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帝国之裂变

看到田常被孝公感动，拔剑自刎的时候。

我突然笑了出来。

我想，你既然那么想谢孝公，辅助他就是了，干嘛一剑砍死自己？

然后我便对这个人物好奇了起来，我去百度历史上是否有此人。

于是，我看到了一篇文章。

因为我知道在写这一类人的时候会充满争议，我知道我们的民族已经失去了这样的人物，最后的士风已经断送在三百年大清的辉煌屠杀之下，遗留的士，带着彻骨的绝望把王阳明的光芒带向我们的邻国，许多年后，当日本开始在资本主义的文明中突飞猛进时，我们在麻木的苟活中沉睡。

　　 　　 士。

曾经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卓尔不群，笑傲王侯的天才人物。

　　 　　 比如田常。

他曾经带着极度鄙夷的目光打量秦国，用嘲弄和责难攻击着秦国延续百年的混乱和落后，他希望看到秦人的暴怒和唾骂，然而秦国的国君同样是静默坚忍的人中龙凤，在灵魂的交锋分出结果后，田常选择用鲜血去宣扬秦公的坦诚和高义，也让嬴渠梁傲然独立的君王之心留住了真正热爱奋斗的人，他们在见证一个高贵灵魂离去的同时也见证了秦公心中的决不屈服： 　　 　　 公等对秦国百年以来之诸种弊端，皆做通彻评点，切中时弊。

嬴渠梁以为，非秦者可敬，卑秦者可恶。

诸位既敢公然非秦，亦当有胆略治秦，精诚之心，何自觉无趣？

　　 　　 公以国士报我，我以国士报之。

宁静的笑容，绽放在喧闹的堂室里。

　　 　　 这是那个时代的一种自然现象。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就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习惯用力过猛。

　　 　　 很多年前，一个门客用自己的生命交换了赵氏家族的未来，活下来的另外一个人会选择在胜利的宴会上挥剑离开。

又过了许多年，一个叫做豫让的门客决定用一生的时间去证明士道的尊严，或者，在刘邦统一天下的最后关头，田横和五百士用决绝的死亡追逐了一个远去的时代，那个时候的华夏民族是那样热烈而年青—— 　　 　　 然后灾变袭击了这片古老的大陆，南下的马蹄声淹没了文明和光荣，当我们再一次被迫对世界张开眼睛时，奋发牺牲的剧变正在遥远的日本掀起新的飓风，我们嘲笑着他们的武士道和无所不在的自裁行为，却忘记了，从春秋战国，到第一帝国，到三国乱世，层出不穷 　　的自杀事件充满了每一个纪年。

　　 　　 我始终认为，从春秋战国到三国乱世，是这个民族最美好的时光。

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充满了对道义的尊崇，对侠义和剑的膜拜，以及征服四方的梦想。

　　 　　 田常。

已经绝种的，不复存在的一种中国人，没有明哲保身，没有厚黑之术，有的只是意气风发和千金散尽。

　　 　　 而这些人，都已经死在了宁古塔的北风里。

读完，我又笑了，这次笑的是我自己

感慨万千改革真是从古到今的难题 总是有既得利益者的反对阻挠 改革者必要有大智慧大勇气 卫殃没有善终 时代之悲哀 虽然有他的局限性但已经是时代领先 可也意味着很多人都跟不上他的步伐时间真是伟大而残酷 秦孝公四十多岁都去世 壮志未酬身先死 他若长寿卫殃也不至于那样结局我们作为平常百姓 在国家大势无能为力 只能随当政者一点点改变 而改变总是要很多时间 可惜不能见证亲历。

公子虔这个人物也是很立体了 他也是确实是有公心 隐忍多年 虽然心中一直有恨 但理智还在 可惜他是太子首傅要受罚……他可以说是杀卫殃的最大力量了哎

历史演义（historical fiction）这一文体的内在矛盾就是，演义本身指向一个具体的历史时代——这个时代的资料以历史书写、文物、代代相传的传说和记忆、想象等形式得到保存——这些客观存在物与和作品的虚构之间的矛盾。

当然，读者可以选择把历史演义的文本当作一个封闭的体系，这个体系内的每一个符号只跟体系内部的其它符号拥有联系，而与体系外的任何符号无关。

当关羽过关斩将时，我们把它理解成一个叫“关羽”的人（把这个名字换成“李羽”、“A”、“张狗蛋”等，对理解作品不产生任何影响），经过了一些军事设施并夺走了一些人的生命，至于历史上是否有一个同名的人，做过相同或者类似的事，则是不需要考虑的。

但是这样的一种理解方法有其局限。

比如，它很难解释作者的个人意图，比如为什么要让他的故事指向一个真实存在过、而不是捏造的时空，为什么在某些方面竭力创造对那个时空的逼真性等。

除此之外，历史演义的文本，对它所指向的时代的模仿、戏仿、讽刺、互文、引用、评论、对话等，都是一部作品的重要方面，而这些都是必须将历史演义作品和过去的时空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的。

历史演义和它所指向的历史时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难以一概而论。

我们经常看到的是两种指责，而这二者像是来自相反的方向。

一种指责历史演义歪曲历史，也就是说，增加了在那个历史时空中不存在的元素，或者与那个历史时空中存在的某些元素相互矛盾。

另一种指责演义受历史的约束，不能自由发挥。

也就是说，试图使增加的元素与那个历史时空中的元素在某些意义上协调一致，导致增加的元素的选择范围狭窄。

历史演义永远“两面不是人”，一部分人指责它不符合历史，另一部分人指责它拘泥历史。

而一部历史演义作品往往位于中间的某处，既非完全的史实，又非完全的虚构。

它表现了作者同时对两方面的兴趣，一是历史，二是历史以外的东西，比如今天的时代，作者的想象等。

这两者混杂、相互影响和妥协，产生了我们所见的样子。

对此的一个例子是金圣叹。

他比较了《三国演义》和《水浒传》两本书，认为前者的缺点是太受史实的制约，在很多时候简直是照抄史料，难以自由叙事，而后者则因为史料的缺乏，在虚构方面反而获得了更大的自由。

金又比较了《史记》和《水浒传》两本书，认为前者是“以文运事”，无法改动历史事实，顶多把它们写得有文采一些，而后者是“因文生事”，可以根据艺术性和创作的需要来随意捏造事实，因此比前者更有优势。

但是，因此断定金圣叹认为创作越自由越好是不正确的，因为金还比较了《西游记》和《水浒传》，认为前者的缺点恰恰是太自由了，以至于没有根底，而后者则至少受到“帝制中国社会”或者“宋—元—明”这样一个大背景的制约。

比如，武松赤手空拳打死一只老虎，我们之所以看得惊心动魄，是因为我们知道武松是一个人类，受到人类的生理条件的制约，要是孙悟空打老虎，就毫无悬念了，故事可能会乏味许多。

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一些纪录片要比恐怖片恐怖许多。

因为历史演义和它所指向的历史时空之间的关系很复杂，难以一概而论，本文只针对《大秦帝国（一）裂变》这一步电视剧（本人没看过小说）来谈这一问题。

这部片子对历史的处理有一些特点，罗列如下：一，填补历史的“空缺”。

战国时代距离现在很遥远，历史资料太少、太简略，比如《史记·商君列传》大概只有几千个字，要把它转变为一部几十集的电视剧，难免增加很多内容。

另外，历史传记（文字）和电视剧属于两种不同的体裁，各自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彼此无法完全替代，因此，在拍电视剧的时候，针对电视剧这一体裁进行虚构是不可避免的。

《大秦帝国》的做法跟很多历史演义类似，就是大的历史事实不改动，而在“细节”方面添加较多的内容。

比如说，商鞅的爱情生活，是没有历史记载的，当然，应该没有娶秦国公主，否则这么大的事应该被写进历史传记里。

电视剧在这方面，发挥得比较自由。

但是，电视剧的作者仍然做了一些努力，使得这些爱情故事与当时的普遍的文化风俗不至于太不一样。

二，“现代化”。

作者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人，时代的影响总是难免出现在历史演义的作品中。

电视剧对于秦公和商鞅，有很多按照现代价值观进行的改造和“美化”。

比如，秦公像一个政委，关心百姓，喜欢鼓舞民气，几乎每一集都哭。

而商鞅的思想中含有颇强的民·主色彩，比如太子犯法，《史记》没有说是为什么，而电视剧把它描绘成贵族和百姓的冲突，而商鞅出于“太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原则处罚了太子；商鞅认为，小的改变是否能成功，取决于朝廷，大的改变是否能成功，取决于人民；秦国百姓对是非对错有很强的辨别能力，因此变法会取得百姓的支持，因此会成功。

这些民·族主义和民·主的思想都比较接近大部分现代人的价值观和世界观。

三，历史解释的后见之明（hindsight）。

这不仅是历史演义电视剧的问题，也是历史解释的问题，而一部历史演义电视剧是对历史的一个解释或评论。

其中的一点是，如何建立历史的因果关系？

比如，秦国发生了商鞅变法，后来又发生了灭掉六国，那么我们是否可以说“‘商鞅变法’导致了‘灭掉六国’”甚至“‘商鞅变法’必然导致‘灭掉六国’”？

电视剧显示出这方面的倾向，比如商鞅对秦公说，只要建立了“法”，就算秦国以后出现了昏君，也不会变弱；而秦国只要出现一个明君，就能够统一天下。

申不害的“术治”则被解释成最终失败了。

但是实际上，秦国在秦王嬴政登基时，六国还都在，嬴政一代君主就灭掉了六国，建立了秦朝，称始皇帝；而赢政时期就出现的一些问题，到了秦二世就爆发出来，并摧毁了秦朝。

秦国统一天下有多大的偶然性？

是因为商鞅建立的“法”，还是秦国恰好出了一两代明君？

这是一个很难确定的问题。

而申不害的治理韩国，至少在他活着的时候是成功的，电视剧却把它描写成失败了。

这虽然与最终的统一六国的结局不矛盾，却未必是历史的实情。

四，“情节需要”或“以文运事”（借用一下金圣叹的术语）。

这一条和第三条差不多，甚至是一件事。

比如，在历史传记中，商鞅最后被杀死了。

这是一个大的、主要的历史事实，电视剧没有违背这一事实，让商鞅活到一百零八岁善终。

因此，无论怎么编，最后商鞅必须死，而这个死又必须是合情合理的。

电视剧在这方面的虚构，则让人觉得不那么符合情理：电视剧在前面把商鞅抬得太高了，太有智谋，太受人喜爱，以至于后来很难弄死他；商鞅的死，竟然由一群朝臣争论决定，非常的不符合程序，不符合商鞅制定的“法”，而商鞅作为死硬捍卫“法”的人（在电视剧的前几十集都是这样的），在这时却什么都没说，什么都不反对，乖乖地束手就擒了。

另外新的秦公的人格也是模糊不清的、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

这一切都显得不尽合理，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固定的结局对于电视剧叙事产生的扭曲性影响。

表演浮于表面，空有傲形而无傲骨本剧灵魂人物是秦公商君，作为撑起本剧的二分之一男主，电视剧里的商君演绎得实在失败商鞅是何种风貌？

至公无私，冷峻严厉，如机械般精准坚毅，胸中深埋沟壑，腹中自有诗华，感情深沉隐而不发，傲气敛于髓骨而电视剧里演绎出来的商鞅，傲气浮于表面，狷狂似浮萍般流于形色，似乎演员除了用过份夸张的骄傲姿态来表演出傲气外，就不懂如何表现深沉的傲然了。

商君的傲气在于才华使然，在于心智弥坚，在于其立身之源，哪有那么表面化啊，生生将商君演成一个轻狂文生商君被誉为何人？

“法神”。

法神何等做派？

不以感情为惑，永远秉公执法、行利国之事，对他人如此，对己更是如此，因而给人冷酷无情之感。

实际上，人不是机器，人必会有感情，当感情与理性冲突之时，如商君者便忽略了感情，压抑了自己。

小说里此等冲突比比皆是。

恰因这种矛盾，扭转了商君无论在当时人们的口舌中亦或后世史书中的“酷吏”形象，叫人觉得商君的变法、商君的作为，绝非泯灭了人性，而是更加彰显了人性的光辉。

要演出这一点，就要有情，但超于情感之上，就要让商君像一个人，一个压抑着、控制着自己而成神的人，是以为“大贤”。

因而剧中商君有情，有红颜知己，有感伤，有感动，有感情的爆发。

只因为民为国为法，商君才成了“神”。

可是，电视里的这个商君，感情表露轻率；感情爆发之处，丝毫没有隐忍、酝酿，最后一朝喷薄而出的水到渠成感，有些时候，电视剧里这个商君表现得像个感情纯挚激烈而冲动的大学生= =|||...除此之外，说这个人是商君，也一点说服力也没有……阐发韬略之时叫人觉得只是在背台词，感觉上演员的气质出不来智者的神韵，即使电视里的这人滔滔不绝的念商君书，也感觉不出这个人有大智慧。

说电视里这个浅薄士子是商君？

姑且不说大损商君形象，更加无法为那段被后人遮掩涂黑的历史正名，而私以为这正是小说与电视剧的本意秦法不是暴法，秦国政法不是什么虎狼苛政，秦法富民，强国，秦人朴实，深沉。

商君苛刻无情只因一心为公，商君呕心沥血、蜡炬成灰泪皆因心系万民，胸怀立万世之功之大志而电视剧里的商君因表演力度不够，仍归于历史上脸谱化的商君，让人空见其行而不见其思、其苦、其神，人物被演绎得平面剪纸，苍白单薄。

作此评价兴许刻薄了些...因私心极爱此部小说以及此部电视剧，不堪见小说里风华绝代堪为万世士人之楷模的商君，被电视剧演绎成一名轻薄短智之徒作为此剧另一位灵魂人物的秦孝公，则演得棒极了，相形之下，更叫人扼腕，一部经典之作里的小小不完美...

在同学的推荐下接触了《大秦帝国》一剧的第一部，由于第二部的拍摄尚未完成，下文都以《大秦帝国》称，一个寂寂的黑夜里看第一集秦魏大战的壮观场面便不觉被该剧吸引，看完51集的电视剧，更是意犹未尽，看了很多，也想了很多，数月已过，赳赳老秦，共赴国难的豪言壮语犹在耳畔，于是想到用文字梳理下自己的所感所想。

电视剧开始的秦国处在纷乱的战国时代，在以前的思维中，可能更多是光荣游戏的影响吧，中国东汉末年的三国时代和日本的战国时代是两个毗邻的东亚大国得以相较的大争之世，对于战国时代，中国的历史教育是匮乏的，民间也缺少优秀的，诸如《三国演义》这样的通俗历史小说来描述那个时代，看完《大秦帝国》让我深深的感受到战国时代才是华夏文明的正源，七国争雄，百家争鸣，万马齐喑，那个时代，才是中华民族历史的长卷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大秦帝国》是孙皓辉先生耗尽十余年的心血完成的巨著，上追商鞅变法成强秦，下记楚汉横空秦烟灭，共6部11卷洋洋500万字，孙皓辉先生从93年冬提笔，至01才完成整个创作，耗去了堪称具有创造力的人生盛年的全部时光，甚至为此辞去了西北大学的教职，在相关媒体对孙皓辉先生的采访中，孙皓辉先生的一段话给我印象很深“要说原因，最主要的只有一条，这就是《大秦帝国》凝结了我所景仰的一个大目标——正面展现中国原生文明，以文学的形式开掘我们祖先曾经有过的最饱满的生命状态。

如果这个题材不具有文明制高点的意义，我绝不会投入生命中最宝贵的全部盛年时期。

”看见这段话的时候，我的内心对孙皓辉先生是充满敬意的，他用自己几乎全部的心力完成了对于我们民族文化的贡献，也让我用更严肃的态度去看待这样一部作品。

电视剧《大秦帝国》是由小说《大秦帝国》的第一部黑色裂变改编而成的，大凡优秀的历史剧背后都有优秀的历史小说作为支持，我看过的历史剧不多，在《大秦帝国》之前，《康熙王朝》，《汉武大帝》两剧是我非常喜欢的，明君强臣，在历史的广阔海洋中，掀起了的也许只是涟漪，带给我的震撼，却是惊涛骇浪，然而在看过《大秦帝国》之后，不得不说，它们在我心里的光芒黯淡了许多，因为《大秦帝国》不是一部歌颂明君强臣的作品，这部电视剧里所有的人物彻头彻尾都是为法治强秦服务的，不论是英勇刚毅的秦孝公，胆识过人的商鞅，英气纵横的景监，车英，深明大义的太后还是快意恩仇的上将军赢虔，甚至是老谋深算的甘龙，还有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他们都是为这部电视剧的法制精神服务的，“法”，是《大秦帝国》中大于一切的存在。

故事梗概 战国初年的秦国，是孱弱的，只能在天下鄙秦的目光中以一次次的军事胜利来还击，马革裹尸的秦穆公嬴师隰用自己的血性来证明了秦国这个陇西霸主的桀骜，但他并没有能够改变秦国弱国的现实，穆公虽死，秦国未强。

强秦的重担落在了后代君主秦孝公赢渠梁的身上，他和他的兄长赢虔相扶相持，患难与共，在忍辱负重中走出了秦国亡国的阴影，开始了强秦之路的抉择，在那个的时代，各种学说流派都在实践着自己，儒家的民贵君轻，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之治，在乱世之中要走出一条富国强兵之路，秦国的统治者看见了法制强国的法家，法制派的商鞅来到这个国家开始进行他大刀阔斧的改革，郡县统一，唯才是举，废除井田，开创阡陌，摧毁隶农贵族制，这样翻天覆地的战时变法使秦国在二十年内从孱弱走向了强大，河西大战，收复函谷关，秦国，在群雄并起的时代，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充满着矛盾和斗争，得罪权贵的商鞅最终在车裂的酷刑下走到了生命的终点，心力交瘁的秦孝公在壮年溘然长逝，然而法在秦国得到了完整的延续，秦国的强大并没有被颠覆，这是比后人的赞誉更高的成就。

主要人物的浅析 秦孝公与商鞅：我觉得这两个人是很难分开谈论的，他们彼此扶持，在那个互相猜忌，尔虞我诈的乱世演绎了一场惊世骇俗的君臣情深，我想每一个观众都对他们的誓言记忆犹新，“君如青山我如松柏粉身碎骨永不相负”秦孝公成就了商鞅的理想和抱负商鞅也成就了秦孝公的霸业，他们有过矛盾，有过纷争，但从来没有猜忌，没有怀疑，就好像赢虔说的那样，老夫陪商君和渠梁走到底，在秦国强大的道路上，秦孝公和商鞅，永远是走在最前面的。

秦孝公《大秦帝国》并不是一部讴歌君主的作品，但侯勇完美的演绎出了这个使秦国走向富强之路的君主的形象，厚重的嗓音，沉稳的步伐，他身先士卒，披坚执锐，隐身庙堂，推动变法，在生命的巅峰意犹未尽的离开了这个世界，用残缺的一生诠释了属于男性的完美，这就是战国时代的君主，赢渠梁，在他短暂的生命里，他能做到的事情很有限，没有横扫六合，没有一统天下，嬴渠梁在任时的秦国不过收复了河西。

然而有不再贫穷的国人，有不再衰败的军队，有他和商鞅的生死相扶，有功成名就后的一醉方休。

他并没有让司马迁在《史记》中留下太多的的墨迹，但他却用二十年完成了秦国的崛起。

秦孝公并没有商鞅那样傲人的才华，然而他却有忧国忧民的热忱，鞠躬尽瘁的品格，在变法的过程中，他不停的视察，不停的支持商鞅，不停的推动着秦国变革的步伐，他用自己平凡的举动演绎了一个不平凡的帝王，他就是秦国强盛的开始，他就是秦孝公赢渠梁，人生匆匆四十载，对于赢渠梁而言，足矣。

商鞅刚看见商鞅的时候我看见的是一个不羁的名士，不论是为了营救公叔座时单骑赴秦国，在魏都大梁大盘灭国棋下指点乱世还是和孟轲唇枪舌剑的争论，用白雪的话说，他也许会成为一个游侠，一个狂士，一个像纵横家们一样的人物，让他留在历史上的很可能是他的才气，而非他真正的作为。

然而当商鞅开始埋头在秦国变法之时，王志飞的表演开始深入这个人物灵魂的深处，如同易中天所说，我们对历史人物，总是停留在道义的指责中，我们只是记住了曹操的凶残和诸葛亮的忠义，我们只是记住了商鞅的无情和嬴政的神经质，但是这些人真正做了什么，却不被人所关心。

而伟人是脱离这种评价的，评论政治人物的唯一标准在于他行事的结果。

那么，就如同当年明月对张居正的评价来说，商鞅不是一个好人，不是一个坏人，而是一个有良知，有理想的人。

他想让更多的秦国人过得更好，他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富裕和强大，他得罪了能够得罪的所有人，他并不是不知道自己的结局，而是明白新法的成败也就决定着自己的成败。

变法成功了，秦国已经崛起，那些长夜里的奋斗都已经成为过去，当商鞅和秦孝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曾经被天下遗忘的昔日强国，即将用一场场胜利证明自己的存在。

那么我说，足够了，即使我是商鞅，即使背负了两千多年来的恶名，我也可以骄傲的说，足够了，善良和邪恶都已经不能够去评价这个人了，他翱翔在道义的谴责之上。

他用自己的生命，在历史的画卷上留下了不容置疑的那个瞬间，那就是，秦国的强大。

赢虔：这个充满着强烈的雄性气息的角色是大秦帝国最勇敢的骑士，荣誉似乎是他生命的一切。

如果说商鞅为自己的理想牺牲了能够牺牲的一切，那么嬴虔则为捍卫自己的尊严而苦苦坚持着。

面对残酷的现实，赢虔看清楚了历史的真相，二十年后冷峻的赢虔是让我震撼的，栋梁拆的奥妙让我看见了他高妙的政治手腕，斩除商鞅来稳定士族，坚定的支持变法来维系秦国的强大，赢虔的很多话至今在我耳畔回荡。

“世间事，在人，在志” “心志不同，对大势的判断也不同，心坚则可，心动便不可” 二十年前披坚执锐的上将军和二十年后冷峻的商鞅的斩除者，竟然是同一个人，他就是赢虔。

这样的角色，无法评价善恶。

大秦帝国里出现最多的，其实都是这种无法用善恶评价的人，比如商鞅，比如嬴虔，比如庞涓，他们总是选择用耀眼的光辉和同样耀眼的阴暗去刺伤我们的眼睛。

甘龙：这个狡黠的三朝元老在政治上的高妙不得不令人佩服，甘龙的那句“飓风过岗伏草惟存”一直被我引为经典，他的心智一直是最为我叹服的，他并不是凭借着老世族的实力消灭了商鞅，他凭借的是自己对人心的透彻理解，凭借的是自己独一无二的阴谋智慧。

他用一次隐秘而便于操作的调包事件，给商鞅竖立了两个无法战胜的敌人——嬴虔，嬴驷。

我还是很赞赏他的，他并不是个小人，任何敢于一条道走到黑的人物都不是小人，从某种角度来说，他甚至是秦国旧制的坚决维护者和殉道者，是所有被新法损害的人心中的领袖人物。

甘龙这样的存在，我觉得，就是英雄背后的阴影吧。

景监和车英：商鞅变法的左膀右臂，景监是沉稳有为的邦国重臣，车英是英武豪放的军中大将，他们追随了一个叫做商鞅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在秦国富强的道路上相互提携，不离不弃，在成功的夜晚里和商鞅一起一醉方休，他们是那场中国历史上伟大变革的参与者和执行者，他们并没有秦孝公和商鞅那么伟大，但却一次又一次的让我们感动。

感情线并不是《大秦帝国》所要着力表现的，但片子的几个女子还是让我很动容，高圆圆扮演的白雪演绎出了那种只可能在戏剧中出现的女子，聪慧，高贵，大方，几乎是完美的存在，玄奇的扮相是最让我心动的，精致的五官和清秀的面庞，她用自己的青春陪伴秦孝公赢渠梁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大度的秦国公主让我看见了女性伟大的付出与不悔的选择。

子岸在和赢虔对峙的过程中阵前索死给我的印象很深刻，看到那一幕的时候，我很想发自肺腑的说一句，子安将军，壮哉。

深明大义的太后在剧中各个情节中的举动都让我们不得不发出来自心底的敬意。

墨家总院的领袖，白氏的商人，还有公孙贾，赢驷，王轼还有很多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支撑起了我对《大秦帝国》由衷的喜爱。

战火纷飞，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堪称最精彩的一出戏，这个时代人心很单纯，有恶魔，有英雄，有狂人，有大师，但是少小人。

他们活得很自如，当周王朝的王道礼制开始崩溃的时候，思想爆炸的华夏大陆，体现出了空前绝后的神采。

《大秦帝国》中的法治 诚如我前文所言，《大秦帝国》所要表现的核心并不是那些明君强臣如何治国安邦，而是“法”的力量，这也是我看完《大秦帝国》感受最深的一点。

乱世必用重典，强国须行法治，然千年已过，当今华夏仍未达到堪称理想的法治社会，有人的地方必定有感情，完美的法治也许永远无法实现，但的确是人类社会永远的追求，人心似海，靠一两个强人来推动社会永远只是一时，我觉得完美的法治达到之时可能也是人类的灭亡之时，因为人类已经超越了自身的情感，但只有在追求的道路上，人类社会才能不断进步。

儒家，道家，墨家，都是诛心的学说，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只能用来修身养性，不可用来安邦理国，否则社会进步举步维艰，在秦国强大的同时，奉行王道的鲁国早已被春申君的铁蹄踏过，在看《大秦帝国》之前，我对于战国时各个思想流派并没有太清晰的认识，仅止于高中历史课本上的那些介绍，看了《大秦帝国》之后，我认识到，“法”，确为强国富民的根本，温家宝总理曾经有言，中国社会绝大部分的问题都是制度的问题，的确，有良好的制度去约束管理，才会有良好的社会秩序和安定的社会还击，不断增长的社会生产力，法治社会的建设才是中国的千秋基业，和谐社会只是表态，没有健全的法治，和谐无从谈起，只能是空中楼阁，镜中之月，水中之花。

上了这么多年的历史课，背了这么多遍资本主义革命的意义，对于法治的认识实不如《大秦帝国》一剧，有如此影视作品教化国人，弘扬法治，民族甚幸。

《大秦帝国》真正精彩的地方，不再剧情，不在演员，在于法治精神，这是与一般历史剧歌颂明君强臣截然不同的地方。

看到25集赢虔受劓刑被割掉鼻子的时候，我想到了很多，秦国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在于赢虔这样深明大义的人，那个时代的法治完全是以富国强民为目的，摒弃了个人感受，如此法治，是与儒家，墨家，道家根本不同的地方，它没有“仁”“爱”，只有法，不看人心，只凭法度，现代提倡的法治融入了很多人道主义精神，虽不及古人严密，却是以人为本，经过前年的变化，进步了很多，然战国乱世，强国的确是第一要务，摒弃它学，自有合理之处，法家，的确是当时的秦国无出其右的选择。

第一次觉得自己看历史剧可以看的如此理性，最重要的不看君主英明，武将勇猛，而是看法度严明，《大秦帝国》当为中国影视界的异彩。

《大秦帝国》中的法治的确是有缺陷的，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法治可以达到这样的高度不得不令人叹服，充满人性的法治社会形态至今仍在不断的追求之中，秦国的法度严酷，商鞅的酷吏之名也并非凭空捏造，但暴政并不能但看杀的人多不多，而是要看得不得民心，秦国残酷的刑法虽违人道，但对于中国历史的进步，却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对于中国历史而言，秦国的地位，是不言而喻的，大一统时代的开创，华夏文明当之无愧的奠基石。

《大秦帝国》之外想到的 《大秦帝国》的故事发生在那个令人热血沸腾的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堪称华夏文明史上空前绝后的一幕，不论是剧中倡导的法治，还是儒家的民贵君轻，墨家的兼爱非攻，道家的无为之治，各个流派的学者都在创立和实践者自己的学说，虽然商鞅是唯一的成功者，但其他人并不是失败者，法家术治派的申不害在韩国的变法过于张扬导致了被魏攻打一蹶不振，但这些富于深刻历史意义的举动却留给了后人宝贵的教训和经验，思想的争鸣，学术的论战，中国每一次的大变革时代都是思想变革的先行。

在两千年前壮丽的战国时代，我们看见百家争鸣后法家在秦国的实践完成了中国的大一统，当时被打压的儒家也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进入稳定时期后统领了中国学者数千年的思想。

两千年后，中国的封建社会开始瓦解，新的思想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孕育萌发。

十八世纪中期，在鸦片战争中饱经蹂躏的中国大地上，汉族官僚看见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大，他们决心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洋务派与顽固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洋务运动虽然最后以失败告终，然而，他对于近代中国拉开向西方学习的序幕，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日本的坚船利炮让我们看见了一个在我们身边成长起来的年轻资本主义强国，日本在向中国学习了千年之后走在中国的前面，有为的中国青年在日本看到了未来中国的希望，他们在前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下开始了对于西方先进制度的学习，维新派和顽固派的论战在华夏大地掀起了又一阵思潮，虽然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但是民主的思想却早已深入人心。

随着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革命派开始引导中国新一轮的思潮，与沦为保皇派的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继续思想界的争论，直到五四运动掀开中国革命新的一幕，思想界的交锋，引导着中国从封建社会走向了新的历史纪元。

不论历史走向何方，我们这些年轻人的思想永远是我们民族前进不竭的动力，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少年强则中国强。

百家争鸣，是不应该被我们这代人忘却的东西。

2008是中国多灾多难的一年，中国年轻一代的团结一致，众志成城让我们仿佛看到了《大秦帝国》中老秦人的坚毅与团结，秦国当为华夏文明的正源，《大秦帝国》让我们看见了中华民族在战国舞台上的缩影，行为至此，脑海中回响的，依然是那句 赳赳老秦 共赴国难

《大秦帝国之裂变》继续。

太子赢驷杀人，太子首傅公子虔被处劓刑，太子年少，废除人刑，流放四野。

公子虔是秦孝公的兄长。

整部剧接近高潮，变法触及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最深层，卫鞅也为自己铺就了一条不得善终，作法自毙之路。

本以为能够看到秦公与墨家论战这一场重头戏，没想到被删了，删除的相当彻底，完全不顾剧情上的突兀，跳跃感十足，那一集简直不明所以。

墨翟是墨家巨子，农民出身的哲学家，倡导兼爱非攻，尚贤明志，追随者也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且组织严密，吃苦耐劳，富有社会实践精神，十足的理想主义学派。

这与太祖奉行的思想理论以及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路线有些相似。

我想太祖出山之前博览群书，一定吸取了百家所长，然而历史最终选择了儒家。

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丑，太史公的《史记》固然有些失真，但是比起演绎成份更多一些的《战国策》要好多了。

法墨论战没有看到，观今日，秦公在，卫鞅已不复，青山犹存，松柏难觅。

酷吏也好，贤臣也罢，不过是人言，史海钩沉，永无真相。

看《大秦帝国》是碰巧跟制片人聊过之后。

初看了几集，画面宏阔，战歌慷慨，气势雄浑，有数年久不易见的大剧气象，便找了机会追下去。

看到商鞅一袭白衣登场，高谈阔论，纵横捭阖，心想主创有气魄，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如此论古，岂不有当初太祖为秦皇、魏武翻案的魄力？

但随着剧集深入，越往后边，却越觉得不对。

剧情开始崩塌就不说了，许多人设、桥段明显违背史实，譬如商鞅那位未婚先孕的“妻子”白雪，刻意丑化的公子卬，武侠门派一般的墨家组织，无不为了制造冲突而一味传奇化，戏剧化，以至于低幼化。

李立群演的魏王初看极有意思，但越看越觉得有问题。

不知是演员本身浓重的舞台腔，还是导演的喜剧化设定，魏王给人的印象差不多就是个脑子不太好使的铁憨憨。

于是乎这边厢魏国庙堂一片昏庸，那边厢秦国朝野却被衬得高大伟岸。

加之表演、战歌、苦情桥段连绵不绝，高下立判。

直到卫鞅入秦，泾渭合流，遂一发不可收拾。

秉着“依法治国”之大剑、横空出世的商君，简直成了一尊毫无瑕疵的神。

我就想问问，可能吗？

这部有口皆碑的历史剧，莫非就是这样罔顾历史，以今人之说法，僭古人之精要？

诚然，主创的苦心大家一看即知，自是为了当下依法治国的大势推波助澜，甚至不惜以古鉴今。

这没问题，以古人之口说今人之事，素来是历史剧的套路。

但这条道要走对，首先得选准对象。

譬如要崇尚仁政，绝不可能聚焦希特勒；要高扬国威，断无必要拔高陈后主。

当今所谓依法治国，解释权虽然在官方，但无论如何都是现代法制体系的一部分。

然而以商鞅为代表的法家政治是一回事吗？

很明显，并不是。

应该说，差得还不只一点。

这是个大话题，要说清楚不容易。

首先，得先铺排一下法家思想的脉络。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之世百家争鸣，孔子开其端，诸门继其后，法家属于其中诞生稍晚者，乃是随着战国大幕开启之后，各国竞相变法而生的一派以治国实践为主的学问。

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商鞅、申不害、慎到在本剧中先后出场，分别代表了法、术、势三派，而三人竞相谢幕后，战国晚期最后一位法家巨擘韩非登场，统合三派之言，集法家之大成，终成一代名家。

申不害、慎到的书早已失传，现在流传下来的法家著作，主要是《商君书》（剧中最后被景监抱出来的那一大箱子）和《韩非子》。

《商君书》到底是谁写的还无定论，但所反映的基本是商鞅思想无疑。

所以历史上真实的商君到底是怎么说怎么做的呢？

先来看这么几段：“ 民弱国强，国强民弱。

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

”“ 政作民之所恶，民弱；政作民之所乐，民强。

民弱，国强；民强，国弱。

”（《弱民》）“ 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强。

“” 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

”（《去强》）我想不用翻译，大部分人也能懂这几句话的意思。

只不过，为师者常常有为尊者讳的传统，常不敢相信目之所见，总想找个说法证明“大师才不会这么想”。

但对商君就真不必了，所见即所得。

简单地说，商鞅的主张可以用“壹民”“弱民”“重刑轻赏”等标志性观点来总结。

第一，民必须弱，国才能强，然而民如何弱呢？

辱之，弱之，贫之。

《弱民》一章就说：“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

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

” 所以方法很明显了，就是让民一无所有，才能予取予求。

第二，民必须单一，最好都是耕战之农。

《算地》一章讲：“ 入使民属于农，出使民壹于战，故圣人之治也，多禁以止能，任力以穷诈。

两者偏用，则境内之民壹；民壹，则农；农，则朴；朴，则安居而恶出。

”简言之，朴实，憨厚，用着才顺手。

第三，刑罚必须重，赏赐必须小。

上面说了，商君认为苛政猛法摆在面前，国君才能爱惜其民，民才能为国君而死。

一句话，机械化管理，整齐划一。

宗旨是为了打造出以君王意志为转移、强大而灵活的“战争机器”。

在那之前，没有人把这个道理讲得比商鞅更透彻更显白了。

商鞅的话很容易让人想到讲求君王统治术的西方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和他那本毁誉参半的《君主论》。

再近一点，也可以参照日本帝国时代的军国主义——这些执迷于“王道乐土”“东亚共荣”的狂热分子自然也知道，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有人践行了这一“以战养战”“杀人论功”的“强国之道”。

但既然都联想到了这个层面，对于当今的许多国人而言， 这样的治国之道恐怕是不太能接受的。

传统学者对于法家的思想反驳是最为激烈的。

学者鲍鹏山就有一篇文章谈商鞅，论其“作法自毙”（网上可搜，题为《 作法自毙的枭雄——评 商君书 及商鞅 》）。

此说来自《史记·商君列传》中商鞅最后逃难，被旅店老板以法令严苛为由拒之门外而产生的“慨叹”。

在太史公笔下，商鞅就是一个投机分子，自私、极端、刻薄、少恩，跟电视剧截然不同的是，当初可是他舔着脸入秦，主动试探迎合秦公偏好；秦国废分封，他倒好，得了六百里商於之地做自己封地，孝公死后他被人追杀，逃魏不成，先率兵袭郑，后被夹击身死军中，尸体给拖回咸阳五马分尸。

如此羞辱的结局，和电视剧最后那慷慨赴刑、洒脱浪漫、主动献身的刑场大戏，是不是判若云泥？

当然了，学者是理想主义的，批判商鞅容易从理论出发，空对空发话，难免有隔靴搔痒之感。

于是论坛上的爱国小将们多从这点出发，冷嘲热讽，厉声造势，指责从古到今所有学问之士对商鞅、对法家的反对都不足挂齿，是迂腐是守旧。

唯商君才是时势所造之英雄。

所以，两千年来文明教化的言论昭昭，都是在放屁？

没错，卫鞅所在的战国之世，的确是各以武力论高低的大争之世。

战争的阴影既然笼罩天下，各国都无一例外地踏上了变法之途，而且变法的方向最终都是指向军力的。

魏国开其先河，用李俚、吴起变法，韩国以申不害为相，推行“术治”，楚国亦用吴起，齐国自威王起，用邹忌、田忌、孙膑等名臣，中兴仪式。

普天之下，莫不欲自强。

而商鞅，是在这条路上走得最极端的一位。

商鞅的治国之道，首先是国家主义的，进一步说，是君主本位的。

君主想要在大争之世，力压群雄，首推无双之战力。

战力的基础，一是人力，二是国力，所以国家唯一要做的就是耕战。

对此而言，民众只不过是耕战的机器，要效率最大化，那就尽量机械化，去除所有君主大人不需要的东西。

这些东西是什么呢？

即商鞅所谓的“六虱”： 曰“岁”，曰“食”；曰“美”，曰“好”；曰“志”，曰“行” 。

再者，就是传统文化赖以成立的礼乐文化。

所以《商君书》言：“ 国有礼、有乐、有《诗》、有《书》、有善、有修、有孝、有弟、有廉、有辩。

国有十者，上无使战，必削至亡；国无十者，上有使战，必兴至王。

”顺着这一链条走下去，战争机器的运转逻辑就浮出水面了：国家富强了，就得打仗，民众的精力得发泄，不打仗就会内部生乱；打完仗开疆拓土，就有更多农耕，继续培养战力准备下一仗。

按商君的话说，就是“国强而不战，毒输于内，礼乐虱官生，必削；国遂战，毒输于敌，国无礼乐虱官，必强。

”完全停不下来的节奏。

商鞅变法在某种意义上说，的确是成功了。

秦国的战力，就像吃了伟哥一样迅速雄起，并且坚挺得可怕。

自白起拔郢，大杀楚国之后，秦国几乎每年一小仗，数年一大仗，出兵速率极其恐怖，而且无论输赢，都能迅速集结部队，卷土重来，完全无愧于战争机器之名。

相比之下，其它国家无论如何变法，也有高昂有疲乏有振奋有低估，起起伏伏，国之寻常，哪里经得起没完没了的消耗。

到最后，尽管合纵之势已然稳固，数国联军攻秦已成常态，然而各国政事又变幻不一，实在是集中不起力量。

秦国便从大到小逐一穷追猛打，生生耗死了赵国、一战而灭韩、魏，大军压倒楚、燕，顺势灭掉齐国，以至天下一统。

这一切，不能不说都是源于商鞅变法的功劳。

但换句话说，商鞅之法的本质是战时法，这个道理我们现在都懂。

陆贾对汉高帝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

”这讲的就是战时法度的局限性。

新中国以后，毛时代和邓时代的区别也说明了这一点。

但当时意识到这一点的人就少了，所以秦国靠变法得了天下，却没有靠再次变法坐稳天下，命短，亡了——这是站在国家立场对商鞅之法的评价。

平心而论，商鞅在当时为秦国赢下这场灭国战争，是有功劳的。

但同时他对诗书礼教的排斥，也断绝了统一之后建设“和谐社会”的可能性——书都焚了，没得学可上，仗又未必有得打，不揭竿起义还干嘛呢？

从这个角度来讲，商鞅之法家学说，就只能是“兴奋剂”一样的存在——有时效性，剂量还不能太猛，否则，卒。

而站在个人的立场上，喜欢商鞅的，或者说喜欢住在商鞅所执政的这样一个国家里边的，我想可能不太多。

如果有，大概便是已经住在这样的国里，习焉不察了。

好了，法家介绍得差不多了。

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以战国法家思想，和当今依法治国相提并论？

你也看出来了，我的答案很明显——不能。

连类比的可能性都没有。

关于这一点，知乎上关于“ 如何评价《韩非子》书中观点理论与现代法制社会的异同？

”一问的回答堪称精彩。

《韩非子》虽然和《商君书》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但吸纳了后者的精髓，也算是法家集大成者，可参考性很强。

总括其言论，大概有五：1、 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观点不仅仅是”更偏向”，而是整个“围绕”集权君主之需求设计的。

理念与现代法学观点及法律运作逻辑大相径庭、南辕北辙、针锋相对。

2、儒学的三大支柱是周代分封制（政治结构）、宗法制（社会结构）、礼乐制（统治手段），而法家学说的三大支柱是集权制（政治结构）、君法制（社会结构）、法术势（统治手段）。

3、除秦国外，中国再无以纯粹法家治国的例子。

秦国政治的“空前绝后”，印证了法家这一本土原创思想在中国的“水土不服”。

或者，可以称之为一种“异变”。

4、现代法学源自罗马法，以民事为主，不像伊斯兰法和印度法那样以神事为核心，也不像中国法系那样以祖事为核心。

罗马法是私法的源头，故而现代法学的重点是私权，强调权力与义务，与民主政治相适应。

而法家之法是君主专制的刑律工具，强调刑罚，是公权之法。

5、法家的精华是具有哲学思辨意义的“历史进化论”，商鞅所谓“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韩非子所谓“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这才是值得后世借鉴的要义。

若是遵循此教，即时调整，秦国大概未必会速朽了。

想要多了解的话，可自行百度，此处就不赘述。

所以说到这里，基本就很清楚了。

战国之法家，虽然和“依法治国”一样都带了个“法”字，实际却本质不同。

倘以史上赫赫有名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作为“借古讽今”的主角，也不是不可，但至少总要基于史实，而不是肆意拔高。

再说了，据实讲述本来并不丢人，商鞅的所为正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作者如此遮遮掩掩，甚至不惜胡诌，反倒显得心虚了。

归根结底，当下这个民族主义勃兴的时代并不缺少历史，尤其不缺少光鲜亮丽的、热血沸腾的“秦皇汉武、唐宗宋祖”之史。

但我们更加需要的，永远是真诚的历史，既要有钱穆的“温情与敬意”，也不能丢掉鲁迅的“横眉”与“冷眼”。

作家孙皓晖的小说《大秦帝国》第一部，以《黑色裂变》（以下简称《裂变》）为题，用了上下两卷的巨大篇幅，对商鞅和商鞅变法做了尽情的讴歌。

很可惜的是，作者对历史的态度是实用主义的，完全无视历史的真实性。

小说作者无非是要向读者灌输这样一种历史观：秦是中华文明的正源；秦的强大是由于商鞅变法；商鞅变法贯彻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所以，法家的治国理念是最优秀的。

小说的作者为了宣扬他的这种历史观，对有关商鞅和商鞅变法的历史，做了全面的篡改。

　　　　一、对商鞅个人经历的篡改　　《史记》上说，商鞅由魏入秦，因为景监的推荐，才得以见到秦孝公。

景监是什么样的人呢？

是个阉宦。

但是，《裂变》的作者，为了使商鞅的伟大形象无可挑剔，不仅要把景监的阉宦身份隐去，还要把他描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人物。

在《裂变》中，景监在秦孝公继位前，已是打了十几年仗的“前军副将”了，而且是他为秦孝公发现了商鞅这样一位杰出的法家，他自己也成为秦国变法的主要支持者。

总之，商鞅是一个高大全的人物，推荐商鞅的景监也必须完美无缺。

　　对于商鞅对秦孝公先讲“帝道”，“帝道”讲不通又讲“王道”，“王道”讲不通再讲“霸道”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予以否认。

他说商鞅对秦孝公讲“帝道”和“王道”（作者统称为王道），都是为了试探秦孝公，看看他是否与自己的政见一致；若不一致，他将毅然决然地离开秦国。

《史记》上记得很清楚，商鞅在发现秦孝公只对“霸道”感兴趣时，对景监说：帝道和王道的实现，需要很长久的时间，秦孝公等不及；只有讲可以速效的“强国之术”，才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但秦国从此不会有殷、周那样的成就了。

对这样重要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根本弃之不顾。

他无非是要把商鞅塑造为一个信念坚定的法家，而非班固所说的“挟三术以钻孝公”的投机者。

　　变法初期，商鞅曾于一天之内，就在渭水边处死囚犯七百余人。

这些人具体犯什么法，史载阙如。

《裂变》的作者却说，他们都是因为私斗才被处死的。

而更为荒唐的是，《裂变》的作者说，那些私斗的主犯，在即将行刑的时候，竟然大喊：“秦人莫忘，私斗罪死耻辱！

公战流血不朽！

”而其他犯人也都“挺身而起，嘶声齐吼：‘私斗耻辱，公战不朽！

’”于是，“四野山头的民众被这闻所未见的刑场悔悟深深震撼，竟然冲动地跟着喊起来：‘私斗耻辱，公战不朽！

’”鉴于死刑犯们均已认识到自己是罪有应得，商鞅收回不允许家属“活祭”的成命，下令：“临行悔悟，许族人祭奠，回故里安葬。

”这样一来，那些犯案者的家属，“冲进法场，大哭着向高台跪倒，三叩谢恩”。

　　制造一个私斗的罪名，来为商鞅的滥杀开脱；还要编一个故事，说那些被处决的人，临刑前都已认罪服法；连罪犯的家属们对商鞅允许他们“活祭”临刑的亲人，都感恩戴德。

更有意思的是，《裂变》的作者就此写到，商鞅对那些死刑犯家属的“三叩谢恩”很厌恶，说：“人犯临刑悔悟，教民公战，略有寸功。

祭奠安葬，乃法令规定，卫鞅有何恩可谢？

今后不得将法令之明，归于个人之功，否则以妄言处罪。

”这一方面是要表明，商鞅在执法问题上，完全是大公无私的；而另一方面，则是在为商鞅后来惩制不同政见者作辩护。

　　《史记》上说，新法施行的第一年，反对的人很多；商鞅遂以太子犯法为由，对太子傅公子虔施以刖刑，对太子师公孙贾施以黥刑，因为这些人都是反对变法的；这样一来，“秦人皆趋令”了。

钱穆先生认为，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有问题。

因为按年龄推断，变法实施之初，太子（约生于公元前356年）尚幼，还根本没有能力犯法。

《史记》上还说，公子虔后来又因为“犯约”，而被处以劓刑。

钱穆先生推断，所谓公子虔因太子犯法而受刑，应该是这一次。

但这一推断仍是有问题的，兹不论。

问题在于，《裂变》的作者在采纳了钱先生的说法之后，竟编造了一个有关太子在封地滥杀无辜的情节。

这样一来，对太子傅公子虔和太子师公孙贾用刑，都是他们罪有应得，而与他们是否反对变法无关，因为“秦法是诛行不诛心”的。

不仅如此，《裂变》的作者还将公子虔说成是变法的主要支持者，并赋予他一个非常尊贵的身份——秦孝公同父异母的哥哥。

惟此，商鞅又被塑造成为一个执法不论亲疏的人物。

　　对于商鞅利用自己与魏军主帅公子卬的旧交，骗公子卬前往秦军大营议和，将公子卬俘获，而后对魏军实施偷袭，将其全歼的毫无信义的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一概予以否认，并刻意设计了这样的战争情节：魏军主帅公子卬写信给商鞅，请他到魏军大营议和，决计在商鞅不同意退兵时，当场将他擒杀，然后一举击溃秦军；而商鞅则将计就计，引公子卬率军进入伏击圈，明确告诉他自己从来不齿于跟像他这样的人为友。

有趣的是，当秦国收复河西，把被俘的公子卬释放回国时，商鞅对公子卬说：“告诉你一个秘密。

你我只是相熟，不是朋友，更非挚友。

卫鞅放你回去，只是因为有你当权，对秦国有好处。

记住了？

秘密。

”篡改历史，还这样“幽默”，实在让人绝倒。

　　秦孝公死，公子虔等人告商鞅谋反，惠文王下令逮捕商鞅。

在逃亡途中，商鞅连住宿都找不到地方。

因为，按照新法的规定，旅舍如果容留没有住宿证明的人，是要坐罪的。

为此，他不禁感叹道：自己制定的法令，竟让自己不堪到如此地步！

不得已，他又逃往魏国（魏此时仍保有河西部分地方）。

但魏国人拒绝接受他，并不许他借道魏国逃往别的国家。

走投无路之下，商鞅再返秦国，回到自己的封邑，发动自己的徒属和邑兵造反，结果兵败身死，尸首被车裂，而且满门抄斩。

对这些历史事实，《裂变》的作者也一概不承认。

在他的笔下，商鞅自始至终都不曾造反，而是挺身前往咸阳，自投罗网，决心以自己的死，来平息那些反对变法的世族的仇恨，并且暴露他们；同时，也是为了使新君惠文王能够树立起威望，使变法事业得以平稳地继续下去。

作者还说，当商鞅被被客栈拒绝留住时，竟仰天大笑，认为“新法如此深入庶民之心，也不枉了二十年心血……他心里踏实——法令能超越权力，意味着这种法令有无上的权威和深厚的根基。

要想废除新法，便等于要将秦国的民心根基与民生框架彻底粉碎。

谁有此等倒行逆施的胆量？

”在作者的笔下，商鞅已脱胎换骨，从一个投君王所好的战国策士，变为“苟利国家生死以”的志士仁人了。

　　　　二、对商鞅变法的毫无历史根据的美化　　我们再来欣赏一下，看看《裂变》的作者究竟是怎样美化商鞅变法的。

　　对于商鞅变法，《裂变》的作者主要强调的是两点：一是实行军功爵制，一是废除井田制。

作者认为，变法的这两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一是使原来的奴隶（或称隶农）改变了身份，成为自由民，而且可以凭借军功获得上升的机会；二是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起到了富民强国的作用。

而实际的情况是，按照这一军功爵制度，战士斩获首级越多，不仅获得的爵位越高，还可以按爵位获赐耕地和力役；爵位达到一定等级之后，还能“赐邑”、“赐税”，并允许拥有一定数量的仆役；不同级别的军官，则按所率军队斩获的敌人首级赐爵授官。

显然，在这样的制度设计之下，有人会因为战功而获得爵位，以及耕地和劳动力，必也有人会成为被奴役者。

《荀子》上说，在秦国，士兵斩获“五甲首而隶五家”。

可见，这种军功爵制度，实际上就是一种军功奴役制。

商鞅本人，就是这种军功奴役制的绝大受益者。

他造反时所用的“徒属”，其中的绝大部分，一定是来自于他所拥有的隶户。

　　另一方面，由于军功爵制度的存在，只要战争仍在继续，并不断取得胜利，耕地和劳动力的封赏就不会停止。

在这种情况下，“井田制”固然被废除了（秦国究竟有没有井田制，还是个问题），惟军功奴役制度仍在发展，决不可能出现如《裂变》的作者所说的那种情况。

即原先的奴隶（隶农）都从变法中得到了自由之身，并且是从新的土地制度中获益最多的阶层。

在小说中，作者甚至借一个名叫黑六的农人之口说道：“上天哪，上天，黑家九代为奴，给人当了三百年牛马。

今日，我黑六有自己的地了，五百亩！

天哪，天，你老人家有好生之德，差遣左庶长秦国变法，奴人有了自由身，穷人可吃饱穿暖咧。

求上天赐福左庶长大人寿比南山、永作农人的守护大神哪！

”作者说：“这些昔日的隶农除去了隶籍，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土地财富，又和宗主户分开村落居住（指搬进了新村庄），身心在陡然间完全摆脱了束缚，获得了自由，第一次尝到了挺直腰杆做人的味道，其兴奋激动之情自然要狂放地发泄出来。

”　　实际上，商鞅的变法，无非是步战国时期各国变法的后尘，把社会生产和组织纳入军事化轨道。

在这一过程中，虽然社会生产力是发展了，但人民受剥削和压迫的程度也极大地加深了。

早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就实行了履亩而税的制度（初租禾）。

这一制度，就春秋战国的通例而言，就是国家对所有耕地一概征税；而税率的不断提高，则为其中的应有之义。

商鞅所谓的废井田，无非是重新确定亩积，规定人户占有土地的数量，从而确定统一的税率，以强化国家对土地的税收。

但是，“废井田”之后，商鞅很快又颁布了一个缴纳新税种的命令：“初为赋”。

商鞅的“初为赋”，按人头或户缴纳。

秦谣曰：“渭水不洗，口赋起。

”意思是说，渭河边上冤死者的冤屈未洗，而口赋又来夺人性命了。

　　田租和口赋，再加上各种军事名目的力役，秦国百姓所受的剥削是非常重的。

董仲舒说，秦自商鞅变法后，征发百姓的力役、田租和口赋，几十倍于古。

他说的，并不全然是商鞅变法时人民所受剥削已经达到的程度，却也足见当时百姓受剥削程度的加深。

商鞅变法，大的改革先后两次。

第一次变法的主要内容，一是编制户口，实行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二是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实行小家庭制；三是奖励耕织，打击“疲民（懒汉）”，重农抑商；四是禁止私斗；五是实行军功爵制度，取消贵族的某些特权。

这些变法，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社会治安，有利于促进农业生产，有利于国家税收，有利于军事上的强大，是毫无疑问的。

司马迁说，这次变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

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但是，这样的变法，问题似乎更大。

以上，已指出了军功爵制度的问题。

至于抑商，无非是压制私商，而由国家来垄断商业利益。

董仲舒说，商鞅变法之后，秦的盐铁之利大大高于古代。

这无疑是国家向人民高价销售铁盐的结果。

而强迫人民分家，一经成为风俗，则“民忘六亲，而父子相亲，兄弟相爱，患难相保之风亡矣”！

更让人不堪的是，父亲用了儿子的农具，儿子竟自以为是施惠，母亲用了一下儿子的畚箕和扫帚，儿子甚至出言不逊。

还有邻里之间的告奸和连坐，更不可避免地助长了诬告之风和特务政治。

“贪戾、好利、无信，不识礼义德行；苟有利焉，不顾亲戚兄弟，若禽兽耳。

”这是商鞅变法之后所逐渐养成的秦地风气。

像这样的变法，或可使人民短期内受益，却一定是贻害无穷。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主要是两条：一是实行县制，二是“为田开阡陌封疆”。

实行县制，其实就是在国家控制方面，实行集权和官僚化统治。

这个问题，本文不作讨论。

而“为田开阡陌封疆”，就是《裂变》的作者所强调的“废井田”，它的实际作用前面已经讨论过了。

根据上述的讨论，可知到了第二次变法时，所谓“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的情况，都只是昙花一现，已经不复存在了。

司马光作《资治通鉴》，在引用太史公的这一记载时，把“秦民大悦”和“家给人足”这几个字统统删掉，恐怕也是觉得这种昙花一现的东西，不符合商鞅变法后秦地人民总的生活状况。

　　《裂变》的作者，还设计了商鞅临刑时的场景。

只见那刑场之上，四野人海都呼叫着：“商君万岁！

新法万岁！

”让人觉得，商鞅简直就是一个人民领袖。

就在这样的群情激荡的气氛中，商、於十三个邑的代表，在商郡的郡守和所属十三个县的县令带领下，抬着祭品，拿着乐器，在行刑台前跪成一圈，举行了“活祭”商鞅进行的仪式。

他们甚至在祭奠商鞅时，举起了刻有“万古法圣”的刻木铜字的匾。

刑场上，有万千人为商鞅送行。

送行的人中，居然还有上大夫景监、国尉车英这样的高官，真是让人不可思议。

“商君商君，法圣天神；忠魂不灭，佑我万民；商君商君，三生为神；万古不朽，刻石我心。

”这样的颂歌，传遍了刑场。

　　读着这样的文字，不禁使人惘然而不知所在。

一个为秦朝制定严刑峻法的人，居然被赋予“万古法圣”的尊号，还被赞誉为“法圣天神”，而时代已进入了二十一世纪。

这难道不让人感到震惊吗？

商鞅立法的精神，是轻罪而重刑，以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

所以，连弃灰于道路，都要受黥刑。

在这样的“法制”之下，人们只能是动辄得罪。

这样的“法制”，哪怕它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的人人平等，也不可能达到“以刑去刑”的效果的，反而会逼人无所不为。

　　　　三、过把瘾就好？

　　秦末天下反秦起义时，有一句十分流行的话，就是“天下苦秦久矣”。

这个“久矣”，当然不仅是指秦统一之后，也是指秦的整个统一过程。

这样的指责，当然有它的不公之处。

列国争霸，天下的人民尽受其害，怎么可以都归罪于秦呢。

然而，秦是当时各国中，组织得最好的一部战争机器，因此能从战争中掠夺到最多的土地和人民；而它的暴政，给六国人民带来的痛苦，也是最为深重的。

　　但是，秦的统一是短命的。

大一统对于秦来说，不过是“过把瘾就死”。

兼并战争打到这样的程度，以至于只能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和人民来继续维持。

而当统一完成，要想以种种制度上的施为，来维持这样的统一时，秦朝就感到力不从心了。

反秦起义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刘邦、项梁、项羽、张良、张耳、陈馀、英布、彭越等，都是“盗贼”。

他们或出没于深山大泽，或藏匿于闾巷民间，秦朝的军队却拿他们毫无办法，邻里告奸和连坐制度似乎对他们也无可奈何。

有这样一件事：一次，在秦朝东郡，有人在一块陨石上刻了“始皇帝死而地分”几个字，却因为查不出个究竟，秦始皇竟下令将住在那块陨石附近的“黔首”一概杀了。

可见，大一统之下，法家的那一套严刑峻法，虽说很强势，其实也很无能。

　　秦朝的统一，在大的方面做了很多便于统治的文章，耗尽了天下的人力和物力；而一点小事，仍足以使它崩溃。

陈胜、吴广起义的直接起因，不过就是因为戍卒不能按期到达服役地点这样的小事，却要被判处死刑而引起的。

把国家改造成为一部战争机器，对掠夺他国的土地和人民，以及灭人之国虽或许有用，但对于治理天下就完全不够用了。

那个时候的战争，说到底，就是君主与君主之间的战争。

占据了人家的国土，俘获了人家的君王，这个国家就算是消灭了。

但是，要使天下百姓心悦诚服，再强大的战争机器都是无用的。

所以，只看到秦的“大一统”，而看不到它的“短命而亡”；欣赏它的“过把瘾”，却无视它的“就死”，觉得“过把瘾就好”，那真是太可悲了。

　　在某种程度上，商鞅的变法，当他把秦国成功地改造为一部战争机器时，秦国的扩张性，其实已变成一匹脱缰的野马。

而战国时期的各大国，在这种扩张性方面，虽不及秦国来得强烈，性质上也是相同的。

秦最终灭掉六国而统一天下，无非是它在军事扩张能力上强于六国。

这样的制度优势，有利于战胜敌国，却并不利于维持统一。

研究秦朝的历史，不能只强调它的“大一统”而“过把瘾”，更重要的是要探究它的“短命”而“就死”。

明朝刘基把自秦以来的国家控制社会的方式，概括为“以力聚之”，说它犹如“以手抟沙，拳则合，放则散”，这是非常值得重视的。

不能因为自秦以来中国有两千年的“秦政”，就觉得秦朝的统一有多么的了不起。

两千多年来，人们总结“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历史，不总也要大讲秦亡的教训吗？

　　中国历史上的统一，有三代的模式，也有秦的模式。

就总体而言，统一是中国历史中的一种趋势，但采取怎样的方式更有利于统一，才是具有实际意义的历史问题。

比较而言，后来汉朝的大一统，较之秦朝的，就要巩固得多。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吸取了秦亡的教训，特别是吸取了秦朝的“网密而刑虐”的教训。

但是，就是这种“过把瘾就好”的感觉，竟使《裂变》的作者，对秦的统一推崇备至，把对商鞅其人和商鞅变法都说得无比完美。

这样的讴歌，如果是基于历史事实，或可以认为是历史观的不同，而另当别论。

可惜的是，作者完全是用“虚构的事实”，来赞扬商鞅及其变法的；所根据的是没有商鞅变法，就不会有秦的统一这样的推论。

而更进一步的推论，则是只有秦国才适合于商鞅变法。

作者因此认为，在“秦帝国兴亡沉浮的五百多年中，华夏文明历经了千锤百炼而炉火纯青，具有无可匹敌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秦帝国时代创造的原生文明，使中国人在两千多年中历经坎坷曲折而没有亡国灭种”；“帝国所编织的社会文明框架及其所凝聚的文化传统，今天仍在规范着我们的生活，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巨大精神支柱”，所以，我们“还得感谢大秦帝国，我们那伟大原生文明的创造者”。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

要说明中华文明的原生性，不是通过这种简单的推论，就可以达到的。

文学的表现，若因为有了这么一个“大一统”，就认为商鞅及其变法，一切都是那样的尽善尽美，而把真的说成是假的，用虚构的故事，来掩盖真实的历史，把“过把瘾就死”，变成“过把瘾就好”，真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事。

在历史小说的创作中，文学的虚构不是虚假，必须符合历史的实际，才具有真实的意义和感人的力量。

否则，这样的文学创作，不仅是在篡改历史，也失去了文学的意义。

商鞅这个人，要是和他交朋友肯定很不舒服，司马迁说他，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

常人往往做不了大事，做大事的人确实不是很容易让人接近的。

成功者会坚持的自己的信念，很大程度取决于与一般群众的距离保持有多大。

所以基于这个层面，我们有理由相信领袖的所谓亲民只是作秀而已，是的，我们需要高瞻远瞩的领导者，给我们真正正确的方向而不是自己宣称的正确方向。

方向要是对了，我们的柴米油盐鸡毛小事也就没必要领导关心了，打个极端的比方，如果防范得当或者措施有力，我们就永远不需要那些领导人在灾难废墟前面悲天悯人。

商鞅变法的时代是一个大家都在变法的时代，变法是时代的潮流，但变法没有标准，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这里应该说有运气的成分，更多说是环境使然。

这是外因诱导内因的时代，大家的创造力都很旺盛，所以说当一群猴子开始进化的时候，某只猴子的修成正果化身为人显然是个小概率事件。

在战国外部世界相对平和的年代（除了一点胡人目光短浅的劫掠以外，确实没有什么与华夏文明相当的文明干扰），这个概率被准确计算为7分之1。

商鞅入秦无数线头中的一根，一个言听计从的秦孝公算一根，秦国的一穷二白没有历史包袱也算如是，重要的是概率中的另外7分之6在自身的变革以外也无偿提供着经验和激励和鞭策。

所以说商鞅的成功是个幸运的事件，变革成就了秦国的一统，就比如车裂成就了商鞅。

比如灾难成就了普罗米修士。

虽然中国没有悲剧的传统。

但现实教育我们，悲剧是时间走向深刻的必有之路。

商鞅必须得死。

这也是电视剧《大秦帝国》放大给我的一个概念。

这概念我相信编剧是从谭嗣同戊戌变法后求死以全慷慨之义那里得到的灵感。

这或许是我们民族的悲哀。

所谓的烈士情怀，使国人更愿意以激烈的方式解决问题，而放弃理性和周旋。

电视剧杜撰了商鞅在人生末途的态度。

使其从仓皇逃离到奋而反击的过程改变成慷慨赴死。

我们篡改历史的目的也许是为了获得一点激越的快感。

但我个人更喜欢商鞅在最后的反击（孝公卒后，太子秦惠王立。

公子虔之徒为报夙怨，告商鞅有谋反企图，派官吏逮捕他。

商鞅打算逃入魏国，魏人因公子昂曾中其计而丧师，故拒不接纳。

商鞅不得已而归秦，乃与其徒属发邑兵攻郑（今陕西华县），兵败被俘。

惠王车裂商鞅，并灭其族）。

一如吴起在最后时刻所设计的报复。

这种快意恩仇的态度似乎并不被中国历史所延续。

战国后那些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自虐情节一直延续到文革。

而另一个层面，也可以看出而今文艺创作的一个弊病。

就是人物的性格被事先定格。

不仅性格缺乏变化而且标本化严重。

假大空的毛病从来都没有被改正过，我们总是看到焕然一新的人物，使我们根本不知道人物本来性格和事迹是什么，一些不约而同的谎言造成了我们的集体失忆。

所以电视剧给了我们一个显然不真实的商鞅。

要我理解，商鞅并非如此坚持不懈或者刚直不阿。

也不是这样理想主义到以身赴死以保全信念的程度。

商鞅是什么样的人，要我说，首先就是其的圆滑及对人的洞察。

从公叔座对魏王说如不用商鞅就杀商鞅，而商鞅很不以为然，认为魏王不听你用之言也就更不会听你杀之言一段来看，商鞅是一个多么明白的人。

而商鞅三见秦王，两次讲不切实用学问以托出第三次所讲出的真正学问的高明。

看以看出商鞅的心计之深，运用之妙，游刃之有余。

这样的人怎么会迂阔到以死赴义。

或编剧认为秦法之严之细之密，而估计制法之人之审慎之严肃之固执而无变化。

而不知《围城》里有句话，说规矩都是不守规矩的人定出来的。

这些变法人本就因不拘泥于程式而肆意汪洋大刀阔斧变革。

商鞅立木为信已足见其机锋之巧，为信而信，信而不诚。

也看见为达目的的不择手段。

秦法严苛，说明的是立法人对于世人的不信任，如所言人性恶使然。

也是聪明人处置他人采取小聪明的办法。

从这点，与商鞅性格吻合，他的智慧，在于洞悉他人智慧后的应制之法。

商鞅之人，是法家而非儒家，法家讲究的是办法和规矩，认为人心不可测所以不制其心而制其行。

而儒家则反其道，以为其心可以被引导向善，而引导以所谓理想的力量。

电视剧则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法家在文革期间大为流行，后来也因为中国改革开放而继续以其改革身份为之今人楷模。

但过犹不及，近百年精英们求治心切思潮纷涌，有点战国大论战的感觉，但论的太多做的太偏激，安定个几十年就乱，现在又处于这样一时期，我们怎么办，往哪里去这些都是问题，电视剧说以法治国，摆脱人治。

但我们不无悲哀的发现，其实商鞅靠的还是秦孝公，法治的基础并不牢靠，干扰的因素很多。

当然在现在，比起原来我们相信青天以外，相信法治肯定是更大的进步。

最后说电视剧过于冗长，可删掉一半，我们对于历史往往不较真，对于人物因不熟悉而可任之评说。

文艺家担心群众不明是非，所以热衷以自己的思考取代观众思考，所以还是希望，我们可以获得一点真实的信息，以便自己有一点认识，哪怕是错误的。

许亿的屁事http://hym1976.blogcn.com/index.shtml

花了几个夜晚+一个周末，看完了《大秦帝国》的电视剧。

电视剧只拍了第一部，讲商鞅变法的故事，原著小说的跨度更大一些。

没看过小说，单评一下电视剧吧。

电视剧讲了一个好故事，一个君主发愤，贤臣厉行变法改变国家面貌的故事。

故事讲的也还不错，可以打4星，不过也就是一个故事而已，不能当真。

史实上的不符就不说了，比如说那时候还没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打仗应该主要是战车，不会有那么多铁骑冲杀。

而且作者为了讲故事，把一些史实歪曲了，比如龙贾军被灭应该是秦惠王时候的事情了，和商鞅没关系，却安在了商鞅头上，公子卬也没那么饭桶，是商鞅使诈擒过去的。

剧中为了反映卫鞅的大才和变法的成就，美化卫鞅有点过了，对魏国丑化的太多了点。

电视剧借古喻今的意图很明显，通篇强调法治，强调“以法治国”，让人很容易联想到当下。

但商鞅变法，主要在于私有化土地释放了生产力，又通过奖励农耕和军功引导民众务农和从军（我党的土改与之有一些相似啊），给秦国提供了战争中很重要的后备力量来源。

改郡县制，削弱封建贵族力量的同时加强了君主的权力，把天下纳入君主一个人的统治之下，加强了中央集权，从此再没有了能与君主相抗衡的力量。

商鞅所谓“法治”，在于以严厉的法令强迫民众遵守，强调民众要守法，以便君主管理，至于法令为何如此颁布，如何修改，其权力全集中于君王之手，本质还是加强中央集权。

“以法治国”，此法何来，电视剧里没有说，借古喻今的时候这个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在当时的秦国，或许是为了备战，商鞅定出了一套适合于当时秦国的法令，但是否能适应以后的情形，则未必了。

另外，一变法立刻就有效果也和史实不符，史记里说“令行于民期年，秦国之国都言初令之不便者以千数”，电视剧里把这些都省略了，直接一个法令下去，秦国面貌就大改，简直就是“法治万能”嘛，可惜不符合历史事实。

而电视剧在这方面的着墨太少了些。

作者未能脱离通常的明主贤臣的模式。

中国文人常常有这样的想法，身怀大才，能遇到一个明主，然后尽施平生所学，成就一番功业，也为明主开辟了新天地。

为了自己的理想，可以以身报主，就是死也是为了君主国家的未来和自己的事业，死都是笑着死的。

能遇到秦孝公那样以一国托付一人的君主就是读书人的梦想，能对自己所说完全言听计从，即使兄长被割掉了鼻子也没有半分怨言，就是死了也还想着怎样让自己能够功成身退，真是知己啊。

“君明臣贤”，这是多么完美的组合呀。

所谓“学成文物艺，货与帝王家”，大抵如此。

不过，这好像有点过于简化了宫廷政治的残酷吧。

每一次变法条令的颁布都是一次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必然引来利益受损方的反弹，何况是涉及到一国的变法。

剧中居然反对方一直隐忍不发，直到国君死去新君即位才发难，这不合常理，不过便于讲故事罢了。

剧中商鞅的塑造也有问题，简直太完美了，完美的都不像是个人，而是个神了（鲁迅评价诸葛亮“多智而近妖”，这话也能放在这儿）。

这是作者或者编剧想象出来的，不符合历史。

商鞅车裂而死，剧中搞的很煽情，好像民众都很舍不得，不过是朝中几个老权贵大臣对他不满，但事实是商鞅死后，“秦人不怜”，因为其为人过于刻薄（太史公语）。

作者希望有一个商鞅式的人物的愿望是好的，但因为不符合现实，有些太自作多情了。

历史上变法是很残酷的，其中也有很多艰难险阻，商鞅也不可能像电视剧里刻画的那样尽善尽美，是一个道德完人。

变法过程中必然有各种权谋，诡计，甚至刀兵相见，把这些都略去不谈，而只是刻画商鞅的道德力量，好像有一个商鞅这样的道德完人+旷世奇才再有明君的支持就能保证变法的成功，以如此简单的方式来叙述商鞅变法，是给民众画了一个变法的大饼，讲了一个变法的童话，太假而无法当真。

商鞅变法历史上是成功了的，虽然最后他受车裂而死，他的那一套制度却保留了下来，如果能比较真实的复原那一段历史，让人们了解 2000多年前那次变法的过程，对今天还能有点借鉴意义，如果用这样一种“童话”的方式描述当年的变法，饼是画的很好，却是一副春药。

还有剧中的道德观也有点不对，太是非分明了。

剧中商鞅等变法一派看起来很有道德，而反对派甘龙等人则是私下里搞阴谋诡计的主儿，很符合国人辩忠奸的是非观，不过想一想就知道，这不可能啊。

为啥一定一边就善良一边就邪恶呢？

要是商鞅这边出几个不那么善良的，是不是这变法就错了？

甘龙那边有几个正直的，他们就是对的？

变法是公事，为啥一定要和私德相关联？

这种忠奸模式，以后还是少来一点吧。

不知道是不是电视剧总要有几个女主角，剧中安排了几个红颜知己，有商鞅的，有嬴渠梁的。

这个安排也是有点让人不知道说啥好。

你要说感情深厚，这些人的感情有些伪了，都不像真的。

你能忍受刚怀孕就被迫分开，自己一个人住深山里，养育孩子十多年不见孩子他爸？

还是为另一个女人让道。

这也太虚伪了点吧。

嬴渠梁娶玄奇也很奇怪，最后嬴渠梁死了，玄奇就又回墨家了，你当过家家呐？

这还是文人的酸腐气在起作用，有一个明君，有一个红颜知己，人生何憾呐。

《大秦帝国》的小说我还没看，以后有机会或许会看看。

电视剧，看看可以，不过不要太当真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