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家伙

小家伙 (2018)7.62018 / 俄罗斯 德国 波兰 中国大陆 法国 哈萨克斯坦 / 剧情 /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 / 萨梅尔·叶斯利亚莫娃 Sergey Mazur 电影频道放的，咬着腮帮子掐着自己大腿里子看完的，真就差点抽过去，好悬没吸氧，内心已经刘波打拳一万遍了。

影片剧情零分！！

仅有的一星是给女主角演技。

几乎没有打过这么低的分数。

歹势我母性太泛滥。

不知所云的卖惨，影片到底想表达什么？

体现底层女性的不容易还是说非法移民弃婴这种情况太多需要引起重视？

除了被强奸这点，其他的抱歉我根本同情不起来，铁石心肠在我身上表现的淋漓尽致。

非法移民打黑工，向黑社会借钱逃债后让妹妹都受到坏人的威胁，遭强奸哪怕用饭钱买一片紧急避孕药也行不通嘛？

感觉不至于买不了。

生下来遗弃婴儿，哪怕拿布勒胸部忍疼也绝不抱回孩子，没想过孩子如果出意外呢？

活活饿死了呢？

狗妈妈受着伤流着血也不摆脱狗宝宝，安静的给他们喂奶。

主角竟然打电话的时候说不想生五个孩子然后捡破烂她有她的生活。

拜托你自己不生也跟捡破烂没差别好嘛？

干嘛赖到孩子头上，孩子又没有错，投胎给她真是倒了八辈子血霉。

女妇产科医生说的话我简直想起立鼓掌，还有胖胖产科护士人也好好，是真的心疼小孩子。

最后喂奶我觉得她不是救赎而是嫌小孩子哭的声音太大太响了，虽然是开放式结局但是按她逮谁找谁借钱还黑社会那个劲头，我觉得她会同意卖掉孩子。

试想一下，你身无分文，租住在鱼龙混杂的工人宿舍。

同住的都是和你一样从中亚各国来到俄罗斯打工的非法移民。

你的房东时刻小心提防警察，窗户不敢开，生怕被别人发现。

而你，居然连这样的地方也租住不起，还拖欠着房东房租。

这天，你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到工厂，老板问你为什么前一天没有去上班，你不回答，开始和其他女工一起默默拔鸡毛。

一天过去，老板将洗好的鸡拖上货车，扬长而去。

老板承诺，等将鸡卖出去，回来给你们结工资。

作为奖励，工人们每人手里有一只鸡。

天色渐晚，老板失踪了。

你拖着疲惫的身体再度回到宿舍，将鸡放进冰箱。

房东问你什么时候交房租，你恳求他再宽限几天，他同意了。

你径直走向你的床，同屋的人在用粗俗的语言聊着天，你不想听，一把拉上帘子。

床上有一本书，名字是《如何开一家裁缝店》。

这本书你已经看了好几遍，可是，你还是没有一家裁缝店。

你的下体开始流血，由于产后子宫出血，你的身体，虚弱不堪，沉沉睡去。

这，就是《图潘》的导演，谢尔盖·德约兹沃伊的最新力作-《ay ka》。

影片一开始，本片的女主角ay ka便将自己刚刚出生的儿子遗弃在了医院，趁着上厕所的间隙，逃出医院。

她穿着单薄的衣服，奔跑在大雪纷飞的莫斯科街头，周围汽车鸣笛的嘈杂声正如她此刻喧嚣的内心世界。

从随后的一系列镜头中，女主人公试图打破这种困境，她在莫斯科街头奋力地找着工作。

之前工作过的店铺早已经人满为患，不需要人手。

她又转向另外可能会找到工作的地方。

这时候，高利贷的人给她打来电话，问她什么时候还钱。

她说需要再等几天，她刚刚被辞退了，没有工作，也没有钱。

对方的人依旧是不依不饶，声称再不还钱就会找上她，把她打一顿。

她挂上电话，将手机卡扔掉，然后走到手机店，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卡。

她给妹妹打电话，问她能不能借一点钱给她，妹妹扬言说自己没有钱。

妹妹告诉她说，高利贷的人找到妹妹问她在哪儿，她叫妹妹不要理会这些人的电话，随后便把手机卡换下，关掉手机。

她还是没有找到工作。

此时，正值雪季，男人们在扫雪车上工作。

她见缺人手，便也去顶替男人们的工作。

干到一半，她的下体开始流血，然后她晕倒在地，耳边是另一个扫雪女人的苛责声音。

在一个私人诊所，医生将她的伤口包扎了一下。

告诉她必须把奶挤出来，要不然会乳腺发炎。

她声称，自己是流产。

医生说，她骗不了自己，她刚刚才分娩过。

她没有钱付给医生，只能用之前的那只鸡。

她回到宿舍，移民局的人过来调查，她见状赶紧在楼下角落里躲着，等移民局的人走后，她才回来。

房东对着刚刚开窗的舍友破口大骂，声称，下次谁要是再开窗，就把谁敢走。

一天又过去了，她还是没钱付房租。

《小家伙》是谢尔盖导演继《tu lpan》之后，时隔十年的作品。

或许，你会苛责，影片中女主角的惨状实在是有卖惨的嫌疑。

但，这却是莫斯科这座城市里某些隐秘的角落里，时时刻刻在发生的事情。

影片的主题，让我想起Alejandro 冈萨雷斯伊纳特利图的作品《biutiful》。

只不过，故事的发生地从马德里换成了莫斯科。

影片伪纪录片样式的拍摄手法，以及高度纪实美学的影像风格，难免会让观众想起达内兄弟的镜头设计。

这一切，离不开导演早年拍摄纪录片的工作经历。

谢尔盖德约兹沃伊，1962年出生于哈萨克斯坦首都杜尚别，当今俄语届最重要的文艺片作者之一。

北京电影学院俄罗斯籍外聘教授。

相比于安德烈萨金塞夫同样也是近四十岁才开始创作生涯却在几年后登上欧洲电影节最高领奖台，以及凭借《利维坦》拿下金球奖最佳外语片不同，谢尔盖迄今为止也只有《图潘》和《小家伙》这两部影响深远的作品。

本片之所以能够在欧洲电影节大放异彩，离不开另外一位功臣，那就是本片女主角，ay ka的扮演者，萨马尔耶斯利娅莫娃。

她朴实，纯真，收放自如的表演让她凭借此片荣获第71届戛纳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以及2018年度亚洲太平洋电影节最佳女主角奖。

从2000年开始，达内兄弟便将比利时所有能够表现的现实主义题材深度挖掘，从《罗赛塔》《孩子》，到《他人之子》《罗尔纳的沉默》，再到《单车少年》《两天一夜》。

纪录片式的拍摄手法贯穿始终。

再到那部去年火到爆炸的黎巴嫩女导演娜丁拉巴基指导的《何以为家》。

这一类型的导演始终秉持着对现实主义纪实美学风格的探索。

不同于意大利新现实主义对于中国第五代导演宏大叙事的深远影响，纪实美学始终很难在华语界立足。

影片的女主角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入俄罗斯莫斯科试图通过打工开一家裁缝店，实现自己的梦想。

然而， 这一切在她被移民警察强奸之后，都破灭了。

影片的最后，她抱着自己的孩子，给他喂奶，留下了她在全片中唯一一次眼泪。

或许，对于普罗大众生命的思考，才是当代俄罗斯政府真正需要思索的。

电影节接近尾声，前前后后看了十多部不同国家、不同语言的影片，有的轻松诙谐，引得满堂欢笑；有的沉静洗练，让思绪飘到远方。

而在这些影片中，对我来说观感最为独特、“后劲”最大的当属俄罗斯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拍摄的《小家伙》。

这是导演继2008年《图潘》夺得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和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后十年磨一剑的作品。

2018年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上，该片还入围了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的提名，影片女主角萨梅尔·叶斯利亚莫娃更是凭此角色获得影后称号。

【皑皑白雪非童话】尽管是在上海的夏日观看电影，却还是在影片强大的感染之下感到寒意，甚至忍不住打颤。

100分钟的时间里，跟随着导演几近压迫式的近景镜头，我们感受着在莫斯科讨生存的非法劳工女主人公Ayka在短短数天之内连轴转式的悲惨遭遇。

为了不耽误打工时间尽快还债，她刚生完孩子就从医院翻窗逃走，却紧接着遭遇了黑心工头携款潜逃。

为了生存，她四处辗转、求人，却发现原先的老板都翻脸不认人，哪怕是最底层的工作也轮不到自己。

在她寻求帮助的时候，街上的莫斯科人大都冷漠疾行，姐姐在老家无法也无力施以援手，而那些和她一同挤在所谓“旅馆”的同伴们更是自顾不暇。

由于产后没有休息，Ayka的身体状况不佳，奔波之时始终经受着巨大的疼痛。

最终，走投无路之时，她决定用自己的骨肉换取自由……其实，光是影片中Ayka遭遇的一次次欺辱、拒绝以及持续的疼痛就足以让观众们的心缩成一团，但导演的处理让这个境地显得更为残酷。

故事发生在冬日的莫斯科，百年不遇的暴风雪让整座城市被白雪所覆盖。

无数铲雪车和工人昼夜不停地铲雪、运雪，试图抢救城市、使之正常运行。

在现实之中，皑皑白雪带来的并非童话般的美景，而是半瘫痪的城市、阻塞的交通和越发狭窄的人的生存和活动空间。

主人公Ayka就在暴风雪中像只无头苍蝇一样来回奔波，没有伞，没有同伴，唯一的羽绒大衣一次次湿透。

站不动了，就掰两颗药、抓一把雪随后吃下去；回到住处前，用树枝打下几块冰柱给自己当做夜晚镇痛的冰块。

城市的积雪有人清扫，但作为城市隐形人的年轻女工的生活继续失控，在这场暴风雪面前，Ayka变得更加渺小而无助。

在导演的安排之下，画面中的白雪让人愈发不安，甚至成了禁锢人们自由、掩盖污浊的帮凶。

【被否认的母亲身份】影片开头交代的重要信息，便是Ayka做了母亲。

一个什么样的母亲，会把刚出生的孩子遗弃在医院里，连喂奶都不喂？

当观众带着这种疑问甚至隐隐的怒气深入主人公的生活后才慢慢发现，对年轻的Ayka来说，这个母亲的身份并不是她自己选择的——孩子是她被强暴之后生下来的。

来到莫斯科，学好俄语，努力经营自己的缝纫铺生意才是她为之奋斗的追求，而成为母亲本就是她计划之外的事，更是她难以启齿的耻辱。

于是，Ayka对所有人闭口不提自己已经分娩的事实，甚至在被拆穿时还要继续抵赖，也就变得容易理解。

分娩之后，母亲分泌乳汁喂养婴儿是天经地义，如果乳汁在体内积存时间过长，就可能造成乳房胀痛，严重的时候还可能造成乳腺堵塞。

尽管Ayka百般抵触，但乳汁依然不断分泌，让她每天不得不挤出。

导演精准地用乳汁这个意象提醒着主人公和观众，这是身为母亲不可磨灭的印记。

不过，费劲千辛万苦挤出的乳汁没有给婴儿，却被主人公随手倒在废水里。

这是她拒绝母亲身份的方式，是一个弱者对残酷生活的残忍回击，也是对观众的一记重拳。

但母亲的身份真的能被否认吗？

影片最后，精疲力尽的Ayka在咄咄逼人的债主的胁迫下回到了医院，准备用孩子作为抵押来还债。

就在她打电话通知对方来接走孩子后的几秒钟内，她的表情突然变了，像是想起什么似的躲进了一间楼房的角落。

她抱着自己啼哭不停的孩子，第一次用母亲的乳汁喂养了这个小生命，随后，婴儿的哭声停止了，她却逐渐哭出声来。

影片在这里戛然而止，最后Ayka会不会把自己的孩子交出去，这是不是她最后一次喂养自己的孩子？

这些问题我们不得而知。

但可以确定的是，她在长时间隐忍、喘息过后终于爆发的哭声，并不是软弱的表现，相反，让人看到了更多的坚强，也让坐在银幕前的观众对“人之为人”产生了更多思考。

【一点点空间带来的尊严】整部影片的主线是主人公的不断碰壁，在这个过程中，导演有意带着观众跟随Ayka的脚步看到她的生活环境和与她讲着同样语言的人，展现了在俄中亚劳工群像和他们的生存困境。

白天在城市凋敝的地下工厂做着毫无保障的苦活累活，夜晚回到拥挤破败、连窗户都不允许开一丝的“群组旅馆”，带着对美好生活的希望而来，却像蝼蚁一样卑微地呼吸着。

在这种境地下，导演没有试图营造同舟共济、同甘共苦的美好氛围，反而呈现了劳工群体对于工作、生活空间这些有限资源的无情争夺和斗争。

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人人举步维艰。

就在忍不住要痛斥导演过于残酷之前，终于看到了一处人性的善良与温暖。

唯一对主人公施以援手，并且温柔相待她的，也是一个劳工母亲。

这位母亲在兽医院做清洁工，主动关心Ayka的身体，给她递上一杯热茶，还为她介绍收费低廉的医生，最后让Ayka顶替自己上几天班获得一些收入。

这位母亲虽然做的是底层工作，但她难能可贵地拥有一个私人空间——狭小的清洁间改成的工作间。

这间屋子虽然小，但能坐能躺，能烧热水，还能看看黑白电视。

在这里，Ayka第一次露出了笑容，感觉到了放松。

看到这里不禁唏嘘，一点点空间就能带给人尊严，人是多么容易获得满足，而在世界的某些角落，这样的满足是多么珍贵。

有意思的是，这位母亲在小空间里藏了自己的儿子，偷偷摸摸在这里照顾他。

这个情节很容易让人想起今年感动许多人的口碑作品《何以为家》，那部影片中同样也有一位劳工母亲在自己工作地的小隔间“私藏”了自己的儿子。

两部影片不约而同设置了这样一种母爱的困境，于是，作为观众的我们既被坚韧强大的母爱所感动，又难免感到痛苦：一个母亲真的只能用这样的方式照看和爱护自己的孩子吗？

你们究竟为何都要来莫斯科？

这是影片中妇产科医生对女主人公吼出的一句话。

我想，这也是导演希望借这部电影向全世界观众提出的疑问：这些人究竟为什么要来，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生活？

这不是一部给出确切答案和指导的影片，导演只是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将这样一群人和他们的困境呈献给了观众。

剩下的，有待观众自己去思考，去寻找。

我想，这也就是电影艺术的魅力所在。

整个观影过程十分压抑。

在莫斯科，一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的女人，欠着高利贷、被警察强奸，在产房生完孩子后逃走、产后大出血，拼命找工作但因黑户身份处处受限。

在她工作的宠物诊所里，动物得到的待遇远比人要好，人不如狗，真实不虚。

异乡女子的生存困境，始终寻不到纾解的窗口。

手机铃声和婴儿的啼哭声，就像催命的急咒。

片末，她抱回儿子，第一次给自己亲生孩子喂奶。

她还会不会拿这个小孩去与债务人做交易呢？

影片戛然而止，但我想大概率是不会了。

全片只有一次笑（她得到工作时）和一次哭（喂奶时），剩下的所有镜头几乎都是手持摄影贴近下的晃动不安。

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之前拍过许多部纪录片，他把纪录片的拍摄手法带进故事片中。

本片拍摄耗时六年，成片效果非常真实，让人几乎忘却这是一部虚构电影。

这当然还得归功于女主角萨玛尔·叶斯利亚莫娃的精湛、沉浸式的表演，贴合片中母亲和异乡人的身份。

她凭借此片荣获戛纳最佳女主角奖。

很喜欢这个本，动人的现实主义题材，女主真挚的表演。

手持长镜头，少剪辑，构建出焦虑、压迫的氛围。

《AYKA》获得今年戛纳最佳女演员，提名金棕榈，然后前两天入围了奥斯卡最佳外语！

明年国内院线有戏，强烈推荐。

映后谈制片人来了（居然是个中国的制片人）。

有趣的是电影只是顺带有一些些和政治相关的内容，但大量观众对片子的政治内容感兴趣，还有剧组和俄罗斯文化局的关系以及之后国内发行问题。

　　对仗工整，从孩子开始从孩子结束，肿胀的乳房与病痛缠身贯穿始终，底层非法移民，宠物医院，警察与追债电话等等从侧面烘托着气氛调动着感情。

暴雪中的莫斯科，雪再也没有纯洁之感，全是刻薄与无助，还有血的味道。

莫斯科永远是这片土地的中心，充斥着希望与绝望的发酵剂。

非法移民和女性的故事，刺痛肉体与灵魂的血腥生育，强奸与母性，这些就是政治。

　　由于光线（雪，房间）和剪辑，片中的时间感是混乱的，或者说是时刻处于一种紧绷的状态。

在地铁，在被白色压迫的道路上，莫斯科没有那么快的节奏，但是镜头给予了我们更大的压迫感。

尤其是剪辑，那种粗矿毫无修饰，毫无过渡，像是直接拿着剪刀对准女主，给予了她生活的痛苦与无助一个永无止尽的连续性。

　　努力还原主观视角，镜头与主人公简直没有距离。

而且由于时刻处于被动的状态，这种主观也一定程度上呈现了“偷窥”。

　　宠物诊所的情节设定，处处充满对比讽刺的意味，带血的母狗哺乳的特写镜头震撼。

4月13日晚，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正式开幕，在超过一周的时间内，北京这座古老的城市再一次与电影这种年轻的艺术碰撞出微妙的火花。

北京国际电影节从第一届起，就将目标定为“国际水平、中国特色、北京风格”，在连续举办了九年之后，这一理念也逐渐被媒体和影迷所熟知。

图片来源：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官方摄影因此，为贯彻这一目标，今年的北影节在“天坛奖”的评委邀请上也尽量地体现国际化。

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评委们，齐聚一堂，各抒己见，以此交流对电影的看法。

而就在六位评委之中，俄罗斯著名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也带着他的最新作品《小家伙》参与了北影节的多场展映。

《小家伙》海报《小家伙》是俄罗斯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继2008年《图潘》夺得戛纳国际电影节“一种关注”大奖后十年磨一剑的作品。

此片由多个国家合作制片完成，于去年入围了第71届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获得最佳女演员奖。

影片讲述一名叫Ayka的年轻女工诞下、抛弃并最终试图找回自己孩子的故事。

影片关注中亚女性在莫斯科的生存处境，紧随Ayka的脚步，她的生活轨迹亦勾勒出中亚移民群体所面临的现实性问题。

《小家伙》剧照本片曾代表哈萨克斯坦电影入选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小名单，获TOKYO FILMeX最佳影片、亚洲电影大奖最佳女主角等多个奖项，并且已在平遥国际电影展、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等多个节展与中国观众见面。

4月16日晚，DOCO热纪录作为特邀媒体对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进行了一场专访，他对电影的认真态度以及对中国电影的热爱促成了以下这些内容。

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接受DOCO热纪录专访DOCO热纪录专访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完整实录导演您好，很高兴见到您，首先祝贺您的电影能在戛纳拿奖，虽然这种祝贺来的有点迟。

看完《小家伙》，非常喜欢您的这部电影，作为一名观众，首先应该向您表达我们的敬意。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谢谢你们对这部影片的喜爱。

看完《小家伙》，女主角Ayka的经历让人无比心痛。

您用一部电影的形式关注中亚地区偷渡客的问题，请问这样的故事您是在什么样的背景之下了解到的？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我是先在网上看到一个新闻说在莫斯科每年有25000个婴儿在医院里被遗弃，然后就紧跟着做了很多研究，并更加深入地了解了这个问题。

《小家伙》剧照在现实生活里，是否这类偷渡客遇到的问题比电影里还要糟糕？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当然，现实生活肯定是比电影要更为艰难的，因为在电影里要平衡不同的创作元素，所以有时候可能会加入一点幽默的手法，但是在现实生活里却远不是这样。

很多莫斯科人根本不了解移民偷渡这个问题，他们甚至都不知道这种现象的存在。

也许有些人可能会过得比Ayka好一点，因为稍微有点钱，可以用贿赂暂时解决危机，但是这些人其实都是非法移民，所以他们的生活并不会太轻松。

《小家伙》这部电影给人的观感是十分痛苦的，女主角Ayka在片中不断地逃跑、找工作，同时她又刚刚生育完孩子，大量残酷的镜头让人有种体感上的疼痛感，请问您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强烈生猛的呈现方式？

《小家伙》剧照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因为对于影片里的女主角Ayka来说，她需要不断地逃债，需要不断地处理各种危机，而她逃跑的过程其实也是所有去往莫斯科偷渡的移民所要经历的遭遇，因此在这种事实面前，我必须选择一种冲击感比较强的画面来还原他们。

女演员叶斯利亚莫娃演得特别好，在整部电影里，她将Ayka这一人物的悲惨遭遇她诠释得很精准。

我们注意到，这位女演员在您的上一部电影《图潘》里也有出现，只不过那个角色还是比较单纯的，但是到了这一部，她的演绎方法明显复杂了很多，作为导演，您和她之间是如何配合的？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确实是这样，她在《图潘》里是一个较为简单的角色，但是在《小家伙》里我们共同做了很多的分析，然后在演绎每场戏时都做了详细探讨。

其实，在她的具体表演中，我也对她做了一些妥协，如果她的精神和身体不进入状态，我就会将拍摄推迟到第二天，然后尽力给她创造一个舒适轻松的表演环境，可以让她更入戏就行。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在现场指导演员拍摄在观看《小家伙》这部电影时，我特别注意到，在声音部分，比如说Ayka乘坐地铁、在大街上扫雪，这些外景的声音都特别刺耳，有时甚至感觉已经变成了一种噪音。

这些是您的一种特殊的感官倾向吗？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是的，你们应该知道，我的这部电影是没有背景音乐的，所以在创作时，我更希望用声音来表达女主角痛苦的心情，我希望得到一种很原始的，没有加工的声音，而且莫斯科的地铁里本身就是这种很嘈杂的噪音，所以现在的声音就保留了原来的样子。

在做后期剪辑的时候，声效师其实是有想过做声音的降噪处理的，但是最终我还是选择保留原声，因为我们拍摄到的画面本身就有一种混乱的感觉，所以我也希望声音可以配合这个画面，以此象征Ayka生活处境的艰难。

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接受DOCO热纪录专访您的第一部剧情片《图潘》拍摄在2008年，当时就得了戛纳一种关注大奖，但为何到了2018年，整整过去十年，您才完成第二部作品，这样的创作节奏好像与很多导演有所不同，在这中间您经历了什么？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因为在拍摄《图潘》时耗费了很多心思，所以就在之后休息了一段时间。

不过，在此期间我也没完全闲着，有一段时间我是在做《图潘》的宣传，然后又做了《小家伙》的前期资料收集并写好了剧本，但是在拍摄《小家伙》时就花了六年时间，确实有点长。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同时担任了《小家伙》的摄影工作您的上一部电影《图潘》采用了手持摄影+长镜头的拍摄方式，这部《小家伙》也基本沿用了这种选择。

但是《图潘》的视角是相对固定的，然而《小家伙》却有大量的运动式镜头，请问这种创作上的变化您是怎么考虑的？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要说明的是，在拍摄时，我首先考虑的是这个角色以及这个故事，因为在影片完成之后，我们需要面对的是观众对这个角色和故事的观看。

在《图潘》里，我想表达的更多的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所以需要更加稳定一点的镜头去观察辽阔的草原；但是在《小家伙》里，就需要近距离的观察人物的眼睛和面部表情，因为女主角Ayka的台词很少，整个故事其实都是通过她的情绪来讲述的，而情绪又都集中在她的脸上，所以就用了很多近景式的手持特写镜头。

《小家伙》剧照我们了解到，在您拍摄剧情片以前，您似乎还拍摄过几部纪录片，但是很抱歉，我们无缘看到这些作品，国内好像也没多少人看过。

想问一下，您从纪录片转向剧情片，纪录片的创作经历是否影响了您在剧情片上的美学倾向？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当然有影响，因为在做纪录片的时候就是要求真实感，所以我很讨厌那种虚假的东西，一直以来都希望我的电影里面也有一种真实感，虽然大家都知道那是表演，但是还是要尽量地真实，因为我希望在银幕上展现的是一种真正存在的现实，而不是一种虚假的生活。

《小家伙》剧照我们注意到，您的这部电影是有中国制片人参与的，未来据说也打算在中国上映。

在您与中国电影人的接触中，您是如何看待中国电影的？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虽然我只是跟一位中方制片人合作过，但正是由于中方资本的参与才算是拯救了《小家伙》这部电影，因为当时的我已经陷入了资金的困境之中。

在学生时代，我就很喜欢中国电影，比如说张艺谋、陈凯歌、贾樟柯的电影，我就都有所涉猎。

虽然不了解所有的中国电影，但是一直以来就对中国电影很感兴趣，现在我的电脑上就有一部中国电影，是1925年的一部片子，一直想看但是还没找到时间，不过是什么名字我给忘了。

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接受DOCO热纪录专访那在您的观影经历中有哪些中国电影是让您印象深刻的？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对于我来说，我最喜欢的一部中国电影就是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我非常喜欢那部电影。

此次您作为北影节评委之一，请问您评选电影的个人标准是怎样的？

或者说，在您看来，一部优秀的电影要满足哪些条件？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首先，美感是很重要的，还有故事是否感动人，是否能让人产生共鸣，这次做评委，我并不看重影片是不是大导演所拍，也不看重他的投资有多大，我只看电影本身的质量。

作为一个导演，一个观察者，我个人觉得一部优秀的电影应该是能让人感受到真实的生活，所以这也是我推荐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的原因之一，因为在这部中国电影里，我看到了最真实的中国面貌。

创作中的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最后想问一下导演，您的下一部电影我们会不会还要等十年才能看到？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哈哈，相信以后我应该会尽快地去拍摄吧。

再次感谢导演给予我们机会和时间采访，非常期待可以尽早看到您的下一部电影再次来到中国放映！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谢谢你们！

人民日报 2019年03月17日08版 第九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不久前落下帷幕，在此前公布的入围名单中，哈萨克斯坦选送的电影《小家伙》竞争“最佳外语片”奖项。

虽未获提名，但能够站在奥斯卡的舞台上，与来自世界不同国家的电影杰作展开竞争，已经说明这是一部优秀的影片。

早在去年5月，《小家伙》便入围戛纳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并最终获得“最佳女主角”奖项。

在第五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和第二届平遥国际电影展展映中，《小家伙》也赢得了观众和评委的良好口碑。

　　也许不为人知的是，这部影片是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波兰等“一带一路”国家和中国共同参与摄制完成：俄罗斯导演、哈萨克斯坦演员、德国制作人、波兰摄像师与中国投资人组成的国际团队，携手完成了这部讲述在莫斯科打拼的移民的故事。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故事吸引了“一带一路”国家电影人通力合作？

这部影片的成功，尤其对于一部小成本影片而言，又能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首先是“拍什么”的问题。

俄罗斯导演谢尔盖·德沃茨沃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这个年轻母亲先遗弃、后卖掉自己孩子的故事，来自他在莫斯科现实生活里的所见所闻。

中亚五国在俄罗斯有数万计的非法移民，在莫斯科，仅2011年就有250个婴儿被抛弃在大大小小的医院里。

为拍摄这部影片，导演采访了很多当事人。

导演坦言，他无法对此视而不见，“我们需要观众不只通过电影来娱乐，我们需要严肃文学，也需要严肃电影，需要严肃的主题和故事”。

我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那就是苏联电影艺术家对现实主义传统和人道主义立场的坚持。

　　现实主义，意味着向生活要素材。

而生活同样涵盖了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生活是真正的富矿，需要艺术家去深入开采。

脱离了生活，电影就会变得虚假，矫揉造作。

　　人道主义，我们应当在新的语境下去理解这个词。

这是关于艺术家立场的问题，它并非一种简单的、19世纪俄罗斯文学家立场的重复，它来自对人本身、对人性的真实关切。

在当下语境中，没有人可以孤立地成为一个个体，人类命运彼此之间休戚相关，任何一个个体都有可能引发“蝴蝶效应”。

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需求，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紧迫。

　　在谢尔盖·德沃茨沃伊近乎自然主义的镜头下，我们的心被一个看起来毫不起眼，甚至身上有一堆“毛病”的弱女子一直揪着，以至无法呼吸。

一名演员看完影片后说，他的胃部一直在抽搐。

但观众又能觉察到，在冰冷的镜头之外，导演并非无动于衷，我们甚至能听到他急促的呼吸跟随着产后大出血的女主人公，在大雪纷飞的莫斯科街头艰难前行。

她用冰锥为自己镇痛，却不放过哪怕需要出大力气的脏活、累活去赚钱。

导演的态度其实无处不在。

影片最后，女主人公从医院跑出来，一路东躲西藏，只为第一次或许也是最后一次给孩子喂奶，在女主人公痛彻心扉的泪水中，影片戛然而止。

对于这部影片，观众不会觉得过于煽情，反而会有一种感同身受的痛感。

移民问题并非某个国家、某个阶层的个体问题，它是一个事件：各国电影人为这部影片通力合作，不正因为它与这个时代的重要话题密切相关吗？

　　其次是“怎么拍”的问题。

《小家伙》和以往我们常见的“合拍片”不同。

通常而言，合拍各方会预先“分蛋糕”，或为盈利，或为其他目的，而《小家伙》的拍摄则简单得多。

导演耗时6年拍摄这部小成本电影，直到戛纳电影节开始才完成剪辑。

其中的重要原因除资金问题外，竟然是因为导演不愿使用人工景观，坚持要等到莫斯科下暴雪，而偏巧莫斯科一连几年都没有下过大雪。

对于商业逻辑占主导地位的电影业来说，这样的做法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这部影片距离导演的上一部电影、也是他的处女作《图潘》已有十年之久。

《图潘》是关于大草原牧民生活的书写，在冷静、客观的视角中持有一种对消费主义文化的思考与批评，同样打磨得十分精细。

这种精细的创作态度在如今实为罕见，也令影片在戛纳电影节首战成功。

但在“十年磨一剑”的《小家伙》中，导演却放弃了在《图潘》中建立起来的诗意风格，勇敢进行了新的尝试，即大部分镜头都是手持摄像机，以低角度，用一种接近私密的“跟拍”方式完成。

　　与一些“合拍片”相比，《小家伙》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卖点”。

但正因如此，影片避免了种种包括资本在内的干扰因素，依靠故事本身的道德力量和影像素材的质量，吸引了“跨国团队”。

饰演母亲的哈萨克斯坦女演员萨马尔·叶斯里亚莫娃跟着导演拍摄了6年，6年时间对于一位年轻女演员来说何其珍贵。

在北京的放映活动中，中国投资方代表坦陈，正是素材中所呈现的惊人真实，以及对底层女性命运的深切关怀，促使她拍板做了投资的决定。

这些带有自发色彩的举动，使得拍摄电影这种已经不算年轻的艺术，再度回归它本来的意义。

　　假如我们将“艺术家的责任”的话题纳入共建“一带一路”的话语空间，便不难发现，它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存在着密切的关联。

“一带一路”倡议提供了关于世界图景、人类命运书写的一种新的可能性，以此为前提，“艺术家的责任感”成为一个非常严肃的、有着巨大空间的话题。

电影是一种普通观众极其容易代入个人生活的艺术，银幕上的情感体验与观众私人的、个体的生活是如此容易发生关联，这是一种“重建生活”的艺术。

因此，真正的电影艺术家需要思考画家梵高的那句话：艺术创作的真正意义，是为了你们，人民。

走出影院我想到以下并置的画面：西伯利亚冰冻的湖面上凸起一块锋利石头——奔跑的都灵之马；莫斯科地铁的巨大轰鸣——掉在轨道上的婴儿和站台上用报纸挡住脸的乘客；烧红了的带刺的鞭子——不断流血的阴道；几个狗崽子不顾狗妈妈肚子上将要崩裂开来的伤口，一边用爪子扒着伤口，一边拼命吮吸乳汁。

最后一组画面来自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的《小家伙》。

这部电影刺痛了我，在我看来，这部影片的导演在前人的基础上又将现实主义向前推进了一步。

一些批评说《小家伙》这种题材都被蒙吉和达内拍烂了，再拍这种题材没什么意思。

这种逻辑令人愕然，难道比利时的苦难能代表中亚的苦难，罗马尼亚的人道主义危机能代表中亚的人道主义危机？

难道有人拍过类似的现实主义题材，现实就不复存在了？

对于他们而言，题材不过是新鲜与否的下酒菜，至于现实，那和他们的“电影”离得太远了。

至于有人指责这部电影在手法上和罗马尼亚新浪潮的新现实主义相似，也不新鲜了（又是新鲜呵呵），甚至是在卖惨。

相似的指责，在2016年肯洛奇的电影《我是布莱克》拿金棕榈的时候也遭到了一些人的群嘲，借用两条短评回应这些人。

同志亦凡人中文站：“有评论真心让人炸毛：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老大爷，五十年来都在拍下层人民；几个社会主义国家的记者，喝了几口左岸咖啡居然就要人退休——你们咋不上天呢？！

” Cello Phanie： “很讨厌剥离文本评论电影的人，高端是吗？

跟你们所鄙视的只看文本的人比高端在哪儿啊？

肯洛奇爱拍底层人民，就是原地踏步了？

他拍了这么多年，想讲的事情想改变的东西都还存在，为什么不继续拍？

He cares！

What do you care？

”导演以一种毫不妥协的、挑衅的、决绝的姿态将这部影片置于观众面前，拒绝用一种虚假的态度同观众和解。

具体体现在：女主角Ayka一直在为生存奔波，不停出现的肚子疼、冰锥和下体流出的血，不断重复的挤奶，不断的令人焦躁的手机声，令人不安的孩子哭泣声，以及营造出来的冰冷感。

这一切都让在场的观众感受到一种不适，影片中不断受虐的Ayka，反过来就是不断的在虐观众，导演用一种再造的真实（一种拒绝道德伦理和解的真实，一种拒绝人道主义关怀的真实，一种赤裸裸展现他者之脸的真实），来讲述吉尔吉斯斯坦劳务工在俄罗斯的生存问题。

影片从头至尾都没有展示出温情或希望（即使有，也是一闪而过，后文会具体提到）。

剥离了娱乐属性，剥离了叙事节奏，剥离了所谓人性的光辉的升华，也剥离了所谓的人文关怀（中产阶级对底层的凝视），导演用这样一种极端的方式，践行了“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样一种粗粝美学，现实主义电影和真实的二律背反也由此产生——即，当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无限逼近真实的时候，它是否还能承担起艺术的作用，或者说，现实之下，现实主义电影何以可能？

通过《小家伙》我将试图讨论以下几点：1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的粗粝美学是否自洽。

2 结合导演的前作《图潘》进行纵向的对比，理出导演的创作思路及其转变。

3 结合达内兄弟的《罗塞塔》进行横向的对比，并在列维纳斯他者之脸的语境中，回答为何两个导演走出了两条不同的现实主义之路。

（有趣的是，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称从未看过达内兄弟的影片，他们都是从拍纪录片开始走向电影的）4 回到上面提出的问题：现实之下，现实主义电影何以可能？

再造现实的基础——吉尔吉斯斯坦自九十年代初到现在导演在访谈中说明了他的创作初衷：在2010年，莫斯科的妇产科有248名吉尔吉斯斯坦的弃婴（以上数据来源于俄语媒体的信息，不是公众号和有些影评乱写的150,250,300，甚至25000。

而且有准确的年份，2010年。

只要稍微用bing查一下就能查到）。

导演称中亚的妇女普遍有浓厚的家庭观念和信仰，做出这种举动是很难以让人接受的，他想通过这个电影探讨为什么这种极端事件得以发生。

故事发生在莫斯科，但如果我们对以下情况有所了解，能让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这个电影的现实基础：1 吉尔吉斯斯坦经济落后，国家财政收入一大部分来源于劳务输出。

截止2017年2月，有60余万吉尔吉斯斯坦劳动移民在俄务工，吉尔吉斯斯坦整个国家才接近600万人口。

根据吉国家银行官网公布的数据，2017年，从俄罗斯汇到吉尔吉斯斯坦的侨汇金额为24.35亿美元。

世界银行估算，吉侨汇收入相当于国家GDP的30%。

这60万中，其中一大半都是非法劳工，Ayka就是这其中一员。

实际上作为哈萨克族导演，他的目光并不仅仅局限于吉尔吉斯斯坦，中亚五国所面临的问题是相似的。

如下表：

实际上，因私入境的人员95%以上都是非法务工人员。

2 吉尔吉斯斯坦是一个较为世俗化的穆斯林国家，但近年来社会风气趋于保守，截止2017年，吉尔吉斯的清真寺有2743座，已经超过了中小学校（2231所）的数量。

3 重男轻女，女性地位非常低。

吉尔吉斯斯坦的短片《Seide》，通过一个女孩Seide和马的之间的关系，探讨了吉尔吉斯斯坦女性在婚姻中的禁锢和在社会习俗中的束缚。

《小家伙》中有个细节，Ayka回到群租房中，一把将家庭照片（父亲，三个弟弟和一个妹妹）扫到了地上。

Ayka是一个从家庭的禁锢中逃离出来的女孩。

并且可以推断，他家里的人可能都要靠她的收入生活。

4 1991年从苏联独立出来后，在经济上依靠俄罗斯，在政治上被俄美两个大国撕扯。

吉尔吉斯斯坦独立以来政治动荡。

发生两次政变，有十个总理被更换，两个总统被赶下台。

吉尔吉斯斯坦同时拥有两个大国军事基地。

大记事如下：• 1990年10月阿卡耶夫被当选为新独立国家吉尔吉斯斯坦的首任总统。

北方人阿卡耶夫执政15年，一度被西方誉为“中亚民主战士”。

• 2005年3月24日在吉尔吉斯斯坦爆发郁金香革命，阿卡耶夫被迫离开首都逃亡俄罗斯，在莫斯科下台。

• 2005年郁金香革命后，南方人巴基耶夫上台执政5年，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再次发生颜色革命，多个城市和地区发生大规模流血骚乱，巴基耶夫下令向示威群众开枪，86人被打死，巴基耶夫同样被迫离开首都在南部老家停留几天后逃亡白俄罗斯，在明斯克下台。

5 俄罗斯对待劳工移民的态度是暧昧的，甚至是不公的。

俄罗斯这些年的经济发展离不开这些便宜的劳动力，但同时也给俄罗斯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

俄罗斯当局对非法务工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态度，这给黑恶势力横行，警察寻租带来了合适的土壤。

以上就是Ayka的生存背景，这个背景中的莫斯科不是举办2018世界杯的莫斯科，也不是中产阶级开宝马养蜥蜴的莫斯科，而是Ayka的莫斯科，一个生死存亡的丛林。

绕开这部影片的社会、政治因素去谈这部电影是注定无法消化的，导演隐去了太多东西，但并不代表这些东西不存在，Ayka就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导演用减法专注于人物，但背后更想表达的是这个大雪当中的陀螺所在的冰面和抽打她的人和鞭子。

被这个小家伙卷进来的有她不在场的家庭（妹妹），竞争者（抢她工作的工友），俄罗斯黑心企业主（跑路老板和打她的原雇主），俄罗斯中产阶级（兽医、妇科医生、产科医生、开宝马的工会领导——他们都对Ayka充满了偏见和歧视），黑恶势（黑社会、警察和旅店蛇头），良知（柯尔克孜族女清洁员）。

Ayka这个尊严被践踏的小家伙就像这场暴风雪中的一个能量巨大的风眼，将莫斯科外来非法务工这个阶层掀了个底朝天。

实际上，导演在访谈中提到，现实的残酷程度比电影有过之无不及，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的《小家伙》中所展示的粗粝美学在这种极端的背景和环境下得以自洽，他不加修饰地再造了真实。

从《图潘》到《小家伙》——郁金香的隐喻Tulpan在哈萨克语中是郁金香的意思，郁金香在两部导演的作品《图潘》和《小家伙》中带有十分明确的政治隐喻和互文。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筹拍《图潘》是在2004年到2008年，这四年颜色革命的思潮在中亚风起云涌，背后是美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打击，利用这些国家的内部矛盾，扶持反对派，给民众灌输所谓民主的思潮，颠覆现有政权，扶持亲美政权。

2005年，经济最差的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郁金香革命，推翻了当时的政权，赶走了当权15年的总统。

受到这股思潮影响哈萨克斯坦也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

在电影中，图潘是男主角Asa始终追求的女孩，图潘始终未能露面，只有一个一闪而过的背影。

图潘是一种从未见过，不切实际的虚幻梦想，是美国口头承诺的海市蜃楼。

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显然对这个思潮有着冷静的思考。

在《图潘》的结尾，Asa跳下代表美国自由精神的车，回归家庭，回归草原。

从日后吉尔吉斯斯坦民不聊生动荡的局势，再对比哈萨克斯坦的对这股思潮的抵御保持了国家稳定来看，可以说导演非常具有远见。

到了《小家伙》中，Ayka两次将喜欢她的男孩偷送给她的郁金香狠狠地折断丢在垃圾桶里，意义不言自明，两次郁金香革命，两只折断的郁金香。

从吉尔吉斯斯坦逃出来的Ayka（导演）自然对所谓的郁金香革命失望透顶。

事实上，吉尔吉斯斯坦在2010年滑入“失败国家”行列，至今为止，国家政局一直不是很稳定，经济长期处于低迷。

小家伙不只是女主角的名字，更是在地缘政治中吉尔吉斯斯坦的缩影——那个面对巨象俄罗斯的小家伙。

而哈萨克斯坦虽然抵御了住了颜色革命的侵蚀，但内部矛盾随着集权统治的固化而暗流涌动，问题不比吉尔吉斯斯坦少。

纳扎尔巴耶夫于1991年当选哈萨克斯坦共和国首任总统，期间不断修改宪法，哈萨克斯坦议会2007通过宪法修正案，授权纳扎尔巴耶夫可不受次数限制地连任总统职务。

在2019年3月，纳扎尔巴耶夫宣布辞职，哈萨克斯坦进入后纳扎尔巴耶夫时代，前途未卜。

从《图潘》到《小家伙》，从哈萨克斯坦到吉尔吉斯斯坦，从美国到俄罗斯，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作为一个中亚的作者导演，显然对这块土地怀有深刻的认识和情感，有着自己清晰的政治观点和脉络。

如果说《图潘》是富有诗意的表达多少代表了希望，那么《小家伙》的极端表达，则显示出这种希望的破灭和愤怒，甚至是悲观的情绪。

这种创作态度上的转变，具体体现在创作形式上的转变，德瓦茨沃伊抽离了《图潘》中浪漫的诗意和灵性，只剩下血淋淋的现实。

他要为现实主义电影注入新的活力。

镜头语言中的身体隐喻——列维纳斯式的一种解读导演并未讲述Ayka何以成为影片开始就惊世骇俗的抛弃了自己孩子的“动物”。

逃离家园，非法居留，被警察强暴怀孕生子，签下高利贷，被工友无耻的顶替，这一件件生活的磨难导演并未展现，只是作为初始值赋予了Ayka，但每一件看不见的事情的发生，就像卸下了她身体的一部分，同事卸掉的还有她作为人的尊严，剩下的只有她的脸，一张列维纳斯所说的他者之脸在这种情形下得以展演，而Ayka被卸掉的部分，全都被无情的、无时无刻不在的大雪所埋没。

摄影机几乎是全程贴着Ayka的脸在拍，这是她身体的隐喻，也是列维纳斯的他者之脸的阐释。

Ayka时刻都处在身体上的不适，疼痛从始至终伴随着她，这疼痛，不仅是Ayka的，也是给予观众的，让观众感到生理不适，在最大程度上试着去理解他者。

达内兄弟的创作深受列维纳斯的影响，在创作手记中达内提到，没有列维纳斯的他者之脸，就没有《罗塞塔》。

在这里，我稍微解释一下列维纳斯所说的他者之脸的意义。

列维纳斯作为挑战整个西方哲学的伦理学家，首次将西方哲学打包（整体性），提出了整个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再到康德和海德格尔，都未能逃出以“我”出发的一元论，这种一元论带来的后果就是对他者的规训和征服，是一种赤裸裸的霸权。

（哥伦布的征服和奥斯维辛就是这种整体性对他者的霸权的集中体现）。

继而列维纳斯论证，想要让哲学走出一元论的死胡同，就要抛弃本体论作为第一哲学这个发端，建立以伦理学为第一哲学的哲学，重建形而上学。

彻底真正思考他者这个概念，由他者出发，建立一种多元共生的哲学，他者之脸就在这个体系中得以提出。

在列维纳斯最为重要的著作《总体与无限》（Totality and Infinity）中，脸被视作超越总体、表征无限的最佳代表。

总体性是希腊传统的衍生，是西方哲学的基石。

这种总体具有内在性的特质，一切皆在“我”之内，这种整合的倾向将一切吞噬，包括人的主体性。

列维纳斯以“脸”来抵抗这种思维窠臼。

列维纳斯的“脸”具有二重性，即可见性与不可见性。

同时，这种二重性也是其对抗总体性（“我”的霸权）的两条路径：一种是以“脸”的具象化的凝视击碎“我”的侵蚀，一种是通过相遇-言谈这种方式进行回应与责任，揭示一种天然的的伦理关系，从而消解总体性的建构。

在这种无限性的传达与“他性”的复活中，他者之脸作为一种显像出现了，列维纳斯建构了一套新的以伦理为中心的第一哲学。

总之，他者之脸不仅“抵抗着占有，抵抗着我的权力”，而且还预示着一种责任的召唤，激发着我对他人的责任感。

并不清楚谢尔盖·德瓦茨沃伊是否受到列维纳斯的影响，但我们可以看到，面对同一个题材，将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纳入列维纳斯式的伦理讨论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导演所作出的两种不同的反应，在列维纳斯“脸”之对抗的途径中，我们都能找到解释。

显然，《小家伙》是第一种：以“脸”的具象化的凝视击碎“我”的侵蚀，这是一种可见的面对面，是一种表层的对视，他者和他者在这里相遇，这是一种斗争的姿态，甚至是一种以暴制暴的的方式（因而观众感受到生理的不适）。

《罗塞塔》则是列维纳斯给出的第二种途径，也是他给出的答案：人要面善，在这种隐形的他者之脸的理解中，建立一种多元共生的伦理哲学。

列维纳斯说，道德不是哲学的分支，而是第一哲学。

此外，人的责任是大于自由的。

《罗塞塔》正是这样做的，对比《小家伙》，罗塞塔在剧作的中段就开始在道德的伦理中挣扎了，最后人性的光辉在她的挣扎中复活，随着罗塞塔终于在影片结束之时哭了出来，一个新的罗塞塔诞生了。

而Akya在不断的为生存做挣扎的时候，并没有伴有伦理道德的挣扎，只有到了最后，Ayka在被逼到绝境的时候，她身上的本能的舐犊母性才在这一刻闪现出了一丝绝望的人性。

除了结尾都哭了这个互文，还有两处互文也能看出这两个导演的思路。

两部影片都有肚子疼这个环节，罗塞塔是用电吹风机暖肚子，有一种幽默和温情，而Ayka则用冰块去阵痛，则显得冰冷无比。

两部影片都没有任何配乐，但都有女主角听音乐这个场景。

罗塞塔这一段是作为全片的高光时刻，也是将罗塞塔逼入道德困境的死角，而Ayka这一场戏则十分短暂，一闪而过。

在叙事节奏上，谢尔盖·德瓦茨沃伊不给Ayka和观众喘息的机会，Ayka不断的被肚子痛，涨奶，催债，找工作所驱赶，唯一的闲暇时刻，她看的书还是关于缝纫技术的。

（书一共出现了5次）。

《罗塞塔》则在叙事上有张有弛，罗塞塔的闲暇时刻是钓鱼，这缓解了罗塞塔的焦虑，也缓解了观众的焦虑。

由这两部电影我们可以看出，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在现实主义这个题材上是有进一步的思考的，也就是说，现实主义题材电影是拍给谁看的，对所关注的底层，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罗塞塔》和《小家伙》都是优秀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罗塞塔》获得金棕榈之后，比利时政府出台了针对青少年失业的法案——罗塞塔计划。

但我们不得不面对的是，在多如牛毛的现实主义电影中，这种由电影所带来的改变是非常微不足道的。

上述形式上的分野，也带出了最开始的那个二律背反式的问题：现实之下，现实主义电影何以可能？

现实主义电影何以可能——由阿多诺的“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说起在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元命题。

毕竟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新鲜的问题，但在当下却依旧有着现实意义。

阿多诺的名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句话延展开来，在一个更为形而上的维度上提出了一个更为宽阔的问题：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否可能。

由此产生了二律背反的问题框架：正题：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可能的。

反题：奥斯威辛之后艺术是不可能的。

阿多诺从反题出发，先是指出，奥斯维辛之后的艺术呈现出其有限性，他指出“所有的后奥斯威辛文化（post-Auschwitz culture），包括对它的迫切批判，都是垃圾。

”，随后，他在艺术与文化工业的对比中展开自己的思考，从而确认艺术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了文化工业的侵蚀，警醒地提出艺术被工业文化驯化的倾向。

他说：“自从艺术被文化工业接管并被置于消费商品之中后，艺术的欢畅性已成为人造的、虚假的和蛊惑人心的东西。

没有什么欢畅能与武断的做作之物和谐相处。

” “艺术必须自动与欢畅一刀两断，假如它不去反省自身，它就不再是可能的了。

艺术这么去做首先是被新近发生的事情推动的结果。

奥斯威辛之后写诗是不可能的那个说法不能把握得过于绝对，但可以确定的是，奥斯威辛之后欢畅的艺术则不再是可能的了，因为奥斯威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仍然是可能的。

无论艺术多么仰仗善意和理解之心，它在客观上已退化为犬儒主义。

事实上，这种不可能性早已被伟大的文学意识到了，首先是被欧洲这场大灾难前将近一个世纪的波德莱尔意识到，然后又被尼采意识到，并且它还体现在格奥尔格派（George School）对幽默的戒除中。

”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曾经说过：“一方面，文化工业吞噬了所有的艺术产品，甚至包括那些优秀的产品，……另一方面，文化工业的客观冷漠性及其巧取豪夺的能力最终也的确影响着艺术，使其变得同样冷漠了。

” 可以看出，悲愤是阿多诺在面对“后奥斯维辛”艺术的情绪，对资产阶级的冷漠的失望，共同构成了阿多诺的反题。

在阿多诺提出反题后的数十年之间，阿多诺不断修正和继续深化这个问题的正题：“艺术何以可能”的脉络逐渐清晰。

首先是题材问题。

黑格尔在其《美学》中的陈述——只要人类还存在着苦难意识（awareness of suffering），那就必须也有作为这种意识之客观形式的艺术同时存在。

阿多诺也同意这个说法：“与论证性知识不同，艺术不需要以理性的方式去理解现实，……理性认知有其严重的局限，它没有处理苦难的能力。

理性可以把苦难归入到概念之下，可以提供缓解苦难的手段，但它却从来不能以经验之媒介来表现苦难，因为倘若如此操作，按照理性自身的标准衡量，这就成了非理性的东西。

因此，即便苦难能被理解，它也依旧哑然无声，微不足道——顺便提及，任何人只要看一看希特勒之后的德国，便能够自行证明这一真理。

于是，在这个充满着不可思议的恐怖和苦难的时代，那种认为艺术可能是唯一存留下的真理媒介的观念是颇为可取的。

”他进一步说明：“人类的苦难迫切需要艺术，需要一种不去粉饰苦难和减轻苦难的艺术。

艺术用其厄运之梦呈现人性，以便人性能从梦中惊醒、把握自己并幸存于世。

”本雅明说：“正是由于没有希望，希望才赐予我们”。

在绝望中寻找希望，艺术该如何抵抗文化工业的侵蚀，或者说，艺术何以成为可能。

阿多诺也尝试给出一个答案。

在阿多诺眼里，现实的严肃性是艺术作品的基本要求，“作为逃离现实却又充满着现实的东西，艺术摇摆于这种严肃与欢畅之间。

正是这种张力构成了艺术。

”总体而言，阿多诺并不是在根本上否定艺术的存在资格，而是反对向政治献媚的艺术，反对以现实之名行娱乐之事的艺术，在紧惕那种虚伪的艺术的同时，推崇批判和反思性的艺术，阿多诺通过对贝克特和策兰的研究，得出了正题的结论，即，用虚无的沉默来抗争。

以上就是阿多诺关于这个元命题的梳理，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的批判和警示是非常具有先见性的，但对于艺术何以成为可能，他提出的一条新的道路，在现今来看，是存疑的。

毋庸置疑，贝克特，策兰的作品都是真正的艺术，但阿多诺所处的时代已经过去，我们可以看出后现代的解构在新的资本主义侵蚀下，并未展现出更为生猛的力量。

贝克特和策兰沦为精英阶层的小众读物。

后现代消解了一切，同时把自身也一并消除了，陷入虚无的艺术和哲学的意义还剩什么呢？

反对和批判不是意义，只是工具。

积压在仓库中无人问津的《贝克特全集》相反，新资本主义对艺术的侵蚀更为隐晦。

且不说村上隆这种跪舔资本的艺术玩家，连之前扛起反抗资本主义大旗的达达主义也被招安成资本商品的一环。

随着全球化、数字化的到来，对人的控制更为隐蔽，政治权力利用这种便利，高举右倾复辟的大旗面不改色。

我们通过阿多诺“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这个元命题，再回过头看本文提出的问题：现实主义电影在现实面前何以可能。

答案不难得出，艺术需要现实主义电影去反映现实，当苦难的现实进入艺术之中后，艺术便负有了唤醒人性之责。

“这种人性显然不是与资产阶级肯定性文化相关联的那种人性，而是戳穿“冷漠”的坚硬外壳，直指人心深处残存之良知的人性。

” 艺术唯有如此去表达现实，才能自立。

但在如何是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这个维度上，产生了分野。

正如阿多诺所说，艺术摇摆于严肃与欢畅之间。

如果严肃和欢畅位于艺术天平的两端，达内兄弟的《罗塞塔》出于一个绝佳的平衡点，我们以此为参照点，我们要紧惕的位于欢畅这一端的，且天平向着这一端逐渐倾斜的电影——那种虚伪的、打着人道主义关怀的现实主义电影，这种电影我们可以列出一长串，从著名的《辛德勒名单》，到如今掩藏的更深的《何以为家》（这才是卖惨电影），尤其是中国近几年打着现实主义题材的幌子的《我不是药神》，《狗十三》，《米花之味》《地久天长》，充满了伪善和虚假。

阿多诺批判道：大众在文化工业中并非主体，而是“被精心算计的对象”；艺术虽然释放出了快感，它的欢畅性恰好体现在这里，却最终演变成了廉价的安慰。

再看天平这一端，从严肃性逐渐递增，我们能看到以下序列：《小偷家族》，《我是布莱克》，《作战》，《小家伙》，现实主义电影作者越来越显示出和以往不同的姿态，拒绝没有意义的和解，拒绝轻易的关怀和剧作要求的人性弧光，让现实回到电影当中，在右倾主义抬头的全球化中，我们这些作者导演做出了正确的表率，那就是斗争。

正如齐泽克一直以来的提醒和呼吁的斗争——“从资本和国家权利中夺回话语权，使之可为公共辩论所用，是绝对必要的”，要警惕资本主义在艺术和科技中隐蔽的渗透，从豆瓣文艺青年群嘲金棕榈《我是布莱克》可以看出，这种渗透是如何让这些知识分子变得冷漠和反智。

在这种情境下，以前那种闪现着人性光辉的现实主义电影在现今资本的侵蚀中，显得那么疲软，我们迫切需要一种全新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这就是《小家伙》的意义所在：刺痛观众！

阿多诺非常欣赏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eim）也表达类似的观点：“应当经常在‘疼痛’的地方，也就是某些集体的规范与个人的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而社会正是存在在这里，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

” 艺术也应当如此，如果说艺术得以可能，那就是因为它在其所在，在令人感到疼痛的地方。

谢尔盖·德瓦茨沃伊的《小家伙》做到了。

当Ayka逃离家园，在一个全新、陌生和寒冷的社会试图立住脚跟的时候，当她被这个社会逼迫到崩溃的边缘的时候，Ayka终于从从一个社会人的角色中暂时脱离出来，在哭的那一刻，她短暂的退化成一个自然人，闪现出一丝人性光辉。

唯有用这样一种方式，才能刺痛座椅上已然被“人道主义关怀”和”人性光辉”滋养习惯了的观众；才能让观众真正思考什么是真实的现实，而不是新闻里的一串数字；才能让我们思考，我们这个社会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

才能让我们真正思考，什么是作为人，一个自然人的根本权利。

2018年戛纳电影节竞赛单元，最佳女演员这个奖项竞争异常激烈，先有夫唱妇随的赵涛在《江湖儿女》里横跨数十年的造型和过硬演技令人眼前一亮，另一位来自是枝裕和《小偷家族》里的安藤樱以一场特别的哭戏征服了当年评审团主席凯特·布兰切特，但谁也没想到，当《小家伙》在最后压轴登场时，哈萨克斯坦女演员萨梅尔·叶斯利亚莫娃（Samal Yeslyamova）以技术性压倒的演技触动了评审，最终以黑马姿态摘下当年戛纳影后的桂冠。

这位女演员绝对是影片的灵魂人物，她几乎占据着每一个画面，摄影镜头寸步不离地跟随着她在地狱般艰难的处境里穿梭徘徊，触目惊心地道出非法劳工在俄罗斯的生存状况。

这部《小家伙》出自哈萨克导演谢尔盖·德瓦茨沃伊（Sergey Dvortsevoy）之手，这位名不经传的导演至今仅拍过两部作品，处女作《图潘》同样入围戛纳，并在当年获得“一种注目”大奖。

没想到相隔了十年才推出第二部作品，据说这部作品足足花去七年才拍摄完成！

影片糅合了比利时达内兄弟的美学风格与罗马尼亚新浪潮的主题表达，全程手提摄影跟拍，没有一曲配乐，加上毫不吝啬的人物特写镜头，给观众带来极为压抑的观感，而主人公对待亲生骨肉的态度也容易让人联想到罗马尼亚导演克里斯蒂安·蒙吉的代表作《四月三周两天》。

也许这种“电影节专供”的影片已经不太新鲜了，不过这部作品还是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导演提到他在曾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说的是莫斯科妇幼医院出现248名惨遭遗弃的新生儿，从而引发拍摄这部影片的灵感。

他很想了解并探讨这些母亲究竟出于什么原因而狠心做出如此行为。

导演选择的切入点和叙事视角别有一番用意，透过一位来自吉尔吉斯的年轻女子，她离乡别井来到莫斯科，不为别的就是要打工赚钱。

这种外来者的视角更客观地展现出俄罗斯林林种种的社会问题，从阶级固化到非法移民，从女性待遇到地下婴儿贩卖等等。

这个角色本身并不是俄罗斯人，而是来自俄罗斯周边小国的务工者，与那种“抹黑、暴露国家阴暗面去博取西方人眼球”的亚非拉题材显然有所不同。

有趣的是，在同一届戛纳竞赛单元里，还有另外两部同样瞄准底层人物的影片：《何以为家》和《审判日》，相比之下这两部似乎有更多猎奇的元素，自然也免不了被影评人打上“剥削贫穷底层”的标签。

除了切入点和叙事视角之外，影片在纪实的风格里运用不少象征隐喻的笔触，勾画出一位底层女性由“兽”到“人”的过程。

前半段都在描述女主角为了打工赚钱，诞下孩子后不惜狠心抛下逃走，用冰柱为身体止血，冷漠欺骗同伴，直至发现产后身体的变化（涨奶）以及几个关联性的动物场景（流血的母狗给狗仔喂奶），从而领悟到母性降临到自己身上。

也因为这种与生俱来的人性本能，令她由冷漠无情的“野兽”回归到人性的一面。

由此，影片的重心从针对外部社会的批判逐渐转向角色内在人性的揣摩。

熟悉比利时导演达内兄弟作品的影迷自然很容易猜到影片开放式的结尾，不过丝毫不减这部压抑的作品带给观众的情感冲击力。

在这个戛然而止的结尾，母性的感染力达到极致。

全赖有这位年轻女演员的强大演技支撑，戛纳影后的称号绝对是实至名归，非常看好她之后的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