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演绎

文/caesarphoenix这是一部梦想中的电影，却可能比最恶的梦还恶。

如果中国有成熟的影评界，这部职业生涯中难以遇到的作品，现在早就应该有数十篇万字长文。

而我竟也年终事多，只能做最潦草的描绘。

《杀人演绎》这部“非虚构电影”具有一种惊人的复杂，这种复杂源于在被观众默认为现代、文明的今天，过去犯下屠杀罪行的杀人者堂而皇之的谈论与炫耀杀人行为，甚至主动提出重演当年的角色、再次示范屠杀，不仅如此，杀人者在当地延续着统治，当年被害者的后裔仍然接受着他们的“屠杀”。

这样的内容让观众陷入了“无法想象其为真实，更无法想象其为虚构”的困境，真实（记录）-虚构（故事）的界限被震惊与难以理解侵蚀，观众对电影的一般经验不足以应对影片的挑战。

而更为致命的是，当年实施屠杀的军政府是在西方政府的直接援助之下，杀人者隶属于冷战两大阵营的胜利方（大部分观众指认自己归属的那个阵营），而这种胜利延续至今。

而影片并没有到此为止，杀人者重演杀人者后又扮演了受害者，并最后成为自己的观众，在反身观看中他体会到了当年杀人时都不曾感受到的可怖。

而观众对他观看的观看，对他观看后产生的干呕反应的观看，所形成的复杂感受（不可置信认为虚伪、同情、正义伸张的痛快、怜悯）也是难以简化的。

影片可以看作三重杀戮和四种类型“片中片”的穿插。

但到底是导演意图还是杀人者的拍片热情对最后“片中片”的呈现样貌起到决定性作用值得探究。

三重杀戮是：1.过去的屠杀（1965年），2.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3.持续至今的对民众的犯罪。

四种类型/亚类型是：歌舞片、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犯罪片、西部片。

“到杀人地示范当年如何杀人——片中片里表演杀人和被杀”是最奇观也最惊人的一重杀戮，结合犯罪片（Anwar喜欢强调的美国电影、他们作为电影院黑帮的身份）推向了最后的反身观看。

而受害者给杀人者戴上奖牌，感谢杀人者送其上天堂的歌舞片，出现在开头和接近结尾，看似最荒诞，却是最大的真实，历史由胜利者书写，没有被审判的胜利者有权把死者摆放在任何位置。

匪谍片（意识形态政宣片）和西部片则展现了杀人者是如何借助虚构的力量，把自己的行为建构为合理合法、使自己心安的。

影片的复杂还远不止于此，三个最主要表现的杀人者的想法有较大差异，其中一个思虑之深而又无比清醒，几乎代言了整个胜利者的逻辑。

只能述其万一，是为补记。

本评论很长、很详实、很严肃，慎入！

——漫谈两部剖析人性的纪录片作品《杀戮演绎》与《沉默之像》朱晓闻注：本文原载于《瑞象馆》1. “艾希曼（纳粹德国前高官）的问题正是由于太多人像他一样，既非变态也非虐待狂，而是极度极度的平凡。

”“ 原谅是改变和自由的唯一途径。

唯有原谅才能逆转历史上不可逆转之潮流。

”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2. 近年有两部影片，确切说是纪录片，更确切说是纪录片结合新闻纪实结合影像艺术，再确切说，就很难用现有的影片类别来进行界定，因为它们的出现，在世界纪录片影坛掷地有声地让习惯了工业化、流程化、剧本化、知识结构化的专家们为之一震。

这两部影片，其实同属于一个项目，也有影评人认为，第二部影片从艺术上，难以脱离第一部影片而自成一家。

虽然我对这种观点持有异议，但它们相互依托的实质是不可忽视的。

这两部影片，第一部叫做《杀戮演绎》（The Act of Killing），第二部叫《沉默之像》（The Look of Silence）。

它们调查、再现了印度尼西亚距今刚刚50年的历史上惨绝人寰的百万大屠杀——1965年，印尼发生军事政变，立场倾向共产主义的政府被支持西方势力的军队推翻，此后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领导了一场持续一年的反共大清洗，除了导致大量共产党员和被当作共产党的华人遭到处决，大量左派人士、知识分子亦被扣上“共党”的帽子投入集中营，惨遭屠杀。

就像1994年的卢旺达大屠杀一样，顷夜之间，本来是邻居的村民们被军队划分为“好人”和“坏人”，在政变领导人的策划下，“好人”们拥有了武器，被赋予杀死“坏人”的权力和责任，虽然实际上，很多“好人”都是流氓头子和混混，而“坏人”则多为无辜的受害群众。

在这场为期一年的杀戮中，具体的死亡人数被认为从100-300万不等。

3. 历史资料、调查数据、陈列再现，对电影受众来说，意义何在？

世界各民族都有一部属于自己版本的血泪史，导演约书亚·奥本海默——一个犹太裔美国人，从小深度学习二战中自己祖辈受到的摧残，而前面提到的杀死全国总人口20%的卢旺达大屠杀，不过是在短短的20年前。

有的历史错误被界定成为历史错误，所以它们被当作人类的教训来反思、学习。

但如果历史错误的制造者依然当权，甚至，他们权力的来源正是他们曾经犯下的反人类罪行，那么，他们必定要不遗余力地保护自己的权力，并且杜绝历史被真实再现的可能。

这是奥本海默决定拍摄《杀戮演绎》时，印尼的现状。

当年动用街头流氓和平民完成百万杀戮的军队头子们，成了政府现在的领袖。

虽然号称“民主”社会，其实是半军半匪的军阀专制。

政府用恐惧控制民众，因而关于大屠杀的真相在电影拍摄前，一直是扭曲的。

奥本海默在一篇采访中这样介绍影片拍摄前印尼民间对大屠杀的看法：印尼不同地区的民众都知道1965年发生的惨剧，特别是北苏门答腊省，也就是影片的拍摄地。

因为当年的杀手是从黑社会招募的，而且此后一直当权，所以他们乐于炫耀自己曾经的“战果”。

大屠杀在北苏门答腊并没有被禁议，他们甚至在电视脱口秀上显摆自己的杀人事迹。

而在印尼其他地区，杀手来自学生群体和宗教群体，有时军队自己动手。

这些团体无意于炫耀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

奥本海默的初衷是揭发被扭曲已久的真相，在国际范围，也在印尼国内引发对历史事件的认知、讨论、重新定义，因为只有承认事件的存在、挖掘事件的真相，才能界定其性质并引发对错误的纠正。

这种纠正的意义不仅在于历史的公正性，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避免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不再发生类似的反人类罪行。

4. 奥本海默的父亲是一位政治科学教授，他的母亲是一名劳工权益运动激进分子。

他的祖父辈有很多家人在二战集中营中被残害。

出生于70后的奥本海默这一代犹太裔美国人，依然和祖辈及父辈经历的历史创伤有深刻的情感联系。

对于善于思维的犹太人来说，他们最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让屠杀了600多万犹太人的大屠杀罪行永诀于世？

辨证地来看，“永决于世”对于大多数犹太人来讲，是如何杜绝这一惨剧再次发生要犹太人身上，当犹太社区不断地研究、强调、宣扬这一点时，不公正的屠杀和残害依然在世界各地发生，其中就包括巴勒斯坦面对以色列强权的艰难境地。

奥本海默认为，这恰恰是一种“悲惨”而“虚伪”的信仰，因为只有当公平、正义和仁慈可以普照到全人类的时候，屠杀和残害才会“永决于世”。

因而当他开始拍摄《杀戮演绎》的时候，他最关心的问题不是过去发生了什么，虽然影片的表象是这样，但他最关心的，是历史上的惨剧对今天的人们有怎样的影响、应该产生怎样的影响，以及我们如何面对、理解、评价不仅仅是受害者的经历与立场，也包括施暴者的经历与立场。

因为“尽管我们可以极尽诋毁希特勒，但他不是一个怪物，他是一个人。

这才是真正可怕的地方。

”《杀戮演绎》这部电影，就是通过剖析施暴者的经历和感受，让每一个观众意识到，暴行并非都是由残忍邪恶的怪兽执行的，而大多是由自私的普通人参与的。

对受害者产生同情心是每一个观众都容易做到的，因为我们都愿意相信自己是善良的好人，但对施暴者产生同理心，意识到我们和他们都是心怀自私的人类，这是一部电影真正可能唤起实际改变的力量。

5. 从影片情节和表现手法来说，导演邀请了实际参与北苏门答腊屠杀的刽子手们在电影镜头前重新演绎当年残杀受害者的情形，其中包括了曾经杀人如麻、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充当政党喉舌、表明一本正经的新闻出版人易卜拉欣·西尼克，安瓦尔的朋友和跟班、满脸横肉的地痞流氓赫尔曼，当年的行刑队队长阿帝、半军半匪的五戒青年团首领以及他们的党羽。

这些曾经的刽子手，大多对自己的行径供认不讳，无论是为了高效杀人而发明的铁丝绞刑，血肉模糊的审讯场景，还是对亲人、朋友和婴儿也毫不手软的花样百出的虐杀方式，都是他们讴歌自己“英雄主义”、“大义灭亲”的种种实例。

年过古稀的安瓦尔·冈戈乐一直是好莱坞电影的忠实影迷，尤其是马龙·白兰度、约翰·韦恩这样的硬汉题材。

他会在后院教年幼的孙辈善待小动物，也对自己曾经杀人如麻的经历充满迷恋。

他不仅从好莱坞黑帮片里学会了用铁丝绞死人这样杀人不见血的高效手法，也深谙从身心两方面摧残受害者的恐怖主义行径。

他和他的朋友们当年是一群街头混混、地痞流氓，出于对权钱的欲望而成为军方的刽子手。

在一场杀人演绎中，他认真地向摄影镜头指画着受害者的位置、姿势，告诉奥本海默受害者是如何被打倒在地，然后脖子被一个沉重的桌角抵上，安瓦尔和他的伙伴们荡着双腿，坐在桌子上边看街景边唱歌，心情显得愉悦悠闲，等到差不多了，低头瞧瞧，“死了吗？

”“噢，早死了。

”然后跳下桌子，处理尸体。

在镜头前，他们不仅不厌其烦地诉说杀人经历，还参与观看素材，并且不断提出改进建议。

他们自始至终把奥本海默当作一个合作者，甚至是一个可信任的朋友，因为他们没有感到自己正在供认罪行。

他们相信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因为胜利了，所以他们也可以成为正义的化身。

正是因为依仗着权力的庇护，而国家最高权力又是受到美国保护的，那么当来自美国的约书亚·奥本海默对他们进行采访拍摄时，他们认为这是对自己的正面宣传，并且为之骄傲。

于是，导演在拍摄第一部影片时，以不需要与刽子手对峙的方式，邀请他们自己指导、表演当年刑讯和杀人的场景，从开始朴素的讲解，找群众演员就地扮演，到后期摄影棚里血淋淋的化妆效果、道具灯光、全情投入的嘶声力竭、惊恐交加，奥本海默似乎始终是一位非常职业的拍摄者，敬业地与刽子手们合作，耐心地与他们进行剧情讨论，满足他们对镜头的要求，也特别重视他们观看素材时提出的种种建议。

他对和这些拍摄对象的工作方式作出过如下解释：要得到他们的信任其实非常容易，我只要很正常的，表现友好、愿意聆听、把他们当作普通人来看待，就可以了。

他们可以感觉到这种自然的态度。

北苏门答腊领导屠杀的军队从未受到任何惩罚，他们的权力大到一手遮天，而其权力的来源其实就是对民众制造恐惧。

所有和屠杀相关的词汇，都被洗脑成“英雄主义”或者带有“光荣”色彩的含义。

比如“铲除”一词，对他们来说就意味“铲除共党”，这是个褒义词。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可以非常直接地询问他们：“告诉我，你们是怎么铲除共党的？

”只要我不表现出自己实际的情绪，虽然这很难。

6. 在持续七年的拍摄中，并非学纪录片出身的奥本海默不仅学会了纪录片拍摄的各种技巧，还向受害者家庭学会了说印尼语，因为他不想拍一部传统的、拍摄者和对象间隔着安全屏障的研究型纪录片——毕竟，历史资料的堆砌和调查数据的呈现，甚至真实人物的访问，都只会让习惯了把电影当作消费（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的观众，在“感到震惊、难受、惊愕”之后，为自己的三观之正拍手叫好，然后回到“还好这些跟我无关”的现实生活中。

奥本海默相信，只有把自己放到和拍摄对象平起平坐的位置上，即使他们是刽子手、恐怖主义分子、杀人犯，我们才会发现作为人类的共通点——一种建于自私之上的原始的罪恶倾向。

在和这些刽子手相处了七年之后，奥本海默发现，他们并不是一群有什么征服世界野心的人。

在拍摄安瓦尔之前，他已经采访了40个刽子手，这些人和安瓦尔的朋友们一样，都是极度自私、虚荣，同时又特别看重荣誉感的人。

如果要说他们最大的共同点，“那么就是自私。

”奥本海默认为，“夺取一个人的生命是非常自私的行为。

我们可以称之为兽行或狂症，但这些词的使用不过是为了把我们自己同那些人区分开来而已。

但实际上，我们当前生活的经济体系是极力把自私赞颂成某种美德的——其实所谓的竞争就是这么回事。

所以，除非我们认定当前整个的经济体系是一种兽行或狂症，我们也不能因为那些刽子手是自私自利的，就用同样的词来形容他们。

当然，我希望我没有那么自私。

但自私是人性的，不是兽性的。

”导演把刽子手当作人性的一部分来看待，也把印尼大屠杀当作和我们当今全球政治经济生活依然非常相关的主题来看待。

因为人是自私的，所以只有当我们认识到悲剧是和我们自身密切相关的时候，才会真正感受、认识、想要做些什么。

同情受害者是明显也简单的，正如任何让我们觉得自己是“好人”的行为都是明显而简单的，但我们有多少勇气，可以面对人性的恶，意识到我们和“坏人”的距离并不是我们认为的那么遥远。

这是奥本海默用他看似主观的、超现实的电影展现手法，想要提出的实际问题。

7. 在《杀戮演绎》上映之后，奥本海默很快获得了巨大成功。

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英国电影学院最佳纪录片奖、柏林电影节最佳纪录片奖等荣誉纷至沓来。

麦克亚瑟基金会（MacArthur Foundation）授予他“天才奖金”，他少年时期崇拜的德国导演沃纳·赫尔佐格、美国纪录片殿堂级大师埃里尔·莫里斯不仅担任了该片的制片，也继续帮助他完成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制作拍摄。

真正的艺术家都有一种终其一生的追求，这种追求可以是一部流传于世的作品，也可以是某种永恒的精神境界。

约书亚·奥本海默在年届不惑的时候，似乎已经达到了值得被称为终其一生的追求。

但我们不能忽视他21岁从哈佛大学本科毕业以后，以一个短期项目为由来到印度尼西亚，然而在此期间发现了另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从此把自己的整个青春奉献其中的探索过程。

如前所言，《杀戮演绎》不是一部传统意义上的纪录片，奥本海默也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电影导演。

在他刚到印尼的头几个月里，参与拍摄一家英属种植园工人尝试组织工会以争取更好待遇的故事，期间，他自发组织了几个电影工作坊，教工人们使用摄像机，为他们放映赫尔佐格和费尔南多·索拉纳斯的电影。

这两位电影大师致力于通过作品探索人性，同时饱含激情和孤独的狂想。

奥本海默在《杀戮演绎》中就有多处场景借用了魔幻现实主义的意象，比如安瓦尔幻想世界中飘然起舞的美女，从超现实的鲈鱼形状建筑里款款走出，又比如青山瀑布前，两个当年的被害者从脖子上摘下银光闪闪的铁丝杀人工具，掏出一枚金光灿灿的奖章，挂上安瓦尔的脖子，唱颂道：“大恩人啊，感谢您送我们上了天堂。

” 荒诞和超现实，是这些杀人如麻的刽子手们对现实最安全的理解方式，唯有这样，他们才可以不至发疯。

从电影拍摄的角度来说，也唯有不和刽子手们对峙，以友好开放的态度与之合作，才可能让他们如此坦然地开诚布公。

奥本海默不止一次地向媒体介绍说，如果要真正了解这部影片，必须观看比官方版本长40分钟的导演剪辑版。

在这个版本中，有更让人震惊的内容。

而事实上，奥本海默不是一个只有理性的智者，第一部影片为期七年的拍摄中，他患上了严重的失眠症。

而他所受到的心灵煎熬，在导演剪辑版中有所指示。

摄影棚中有一场戏，是安瓦尔演绎当年当着一个受审者的面，用刀刺死、刮烂他婴儿的场景。

拍摄中，安瓦尔已经不知不觉地陷入了癫狂状态，奥本海默看出了他的恐惧与内心强烈的煎熬，并且深受其影响。

如果他考虑到了自己的立场，当时或许应该立即停止拍摄，因为这时他已经不仅是电影导演，而同时成为了整个事件的受害者。

但他没有停止拍摄，因为安瓦尔的癫狂折射出他被罪恶毁灭的一面，虽然他在平日里嘻嘻哈哈，以自己的杀人事迹为荣，但他无法避免噩梦的追逐，“仿佛他生命的一部分，也伴随着他的罪恶被杀死了。

”就在奥本海默继续拍摄的时候，安瓦尔突然停下来看着他，对他说道：“乔舒亚，你怎么了，你在哭啊。

”这时，奥本海默用手摸了摸自己的脸，才发现自己确实在流泪，而他根本没有感觉。

当天晚上，他做了一个可怕的噩梦，此后的7个月里，他都无法入眠，因为害怕那个噩梦会继续伴随。

8. 当被问及拍摄《杀戮演绎》是否很危险时，奥本海默说，因为官方对大屠杀的定性及自己的美国身份，没有拍摄者以为他在揭发他们，即使是他跟随当地流氓去敲诈华人商人的时候，所以拍摄比大家想象的容易、安全。

但是拍摄过程中对人的心理煎熬，是非常极端的。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奥本海默于2012年又回到印尼，开始了第二部影片《沉默之像》的拍摄。

这时《杀戮演绎》的剪辑刚刚完成，荣誉还没有纷至沓来，因而印尼官方还不清楚他的创作立场。

此时，他已经认识并且拍摄了好多年的一名受害者家庭成员阿迪（在《杀戮演绎》中没有出镜）向他提出，自己要去和那些刽子手对峙。

奥本海姆的初始反应是，这肯定行不通。

受害者直面仍然当权的迫害者，这在任何纪录片中都没有出现过。

但阿迪一再坚持，因为对他来说，只有当刽子手们承认了自己的罪行，他才能把人从罪行中分离出来，他才能原谅他们。

“原谅”，一直是阿迪的初衷。

这个脾气温和、身材中等的中年人，从来没有提到复仇，但他承受的痛苦是巨大的，他之后所表现出的勇气证明了这一点。

在反复考虑和商议后，奥本海姆同意了拍摄。

虽然这很危险，但他考虑到，《杀戮演绎》还没有上映，所以印尼官方不知道他的动机，而且要真正完成这部作品，不能只有刽子手的说辞，大屠杀的罪行对普通人究竟造成了怎样的伤害，只有通过受害者的阐述，才能展现出来。

于是，我们得以看到一部更为朴素的、人性的，既催人泪相又饱含力量的作品《沉默之像》。

9. 与《杀戮演绎》采访拍摄了为数众多的刽子手不同，《沉默之像》基本只表现了阿迪一家的故事。

奥本海姆认为，一部亲密的电影必须是主观的，而一部重要的电影必须是亲密的。

虽然讲述10个家庭可以展现各有各的不幸，但是观众如何能对只占十几分钟的每个家庭建立起真正亲密的关系呢？

所以，他选择了只拍一个家庭，即表现这个家庭最百分之百的不幸。

阿迪是一个验光师。

奥本海姆非常有策略地制造了这样一种设定：他告诉被访者，那些曾经直接或间接参与迫害阿迪哥哥的刽子手们，阿迪会给他们免费验光，同时和他们展开关于大屠杀的讨论。

奥本海姆让他们知道自己已经采访过的大佬名字，所以这些被访者认为电影拍摄是官方许可并支持的。

导演还说，阿迪或许和他们的观点不同，但希望他们可以平心静气地进行讨论。

在这样的设置下，我们看到影片开头，戴着彩色验光镜、略显滑稽的刽子手正面像。

这一画面在不同的场景中又出现了多次，除了明显的象征含义，其实也在不断强调和阿迪对话的人虽然有罪，但也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

这些人中，就不仅是第一部影片中的那些地痞流氓，既有因为参与屠杀而升官发财的戏剧老师，以宗教为名、正义化杀戮行径的退休老人，也有直接领导屠杀的高级指挥官等。

他们面对镜头，比地痞流氓们少了些假装的英雄主义色彩，因为他们没有被要求戏剧化真相，而是平铺直叙地描述杀人经过。

影片的前半段，一方面是刽子手们对杀人过程的描述，一方面是阿迪年迈的父母面对丧子之痛无法愈合的恐惧和悲伤。

而在后半段，阿迪越来越直接地和刽子手们进行对峙，有时完全在道德上把他们逼上了墙角，其中有些人一旦听说阿迪其实是遇害者的家人，径直改口，脱卸责任；有些人恼羞成怒，口出威胁；有些人装聋作哑，力求逃避；也有人显出恐惧，但强词夺理。

阿迪，一个看似温和柔弱的验光师，和父母的关系融洽，对年幼的女儿充满关爱，他是一个非常不像英雄的英雄，但是他一次次面对刽子手，甚至当发现自己的舅舅曾经充当过犯人看守时，也丝毫不留情面地质疑舅舅的良心。

他的母亲开始为他担忧，因为这些通过杀戮掌权的当权者会不顾一切保护自己的权力，而一介平民的阿迪对他们来说，不过如草芥一枚。

但即使面对行政官的威胁：“你希望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吗？

如果你继续追问，就会不可避免地再次发生了。

”阿迪不依不饶。

其实行政官的话是有违常识的，因为只有当尘封的话题被打开了，罪恶得到揭发，同样的惨剧才不太可能再次发生。

影片中，母亲为父亲洗浴、母亲与阿迪交谈、女儿与父亲笑作一团，都是充满爱和希望的画面。

另一处看似令人不安，但其实充满希望的地方，是唯一一个真心向阿迪道歉的，某个刽子手的女儿。

她先是被自己父亲直白的交代感到震惊。

当她父亲夸耀自己如何饮下受害者鲜血，以避免发疯的情形时，她不得不佯装镇定，并且为父亲辩护：“他那样是为了不发疯呵。

”而当阿迪平静地告知，自己的哥哥就是她父亲手下的亡魂之一时，刽子手的女儿留下了泪水，一旁的刽子手开始有些装疯作傻，东张西望，而女儿直愣愣地盯着阿迪，终于向他诚心地道歉。

阿迪亦难止泪水，因为真心的道歉对他来说意义重于生命。

他拥抱了刽子手的女儿，也拥抱了刽子手，表示原谅他们。

在现实中，他们都是一个村子的村民，抬头不见低头见，仇恨无法化去悲痛，原谅才是希望的开端。

导演谈到这一幕时曾说，我希望通过《沉默之像》展现一种希望，既我们最终都会死去，但如果我们的结局除了死亡之外，还有爱的话，那么我们的人生是充满希望的。

11. 《沉默之像》的力量并非通过对情节的叙述可以再现，然而，有两则影像之外的故事，可以从侧面表现出作品的真实力量。

一则，是影片的结尾，阿迪所面对的一家人。

父亲已经过逝，他直接参与了对阿迪哥哥的杀害，并且曾经在镜头前的杀戮现场，情绪高昂地细致描述了对阿迪哥哥的虐杀。

同时，他因为在屠杀中表现优异，从区区一个学校教师，被提拔为地方官员。

他把自己的杀戮行径描绘成了一本绘本，在镜头前生动展示。

此时，他依然建在的妻子和两个与阿迪年纪相仿的儿子，和阿迪在镜头前对话。

然而，他们三人很快恼羞成怒，坚决否认自己知道和屠杀相关的任何信息。

儿子们说，我们当时都是小孩，父亲什么都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是无辜的。

你想要什么？

难道要复仇吗？

在实际拍摄中，奥本海默和这个家庭已经相处了三个月，他知道全部历史，母亲和两个儿子也知道全部历史，他们更知道奥本海默的知情程度。

然而，在镜头前，面对真正的受害者家人，他们害怕了，只能用苍白的否认来搪塞。

最终，即使导演向他们播放他们父亲曾经在镜头前的佐证，他们也拒绝观看回应。

小儿子甚至打电话报警，而这是奥本海默所有拍摄中唯一一次需要仓惶逃走的。

导演本以为这一段毫无用处，但在剪辑时才意识到，这种否认本身，其实直接指向了影片意义的全部。

二则，是影片中唯一选用了阿迪拍摄的一段素材。

奥本海默曾经交给阿迪一个摄像机，让他随意纪录家人的生活状态。

有一天，家人聚在一起庆祝印尼的新年，然而，也在同一天，阿迪年迈的父亲彻底失忆了。

他早已无法行走，只能坐在水泥地上，用双手支撑着干枯的上身，一步步前进。

因为记不起自己的家，也不再认识家人，他陷入极度焦灼的恐惧之中。

他不停自问着：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请让我回家。

这一幕对阿迪的触动极大，因为他意识到，父亲已经永远地成为了恐惧的囚徒，他甚至已经没有机会重新谈论创伤，他只能感受到深深的恐惧，却不会明白原因，因为他从来也没有机会面对真相。

也正是这一幕，让阿迪说服了奥本海默，同意他去和刽子手们对峙。

12. 在视觉语言上，《沉默之像》非常电影化，甚至有很多唯美的画面。

这和《杀戮演绎》的粗粝感相比，更加符合其人性的讲述。

两部电影有一段相同的开场简介，三段简洁文字概括了65年大屠杀的历史背景。

《杀戮演绎》已经是杰作，《沉默之像》也自有伟大之处。

然而，两部影片的合集，才从正反两面探索了人性与罪恶之间的距离。

如果说第一部影片是对记忆的外部重建，那么第二部影片就是对记忆带来的情感漩涡的内在调研。

阿迪是一个真正的英雄，虽然他和那些自称英雄的刽子手们不同，不会以此自诩。

但他把对正义的诉求置于自身安全之上，这恰恰是为了私利牺牲别人性命的反面。

奥本海默则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

他在谈到影片的乐观与悲观对比时这样说道：“对我而言，艺术不是一剂安慰人的良药，不然，我还不如去散个步！

或者找个比干坐在摄影机前更有意思的事情做，比如找你的爱人聊聊天之类的。

艺术的意义在于扰乱人们的神经。

所以艺术家必须有悲观主义，不然你做的就不是艺术。

但是如果艺术仅仅是悲观的，为什么我可以坚持7年？

因为我还有一部分是乐观的。

乐观的这部分可以感动人，也可以真的在印尼形成一些改变，这种改变已经开始了。

唯有这种悲观和乐观结合的创作，才可能激发这种改变。

”13. 谈到这两部电影对印尼的实际影响，《杀戮演绎》被印尼官方发行，但同时被电影部门列为禁片，这种矛盾的结果就是，成千上万的人能够看到该片，但不是通过公共放映。

《沉默之像》在印尼首都雅加达的首映，1500个座位的电影院被3000多人挤爆了，影院不得不又临时加映了一场。

影片的内容，在印尼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65年后以来，这是第一次民众可以在不被集权恐怖威胁之下，公开谈论这起历史事件。

当《杀戮演绎》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我们都知道为什么它不能得奖）之后，印尼总统迫于国际舆论压力，也终于在历史上首次承认大屠杀的错误性，但他同时又表示：“虽然印尼会反省，但我们不需要通过这样一部电影来提醒我们。

”14. 约书亚·奥本海默不止一次表示，这两部影片表述的，是“属于我们时代的故事”。

在《杀戮演绎》中，我们可以看到刽子手们对美国文化的顶礼膜拜，在《沉默之像》中，最带有国际政治批判意义的恐怕不是那段“巴里岛铲除共党后变得更美了”的美国新闻资料，而是美国固特异（Good Year)橡胶公司的工厂静静伫立在成百上千无辜者断送性命的刑场之上。

正如一名刽子手大肆宣扬的一般：“美国教会了我们憎恨共产党人，他们应该邀请我们去参观旅游，如果没有专机，邮轮也行。

”事实上，奥本海默甚至采访到了当时任美国驻雅加达使馆的外交官，这位外交官已经退休，居住在离奥本海默美国老家不远的地方。

他承认，当时自己曾经在美国政府的指挥下，列出数以百计的知识分子名单，交给印尼军方，而当这些人被“铲除”以后，军方会在名字后方打勾，然后把名单还给美国领事馆。

当被问及他现在对当时自己的所作所为怎么看时，退休外交官表示，幸好这事没发生在自己的家乡。

15. 奥本海默的这两部杰作并非没有面对争议，但相信所有好的艺术作品都会引发争议。

从26岁到40岁，他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这件作品。

对此，导演这样表示：我感到很荣幸，可以为此片奉献我的青春。

注：本文中引用的原话来自FilmComment对奥本海默的采访 Interview: Joshua Oppenheimer by Nicolas Rapold on July 15, 2013。

叙述内容引自《沉默之像》在英国伦敦当代艺术中心(ICA)首映式的导演对谈。

这部纪录片某些片段看得我极度不适，我选择了跳过。

他们的荒诞，他们所谓的自我安慰，他们所谓的乐在其中。

都是建立在噩梦般的他人的痛苦中。

流氓在一定意义上等于自由人，真的荒谬！

自由是建立在一定法制基础之上的，每个人都有自由，但不是绝对自由。

他们拥有他们的人生，他们享受此糜烂生活并乐在其中。

我们好像没有批判和审视的资格。

那毕竟是他们选择的，但是他们的人生影响到了其他无辜人的人生，那便是有罪。

纪录片前半部分，安瓦尔和他的同伴享受着重演杀戮的快感，享受自己将他人生命掌握在手中的权力。

可是慢慢的当影片行进到后半部分，他看见熊熊燃烧的房子和妇女孩童，他不再笑了，他的痛苦慢慢的开始揭露在大众眼前。

他也是痛苦的。

他背负着上千条人命。

当他自己去演习受害者的时候，他终于体验到了那种恐惧，那种无助，那种绝望。

他对导演表达了自己的后悔，导演对他说：你知道这是在演戏，而他们知道接下去就是死亡。

毫无疑问，他接下来的生活会在痛苦中挣扎。

最最魔幻的事情是，那些受害者为他颁发的金牌。

他也在尽力说服自己，安慰自己。

杀了他们是正确的吧。

影片就这样在安瓦尔的干呕中结束，当然我也跳过了。

在电影中最令人窒息的场景，或许不是那些鲜血淋漓的杀戮重现，而是在森林中，赫尔曼·科托将肉塞在安瓦尔·冈戈的画面。

镜头冷静地记录着他们坐在桌子上唱歌，而观众却无法不联想到那些被他们杀害的“共产主义者”。

安瓦尔·冈戈的自我戏剧化令人毛骨悚然。

他优雅地演示如何用钢丝绞杀受害者，声称这是为了“更干净”；他将屠杀方法归功于好莱坞电影的教育；他甚至在重现暴行时，像导演一样要求“受害者”表演得更凄惨些。

我们通过社会学的视角，影片中杀戮者毫无悔意的表现变得可以理解——这不是在为暴行开脱，而是揭示了一个更为残酷的真相：问题根源在于当时的社会结构及文化氛围。

1965年印尼政变后，苏哈托政权通过系统性污名化，成功将印尼共产党（PKI）成员建构为“国家公敌”，这使得针对他们的清洗行动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下不仅被允许，更被鼓励和奖赏。

在这种扭曲的社会共识中，个体施暴者很难产生道德愧疚，因为他们不是在“杀人”，而是在“清除害虫”、“保卫国家”。

而半个世纪后，他们依然活在这个剧本里，只是观众从当时的印尼民众换成了全球的纪录片观众。

这种“表演性“恰恰证明了汉娜·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如何通过叙事自我合理化。

当安瓦尔在影片结尾参观自己当年的行刑地点时，那突如其来的干呕成为了全片最复杂的时刻。

这是忏悔吗？

还是身体先于意识认出了罪恶？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不适并非源于道德觉醒，而是突然意识到自己可能成为他人暴力叙事中的受害者。

这种有限的“共情“恰恰证明了统治暴力的运作方式：只有当施暴者想象自己处于受害者位置时，罪恶感才可能短暂浮现。

这种社会认知的差异造成了我们观看影片时的强烈不适：我们基于当代人文主义价值观判定为残忍的行为，在当时印尼特定的历史语境下却被编码为爱国壮举。

这让我联想到马克思主义者对法国大革命先驱的崇敬——在资产阶级史观主导的叙事中，罗伯斯庇尔等人常被描绘为暴君，但在革命者看来，他们是为社会公平献身的殉道者。

历史的评价永远取决于观察者所处的社会位置和文化坐标。

当马克思运动在法国失败后，不仅是一种政治实践的终结，更意味着资源公平分配的可能性被永久排除在主流社会想象之外。

而当时的印尼大屠杀选择共产党人作为目标也绝非偶然。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对资源重新分配的主张，直接威胁到当时掌控印尼经济命脉的政府利益。

这种结构性的利益冲突，使得对共产党人的迫害成为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必然选择。

在这种文化下，我们应当批判的不仅是个体施暴者，更是那个制造施暴者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机制——它成功地将经济利益冲突转化为意识形态对立，再将意识形态对立妖魔化为生存威胁。

最讽刺的是，那些声称最有信仰的人往往犯下最残酷的暴行，因为他们将信仰异化为绝对真理，从而免除了对具体他者的人道责任。

而观看《杀戮演绎》的痛苦在于，它强迫我们承认自己与行刑者的潜在相似性。

在一个不同的社会结构下，我们是否也会成为安瓦尔？

当国家将暴力神圣化时，个人良知有多大抵抗空间？

影片没有给出答案，但它撕开了历史记忆的伤口，让我们看到里面的脓血依然新鲜。

在全球化退潮、民粹崛起的今天，这种警示尤为迫切：任何将人群分类为“我们”和“他们”的叙事，都可能成为下一个行刑者。

2025.04.12 Yuki

作为影史上最勇敢的电影之一，The Act of Killing从加害者的视角回忆了曾经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

被害者们从始至终无法得到发言权的事实一下就让人感到挫败，而这个视角带来的冲击力比我们想象得更具有毁灭性。

导演版的剪辑（Director's cut）让每个观影体验成为反省的过程、进退两难的境地、甚至是一次自我挣扎，因为每位观影者都必须持续审视自己对这些罪犯的态度。

同时，人性的本质也被慢慢揭露。

整部电影一直将节奏轻快的片段与和杀戮相关的沉重片段紧密连接，而这样持续转换的节奏迫使观众在不同的状态里反反复复。

其中有一幕，Anwar的“头”被砍了下来，而Herman残酷成性地享用着Anwar鲜血淋淋的“脏器”。

此处对Herman的特写持续时间极长，长到足以令观众产生恶心的感觉、甚至在潜意识里会将自己代入那大口食用人类器官的残忍情形。

然而紧接其后的场景与此形成对比：Herman已经进食完毕，现在正挺着肚子在树林里休息。

这个场面乍一眼看来很好笑，因为大腹便便的Herman精神状态极其放松，让人想起刚吃饱饭、坐着“挺尸”的自己。

可这也是个静态镜头，其位置固定不动，持续的时间依旧漫长，看着看着难免会开始回想那些鲜血和器官。

于是，一开始体验到的欢乐感转瞬即逝，方才逗留不去的厌恶感却越来越浓，加重了上个场景带来的观影负担。

这两个镜头的并置让人形成了自我对抗的情绪：观众一开始就很容易由于过于直接的画面感到不快与压抑，接着却被带入稍稍友善一些的氛围，但很快又自己找回残忍的现实、挫败感也随之迅速袭来。

这部电影里还有很多这样的镜头组合，让观影者不断调整自身情绪和观影状态，最后很难将自己从这样复杂的混合情绪里抽离。

当人们陷入情绪困境、在观影过程中纠结不定时，电影里对加害者的人性化成为了最能让观者质疑自身道德感的点。

观众看到主角身上拥有的人性化特征越多、有趣的细节越多，就越忍不住对这些世界级的罪犯产生同理心，而这就是一个道德困境，因为自诩“有良知”的我们本不该如此。

拿另一个同期的刽子手Adi举例，电影里有一幕展现Adi和他的妻女一起在电影院候场的情景，很普通，很日常。

他的女儿正在找角度和妈妈自拍，撅着嘴摆着pose，而Adi坐在一旁严肃地打着电话。

这个镜头展现了一种有趣的反差：这边是不苟言笑的父亲，那边是亲密无间的母女俩。

这个反差很容易勾起观众的情感共鸣，因为这样的景象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都是经常出现的。

可在这样一个惬意的家人出游的情景过后，切到的镜头是Adi在车里坦露自己对大屠杀的看法。

这一段话无情地把观众拽回他的残忍里：他认为那时的大屠杀是一场战争，而他是胜者，因此他从不会为自己滥杀无辜感到自责，也不会觉得自己被冤鬼缠身。

Joshua（导演）扔向Adi的每一个尖锐的问题都被他毫无愧疚感地接住，甚至还将这些炸弹一一抛给了观众。

Adi强硬的回答在逼迫观者们承认他提倡、赞扬的“无道德感”，可这和我们所习得的意志相背，因此我们现在必须否决自己刚刚不由自主产生的情感共鸣——就在上一个镜头，我们曾对他产生共情，而从他的残酷言行看来，这样的共情是“有问题”的——否则，“有问题”的就是我们自己。

电影的剪辑还揭示了一个更为可怕的事实：即使这些杀人犯已经认识到一部分的错误，他们仍旧拒绝承认自己的罪行，且很有可能还很享受这些暴虐行为。

我们在他们身上了解的东西越多，对他们的情绪越复杂。

但最残忍的是，无论我们感受到了什么，他们日后的生活还是会和过去的这几十年一样、不会受到任何惩罚。

所有与Anwar相关的情节都很好地为以上观点做了阐释。

电影一步一步地展现了Anwar的多面性格，我们对他的态度也由此不再单一。

烧毁村庄的重现是Anwar第一次从受害者的角度思考问题；接着他又坦露了自己的脆弱，向人们倾诉他对来自上天的惩罚的畏惧。

此刻，我们能够相信他还对自然抱有敬畏之心，也还会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不安与愧疚。

可是，在下一个重现审问的场景里，观众的情绪产生了转折点。

一系列的镜头展现了Anwar以最残忍的方式审问、虐待共产党人。

当他假装要用细丝勒死被审问者时，镜头定格在他的脸上，他神色里的每一寸坚定不移和无畏无惧都鲜明地呈现在屏幕上。

接着，他在设定为“共产党人的孩子”的玩偶身上捅了无数刀，挖出她的眼睛，切断她的双腿。

这些镜头如飓风般吹灭了观者对他抱有的一丝丝期望；我们先前对他的同情、甚至可怜，全都被一扫而光。

在观者对Anwar重新燃起希望的同时，他还是像以前那样冷酷无情、蔑视生命。

Anwar本身复杂的性格加上临近结尾时观众的百感交集，让最后那段阳台上的独白变得更像是Anwar对自己的辩护，而非在影院版的剪辑（Theatre's cut）中人们感受到的他的赎罪心理。

他坚信他的行为是正确的、仁慈的，因为他为那些被害者选择了最简单的了结生命的方法，而在我们看来这无疑是荒谬绝伦的说辞。

而且，频繁的停顿与大片大片的沉默让他内心的勉强和拒绝更加明显：他或许知道现实中发生了什么，但他决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勇敢地面对真相。

电影最后三个画面清晰地说明了剪辑所起的重要作用，将观众对于人性的理解与讨论推向一个高潮。

在阳台独白之前，屏幕上呈现的是Adi和Herman的生活场景：Adi在陪他的女儿做面部按摩，而Herman在全情投入地打架子鼓。

阳台独白之后是一个大远景，和电影的开头一样，描绘了Anwar、Herman和六个女孩在海边跳舞。

这个镜头持续了一分钟左右，其长度足以让观众在当下进行更深层次的思考。

沉重的阳台场景正好被安排在相当日常的镜头和极其静谧、优雅的镜头中间，这极大程度上削弱了它本可以通过“上下文”沉稳积蓄、瞬间爆发的冲击力。

此刻，电影所强调的重点已经不在于Anwar时刻变化的心理状态，而是在每一个Pancasilla Youth成员不变的生活里。

无论曾经发生了什么或是现在正在发生什么，这些加害者们总是在唱歌、在跳舞，依然不受惩罚，和清白的平民百姓一样活着。

通过高度统一的剪辑手法，The Act of Killing为观者创造了一个沉重的观影氛围。

从最令人动容的同理心到最丑陋的暴虐心理和对道德的剥夺，它在迫使人们反复思考人性的本质。

电影制作者对加害者的人性化将人类最大的恐惧摆在了观众眼前：这些暴徒和观者在本质上没有差别。

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和我们一样普通，相反地，我们也能像他们一样没有人性、没有道德。

我们永远都不能否认人性里至善和至恶的并存，好与坏也只有一线之隔。

没有旁白，片子里的刽子手自觉担任起了解说员的角色，他们侃侃而言，像是在回味一段戎马倥偬的光辉岁月。

可笑的是，他们不了解自己在观众眼中，行为是多么的荒诞可笑，包括他们拍电影时的认真。

拍纪录片的西方人，当年鼓动和支持军事政变的也是西方人，他们的本意也许不是屠杀，可是这一切难逃罪责。

刽子手们每每谈及美国的黑帮或是谍战电影，诸如《教父》《007》，都有着强烈的代入感，甚至一种优越感，我是真的杀过人，他们不过演员。

你们喜欢看虐杀，我们能拍得更好看，因为我们经历过。

这就是让流氓看电影，他们只能看到血腥和屠杀，其他的什么也看不到。

好像是西方的价值观渗透的结果，可又不是，这种拙劣的模仿就像一个畸形的怪胎，人们猜不透他们为什么长成这样，想扼杀他们却又不被允许。

他们为了重新演绎过去的屠杀场景，游说老百姓当群众演员，推搡着老人，叫嚣着烧掉你的房子，老人的孙儿紧紧地抱着自己的爷爷，看得出他们眼中是真实的惶恐，而不是演技的精湛。

更可悲的是，围观的群众就像任何一场历史事件中的路人，高兴地拍着手，不知道在为谁尽力地欢呼着。

每次他们演示如何杀人，我都害怕他们假戏真做。

看到他们热心地筹拍电影，就想着也许他们是单纯的吧，单纯到无知，无知到可怕，以为这样一部东西拍出来大家都会喜欢看。

名叫阿迪的那个刽子手，算是有思考力的人了，他说的很多话可能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那些有一定知识背景的屠杀者的心理。

”为了不让自己感到愧疚，所以得找个正当的杀人理由。

“”共产党没有我们残暴。

“”你做噩梦，是因为你的意志不够坚定。

“可是这样的人。

就算说出了这样的话，对于自己当年的滥杀无辜，他也不会有半点的歉疚，特别在提到杀华人的时候。

这样的人，随着拍摄的进展，觉得纪录片如果成功的话，会对政府形象、历史造成360度的反转。

也正是这样的人，反而没有遭到良心上的谴责，没有夜复一夜的噩梦折磨。

一个生还者，所谓共产党后代，就像是在讲笑话一样，手舞足蹈地描绘起在屠杀中被砍死的父亲，这样的人好像更可怕。

不过也许他这样说，是为了让那些刽子手听了之后不会有被批评的感觉。

一种生存之道吧。

企图把自己和事件撇清的报社记者，反而被屠杀者蔑视，表明自己从不掩饰自己做过的事。

这一点来说，比某个民族似乎要强。

竞选议员的流氓，看着镜子里的自己，听着奥巴马的演讲，整理着自己的表情和仪表。

这样的流氓就算还没当上公务员，就开始盘算着怎样从每个人的口袋里拿钱了。

所谓带着领带的强盗。

一句话，从此对这个国家没有好感。

影片开头，安瓦尔带着导演去屠杀地点，很轻松还带着点炫耀的口吻说着自己的过往，重置自己杀人的方式，而在影片的最后，他拖着沉重的身体，茫然睁着双眼，追问自己的行为是否就是犯罪，然后扶着墙壁不断地干呕。。。

一部充满深度的人类学纪录片，居然会大受欢迎，商业上也挺成功，挺让我吃惊的。

非常简单，让当年在雅加达杀汉人父母的罪人把他们的罪行演一遍。

这种时间上的二重叠加让人更加觉得惊悚和恐怖！

但痛定思痛你会发觉这是最狭隘的人类意志，在自我表演。

如同哈姆雷特在黑暗中的呓语，他的仇恨在哪里？

他的仇人又在哪里？

他要追寻的正义也在哪里？

很多好朋友啊，特别是人类学教授，特别青睐这部电影。

毕竟既说了事实，又洞察人性的片子太少了。

PS续集也很棒，但我为了在这个30部系列中不重复，所以没有加进去。

可以自己看。

悲剧发生后的这么多年后，主角想通过拍摄电影来逃避自己的罪过，首先，比起主角的朋友，他还是认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他的朋友还在自己认为的正义中过着自己安稳的生活。

但是这样的罪过怎么可能会通过拍电影就能轻易获得救赎呢。

给我映像深刻的是他在完成电影后对约书亚说，我在戏中被恐怖笼罩，我感受到被我行刑人的感受，约书亚说你没有，你只是在等待导演喊cut，被你剥夺生命的人在等待生命的终结。

就像电影的名字杀戮演绎，在这个我看上去不太发达的国家，这样的恶才能演绎出，而在我们所处的社会，太多的恶被粉饰以至于我们根本分辨不出恶，而这都是恶不是么？

时间是2012年11月，之前和老公在马来西亚转了一个月，在大马国较发达的生活条件和美景熏陶下，私以为印尼也差不多，只是生活上没那么便利罢了。

去印尼前，老公因为工作要回国几天，商量后决定，我从马来先直接去，他过两天和我碰头。

而我们决定开启印尼之旅的第一站，就是电影开头的North Sumatra的首府Medan，一个我之前没了解，在那里时急切想要离开，离开后一点也不想念的地方。

亚航的飞机还没着陆，我就已经感觉不适，胸闷想吐，旁座的印尼妇女微笑着递给我一盒薄荷膏，我想，这里的人挺友好的。

着陆后，我在机场递签证时，被截住带到机场移民办公室，然后被一个凶神恶煞的中年妇女和两个不停笑的男工作人员审问了半个小时，夹带威胁和恐吓说如果怎么样怎么样他们有权将我遣返回国，虽然最终没怎么样。

从办公室出来时，我看到自己的背包已经被人从传送带上拿下来，孤单地立在大厅中央，我走过去，拿上包，走出机场，开始了对这座城市的厌恶。

看完这部纪录片，猜想，我当时会被审问，也许，也是这种政治行动的残留效应吗？

一个Pancasila Youth的成员，当年参与了印尼屠共的行动，并成为刽子手中的佼佼者，手段残忍，效率极高。

一条条人命，在他眼中就像一粒粒灰尘，用鸡毛掸子轻轻一拂，就消失不见；要命的是，这个叫Anwar Congo的人，还是个很有魅力的人。

于是，在政府和自己编织的虚妄谎言中充满魅力自我陶醉地活了一辈子。

直到年老，因为人性本来的面目，做过的事开始困扰他。

他仍然充满魅力，仍然觉得自己做得对，但他的脸上开始浮现善，就像转了一圈，回到孩童时代的纯真与善良：教育孩子尊重伤害过的动物，给小鸭子道歉；在导演安排的对杀戮的演绎重现中，本能地站在受害家庭的妇女儿童角度去感受他们的世界；在扮演被杀害的共产党人受刑的过程中，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死亡的恐惧。

他开始重新看待做过的那些事，并且通过本能强烈的身体反应表现出经过重新审视的灵魂。

原来这是一个关于atonement的故事。

这个老头绝对可恨，但他也许值得被原谅，因为他虽然来迟了的但毫不做作的心里的善；曾和他并肩作战且一辈子用意念顽强抵抗负罪感的同行，也许也值得被原谅，因为他比Anwar更早地意识到了他们做过的事情有多么可怕。

他下意识地选择抵抗负罪感，并不意味着他灵魂的负担就真的轻很多。

说到底，我们无法指责人类自我保护的本能；说到地下一层，他们，都是政府的工具。

真正不能被原谅的，是这个世界上各个阴暗的角落都存在的ZF通过不正当手段达到目的，以及不正当手段从中渔利的事实。

当听见白痴一样的LD们聊女性，聊脑残收藏品，聊杀人就像话家常，电视节目聊这段屠杀历史就像《女人我最大》给你推荐一款明星粉底或BB霜一样，带着笑意稀松平常，氛围格外热烈时，你除了感觉太超现实了，脑袋里还会闪出几个加粗黑体三号大字：世上还有这等禽兽。

这个真的不能原谅。

尽管知道了这些历史，我还是讨厌Medan，讨厌那里肮脏的街道，讨厌它永远在堵车，讨厌在汽车尾气中坐着边三轮的我完全不想呼吸的感觉，但我已经不能讨厌那里的人。

PS：Herman真的是天生的好演员。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Tg5MDQ4NTA4.html1965年的印尼政变之后，总统苏哈托（Suharto）上台，随之爆发了一场针对印尼共产党（PKI）的残忍清洗。

四处可见堆积成山、或是弃置沟渠的尸体。

我们或许永远也不会知道确切的数目，但在那短短几年里，被杀害的人数超过了一百万。

许多年以后，当导演乔什﹒奥本海默（Joshua Oppenheimer）在2004年到印尼做一个项目时， 机缘巧合下接触到了一群在那时幸存下来的人。

听完他们的故事后，他成了北苏门答腊省（North Sumatra）无数暴行的间接目击者，也目睹了那里的人民对这惊天罪恶的长年隐忍。

与他对话的行刑者中最年长的一位，至今仍居住在苏哈托政府犯下罪行的地方，并且非常乐于谈及过去。

正是这些经历，成了奥本海默创作《杀戮行动》（The Act of Killing）背后的原动力。

“我遇到的这些行凶者都很洋洋自得。

他们叙事的方式更像是在表演，”在柏林电影节上，奥本海默说。

“2005年时，我的想法并不是要让他们为1965年发生的事忏悔。

我明白，仅仅提供这些罪证还不足以打破沉默。

事实上，这些杀人犯们一直在滔滔不绝地讲述那段过去。

这根本无法构成一份供述。

一开始，我想弄清楚的是，他们何以能这般炫耀，又如何与我所见的那些恐惧联系在一起。

”影片将主要焦点聚集在一个叫安瓦尔﹒冈戈（Anwar Congo）的人身上，一个自称曾是流氓恶棍、 花花公子的人； 他很喜欢美国电影，早年大多在首府棉兰市（Medan）的影院门口靠卖黄牛票赚钱。

当共产主义的威胁在整个国家开始愈演愈烈时，安瓦尔和他的朋友们（包括一些高级官员）带着他们对美国电影里男子气概的深深崇拜，开始了一场屠杀数千的血腥狂欢。

时至今日，他们当中依然无人被起诉过。

乔什﹒奥本海默，由Oliver Clasper为VICE拍摄。

影片一开始，白发皤然的安瓦尔正重访一幢大楼。

1965年到1966年期间，他在这里施行过无数的杀戮行动。

他说，起初他的杀人方法总是弄得很脏，于是他开始用铁丝来绞死那些受害人，因为这样干净利落。

在影片中，他坦然地示范了这种手法。

当这不忍直视的一幕完成之后，他跳起了恰恰舞。

奥本海默这样解读安瓦尔的这些行为：“他当时在以某种方式试图感知痛苦，试图通过制作一部好看的电影，来让他曾经的所作所为看上去无伤大雅，并且想通过表演，来忘却自身。

我认为在这过程当中激起了一些非常黑暗的东西。

到最后，我想安瓦尔已经没有勇气每天看着镜子时对自己说，‘没错，那时我犯下了错误。

’我想他根本不知道那样该怎么活。

对于这些事，他要么疯狂荣耀，要么就缄口不提。

”影片中其他的显要人物包括赫尔曼（Herman），一个嬉皮笑脸、体形浑圆、扎着马尾并且满腹政治抱负的恶霸型人物。

还有安瓦尔的老朋友阿迪·祖卡德里（Adi Zulkadry），一个声称从未对自己的罪行感到过一丝内疚悔恨的人。

在整个影片拍摄的过程中，奥本海默鼓励他们重演当年的杀戮场面，允许他们以越来越奢侈的花销和匪夷所思的场景设置来扮演受害人或行刑人。

他们穿戴高档的西装和帽子，甚至是穿上裙子；在其中一场戏里，安瓦尔扮演受害人，他被捆绑着，塞住嘴，被打得筋疲力尽。

这仅仅只是表演，然而这场重现却开始让他心烦意乱，不知所措。

当绝大多数评论家和影迷对《杀戮行动》表示称赞的同时，也有一些人对导演的动机提出了质疑，担心奥本海默以这样开放的形式来展现行凶者，反而忽略了受难幸存者们的困境。

然而，在与奥本海默这样一个致力于电影美学与和谐之真理的人（他也会说印尼语）相处后的感想是——无论后果如何，他都决心要探寻下去。

“问题在于，人类总是心存畏惧，”他说。

“我们不能畏惧真理，否则就等于闭着眼睛在悬崖上舞蹈，随后跌落深渊。

”他还表示，世界并不像我们大多数人所希望的那样黑白分明。

为了找到我们所寻求的东西，就必须要与你的敌人共情。

“我还记得，当我母亲问我是否原谅了安瓦尔时，我根本不明白这个问题。

在制作这部电影的整个过程里，我都不知道自己该如何去评判他人。

我只能说你是一个做过坏事的人，却无法更进一步直接说你是个坏人。

站在家庭的角度讲，我的父亲和继母都是犹太人，都死于纳粹的屠刀下。

如果我们想要理解过去发生的事，就必须明白自己不是生活在像《星球大战》那样善恶分明的世界里。

”2011年，当奥本海默已经累积了超过1000小时的素材，剪辑工作也终于开始。

粗剪版出来后，著名导演沃纳﹒赫尔佐格（Werner Herzog）和埃罗尔﹒莫里斯（Errol Morris）看到了影片。

两位导演极其看重这部电影，并同意成为这部电影的出品人。

能得到这样两位声名显赫的导演的支持，对这部作品起到了非常有利的宣传作用：“赫尔佐格对我说，‘乔什（Josh），艺术并不能带来改变……’ 随后他以一种只有赫尔佐格才能做到的方式看了我很久，接着说，‘……不过有的作品可以。

’”《杀戮行动》当中的一个场景《杀戮行动》在特柳莱德电影节（Telluride）上首映后引起了巨大反响，随后是在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的官方首映。

接下来，它还参加了香港和SXSW等电影节。

更重要的是，这部影片已在印尼本土放映超过了300场。

尽管目前已被禁，但仍有无数关于它的杂志和报纸文章。

而奥本海默最主要的目的在于：希望让更多更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

“如果这部电影无法在当地上映了，那我们就继续将其作为热点来讨论，直至它取得更大的反响——比如得到一项奥斯卡提名，”他怀着希望说。

“这样就能迫使印尼政府注意到它，或至少得到印尼人民的关注。

之后我们会发行DVD，让更多人拥有这部电影。

只要人们能从中得到启发，感到影片和他们以往看到的很不一样，我就感到很骄傲了。

”vice电影专栏：http://vice.cn/index.php/Read/act-of-killing-joshua-oppenheimer作者：奥利佛·加拉斯泊（Oliver Clas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