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日记

去年末，有三位一零后演员异常夺目。

《小晓》的女主角林品彤成了金马史上最年轻的影后，而黄梓乐和何珀廉联袂出演的《年少日记》，则是叫许多人心口渗血的「集体创伤」。

两部聚焦少年人困境的电影都很有杀伤力，前段时间能在香港同期放映，又催生出更大的低气压。

在《年少日记》里，学生的一封匿名遗书，以及正在发生的校园暴力事件，把焦头烂额的郑Sir带回年少光景，从尘封多时的日记本里回看严厉缺爱得畸形的家庭环境，是如何吞噬本该快乐的童年时光，并导向无可挽回的悲剧。

《年少日记》《小晓》则更线性地把视角附着在同名主角，一个过动症女孩身上。

与母亲失和的父亲常年在外，母亲则跟班导好上，当她以比常人躁动的状态对应并不稳定的家庭、并不友好的校园，心境愈发躁动。

两部电影，分别产自港台，本来当然毫无关联，但并置的时候，使劲方向又很一致。

很突出的一点是，它们通过少年之死和少女之病无形中的互文，先决地控诉东亚传统家庭模式的压抑、残害。

而其实，他们所处的家庭环境存在巨大差异。

《年少日记》的郑有杰资质平平，尤其是在天才般发光的弟弟郑有俊映衬下，他成了精英家庭的所谓耻辱，对母亲随便责骂的父亲对他自然是拳打脚踢，冷嘲热讽，而当母亲、弟弟集体失语，他费力的讨好换不来任何怜悯，只能日渐加固对自己一无是处的认知。

《年少日记》导演卓亦谦第一次拍摄长片，决定从自己熟悉的阶层环境入手。

身在官宦家庭，他的阅历及其观察点、出发点，形成了别于其他新导演的先天特色，毕竟这几年新人操刀的优质港片，大多聚焦平民甚至贫民，比如《一念无明》《沦落人》。

不过关于这一层面，《年少日记》也有涉及。

当郑Sir在班上思忖谁写遗书的时候，信笺上的文字就被拆到一个个寻常人家的女生那里，她们共同「念」完了遗书，以壁花姿态贡献出更广大阶层的苦困背景。

这样疏淡的背景让真相查找充满茫然的氛围，既是因为师生关系本质疏淡，无从获知深层缘由，一如校园暴力受害者无法与郑Sir达成共识，也一如人与人之间本就难以更变隔膜状态，又是因为足以譬喻社会的学校从根源上拒绝更多包容与关切，正如单凭遗书提及男友，就断定想要自杀的必定是女孩子。

《年少日记》在这组普泛且多年无解的常态困厄上，郑家这个对外精心维系阔绰、体面的大中产阶级家庭，就被导演推演成更霸权、更窒息的内外牢笼。

它依然是有明显阶级压迫的。

没有了寻常的经济困境，无从经济独立、尚且不能做主的少年就是这一微缩体系里的贫苦底层，掌控了经济命脉的父亲也掌控了生杀大权，提供不了物质与精神价值、抵达不了社会高位的少年，作为父亲口中的「垃圾」，是格格不入的异质，只能等待系统冰冷清除。

事已至此，他喝的鸡汤——最爱的漫画总是告诫他长大了就能成为想要成为的大人——就被现状下了毒，成了毒鸡汤。

《年少日记》他至死都不会明白，不是所有努力都有回报，不是所有回报都足够扭转当下绝境，在更高级也更原始的家庭/社会体系里，被不断扭曲放大的诸多社会法则，比如弱肉强食、物尽其用，提前绞杀了他。

头上始终悬着一个绞刑架的还有小晓。

《小晓》剥出的家庭会往中产下沉许多，一定程度上，她可以是《年少日记》里那些被各种问题困扰的女生，但是她的特殊性会跟郑有杰一样，填补得了整个东亚传统家庭图景的缺口。

过动症固然有病理上的解释，注意力确实让小晓无法跟一般学生那样专注学习或者沟通，而放在她所处的环境里，过动症又像是应激，整个外界都在以超乎她理解范畴的方式在瓦解和重构，大人以爱的名义行不爱的举动，一个又一个焦点的轮替，专注随着恒定安全感的丧失而丧失。

《小晓》家庭如此，学校也如此。

病情带来的暴躁使她人缘很差，难得来了一位体己朋友，收获的却是公然的背刺。

朦朦胧胧地对成为母亲情人的班导产生些微情愫，又引发了成人的惊恐，尤其是母亲秘而不宣的嫉恨，班导如同诱饵的接纳。

她的世界不过是学校那个巨大的鸟笼，自己则是那只任人打量、取笑的猫头鹰。

郑有杰的生活大差不差。

被社会规训甚至碾压过后，他们试图说更好的英语，或者把零食带到班上分享，但是语法不对，得到了父亲更大的羞辱，零食被扔回去，没有人要领班级底层的好意。

《小晓》很多观众说从他们的生活里看到自己，那当然并非大家都有非富则贵的条件，最基本的一点，是在东亚传统家庭模式里看到野蛮的棍棒教育，看到父权的霸道与母性的失语，看到望子成龙如何成为刑具，看到悲剧连一声正确的叹息都召集不来。

共鸣点，或者说旨意，又不止如此。

两部电影都在不同的环境里展现固化且古板的阶级与秩序，而我们在所谓进步的趋势里，只能沮丧地在现实的各个角落发现这样的困局。

只是少部分半知半觉的人死了，很多的人还一知半解地继续这趟名为探索实则越走越窄的行程，从郑有杰到郑有俊和小晓，他们历经生命中巨大真谛的揭晓，剩余的半吊子魂灵，也许才是我们再度更新体验的又一个起点。

《年少日记》在这样一个局面下，针对脸谱化失真的指摘至少是不那么重要的。

好比说，郑有杰的处境是不是过分悲惨了些，已经是大律师的父亲竟然会连基本的同理心与爱心都没有……虽然说叙事方式不同的《小晓》在这方面有更好表现，具有生命力和生发性的角色被事件推搡前进、累积，可以有很多未知的表现，但是即便极端情况在《铁爪》等各种电影里司空见惯，单拎《年少日记》这则现实寓言出来，也无非是舍弃不必要的铺垫罢了。

譬如父亲之所以如此凶悍，正因为自己验证了父辈的棍棒教育行之有效。

这些段落删掉了。

当他已经是符号一样的存在，预示的早就是大家长制、父权的极恶代表，根本毋庸赘言。

《年少日记》母亲同理，那些指指点点的路人同理。

所以同样失去过绝望的朋友的卓亦谦从第一部短片《至少在梦里》，拍到《年少日记》，当与自我有所重叠的郑Sir看到网络酸民对轻生者嘲弄后，会愤恨回喷他们的轻率与阴损。

更重要的是，在铺垫即便不能帮忙也至少可以陪伴的理念时，他想寻找、放大他们求救的讯号。

他让郑有杰跟河马玩偶对话，让他看励志漫画，更让他尝试改变父母对自己的看法，获得更多生存空间，只可惜屡屡失误，反而引起更多反噬。

他主动让父亲打他，但父亲说这都是浪费力气，他向母亲哭泣，但母亲用更机械、无力的哭泣宣示，她甚至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他去拥抱弟弟，而弟弟看透所有，只觉虚妄，就像天台上两兄弟唯一一次戏耍，谈起尽管擅长「学习」，却不爱读书，一切不过逢场作戏。

《年少日记》卓亦谦的追问不止于此。

葬礼上人们对跳下去的是郑有杰感到不幸中的大幸，网络上多的是对当事人心理素质的嘲讽，连接小晓的外在环境，双标的家长们断章取义，无非是世情，而又因为是世情，叫人不由透过他们的压力，思虑社会变成这样，一定早于我们对这个社会产生认知之前。

殊途同归的两部电影有很强的合力。

生活如同不断压缩的促狭空间，充满尖刺，无从呼吸，而成人世界不过是多年媳妇熬成婆后的报复钳制，自身一塌糊涂，却可以道貌岸然。

少年与少女们更敏感、更纯粹的认知和反应，加速推演那种崩溃的普遍趋势。

叙述性诡计中，郑有杰选择了垃圾的结局，郑有俊代入了郑有杰的宿命，而小晓在一场暴雨后把象征多方欲望的班导囚在自我投射的牢笼里，然后在疾风骤雨中换来与母亲时长未知的偃旗息鼓。

《小晓》男性与男性没有办法在传统语境里「服软」，只能硬碰硬地走向悲剧，女性相互拥抱，哪怕带刺，但是在故事线里截停了更大悲剧的可能。

不同走向，有不同的考量与深度，哪怕有或技术或塑造上的遗憾，但是卓亦谦和靳家骅这些新导演，持续爆发出成熟的新能量。

诚然，近年相比之下，台湾电影不像香港电影那样总被唱衰，难得出了像《年少日记》《白日之下》这样的佳作，影迷还要苦口婆心地自证港片不死。

《年少日记》这两部电影的监制尔冬升倒是聊过，现在香港电影行业跟过往、跟内地都不一样，更多学院派，门槛往上，工作往下，很多人就会在实操中积累许多经验。

卓亦谦是科班出身，此前除了执导、剪辑短片，还参与了《激战》《杀破狼·贪狼》等电影的编剧，等到第一部长片《年少日记》上映，十年已过。

像他这类人才涌入行业，一边有「首部剧情电影计划」等项目的扶持，一边有尔冬升等真正大佬在商业与艺术两方面的把关，香港电影反而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收获。

而我们要盯的，当然不该是在内地上映的区区几部商业制作。

反过来，随着王小帅走入媒体焦点，胡波往事再被提起，我们会有谈论「内地片已死」的一天吗？

（原载于虹膜公众号）

当一位創作者率先打动自己，会誕生什麼样的作品？

答案是以影像为笔，写就一本年少日記。

当听到卓亦謙導演在映後聲淚俱下地訴說，那麽人物設置上先聲夺人的真实刺痛感便有了可溯源的出處，那不同等於天才般靈光一閃的巧思，而是孕育于鮮血淋漓的現实掙扎

开片的手法，簡單的剪輯連帶出小孩与成人的登場，乾脆利落的交錯誤導，於是我們幾乎是抱著一種篤定的想法繼續觀看：他肯定就是他吧。

哥哥與弟弟的鏡像关係，輔助情緒對位的效果达成（包括兩個鋼琴老師的設置）。

而長大成人後的他呢？

透過盧鎮業的演繹，我們看到了一個從未真正自洽的角色，漂浮在一体两面的人生历程。

剧情的缓缓推进，配乐的渐渐铺陈，也是一种残酷的挖掘，深究在那忧郁的双眸之下暗藏何种撕心裂肺的过往。

凝固的身体，冰凍的話語，一同冷藏在名為東亞之殤的監牢。

卓亦謙彷彿借著片中的鄭Sir之口對逝去的友人說出那句“我未必幫得了你，但可陪著你”，我想他自己也最終迈過了一道心坎。

兩個心心相惜的人，以最貼近熱鬧的姿态，覆蓋落落寡合的心态

脱胎于真实的剧本，灌注足心血的构思，导演本人的真情实感依靠画面开口倾诉，當然最真诚也最动人。

直到轉折之处我們才得以明晰，在东亚家庭制度化的規訓之下，他們背負多少同样的伤。

共情之后留下反思，残忍之下尚有温存。

順著楼梯向下凝望，沿著阶梯向上生长，还是熟悉的空間，只是物是人已非。

绵延不绝的钢琴曲映照数载的人海浮沉，余音绕梁，仿佛他尚在身旁。

他总说大声呼喊能夠抛弃烦恼迎接幸福，可在曾经的此地，他原来从未真正开心。

最终四兩拨千斤的力道在天台迸发，于是处处泪痕，步步伤痕誠然，从鄭Sir与父親的病床交心其實开始扣分，那段戲仍然使用了一種逼人落淚的挑撥性音樂，可是單調的台詞設計和死板的拍法在此刻造成的是負面的觀感疲勞，作者失誤地發射了一顆失效的催淚彈。

不過縱觀全片，這部作品整體上已然足夠好。

當一众港产新片如泥鰍之勢滑膩地涌向大陸影坛時，這部惊人首作的誕生，也正代表卓亦謙的一份溫情脉脉的宣告——港影未死犹記得在那個刻骨銘心的夜晚观影，一夜涼風起，悠然故人思，晚的靜謐流淌成一種哀伤，会有誰無意間翻开這部年少日記，於是得以回望少年的自己

“如果孤單 不要想孤單妄想到黑暗轉眼 又泛濫如果呼吸 可蓋掩低泣也許那心跳的痛 沒秘密”——電影主題曲《年月漫漫》

看《年少日记》，我在影院里哭得泪流满面，同时也能听到除了我以外，周围此起彼伏的抽泣声。

平心而论，电影中的一家人，香港人，中产阶级，富裕的家境，这种背景下的生活离大多数人的相当远，讲富人的故事通常会被认为是无病呻吟。

但几乎所有到场的观众都被这样一个故事打动了。

拉康的镜像阶段理论认为，所谓的镜像并不只局限于真实的镜子，也包括他人对主体的反映，主体在成长过程中的认同建立是经过各种不同的镜像反映的。

当观众坐在黑暗的电影院看向银幕时，就像婴儿坐在镜子前看自己，观众“看”过去，在银幕上的角色（即”他者“）身上看到了自己，在此刻真实与虚构被混淆，观众的自我被投射到了角色身上。

根据拉康的理论，即使电影所处的环境离多数观众很远，但是电影当中的悲剧、电影中的每个人，都一定程度地投射了观众的自我。

用人话说就是：电影里哥哥有杰面对的压迫、有杰的遭遇，和银幕内外的所有人都有关。

诚如开头所探讨的，电影聚焦的香港精英中产阶级对于多数人来说并不熟悉，于是电影放大了这个家庭内部的情绪，将其转化为更加普遍的情绪体验。

影片开始，以哥哥有杰的视角拍他上天台，爬上天台的墙，一跃而下。

镜头一转，他没有坠落，而是站在延伸而出的一小块平地上，对着天空大喊“要用心读书”。

那个时候，他相信只要自己用心读书，拿到好成绩，就不会被父母忽视。

很快电影就告诉了我们有杰处在了一个怎样的家庭环境中：一个非常典型的、父权中心的东亚中产精英家庭。

在这个家庭中，郑中基饰演的父亲在家庭中有着绝对的主导地位，他能随意地打骂妻子和儿子，并用趾高气昂的语气说:"钱都是我赚的，这个家的一切都是我买的。

”因此他自然而然地认为儿子和妻子都是他的所有物，是他可以随便处置的对象。

他从草根一路走到精英律师阶层的经历，也决定了他十分信奉丛林法则，相信只要比其他小孩更努力，就能获得成功。

不成功，那就是你不够努力，而不够努力的孩子，那就要通过棍棒来教育。

母亲在这个家庭当中没有任何话语权，被丈夫打也只能忍着，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她也只能扮演一个“旁观者”的角色，并无条件遵从丈夫的思维。

当孩子成绩太差需要留级时，她第一时间想到的是：要如何跟丈夫交代。

这个家庭所处在的中产精英阶级，也决定了这个家庭里不能容忍任何可能脱离这个阶级的行为。

于是父亲会给每年给学校捐百万元的港币，为了让自己的孩子能够上贵族学校；于是父亲花大价钱请钢琴老师，为了满足精英学校“全面发展”的要求；于是自然而然地，这个家庭里父母的偏爱落到了两个孩子之中的优等生上。

作为父母炫耀资本的弟弟有俊，有着更好的学校资源、更多的零花钱，而成绩不好的哥哥有杰，是“丢脸的”"垃圾”。

随着有杰一次又一次地尝试追上自己的天才弟弟最后又失败，在这个家里，父母不重视他甚至于忽视他，弟弟看不起他，会不耐烦地推开他。

他逐渐地成了家里的“透明人”，在这个家里，没有人把他当作家人。

于是十岁的学童告别了自己的日记本，从天台上真正地一跃而下。

也许在现实生活中，父亲并不会在家庭中拥有如此大的权力，我们也不曾因为自己的平庸而被家庭成员忽视或伤害。

但通过一定程度的夸张化表现，导演不加掩饰地呈现出了东亚家庭与社会的切面。

电影里的每个人看起来都是如此正常而鲜活，即使是哥哥有杰，在一重又一重的压力落下之前，他也没有什么原生家庭的创伤，没有什么缺爱，更没有经济压力，看起来就是一个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小孩。

但就是有一张无形的网，要求我们一定要用功念书，拼命学习，这样才算没有辜负父母的期待，没有辜负社会的支持和栽培。

我在河北衡水完成高中学业，深受“衡水模式”影响，师长总是语重心长地说，只有往死里学，取得成绩，才算是“用功”，没有拿到成绩的，便是“不用心”，需要施以惩戒。

到现在我也忘不了，在高三的一次月考中，我没有考好，班主任把我叫到办公室批了一顿，那一刻我和有杰一样，明明自己已经去努力学了，但是在不尽如人意的成绩面前，也只能低下头不停地说对不起。

所有人都重蹈覆辙地走上这条路，在千军万马中过独木桥，而那些不幸落水的，也从未有人再关注，成了河中微不足道的水花。

自此，影片中的两个孩子，对观众来说不再是陌生的人，他们是我们所有人的投射。

只不过有杰没能走完这段路，我们在迷茫与痛苦之中跌跌撞撞地向前走去。

影片中还有一幕，当成年后成为老师的郑 sir 发现了学生写的遗书，他在调查遗书主人时候，站在讲台上望向自己班里的学生，在他的想象中，班里的所有人一人一句，以每个学生的口吻念完了遗书的内容。

这组镜头平静地告诉观众，这封遗书可能写自每一个人，无论成绩好坏、品德优劣，这是更广大的困境，从这群学生关系到了更多。

“活人也需要破地狱”电影《破地狱》如是说。

《年少日记》中所展现的，何尝不是活人所处的、令人窒息的、隐秘而又无处不在的一重地狱？

《破地狱》中生者由道生超度，在《年少日记》中，导演给出的答案是：好好记住，不要遗忘，遗忘解决不了所有问题。

哥哥死后，父亲因为“觉得自杀丢脸”而向外宣称他是病死的，渐渐的，家里没人再提起他，就连保存了他的日记的弟弟，也因为不敢面对这件事，再也没有打开过日记本，把关于哥哥的记忆封存，做了一个“正常人”。

他们以为遗忘能够抚平伤痛，但母亲依然沉默着离去了，家庭支离破碎。

而成年后的弟弟在看到学生写下的遗书时，在他将要有一个自己的孩子时，过去的痛苦被重新唤醒，他从未遗忘，也从未摆脱童年的阴影。

在电影中前半段，导演将成年后郑 sir 寻找自杀学生与有杰在家庭中的遭遇结合在一起，试图让观众混淆最后活下来的到底是哥哥还是弟弟，当这叙事诡计被揭开时，最让人觉得讽刺的是，到底为什么我们会相信一个明显陷入抑郁的孩子，他在健康地长大之后真的当上了一个关怀学生的老师。

我们是否早已在赞扬“隐忍”“努力”的文化语境下被异化？

“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这句话在影片里反复出现在哥哥的日记里，也出现在学生写的遗书当中，我也相信许多人都曾这么对自己说过。

我们以为努力就能换到爱，但似乎并没有，爱好像是有条件的。

我也曾渴求有人能够不计较我的任何，能够主动来懂我，喜欢我，但是到最后也没有等到这样的一个人。

但就算有了这样的一个人，我过去所受到的伤害，好像也无法就此一笔勾销；就算我自认为已经够成熟，以为时间过去很久了，自己早已经遗忘，但谈及过往，还是会哽咽到说不出话。

遗忘并没有让弟弟逃离过去，也没有让"我"的现在变得更好。

直到弟弟重新翻开哥哥的日记，他重新记起了过去的痛苦，也终于找到了自救的方法。

于是郑 sir 带着过去的记忆主动带学生去山顶大喊释放压力，去主动关心学生，倾听学生，这个时候的他仿佛和哥哥融为一体。

导演想要传达的也就是如此：好好记住过往，当时间翻过日记的另一页时，不要成为了自己最讨厌的大人。

01 大家都不习惯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南都娱乐：很多观众将《年少日记》海报和杨德昌的《一一》做联想，两部电影海报构成了正反面，请问是想呼应什么？

卓亦谦：这是一个误会，这张海报是拍于学校礼堂那一场戏，我们正在吃饭，剧照师就叫了黄梓乐站在那里给他拍，他觉得背景很干净。

黄梓乐做了几个表情，最后剧照师就选了这张。

那时候现场很忙，我根本没有想过到底哪一张照片可以用来做海报，我就给剧照师自由发挥，包括黄梓乐坐在一张凳子上，其它很多空的椅子在他旁边，那都是临时发挥。

大的电影公司拍的时候会有很多海报概念，但是我那时候没这个能力，处理现场的事很忙。

南都娱乐：很多新人导演都会选能够表达自己、彰显自我的题材，你第一部电影选的是一个家庭教育的题材，这个题材有什么非拍不可的原因吗？

卓亦谦：《年少日记》讲了一些原生家庭的问题、有学业压力的问题、也有香港的“比较文化”的问题。

我是在香港这座城市长大的，我会有一种感觉，大家都不习惯将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很多时候我们去玩、喝酒，一帮人看起来很开心，但那些是资讯上的交流，不是感情上的交流。

大家没有交心的习惯，很多人将心事藏在心里面。

对我来讲，非拍不可的原因在于，它综合了很多我对这座城市的感受，我从小到大都是这样。

而最关键的原因是，我大学的时候经历了一个朋友轻生的事情，我在想到底原因是什么？

我假设了一些原因，例如之前讲到的那些元素，为什么香港会有这样的问题，大家的压力都这么大，出了事都不会说，或者不习惯说出来。

我很想讨论这个现象。

南都娱乐：你提及过自己曾受到过《心灵捕手》影响，在电影里，是由老师去让问题学生释怀自己的心结，但是《年少日记》的老师郑Sir就是个有心结的人。

传统意义上，老师应该是帮学生解决问题的人，但如今老师甚至是个比学生问题更大的人，让一个本应该拥有权威的人“下凡”“失势”，你觉得是一种解构还是一种解脱？

卓亦谦：这也是我对老师的感受之一，我小时候那些老师是高高在上的，充满知识的，做什么都是对的，学生要听他的。

但是长大以后，我有朋友当老师，我了解到首先老师也是一个人，他也有他的问题要去解决，老师也有不同面貌的生活，比如说抽烟。

我有一个老师朋友，他有时候和我讲今天很想和学生聊天，但学生拒绝了自己。

我觉得其实他有表达关心就很好了，何必要追求一个结果？

为什么他会有这样一个苦恼？

因为我们传统社会是一个很追求结果的社会，你关心学生一定要帮他做到某些事情。

我觉得不是的，应该要认同的是老师那个心态，而不是结果。

我跟我朋友讲不用这么多苦恼，有这个心接近学生，但学生可能有自我保护机制，看到老师接近，他们也怕。

但也许，学生长大之后会记得有老师接近过自己。

02 历史上价值观的变化是靠人与人讨论出来的南都娱乐：《年少日记》的问题家庭是很传统的父权主导的家庭，父亲是家庭的中心，拥有绝对的权威，母亲、子女都只是从属，整个家庭结构充满了权力的高低位。

杰仔自始至终争取不到父亲的爱，本质原因是不是也是这种家庭结构导致的？

卓亦谦：是，这部电影讲的是上个世纪90年代初的香港，那时的香港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的，所有家庭都是爸爸说了算，妈妈比较低调，很顺从丈夫的意见。

父权的家庭结构是其中一个原因，但这个故事也讲了很多其他原因，包括杰仔有一个很喜欢的漫画家消失了，香港的“比较文化”等等，所有东西加起来。

我不想写一个故事原因很单一，有些报纸会写一个人失恋跳楼了，一定是感情问题。

现实不是那么简单，不一定是感情问题，这个人也许是有很多事情发生了，很多不同的原因导致这个结果。

南都娱乐：你曾经在其他采访批评过，香港虽然是一个国际大都市，但有一些很传统的大男子主义，我留意到香港的性别讨论其实不是很多。

卓亦谦：我小时候读书，明明说香港是一个国际大都会，但是长大以后会有一种反差的感觉，很多方面都不是很开放，真的很保守，我小时候已经是这样，长大了也没变。

比如潜在的父权主义或者性观念，对我来说都是保守的。

南都娱乐：香港为何会有如此反差的保守？

卓亦谦：好问题，我真的没想过。

香港人很习惯追求数字化的东西，而没有想价值观。

数字化的意思每天都在想自己的儿子考第几，我要赚多少钱，我有多少物业，我一定要买楼，网络媒体有多少人关注……整体都要寻找一些数字的东西去证明。

我不是说追求那些东西不好，那些东西也是目标，但是要平衡一下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的，你信奉的价值观是怎么样的。

我们很少去讨论这些事，也可能是在脑子里想，但是很少拿出来说。

我认为历史上价值观的变化是靠人与人讨论出来的。

南都娱乐：近些年，原生家庭的议题被广泛讨论，大家开始意识到自己成年后很多心理问题追溯起来，其实是原生家庭的童年创伤导致。

你在电影中也呈现了郑Sir的童年创伤延伸到了他成年后的亲密关系，让他变成了回避型人格。

你如何看待原生家庭的问题与成年后亲密关系的关联性？

卓亦谦：比如说郑有俊这个人物，他小的时候，他的家庭环境是很看重成绩的，那件事（哥哥自杀）发生之后，他意识到可能家人的爱不是真正的爱，而是基于我有一个好成绩而来，这令他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很没有信心。

但这件事是不是一定是家里大人的不对呢？

我也不是这样的意思，那种价值观是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历史在里面，可能家里的上一代、再上一代都是这样，甚至可能香港开埠以来就是这样。

于是小时候的遭遇影响了他长大后体验亲密感，让他觉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没有永远，爱这件事是不是真的存在世界上，自己有没有资格成为一个家长，这一切环环相扣的，起码戏里面的角色是这样的。

03 正视和逃避最大的不同是，逃避是你自己去面对南都娱乐：在放出的删减片段中，母亲和被家暴的儿子谈心，谈话中透露了父亲从小也是被家暴，父亲这个加害者曾经也是受害者，但很讽刺这个受害者最终变成了加害者。

为何最终删减了这个透露父亲过去的片段？

卓亦谦：因为这一场戏的拍摄很赶，本来是分开镜头拍的，有一个二人镜头，一个单头，应该是三个镜头，但是因为很赶，赶到我只能够用一个静态拍这样的对话。

其实我很喜欢他们的演出，这片段交代了一个很重要的故事，就是郑中基饰演的父亲上一代也是这样的。

但是我剪辑的时候发现这场戏很影响整体节奏，观众看到那个镜头觉得节奏很慢，虽然保留其中一点我想讲的信息，但是我3分钟镜头可能会打乱90分钟流畅节奏的话，我要做一些选择，所以最终就删除了，那个时候我也在想这个片段会在宣传中放出来。

南都娱乐：这么说，在一个家庭里，上一代的不幸会延续到下一代，一直轮回下去吗？

卓亦谦：我觉得是有关系的，不过就算是一个轮回，但是在主角这一代会不会有改变呢？

变不变得了不重要，起码他心态上已经变了。

南都娱乐：在电影的结尾，郑Sir带着花到天台去祭拜哥哥，似乎终于正视了这段创伤记忆，你觉得他成功跟自己的过去和解了吗？

卓亦谦：我觉得很难，我拍之前有想过可不可以和自己和解，拍完之后我发现没有和解这回事，但你可以记住离开的人的好。

郑Sir和离开的人的一个对望，其实不是一个和解，而是他开始接受这件事，走出第一步。

南都娱乐：如果有一些创伤哪怕正视了也没办法和解，那逃避不去触碰会不会更好受一些？

卓亦谦：我不觉得，尽管你不说但那件事一直都在，某年某日看到一些东西就会想起来，一辈子都会这样子。

正视有很多方式，比如说电影里面的郑Sir，他的方式就是要让很重要的人知道这件事。

我觉得有时自己面对不了，你和很重要的人去讲也是一个开始，不需要自己去面对。

正视和逃避最大的不同是，逃避是你自己去面对，我不信能躲避。

但是当你去正视的时候，起码你可以找一个出口。

南都娱乐：电影中有一则学生自杀的新闻，而底下的评论充满了对这位学生的偏见和批评，你觉得目前社会对于抑郁症的无知和傲慢，是不是也助长了抑郁症病人采取极端化行为？

卓亦谦：有这个成分，戏里面有一段杰仔说自己睡不着，想看精神科医生，妈妈说精神科是给癫的人去看的。

这是我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听到的一句对白，但是我到了三十几岁发现，现在还是这样。

我观察自己身边人，抑郁的阶段或者精神病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有一种误解他们都是疯的，大家潜意识会觉得这些人永远都是这样。

我认识的基本上所有精神健康有问题的人，其实那只是一个阶段，就像伤风感冒，吃药是可以好的，但是不吃药就会严重一点。

当大家处于这样一个阶段的时候，社会上的标签和误解，会令到他们遮遮掩掩不说或者不承认自己有精神健康问题。

但是如果说出来，我反而相信能快一点得到处理，能像伤风感冒一样的讨论。

因为这是病，不是一个选择，对病人来讲生病不是一个选择，但是有些患者可能以为自己能选择，他们很自责，于是抑郁成疾，导致一个无可挽回的后果。

04 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是会有做错事的时候南都娱乐：我们总是假设这个社会存在一种所谓的正常，但是可能能符合这个正常标准的人数量很少，换言之正常人其实只是少数人，少数人才能做到的事很不可思议成为了整个社会的底线。

你如何看待正常？

卓亦谦：何谓正常，这也是我经常想的问题。

所谓正常轮不到我去定义，也轮不到任何人去定义。

我会避免用这个词，比如一帮朋友说你很正常，其他人听起来会不会觉得某个人不正常，我不想引起这些误会。

对我来讲，一个人愿意坦诚地交流，没有做任何伤害人的事就够了，我不会去理会他正不正常，甚至我觉得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是正常的。

正常这个词汇是在讲什么呢？

其实是要求那个人要做得很完美，不可以有错。

比如大家会认为，一个正常人又怎么会去做“坏”事呢，做“坏”事就不正常了。

我们有这样一种认知，但是我的认知里，人本身就是不完美的，是会有做错事的时候。

南都娱乐：《年少日记》全片反复在播放德彪西的《梦（Rêverie）》，日本导演岩井俊二的《关于莉莉周的一切》，里面也是反复使用这首音乐，你们两部电影其实都涉及了青少年心理问题。

这是巧合吗，还是说你选择这首古典音乐有特别的原因？

卓亦谦：我选择德彪西最初的确是因为岩井导演，我平时还听德彪西另外一首音乐《月光》，我最初是想选《月光》的，《月光》很多戏都有用。

但是到后来，我觉得《梦》比较契合这个主题，原因是郑Sir这个角色有时候会梦到他的哥哥。

譬如戏的开场就是杰仔上了天台，然后大喊，但是在弟弟视角不会看到这一幕，只能看到他的日记去想象，下一个镜头接什么呢，就是接郑Sir醒过来，所以说第一幕是他的梦境也可以，我觉得梦这个主题是我比较喜欢的调调的。

在现实里面，《梦》和《月光》都是我在写剧本脑子混乱的时候听，我会平静一点，我很享受这两首钢琴曲。

岩井俊二那部电影也很适合，《关于莉莉周的一切》讲的是欺凌文化，我这部电影不同，我讲的是怎么面对自己很多年前的阴影。

为何我会用到钢琴曲，因为电影里角色要学琴，我问了配乐师，一个9岁的孩子能不能弹德彪西的音乐？

他说要很厉害才行，我当时就想那很厉害就对了。

因为戏里面杰仔没有享受过钢琴曲，我想说当他人生最后去到天台对望的时候，他的弟弟重新在脑海里响起这首音乐，然后让角色得到我在现实中得到的平静。

南都娱乐：除了德彪西外，这部电影在其他音乐的使用上也很有感染力，可否分享下这部电影配乐的讲究之处？

卓亦谦：我记得和配乐师聊的时候有两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钢琴曲，角色的童年时期有很多钢琴曲，因为角色本身要弹，其它配乐也是在钢琴曲变奏出来，比如他看漫画的时候有一些鼓声，比较有鼓励性的音乐。

另外一部分就是成年人的部分，郑Sir经常是很孤独的状态，配乐用很多电子单音音乐。

但是随着故事发展，当这两条线开始交集，过了中间的转捩点之后，钢琴和电子单音融合在一起使用，这个是我们的基本概念。

我们有三个配乐师，区乐恒是一个乐队吉他手，他很擅长电子单音。

他的女朋友廖颕琛是一个歌手，她就负责钢琴。

第三个配乐师张戬仁是一个仲裁人，他分析每一场怎么样，然后讲他的感受或者提议一些做法。

南都娱乐：我留意到你其实是谭家明导演的学生，这位老师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卓亦谦：谭教授不是教你写剧本要怎么样，拍的时候程序是什么，他不教这些。

我们上他的课，每一节课他都准备很多不同的一两分钟的电影短片，每次播完之后就说为什么觉得这个导演拍得好或者为什么拍得不好，就分析为什么用这些镜头而不用这些镜头，他讲的都是本人对于电影处理的感受。

所以说与其说是教学，不如说是分享。

我们很多人都是他的学生，譬如配乐师区乐恒、张戬仁、卢镇业都是他的学生。

谭教授对我们这帮学生的影响是，我们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人如此执着去看电影。

我记得上第一节课他问我们这些学生多少岁，我们回答之后他就说奥逊·威尔斯自导自演《公民凯恩》的时候，只有25岁，大家全部起步都迟了，叫我们不需要跟经典的电影比较。

但他没有看轻我们任何一个学生，他会叫我们“未来的导演”。

他对我们说过，作为导演如果你对自己的艺术不够执着的话没有资格做导演。

他不是骂我们，而是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他示范的是一个人如何看待电影，而且他也没有很执着地让我们一定要听的，他认为每一个人要找到自己的方法，对就听，不对就不听。

南都娱乐：谭家明是当年香港电影新浪潮的领军人物，近几年香港出现了一批不同于过去香港电影的新人作品，被誉为这个时代的香港新浪潮，你是否留意到这个趋势？

卓亦谦：我希望有电影可以拍就可以了。

他们这批人有很多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同一代譬如《正义回廊》的导演何爵天，我跟他认识是在林超贤导演的《激战》中，他是第三副导演，我是场记。

我们一起看着对方被人骂，我们是被人骂大的。

前年他做了导演后，我也有机会拍戏了，很多都是伙伴。

对这个浪潮的看法，我真的没有，大家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大家都是很苦恼以后会如何。

《年少日记》的家暴模式，令得不少人抱怨陈旧：父亲暴跳，母亲抽泣，一个小孩子无能为力，一个熟视无睹。

二十一世纪都过去二十几年了，在他们看来，家暴也该跟着文明进化了，普遍认知是痛苦冰冷压抑冷暴力为主，集体遭受手机、流媒体和电子产品的三害摄入，最好备注智能过程，有加入CHATGPT崭新算法。

我同意，家暴的确很复杂。

但是，家暴就是家暴。

下一代命运悲剧，归因于上一代的失败教育，《年少日记》显然认同这句话，现实中，基本也成立。

影片里的家暴，郑中基会突然爆发，没话可说了就是打，确实传统且典型了。

可是，能否说这种张牙舞爪家暴表现，就是“过时”，不需要在电影中刻画表现呢。

要知道，此地是一个拍摄电影院屏幕都不构成道德问题讨论的所在。

或者苦口婆心的老好人劝，孩子只有一个，我们怎么舍得打。

棒打又重逢的街头戏，是有点想当然，也可以说流俗，那《年少日记》如果对父亲角色，做一些调整，是否就会不那么简略模版呢。

譬如交代郑中基的“年少前史”，他被父亲棍棒教育、猛烫烟头，是否更立体（电影300万成本不到，拍摄了只是没用）。

可交代前史乃至前世，也不足以成为容许下一场家暴，下一代恶行发生。

强行添赋这类“合理化”，并不会让我更信电影里可恨却也可悲的眼泪。

电影没有直接交代，坠楼之后具体发生了何等哭天抢地，电影只是在说，坠楼之后的一二十年，所有人都没有走出那场坠落，心似乎定格在了半空——只有死亡，才能让这种悲伤，实现重力加速度的落地。

尤其是那个与逝者走得最近的，他似乎要把对方的那一份，拿来活下去。

可是，他自己呢，他自己的那一份呢？

就此消失了，还是淡漠遗忘了，连他也有些不知道了。

只发生一次的家暴，问题不在“一次”，而在“发生”，它可以被表述为零容忍。

现实中，许多家暴就是正发生。

它可以无缘无故，仅仅因为恃强凌弱，我可以。

家暴不应该被寻觅因由，被合理化。

中老年素人作家杨本芬和王柳云作品里，有更多可怖、残酷、绝情的日常家暴，发生在丈夫对妻子、父亲对子女的拳打脚踢中，有些完全是奔着致死打击而去，每一个平常日，性命都危机四伏。

触发事端的原因，根本不需要酒精，可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也可能是感受到了体制钳合的恐惧，无力抵挡真正铁拳的自私自大，狂妄跋扈，选择加害在弱小在。

总之，他们错了。

社会也应该告诉他们，大错特错，道德之上，还有刑求。

电影有一个Trick，叙事诡计。

有人形容为狡猾，也有说它是成功。

透过这个Trick，不仅实现了常见的“我控诉”之圈套，更能跃升到“我反省”之共情——没有爆发于彼时刻，而是一二十年后的正发生。

固然有人会觉得，成也技巧，失也技巧，似乎如此虐心的戏，道破了，说穿了，就不太适合回味（好比有个人认为《年少日记》不错，但不会想重看）。

主人公在找那个人，而观众也要找那个人，“找中找”的双线并置，叙事上的迷雾干扰，恰如现实正发生时的视若无睹，用现代电影的后脑勺语法，也是一场坠楼死亡的深度剖析。

黄梓乐清秀的good boy长相下，隐藏着脆弱的东西，一种叛逆青春期到来之前，童真与良顺的结合体。

他吃着挨打的家常便饭，还一次次想通过好表现，好成绩来讨好父亲——无论他如何个恶形恶状，孩子也只有这么个父亲。

家庭题材在华语文艺片中也不少见。

《年少日记》就是典型的，华语电影在评价商业片与艺术片中间，多出来的那一个“文艺片”选项（监制尔冬升最擅长炮制文艺片，如《新不了情》、《旺角黑夜》等）。

许多人会看哭，一些朋友又因为观众的哭声觉得导演技巧不够高明云云。

假设说，《年少日记》是《阳光普照》的故事大类，都在玩司马光砸缸的捉迷藏游戏。

匿于无影日光之下，躲在看不见角落的小孩子，仍希望能被人找到和发现——那也正是一封遗书，一本日记，一个拥抱的由来。

譬如在当下时的学校中，遗书学生的肇因并未揭示。

电影能以时间线的延长纵深，以人物的过往，从一个体，谈到一家庭之崩解，主人公漫长的迷失与挫败的自我寻找；从一班级、一学校，讲到社会之麻木不仁、默杀无声，再考虑到它是一部新导演长片首作——别再关心什么香港电影已死，你应该关注每一个新导演的挣扎求生——哪怕有人诛心论地讨论，他来自一个高阶家庭。

单从技法上，《年少日记》是比《白日之下》高出一层的。

如果只是一句话剧情简介故事，它又是简单之至（《白日之下》的线头则过于之多）。

它有双重的时空（现在得因于过去），叠层的身份圈套（找人）。

一小时处，基本不需要台词，依靠纯粹的场景切换，显然是“相当电影”的。

六十分钟后，全场抽泣，此起彼伏。

个人印象中，已经多年未闻。

一个走进电影院的观众，代入不同角色（受难的，冷眼的，正在施害的，不以为然的……）去正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

你打得爽了，手也不带疼的，可是，悲剧之铸造，悲剧之所以为悲剧，是卷入其中的人，都会成为命运的陪葬品，而不是有个人被判十年，那只是一番事件。

任何一部电影，都有与观众达成沟通交流的内核，《年少日记》挑选了家庭与成长中的伤害，也就是可以标记不同刻度的千人千面。

通俗的讲法便是，有名姓的，虚构的电影人物，代替了不具名的电影院观众，决绝了一回。

观众的眼泪，是为别人而流，也为自己而流。

故事开始，哥哥就望着天台，然后，在天台上一跃而下，差点把人吓死。

然后，镜头一转，天台外边还有一段儿呢，哥哥在这里，许下了愿望，将来，一定要努力读书，考进香港大学，做个好老师。

多年过去，老师成为了老师。

课后打扫时，清洁工发现了一封残破的遗书，这事儿，引起了校方高度重视。

这个年代，跳楼的太多了，造成相当恶劣的影响。

于是，开会讨论。

在这场讨论中，副校长是说了一些“不应该说的”话的，但仔细想想，或许就是这个道理，现在人，一言不合就压力大，到底是承受能力太低，还是真的压力大呢？

这个问题永远无法知道答案，这不是数学题。

听到副校长的这番言论，老师是不同意的，站起来就是一顿“整顿职场”的操作，哎呦，正义感爆棚呢。

但是，不好意思，这只不过是老师的心理建设，等到老师发言，中规中矩。

由于事先并没有看剧情介绍，一度以为，这故事，大概是讲老师的单挑的吧，毕竟，这教师节也快到了，那些不讲师德的老师，也需要一部电影鼓励鼓励。

这边，找事主的事情在继续，老师已经回忆起童年。

当年，老师的家庭，也算是精英家庭了。

郑中基靠着自己的努力迈入了精英阶层，由于自己的原因，他相信，努力能改变命运，所以，对孩子也是这么要求的。

明细看得出来，老大比较笨，老二比较聪明，所以，家里的待遇，也是肉眼可见。

在这场音乐会上，郑中基捐了十万。

但是，名字是签的夫人的名字。

这个让郑中基很不爽，出风头的事情被你做了，钱却是我出的，这个天理难容。

回家好一顿收拾。

说实在的，凤凰男大概都有类似的通病。

这个家庭的问题不小，但拼命往上爬的郑中基觉得没问题，因为，他本身就是这么过来的。

经验主义害死人啊。

哥哥是啥事儿都干不成的节奏。

功课功课不行，弹琴弹琴不行。

但是，钢琴老师是个温柔的女生，即便哥哥再怎么不行，还是可以与人为善的。

这，大概是哥哥萌发当老师的最大原因。

回到现在。

老师班上有个问题学生，绰号蛋糕。

至于为什么叫“蛋糕”，并不是因为长腿。

老师觉得，这个同学，最有可能是写遗书的那个。

于是，找机会谈心。

我们始终要学会面对一些不如意的事儿。

这话没毛病。

当下的社会，是个狼群环伺的搏斗场，在温室里头长出来的花朵，经不起这样的摧残。

到那个时候，你去抱怨这个环境给你压力了吗？

如果这点风雨都不能经历，那还能做点什么呢？

如果真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那也就罢了。

如果，只是个精神脆皮，那怨天尤人的压力，多少有点可笑吧。

抑郁，是种病，得治，不治将恐深。

但是，预防大概更重要，先期免疫更重要。

对抗抑郁的最大武器，大概是坚强自己的心志，无它。

这就像跑马拉松，从来不锻炼，选择去跑马拉松，这未免太可笑。

如果坚持锻炼，未必能跑马拉松，但至少可以跑个800米吧。

如果，你跑个50米，就喊压力大，那只能证明自己脆皮吧。

这些都是题外话，有感而发而已，和故事没有太大的关系。

老师以为自己的苦口婆心，蛋糕多少会有点感动吧。

但是，老师想太多了。

蛋糕随便反杀了一句，让老师无言以对。

一个经营不好自己家庭的人，还好意思劝别人，省省吧。

好吧，来看看老师的家庭生活，为什么搞到这个地步的。

其实，一开始俩人貌似也很美满的呢，看个问题学生的家庭作业，俩人都能补个家庭作业。

但问题时，当要“奉子成婚”时，老师退缩了。

妻子没见过这么渣的男人，选择离婚。

理由相当充分。

可是，老师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个问题得好好探究一番。

于是，又回到了童年。

这一天，电视上报道，本地漫画家谢永滔自杀。

这个漫画家究竟是不是真实存在，小编还特地请教了度娘，但没得到答案。

但是，他的作品，是哥哥小时候唯一的慰藉。

很巧合，这里也提到了“会变成怎样的大人呢”，几乎和《错过你的那些年》里头一样。

漫画家的死，成了压倒哥哥的最后一根稻草。

故事至此，才“真相大白”。

原来，老师是弟弟，哥哥早就在不堪重负中选择了自杀。

哥哥的死亡，郑中基是需要负全部责任的。

他的那套教育方式，源于自身成功的幸存者偏差，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

但是，成就是不是需要“逼一逼”，个人感觉还是需要的。

第一天跑50米可能觉得累，但每天坚持，或许一年后，能跑到800米。

一定的压力，在承受范围内的压力，给一点大概也不是什么坏事儿。

但是要注意分寸，一旦过量，适得其反。

故事里头的哥哥，只是个孩子，给太大的压力，大概就没有了腾挪的空间。

如果已经成人，适当给点压力，应该没太大问题。

作为过来人，郑中基大概也是明白，现在不遭受家庭的毒打，将来必然遭受生活的毒打。

只是，他也不是教育家，没有尝试过其他的方法。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才是最稳妥的方式。

可惜，郑中基太多时候，只是在拼命往上挤。

网上流行的一个段子，孩子高考结束，要上大学了。

老爸拉着孩子喝了顿大酒，直接把孩子往死里头灌，第二天，告诉孩子，两瓶啤酒，这就是你的极限了，知道自己承受的极限，以后才能好好生活。

孩子的成长，需要大人的监护。

但是，成年人的“成长”，需要自己自强。

动不动那抑郁出来当借口，未免太牵强。

故事最大的悬念解开，后续基本没什么波澜了。

老师大概也是在这场遗书事件中找到了自己的出路。

心病向来只有心药医，自己沉沦在过去，别人无论如何努力，也无法唤醒一个假装睡觉的人。

这世界，最应该学会的品质，大概是珍惜吧。

珍惜自己，珍惜家人，珍惜身边人。

珍惜时光。

自从哥哥选择了自杀，整个家庭也就崩塌了。

所有人，都不会快乐。

弟弟，从此都没有快乐过。

这一点，早就被当年的女友，如今的前妻看得明明白白。

故事最后，是一场所有人的“成就”吧，那封遗书，究竟出自何人，故事并没有明确交代。

或许，这只是一种宣泄情绪的方式。

关键的是，老师通过此事走出了自我。

你我，都该警惕，别让情绪左右了自我。

自从哥哥自杀后，郑中基大概也从来没有快乐过。

父子之间，夫妻之间，母子之间，从此割裂成遥远的世界。

最后，郑中基已经“记不起他的样子”，心痛得无法呼吸。

多年以前，小编也曾码过一些文字，曾经在《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中提到过，叫做《落凤崖的风》，故事里的“我”，在多年以后，也记不起女孩的样子，痛彻心扉。

4月上映的电影中，《年少日记》凭借现实主义题材从香港新人导演的冷门小众作品成为大众关注度颇高的影片。

电影聚焦儿童、青少年抑郁和自杀问题，导演卓亦谦也没想到，这部伤痛叙事的电影会收获如此多共鸣。

根据香港教育局统计，2023年接报超过30宗中小学生自杀个案（为5年来最多）。

两周前，“湖南平江通报9岁学生坠亡事件”也引发网友关注（警方已经介入调查）。

频发的悲剧提醒人们，优绩社会下的“鸡娃”教育已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

电影中至死都在自责、道歉的10岁男孩郑有杰刺痛了每个观众，也有不少评论指出，包括有杰父母在内的其他人物形象刻画显得工具化和扁平化。

但关于有杰父亲有限的细节，其实能推测出更多背景，也揭示出在这个故事里，学业压力并不是杀死孩子的利刃。

撰文｜一把青近十年来，华语影视作品不乏关注青少年的题材。

2018年上映，曹保平导演的《狗十三》聚焦家庭软暴力；2018年，改编自作家吴晓乐同名小说的单元剧《你的孩子不是你的孩子》，深刻描述家庭中，因追逐分数的考试制度而扭曲的亲子关系；2020年，辛爽带来年度爆款《隐秘的角落》，打开破碎家庭中孩子的恨与怕；2023年，曹保平导演《涉过愤怒的海》以悬疑凶杀为壳，再度撕掉父爱的虚伪表面。

与这些或情绪强烈或压抑沉重的作品不同，《年少日记》前半段选择了孩童视角，显得轻快。

电影原名《遗书》，讲述高考前夕，教室里发现一封匿名遗书，班主任郑老师（卢镇业饰）在排查有轻生倾向的同学过程中，内心深处关于哥哥自杀的童年阴影被触发。

影片叙事采用现在时与过去时双线交织，整体散文诗化的表达就像贯穿始末的德彪西名作《梦》，克制、温柔，哀而不伤。

《年少日记》剧照。

成功的子女是精英父母的时尚单品电影中两兄弟有杰和有俊，一废柴一优秀，一自杀一存活的设置，让人想起2019年电影《阳光普照》中的阿豪与阿和。

离经叛道、伤人入狱的阿和让父母伤透了心，还好有开朗上进的阿豪是全家的希望。

殊不知，没有暗处躲藏，徒留阳光普照的阿豪，以毫无预兆的纵身一跃自我了结。

“这个世界最公平的是太阳，白天与黑夜各占一半，妈妈、弟弟、动物园的动物还有司马光，都有一些阴暗的角落可以躲，可是我没有。

” 阿豪的金句言犹在耳，到了《年少日记》中，开篇就是一场预先声张的坠楼背影，死者是谁？

年仅10岁和9岁的兄弟俩，没有高深的言语和沉郁的隐喻，最痛心也正是这份无心可猜的天真：当一个普通男孩连青春期都未踏入，就决定平淡赴死，他只是在日记中重复：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童星黄梓乐对少年有杰的塑造，让他以黑马之势杀入本届金像奖。

他是父亲口中“除了长得帅”一无是处的“垃圾”，费尽全力乖巧讨好每个人，而母亲还是动辄对他丢下一句“我如果和你爸离婚都是因为你”。

与玩偶对话被弟弟嫌弃吵闹，看漫画构想未来被父亲勒令丢掉，唯一温柔待他的钢琴老师，也因为教学成果不彰被父亲换走。

有杰已经很努力了，但确实达不到父母期望，所以付出都是白费气力。

无人在意他用买玩具的钱买笔记本、写日记，是因为听说这样可以练习作文；鼓足勇气请妈妈带他看精神科的呼救，也被妈妈以“疯子才看精神科”的厌烦敷衍过去。

万般逼仄下，家庭的不快乐只能归咎自己。

《年少日记》剧照。

哪怕如此，有杰本来还是相信长大就能解决问题，希望的火苗是一步步被扑灭的。

开始一幕，全家在餐桌上说起如果考得好就去美国旅行，有杰郑重又小心翼翼地许诺，沉吟斟酌再三才说出的名次，显然是下定决心。

而决定离开前夜，旅行确实兑现，不过没他的份，习惯被视作局外人的有杰不反抗、不抱怨，他爬上弟弟有俊的床铺想和他说话，扶起昏昏欲睡的弟弟泪眼婆娑地依偎一阵，然后镜头一转，画面外，“咚”的一声——他学着电视新闻里跳楼的漫画家一了百了。

有杰不再期望成为大人，不是剔骨还父剜肉还母的报复，到最后一刻，他还是比顺从更顺从地深信没有自己拖后腿，家人会更幸福。

有杰有俊的原生家庭被观众形容为“很东亚”，但简单以“鸡娃家庭悲剧”概括有杰之死，又是有失偏颇的。

他们家境优渥，父亲是成功的大律师，某种意义上出生在罗马，车接车送，家有女佣，毋须靠知识改变命运，和千万人挤独木桥。

练琴、考试、学英语，无非是精英家庭标配，远没有传说中“鸡娃”家庭那样内卷得各显神通。

父亲嫌弃有杰留级、批评他讲英文时语法错误，不能完整弹出弟弟信手拈来的钢琴曲。

这些与其说是达不到对标弟弟的严格期许，不如说是父亲感到面子上过不去。

换言之，父亲对两个儿子的厚此薄彼都不是出自偏爱，本质上只是因为，像弟弟那样作为学生代表、就读老牌名校让自己有面子。

就像父亲在意给学校捐款支票的署名是不是自己一样，最重要的是脸上有光。

成功的子女只是成功人士的时尚单品。

生者：“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年少日记》中有杰的父亲是冷漠的“富爸爸”，去年获得金马奖最佳导演的影片《老狐狸》中则有一位“穷爸爸”。

二者恰为成长之一体两面。

后者租住陋室与儿子廖界相依为命。

在经济腾飞，人人想赚快钱的年代，深谙游戏规则的教父式“老狐狸”（房东）突然出现，对廖界倾囊相授如何断绝同情实现阶层升迁。

贫穷却仁厚的父亲却以身作则影响儿子恪守敦良本分。

廖界也因为心中笃定的爱意，还是在摇摆过后做出自己的选择，知世故而不世故地长大。

这样的父子关系对《年少日记》中锦衣玉食的有杰有俊而言，又是怎样一种丰裕与奢靡？

更何况，当家庭成为情感的牢狱，死者戛然而止，而生者负重前行。

《年少日记》剧照。

心理咨询的家庭治疗流派中，有两大主流理论：家庭系统理论和家庭结构理论。

其中家庭系统理论的奠基人莫瑞·鲍温（Murray Bowen）曾提出三角关系理论，即通过第三者的介入来转移两位家庭成员的矛盾。

有杰有俊的家庭中，铁面暴力的父亲、弱势紧绷的母亲，夫妻关系本身摇摇欲坠，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高举唯成绩论，让“不是什么重要的人”的有杰成为牺牲品。

与此同时，因为缺乏爱与理解，同住屋檐下的弟弟有俊也不快乐。

有人将他对有杰的冷淡解读为恃宠而骄，但更深一层，有俊可能只是为了自保。

且不说“读书好所以更优秀”是被灌输的价值观，一样目击父亲对母亲的暴力相向，又有哥哥的反面教材摆在面前，有俊唯有以优秀表现换取微薄的安全感，只敢在无人的天台大声喊出其实内心也觉得读书好闷。

他对哥哥的情感切割（Emotional Cutoff）更多是机制性的自保手段，他深知万万不可“近墨者黑”，故在有杰被同学取笑、被老师责罚、被父亲痛打时，都下意识表现得事不关己。

如此抽离一直延续，且在成年后有俊已经成长为郑老师的世界中表现得更为具象。

电影的英文名是“Time Still Turens The Page（时光会开启新篇章）”，但又谈何容易？

母亲一走了之，自此在有俊成长中缺席。

电影最高光的叙事诡计，暨兄弟身份、生者与死者的错置，一个轻巧的障眼法，带来巨大的情感冲击：被有杰视角带入的观众，前一秒还在庆幸，有杰终究得偿所愿，长大成为了关心学生的好老师，后一秒真相大白，原来郑老师是被寄予厚望的弟弟有俊。

他没有按父亲的规划走向成功人士的康庄大道，而是选择成为那个平行时空里代替哥哥活下来，挤着小巴上下班的平凡人。

这是对家庭的反叛，也是自己背起的道德十字架。

如同张爱玲《对照记》的名言，“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

《年少日记》剧照。

需要指出的是，影片对于郑老师（成年有俊）的情节推演，太过遵循与童年呼应的笼统模式而显得过犹不及。

例如郑老师写给前妻的长篇告解信中，自白当初目睹她像有杰般对着玩偶自语一见倾心；又由于心中关于哥哥的伤痛“没有准备好做一个父亲”；例如他与学生谈话，揭晓校园中潜藏的被霸凌者与自残人士，学着哥哥当年带他们去无人处大喊纾压，又接连输出“只要你说出来，就会有人在意”“未必帮得了你，但是可以陪着你”等金句；例如他与病危父亲抱头痛哭，追忆有杰的样貌已模糊，只记得“他一直在说对不起”。

与浑然天成、唤起观众共鸣的“过去时”童年线相比，“现在时”的篇幅堆砌太多主题先行的旁枝末节。

可以理解导演的用心，但亦有面面俱到却浅尝辄止的冗余。

结尾处，成年有俊带着花来到有杰跳楼的天台，转身与10岁的哥哥舞台剧式的四目相对，也有些刻意点题。

毕竟，正如电影中那封到头来仍是无主的遗书，还有若不是被有俊暗自收起，也必然被时间湮没的日记，有的伤痛未必需要和解。

他者：“我为什么要忘记？

”正因为优缺点的格外突出，《年少日记》评价两极。

有人质疑其如温吞糖水片，题材深沉而手法清新，也有人感同身受二刷三刷，并认为“这不是给家庭从小幸福美满的人看的电影”。

共鸣与否，甚至情意结是否解开，都不是电影最重要的目的。

导演卓亦谦因好友自杀离世写下剧本初稿，曾被问及拍完是否放下？

他的回答是，“我以为我会释怀，但拍摄过程中我知道没有，也可能永远不会放下，但我为什么要忘记？

这是能够好好记住他的方式。

”就像作家周志文回忆少时同学的散文《空山松子落》：“不只是一颗，而是数也数不清的松子从树上落下，有的落在石头上，有的落在草叶上，有的落在溪涧中，但从来没人会看到，也没人会听到，因为那是一座空山。

”成长道路上的千沟万壑，有人大步迈过，按部就班地长大，但是，那一颗颗像有杰一样，坠落的，没有成功迈过的松子呢？

在理解、放下、释怀以前，好好记住是第一步，记住他们，也是记住年少时的自己。

《年少日记》剧照。

本文内容系独家原创。

作者：一把青；编辑：荷花；校对：陈荻雁。

封面题图为《年少日记》剧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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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自一人包场看完电影，已经很久没看过这么悲伤的电影，没有这么止不住地流泪。

我自认是比较寡情的人，却在电影院里控制不住。

如果仅仅是对男孩的悲剧表示悲伤，那不足以共情，因为我的童年至少还算幸福。

有伙伴，学业压力也不大，父母虽说有打骂，但也没有多高的教育要求。

我小时候的家庭谈不上有多快乐，但完整，我的校园生活至少是快乐的。

10岁的郑有杰是相当懂事的，可见来自老爸的打骂式教育确实有效，如果不是对成绩与才能上有所要求，他至少能长成一个温暖的人，懂得关心他人照顾别人感受。

也通常是这样的人容易抑郁，因为他们太敏感，不想给人添麻烦，怕为难别人，那最终就只能委屈为难甚至了结自己。

而爸爸郑自雄是一个靠自己双手打拼创造未来的精英人士，他自尊会极强，有了孩子自然会要求他们也得努力和上进，因为自己也是这样过来的，这种自雄的基因让他无法容忍一切无能与落后，这会让他觉得没面子。

所以一旦有无自尊的事发生时，他就底气十足地暴力相向，只因一切是他努力所得，结果当然也一样，自己努力得到的，也可以自己亲手毁掉。

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也是一个爸爸，我的男孩还小，我也经常反思自己的情绪与教育方式。

即便我总是用好的情绪去教育和陪伴，但还是很难做到。

本身就是适合自己生活的人，终究还是觉得孩子就是个影响自己生活的负担与包袱，会因为想到被挤占了生活而变得恼怒无常，情绪失控，总会一度觉得没他也很好。

这样的父亲也很可怕吧？

日常的难以做到，经常使我懊恼不已。

我许多时候甚至恨自己懂教育理念，才会滋生出那么多做不到的不甘心与自我责备。

所以即便郑有雄是个教育家又能如何？

做不到就是做不到，教育家的身份只会让他更无地自容而已，还好他不是。

我当老师已经十几年了，对待学生，我向来是保持距离，也不会过多投入感情。

因为这份距离感，也就几乎不会有学生主动来找，问问题的也稀少。

以上都没多大问题，师生关系还算和谐，只是作为教师，存在感较低，不被人看见而已，总比惹麻烦和被耽误时间要好得多。

作为教师，或者说扮演教师的角色，是得隐藏自己阴暗的一面，于是自我设定是阳光开朗型的，毕竟是看热血漫长大的，也算是自己真实的一面。

我倒是不太担忧学生，因为那是不值得消耗精神的，遇到了面对就是。

或者说让我感到无力的是，这个社会，只会越来越糟，学生的问题只会越来越多，教师的角色，也只会越来越难以演好。

电影的叙述视角的切换，给这部电影的情绪加了很多分，日记这个线索由始至终起的作用，也给人物与情感增色不少。

现在回想，那扑面而来的巨大的悲伤，是一个身边熟悉的人突然的消失，那巨大的空白，会让人后悔莫及。

所以，活着的郑有杰，希望以死去换来一家三口的和谐与关爱，却没想到一走了之的结果是，三个人各自生活，岁月在走，可留在内心的阴影与遗憾却永不消逝且越来越大。

郑有杰没想到，他活着受到的苦，他以死，统统报复给了还活着的家人，这才是最悲伤的事。

这才是我作为爸爸和老师，最让我难受的事，为什么呢？

是我不愿意去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不是，我最悲伤最难受的是，我明明知道会发生怎样的事，却无力去阻止。

一切灾难，都不会是瞬间发生的，都是因为日积月累的难以做到，才会导致最后的崩溃与毁灭。

这样的无能为力与无力感，想想真是人生的悲哀与痛苦。

《年少日记》好像一本东亚孩子的伤痛回忆录，你总能在有杰有俊的身上找到自己童年的一缕影子，有时候不是忘了，是只能携带伤痛继续生活。

有人反感此片的宣传倾向，指责制片方将“东亚孩子的创伤”变成一种流量密码，可是之所以这个话题能成为流量不正是因为大家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一场大型的、只针对东亚人的自虐片，无法疗愈，只是重现。

我时常想，为什么我们都会这么不开心？

为什么我们竭尽全力还是没有办法做到自爱和爱人？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错了，才使所有人都不满意？

写出了鼓舞人心的热血漫画故事家跳楼自杀，爱着所有人的有杰被无人爱着，生活就是他妈的，他妈的这么荒谬。

这当然是一部有瑕疵的电影，但看完我不太想去追究父子俩的拥抱算不算大和解，弟弟的感情线是否冗余，抑或是被隐去的母亲的遭遇。

只是当我回到家洗澡时想到那句“我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又独自在浴室中大哭一场。

我自己都没想到这句话原来对我有这么大的杀伤力和指向性，我也曾经用这句话来安慰和伤害过自己，这种自我戕害的方式大概是所有东亚小孩反抗世界的最后一招。

我没有过多讨论剧情，是因为我是完全没有铺垫任何关于电影的剧情和背景，“一片空白”地走进影院，任由电影给我带来克制而绵长的情感冲击，这种观影感出人意料地棒。

大家也可以先不用急着去看影评或者推荐，尤其别看剧透，大胆地把自己袒露在黑幕之下，去接受这场疼痛的洗礼。

最后，要选粤语版的。

看了好多帖子，发现都在喷导演把父亲编的很假，大律师，知识分子，怎么可能不会教育小孩？

怎么会那么暴躁？

怎么会打老婆？

不像律师像暴发户。。。。

我觉得能有以上感受的人，估计都是没结婚生子的学生，或者是刚步入社会没见过人性各样的青年人。

先说父亲像不像暴发户？

一点都不像，我还真见过好几个暴发户，有同事也有朋友，对于小孩教育，他们说得最多的就是“ 学习好不好随便，考不上好大学没事，反正以后饿不死，爸爸教你做生意就行！

”。。。

电影中父亲的情况，和暴发户根本不像。

再说父亲像不像精英律师？

非常像！

这里要特别说一下，律师职业不是创业公司大老板千万富豪亿万富豪。。。

你看他家捐款也就十万还是港元。

而且回家还在争应该写谁名字谁出风头？

父亲自己也说他曾经很穷，家庭条件很差，是靠自己一点一点拼出来的，家里所有花费都是他出的。。。。

所以他们家应该算是精英家庭有些钱，但和做生意大富豪大老板相比，并不是一个档次的。

父亲表面看上去风光，其实工作压力和家庭以及社交开销都是非常大的，在外人面前是成功人士，但在家里放下成功人士面具🎭后，另一面就表现出来，在家的他已经不是律师了，不能用“知识分子，修养，理性”这些词来形容他的，而应该用“刻薄，极端，暴躁，歇斯底里，宣泄，家暴。。。

”这些词形容，甚至用“轻微变态”这个词都是可以的。。。

这种情况，在家庭条件较差靠自己拼命跨阶层成为精英中产的男性中，最为多发！

所以电影中的父亲，并不假，反而特别真实。

所以，在这样的家庭中，做一个笨小孩，父亲的压力转嫁到笨小孩身上，压的喘不过气，就会走极端。

所以，这部电影编剧，是符合生活和逻辑的。

附：那个看了三遍电影的人喷电影中父亲的影评原文，好傻好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