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与恶的距离

这篇短文是对上一篇文章的一个简单引申，不是论文，只是一点反思。

刚过去的周末，在家看完了今年很火的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从精神疾病科普的角度来说，私以为这是华语圈至今最好的一部片子，哪怕是此前颇受好评的《人间世》在《与恶》面前也有点相形见绌。

当然，纪实与非纪实很难放在一起比较，但就思考的深度而言，《人间世》中关于精神疾病的那两集还是稍稍弱了一些，很多社会问题只是一笔带过，很多患者背后的故事（也许受限于篇幅）也只是浅尝辄止，让人惋惜。

当然，此前与剧组导演聊天，也知道《人间世》的重点是在于人的情感，并不像《与恶》那样“是要找出事实的真相“，就像片子里的王赦所做的那样。

作为法扶律师，王赦认为：与其通过死刑来平民愤，不如好好研究下罪犯是如何一步步成为罪犯的，从而我们才能从根源上去预防它、避免它，死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杀了一个李晓明，还会有第二个、第三个、千千万万个李晓明。

而更佳吊诡的是：片中的无差别杀人犯李晓明是精神病人，这就更增加了案件审理的复杂性。

《与恶》就是从王赦为李晓明辩护开始，在王赦试图揭开李晓明何以成为李晓明的过程中一点点展开，同时加入了加害者的家人、受害者的家人、王赦的家人、媒体工作者、精神病人、精神病人的家人、精神科医生、社工等等不同利益相关方的视角，为我们编织起一个人际关系的大网。

在这个大网里，去反思善与恶的边界，更重要的是去实现善恶问题以及医疗问题的“脉络化“，把问题放到它的前后文里去看，去厘清李晓明及片中另两位精神病人的人生脉络，去辨识他们的精神疾病究竟是在怎样的人生际遇、怎样的社会关系、怎样的家庭氛围中一点点形成的。

正如片中做电视新闻的News哥所说的，《与恶》要的是“同理心“，而不是对善恶问题的“去脉络化“的随意审判，因为当你能够从对方的立场出发去感同身受的时候，就会发现故事从来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便会知道善与恶、好与坏、正义与不义等等二元对立都只是对这个世界的过度简化。

所以，我说：《与恶》是一出很好的社会医学普及片，因为它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个孤立的、片面的诊断标签，或是一个个简单的、刻板的症状描述，而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故事。

而在前面那些标签里，在那些描述里，人的属性总是被抽离的，意义与脉络也总是被解构的。

作为医生，我们往往不知道，——也并不关心，——在疾病的发生发展过程中，除了生物学因素之外，有哪些社会的、家庭的、历史的、政治的因素也牵扯其中，因此我们的病理学只是生物病理学，却没有社会病理学的空间。

但是，一名手外伤或者头部外伤的病人可能是在工厂做工，而工厂却没有做好工人的安全保障；一名糖尿病足的病人下肢都快烂掉，血糖始终没有控制好，可能是因为要一人承担家庭所有经济，又要照顾家中瘫痪在床的母亲；一名精神分裂症患者出院没几个月又住了进来，可能是因为家中仍旧缺乏相应的资源去支持精神病人的长期康复。

在Michael Marmot的《健康鸿沟》一书里，他罗列了太多人群健康状态与社会经济梯度呈正相关的证据。

从前，在美国，肥胖、糖尿病、高血压是富贵病，是富人得的，因为富人大鱼大肉吃得好，而现在，却反了过来，为什么？

因为富人开始天天动感单车、普拉提，天天Omega-3、高纤维，而美国穷人却成了垃圾食品的最大消费族群。

我们也不知道，疾病对于患者及其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我们把那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太多头痛、胸痛、胃痛患者都找不到明确的器质性因素）都揉作一团好不爽快地丢进精神科的垃圾桶里，却不问问他们究竟为什么会出现这些无法解释的躯体症状的。

当然，当代医学的去脉络化在一定程度上是工业革命后一切都以标准化与规模化为目标的社会的产物。

此前，在读潘毅的《中国女工》的时候，我甚至有种感觉，这分明在讲的不是岭南地区流水线上工作的女工，而是大医院里的医生，只是对于医生来讲，他们所处理的不再是流水线上的商品，而是病房或者门诊病人。

同样与女工相似，在大医院里，不管是谁，哪怕是主任，如果哪天不幸离世，没过几天也会有人顶上来。

人的消亡在这里是不足轻重的，有一点不可否认，那就是大部分的人都不是无可取代的，今天一过，明天一切又都会回归正常。

其实，各行各业无不如此。

BAT等网络公司无非是所谓的“大厂“，IT从业者无非是“码农“。

而当码农们在反对996的时候，007的医生甚至连反对的时间都没有。

20世纪初的汽车制造业出现了福特生产流水线，大工厂、大机械化生产开始取代原有的小作坊式生产，垄断组织逐渐形成。

而20世纪初的医疗行业则出现了以约翰·霍普金斯医院为代表的大型综合性医院，于是就像刘易斯·托马斯在《最年轻的科学》里所写的那种精打细做的、服务至上的小诊所也就渐渐只是成了他对父辈的回忆。

我好友的爷爷是村里的老中医，我们时常聊起他爷爷的故事。

上山采药，在家里自己研磨炮制，一个村子里的人生了病都来找他。

而现在呢？

甚至连中草药都已规模化种植。

在这样以效率至上的社会里，作为医生，连扒口饭的时间都没有，又谈什么“脉络化“、什么“同理心“、什么“服务至上“这种假大空的东西呢？

当然，职业分工的细化是可以谈到的另一个问题。

就像前两天在朋友圈看到的另一篇文章所吐槽的，国内的医生经常要做杂七杂八的事情，所有事情都得医生来做，那么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就只能先挑重要的做，那么相比病人的那些家庭问题、社会问题，自然对于医生来讲，治病是第一位的。

再回到《与恶》，在《与恶》里有一对夫妻档，很是有爱，两个人都在精神科病房工作，丈夫是精神科医生，妻子是精神卫生社工。

我觉得，这部片子对于内地观众来说大概是了解医务社工这一职业最好的一部片子了。

但大概许多人都对后者的工作很不熟悉，因为在国内比精神科医生更缺的是精神卫生社工。

就像片子里有次这俩人在病房里吵架，妻子说：“你就只知道开药，病人出了院以后的问题你就什么都不管。

“丈夫说：“对，我就是负责开药的，不开药没有健保，医院还怎么运营下去。

至于说那些什么家庭资源、社区回归，是你们社工的事儿。

“所以，社工很多时候就是在处理患者及其家属的许多家庭问题、社会问题，需要去帮助他们寻找出院以后的落脚点，需要为不同家庭匹配相应的康复资源。

所以，如果在我们医院内职业分工够细的话，那么关于医学脉络化的许多问题实际上都可以得到分担。

当然，如果医生不重视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医务社工在病房里的存在也会几乎等同于零，但我们至今对于疾病的社会性仍旧缺乏重视。

还是以著名病理学家Virchow那句话作结：“医学是门社会科学，政治从广义上讲无非是医学罢了。

“

“为什么是我”“可能是因为你比较勇敢吧”这两句简直泪奔到爆阿 有些事情真的是飞来横祸 没有原因就变成这样 反过来讲 有特殊经历的人真的要比平常人勇敢好多倍“天下没有一对父母愿意花20年培养一个杀人犯”还有这句最经典的 透露出好多心酸与无奈

昨日发生的昆明劫持人质事件令人震惊。

视频中一名男性行凶者持刀劫持一名男童与警察对峙，最后被狙击手就地伏法，沿街群众拍手称快。

据悉该男的行径已经造成1死7伤的悲惨结果。

在一般人看来，这种报复社会的无差别杀人行为（对象还是孩子们）简直禽兽不如，其罪行人神共愤，简直人人可以诛之。

虽然作为一名法科生，但我也赞同以上观点，杀人偿命，天经地义，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也符合我们祖先为何执意血亲复仇的人性基础。

但笔者注意到新闻视频中显示该犯罪人拿着喇叭在咆哮着什么，微博上也有很多网友在追问该凶手报复社会的原因，但更多人留言的是诸如“什么都不是他伤害孩子的理由”、“选择抗争命运的方式决定了英雄和畜生的区别”、“以后劫持孩子的一律当场击毙”等略带情绪却无可指责的话。

刚好笔者这两天在看一部台剧《我们与恶的距离》，这部短短10集的电视剧去年一经播出便好评如潮，现在豆瓣的评分是9.4分。

这部剧根据台湾前些年真实的犯罪事件改编，主线剧情讲述的是一名男子在电影院无差别开枪杀人造成9死21伤，辩护律师仍锲而不舍地了解其犯罪动机，从而开启了众人内心的秘密和身份连结。

看完这部剧我陷入深深的思考，我们一般人如果面对这种案子，首先想到的是谴责和唾骂“恶魔”凶手。

而这部剧中的律师想的是什么呢？

随着剧情的展开，我们慢慢了解到他想了解该无差别杀人魔人为何犯罪，是什么怂恿他走上了犯罪的道路，或有只有知道其犯罪的真正原因才能给社会以警示和善后预防，也是为了防止汹涌“民意”对罪犯的任意裁决以捍卫司法的程序尊严，或许更重要的是与罪犯沟通和倾听，给罪犯自己以内心救赎，帮助家属走出心理阴霾和生活困难。

然而在该剧中，很少有人会理解他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替“恶魔”辩护，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理解他的执着。

但看完这部剧我们也许会大概会明白，一个罪犯走上犯罪的道路从来都不是都不是他自己的原因，而是很多因素综合的结果。

往往是家庭环境、遗传疾病、个人遭遇和社会环境等等多方面的原因，他们往往出身贫穷、家庭有问题，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心理遭受创伤，工作机会少。

因为我们没有罪犯的人生遭遇，很难理解行为背后的心理因素和行为机理。

所以我们习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去发泄和责骂，虽然这没有错，是我们的人性使然。

但我们必须承认，至少我的理性告诉我，我们只看到了事物的一面。

回到昨天的昆明劫持人质事件，视频显示该凶手劫持儿童期间要找一名记者反映情况，网友透露出改名男子反映的情况是父亲在文革时被批斗，母亲带大了孩子又被贪官污吏弄死，后来他吸毒，出狱后找不到工作，社会不原谅和接纳他。

我承认这一切都不是无差别杀人和报复社会的正当理由，凶手也应该被“千刀万剐”。

但有些问题是我们必须要弄明白的，那就是他犯罪的原因，该凶手已经56岁，人生过半，有着一定的社会阅历，人世间一定有他留恋的东西，这种连自己命也不要的劫持行为一定是经过他深思熟虑的举动，是什么导致他不惜以死来“报复社会”？

德国刑法学家冯·李斯特曾说：最好的刑事政策是社会政策。

也许只有了解其犯罪动机才能完善社会政策阻止类似的事情再发生。

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也说：“犯罪是一种由于人的不可避免的弱点而产生生的社会现象，犯罪是社会整体的必要组成部分，我们可以尝试从社会本身中寻找犯罪原因。

”我们再回望改名罪犯的童年和人生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文革的批斗对他家庭的摧毁，他在幼年经历了人性的至暗时刻，丧失双亲使他不能得到父母的关爱，或许心理也因此受到了严重创伤。

他对害死他母亲的贪官污吏充满憎恨，认为这些人把持国家，以至于上升到对整个社会的愤恨。

或许是因为时代和家庭的原因，他没有再继续接受教育，而是走上吸毒和犯罪的道路，这时已经没有能纠正他的父母和老师了。

然而他选择了戒毒，但出狱后因为社会的就业等诸多歧视而始终不能回归正常生活。

以上的种种的原因，最终使他走上了这条不归路。

他或许年轻的时候努力过，但还是失败了，并且要承受社会对loser的歧视。

我们回望整个过程，他或许有很多机会，社会和其他人可以为他做的也有很多，比如监狱对他进行再教育或帮他找一份不被歧视的工作，社会也不因他的吸毒史和犯罪史对他冷眼相看。

如果个人和社会能够相互促进，或许能够避免这次悲剧的发生。

以上这些个人看法并非为了证明其无罪或为了为其减少道德批判，这也是不可能的，笔者如果是受害者的父母说不定恨不得亲手宰掉凶手。

但正是因为只是一名旁观者的身份提醒笔者要看到天平的两端。

这部剧中中王赦律师说：他（罪犯）可能是一个罪人，但不一定是一个坏人。

也许人性远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很多我们理所当然的事或许只是我们足够幸运，而“他人即地狱”的视角来源于我们对同胞同情感的缺失，有些时候我们关注的只是结果正义而忽视了过程的正义，这个过程是在施害者一方。

很多人走上犯罪道路原因复杂或已属无奈，在犯罪发生前，他理应被发现、被关照、被合理对待，让他们真正有尊严的融入这个社会，让他们感受到社会和他人的爱，让他们有机会获得社会的认可，这或许是避免类似悲剧的最好方式。

在这部剧的影评下，就有一篇某新闻的报道，出来唱反调。

说这部剧是伪善。

很快就成为高赞。

我觉得这很讽刺。

此文前面还在说，恶有大有小，说恶无法避免。

好像有几分道理。

后面就开始说，人们有权发泄愤怒。

不仅完全违背这部剧想表达的思考，歪曲为“圣母洗地”。

更是直接连自己的前半篇文章，都偷换概念。

看似理性，其实还是在为情绪找借口。

说来说去，也就是想挑拨情绪而已。

我实名反对这个媒体的文章。

《我们与恶的距离》，每一集都会以网络上的留言作为片头。

而那些留言，有的义正言辞，有的无脑发怒，有的宣扬暴力，甚至要把不相关的人都处死。

网络暴力和不负责的言论，成为了新的恶。

这些恶，虽然小，但却汇集成一条大河，影响整个社会的走向。

最终，又再一次导致出一个极端。

人人都高举心中的圣旗，满面红光地走向罪恶。

有时候，我们与恶的距离，只差一个平庸的转身。

编剧创作这部剧的灵感，其实也来自于一个真实的事件。

2016年2月28日，一名母亲带着年仅三岁的女儿“小灯泡“逛街。

突然，一名男子冲上来，对着小灯泡连砍23刀致其死亡。

经调查，这名犯案男子患有思觉失调症（精神分裂），最终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起恶性杀人案引发了极大关注，网友群情激愤，要求将凶手立即处死。

但让人意外的是，小灯泡母亲的态度却是，坚决不处死凶手。

她向媒体表示：与其立即处死一个罪犯，不如好好了解这个人，是怎么一步步走向犯罪的。

他们在想什么？

为什么家庭、学校、亲人、朋友、社会，没能接住他？

我们要如何改善、预防？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我们能做的，难道只有继续速速执行死刑？

所以这部剧，并不是要“圣母”原谅凶手，或者凶手的家属。

完全不是。

这部剧并不是单纯的要去谴责一个杀人犯，或是讲一个杀人犯的故事。

而是要全面的去分析，整个事情所有的因素。

加害者罪大恶极，加害者家属呢？

是一概有罪，还是一概无罪？

你不知道，因为你不认识他们。

不认识，就没有判断。

不知道，就没有发言权。

出了案件要走法律，但是是不是泄愤之后，就能消除恐惧？

是不是消除了恐惧，事情就再也不会发生？

比如讲到媒体，这部剧就非常的专业。

出了新闻，有的媒体会无脑的报道，只为了更多的阅读。

有的会确凿信息，之后才展开报道。

有的会引导情绪，甚至挑拨情绪，故意让群众发怒，好从中获利。

有的会认真分析，针砭时弊，全面负责。

这一些，还有更多更多深入的讨论，我之前在《媒体，这才是真正的禁片》里，都已经讲过。

这部剧的初衷，只有一个。

就是宣泄情绪，并不能完全的解决所有事情。

相反，大部分时候这是一种逃避，逃避恐惧。

这部剧是让人们全面，清晰，理性的认识这件事——虽然让人类保持理性是困难的——但只有这样才能更好。

有些恶，不管再社会再美好，也会发生。

但这不代表我们就不需要反思了。

更不代表群众就可以施加小恶了。

在这部剧的影评下，前面就有一篇某新闻的报道，出来唱反调。

说这部剧是伪善。

很快就成为高赞。

我觉得这很讽刺。

看似理性，其实还是在为情绪找借口。

说来说去，也就是想挑拨情绪而已。

因为也许你没办法做到理性。

要求每个都理性也确实很过分。

也许你可以拒绝全面的认识，分析事情。

但你不该说，人家试图思考，就是立场不对。

只有宣泄情绪，才是正义。

人人都觉得自己是受害者，而不是参与者。

这让我想吐。

最近网络上关于吴谢宇杀母的案件得到了大家的广泛关注，一个北大才子 ，一个青年才俊，竟然残忍地杀害了自己的母亲。

直到一年后母亲的尸体才被发现，她被层层包裹住，每一层之中还放着活性炭用来吸尸体腐坏发出的臭味。

在他逃亡的一年之中，他白天在教育机构做老师，晚上去会所做男模，这简直让人啧舌。

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几乎被所有人称赞是一个阳光开朗、乐于助人、体贴温柔的高智商人才竟然会在周密蓄谋杀害母亲后过着如此放荡的生活，并且看上去也没有任何的悔意。

有人说，他是之前被压抑得太久了，摆脱母亲的控制之后，才会彻底地解放自己的天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强烈的不平衡感，还有社会整体环境的施加压力，买房、学业、“996”等使得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心理上的疾病，失眠和焦虑已成为现在年轻人的常态。

而当一些人的精神状态没有办法承受这种高压的时候，他们就会走向极端。

据调查，吴谢宇长期受着他母亲的压迫，甚至于连他吃饭的姿势都要被母亲规定，在完成母亲给他定的高标准的学习目标以后同时还要成为母亲的受害者。

这让我有点理解他的作案动机了，但只能说是理解到激情杀人的动机，可吴谢宇是有预谋的、并且可以说是完美计划着地要将生养自己二十几年的母亲杀死己手中。

可见，吴谢宇已经是精神病态到了一定的程度。

但是他到底是怎么一步步成为这个样子的呢？

现在还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答案。

这让我联想到最近台湾有一部特别火的电视剧,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

豆瓣评分有9.5分之高。

一共有10集，每集保持在50分钟左右，可以说是真正的短小精悍了，每集都没有槽点，集集高能，抓住观众的好奇心，我在一天之内就把它刷完了。

1恶与善《我们与恶的距离》围绕一场电影院枪杀事件展开叙事，以新闻媒体的运作报道为媒介，从而将十几二十多个受害家属还有杀人者家属从自闭愤怒到接受事实重新生活的治愈过程展露出来。

这部剧的着重点在于揭示出一种两面性，善于恶都不是绝对的，世界上也不仅仅是不是善就是恶。

不是说杀人犯没有罪，而是说这类群体并不只是施害者，有时候他们可能还是一群受害者，或者说是弱者。

受害者也不一定只是弱者，他们也会将自己身上所受的痛苦以另一种形式施加给别人。

有时候，只是普通人的我们都会无形中成为恶人，就好像是键盘侠、网络喷子等等，给一些无辜的人造成难以磨灭的伤害。

虽然我们没有办法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因为在人性之中本身就存在着一种黑暗而自私的东西。

但我们却有机会去减少和预防这类事情的发生，这也是剧中的一个主人公——王赦律师所追求的理想。

王赦是并没有像别人一样选择能够有不菲收入的普通律师生涯，反而选择了去当专门帮助重刑犯，特别是患有精神疾病的重刑犯的辩护律师。

可他所做的一切却得不到自己妻子和整个社会的认可，还有人因为他帮助这些人辩护扔粪便在他的身上，可他既然坚持自己的理想。

他所追求的并不仅仅说是帮助这一群看上去是罪无可恕实际上却也是患者的犯人减轻罪责，更多的是想要找到隐藏在残忍虐杀背后的真相，从事希望预防这类事件的发生或者说是减少这类事件发生的概率。

他后来甚至去找了是报纸新闻负责人的受害者家属刘昭国，希望能够一起调查李晓明杀人背后的真相。

因为把这一切仅仅归咎于家庭教育的不足似乎实在是太单薄了，他想要追求的是一种真正能够解释这一切的根本原因。

电视剧中李晓明在电影院中用自制的枪杀害了9人，造成21人受伤。

有人死了，还有人生不如死。

从表面看，他似乎是要受整个整个社会谴责的，纵使是判处千刀万剐还不为过，因为他所造成的的不止是30人的伤亡，还有30个家庭一辈子的痛苦。

而造成这一切的凶手李晓明面对一切默不作声，坦然地承认这一切，到最后我们发现他的出发点只是为了要出名，成为一个明星，这是多么畸形可怕而又令人难以理解的想法啊！

事实上他也成功了，虽然他受到了社会上大部分人的谴责，但也成为了一部分无知狂热少年的崇拜和模仿对象。

就像是日本著名的一个变态杀人狂佐川一政一样，他在巴黎留学期间杀害了荷兰籍女同学，他不仅对其进行尸奸还食用了她的尸体。

最可怕的是，在遣送回国后因为其父亲的权势和金钱并没有坐牢，反而成为了日本的明星，受到少男少女们的追捧的对象，甚至还是许多女性的梦中情人，而他写的关于这次谋杀的书也成了畅销书。

多么令人震惊而又无法理解的事件啊，就像我们永远也理解不了那些在《我们与恶的距离》中高喊“李晓明万岁”的少年们的心理一样。

刘昭国和他的妻子宋乔安都是新闻工作者，原本他们是儿女双全幸福美满的家庭，可自从他们的儿子也在电影院中被枪杀后，整个家庭都遭受了重创。

夫妻之间不断吵架甚至上升到了离婚的地步。

乔安沾染上了酒瘾，天天借酒消愁，从一个风趣幽默的人变成了一个冷漠严厉不苟言笑的人。

因为久久不能从失去儿子的泥淖中脱离出来，一度连自己的女儿也忽视了，她与女儿的关系就像是一根紧绷的弦。

一个家庭就这样分崩离析，走向毁灭。

还有别的家庭，他们失去了儿子、女儿、孙子或是孙女，也有怀揣着篮球梦的少年因此一辈子注定坐在轮椅上，他们的余生相信都不会从这种痛苦中彻底好转过来。

所有的伤口都会结痂，可它们永远没有办法恢复到最初的样子的，大多数都会留下伤痕，时刻提醒着你，在身体的某一处地方曾经流过血。

可当受害者以另一种姿态反过来施加伤害给施害者的时候，我们又该以怎样的态度来看待这些事件呢？

特别是受害者施加伤害的对象是施害者的家人的时候。

行凶者李晓明还有深爱自己的父母和一个妹妹，当这件事情发生后，他们怎么样也想不到自己的儿子，自己的哥哥会犯下这样的滔天大罪。

他们一下子从普普通通的小老百姓变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一天到晚都有媒体记者待在家门口要采访，上个街都要被扔鸡蛋，商店没有人愿意卖东西给他们。

可他们有什么错呢？

他们的就是有一个杀人狂魔的儿子、哥哥，李晓明的家人直到李晓明被枪决后还是理解不了为什么自己的儿子会变成这样一个人，明明他曾经也是一个可爱的少年啊。

李晓明的死并没有给受害者家属们多少安慰，他们将自己的仇恨转嫁到了李晓明的家人身上。

他们的余生都将在地狱中生活，凭什么杀人者的父母妹妹可以幸福地生活下去，怀着这样的扭曲的心理，他们继续对李晓明的家人们施加不同程度的伤害。

也因为如此，李晓明的父亲天天泡在酒坛子里，他的妹妹李晓文吃了睡睡了吃也不上学就准备烂在家里。

最后，李晓文被迫改名李大芝，远离父母开始新的生活，并被叮嘱要是问道家人就说父母都出车祸死了。

可就算如此，他们还是被发现了，被曝光上了电视再次成为了讨伐的焦点，而曝光李大芝的却是她之前十分喜欢的学长。

人的确是十分复杂的物种，因为在人的世界中没有人是完全善良的，也没有人是完全恶的。

被世人怜悯的人会将自己的伤痛转嫁到无辜者的人身上，被世人唾弃的罪人仍有一颗保护家人的心。

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我们不能改变过去，我们也不能将伤痕抹去，我们却能改变自己，至少不要让自己成为一个卑鄙丑陋的施害者。

如果可以的话，还能成为一个不沉默的好人，就像剧中的王赦律师一样。

2新闻的态度什么是新闻应该有的态度呢？

是报道人们想看的事情呢？

还是报道那些人们不愿意看到的、沉重的、严肃地东西呢？

当代人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进步，似乎哪里都能看到新闻，而正统的新闻行业也变得越来越可有可无，不断地被挑战。

收视率似乎成了一切电视台所追求的第一点，宋乔安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公司工作，而她的丈夫刘昭国的理念却和她相反，认为新闻应该揭露真相，应该要更严肃和严谨。

其实宋乔安也在坚持着自己的理念，在这个社会中只有保持住自己的收视率才能够有底气去争取报道真正有价值的事情。

可这也是一个死循环，因为要提高收视率就必须要去报道一些低趣味的、博人眼球的，放弃一些严肃的。

即使这样，她也有自己的底限——不报道假新闻，追求真实性。

当别人都在跟风报道幼儿园劫持事件的时候，明明她们电视台是第一个到达的，但她在没有完全掌握实情之前不管组员怎样劝说，不管别的电视台怎样争先恐后的报道，她都不为所动。

刘昭国也是一样地想要去探索真相，即使他所做的一定程度上是在帮助杀害自己儿子的凶手李晓明，但是他还是决定和王赦合作去报道精神疾病患者的犯罪事件。

可有时候，就连他们自己也会有坚持不下去的时候，就像宋乔安在得知李大芝就是李晓明妹妹李晓文的时候，心中魔鬼在耳边咛语，于是将李晓文一家再次曝光在社会大众面前。

同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像他们一样坚持自己的底限，更多的人会被利益懵逼双眼，不断琢磨着怎样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怎样利用热点新闻来获得最大的利益。

似乎，在利益面前，很多新闻工作者都忘记了曾经在心脏中汹涌的热血。

在鼓动舆论的时候，新闻工作者可能杀害了比李晓明还要多的人。

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能做的就是做一个理智的人，不盲目跟风，不妄下定论，不做人群的跟随者。

3永远不要忘记希望这部剧不禁让人联想到韩剧《匹诺曹》，不论是从整个大背景，还是内容基础上，甚至于说是一些场景布置上都有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匹诺曹》摆脱不了的是韩剧中根深蒂固地讨好女性观众的顽疾，万般巧合而又让人心生向往的爱情线贯穿其中，一定程度的降低了一种社会批判性。

而《我们与恶的距离》中把烂俗的爱情套路完全剖开，将爱情的真相还有社会的真相明明白白地摊开在大众的面前，冷酷而又真实。

就当你开始以为有爱情剧的套路出现的时候，它又会回到真实，告诉观众——这可不是浪漫爱情剧。

如应思德因为精神错乱错把李晓明的妹妹李晓文当做了自己死去的恋人，李晓文也对应思德照顾有加。

这不禁会让观众浮想联翩，甚至会希望他们能够真的在一起。

可编剧却将这段关系转换了过去，应思德并不喜欢李晓文，他只是把她当做了情人的代替者，而李晓文也同样地把应思德当做了她死去的哥哥。

这段关系也在最后二人开玩笑中自然而然地过去了，并不是所有互相关心的男女都会陷入爱情，也可能是两个人之间的一种安慰与友谊。

而真正好的剧就是不仅不俗套，还能在揭露社会丑恶之余带给人们希望。

被丧子之痛折磨着的两夫妻最终还是站在儿子房门前相拥哭成泪人，尽管她们还是没有办法原谅李晓明和他的家人，可他们至少知道开始新的生活。

所有人都在努力的活着。

被枪杀导致瘫痪的少年再也没有办站起来，可他继续在轮椅上继续他的篮球梦。

李晓明的父母虽然永远无法得到所有人的原谅与理解，可在他们照顾少年的时候是不是也在获取另一种爱与安慰呢？

再腐朽黑暗的灵魂都有得到救赎的机会。

尽管世界上永远存在一批被情绪冲昏头脑，把自己隐藏在道德的标杆下行猥琐无耻之事的人，尽管永远有人在颠倒黑白，可《我们与恶的距离》不只是将一切堂而皇之地揭露出来，更是将一种希望放在我们面前。

那买走李晓明父母粽子的垂钓者就是最好的证明。

永远不要害怕黑暗，因为希望就藏在云的后面啊。

我是他的辩护律师，我没收到通知，可是新闻媒体可以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去拍，这合法吗？

合理吗？

合情吗？

他杀了人他是该死，但不能让民主法治一起陪葬，那为什么我们还要花两年去调查，我们抓到他的时候，直接一人一刀捅死就好了啊！

你们都希望他死，但是民主法治是用来讨好人民，讨好媒体的吗？

为什么一个国家要这么粗暴地夺走一个人的生命，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需要用杀人去抚慰人心？

这太荒谬了！

就算真正该死的人，他也应该和我们拥有一样的人权，这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权利，保护这些人的权利就是我的工作，是我想做的工作，是我喜欢的工作，而且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

王律师这段话的争议真的很大，因为中国文化里一直有一种以牙还牙的快意恩仇，这种文化经过了网络的放大，成了一种人人皆可审判的错觉，但法律标准才是现代社会的唯一标准，道德谴责不到的罪犯很多，深受道德谴责却不犯法的人也很多，最关键的是每个人的道德标准都不一样，这就是为什么现代社会只能用法律来惩罚罪犯。

可很多人不理解，现实中泼粪网络中喷粪，仿佛自己才是正义的化身，但如果人人可以动私刑，那这个社会才是真的没希望了。

八年前，在311東北大地震四個月後，坂元裕二執筆的一齣探討被害者與加害者家屬的連續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開始在富士電視台週四晚上十點播映。

在當時這齣劇引起的討論度不能算高，即使它是日劇學院賞少數獲得大滿貫的連續劇，但最終平均收視率，是慘澹的個位數9.3%，創下了最佳劇集獎最低收視率的歷史紀錄，就在同一年，日本電視劇其實還有另一個傳奇── 那就是引起大量討論度、最終話拿下40.0%的《家政婦三田》。

那年年底，推理作家我孫子武丸在推特上寫著：「如此優秀的演員、如此優秀的劇本，如此說不定五十年才有一部的奇蹟般的完美之作，竟然是這樣的收視率？

與此同時，《家政婦三田》竟然超過了40%！

好吧家政婦我也從頭看到尾了，看起來是不用動什麼腦子，但仔細一想，都是什麼亂七八糟的啊，日本的觀眾都是白痴嗎？！

」 與當時的社會氛圍無關，即使拿到現在來播，《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的故事，也絕不是淺顯易懂會有好成績的題材，因為連坂元裕二自己也沒有答案。

會開始寫這故事的契機，在某日跟導演永山耕三喝酒聊天時，偶然提出的概念：「某天妹妹放學回家時，發現家門口圍繞著大量新聞媒體，因為哥哥殺人被逮捕了，而過了十幾年後哥哥被釋放後，而妹妹深信哥哥會再度犯罪」，坂元裕二覺得這個故事很好，在完全沒有考慮劇情發展及結局要怎麼收尾，相當乾脆地（在知道收視率會很難看的前提之下）寫完了這個故事。

正因為連坂元裕二自己也沒有任何立場，寫到中間第七集時，當時初次合作的滿島光無法認同自己所飾演的角色的某個轉折，在讀完劇本的當下，就提出「如果坂元先生不把這個部份改掉我就辭演」的要求下（其實滿島光本人也很緊張），坂元裕二再度重新審視自己想法，大幅改寫劇情，最終，完成了我孫子武丸口中的完美連續劇《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

但是，坂元裕二卻在寫完這齣戲後，整整沮喪了一整年，不是因為收視率，而是因為自己還是不懂。

雖然事先做了大量的背景調查，少年犯的案件資料、失去孩子的母親日記、新聞媒體、紀錄式書籍的案件報導，他理解被害者家屬的悲痛，也了解加害者家屬的痛苦，「但是關於加害者的心情，卻是在哪都無法讀到的訊息，直到最後也沒辦法搞清楚。

」 當你在看《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的最後一集，就能深深感受到坂元裕二將這種「無法理解」的心情，寫進風間俊介飾演的殺人犯角色裡。

因為坂元裕二寫了無數次讓瑛太飾演的被害者家屬要努力感動兇手的場景，就在好幾次觀眾都覺得他們要和解的同時，而兇手卻仍還是無法理解，裏足不前，究竟是為什麼呢，沒有人能知道。

就算坂元裕二可以用最簡單的方式──寫一個突然良心發現的兇手，然後一切走向了最完美的快樂結局，但他並沒有，因為他知道在自己還無法理解的情況，他無法這樣簡單草率的結束這些人物以及這個故事，在電視劇必須十一集完結的狀況，於是，他寫完了這齣戲，走向了下齣與瑛太合作的「婚姻」及下下齣與滿島光合作的「母親」兩部作品（那又是另外的兩個故事了）。

而那樣的終點，正是《我們與惡的距離》讓我覺得很感動的部份。

因為，這齣戲極有可能可以了結坂元裕二心中的遺憾。

看到現在將近一半的第四集（我看的很慢），我覺得這齣戲的野心很大，想討論的社會案件不少，而敘事支線也不少，除了包攬了坂元裕二想說的概念之外，還有新聞及社群傳媒議題、人權律法議題以及大眾對於精神疾病的誤解，在每條支線裡及每個人物裡，寫進各自的無奈與悲痛。

透過這樣細膩的敘述手法讓觀眾產生共嗚，而引發的探討風氣與討論程度也遠比當年的《儘管如此、也要活下去》還要來的深遠，台灣的連續劇打開了新局面，這也是我覺得這齣戲最讓人感動的部份。

因為要寫出這樣的傷痛，並不是摳開結痂讓它一次又一次地流血，而是要讓被害者家屬及加害者家屬，真正地選擇走向「對自己和解」的最終解答。

我深信這樣的連續劇，一定能是推動社會繼續往前走的動力之一。

最近，一部由台湾公视与HBO Asia合作推出的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The World Between Us，以下简称《与恶》）令不少观众大呼惊艳。

“金钟奖预定”、“年度最佳华语剧”等赞誉声不绝于耳。

《与恶》讲述的是一起精神病患随机杀人事件之后，受害者家属、加害者家属、辩护律师及其家属、一般的精神病患及其家属、公共媒体以及精神病院如何面对伤痕、重建生活的故事。

整部剧泪点密集，高潮迭起，刺激观众以社会为维度，重审旧有的善恶观。

《我们与恶的距离》在评分网站豆瓣上获得了5万多观众高达9.5分的高评价。

目前的剧评大都肯定了《与恶》的观点立场，譬如将善恶去标签化、为精神病患去污名化、反思媒体作用等等，当然也出现了少量尖锐的批评。

考察剧集的内容固然重要，不过也可能落入窠臼，或是一味肯定其观点如何正确，或是表明与其不同的立场观点。

也许可以更进一步，借助人们对《与恶》的不同意见，更深地理解彼此期待何种正义，追求怎样的共同生活。

那些让我们缠斗不休的剧情议题，或许埋藏着解读时代精神状况的钥匙。

撰文 | 李静《与恶》热播：思考时代精神状况的契机时代的精神状况，如水似风，每个人都浸润其中却又难以清晰表述。

这不禁令人回想起在时代转轨的1993至1996年间，大陆的人文学界曾经发起过一场“人文精神讨论”。

当时，面对蓬勃发展的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知识分子对于人文精神的失落倍感焦虑。

但由于未能找到有效的谈论方式，这场讨论最终流于空泛，影响有限。

此后，在市场化与个体化的双重夹击下，发生着种种形变。

知识界内外其实也从未放弃对之加以捕捉与把握的努力。

而《与恶》的热播，无疑又为我们审视这一问题提供了一次难得的契机。

在当下公共领域的情感表达以及对于精神状况的描述中，起码存在四条主要脉络。

其一，情感市场的形成。

他们或以心理“科学”之名，将“人”物化为若干指标，从而教人精确计算如何在人际交往中获利；或善于搅动时代的焦虑情绪，精准收割流量，然后再给出相应的抚慰商品。

滚滚情绪流，在情感市场中俨然成了滔滔资本流。

其二，情感的私人化或是圈层化。

他们或将情感完全回收到个人层面，似乎只要用心理学“知识”解剖和认识自己，一切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或是寻求小圈子的支撑，孕育自己的“同温层”，以此抱团取暖，互相点亮。

而对于公共事件，往往只能依靠媒体的转述，在“吃瓜”和“反转”间张扬自己的“正义感”。

其三，低期待值的情绪氛围的形成。

当下流行的“佛系”文化、“丧文化”以及“人间不值得”等种种观念，传递出了许多人在现实面前的无力感与虚无感。

不少年轻人循此过早进入“中年心态”，主张与其失望，不如提前降低自己的期待值，以平衡情绪落差。

其四，情感与精神状况成为学术研究的新的关注点。

一些学者突破学院壁垒，开始尝试直面时代的精神状况，不再居高临下地批判，而是做出学理性的分析，将个体精神状况与历史、社会、政治等层面的因素相勾连，从中汲取思想资源（学者贺照田对于“潘晓讨论”和雷锋精神的分析便是示范）。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我看来，对《与恶》的解读，不妨置于这四条脉络交织形成的对于时代精神状态的认知结构之中。

《与恶》将个人痛苦与社会各方力量最大限度地关联起来，由此观测了“恶”的形成机制及其复杂性。

所有人都是局内人的故事设定，也就使得在公共视域内直面时代众人的苦痛挣扎成为了可能。

由此看来，《与恶》更接近于前述当下认知时代精神状况的第四条脉络。

而难能可贵的是，与可接受度不太高的学术语言不同，《与恶》贡献了一个十分可感的故事，把观众引向一道又一道错综复杂的道德选择题，让不同的“善恶观”在此碰撞。

正是在争论的胶着点上，时代精神状况中的难题被凸显出来，而一种关注时代精神状态的建设性方式也由此展开。

这大概是我们在《与恶》播完之后仍有必要重提此剧的最主要的理由所在。

以下我将从三个争议点，逼近《与恶》里那些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真问题。

议题一 理解加害者伪善or止恶？

《与恶》最为人称道的，是它呈现了一个近乎来自上帝视角的“事件全景”，展现了随机杀人事件发生以后各方的真实处境，尤其深度聚焦于以往常被忽略的加害者及其家属的痛苦。

不少观众认为，正是此剧引导他们去关注这一群体，促发他们重新思考法律与道德、人权的关系问题，以及善和恶的边界何在。

但批评意见也由此而生。

在批评者看来，所谓“全景呈现”，并不意味着去“平均”地展现事件各方。

《与恶》花了很大的篇幅塑造杀人犯李晓明的母亲和妹妹李大芝的人物形象。

当掩面偷生的李母掏出内心的困惑——“天下没有哪一个爸爸妈妈要花二十年的时间去养一个杀人犯”，当李大芝面对受害人家属宋乔安大声喊出——“难道我和我家人连活下去的权利都没有吗”，无数观众泪花奔涌，剧情达到高潮。

这的确是以往的同类影视剧中着墨不多的面向。

而相比之下，受害者一方的展现在剧中却没有那么“惨”。

比如受害者宋乔安、刘昭国一家虽痛失一子，但他们仍育有一女，而且夫妻二人皆为新闻行业的精英高管，宋乔安的妹妹和妹夫还是专业的社会工作者与心理医师。

在这些种种设定之下，直接的感官便是加害人来自底层，而受害人则为精英，观众自然会给予加害者及其家属更多的同情。

此外，其他的受害者家庭在剧中扮演的大都只是一些功能性的角色，显得“毫无灵魂”。

因此，有批评者认为《与恶》矫枉过正，以呈现全貌为名，却以加害者家属作为实际主角，具有明显的道德与价值倾向性。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在此基础之上，更严厉的对于《与恶》的质疑是“伪善”。

在批评者看来，善恶可以去标签化，但不能模糊起码的道德底线。

加害者及其家属可以被理解，但所谓的“理解”如何与“脱罪”、“免死”、“圣母心”划清界限？

更何况，这样的“理解”对受害者公平吗，谁又能跟受害者家属感同身受？

难道只能被教导成为饱含慈悲之心的“完美受害者”吗？

更有批评者尖锐地指出，如果事情发生到你的头上，你还会如此理性客观吗？

对于此类意见，剧中的辩护律师王赦的原型——台湾人权律师黄致豪反问道：“为了对抗怪物，我们必须变成怪物吗？

”尝试去了解加害者，是为了从中寻找“恶”的形成机制与发展脉络，从而最大程度地预防“恶”的发生，教化潜在的“危险之人”，从而在根本上保护我们的共同生活。

在黄致豪看来，没有人是天生的杀人犯，如果我们只是在每一次无法预料的恶性事件之后，最为迅速和本能地将杀人犯除之后快，我们将永远无法运用自己的能力，减少“恶”的发生。

这大概是两种对于“恶”的不同态度的冲突，即朴素正义观与现代犯罪学的对撞。

在中国文化中，“杀人偿命”、“一命抵一命”、“因果报应”是最基本、最核心的道德—法律信条，体现了民众最朴素的正义感与安全感。

而现代国家最重要的治理目标之一，便是保障社会治安与个人安全。

个人出于恐惧与安全的需要，也必须要以“重罪用重典”作为制度保障。

因此，所谓的“理解加害者”，也就非常容易被看作是挑战常识和道德底线。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可事实并非如此简单。

在另一方面，犯罪学家加罗法洛曾经总结道：“刑法只知道两个要素，即违法行为和刑法。

而新犯罪学却认识到存在三个要素，即犯罪、罪犯以及制止的手段。

”福柯在《法律精神病学中“危险个人”概念的演变》中指出，19世纪初精神病学开始涉足司法领域。

这使得犯罪“病理学化”，犯罪开始被视作一种病症。

法律精神病学认为，通过对罪犯的心理鉴定，可以剖析出“危险因素”及其形成原因。

在王赦和黄致豪看来，他们了解过的精神病患杀人犯，大多是因为长久的“疏离感”和“不安感”导致了极端行为的产生。

如果在必要的时候拉他们一把，情况也许就不会这么糟糕。

尤其在现代社会里，“不安感”和“疏离感”愈发普遍，如果依然对此处于无意识状态或坚持拒绝了解，那么“恶”就将变得愈发不可理喻，我们也将完全被动地面对“恶”的随机发生。

有鉴于此，黄致豪持有司法教化与修复式司法的理念，这也延续了中国传统法律中“以礼入法”的经验（瞿同祖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对此有着精彩论述）。

我们当然可以有无穷尽的关于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法律职能是否兼容的辩论，不过最关键的问题或许还是到底怎样才能让“我们”以及身处的社会少受伤害？

议题二关注精神病患免死“精”牌or重建人道？

在这部仅有十集的精悍之作中，几乎每集的开头都会播报一则社会热点新闻，并附上网友们的犀利留言，舆论场上一片腥风血雨。

第四集《病识感》片头，虐杀儿童的犯人陈昌因为被鉴定患有思觉失调症（旧名“精神分裂症”）而免得一死，被判处无期徒刑。

人气最高的留言道：“免死‘精’牌，我也要来一张”，“禽兽和律师一起装疯卖傻，律师自己带回家教化好了”。

留言的对错不是关键，关键在于这些留言呈现了民众普遍的观念状态与内心的道德感。

剧集内容的展开，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与大多数人面对重大事件时的直观反应进行对话，试图引导观众形成更为全面、理性、辩证的看法。

倾听、关爱、理解和包容被拧成了“黑暗里抓得到的线”（见主题曲《别让我走远》）。

而精神病患这个社会边缘群体，也成为了本剧的重点理解对象。

精神病患到底是可怜之人，还是危险之人？

从不同的立场看过去，会有截然不同的结论。

司法审判中的精神鉴定，到底是维护了法律面前人权平等和司法正义，还是沦为了对罪犯的包庇，着实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即使再关注司法精神鉴定的结果，都无法准确知晓其成果的科学性到底有多少。

因为精神鉴定的专业性非常强，需要通过专业会谈、测验、检查以及访谈相关人士等多种手段，凭借有限素材回溯犯罪过程的“精神状态断面”，推定犯罪时刻的意识状态与责任能力。

而且，不像生理性疾病有明确的指标数值作为判断标准，不同的精神鉴定方法可能会导致鉴定结果并不完全不同，因而难以避免主观色彩。

在法庭上，精神鉴定还需要用通俗的语言向非医学专业背景者论证自己的推论。

杨天围的《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一书就结合具体案例对司法精神鉴定工作有过详细梳理。

总之，非专业人士对这一过程的准确性难以判断，对其结果又高度关注，在两者的张力之间产生种种担忧也是无可非议。

可见，消除“伪善”，恰切地惩恶扬善，绝不只是一种态度，而要求必须同时兼顾司法、科学与人性。

《以疯狂之名：英美精神异常抗辩史》作者: 杨添围 版本: 群言出版社 2017年2月专业手段尚且面临诸种拷问，普通人理解精神病患更是十分困难。

《与恶》尝试表现思觉失调患者应思聪的身体感受，多次呈现幻听、幻视的场景，让观众对这一病症有了直观的体验。

《与恶》的正面效果之一，便是刺激某些观众开始认真思考，如果身边出现类似应思聪这样的精神病患，我们该如何面对？

台湾学者林淑蓉曾在1999至2005年间在某精神病医疗机构进行长期田野调查，努力透过思觉失调症患者的幻觉经验去理解他们的生活世界，尤其是对情绪和行动的影响（具体可参看，收入蔡友月、陈嘉新编《不正常的人：台湾精神医学与现代性的治理》一书中的林淑蓉《身体、意象与变异的自我感——精神分裂患者的主体经验》一文）。

不过专业研究一时间还无法改变人们对精神病患的惯常印象，基本的知识普及依然非常滞后。

此外，精神病患就医条例虽经修订，既努力防止“被精神病”的乱象，又要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及时就医。

但在落实过程中，依旧困难重重，精神病患面对着就医难、出院难、回归社会更难的现实状况。

在此前提下，精神病患的去污名化与普通民众的生活诉求如何兼得，还有着相当漫长的过程。

《与恶》在观众群中引起的两歧反应便是这一状况的真实投射。

议题三光明的尾巴用爱发电or人间必备？

对犯罪原因的追索，经常会落到个性特点、家庭教养、学校教育、社会暴力与不平等机制上。

剧中的精神病患应思聪最终没有做出伤害他人的事情，与姐姐和家人的关爱、同学的帮助以及心理医师的疏导是分不开的。

《与恶》的导向，主要还是靠爱与理解去“翻新”、“净化”我们的“社会土壤”。

在家庭和社会各方力量（政府部门的作用在剧中是缺失的）的共同努力下，去找寻“躲在云后的希望”。

对此，有批评者认为这不过是“用爱发电”，是太过一厢情愿的理想主义和头脑懒惰的产物。

在他们看来，只有社会制度、现实规则与司法实践，才是有力而可靠的，因为“爱”实在是太虚无缥缈了。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面对现实中的诸多难题，《与恶》无力确定地给出一条根本的改善之道，我们也不必对一部电视剧求全责备。

它留给我们一个光明的尾巴。

我在《<都挺好>：如何对大团圆结局说不？

》一文中曾对该剧的大团圆结局进行批判性分析，《与恶》同样也是大团圆结局，但其温情默默不像《都挺好》那样令人尴尬。

虽然剧情节奏略显仓促，《与恶》却给出了面对苦难时的希望。

正如插曲《路过人间》里唱道：“人对爱和永远，应该有幻觉。

”正是在困难面前的那一股真气，“笑开来好运才会来”式的迷信，让心碎者重建了对生活的信仰。

批评者认为，尽管《与恶》可以自圆其说，但在现实面前莫不是太过“理想”了吗？

或许可以追问的是，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爱”了？

在我们的时代意识中，与政经结构、国际格局、经济基础、制度契约和丛林法则比起来，“爱”显得太过抽象、幼稚、迷狂，无法解释这个世界的机构和运转逻辑，反而容易使人迷失于幻象中。

罗曼司就这样终结了吗？

这或许源于一种悖论的境地：一方面，我们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改变现实，使之成为善的、美的；但另一方面我们又深深地知道自己的渺小，无时无刻不在承受着外部力量的规约。

我们渴望爱，却又如此不满足，希望将生活的理想能够牢牢地站在更为确定的根基之上。

然而，谁又能保证，当我们让渡出自己的真情、心跳与幻想，就一定能收获确定的幸福呢？

这也是一个长久的难题，如何看待人的意志和能动性？

或者说在一个越来越被技术、政治、资本规定好的生活秩序中，人还如何散发自己的光与热？

《我们与恶的距离》剧照。

《与恶》抛出的问题，远比它能够提供的解决方案多得多。

但它抛出的问题及其抛出问题的方式其实便是它的意义。

它提供了一种讨论时代精神状况的可能途径。

它让我们作为局内人去思考问题出在哪里。

与“吃瓜”式的消遣不同，它让善与恶的思考变得与“我们”息息有关。

因为在全景式的图景中，我们总是某一位置上的一员，总会与突发事件发生必然关联。

《与恶》将彼此交织的社会之网融入多线叙事中，把我们结结实实地绑到一起，赋予精神状况以真正的公共性，而这在当前无疑正是极为稀缺的。

它没有回避，而是直面我们内心共同的恐惧，在此基础上启发大家寻求继续生活的可能性。

它既拥有努力把握“事件全貌”的野心，又沉入到了情、理、法纠葛的那些幽暗地带，执着于那些无法以孰对孰错轻易判定的“难念的经”。

这意味着，对精神状况的讨论不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游戏，而是要在一次次具体的道德选择甚至历险中展开。

如同法律教育中的“案例教学法”，观众在观看《与恶》时被代入到具体情境中，思索应当如何应对突如而至的“恶”。

《与恶》脱胎于大量采写调查，以台湾真实案件为原型（包括2012年台南汤姆熊随机杀人案，2014年台北郑捷随机杀人事件等），在此基础上加以综合和典型化，提炼出实践中最难以处理的部分（本文扼要分析了其中三个主要的方面），从而为辩证地、及物地、可感地展开讨论提供了中介平台，提升了思考的有效性。

阿伦特曾经提醒我们，丧失思维能力之时，恶便会真的降临。

而当我们的思维能力延展一分，恶便会被逼退一寸。

在人间行走，必要怀有这份英勇。

本文为独家原创内容。

作者：李静；编辑：走走。

校对：翟永军；未经新京报书面授权不得转载，欢迎转发至朋友圈。

台湾与HBO合拍的社会写实题材『我们与恶的距离』，是继『一把青』和『花甲男孩转大人』之后，最想推荐的台剧。

看了前四集，想起几年前震惊台湾社会的台北捷运无差别杀人案件，以及几起幼童遭遇随机杀害之案。

记得当时捷运杀人的新闻一出，立刻打开电视在各新闻台之间切换，同时手机也随时关注FB上实时的言论。

当时连续看了好几小时，虽然事不关己，内心却弥漫着恐慌夹杂着愤怒的焦躁感！

那些不断重复却无济于事的新闻画面与网上成千上万网民愤慨的留言，在那一刻，将台湾所有人牢牢拴在了一起。

本剧由『谁先爱上他的』吕莳媛编剧，题材虽沉重，却依旧维持出色的节奏把控，多重视角的展现也让人在观剧过程中慢慢沉静下来。

故事的时间点是在无差别杀人案发生的两年过后，此时的新闻重点只剩下凶手二审死刑定谳。

而新闻之外的受害者家属与加害者家属，生活看似如常，但其内心深处从未随时间变小的巨大伤痛彷佛一颗不定时炸弹，只要一触碰，随时爆炸！

【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剧本着重在描绘受害者家属及加害者家属在经历变故之后的真实处境。

贾静雯饰演的新闻台主编，在失去儿子之后，变成一个浑身长刺、冷如冰窖之人。

职场上不近人情，生活中与丈夫和女儿的关系更是降至冰点。

虽然时间依然继续在走，但她的人生在儿子死后也跟着嘎然而止。

那些没有出口的怨恨如同利刃，总在不经意之际戳中她的心口，同时戳向她的家人。

明明不是她的错，却彷佛全是她的错！

虽然生命自有其定数，但人总是很难接受突如其来的死别，一不留神，往后的日子便全被阴霾覆盖。

这道无解的人生课题，有人直到人生最后依旧深陷其中。

而加害者的家属也没有过得比较好。

平凡老实的父母即便躲到天涯海角也依旧不知道儿子变成杀人魔的真正原因？

剩下的女儿就算改了名字、重新踏入社会也撕不掉贴在心底的"杀人魔妹妹"标签。

想起东野圭吾的小说《信》，成为杀人犯的哥哥入狱服刑后，弟弟在外面却因为哥哥的缘故备受歧视，为了能好好生活下去，不得不与哥哥断绝关系。

虽然犯罪的并不是杀人犯的家人，但在群体社会中，"血缘"代表的还包括教育的责任与爱，而这一切都应该以"了解"为前提。

父母对子女若没有足够的了解，也只能看到子女的表面。

所以剧里老实的父母才会误以为安静躲在房间里的儿子一直是个乖孩子；手足之间也不是有话聊就等同于了解彼此。

虽然并非所有不被家人了解的人都会变成杀人犯，我也不认为杀人的锅应该全家一起背，然而"人性"却远比我们的理性认知更为复杂。

一件人神共愤的案件，挑战的是整个社会的忍耐力与承受力，那根紧绷的理智之弦一但断裂，压垮的绝不仅是关在狱中等待死刑的杀人犯！

其实，无论是受害者家属或是加害者家属，都是案件里的最大受害者。

失去一个家人等同于失去一个家庭。

关于加害者家属，也不是杀人犯一句：『不要烦我家人』，就能让他们置身事外。

虽然连幸福感最高的北欧国家都有杀人魔，但一个真正有爱的家庭或许仍是社会稳固的基础。

人，也只有对家人怀有真正有爱，才不会自私自利地去做出伤天害理、泯灭人性的事。

【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剧中吴慷仁饰演专为重大刑案罪犯打官司的人权律师－王赦。

人权律师，也是目前台湾社会备受争议的一群人。

「废死联盟」大多由人权律师组成。

剧中并未强调王赦想帮这些重大刑犯逃离死刑，他一心希望透过心理专家与罪犯及其家人的沟通，找出他们从正常人变成反社会人格的真相。

他认为执行死刑并不能改变已经发生的悲剧，重要的是该如去何预防日后可能发生的悲剧，这才是治本之道。

王赦的出发点或许是对的，但在我看来，这样的想法太过理想主义。

不是每个随机杀人案件的背后都有深邃的犯罪心理，家人与朋友的不了解也未必是罪的诱因。

几年前看过一部日本电影『脑男』，电影中的那个少女令我印象深刻！

女孩聪明可爱，家境富裕，与父母的感情也极好，成长过程中没有任何阴影，但她却长成一个极其阴暗的女孩。

对一切无感，只有"杀人"能让她产生快感！

她在有爱的环境下成长，却对人没有任何同理心，杀人的原因纯粹就是好玩！

从那时起，我对人性就有了不同的看法。

虽然大多数人可以透过教育与身边人的情感付出对人产生善意，但也不能排除那些无论如何对人都抱有深深恶意的人的存在。

人性的阴暗面就像无底黑洞，有时探究不出原因，每桩恶事的背后也未必都有真相。

过于理想主义，无私，也会成为伤人的利器。

【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剧中，藉由患有精神病随机杀害两名幼童的凶手突显精神病患长期遭社会歧视的问题。

从前俗称的「精神分裂症」，在剧中一律称为「思觉失调症」。

台湾每每出现恶劣至极的凶案，凶手为逃过死刑，总会声称自己患有精神疾病，要求作精神鉴定。

但事实上，精神异常的凶手只占少数。

而社会大众对精神病的愤怒在于这类凶手明明有犯罪事实却因特殊状况无需对其犯行付出应有的代价！

愤怒与恐慌自然生出偏见。

之所以一直有类似的案件发生，原因在于大多数人对精神病没有病识感。

剧里才华洋溢的年轻导演精神出现问题，可能来自遗传，也可能是女友轻生的打击造成。

一开始家人皆毫无病识感，父亲认为他太脆弱受不了挫折，姐姐认为他只是压力大。

没有病识感，未能及时就医服药，就会演变成更大的问题。

造成精神分裂的原因很复杂，精神方面的疾病长期被污名化也导致许多病患的家属会以自我安慰的方式忽视其严重性，恶性循环之下，精神病犯罪便成了社会的一大隐患。

如何减少这类案子的发生？

这部剧提醒我们：思觉失调症不等于反社会人格，反过来说，反社会人格也不等于思觉失调症。

人们重视身体的疾病也不该忽视心里的疾病，这才是真正的防患于未然。

【这是一个轻而易举就能"杀人"的时代】每一集开头都会出现FB上网友对案件的各式评论，象征了这是一个人人都能畅所欲言的自媒体时代。

然而，那些不加思索就发出去的言论依旧是从新闻媒体而来。

台湾的新闻媒体拥有高度自由，众多新闻台与网络平台二十四小时放送新闻，观众想看新闻随时能看。

新闻台之间为了抢收视率，求快，遂成为第一要务。

于是剧里便出现了未经证实各台却已报得如火如荼的灾难新闻，以及状况不明却直播仍在劫持中的幼儿园这样的头条新闻。

新闻下标以博眼球为主，报导的角度也不以客观为要，没有新闻道德的媒体，更深深影响了这些重视实时胜过事实的大多数观众。

一直觉得这时代最大的问题在于：人们可看的信息太多，习惯眼见为实之后，思考便不再重要。

以前的人对于自己不够了解的事会持保留态度，而在这个人人都是自媒体的时代，人一旦惯于刷存在感之后，便很难意识到自己以偏概全的傲慢，以及这样的傲慢可能对别人造成的巨大伤害！

看了四集后，整部剧的走向虽在意料之中，却也在其中得到许多思考：我们也许永远无法全面了解一个人，更不可能得知一个案件的全部真相，但却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去看同一件事，进而产生自己的观点。

基于人权考虑，台湾社会近几年对于「废死」有诸多争议。

至今，我依旧不赞成废死。

我认为人权存在的前提是"你得是个人"。

是人，就得有人性。

对于泯灭人性的极度之恶，唯有死刑对犯罪者才有足够的震慑力！

当你残酷地剥夺别人的性命，就该付出相同的代价！

这才是所谓的人人平等。

写文章时一直没想好标题，却在写最后一段时想起杨雅喆导演在『血观音』获金马奖最佳剧情片的颁奖台上说的一句话：『没有人是局外人』。

这些看似只与少数人相关的社会重大刑案，其实距离我们并不遥远。

因为我们身处同一个社会，都想要一个能让我们安居乐业、免于恐惧的社会，我们也都害怕自己的家人罹患精神疾病，成为彼此与社会的负担。

只有当每个人都意识到我们不是局外人，才会对身边的人付出更多的关心，也才会去思考案件表面之外更深层的问题。

如此，才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社会。

原文發表於微信公眾號: aiyung32

“在一个奴隶制存在并得到维护的国家里，一个正直公民的唯一出路就是监狱。

”——列夫托尔斯泰《复活》绝大多数人一直觉得关在监狱的人才是有罪的，很少有人会认知到，真正有罪的是监狱之外的人，因为囚犯的罪已经被法律审判了，而监狱之外人群罪行的审判尚在来世。

如果这世界上没有来世，那么这份审判也因为占着群体的压倒性人数，从而被赦免为无罪。

你们知道的：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罪的，决堤时没有一滴水是无罪的，一场命案的发生没有一个人可以称自己是无罪的。

News哥说我们都是好人为什么结果会是这样呢？

其实我当时第一感觉是认为，编剧应该把这句话话改成“我们其实都不是坏人，可为什么结果会变成这样呢？

”。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有一句话回答了这个世界99%的疑问：我知道结果，却不知道原因。

我也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是如果世界上还有人在找寻原因，那么事情就还有向着好的方向发展的可能性。

很久不看新闻了，尤其是这个词变装成了“热搜”。

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王宝强的离婚案，鹿晗的女友关晓彤，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陈羽凡吸毒，每一个走上热搜的新闻里，我记住了事件的名字，却并未有多少注意力去关注事件的发生、高潮、谢幕，就像路边开过的花，我走了千次，它花开花谢里，似乎连记忆中的影像都让我带着质疑——银杏树真的会开花？

今天突然想认真的写一篇文章关于电视剧《我们与恶的距离》，并不是它有多好，只是觉得：如果我们都开始寻找原因，一切即便是以龟速在变化也终归是可以改变些什么。

比如原本打在无辜者身上的一滴水也开始学会温柔。

这部剧只有十集却有无数议题，触及到我思绪的变得千头万绪，借《苏格拉底的申辩》中苏格拉底的一句话作为讨论的开始吧：就像一段长跑，你们跑过了我，可是邪恶比你们更快。

虽然今天你们判了我死刑，但是我的审判已经结束，而你们的才刚刚开始。

李晓明在有成剧院开枪射杀，被逮捕后只说了一句话“这辈子我要做一件大事”。

一件事，一句话，十万火力。

故事的开幕点爆了烟火，烟火好看，炮火很响，而我看到的最经典评价是今年的金马奖非它莫属。

这句话没有错，可为何如此像个无赖。

很早以前我看过一个新闻，有一个杀人犯从北追到南，在逮捕后记者的镜头前面微笑着说“这辈子只在电视前面看过，没想到自己还会有上电视的机会”。

评论区七嘴八舌，有调凯，有愤怒，有跟风，还有颟顸无知。

不记得是高中时代还是大学，有一则关于叙利亚战争的新闻报道：很多年轻人并不知道自己扛着枪，走在示威人群中会发生什么事，不过是单纯的觉得好玩。

我相信很多人是没有足够的心理承受能力去看战地记者在战争核心区拍摄的图片。

为了照顾广大人群脆弱的心理，血腥与暴力往往都被烟雾多遮掩。

这两则新闻，一个是有意为之，一个是无意为之，除了都挑战了人性的共同点之外还有一个共同点，这里面都有人群。

《乌合之众》有一句：人群是没有头脑的，他们依靠脊髓在行动。

一个人不敢做的事，但因为一群人而使得力量变大，从而失去胆怯，开始为所欲为。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法律？

因为它是民主的象征？

那奴隶社会、君主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法律。

最大的自由是自律。

可是除了极少数人有足够的自律，大多数人并不能做到。

因此，法律不过是帮助大家自律而已。

这便是整部电视剧我所想说的：你希望你吃的绿色食品是真正的绿色食品，你希望你穿的衣服是真正天然原材料，你希望你装的防盗门是真正的安全无害，你希望这个世界所有的监狱都能关住坏人。

读书群的伙伴说“就像无名河边上放生的鲤鱼，前面放生后面在捞”。

我百思不得其解一个人究竟得做了多少亏心事，需要做这种事储蓄功德！

事情的重复在于，一个人不仅需要如此荒唐的行为拯救虚无缥缈的福祉，也需要以荒唐的心里暗示获得人身安全。

为什么一个人需要费尽心机的赚钱去买一套顶级公寓，安保措施达到十级以上？

为什么一个家庭要花十倍的钱去私立学校？

为什么一个人沾惹罪恶后从出生到死亡都是罪恶污染源？

由这个问题开始的贫富差距、社会安全、学校教育、人际关系复杂到整个大英博物馆都难以容纳下其文献、研究、报告、分析、数据、解读。

你以为你花千金就可以建立逃避恶的封闭屋，它其实就是一场雾霾，同呼吸共命运。

我们应该都知道从新中国建国至今，我们国家的法律条文增长速度与GDP比翼齐飞。

我们也应该知道文化教育水平从全民平均的小学水平，飞跃到接近大学水平。

我们更应该知道比起上一代人的生活水平，我们至少没被在类似于“三年自然灾害”谎言中弥难。

作为“七岁智商”的群体，我们深信只要去好的学校，有好的工作，就可以安稳、幸福然后在以平安为表面下享受着过完一生。

我们谩骂法律保护有钱人的利益，然后转过身谋取一切福利让自己变成有钱人。

在成为有钱人之后，我们才发现真正掌管安全无害的是有权人，所以我们在卖官鬻爵的勾当中让自己穿上权利的衣服。

让我觉得在这个看不见终端的链条中最不可思议的一点是：踩着别人善良登上高峰的人，明明一生与庄稼汉同样奔劳却为何会觉得对方卑下。

难道真的因为拿着屠龙刀的就长得比拿着杀猪刀的帅？

安全是自己给的不是法律给的；幸福是自己与自己的和解不是咨询师颁发的结业证书；理想的环境确实是争取得到的，但是它必须首先是理想不是幻想。

钱和权，可以做很多事。

比如你被银行前台营业厅的客服指责了一句，你可以立马让她卷铺盖回家。

再比如，在昏庸和谄媚的法官面前，你可以免掉牢狱之灾。

这些对于普通人而言是如登天难事，于他们而言不过是举手之劳。

可是谁想过，你今天比上一代人生活的环境更安定，你付出的劳动才是上一代人所说出来的那一点点苦而已。

可是你觉得你过的好吗？

安全吗？

俗气一点：幸福吗？

在法律保护了你的肖像权、财产权，选取权，被选举权之后呢？

你觉得你内心获得安全了吗？

你觉得你与十年前没有更完善的法律时，生活的更有安全感了吗？

为什么我们都知道鸟儿站在细枝上不是因为它相信脚下的树枝而是相信它自己的翅膀，却从来不知道自己才具有真正保护自己的力量，法律不过是那根树枝而已。

我们没有翅膀所以不能飞翔，因此很多人会说，因为我们面对事实的无能为力所以只能求助其他人。

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惩罚罪恶，所以只能以恶治恶。

如果解决一件事你采取了最容易的方式也将埋下最容易引爆的灾难。

群众的愤怒是最大的力量却也是燃料最快的武器。

距离江歌案审判结束不过半年，媒体便抛出江歌母亲利用群众同情心继续装受害人等话题。

我们明知道祥林搜是个悲惨的人，但是听了十遍后便觉得好笑。

你以为你拿起的是道德的武器，其实不过是一张刻着惩恶扬善的求签桶。

法律只负责审判，它并不负责杜绝；道德可以负担一切美德但它负担不了公正。

王赦说“我知道他杀了人，我知道他该死，但是为什么你们要这么着急。

我们作为被告人的律师不知道，媒体知道。

”谁会知道自己在无形中杀了善良，这种比海洋之心，UFO还罕见的东西又何曾出现在我生逢不幸的时候？

愿意坐下来听完整个新闻的人必定曾被不幸对待过，而被善良解救过。

我想身在民主时代是我们的幸运，因为它努力的维护着尽可能多的人身上的利益，也给予身处最底层民众尽可能多的机会去挣扎。

我们对世界的不满并不会改变世界对待我们的方式，思想是根植在人生存环境当中，我不相信一个电视剧会改变一个人的决定，就像我不相信一个人没有被恶意的对待而做出了泯灭人性的行为。

那么你知道一切都没有意义，一切都不会改变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

恰好是我不知道这件事的原因，所以我想知道原因，在我正常行驶轨道上的一点点改变，角度似乎改变了，或许将来我不过是兜兜转转又回到冷漠的态度，但至少我曾在黎明前挣扎过。

说这是五十步笑百步，荒唐，地图上中国与美国不过十厘米，你走五百步能到吗？

你是行恶的人，我在无意中种下了恶的果，我们都是有罪的，但我们中间差的不只是五百步，因为我还有人性的挣扎。

《我们与恶的距离》并不是宣判了谁的罪，就像法律它并不能审判所有人的罪，它只是说了一个重复的话：无论是谁，犯了错都有坦诚错误的权利。

道德审判的是人性，但你必须知道它来源于人性。

我们只有七岁的智商时却没有七岁的善良，你觉得只有酷责才能制止悲剧，但是随处可拾的例子告诉你，酷责并未制止恶，再严酷的刑罚也阻止不了罪恶发生的脚步。

真正阻止恶发生的，始终是那一点点的同理心，也就是人同此心，事同此理。

王赦说“媚，我真的很羡慕你，你有爱你的爸爸、妈妈，你生来就不需要懂得苦难。

”（原文有所偏差，其意思一致）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能理解美媚所说的“这些我都知道啊，可为什么在你眼里我就是那种十恶不赦的人，我也只是想保护我的孩子”。

我们与恶的距离中间有什么？

有你，我，他还有它，一个人不仅有人性还有兽性。

我们不需要宽容任何人，但是我们需要克制自己的兽性，这份克制里需要我们去明白一个人的难处，去体谅一个人的不幸，去知道一件事发生的推力，从而改变自己的例行轨道，避开下一次的种恶之旅。

世界本就不缺恶意，何苦为难善良。

为什么我要写这篇文章，为什么如此迫切的想要推这部剧，我想或许这样那个濒临绝境的人会获得最后一根稻草，而有一天我的小孩路过马路时，对方会留存一丝善念。

毕竟，如果悲剧发生时，始终是：我们无法挽救的不只是生命还有人性。

那法律的意义在哪里？

道德的意义又在哪里？

活着的保障又将何去何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