，没有什么缺点，但也似乎缺少一种个人风格，不像他的喜剧一看葛优就知道这是冯小刚作品，如果再过几年，大家想起这部片子也许会以为是张国立出品。

电影中催泪的地方残酷的地方是历史本身的，故事人物是刘震云的，表演是张国立徐帆的，似乎导演的光辉反而无处显现了。

缺一点李安那样显得才气纵横可以让观众拍案大赞名利双收的东西。

但不论如何，拍《1942》本身就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是需要花费心血的事情。

毕竟最后拍出它来的不是张艺谋，不是李安，不是陆川，是冯小刚。

这就已经可以让大家记住这个名字了。

然后，说些胡思乱想的话吧。

如果当年美国没有参战，日本没有偷袭珍珠港，或者美国人民君临天下梦一发作想干脆趁机把苏联灭了然后瓜分世界得了于是站到了德日一边，二战没有以同盟国的胜利而告终，现在会是怎么样？

别说这不可能，既然是美帝国主义，那这么做才符合角色性格。

它当年真这么干了，你又拿它有脾气？

也许现在，我们在看一部叫《温故1942》的电影，讲述的是当年国民政府多么腐败视民众于草芥，英勇的皇军忍无可忍勇敢的跨过海峡解放大陆，一路上民众夹道欢迎争相带路，得民心者得天下，于是才有了今天东起日本岛，北至西伯利亚，西至伊朗，南至菲律宾一统亚洲的伟大强盛帝国。

看完这部电影，无数爱国者流着泪表示，我爱我的祖国，现在我们天皇君临天下的道路上只剩一个美国绊脚石了，我们已经不再需要这个盟友，如果我国和美国开战，我们第一个报名去驾神风战斗机。

别说这不可能，如果一个人一出生睁眼，看见的就是日本国旗的话。

十几年军国教育后，他就会爱日本爱的不行。

谁敢说日本一句坏话，他就和你拼命。

一辈子当了汉奸，自己还以为在为国奋战，还在为大东亚共荣圈的成就自豪。

就像东南亚战场上为日本奋战到最后一人的台湾高山族。

《温故1942》中问：“是宁肯饿死当中国鬼呢？

还是不饿死当亡国奴呢？

”其实这个问题太简单了。

是生作大明人呢，还是死为大清鬼呢，这才是难题。

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已经作出了选择，大明太腐败，于是出了李自成，结果内战便宜了外族，大家都作了“汉奸亡国奴”，然后，大明的子孙们爱大清保大清为大清而战生是大清人死是大清鬼，然后，直到有一天……大清又太腐败，一口气没上来亡了，应该爱民国了，于是爱民国保民国为民国而战生是民国人死是民国鬼……直到有一天，民国太腐败……这不是没有骨气，不是没有立场，不是贪死怕死，不是不爱国。

因为之所以现在还有你，是因为你的祖先做了一种选择：活下去，没有为朝代而殉，不管城头变换大王旗的活下去，相信后代不会忘记自己这一代经历的苦难，相信后代终会有幸福自由的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一天。

这一切基于一种原始的信仰，人在国就在，有民才有国。

民国存在的意义，是保护民众好好的活下去。

所有的战斗和牺牲，都只是基于能让最多的人活下去，活的更好。

因为只要民不亡，那不论换多少朝代，中国也不会亡。

而若民死光了，或是心冷了，国也就完了。

所以最后，人民选择了抛弃民国，他们不再爱这个政权，但这不妨碍他们仍然爱这个国家。

历代统治者都有一个毛病，以为自己是地主，民众是长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民众就是劳动力，可以替代驴子使用，饿死千八百万，战场上伤亡几十万，那就是报表上一数字。

只要“我的国”能存在，牺牲多少人也是应该的。

将来史书之上，丰功伟绩下，只会有帝王的名字，哪里会记下一个民工。

但谁会舍命弃家的去保卫“你的国”？

所以当民国政府为了政权本身而无视它的人民死活时，当领袖蒋把这国家的人民看成他可使用的劳工或士兵的数字时，当他高喊着‘为国家大局你们要牺牲，不惜再死XXXX人’时，他的政权的命运就注定了。

不管朝代变换多少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还记不记得这个民族的历史，还记不记得清前有明，明前有唐，唐前有汉。

能记住历史，记住自己是中国人，中国就在。

最怕的是，早已经忘了，纵然有，也因为太黑暗太沉重，根本不愿去记住了。

温故，可以知新。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像大饥荒、大屠杀这类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灾难，拍成电影是很难的。

以前类似的影片有两种类型：1，是用一个“故事”拯救或逃避这种难以接受的真相，例如《辛德勒的名单》和《美丽人生》。

2，是像纪录片一样解释这个惨案发生的社会、历史、宗教等背景，例如《卢旺达饭店》（当然本片也是“故事”片）。

究其原因，就是在处理这种真正“恐怖”经验时的无能为力，所以要么采取“神话化”，要么采取“理性化”，好给自己一个交代，也好让观众能接受。

第1种，把大屠杀置于类似希腊神话里“命运”一样境地里，大屠杀其实是不在场的，观众关心的是辛德勒、那对父子这样的“英雄”是怎样表演的。

第2种，把大屠杀置于显微镜下，科学地分析各种成分和构成。

但这些都不是诚实的态度。

诚实的态度应该是“我实在理解不了这样的事情”、“我实在无法处理这样的经验”。

所以只能表现这是一种“绝对的恐怖”，这种恐怖是无所不在的，因此不能把主人公“神话化”，把“恐怖”悬置在一个抽象的背景里；同样这种恐怖是无法理解的，也不能给它做一个的社会-历史-经济学分析。

因此诚实的态度，就是把观众也置于“绝对的恐怖”里，给他们展现各种无法忍受、无法解释的真相，各种血浆四射和丧尸暴走。

所以我的观点，和豆瓣最受欢迎影评刚好相反，冯小刚不是太血腥，而是太收敛，太试图“告诉观众点什么东西”，其实面对饥荒屠杀这样的处境，不用说什么，也说不了什么。

当然前提是明确告诉家长别带小孩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