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的我

看《小小的我》，在影院听到观众发出的两种声音。

一是左边的一位姐姐，从易烊千玺饰演的刘春和跟妈妈吵架那场戏就开始抽泣，一直到影片结束都没刹住车。

二是当刘春和几次表现出情欲反应，尤其是直白说出自己有生理需求，前后座的笑声里，也夹杂着轻微的反感。

回来上网一看，果然有人发帖说片中的“生理梗”令自己不适，甚至还指出物化女性的嫌疑。

不由得让人感慨，残疾人坦白谈性这件事，还是让许多人本能地无法接受。

而且别忘了，这些观众一些是易烊千玺的粉丝，一些是抱着关怀残疾人处境的预期去看这个电影的，已经是相对有包容度的。

这样尚且有人感到不适，更别提整个社会群体了。

其实咱们都不用装外宾，别说残疾人了，这儿的身心健全的青少年，能在主流渠道、在台面上谈论性吗？

不但不能，反而被一种强烈的集体羞耻感支配，避讳谈起，谨慎涉及，刚露个话头就会被掐断不让往下说。

学校性教育缺失，需要从别的渠道补习，许多严肃文学最初是因为有性爱描写在校园传播。

老歌必须修掉词里的性暗示，主播穿得严实也被说眼神擦边，影视剧经常以学龄儿童的标准来审核。

发达国家的青春电影，专门有一类性喜剧，年轻男女日常讨论性爱性伴侣话题，为破处和追求性体验而使尽解数，父母师长也给予理解和帮助。

而咱们的青春片，即使有劈腿开房堕胎等情节，对具体的性永远有种遮掩，穷尽各种视听语言的暗示，两代人更不可能就此进行交流。

不是有个段子，说已婚女孩被亲戚催生，直接反问：我不会啊，你们教教我怎么生？

保证他们全部闭嘴。

80年代港星能在电视上公开谈论自己的性观念，而如今的内娱明星个个冰清玉洁，明明是生理成熟的成年人，言谈中却剔除了一切下半身联想，以无欲型态示人。

尤其流量明星和他们的偶像角色，本质上成为一种人形的商品，供受众观赏、憧憬和消费，而不是被当成一个真人来对待。

这种悬浮的纯爱人设越盛行，缺乏分辨能力的受众就会对现实产生越多不满。

比如这年头，男性更多地被莫名其妙安上猥琐男、下头男凝之类的指控。

指控者也很理直气壮，说你怎么能对陌生女性投去（哪怕是疑似）打量的目光呢？

你看爱豆们那么帅气可口，人家眼神都是纯净的，像下凡的天使不含任何性的意味。

而你相貌平平甚至油腻丑陋，眼神竟然比他们还放肆，不自量力的癞蛤蟆，不讨伐你讨伐谁？

健全人的性心理都要被压抑和无视，那么《小小的我》里这个话说不利索、五官歪斜、手指蜷曲、走路踉跄的残疾人，竟然毫不避讳地对一个年轻女生说自己有性反应，冒犯性更是强得多了。

我们得庆幸是易烊千玺来演的他，换个人气和颜值不如他的演员，这段情节遭到的非议会更多。

其实电影如果只是要卖惨博同情，赚观众的眼泪，绝对没必要拍这些。

就让刘春和停留在“我要做普通人的事”这条主线，颤颤巍巍做得艰难，终于又做出一些成绩，激励情绪感染亲人朋友，拍到这个地步就够了，一样能让人哭湿纸巾。

但只是这样，并不够把他塑造完整，还是容易停留在一种俯视怜悯的猎奇姿态。

尤其是我们已经近距离看过刘春和近乎自毁的状态，不会把他当成“只会吃喝拉撒的傻子”，因此难免觉得已经足够了解他了，完全能共情残疾人了。

却不知道有一条线还没跨过去，这条界限非常隐秘，不跨过去，你会以为不存在。

就像刘春和应聘咖啡厅，走几步，老板说“可以了”，但他知道绝不能就这么停下来，一定要走满几个来回，还要努力报出一串菜名。

同样的，电影要体现他的尊严，一定要直面他的情欲，不止一场戏，不能含糊带过，非得浓墨重彩。

要有肌肤相亲的动作，有台词直抒的欲望，有现实和幻想的交叠，也有从梦境引发的尴尬，哪怕这会给一些人带去不适。

看到刘春和的生存和困境，能让我们从理性上认知他的喜怒哀乐。

但只有跨过那条线，我们才能从感性上认同，他是与你我别无二致的“普通人”。

希望更多国产电影，跨过去。

最近看了一组易烊千玺的照片，他在走路的时候戴着帽子，佝偻着身子，左手下弯，几乎呈90度。

本以为他生病了。

原来是拍摄《小小的我》之后留下了“后遗症”。

有人说，演员入戏容易，出戏难。

苦苦练习、模仿了脑瘫患者半年，易烊千玺的戒断反应还是有些持久的。

当然，功夫不负有心人，努力总是会有回报的。

《小小的我》上映23天，总票房破7亿，累计1742.3万人观影。

豆瓣评分7.7，在国产剧里算不错的成绩。

当然抛开所谓的明星效应以外，你不得不承认，易烊千玺确实是实力派演员。

电影《小小的我》讲述了患有脑瘫的刘春和（易烊千玺饰演）勇敢冲破身心的枷锁，为外婆圆梦舞台的同时，也努力寻求着自己人生的坐标。

他的人生坐标是什么？

是做老师吗？

那只是一个表象，他的人生坐标是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是尊严。

高考结束，他想要报考师范大学，而他的母亲却一直让他复读。

因为，脑瘫患者当不了老师，而他的母亲也希望他能够永远在自己的身边，师范大学太远了，母亲也觉得无法照顾儿子。

但是刘春和并不想学习，他一直在等待着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影片的开头是刘春和在阳台上写遗书，而外婆的出现打断了他的思绪。

外婆就像一束光照射了进来，而外婆也是家里唯一一个给刘春和情绪价值的人。

刘春和写遗书是因为他遭受了这个世界上太多的不公，或许那个时候，他的母亲刚刚拒绝让他报考师范大学，他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了希望。

所有人都可以嘲笑自己，唯独母亲不行！

因为是母亲把他生成了这个样子。

所以影片开头，刘春和的状态就是消极的，再加上他是脑瘫患者，表情管理本就掉线，要想演出这个人物的状态是很难的。

表演出一个正常人的喜怒哀乐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而易烊千玺却通过他的表演让我们看到了脑瘫患者的坚韧，为了赢得尊严而默默付出努力的过程。

电影的第一个镜头是刘春和上楼梯的局部特写，两只脚艰难地迈上楼梯，手指僵硬地像鸡爪，很难想象这样的人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生活。

一般脑瘫患者都是坐着轮椅的，就像刘春和去复健的时候，医院里都是坐着轮椅的病友，而刘春和却坚持行走，走累了就休息一会继续走。

因为，他想和正常人一样生活。

除了肢体不协调以外，脑瘫患者说话也不利索，而这样的条件想要成为老师是难上加难。

果然，刘春和第一次面试失败，而他讲的诗词是《苔》。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

”这正是刘春和的写照，就像电影片名《小小的我》一样，刘春和也是小小的一只，很渺小，无法与世界抗衡，然而他却想要用自己来改变世界。

易烊千玺的表演有几段特别封神的地方，没有一句台词也能演出人物的倔强。

比如在公交车上，他给抱着孩子的母亲让座，小朋友在座位上冲着刘春和笑，刘春和也逗着小朋友。

但是小朋友的母亲却示意小朋友转过去，明显对刘春和非常嫌弃。

易烊千玺将刘春和从惊喜到失落的过程演绎得细致入微，前一秒还因为对方的感谢和自己帮助到了别人而满脸喜悦，后一秒却因对方本能的躲闪和嫌弃而暗自失落。

易烊千玺通过眼神和表情的快速切换，将刘春和内心从高兴到受伤的转变刻画得入木三分，让观众感受到了脑瘫患者在日常生活中所遭遇的冷漠与歧视，以及他们渴望被平等对待的心情。

因为在大家的认知里，脑瘫=傻子。

脑瘫只是身体上的残疾，并不是傻，刘春和很聪明，高考高出一本线一百多分。

而他却遭受了大家的质疑和白眼。

只有外婆一直在鼓励刘春和，当她知道刘春和要考师范的时候，她说自己基金挣了钱就给春和交学费。

当她听说刘春和要去咖啡馆面试的时候，她也鼓励刘春和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刘春和去咖啡馆面试那一段也让人心疼又催泪，为了展现自己的体力和记忆力，刘春和在咖啡厅里一边走一边报菜名，努力证明自己是个普通人。

易烊千玺在表演中咬着牙坚持，即使额角冒汗、衣服打湿也不敢停下来，生动地诠释了刘春和身上的倔强和不服输的精神，让观众看到了脑瘫患者在追求梦想道路上的艰辛与执着。

最后，他成功面试上了咖啡馆的工作，当他告诉外婆的时候，他说自己有工作了，不是因为挣钱，而是因为尊严。

这一刻，他终于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了。

但是这一切总是在被一个个幻梦打破。

外婆始终把他当成正常人，所以当外婆的乐队需要鼓手的时候，他让刘春和帮忙做鼓手。

别人都认为，脑瘫儿怎么在短时间内做鼓手呢！

但刘春和却用时间证明了一切。

曾经看过一部德国导演施隆多夫执导的电影《铁皮鼓》，主人公奥斯卡用鼓声和尖叫来反抗世界，如震碎玻璃、打乱纳粹集会节奏等，鼓声是他对抗社会的武器，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和反抗精神。

而《小小的我》里，刘春和也同样是打鼓，但是却充满了积极向上和乐观的一面。

组建合唱团去外地演出是为了实现外婆的梦想，而刘春和这样一位残疾人，底色却是阳光乐观的，乐于助人的，他帮外婆实现梦想的同时，也在不断帮助自己实现梦想。

他在合唱团里教会老年人使用APP，同时自己不断在网上查询脑瘫是否能成为教师，录取会不会受到影响。

当母亲得知他一整个假期都没有学习的时候，她十分暴躁地指责刘春和，认为他就是痴人说梦。

而易烊千玺将刘春和的失望、绝望演绎得非常精彩。

嘴角忍不住颤抖，青筋暴起，气愤到飙出眼泪……这一系列细微的表情变化，生动地展现了刘春和内心的愤怒、委屈以及对梦想的执着。

始终渴望得到认可和尊重的刘春和，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周雨彤饰演的公园女孩的身上。

其实这个角色的出现非常突兀，她几乎是硬闯入了刘春和的世界，并且两个人不熟的时候，女孩雅雅就主动接近刘春和。

外婆还鼓励刘春和主动追求，然而当刘春和要表白的时候，雅雅却拒绝了。

刘春和再度被抛弃了。

如果培训机构的试讲失败是被事业抛弃，母亲再度怀孕生女是被亲情抛弃，那么雅雅拒绝刘春和则是被爱情抛弃。

人生到了低谷就会触底反弹。

然而，本就想自杀的刘春和却通过吞咽牛轧糖的方式自戕。

他明知自己吞咽困难，却还是一颗接一颗地把糖塞进嘴里，从一开始艰难咀嚼、下咽卡喉，到后来脸憋得通红、剧烈咳嗽，甚至最后一块连糖纸都没剥就塞进嘴里，脸憋到发紫。

易烊千玺精准地展现了脑瘫患者在生理上的痛苦，以及刘春和因情绪受挫而产生的自我作践的决绝，让观众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绝望和痛苦。

这几段表演下来，易烊千玺肯定能在2025年拿个大满贯。

在《送你一朵小红花》里，易烊千玺饰演的癌症患者还是自闭的，表演也是收着的，但是在这部电影里，他是外放的，他所有的表演都是尽可能夸张得表现出来，却要让观众看得自然。

尤其是他最后拿到了师范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小心翼翼拆开快递，反复确认录取通知书的内容，然后才激动地叫着外婆。

在公交车司机的听证会上，他慷慨陈词地表达自己受到了这个世界不公正的待遇。

公交车方处理问题的方式就是给他米面油，而他想要的不是，他想要的是争辩，是这个世界真的多一些讨论他的声音，他想被看到，他想做普通人。

如果这时，是说话伶俐，口齿清晰的普通人发表这个演讲，并不震撼。

而正是一位脑瘫患者，艰难地吐字，替自己发声，才让人动容。

尤其易烊千玺本来是健全的人，而他却要模仿脑瘫患者的说话方式，这对于表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和挑战。

梗姐不是四字弟弟的粉丝，但却因为这部电影被他圈粉，为他点赞！

看完电影有一会了，此刻回想起来，扰动我思绪最多的，不是刘春和，不是外婆，而是母亲陈露。

她的故事在电影里是被碎片化呈现的，所以她的性格和情绪刻画都是工具性质的，是观众视角中刘春和情绪爆发的压力来源，也是外婆作为刘春和“这边儿的人”的对照组。

可以说，这部电影对她的使用与处理，是人机的。

但很有趣，因为无需融入群像轻喜剧风格而变得卡通，这个角色的刻画呈现出了一种真实的准确。

尤其是陈露对着儿子愤懑冲喉喊出的那一句：“刘春和，这就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刻画出了一个拥有脑瘫患儿家庭的真实写照：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远远超过了人力所及，每个人都无法停止幻想也许有一天能解决它，但内心又深知它永远无法被解决，它最终将被整合内化为一整个家庭无法抗拒的沉痛命运。

最令人感到虚无的是，这样一种局面里，并不存在一个真正的反派，可以让苦主们去发泄恨意。

陈露是个好人，但她始终是个人，不是神。

她出于母性出于良心，都会责怪自己，但她无法一个人承受这些。

她甚至想过如果刘春和意外走丢了，她的日子会不会好过一点。

她也许会在日后的某个时刻，为自己竟然会产生如此恶毒的想法，而厌恶自己，但她仍然会这么想。

这就是人性，它从不会因母性的超越性就能被消灭。

所以她需要裹挟着刘春和一起来承受，来让自己好过一点，即使刘春和感受到的是，为什么妈妈才是最恨他的那一个。

我很喜欢这一刻，它是整部电影为数不多的对于脑瘫患儿家庭——甚至是更多承受着隐形情感伤痛的家庭——内在复杂张力的一个白描：白色的炽光灯无情打在陈露青筋暴起的额头上，她遍布孕斑的疲惫的脸上，每一寸皮肤都写满了她那不时在认命与不甘之间横跳的痛苦。

看着她的脸，我甚至能够闻到一股凛冽的气味，像是用消毒水洗过的衣服晾晒过后散发出的味道，刺辣辣的，干巴巴的，但就是要弥漫在你周身的每一寸空间，挥之不去。

这种张力是生活本质永恒的底色，即使你人为制造了一些非常治愈的经历，欺骗了大脑产生了大量的多巴胺来试图消解它，但只要多巴胺褪去，它依然在那儿。

也正因此，就这么短短一场戏，蒋勤勤的表演便让我惊艳。

特写镜头里素颜的她，不合身的皱巴巴的衣服就这么松松垮垮地套在身上的她，是那么那么的生动，让我不假思索就放弃抵抗，站在了共情她的一边。

她的台词是那么的准确，又那么的纪实，14个字，字字如刀，反复搅动着我的神经，甚至我的肠胃——是的，就在我记忆的潘多拉魔盒都来不及被打开的时候，我的情绪器官作为身体的第一道防线已经被突破，放任一种生冷的刺痛感在我身体里游走。

这种生冷的刺痛感，放到这一年坐在废弃火车上吃着火锅唱着歌的中国电影里，好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让我愿意放弃用理智去判断，这场戏是怎么调度出来的？

她到底是在表演还是在干什么？

也懒得去管在导演的视角里，陈露生命中有多少力度的疼痛，被蒋勤勤准确地传达了。

在这一刻，我愿意用全身心去共情陈露这个女人，让她被看见。

鼓点渐密我跟不上他的节奏，单恋升温我猜不透她的心思，心灵脆弱我读不懂家的亲情，歧视常在我习不惯他们的目光。

情欲幻梦被枪处决扼杀，平等尊严被话泼洒落地，沸腾的心麻木，年轻之体苍老，孤寂之河只能由我一人蹚过，命运之判只能靠我一人扭转。

我困在现世的时间里，幻想金蝉脱壳重获新生，但我知道就算我小如苔花，也能长出新绿，春和景明。

遗憾剧作没有平视残疾人群体，春和的幻象总与情爱关联略扁平化，听证会上的演说悬浮空洞，埋的很多线有头没尾，雅雅线拍得尤其别扭。

但电影也是填补了中国在脑瘫题材上的空白，拍出了脑瘫患者的生活困境，也挖出了东亚家庭三代同堂的矛盾，揆诸残疾人群体的同时也覃思家庭相处难题，内容还是饱满的。

易烊千玺敢于突破，演技已远甩开同辈了，势必席卷明年颁奖季。

小小的我 (2024)7.12024 / 中国大陆 / 剧情 家庭 / 杨荔钠 / 易烊千玺 林晓杰

看《小小的我》时想起很多年前大学好友和我聊过的一个问题。

她说她只对最亲近的人发脾气，但对陌生的人反而客气礼貌。

那时我还没有二十岁，还没接触太多的人和事。

可过了很多年以后发现，我和她说的情况也差不多，对本不该忍耐的事常忍耐已久，而对最亲近的人、生活琐事总是怒气冲冲。

《小小的我》里最先触动我的场景，是妈妈和女儿的第一次吵架。

蒋勤勤饰演的女儿指责林晓杰饰演的母亲，林晓杰恨恨地说，“你很了解我吗”，我感到心狠狠痛了一下。

不知道多少女生和我一样，看这部电影看到了自己和母亲相处的日常——在我们和自己孩子还没有到那么激烈的程度时，我们尚难体会自己孩子是脑瘫患者的实际痛楚。

但是和我们的母亲，有太多这样摩擦的瞬间。

我指责你，你怪罪我，但我们最后不得不平静和好，当一切争吵没有发生过。

我们继续面对生活的难题。

林晓杰和蒋勤勤一定是体验够了母亲和女儿的滋味，才能在这样普通、朴实的家庭空间里，夹起筷子说句句是刀的话。

女儿嫌弃母亲没有带好自己的儿子，实则怨恨她当年遗忘了自己。

母亲以“你并不理解我”反击，想起了苦苦抚养她长大不得不付出的代价。

但是中国的母女之间，没有直接的感激和愧疚。

感激是对着第三方说的，愧疚也是对着第三方。

母亲没有给女儿那么多的陪伴，于是给了她的儿子全部的爱——就像把自己的孩子重养一遍。

而女儿对小时候远离母亲的记忆太深，当她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又重蹈覆辙这样的养育。

——愧疚和补偿，像个轮回，不断贴上旧的创口，揭开新的伤疤。

易烊千玺演的外孙就像那层连接器。

他一方面接收着外婆满溢的爱，一方面追逐着母亲的逃离。

他对自己的认知始终在“我很好、我可以”和“我不够好”之间摇摆。

即使外婆给的爱再多，只要母亲没有给到，他就依然缺失。

这件事甚至无关乎身体残疾与否。

即使在身躯健全的人面对自己的父母时，同样的问题也像洪水猛兽一样反复来袭。

那句“你怎么就是不认命”，换个别的说法，是“你怎么就不相信我的话”、“你怎么就知道你可以”、“你离开我们一无是处”、“你为什么要有不切实际的梦想、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做最稳妥的选择”……全都是伤害孩子的刀。

在中国父母的眼里，自己的孩子永远是不够好的。

不如别人家的小孩，普普通通，有太多苦还没尝到，不知道人生真正的滋味。

林晓杰演的母亲劝女儿不要再生孩子，对她来说是保护，但对女儿来说是强烈的不信任。

蒋勤勤饰演的母亲劝儿子不要考师范大学，对她来说也是保护自己的孩子，但对儿子来说，也是强烈的不信任。

爱，总以这种不信任的方式发出信号——与其将来痛苦，不如现在放弃。

但劝孩子放弃就是浇灭他们心中对自己的相信，同时也浇灭了他们对自己父母的相信。

最残忍的事，莫过于尊重并不发生在最亲密的人之间。

我见惯了你所有的不堪，你也明了我心里的漏洞和底牌。

在外人面前总还能撑一口气，装样子、扮威风、维持体面，但在最亲的人面前，明知你我都不够好，最后总会撕破脸：是的，我们就活该如此糟糕。

《小小的我》借一个脑瘫患者的日常，揭开了多少家庭的伤疤。

隐秘的伤痛和遗憾，就像层层被涂抹的记忆，试图覆盖，但又不断流出新的血来。

每当吵新的架时，旧的记忆就像摁不上的盒子一样自动打开。

不堪入耳的话全部跳出来，大家都失去体面、失去尊严。

孩子蹲在行李箱里听到父母谈论自己的瞬间，像极了日常职场剧同僚之间背刺。

但人跟人就是这样，不可能永远无条件地给予和信赖，总有那么些泄气的时刻，放出心中的不满、嫉妒和不甘，要填平现实的坑，只能以“假如没有”作为借口。

何止是电影里的母亲，我也不止一次想过，如果我不曾养过孩子，我是否会过上自己理想的生活。

我该去哪儿云游，该实现多伟大的理想，我也想做个完完整整的自己畅游天地，但某些时刻我也发现，我才是被牵住的风筝，总要落下来回头。

也许这些经历，慢慢地就构成了我们完整的自己。

并不存在什么分岔小径——假如我没有生过孩子，假如我没有这些难题，我也会有别的难题。

但当下的难题慢慢成为经历构成了“我”。

作为母亲的“我”，作为女儿的“我”，我消化和自己母亲、孩子的关系，也常在梳理自己的过往中，重新去补那些不曾明白的漏洞。

《小小的我》打动我的，正是这种直言不讳。

“家和万事兴”，向来是做给他人看的漂亮门面。

关起门来，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甚至动辄把“经”撕得粉碎。

我想起自己暴跳如雷的时刻，想起和父母无数争吵的瞬间，我在林晓杰和蒋勤勤、蒋勤勤和易烊千玺的互动里看到了自己——电影像一个会回放的监视器，残忍，真实，逼自己低下头来再痛一次。

可正因为痛过，幸福也往往来得更深刻一些。

当外婆听到外孙被录取时，当母亲看到儿子被抢救成功时，那种偶得的幸运，像一场暴雨把泥泞冲得一干二净。

林晓杰掏出她一盒子的火车票，写满了具体的付出。

蒋勤勤记得她的“不够用力”，她想再试一次，不留遗憾。

就是这样努力生活的人啊，把一点点希望的光照到了我们心底的角落。

最后谁还记得开头的晦暗呢？

“跳下去最远”，但他们都没有跳下去。

他们始终要回到那个普通的空间里，做不得不做的亲人。

他们知道自己和对方都是残缺的，但他们必须要给出相信。

爱，就是痛过之后再次连上的信号。

如果这部是如《玛利亚》一样的空洞传记或《逃脱》这样的无病呻吟独立片那这部可以给四星但偏偏是打着“关注脑瘫患者”的剧情片那只能两星了全片各种刻板印象、网络热梗、巧合杂交，人物大多也是推动剧情的工具人（特别是雅雅）莫名其妙出现，莫名其妙对刘春和好，又莫名其妙消失不交代下落，完全是为了给男主x启蒙以及两段x幻想的工具人以及全片完全对刘春和面临的困难完全是一笔带过，没收到的录取通知书、适应咖啡店打工、学打鼓，不知道如何展现和克服，导演选择的办法是拉快时间线，过几个月就好了，录取通知书收到了、打鼓突飞猛进票选打赢老头、以及顺利在咖啡店打工几个月（虽然一个月工资高达1128）还有充斥全片但又毫无主次的家庭矛盾，也没深入和解决，大家都有各种各样的点能撕逼，但也是全部都没解决，靠拉时间线就好了以及四弟的表演真的是烂的要死，也是各种刻板（完全依赖于形体的牺牲，如果内娱有其他演技合格的演员愿意和他一样在形体方面下苦工，效果也差不多），但重点是这部是剧情片，要考虑票房，四弟就是不二人选，因为他是少数几个没扑过，能扛票房的。

表演甚至不如周雨彤，至少她一出场让人没认出，没那么做作，但周雨彤这个角色难度为0 也没什么好说的，但作为一个工具人，能圆满完成任务就够了以及脑瘫这个设定也沦为了推动剧情的一个符号，你其实换成其他任何类似的病，都不会对剧情产生影响

微信公众号、B站账号：围炉影话这段时间《小小的我》正在影院热映，并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一阵讨论热潮。

不光为易烊千玺的突破性表演，也因为这是国产银幕上相对少见的残障题材作品。

这种题材难写、难拍、难演，还不容易获得市场青睐，所以试水者寥寥。

说白了，大多数观众走进影院还是为了放松、娱乐，而不太愿意为这样沉重、苦涩的作品揪心、捏汗。

所以在整个影视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依然有人愿意将目光投向这些不被看见的弱势人群，只要不是猎奇和消费，都是值得鼓励的。

那么新年第一期，我想借着这个机会，聊聊像《小小的我》这样以残障者为题材的电影为什么难拍，也顺便分享几部我心目中这一题材的佳作。

难演残障题材电影首先最大的看点，也是对演员最严峻的考验，就是如何用肢体和神情进行表演。

因为演员是健全人，很难切身体会到残障者因身体或心智残缺，致使外在行为上的异样。

对健全人来说，有时身上的一小处异常都会牵一发动全身地影响整体状态，遑论这些情况更加复杂、严重的残障者。

这便非常考验演员的观察与模仿功力，能否抓住这一疾病的独有表征，并让观众在观看中实现从“演得像”到“TA就是”的思想转变。

这一点上，我想提名三部电影，分别是丹尼尔·戴·刘易斯的《我的左脚》，“小雀斑”埃迪·雷德梅恩的《万物理论》和文章主演的《海洋天堂》。

《我的左脚》是这一题材无法绕过的作品，刘易斯正是凭借电影中的精彩表演，拿下他人生中首座奥斯卡影帝。

他饰演的克里斯蒂因为先天大脑瘫痪导致痉挛，全身上下只有左脚能正常活动。

但他却靠着这只左脚，成为了作家、诗人和画家，取得了健全人都难以达到的卓越成就。

而刘易斯的表演无疑是教科书级的完美。

克里斯蒂说话时夸张扭曲的面部表情，因发声障碍而含混不清的口音，在做如喝水、写字这样简单的事时，肢体不受控制地颤动，以及他那双深情敏感又锐利坚毅的，艺术家的眼睛……每一帧都挑不出错误，观众也会不自主地跟随他的表演感到疲惫、揪心。

据说刘易斯用了超过一年时间来训练左脚，只为做到像克里斯蒂那样照顾自己起居和作画，片中的许多画作都出自刘易斯本人之脚。

而他在片场也一直坐在轮椅上，甚至吃饭都要靠工作人员喂。

另一部是《万物理论》，“小雀斑”在其中饰演知名物理学家霍金。

严格来说，《万物理论》并不算残障题材，更应划归到名人传记片，但小雀斑将卢伽雷氏症，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渐冻症”诠释得过于传神，不得不提。

这不仅是他的奥斯卡封帝之作，还获得了霍金本人认可，“有的时候，我觉得他就是我”。

这部戏的难点在于，小雀斑要演出霍金“渐冻”的过程，他的身体是一点点发生扭曲变形，从一个活蹦乱跳的正常人变成现在的样子。

但电影的拍摄不是线性，有时上午是患病前的霍金，下午就要坐上轮椅，他需要像机器般精密又无缝地调整状态，难上加难。

《海洋天堂》是我少年时看过的一部电影，自此后文章的表演便在我脑海挥之不去。

文章在里面饰演的大福患有孤独症，与李连杰饰演的单身父亲相依为命。

我生活中并没有真正接触过孤独症患者，仅能从新闻、纪录片等影像资料中来衡量文章的表演。

在我看来，文章的确抓住了孤独症患者不对视、不沟通、不应答、不指物、刻板行为等特点，代入感十足。

无论是大福学做饭、坐公车，还是因为无法正常表达情绪自我伤害等桥段，都让人由衷地为他焦急、心疼。

但我也看到部分网友指出文章的表演节奏太快，没有自闭症孩子延迟的感觉，相比真正的自闭症患者来说，还是显得太正常。

这一点我想文章可能是为了电影效果做了一定的艺术加工，又或许大福干预得早，症状没那么严重，也欢迎知情的朋友在弹幕里补充、更正。

难拍残障题材的第二难点，是采用何种视角来拍。

答案显而易见，采用平等视角。

但毕竟残障人士与健全人不同，何种视角才算平等？

一种常见的做法是少展示他们的缺陷，而更多着墨于他们乐观向上的精神面貌，如此也巧妙规避了消费苦难之嫌。

但这种对于客观不同的刻意忽略，算是真正的平等与尊重吗？

就像在路上看到一名残障者，不忍直视的目光会比同情与怜悯，更让对方舒服吗？

这个问题的解法见仁见智。

比如电影《触不可及》中，全身瘫痪的菲利普之所以淘汰那些有着丰富护理经验的面试者，而选择“街溜子”德瑞斯做他的保姆，看中的正是他的没经验。

那些看护者都对他毕恭毕敬、迁就讨好，过度的关照其实在不断提醒他是名残疾人，这无异于伤口撒盐。

德瑞斯却没有因为菲利普残障而特殊对待他，在他眼里这只是份可以泡妞和赚钱的工作，有时甚至会因为粗心忘记菲利普是名残疾人。

比如来电话时，德瑞斯会下意识地把手机递给菲利普，也不认为在无法行动的菲利普面前跳舞有何不妥。

这也许就是编导眼中的平等视角，让主角和观众在遗忘残障的过程中，体会到尊重。

但娄烨导筒下的《推拿》，却无时无刻不在提醒观众，我拍的是群盲人的故事。

比如影片近似盲人电影式的突兀旁白；对盲人们情态各异的脸部或眼部特写；以及展现盲人主观世界的画面特殊处理等，都没有刻意淡化或回避由视障所带来的种种问题。

《小小的我》所为人津津乐道的，是它正视了残障者们的情欲需求。

刘春和在女孩雅雅身上投射了自己的悸动和欲望，实现了一名男孩的性觉醒。

这一点在西方电影中较为常见。

《触不可及》中，菲利普说虽然自己脖子以下没有知觉，但可以通过耳朵感受性高潮，德瑞斯便为他叫来妓女按摩耳朵；

《万物理论》中，朋友好奇地问霍金如何与妻子性生活，霍金笑谈不是同一个系统。

但在含蓄内敛的东方语境下，创作者能做到不谈性色变相当不易，而娄烨在处理起相关议题来更是得心应手。

《推拿》不仅大方展现盲人群体的生活图景，更探索了他们的情欲世界。

比如小马对嫂子小孔的原始情欲；小孔和王大夫建立在荷尔蒙基础上的动人爱情；沙复明对都红的爱慕，到底爱的是人还是“美”这个概念等情节，娄烨不仅拍摄了他们彼此间的言语挑逗、肢体暧昧，甚至直观展现了他们的性场面。

这在我看来是一种科普，也是一种祛魅——原来盲人除了眼睛看不见，跟我们的生活也没什么两样，同样有自己的喜怒哀乐和爱恨情仇。

同时在《推拿》中，我们又看不到令人不适的猎奇消费，娄烨用一种近似纪录片的手法，以更加平等的方式来书写残障群体的多元样貌，令人叹服。

难写残障题材的第三个难点，在于它能否反映出残障群体的现实困境。

当然这并非必选项，许多残障题材作品虽不将重心落于现实议题，依然不妨碍它能俘获观众芳心，成为经典，如《雨人》《触不可及》等。

但不可否认，仍有许多创作者在这为数不多被大众看到的机会中，为残障群体的现实困境积极发声，尽绵薄之力。

除《小小的我》外，我还想提名两部作品，一部是《海洋天堂》，一部是《妈妈的神奇小子》。

《海洋天堂》的创作原点，是导演薛晓璐在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做志愿服务过程中，问创办者田惠萍，“如果你哪天不在了，你的儿子怎么办？

”没想到田惠萍听后泪如雨下，情绪崩溃。

《海洋天堂》的开场，是父亲王心诚带着儿子大福跳海自杀。

此时王心诚已诊断出肝癌晚期，命不久矣，当他离开人世后，无法自理的大福该如何生存下去？

自杀未遂后，王心诚又一直为大福的生存问题东奔西走，殚精竭虑直至去世。

问题虽苦涩，但《海洋天堂》依旧为观众造了一场美丽的梦，无论是邻居、学校还是工作单位，都对王心诚父子温柔以待。

父亲去世后，大福也学会了照顾自己，并留在海洋馆成为一名清洁工，让父亲悬了一辈子的心平稳落地。

但我们都知道，这只是丰满的理想，是薛晓璐对田惠萍母子的美好祝愿，走出影院后的骨感现实，才是我们真正要去反思和解决的。

《妈妈的神奇小子》所探讨的问题更加复杂。

影片讲述了残奥冠军苏桦伟因先天黄疸病导致脑痉挛，无法正常行走，到成为跑步冠军的励志故事。

虽然这部电影的豆瓣评分不高，但我认为它是这一题材中的宝贵佳作。

因为在体育励志片的类型框架下，它抛出了三个尖锐无比的现实问题：一是残障运动员有没有受到公平对待；

二是他们退役后该如何生存；

三是残障者的家人所遭受的痛苦并不小，但往往不被看见。

第一个问题体现在残障运动员相比健全运动员，同样都是拿荣誉，却没有做到“同工同酬”。

苏桦伟不断为香港争光添彩，甚至被政府表彰为“杰出青年”，却始终搬不出促狭的小屋。

一旦家里出意外，全家人都会被财务问题打回原形。

而在现实重压面前，苏妈终于认清生活的真相：苏桦伟的辉煌只能持续到三十岁，一旦退役，他便是一个连脚趾甲都不能自己剪的残疾人。

于是，她想尽一切办法给儿子找后路。

无论是疯狂地为儿子接广告，还是越俎代庖帮儿子表白，都让这份母爱扭曲成了对苏桦伟以爱之名的捆绑，她与儿子的关系也迅速降至冰点。

但就在所有人骂苏妈变得唯利是图时，导演通过一场母子决裂的戏，彻底为我们撕开苏妈隐藏多年的伤口，让我们看到一位残障人士母亲不为人知的心酸：“你残废是天生的，没有人会怪你，只会怪我！

”

可以说，《神奇小子》以独特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关照残障运动员的窗。

它敢于走出充满鲜花与掌声的跑道，把镜头深入那些灰暗角落的社会责任意识，让人肃然起敬。

在未来，我们也希望像《小小的我》《海洋天堂》《神奇小子》这样的作品能多多出现，借用电影艺术的力量，为这一人迹罕至的荒原燃一星火，亮一烛光。

我看过的第1594部电影，《小小的我》我给8.6分。

2024年的华语电影，有三位演员在大银幕展现了极具突破性和挑战性的一面，分别是《热辣滚烫》中的贾玲，《白日之下》中的林保怡，《小小的我》中的易烊千玺。

贾玲凭借顽强的毅力使得身体形变，林保怡靠的是精湛的演技和特效化妆，易烊千玺做到了让观众感觉好像不是表演出来的程度。

导演杨荔钠让本片从始至终都充满了希望和阳光，这种创作方向值得肯定。

林晓杰和易烊千玺的搭配产生了化学反应！

蒋勤勤和周雨彤出色的表演更是锦上添花！

华语电影需要像《小小的我》和《逆行人生》，把更多人的目光引导到一些需要关注的群体上。

《小小的我》使我觉得易烊千玺的表演生涯有可能达到李雪健那样的高度。

东京是第一次看，今天公映是二刷了。

关于《小小的我》，首先夸一下选题。

之前有一种说法，在媒体逐渐式微的年代，电影取代了新闻来描写跟反馈现实，并引导大众关注生活中普遍存在的社会议题。

如果这说法成立，那么进一步要想的问题是，一部电影，谁能够实现媒体议程设置的功能。

我觉得是导演、编剧，更是在市场上有号召力的演员。

千玺在《小小的我》之中出演一名脑瘫患者，如果只是考量票房，完全会有一些更轻巧易做的项目；其次演一个在肢体表现并不那么好看的角色，则更需要打破自己身上被大众所定义的重重枷锁。

但最终，主创团队并没有在这一系列看起来都挺冒险的条件面前退缩，还是迎难而上，选择不破不立去做这样一个项目，在年终跨年的节点，把观众的视线拉到了对特殊群体的关注上，让大众真正看见他们，了解他们，我觉得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具有勇气的事，也很值得敬佩。

接着说到正题。

关于这部戏，主角是易烊千玺出演的刘春和，毫无疑问，这个角色的确非常特别，特别到电影在宣传里一直藏着不让他露面，直到电影上映才能看到他的正脸。

然而这只是一个噱头吗？

并不是。

看完电影后，我相信你也会和我一样，会跟着他在电影里的“奇妙旅程”一起经历情绪上的跌宕起伏，有关他的喜怒哀乐，他的心理变化乃至生理欲望，最终绽放出生命的光彩与力量，非常动人。

可以说，千玺也贡献出了非常令人信服的表演，甚至能让人忘记他原本的偶像明星身份，只看到了刘春和。

同时，这虽然是一个围绕刘春和展开的故事，但又不止于刘春和。

编剧游晓颖原本就非常擅长描写家庭关系，特别是一个家庭里女性处境的描绘。

因为有个脑瘫患者的儿孙，家庭内的日常被打乱以后再重构，妈妈和外婆将如何应对一切的发生，她们的情感和观点很明确，都塑造得很丰满，特别是林晓杰饰演的外婆。

当然，这部电影的真实质感更离不开导演杨荔钠，最后还要再夸一下她。

对于杨导，我私下的印象是她的言行处事非常缜密，前期准备又特别充分。

她本身是做纪录片导演出身，知道如何从影像背后挖掘出最接近于真相的现实，以平视接近于白描的视角去讲述特殊群体的故事，没有刻意去渲染苦难，也完全不是一部苦情戏。

另外，在东京电影节的采访中，杨导曾电影前期调研做得非常充分，走访了不少脑瘫患者及家庭，为本片最终从表演到整个电影叙事能够成立，在前期打下了扎实的基础。

电影开头第一镜，特写给到一双畸形的、不自然外翻的脚，它们一步一步艰难而缓慢地拾级而上。

镜头上移，一只内勾的手伸出来，像起重机的机械爪钳住重物那样，刷地从上方垂直降下，一把抓住了过廊的边沿。

紧接着，是主人公一手扶着边儿，一手揣着东西，蹒跚地穿过过廊。

他要去哪里，他要去干什么？

随着能给予答案的时间在空镜中被延宕，这两个接踵而至的疑团，吊起了每一位观众的胃口。

在这段长达35秒钟的跟拍镜头中，一个鲜少出现在常人面前、远离常人日常经验的残疾人——脑瘫患者，以及他身上的悬念，单刀直入地扣住了观众的心弦。

主人公刘春和的登场，虽不比那些激动人心、华丽曼妙的“影史时刻”更富于艺术感染力，却因使一个脑瘫患者和他特殊的体态，在摄影机的聚焦下变得具体可见，而叫人记忆深刻。

身体上的障碍，限制了残疾人的行动能力和活动范围，降低了他们社会参与的范围和频率。

病情较重的残疾人，甚至只能困守在促狭的家屋之中，或容身于腾挪不开的病榻上，日复一日地开展着只对自己有意义的、孤独而艰难的生活。

残疾人成了社会中很少被看见和了解的一群人，公众投向他们的关切目光，往往被家中厚实的四壁和公共设施中有形或无形的障碍，硬生生地给隔断了。

游离于公共能见度之外的人生轨迹，似乎使这群人的生命形式，成了另一种“薛定谔的猫”：残疾人一天天的日子到底是怎么过来的，人们难以想象；为了使自己成为一颗能嵌入社会秩序、积极发挥作用的“螺丝钉”，残疾人究竟要克服多少艰难险阻，人们不了解；在一具具被疾病套上了沉重枷锁的丑陋躯体里，藏着一个个多么不屈而有趣的灵魂，人们更是无从得知……所以，当残疾人刘春和成了电影的主人公，当脑瘫患者的人生境遇和心灵图景，成了大荧幕叙事中当仁不让的重心，其意义，自然是非同凡响的。

镜头一转，原来，刘春和的目的地是家中楼顶的天台，原来，他预备从天台上跳下去，自杀。

于是，又一个悬念生成了：究竟是什么样彻骨的绝望，什么样令人窒息的生活环境，才让他萌生了结束生命、放弃人生的可怕念头？

就是在这个悬念的牵引下，刘春和个人生活的幕布，被徐徐地拉开了……刘春和是个成绩优异的高中毕业生。

在高考结束后的这个暑假，他瞒着要求他复读重考的母亲，一边享受可以放肆游荡的时光，在一项一项事情里穿梭忙碌，一边怀着忐忑的心情，在等待悬而未决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们都曾年轻过，或是正年轻。

在城市和乡镇的大街小巷、在公园、草地，在像石头森林一般高高垒起的楼房、公寓的一个个窗格里，到处跃动着这样昂扬的、洋溢着满满期待的青春心跳：勇于追求自己的梦想，渴望自立、尊严和爱，为了得到肯定和掌声，一次次努力地挑战和证明自己。

我在刘春和身上隐约看见了自己的身影。

这不仅是因为同为脑瘫患者的我与他，分享着同样坎坷的生命体验和人生历程，更因为他那个在命运摧残下，依然执著地渴求着爱与认可的倔强灵魂。

人是社会性动物，一个人活在世界上，无可避免地是活在了各种身份和关系的网络之中。

除了要满足吃喝拉撒的生理本能，也还有情感和心灵上的需求，还有寻求自我实现和社会认可的需求。

这些需求，有时是借由自我与亲近之人之间，千丝万缕的羁绊和联结来实现的；有时则是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体，通过主动参与社会生活，与公共制度、与在社会中遇见的一般他人，发生真实碰撞和互动的结果。

对于一个青年人来说，不论他/她是在家庭中作为子女和孙辈，还是在更广泛的亲密关系中作为朋友和伴侣，抑或是在社会中，作为被集体接纳和认可的一员，只要他/她拥有表达爱的空间，也能如愿收到外界给予的爱的回应，大概就是享有了最幸运的人生了吧？

没有之一。

刘春和是幸运的，也是幸福的。

暖心又乐天的外婆有如一泓清冽的泉水，滋养着他干涸的、荆棘丛生的生命。

外婆将他这个“幺儿”捧在手心里养大，她尊重他的每一个决定，对刘春和来说意义重大的每一个时刻，都有外婆如影随形的陪伴和支持。

影片叙事的主线，就是在讲外婆如何与刘春和一个鼻孔出气，祖孙俩默契配合，对他母亲阳奉阴违，暗自结伴东奔西走，充实、快乐地享受夏日时光的故事。

作为一名有着切身经验的脑瘫患者，我认为电影对于残疾人与祖辈亲人之间，感人至深的情感纽带的描摹，是值得称道的。

当看到电影中的外婆一张一张翻阅火车票，追忆自己带着刘春和四处奔波求医（未果）的往昔时，我也想起了自己的过往。

尽管时隔二十多年，在那些已然斑驳、零落的童年记忆里，我却还依稀记得起，六七岁了还被抱在怀里的自己，与当年初老的外公外婆，一次又一次颤巍巍地挤上公交车，听凭车子将病弱、无助的我们仨，带往一个个遥远又陌生的地方，去谛听命运那无情的判决……我不光是外公外婆带大的孩子，在辍学之后，已经成年的我，也还与他们老两口共同生活了很多年。

我的衣食起居，全由日渐衰老的他俩一手包办，他们竭力发挥生命的余温，将我的生活照料得周全、妥帖。

当年刚到外婆家住下时，有一天，外公突然一本正经地站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厚厚一沓毛爷爷。

他告诉我他有很多很多钞票，而供我吃饭只需花掉其中很少很少的一部分，叫我要吃啥、要买啥尽管开口。

还有一回，我去找学生家长讨要拖欠的补课费，家长的脸色不太好看，话里话外抱怨我把课时拖得太长，小孩又累花钱又多。

可那是复习备考阶段，为了让孩子及时完成学习任务，我别无选择。

我由此想到，之前一直是外公替我收的钱，他想必也曾为了我这一点微薄的收入，向人低声下气过吧？

然而，这种事情，即便真的发生过，外公也绝不会让我知道。

尽管我的父母不曾像电影中刘春和的父母那般不负责任，他们不曾狠心地厌恶和疏离自己有病的孩子，也不曾完全缺席我的成长，但，就像电影里“祖孙相伴”的现实所反映出来的那样，父母作为肩负着一家老小的中年人，一个家庭里最忙碌、最千头万绪的顶梁柱，他们的确有为了维持家庭的正常运转，而必须恪守的生活主线。

这条主线，是不能因为某个家庭成员的特殊需要而轻易更动的。

想当初，父母做出让我待在外公外婆身边的决策，表面上只是为了让我能在中午吃上一口热饭，实际上呢，主要还是因为我们祖孙三人，已无须追赶按部就班的社会时钟。

在生活节奏上，不再有社会义务的我们，自然就与那个由父母和妹妹组成的高速运转的小家庭脱开了距离。

因为赶不上趟了，我们成了旁逸斜出的弱者，是家庭中难以化解的“熵”，只好自顾自地抱团取暖、相濡以沫，用自己身上微弱的光和热，勉力烛照对方的人生。

所以说，缺席的父母角色，由爱孙心切的（外）祖父母代为充当，这在残疾人的生命经验里，是相当普遍的。

当我们的父母出于种种考量，决定将抚育残疾子女的责任，转嫁到他们年迈的父母身上，其出发点倒也未必就是可恶的。

刘春和的父母正准备要二胎，他于是被安排与外婆同住，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合乎情理的。

不过，我这么说，并不是要为电影中那种不负责任、冷漠又伪善的父母开脱。

刘春和的父母，是极不称职的。

子女天然应得的舐犊之爱，对于刘春和来说，却是遥远的奢望。

电影中有个令人痛心的“行李箱叙事”。

刘春和喜欢将自己凹扭的身体，折叠进小小的行李箱中，这是因为小时候的他，也曾像躲猫猫一样，故意消失在父母的视线中，让他们找不到他。

他安静地躲进了行李箱，合上盖子，没想到，正是在那个昏暗、狭小的空间里，他听到了父母残忍的心声：他们希望他永远消失，好让他们的生活好过一点。

多少年来，刘春和与母亲各怀心事，相互疏远；父亲则干脆是个没什么存在感的“影子”。

于是，当他主动向母亲揭开了自己暗度陈仓的秘密，一场图穷匕见的争执便被引爆了。

随着冲突的焦点，越来越接近彼此心中藏得最深的心结，母子间那些陈年的龃龉与怨怼，终于浮出了水面，汇成一股激流，直向着对方的软肋冲击过去…… 顺带一提，新生儿会得脑瘫纯属意外，并非母亲在生产过程中“使对力”，就可避免不幸的发生。

刘春和将自身的残疾归罪于母亲当年分娩时犯下的错，而母亲亦因无法面对这井绳般的心结，始终拒绝给刘春和过生日，这有点偏离实际。

尽管如此，母亲的确如刘春和所说，将他像动物园里的大猩猩一般豢养起来，不让他抛头露面，也不允许他独立生活。

这种不能将儿子作为一个“人”来予以尊重和接纳的做法，这种以爱之名的剥夺与控制，又是当代家庭中，多少亲子关系的缩影呢？

这样自私又自卑的母爱，何尝不是一种伪善呢？

当母亲发狠说出“这是你的命，也是我的命”时，无法更改的血缘，印证了这对相看两厌的母子，纠缠一生的宿命。

可恨之人必有可怜之处。

母亲之所以如此“冷血”，是因为她也曾是在缺失母爱的环境中，孤独地成长起来的。

当这个从未受过母亲照顾、陪伴和教导的女孩长大成人，成了母亲，她便不知道怎样才能做一个好母亲。

原生家庭的创伤，在潜移默化中，被从上一代传递给了下一代，正如荣格那句名言的通俗化版本说的那样： “未被意识化的过去，终将成为命运。

”与母亲争执过后，痛苦万分的刘春和又提到、甚至尝试了自杀。

他迟迟没能等来母亲的示爱与和解，却等来了母亲的第二个孩子，也等来了生怕妹妹会被他碰伤的母亲，将他用力推开的一瞬……是在这一瞬，刘春和意识到，妹妹的降生彻底剥夺了母亲对他的爱——哪怕是很稀薄的、带着怨恨的母爱，他都不再能拥有了！

此前，母亲还刻意向他隐瞒了怀孕的事实，这使这对关系疏离的母子之间，又添了一层芥蒂。

不过，要说这真就是母亲心虚和自私的明证，倒也不尽然。

当年妈妈怀妹妹时，我己经五岁了，平时住在康复机构，只有周末才回家。

看见妈妈孕吐，我只当她是吃坏了东西。

有一周回到家，忽然发现家里多了个襁褓中的婴儿。

我在惊诧之余，开始吵着要跟刚出生的妹妹一起睡觉。

好像只有这样，我才能确认，妹妹真的“来了”。

回到机构，康复老师逗我说，“妈妈生的是弟弟还是妹妹呀？

要是弟弟就还好，是妹妹，你妈妈就不要你啦！

”我于是一口咬定妈妈生了“弟弟”。

结果，电话一接通，马上穿帮，我的瞎话一时在老师们之间传为笑谈。

残疾的“独生子女”对晚来的弟妹的抗拒，无非是怕本该属于自己的父爱、母爱，会被另一个孩子分走，甚至夺走。

既然这个孩子比自己健康，那么他/她一定会是更讨父母喜欢、更符合他们期待的那一个。

非但老大会这么想，而且父母也知道老大会这么想。

就因为这一层“知道”，使父母在即将拥有另一个孩子的时候，生出了许多顾虑。

这顾虑里，往往就含着他们对残疾老大的“在乎”。

外婆对刘春和说，母亲不告诉他怀孕的事，是因为她“不晓得怎么跟你开口”——这句话，我妈妈也对我说过。

隐瞒的背后，是令刘春和母亲辗转反侧的踟躇与挣扎，是她自觉地站在了儿子的角度上，在替他想问题，在揣度他的感受。

倘若不是有这份无私的爱和真心在，她也就用不着这样投鼠忌器。

正是母亲对刘春和的“不忍”，使她的形象变得更加立体了。

禅宗有言：“灰烬深处藏火种，人间至冷见真心”，这句话所说的，虽是“佛性不灭、绝处逢生”的觉悟与修行，但假若把它的宗教语境加以延伸，泛化为一种对普遍人性的洞察，也是毫不违和的。

正如我们从“灰烬”与“火种”、“至冷”与“真心”的辩证中感受到的那样，即便无边的冷漠确如灰烬一般覆盖大地，但人心深处的神性微光，依旧会在某些时刻坚韧地保持燃烧，将某个被幽暗侵蚀的角落，轻轻照亮。

如果刘春和的母亲一直是冷漠寡恩的，也就不会有这部叫我泪流满面的电影。

父母子女一场，赤裸裸的不爱或永夜般的疏离，都算不得稀奇。

真正的“难得”，是我的确不够爱你，可当我真的决心放弃你，前去奔赴我更好的人生时，却还是忍不住要回过头来，顾念那个深陷在无爱的漩涡中、奄奄一息的你——只因为你是我的儿，而我曾用自己的骨血构筑了你！

大家最受触动的是刘春和吞糖那段，母爱、爱情与“社会价值”的全面溃败，拧成一股粗大的麻绳，死死扼住了他命运的咽喉。

有线索表明，刘春和早已死于吞糖的那刻，后面种种岁月静好的救赎全是痴人说梦……而最让我心潮起伏、看一次哭一次的，却是刘春和被抢救过来后，母亲在他病床边的嚎啕与泣诉。

当母亲掏着心窝子，向儿子道出自己当年“不会使力”的心结——“不会使力”不也正是她在母亲这个角色中，时时感到的茫然与无力吗？

——当她痛心疾首地向儿子道歉和忏悔，整部电影的情绪势能终于达到了巅峰。

我痴迷于电影中那些灵魂震颤的瞬间——当角色在自我叩问的微光里徘徊，当真心剖白的涟漪穿透银幕；那不仅是故事的褶皱，更是人性星火在尘埃中彼此辉映的时刻。

你我皆是身披尘垢的凡人，正因如此，每一次挣脱泥沼般“平庸之恶”的挣扎，每一声试图超越人性深渊引力的呐喊，都像暗夜里的萤火，在混沌中刻下了超越宿命的灼灼光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