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行动

萨利说过的最感动我的一句话是：无论如何，不能背叛同伴。

这是他这个苟且偷生毕生造假者的道德底线。

忽然想起《女人香》来。

看来这种道德标准是在西方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的，在那部片子里实际上我们的传统观念被颠覆，同伴做的事情你不认可，揭发他即使不使自己获利至少可以免受惩罚，可是一个真正的男子汉选择的是绝不背叛同伴。

这跟我们从小读到的那些大义灭亲的崇高故事多么南辕北辙啊。

也许正因为如此，那些在文革时揭发邻居，朋友，同事甚至亲人的人，才能如此坦然。

二战中纳粹和日本给全世界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伤痛，人性的恶从未展示得如此淋漓尽致。

文革局限在中国，但它不可逆转地摧毁了中国的文化和道德传统，那一代和下一代和下下一代，统统成了无信仰的人。

这一切究竟是谁之过？

群体无意识的犯罪，难道就可以群体无意识地不悔过么？

纳粹仓惶逃走之后，一群衣衫褴褛形容枯槁的集中营犯人进来，忘不了他们摸着这里崭新的床单和乒乓球台的样子。

其实这些帮纳粹制造伪钞的人实际上已经是帮凶，他们最终被原谅了。

可是他们真的能够原谅自己么？

那些伪造出来的英镑，买来了多少物资，制造了多少枪炮，又杀害了多少无辜的人？

如果能够坦然告诉自己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生存是没有办法的，萨利就不会在赌场上输掉所有钱，面对大海如此空虚。

是非自有公论，但求无愧于心。

人之所以不同于动物，就在于我们的生存，不止是为了生存。

Salomon扎破自己的手抓住Kolya的脖子将血涂在他的脸上，让他不至于看起来面无血色。

他上次这样抓着别人还是逼人还钱。

一个造假者说他有多么崇高多少有些矫情，Salomon听见枪声也会害怕，为了生存用画画取悦党卫队，最后还成了伪币制造厂的灵魂人物。

也许没有Burger坚定的反法西斯信念，Salomon就会成为纯粹的纳粹工具。

因为他似乎没有要保护全人类这么高的理想，他只想让在他身边的，他的同胞尽量多活一天。

Salomon这样的人精于计算，他知道他对于纳粹的价值，也知道如何使这种价值最大化，他尽力帮助别人，但同样也尽力自保。

这和Burger的只想玉碎，不想瓦全不同。

纳粹失败了，也许是因为他们拖住了造币的时间，但这并不是在他们计算之中，只是刚刚好碰巧了。

Salomon一直在造了假币，只是因为Burger的破坏，和他自己坚决不出卖同胞，才使得时间一拖再拖。

如果没有Burger，那Salomon还是不是英雄。

最后Salomon用近乎宣泄的扔钱行为来表示对自己为纳粹造假币的不满。

但如果重来一次，他一样不会成为Burger那样的人。

甚至如果身边没有Burger，他会不会真的变成纳粹的帮凶，而一切只是为了更多的保住身边的人。

那他到底是英雄还是罪人。

想去和平看10元场的《东邪西毒》，到了才发现已经换成了《寻找狗托帮》。

怀疑是自己记错，又去大光明碰运气，10元场的依旧是《狗托帮》。

狗卵……刚好周三晚上有《红河》演员见面会，就买了一张，还是10元。

然后赶往人民广场附近的第三家影院（世纪大上海），想看10点55分的片子，因为也是10元。

到了才发现10元场的电影只有十点的《伯纳德行动》，看表已经十点。

付钱，挑位子，得知1号厅在8楼。

坐电梯，然后一路往前冲，还是迟到了。

影院很暗，只看得见排数，便坐在靠走廊的位子。

陆陆续续有迟到的影迷进来……又是一部二战的片子，看的时候想起了卡夫卡•陆先生。

因为前几天上豆瓣，得知他在生前写得最后一篇影评就是关于《伪钞制造者》的。

知道陆先生，是在他走后。

从他的影评跟其他人的留言中，得知他是一个大牛的人。

记得知道他离世的那晚，我的心情真是“五味杂陈”。

一个人说没有，就没有了……我突然想到自己OVER之后，会是怎么个样子？

我真的想留下些东西，证明我曾来到过这个世界……也许豆瓣上的文字，会是是惟一能够留下的东西。

9.4.6下写于外公家

制造伪钞你就能活着，但同时你制造的伪钞将可能影响战争的进程，从而引起更多的人丧失生命。

该如何选择？

这是一个洛克自由主义与黑格尔国家集体主义的选择。

从牺牲精神来说，显然不制造伪钞是一个可以享受烈士荣誉的选择，也是普遍宣扬的共产主义精神。

电影中的克罗版印刷工显然持有此种思想。

而主人公萨利的选择确实耐人寻味，他选择了印刷，然而，他没有因为印刷工的破坏而告密，而且，一直关心着在一起的每一个人的生命安全。

显然，在自己力所能及或可控的范围内，他尽量关心集体价值。

对两者是非的判断，显然不是一个简单的命题，无论从生命的价值，还是普世的救世价值，不同价值观的人可能得出完全相反的是非判断。

电影的结局，萨利重操旧业，以个人身份经营违法的伪钞勾当，把所有的道德批判甩在脑后。

不过我以为最理想的结局，应该是集中营赢弱不堪的犯人，对这帮同在集中营中，但生活相对优越，生命相对保障的伪钞制造者的屠杀。

那么一切就蒙上一层难以言尽的阴影。

展示人性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下脆弱不堪，难以回首。

个体生命应该得到足够的重视，所有的选择都应该由个体生命做出，所谓的道德评价、高尚情操，往往在生命面前不堪一击。

当然，在社会环境的不同价值观博弈中，结果往往难以预言。

而社会集体意识的强大，很大程度上决定个人抉择。

如果，集体意识是被别有用心的人故意操纵，结果必然是人类的悲剧。

二战，人类历史上一段沉痛的时光，在最沉沦的黑暗里却最能彰显人性的光辉。

表现二战的片子不少，可惜大多都大同小异。

《伪钞制造者》无疑是其中极为出彩的一部，无论是情节架构还是演员对那种挣扎的完美诠释，也或许是因为根据真实事件改编，才显得格外真实、动人。

当然，其出彩之处不止于此，作为德国人拍摄的电影，他如实的还原了历史，没有掩饰，只有坦然的正视与深刻的反思，这是非常难得的。

片子讲述了二战期间德军为了扰乱敌军金融市场同时为自己提供资金来源而大批量制作伪钞的事件，而故事的主人公萨利正是因为高超的制作伪钞的技术而被征用，也因此保住一命，甚至过上了相对集中营其他人优渥的生活，但被征用印钞的人都清楚地知道，一旦战争结束，他们将被灭口。

然而在那样一个惨无人道的地方，所有人想到的只是 “多活一天赚一天”，他们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将对战争局势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可是在自己的生命岌岌可危之时，他们无暇顾及他人。

萨利如此，其他人更是如此。

然而总有人例外，伯格自认维护真理，对伪钞的制造做出了种种破坏。

萨利不愿出卖同伴，处处掩护伯格，默许了他的行为。

事实上，伯格是盲目自大的。

他为了他所谓的正义而不顾同伴的生死，相比之下，萨利显得更为睿智。

他尽力保全双方，拖住了战争的进程，也保住了同伴的性命。

集中营的生活是常人所无法想象的，没有尊严，没有自由，除了无边无尽的恐慌便只剩挥之不去的绝望。

这样的环境却没有磨灭萨利等人的人性，在这惨绝人寰的地方，萨利尽力救赎自己与他人，或许他是战前的罪犯，是战前利用可耻方式牟取自身利益的人，然而在集中营中，他是救赎者，是众人的希望。

倘若没有他与荷索的斡旋，或许这群人并不能支撑到战争结束。

他审时度势，清楚地知道应该做什么，没有盲目的起义断送性命，也没有懦弱的任人欺压，他尽全力保住仅存的尊严。

而尊严，恰恰是战争期间最奢侈的事物。

萨利的怜悯之心并不仅限于同伴，在战争结束之时，他本能击毙荷索，却最终放过了他，对所有人的仁慈才是真正的悲悯者，对对手的宽容才真正彰显了萨利的大度。

影片的最后是萨利故意在赌场上输掉假钞，独自面对一望无际的大海沉思。

萨利作为战后幸存者或许真正体会到了生命、尊严和信仰，而在集中营所经历的，所看到的一切对他的冲击无疑是巨大的，或许，面对大海，他所能做的仅仅是反思吧。

影片没有多余的镜头，没有冗长的铺垫，一切都恰到好处的表达了反战的意义与自我民族的反思，是不可多得的好片。

20世纪30年代，二次大战如火如荼。

而萨利（Karl Markovics卡尔•马克维斯 饰）凭借一手高超的伪造技巧春风得意，佳肴美女信手拈来，好不自在。

但是他的好日子并为持续多久，很快他便因为遭罪被逮捕，随后投入毛特豪森集中营。

时德国纳粹图谋制造大量假币，以扰乱同盟国的经济。

萨利的才能得到发掘，他成了这个秘密伪钞制造小组的头目，但良心却促使他选择了另一条路……本片根据阿道夫•博格（Adolf Burger）原著《魔鬼工厂》（The Devils Workshop），书中所述为作者亲身经历，影片荣获2008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和2007年德国电影金像奖最佳男配角奖（Devid Striesow）。

最近引进的二战片很多，而且不管是《黑皮书》还是《行动目标希特勒》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这部也不例外。

电影男主角是个极其厉害的伪钞、伪护照制造者，一直渴望能够游离在政治之外，但依然不能幸免于难，被抓入集中营，为德军制造假英镑和假美元，代号“博纳德行动”。

在这个行动中，他们和别人一样关在集中营，但是因为有“手艺”，可以睡软床、吃好一些，不用从事重体力劳动，关键可以暂时保住一条命——看到没，男人不管怎样，有门手艺还是很重要的。

真的是安身立命啊！

可是如果真的帮德国人制造假钞去破坏别国经济，助纣为虐，他们中有人家人被德国人杀害了，有人陷入深深的自责不能自拔，有人因为生病被德国人枪毙在眼前……不做是死，做了，生不如死。

男主人公将如何在集中营自保以及保住身边人，影片将为我们揭晓答案。

因为绝大多数故事都发生在集中营，人物命悬一线，整部电影始终处于一种压抑的氛围中。

唯一的亮色调还是发生在黑暗中，海边，男女主角拥舞，请大家务必等到这个短暂而温馨的镜头。

一个制伪钞的天才，乐观的现实主义者，见证的纳粹对犹太人的侮辱和迫害。

苟且偷生与反抗牺牲，自利与利他，极端的现实拷问着主人公的道德，在痛苦两难的环境中作出选择。

即使在自己看来再崇高的事业，是否有权力用他人的生命来为之冒险？

即使对他人的选择再愤怒不齿，是否仍需要尊重？

电影引导我思考并解决了这些问题。

卑微的生命他一直在寻求尊重。

在每一个集中营，他都以自己独特的才能，赢得了舒适的生活。

甚至，享有某些“特权”。

然而，物质上的特殊对待，并不能改变精神上的凌辱。

高傲的雅利安党卫军们，在利用着他的才能的同时，仍然因他的犹太血统，肆无忌惮地对他百般凌辱。

这是一个民族的命运。

一个无法洗刷的欲加之罪。

正因是欲加之罪，所以无从洗刷。

尊重，作为一个“人”，所应得到的基本的尊重，在那样的历史背景下，竟然成为了一种遥不可及甚至愚不可及的奢求。

所以，他就这样卑谦地存活着。

逆来顺受，一言不发，尽力地去做着那些他并不愿意，却只能赖之为生的事情。

别无选择。

每一个人，他的狱友，医生，看管他的党卫军，以及后来接见他的官员。

每一个人，都别无选择。

他们都只是庞大的国家机器下的一个蝼蚁。

看似贵贱分明，却都无法把握自己的命运。

如同《他人的生活》中的每一个人，看似有无数的选择，但实际，除了尊崇党的指令而苟且偷生外，其余任何的选择都指向死亡。

生命是如此的卑微，卑微到一个简单的命令便可使之终结。

======================================================高贵的生命原则与生命，究竟孰轻孰重？

一个永远得不出答案的问题。

我崇敬英勇赴义的烈士，崇敬他们的勇气。

然而质疑，他们是否值得。

只要活着就有希望，活着，便有可能看到理想成真的一天。

但是如果死亡，虽然改变不了邪恶，却可组织它呢？

这样的死亡，值得吗？

我迷惑了。

如果这个问题更加复杂一点，一个人的原则，和一群人的生命，谁更重要？

是的，每个人都可以自由选择，每个人都可以决定自己的生命呈现出怎样的价值。

然而，谁有资格替别人选择？

如果一个人的原则，要以他人的生命为代价，这样值得吗？

在最后的一刻，这个卑微的人，这个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在做着令自己和他人而不齿的勾当的人，拯救了所有人的生命。

这个人，靠着自己的卑微所换取的些许“特权”，一直在拯救着所有人的生命。

这样的生命，不可谓不伟大。

=======================================================黑暗与光明导演终是不忍心让整部电影沉重到最后。

最终，仍是一个光明的结局。

他们的生命，等到了自由，等到了和平，甚至等到了平安奢华的生活。

然而，在希望之中，我却看到绝望。

他抱着同伴的尸体走出集中营，周遭已是满目苍夷，所见皆是呆滞的目光。

那些无辜遭受牢狱之灾的可怜人，他们的所有人格所有希望早被践踏得支离破碎。

如果人一定要有一种精神支撑才能活下去，那支持他们活下去的，只是对死亡的恐惧。

当这种恐惧瞬间消失，他们的精神便彻底坍塌。

过去的生活踪影全无，过去的家人杳无音信。

有多少人，在这片废墟之中，能看到未来的路？

还有多少人，甚至没有看到这一片废墟？

我不想去讨论战争对人类的伤害那样宏大的命题。

我只想说，无论在怎样的环境下，无论行为是怎样的卑微，也一定要保持精神的高贵。

否则，就像在黑屋关太久的人一样，看到光明反而失明了。

前些天看了一个报道，是在《北京晚报》上，标题《媒体称日军曾伪造中国纸币总额达45亿元》，报道中说，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陆军曾在二战中伪造了中国纸币高达45亿元，其中一部分用于在中国采购物资和支付士兵薪水，而大部分约30亿元假钞流入了中国各地。

这则报道中的事情如果属实，简直就是《伪钞制作者》的中日战争版。

看来这种伪造他国货币，以扰乱敌国经济在二战协约国中是一种很流行的做法，不知道是不是它们之间有没有互相启发？

我也很想知道同盟国是否也曾“以牙还牙，以眼还眼”。

而这种军事战加经济战的方式又有多悠久的历史呢？

苦于一时手头没有资料，只有等以后慢慢考证了。

本片让我感觉很难评论，因为我在看影片时，从始至终都在摇摆不定，我有时赞同男主角萨利的“适者生存”理论，有时又赞许坚决的抵抗者博格的道义立场。

在那场将一切秩序、道德、人性击得粉碎的世界大战的背景下，电影中的人们在荧幕里挣扎求生，我在荧幕外纠结迷茫。

导演似乎有意地将电影的视线至于黑白不明的灰色地带，淡化了正义邪恶的绝对刻画，所有的人都有自己可以依赖的立场，而所有的人似乎也都有不堪一击的软肋。

影片就在一种晦暗不明的氛围中，讲述了一个让人说不清楚的故事。

男主角萨利的“适者生存”论，其实是始终让我觉得有些别扭的，就像那个被争论来争论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后者是不辨是非地强力掠夺扩张，前者是不明就里的一味妥协。

其实真正让我困惑的是，究竟是因为世界在变得越来越坏，生存环境变得越来越残酷，而我们不得不妥协“适应”、适者生存；还是正因为我们总是在妥协“适应”、“适者生存”，才纵容了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一天天地残酷起来。

孰为因孰是果，我搞不清楚，如同陷入一种死循环。

前些天，看到有学生自杀的报道，众人多数都在评论说，现在的年轻人心理脆弱，抗压能力差、抗挫能力差，无法面对残酷的社会。

也许他们说的都对，为了考好学校，在文理史哲，琴棋书画，英语考级，奥数竞赛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真的没有时间去锻炼一下自己的心理承受力，如果重点中学、大学们能在招生时，推出一个抗压测试五的，也许这一问题就真能表面解决了。

这个问题太难讲，不说了。

我说那么多，其实只是想问问，所有的人都在说这个社会很残酷，我们应该坚强，可是究竟是谁让这个社会变得很残酷的呢？

人类已经自鸣得意、自以为是、自认是高级智慧生物那么多个世纪了，难道这个问题就没人想过，没人试着回答过吗？

在那个遥远的茹毛饮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世代，人类努力锻炼身体、拉帮结伙、吃饱穿暖，是为了不让自己被野兽或别的人吃掉，而去吃掉野兽或别的人；而如今，我们早就自认为已经摆脱了那个蒙昧时代，为进入了文明时代而沾沾自喜，可在这个文明时代，我们却要努力地磨炼自己的心和精神，是为了不让这个文明时代或别的人把自己逼疯。

话说得太远，拐不回来了。

残酷环境的改造力实在太巨大了，就像电影中残酷的集中营，而被改变了的就是那些制造假币的犹太人，他们在残酷的奴役、死亡的威胁和利诱的压力下选择了妥协，选择了“适应”环境，偶有反抗，立马被视为异类、破坏者，接着就是打压，甚至试图帮着“环境”清除异类。

就像是我们去指责那个自杀的学生软弱，而不去质疑这世界给了他多大的压力。

是不是社会在变得极端残酷时（就像二战时），我们才想起来去质疑、去抗争、去反省？

而社会在我们还可以忍受时，我们便选择妥协呢？

导演暧昧不明、立场不清地拍完了电影，将所有的问题抛给观看电影的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