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的琴

贫穷的爸爸要为了女儿做一架钢琴——多美好的念头。

电影制造奇观与美梦，使其跃然于银幕之上，着实动人。

但空有念头并不能代表什么，就像电影里一样，制造一架钢琴，得搭伙找人，材料，术业专攻，分配，连带做饭……一个也少不了。

念头固然好，但过程百般辛苦，孤独，无法言说，打落牙自己咽……最终才成就一桩美事。

我知道这部电影有个好念头。

在一个没有是非与良心的国度，它的视角与勇气可敬可佩（说这部电影在当下中国是可贵一点也不过分）。

但，电影的过程远没有念头那么可人。

虽然材料一应俱全，剧本和演员都算是一流，但掌勺的将菜捣得四分五裂，虽然尝着还有那味儿，但菜早已不是那菜。

看看《钢的琴》中后段剪辑的那种仓促，情绪未完已经赶趟儿似转场的忙碌，以及那些没完没了的音乐，根本不给你任何沉浸思考的时间。

这部电影早已经偏离自己的念头。

如果它是奔着温情去的，这时已经是滥情（如果不是因为那个滥情韩国导演郭在容的话）；如果它还想触及一下所谓的时代痛楚，现在也不过就是隔靴搔痒。

黑色幽默与镁光灯打下的那一束束光，连带那些忙不迭跑出来的音乐，在商业片里看着肯定节奏明快美轮美奂，而在这电影里，也不过浮躁二字而已。

我当然知道张猛是个好导演，不矫情的说，在中国导演里，能文以载道地看到他难得的对弱势群体的悲悯和同情。

但他对于电影语言的短板也很明显，《钢的琴》更是在节奏上失衡得厉害。

电影当然可以谈主题先行，可以谈中心思想。

但念头可贵并不可能就让电影本身跟着高贵起来。

结尾那架钢琴做完之后，工厂里的大吊臂吊着它在画面中缓缓运动。

突然间整部电影的节奏都慢了——这才是应该属于这部电影的节奏之一，希望营造一种沉稳内敛，希望在生活表象下直指人心的力量——而现在不过是感受到了表象而已。

《钢的琴》算是一部真正的电影，而现在院线上映的电影中很多连“电影”的称谓都够不上。

文艺作品在中国电影市场中处境堪忧，所以我依然愿意买票支持，并推荐大家去戏院，因为它的难得。

但一切不代表这是一部优秀的电影，对一个导演而言，肯定固然是好事，而过誉则如揠苗助长一样没有什么好处。

毕竟这才是张猛的第二部电影，当虚浮的荣誉涌来的时候，票房的惨况会被暂时忘记，而再好的念头也会变得不理智起来。

这是一部怀旧的电影，那俄罗斯风味的背景音乐，陈旧废弃的厂房，高耸入云的烟囱，甚至公式化的讲演，都在缅怀一个逝去的时代。

这是一部80后，90后无法理解的电影，一群下岗工人折腾半天，鼓捣出一架钢体结构的钢琴，有什么意义吗？

这是一部拍给50后，60后甚至70后的人看的电影，只有他们才能产生深深的共鸣，理解那架钢琴背后的含义。

我还记得上学时骑车从重工业区穿过，那林林重重的管道仿佛构成了另外一个世界。

如今那道独特的风景已经不在，要么被夷为平地，要么被替换成酒店超市。

时代结束了，可人还在，如何面对新时代是这批被改革大潮冲击的头晕脑胀的人首要解决的问题。

我还记得在这特殊时期，父亲每天回家愁眉不展，母亲每天惶惶不安，那个时候我还不能理解失业的痛苦，直到我毕业那年，才知道个中艰难。

从小被教育“只要好好学习，国家会给你工作”，“工厂有托儿所，医院，宿舍，你的生活完全由工厂负责照顾”......直到有一天，一个声音说“国家照顾不了你们了，工厂必须倒闭，你们自寻出路吧”。

想想这批人，老的有50多岁，年轻的不到20岁，下岗后能做什么？

专业覆盖面太窄，其它行业肯定不会招个没有经验的人来培训，符合专业的私企，更倾向招年轻的一代，便宜又有发展潜力。

不要跟我说每晚七点档里面提到的在私企中名声鹊起的老师傅，那种人毕竟是少数，能在上千万下岗工人中占到几成？

在《钢的琴》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陈桂林的同事们有的改行卖猪肉，有的成了配钥匙师傅，还有的去捞偏门。

而陈桂林凭着自己的音乐天赋，也勉强能混日子，直到有一天，他发现自己将要失去女儿。

恐怕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当他说出要做一架钢琴的的时候，这个决定里一半是和老婆赌气，一半是潜意识里对现实的呐喊：“你可以剥夺了我的时代，但你阻止不了我去打造属于那个时代的烙印。

”这也是他的同事们一拍即合的原因。

在影片中我没有看到这批被时代遗弃的人的抱怨，不满，我只看到了他们面对现实的无奈。

虽然他们偶尔也发泄一下，尝试偷个钢琴，打个群架，但心里，都充满着对逝去时代的无限缅怀。

几经挫折，钢的琴终于完成。

在影片片尾处，由起重机徐徐吊起这架特殊的钢琴时，我心潮澎湃，那锃亮的琴板代表着不屈的精神，那精致整洁的琴键透露出精湛的技艺和辛勤的汗水，这架琴仿佛是骨感现实身上的傲然双峰，挺拔耸立，桀骜不驯的向世人展示着自己的存在。

当陈桂林女儿小心翼翼的问道：“能出声吗？

” 我哑然失笑，泪水划过面颊，看到陈桂林和同事惬意的在一旁欣赏女儿在钢琴上快乐的弹奏，他们心里一定很安慰吧。

你看到我低下高昂的头，你看到我跪下男儿的膝，你没看到的，是我心中永远有一处地方，有理想，在不羁的歌唱。

杂谈：《钢的琴》——我的另一个东北农历七月初七，周五，在这个牛郎织女鹊桥会的日子里，孑然一身的我百无聊赖地寻找能打发时间的东西，一屋、一人、一桌、一椅、一电脑，一水杯、一手机······要不，看部电影吧，我对自己说道。

各位别误会，当然是自己在家看喽，我可不会去电影院，为什么呢？

一位友人的话可以完美地回答这个问题，“瞧你那抠门样！

”好了，言归正传，很久之前我就下载好了一部电影，叫《钢的琴》，但一直没看，原因无它，这部反映国企下岗职工生活的电影对我而言太过沉重，毕竟我身上也有着类似的经历，昏暗的厂房，破旧的设备，低迷的经济，电影中的这些场景勾起了我的回忆。

我生长在黑龙江省伊春市，同电影中的以钢铁为支柱产业的鞍山市类似，我的家乡以林业采伐和木材加工为单一支柱产业，上世纪九十年代，全市工人几乎全部下岗，时至今日当地经济依旧低迷不振。

影片中的主人公和他的兄弟们有着精湛的手艺，仅仅依靠一本陈旧的俄语版《钢琴制造》就逆向测绘仿制出一部货真价实的钢琴，但是，这群熟练的产业工人却只能挣扎的温饱线上。

这群工人能吃苦、有本事，但只要留在家乡，他们的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就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其中就包括我的父亲。

可能有人要问，他们为什么不出去闯一闯呢？

很简单，和片中主人公一样，父母和子女总需要有人管吧，想管，你就走不掉。

那狠心走掉呢？

老人生病没人管撒手人寰，孩子么，打架斗殴辍学进监狱，这种情况我见的多了。

片中背景音乐以苏联歌曲为主，没有一句二人转，演员对白也没有现在电视上常见的那些东北口头语诸如“唉呀妈呀”之类的，或许有人说，这是因为说演员不全是东北人啊。

不对，我的成长环境似乎和片中如出一辙，伊春市的历史比共和国还短，移民来自五湖四海，主体移民是1952年组建的林业三师的退伍官兵，这支军队之前驻地是湖北荆江，该部原属中原野战军，队伍里没有东北人，大家可想而知，伊春人的祖辈口音有多复杂。

至于我家，祖父来自辽宁铁岭，1958年来到伊春，外祖父，山东汶上人，一嘴的山东话，同样是1958年来到伊春。

两人都是知识分子，被补充到伊春以支援当地经济建设，当时的伊春是不毛之地，他们最开始住的是窝棚，后来的房子也是自己动手建的。

家中老人爱听京剧，都是票友，作为90后，我第一听到二人转是在2003年，还是因为接触了电脑才知道有这种娱乐，不过一直都享受不了。

现在常见的东北饮食，猪肉酸菜炖粉条、锅包肉、铁锅炖、蘸酱菜、鸡蛋焖子、土豆酱、饭包······这些东西儿时的我一概没吃过。

诸如“哎呀妈呀”这些方言，上了学之后才在某些同学嘴里听过。

至于苏联烙印，倒是异常的多，时至今日，我的父辈们仍旧喜欢去俄罗斯工作。

去了外地读书，才知道东北人的口碑异常差，在西北某地，当地人对东北人的印象就是花钱大手大脚，生活铺张浪费，结果我的抠门将当地人的三观尽毁。

电影中，鞍山的街头到处是破旧的厂房和倒闭的商铺，90年代的伊春某区同样如此，看这电影，我身临其境。

我在91年出生，母亲的单位在93年倒闭，父亲的单位似乎是在98年解体，不过家庭的经济状况似乎在96年之前都挺好，起码在96年，父母购买了一户楼房，大概花了17500元左右，从90年结婚，购买全套日本家电，再到买楼房，父母的日子过得似乎不错，不过96年之后，日子便过得不堪回首。

我依稀记得，应该是97年冬季，在昏黄的白炽灯泡下，父母因为花在我身上的200元的医药费在吵架，因为钱不凑手；似乎是在98年的夏季，又因为我上学的书本费在吵架，当时小学课本还收费，同样是钱不凑手；似乎是在98年的秋季，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母亲在街上卖月饼，月饼是父亲开的糕点厂做的，我只记得那天雪很大，踩上去没过脚面，而且还下个不停，之前熬了整夜烤月饼的父亲一边在风雪中挣扎着给母亲搭帐篷一边喝斥我赶紧进屋，因为他担心体弱多病的我感冒，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那一幕。

有钱，我也真的舍不得花。

说道教育和文化，我的中小学老师大部分来自江南锦绣之地，小学的班主任是绍兴人，初中的物理老师似乎是大理人。

电视里的赵本山，嗯，不喜欢，不是我另类，而是真的听不太懂他的冷笑话。

至于懒惰，起码我的父亲和他的同事都不懒惰，而且比其他人更能吃苦，能在俄罗斯西伯利亚和内蒙古呼伦贝尔零下五十度的天气中爬冰卧雪工作的人，无论如何都称不上懒惰吧。

胆小吗，也不是，出生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伊春人一直为了一个目标参加军事训练——挡住苏联人的坦克，万幸的是，战争没有爆发。

我和我的父辈祖辈并非出身农村，但在生活上也没有享受太多，讨厌二人转，也不太喜欢东北食物，我们来自很多人都不熟悉的另一个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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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钢的琴》于2011年7月15日在国内首映，导演张猛，故事背景是上世纪90年代东北的一个工业城市，主要故事情节是：主人公陈桂林系钢铁厂的下岗工人，下岗后组织了一支乐队谋生。

其妻小菊找到了一个卖假药的商人，准备与陈桂林离婚，并提出要女儿小元的抚养权。

陈桂林一心想培养小元弹钢琴，谁能给女儿一架钢琴成了夫妻俩争夺抚养权的关键。

为此，陈桂林先是四处借钱不得，后又计划偷学校的钢琴失手，最后他集结起昔日的工友，按照以前厂图书馆的一本俄国文献开始制造一台独特的“钢的钢琴”。

虽然最终“钢的钢琴”制造成功，但陈桂林还是把小元的抚养权交给了妻子小菊。

电影的题材涉及到中国的产业工人，产业工人是指在第二产业中从事体力、半体力劳动的生产工人、运输工人及相关人员。

这个群体非常特殊继而非常敏感，其“得势”与“失势”，同中国社会、经济结构的变革具有某种程度的暗合。

昔日产业工人中的大部分在经历变革后，被削弱了原先对组织资源、社会资源以及经济资源的占有，换言之，产业工人的社会地位在逐步下降。

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了政权后，逐步形成了党/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的格局。

国家主导经济发展战略是重工业优先以实现现代化，社会结构在宏观上简化为由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干部，即“两个阶级一个阶层”的构造，国家给予工人阶级最高的礼遇。

1978年改革开放后，经济体制逐步转换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把越来越多的资源让渡给社会或市场，催生了一些新的社会阶层，改变了原先各个阶层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原本的“工人阶级”也逐渐开始分化。

1995年9月，中共十四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了新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一是实行“抓大放小”，二是实施“减员增效”。

“抓大放小”，即把原来小型的国有企业以及集体企业改制成为非公有制企业，原来企业中的职工，或成为私营企业的雇工，或下岗待业，进入失业阶层。

“减员增效”则直接导致了大规模产业工人的下岗。

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面前，要讲好产业工人的故事是非常不容易的。

而《钢的琴》之所以值得分析，就是因为导演张猛讲述故事的方式让人眼前一亮。

《钢的琴》中，导演让观众看到了产业工人遭遇的困境，但每段故事的设置和讲述，都使用了一种哀而不伤的、甚至是乐观昂扬的方式。

电影中历经下岗再就业的产业工人的形象不是处于被同情的、需要救济与帮困的低位，更多的镜头叙事用于展现产业工人昔日的风采：从事着未被异化的劳动、有知识懂文化、对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

电影的开头处有一场戏，是陈桂林的乐队为丧事演奏，一开始选择的音乐是《三套车》，后来葬礼的主办人说《三套车》太沉重，要求乐队换一个喜庆一点的曲子，乐队中的一个成员解释道，《三套车》的沉重正好符合丧事的氛围，但主办人依旧坚持要换音乐，于是乐队就开始演奏《步步高》。

这场戏或许隐喻着产业工人阶级从历史舞台的中心隐退，逐渐被历史遗忘、埋葬的过程。

在金钱主导的逻辑中，产业工人丧失了话语权，丧失了自主性。

导演叙事的乐观体现在，影片营造的情绪并没有停留在哀伤之中，当观众沉浸于《三套车》悲哀的情绪中时，把哀歌换成了喜乐，整个影片的氛围一下子明亮起来，暗示着陈桂林这样一批产业工人面对生活依旧乐观。

陈桂林为了获得女儿的抚养权，四处借钱买琴碰了壁，于是组织自己昔日的同事和朋友，准备一起去学校偷钢琴。

偷钢琴之前的动员方式是大家在一起吃饭，陈桂林进行了一番慷慨激昂的动员讲话：“……咱们今儿喝完以后，争取都干一番大事业。

”“动员大会”之后，一桌人开着卡车准备偷琴，一路上还都唱着欢快的歌曲。

这些片段中依稀可见往昔产业工人们无所畏惧、慷慨激扬的精神面貌。

最后的结局自然是偷琴未遂，一桌人都被公安局拘留了。

这时候，导演的处理方式非常诗意，公安审讯的一段并没有展现，替换成了在黑暗中，一道光束照耀着陈桂林和一架钢琴，陈桂林独自演奏着钢琴曲《致爱丽丝》，光束下雪花纷纷扬扬。

一曲奏罢，镜头切回到公安局，校方决定不追究责任。

如果导演的设置是让陈桂林坐牢，女儿因此跟随母亲，恐怕会赚取许多同情与眼泪，可见，同情与眼泪并非导演的意图。

剧情继续发展，陈桂林决定自己做一把琴。

在陈桂林决定做琴到真正开始做之间的一段叙述中，电影的展现了昔日产业工人的文化涵养，也为做钢琴的可行性做了铺垫：在陈桂林以前工作的工厂里，有工人图书馆，他在里面找到一本俄文图书《钢琴制造》；以前厂里的技术工人，人称“汪工”，是一个留苏回国的工程师；与陈桂林关系甚好的女工人淑娴，会弹钢琴，懂俄文，喜欢唱俄语歌曲。

导演塑造了一批有文化的产业工人形象，“教育为工人阶级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曾经这些都不是一句空话。

陈桂林又一次动员起了身边的朋友，开始做一台钢琴，由于找不到好的木材做钢琴，加上他们以前都是钢铁厂的工人，对钢比较熟悉，因此，陈桂林决定做一台“钢的钢琴”。

汪工负责设计师，陈桂林和朋友们各司其职，重新干起了自己熟悉的手艺活儿，电焊、油漆、机床、吊车。

就在工作顺利展开的过程中，发生了2件事情。

其一，是工厂的2跟烟囱面临定向爆破的命运，许多工厂老工人联名上书希望保留烟囱。

汪工为了保留烟囱，动足了脑筋，想出了数十种烟囱的改造法，改造成长颈鹿或火箭模样的雕塑、改造成蹦极台、在烟囱上面种绿化，等等。

最终，烟囱依然没有保留。

爆破那天，工厂昔日的职工都去“见烟囱最后一面”，陈桂林再那里分发香烟，场面的感觉十分悲壮。

烟囱的不复存在，意寓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这批产业工人都是亲历者。

第二件事是导演借着陈桂林妻子小菊的口，说出了一个残酷的事实：“就算你把琴造出来，女儿也不会跟你。

”是的，陈桂林似乎也明白，钢琴不过是一个物质欲望的表征，在女儿的眼中，谁能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她就跟谁，钢琴可以造，那么其他的东西呢？

陈桂林决定放弃女儿的抚养权，同时回到车间里对大伙儿说：“钢琴不做了”。

导演可以选择把故事说到这里为止，女儿小元从此跟着妈妈过上了幸福的日子，而陈桂林和他的朋友们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中。

但故事还在继续，最动人的故事在电影的结尾。

最终陈桂林决定将做钢琴的工作进行到底。

钢琴造出来了，在热烈的西班牙歌舞《斗牛》的演出中，做完的“钢的钢琴”被缓缓推出。

歌舞营造出来的狂欢氛围，意寓着作为劳动者的产业工人同时也是劳动和劳动成果的享受者。

在知道了自己时代的终结和小元的离去后，大伙儿再次团结起来的向心力完全是非功利性质的，在做钢琴的过程中，大家富有激情地挥洒着汗水，所有的人都感到了集体劳动的快乐。

二《钢的琴》是一个非常珍贵的影像纪录。

在如今中国电影的生态环境中，类似《钢的琴》这样表现社会经济变革中的中国（人）的电影非常缺乏，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经验大都被官方的和商业的话语所垄断与遮蔽。

不可否认的是，要描绘出当代中国（人）的面貌是一项异常艰难、太过繁重的工作。

新时期以降，中国社会面临经济、文化、社会形态的巨大转型。

中国或主动或被动地被逐步纳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因之出现了一系列世界之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经济结构调整；世界上最大规模的下岗和失业浪潮；世界上最显著的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世界上最严重的腐败及最大的经济损失；世界上最大范围的生态环境破坏……” 古老的农民经验与正在生长的市民经验、本土经验与全球化经验混杂，使得对经验的描述和评价变得无比复杂。

尽管要创造有效的影像表述困难重重，但是，这不能成为中国电影和导演们回避和拒绝表述的一种借口。

一方面，占有更多市场资源的导演们放弃了严肃的思考，创造出许多天马行空的“传奇”和“神话”，并且振振有词地辩护说：生活已经太辛苦，观众需要的是带来快乐的电影。

另一方面，现如今的中国的影产业，由于偏颇的制度设计和有失公平的市场环境，使得许多有价值的文艺片和独立电影，因为资金或者题材的原因，无法顺利地进入体系中：首先，在制度设计方面，且莫说影片审查制度带来的禁锢以及难产的电影分级制度，单是放映制度方面就存在些许不合理。

放映制度中规定了必须是35毫米胶片或者是高清摄像机拍摄的电影才能进入院线系统，换言之，许多用DV机、16毫米胶片拍摄的电影无法公开放映。

这对于投资不够无法使用昂贵拍摄器材的剧组，以及坚持粗糙画质风格的导演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

其次，当下电影放映的操作模式当中存在某种“法西斯性”。

这种“法西斯性”是资本与行政权力“合谋”的结果。

院线的放映场次是有限的，放映时间分为黄金档与普通档，院线会给“名导演”的“商业大片”安排更多的场次，并安排在黄金档播出，对于类似《钢的琴》的电影，院线的预设就是此类电影没有观众，然后就安排在上午、下午等观众相对冷清的档期，场次也不多，整个放映周期短。

许多“小片”收不回制作成本。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商业大片”、“小成本制作”来命名电影成为了主流，在当下中国电影的语境中，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越来越成为讨论电影时必然出现的高频词汇。

媒体津津乐道地说着大片精致的画面和场景、逼真的电脑特技、强大的明星阵容、豪华的首映式、不间断炒作的花絮绯闻，自然还有不断刷新历史记录的投资金额和票房收入。

此种市场引导有它非常可怕的一面，它将电影承担的文化功能导向休闲和娱乐。

在这样的文化功能逻辑下，力求真实的纪录、严肃的思考和探讨、厚重的历史感，将在何处安放？

此种将文艺导向娱乐与休闲的立场，是无知，抑或居心叵测？

三社会学家沈原在他的书中写道：“重建的中国社会学陷入一场深刻的悖论。

面对社会转型带来的巨大想象空间，社会学竟然没有能力提出振聋发聩的好问题；面对剧烈变动的社会现实，社会学也竟然缺乏恰当的理论和技术手段加以研究和测量……这样一来，社会学就陷入了某种滑稽可笑的境地，甚至变形为布迪厄所说的‘社会巫术’那一类的手艺：它借用科学的手段来遮蔽生活现实，麻痹人们的思想，但却绝不提供新的知识。

”其实同样的困境在文艺中也存在。

文艺究竟应该表现什么？

要说什么样的故事？

《钢的琴》可能是一个尝试，一种努力。

至少，它严肃地干预社会，它拒绝用“他者化”的眼光看待历史，它愿意为社会中“沉默的大多数”代言，他给我们展现了一段至今没有论断却被回避讨论的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在“社会主义实践”时代中生活着的人，他们的精神状态和在日后的改革中究竟谁付出了代价、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

文艺的一个功能，是提供一种社会和生活的想象。

当许多人对未来生活的想象只剩下一个资本主义式的图景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停止追问，你要去的是哪一个资本主义的未来？

在中华民族奋发崛起的道路上，我们走到了今天。

“毛时代的国家社会主义运行了三十年，逐渐耗尽了它的体制和文化的能量，最后为资本主义市场路线所取代。

这后一条路线，在把中国推到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之后，似乎也到了强弩之末。

天差地别的两极分化使社会干柴遍布，危机四伏，濒临分裂。

” 我们太需要一种新的想象未来的方式了，而在这种想象的建构过程中，文艺不能怯懦地退场。

电影的主人公是一个生活在90年代的落魄下岗工人——陈桂林，电影钢的琴观后感。

他在下岗之后自谋生计组建了乐队为婚丧嫁娶吹拉弹唱，而此时，他的妻子却移情别恋跟了大款。

在离婚的同时也开始了对女儿抚养权的争夺，而能否给在钢琴方面很有天赋的女儿一架钢琴成了关键条件。

为了女儿陈桂林必须搞到一架钢琴，而价格不菲的钢琴却让不甚宽裕的陈桂林犯难了……　　与此同时，因为社会发展的需要，已经倒闭的钢铁厂的两根高耸的烟囱将被爆破拆除，一大批老钢铁厂的老职工认为那是那个时代的重要见证，不应该就这么消失在改革发展的浪潮中，他们联合起来努力地想去维护他们关于那个时代的记忆……　　刚开始，陈桂林为了女儿想借钱买钢琴，可借钱时到处碰壁。

之后又拉了一些朋友去偷学校的钢琴，结果可想而知，被发现抓到了派出所。

最后被逼无赖的他决定用钢铁厂废弃的材料和闲置的机器动手造一架钢琴，之后因为材料原因最终决定造一架前所未有的钢结构的钢琴——钢的琴。

　　于是他“纠集”了一群落魄的兄弟，开始造这架前所未有的“钢琴”。

他的兄弟中有退伍小偷，有猪肉王子，有打牌时出老千被打断胳膊的小混混，有倒卖国家财产最后被警察带走的专职黑社会…….但他们都曾经是那个时代优秀的钢铁工人。

他们各显神通，密切配合，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工程”进展顺利，观后感《电影钢的琴观后感》。

　　此时，那些老职工们也在废弃的厂房里召开了旨在保留那两根烟囱的职工大会，并通过了改造烟囱外形的计划，改造后的烟囱将是一个可爱的长颈鹿的模样，他们希望通过改造，让这两根烟囱拥有新的价值，从而保留下来……　　在一切都向着好得方向发展的时候，陈桂林的一个兄弟因为参与销赃，在平静地干完他手中的最后一件工作后，被警察带走。

紧接着，又因为接踵而至的感情问题，让陈桂林不堪重负，他停止了这个“工程”，还放弃了他一直努力争取的抚养权。

因为他发现他陷入了一个怪圈——为了女儿去造钢琴，在全心投入造钢琴的过程中又忽略了与女儿的感情交流，父女关系变得生疏，为了女儿造钢琴，造了钢琴反而失去了女儿。

还有他的朋友们。

那么这架钢琴还有造她的价值吗！！！！！

　　老职工们的呼吁也似乎没有引起主流社会的关注，最终，在老职工们的注视下，那两根刻满那个时代记忆的烟囱还是在爆炸声中轰然倒下…….　　这个时候，陈桂林和他的兄弟们再次回到了废弃的车间继续他们的“工程”。

此时，陈桂林的老父亲也与世长辞。

没人知道此时的陈桂林为什么会在放弃了女儿的抚养权后，在承担着老父辞世的巨大悲痛中再度开始造这架“钢琴”，也许只是作为父亲送给女儿的最后一件礼物…….　　最后，在陈桂林的妻子带着女儿来到“车间”向他道别时，陈桂林终于可以送女儿一架“钢琴”了。

当这架钢结构的“钢琴”通过起重机送到女儿面前时，展示的是几吨重的父爱？

是一个男人最后的尊严？

还是钢铁工人的力量？

　　她的出现似乎太迟了，已经无法改变什么了，而陈桂林的女儿通过那架钢琴弹出的无论是多么美妙的音符，终究还是安魂曲，而埋葬的不仅仅是陈桂林的婚姻，更是一个时代，还有那些在改革浪潮中被忽视、被无情抛弃的人们！

荷马的时代，人们向奥林匹亚山的诸神献上表演；而今天人们为了自己而表演，自己已变得很疏离陌生，陌生到可以经历自身的毁灭，竟以自身的毁灭作为一等的美感享乐。

这就是法西斯主义政治运作的美学化。

共产主义的回应则是让艺术政治化。

—瓦尔特•本雅明《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结语康文署今年的中国电影展，海报上排在首位的主打，是《钢的琴》。

香港和东北，这看似相隔万里的“华夏边缘”的两端，如何能够链接起来？

早在1997年，来自东北沈阳的艾敬就有传唱全国的民谣“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香港”；在陈果的《榴莲飘飘》中，秦海璐扮演的妓女从黑龙江来到香港，挣了钱再回到东北，却找不到自己的位置；生于辽宁鞍山的许鞍华，更是在《姨妈的后现代生活》中塑造了来自东北小城的姨妈，在大城市上海遭遇的种种幻灭，最终不得不回到自己“破败”的故乡。

有人问许，将鞍山拍的那么破败，是不是在诋毁自己的故乡，许说，自己80年代回过一次鞍山，看到的就是电影中那样……于是，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中，从香江北望中国东北，成了一个巨大的空间寓言：从艾敬、陈果、到许鞍华，我们看到一次文化和精神的“出走（exodus）”，看到由东北换喻的社会主义中国的远去。

而我想问的是，当我们再次穿越时空，从香江北望，是否会有不同的可能性？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等《钢的琴》这样一部作品等的太久了。

2009年年底，我将硕士毕业论文的田野地选在了钢城鞍山，于我来说，这是在经历了漫长的理论旅行后对故乡的一次再发现。

在一个下岗老工人家里，他站在自己巨大的书架前跟我说，“当年的感觉就跟离婚一样，过的好好的，无缘无辜就离了，而且卷走了所有家产，邓小平在深圳画了一个圈，就是给我们判了个死刑。

”老工人用寥寥数语穿透了历史的真相。

这就是《钢的琴》的开始，一次离婚，和一场葬礼：“那什么，让老人加快脚步吧”“加快脚步去哪啊？

”“你管他去哪的！

”葬礼是个喜丧，工人们想吹《三套车》，让老人在冰河上再跑一会，家属们却想要高兴一点的，于是一曲步步高、一个大火球，在巨大工业废墟上搭建起简易的灵堂，我们就这么敲锣打鼓走进了新时代。

自此，工人阶级不再是历史的主体，而成了历史的包袱。

于是，在工人的物质废墟上，主流的表述又给他们覆盖上一层精神的废墟。

工人阶级的没落不仅仅是“落后”体制的结果，更来自本身“智力和道德的缺欠”。

工人成了改革开放的废品。

对于毛时代的怀旧，只不过是历史的幻觉。

我们听过太多类似上面的叙述，而《钢的琴》试图给出了一个不同的答案。

社会主义的三十年对于工人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仅仅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工业化历程么？

他给我们留下怎样的遗产，这些遗产真的死去了么？

在这个超现实的集体造钢琴的故事里，蕴藏了许多从历史面向未来的可能性。

“咱们工人有力量”，我们都熟悉这句口号，可工人的力量在哪里，我们是否知道，是男性气质么？

是工人的社会地位与福利么（有论者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工人阶级，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城市中产”）？

钢的琴讲了一个回归劳动的故事。

工人的力量，正体现在劳动實踐之中。

陈桂林为了给小圆造一架钢琴，带着工友们回到铸造车间，开动车床，制作沙箱，使得工厂在工人自己的手中再次运转起来。

作为个体被抛入历史的工人们从各自相似却又不同的命运中回到工厂，回到了集体之中。

这个“超真实”的故事透露了某些“真实”的社会主义理想：生产不是为了榨取剩余价值，工人了解自己的生产工具、了解劳动过程、了解自己的产品，从共同的劳动中获得尊严。

本科2年级的时候，我作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学生被送入车间，跟老工人们学习。

去之前，我们这些刚刚学了钢的热处理论、能看懂三相晶图的“大学生”们觉得自己什么都懂，可进了车间，才发现书本上的东西工人们都懂，而车间里的一切，我们都不懂。

我们从头学起，车工、钳工、铸工、焊工……车刀与零件如何配合，如何确定进刀量与转速、如何选择沙箱、做沙模、浇注、成型……直到在工人们手把手的指导下，我们浇注出了自己设计的产品。

记得我想在一块圆饼上浇注图案并刻字，自己觉得工艺不可行，决定放弃，一个老工人对我说，铸造是门艺术，工艺是人发明出来的，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于是，在他的指导下，我真的让铁水凝固成细密的文字。

这像极了片中汪工说的那句：“见了困难就退缩，那不是我们工人阶级！

”汪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是这个工人团体的一员，在这个集体劳动中完成自己的分工——看文献，画图纸，他并非因“知识”而成为某种“统治者”。

通过造钢琴，不同的劳动者们再次团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共同的“阶级”。

在這裡沒有“勞心“與”勞力“者的社會差別，有的只是不同形式的勞動合作。

这与冯内古特在《自动钢琴》中看到的未来正好相反，在这部出版于1952年的长篇小说中，冯描绘了一个生产自动钢琴机的未来世界，当时几乎所有的工作都可以通过机器完成，手工劳动变得多余。

社会分化成两个阶级——精通技术和管理、只需动脑不需动手的富有的上层阶级，和那些由手工劳动者组成、相对贫穷的下层阶级。

一个叫做“鬼魂衫”的革命组织试图打破这种社会格局……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与富士康连跳的今天，从社会主义的废墟中挖掘出面向未来的另类可能性，也就具有了现实意义。

社会主义“未完成”的劳动理想，与现代资本主义工业中将人像螺丝钉一样拧进流水线中，变成机器的一部分，是截然不同的。

在机器消灭手工业者的维多利亚时代，卢德份子的回应方式是捣毁机器；而“亚当斯密在北京”的时代，所谓的“技术革命”将人变为机器的一部分，成为机器无法代替的那“最灵巧的双手和眼睛”，于是，后工业时代的卢德份子只能通过捣毁自己身体的方式来使机器停转……而社会主义的卢德份子对此说不！

除了劳动，我们同时在思考的是，在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中，艺术的功能是什么？

张猛镜头里的工人形象总是与文艺脱不了干系，《耳朵大有福》中的王抗美是当年宣传队里长征组歌的领唱，《钢的琴》中的陈桂林是乐器外语样样精通的乐团团长。

在这里，艺术家与工人，并没有一条清晰的界限，劳动与演奏，也不见得必然分离。

可以说，王抗美与陈桂林，只是社会主义庞大文化工业流水线上出来的两个普通的“标准件”，在这种生产中，艺术之于他们的并非单纯的“技艺”，而是经由艺术所释放出来的人的主体性。

在工人阶级的历史崩塌后，这种主体性在工人的日常生活中以惯习的方式幸存下来，却不得不时时经受与市场经济大众文化的剧烈交锋。

王抗美的“长征组歌”，无时无刻不在流行音乐与二人转的“混响”之中，陈桂林也要以吹啦弹唱的“技艺”为生……（这是需要进一步理清的大问题……）《钢的琴》可以看作对《铁西区》的一个回应，看做对《24城》的一个拨乱反正。

这部小成本歌舞片，超越了《铁西区》那种小知识分子式的悲观主义，更超越《24城》对历史轻蔑的拼贴和景观化处理，而赋予了工人前所未有的主体性和行动力。

张猛对于工人历史命运的同情，对于工人阶级主体性与尊严的理解，超越了贾樟柯和王兵。

由香江北望，让我们也跟随张猛的革命乐观主义，从智识的悲观中解脱出来休息一下，将权力交给想象for a moment。

今天劳动者能造出一架钢琴，明天也要造出一新世界。

认识张猛一年了，今晚重逢，他笑着说：“前两天翻工作照，发现咱俩还有合影，上次见面我怎么对你一点印象都没有？

”他当然没什么印象，我只是一个小记者，恰好喜欢《铁西区》，恰好是工人的儿子，恰好迷恋机床的汽油味、恰好曾在破败的电影院里斗殴追逐……恰好看了剧本很喜欢，恰好被派去探班……于是恰好在一张照片里，张猛说这话的时候，一如既往，盘腿在凳子上，他那三岁半的女儿玩着IPAD2 上的钢琴，旁边的制片教的曲子，正是《钢的琴》里最简单的那个曲子。

关于这部电影，很多人说过很多话，相信上映后，会有更多人说，我就不凑热闹了，只想记记流水帐。

去年夏天，应杂志要求去访问他，当时张猛住在周围都是进城务工者的城市边缘带的一个破招待所里，一路所见，都是端着搪瓷碗大口拨饭、大嚼馒头的面孔，当时就想，这到底是个什么导演啊？

到了他的房间，发现，原来剧组没钱，只好拼命开酒店空调，胶片就在空调下面……我们几个人哆哆嗦嗦在房间里扯淡。

那晚喝酒，他回忆起过去的生活，讲到在中戏的遭遇，讲到小时候对电影的迷恋，以及毕业后做舞台美工的不堪……那些故事说起来云淡风轻，听得我兴奋异常。

已我浅薄的采访经验，大抵可以得出结论，张猛是个人，不是人物，是个人，正常的人，只是恰好当了导演，想当导演。

中间出来去洗手间的时候，给秦海璐发短信，说“我喜欢张猛，这家伙真棒”。

秦海璐一如既往的语调回复了一条：“那当然”。

透着股子东北腔的骄傲。

瞬间，这种骄傲就感染了我。

也是那个晚上，看到了《钢的琴》，凌晨两点，剪辑的电脑还发烫，张猛和工作人员已经困得东倒西歪，我醉眼迷离…后来看完全片，首先问他，这片跟库斯托利卡有什么关系……他说，库是谁？

直到今年过年，他才和一群人一起看了《地下》，发现果然有类似味道。

不过，境遇是不同的。

张猛带着《钢的琴》剧本参加上海国际电影创投会时，其实是因为有免费机票和住宿，可以带着老婆孩子一起来转转，没想到拿了个大奖回去。

那个时候，他连酒店里上网都没钱，只赶插上网线搜到东西，立马拔了网线……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是个超级艰难的剧组，资金捉襟见肘，秦海璐“仗义疏财”，而张猛酒后最常说的一句话是：这片是拍给工人阶级的。

是啊，过去工人阶级是老大哥，短短20年光景，工人阶级就成弱势群体了。

如果你仔细看，不难发现片中诸多符号化的指代。

今晚再问他，这一年感觉如何，像梦吧。

张猛点点头，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这部戏会如此艰难，但拍完后会有这么多人喜欢，第一次见面，他就说，如果再这么拍一部戏出不来，就不干了，回家陪老婆孩子。

现在，他终于不用这样了，但是他和制片、助理兄弟几人，因为这个戏累出了大病，他甚至得去韩国做手术。

晚上张猛讲到一个段子，拍戏结束后，想给崔永元看看片子，正好崔在东北，制片说，你得带点礼物啊，他花仅有的180块钱，买了两条烟，裹着塑料袋专程拜访……如今，崔永元说，把那钢琴弄来，留在他那，跟那些老火车头摆在一起。

一年过去，《钢的琴》放映满场，张猛自己都买不到票，只好站在过道里看，结果被工作人员驱赶……他说自己是导演人家也不信。

前段时间，有天晚上跟阿诺喝酒，这家伙醉醺醺靠在我身边说：《钢的琴》，就他妈是我理想中的电影。

我拼命的点头，对我来说何尝不是呢。

不是说影片有多好，只是想说，我们就想拍这样的中国电影，可以留在电影资料馆里，等到若干年后再放，依然能满场……这件事，想想就挺美好的。

…

不得不说，这是一部观影门槛有点高的影片个人十分喜欢全片昏暗的色调，喜欢每一段听起来很冲突而又恰到好处的配乐，尤其喜欢看起来能够治愈强迫症的标准构图，可以说我喜欢每一个独立的镜头，但却没有爱上整个故事。

当看见两根烟囱被炸掉的画面时，我能意识到这也许才是故事，然而我却感受不到！

我看不清的，是那个时代。

虽然我的确没有为人父母，没经历过国企改革和那一代工人阶级的过去，但个人始终认为，优秀的影片应该跨越时代、地域和背景来触动人心。

然而本片在这一点上似乎有不同考量，看导演的一篇访谈讲，他说没有想过让很多人来喜欢这部片子，他回忆着那个属于自己时代的故事，也许并没有打算和我们这些小辈分享。

可能是他故意为之，可能是我太过浅薄，在情感共鸣上的缺乏，是我觉得彼此都有点可惜的地方

小谈《钢的琴》影片优点和不足看到这部电影，会让人想起爸爸妈妈姥姥姥爷看到这部电影，会让人想起爸爸妈妈姥姥姥爷一.《钢的琴》是部好电影，他好在哪？

1.题材优势——小中见大一个电影从无到有，在创作的过程中，题材的选取是最为首要的任务。

《钢的琴》在题材选取上就初步奠定了影片的成功。

一个故事，尤其是公映的叙事剧情片，其题材往往包含在两个层面。

其一是主要事件，也就是常说的“故事核”或者说是“梁子”。

说白了，就是用一句话讲明白电影说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钢的琴》故事核非常简单，就是一个下岗工人父亲为了能监护女儿，想方设法拉着朋友们制造钢琴的故事。

尽管故事简单，但是却较为巧妙。

在故事核心选取上，这首先是一个亲情的故事，同时还包含了家庭观念、友谊、甚至是信仰。

这些都是最大众化的情感，是有着广泛的观众群体，并且理解起来较为容易的内容。

而主角在整个故事中的动力是父爱，这本身即讨巧，又很具有说服力。

不论什么剧情，只要沾上父爱两字，就为影片营造了不容置疑的合理性，这种合理无论是对于剧中人物的动机和行为，还是观众对于影片的认可都是成立的。

而在影片的故事背景上，《钢的琴》更具有超越电影的社会性和历史感优势。

那就是影片选取的“下岗工人”群体以及“东北工业基地”背景。

不仅填补了近二十年来中国公映也就是“地上”电影的题材空白。

更满足了观众的心理期待。

下岗工人这一群体在当下观众中并不陌生，因为下岗潮不过发生了十余年时间，数千万的当事人乃至近亿的家庭仍然生活在当下的中国，这不知不觉就拉近了影片与观众的距离。

更何况，下岗工人本身就是社会的弱势群体，贫穷而无辜，恰好符合了观众心中同情弱者的思维习惯，使这部影片很容易讨好观众。

此外，影片在大背景和小事件的连接上也较为成功。

由小见大，一个父亲，一组朋友，巧妙的把数千万下岗职工的生活状态和东北工业基地当下的生活状况展现出来。

既不矫揉造作，也不单纯依靠大概念夺人耳目。

这种自然合理，使得这部影片在题材上就开了一个不错的头。

2风格——苦中作乐的草根情绪在风格上，《钢的琴》也是较为成功的，在这部影片中，创作者选取了在大悲情环境下夹杂喜剧化处理的杂糅式生活流。

纯悲剧一来难写，二来容易陷入你剁手我就自毁双目你再死光全家的“比惨”死结。

而纯喜剧则容易走直奔下三路的闹剧路数。

换句话说，也就是讲述剧中主人公们苦中作乐的草根情绪。

实际上，苦中作乐也是大众电影的万用法宝，喜剧化的情节以及角色语言便于故事展开，丰富的肢体语言也利于角色的表演和发挥，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而悲伤的情绪最容易煽动观众的眼泪，使电影能够感人。

更重要的是，尤其是作为一部面向中国当下观众的电影，中国人无论所处的社会阶层、家庭收入的差异，几乎都活得欠缺尊严、神经兮兮、充满伤痕。

这种苦中作乐的精神其实也正是大多数国人面对身边环境时所采取的价值观态度。

一部和最广大观众价值观一致的电影，只要不出其他大毛病，至少不会是一部坏电影。

3.叙事结构——经典和类型化的叙事结构尽管影片有着一个较为沉重和庞大的背景，但是其实使用的是一个常见的叙事结构。

即创作者将陈桂林作为核心角色，用其凝结了其他配角，来共同达成制造一架钢琴的目标。

这一结构较为常见，也是符合广大观众的审美习惯，追根溯源，这其实是对古典传说中英雄获得诸神帮助而完成使命的经典叙事模式的发展和传承。

在近些年国内外广受好评的温情电影中经常使用这一结构。

尤其是美国那些市场反应热烈的商业剧情片。

从这角度来说导演选择了一个正确的方向。

除此以外，创作者为了防止故事单一叙事枯燥，则加出了一条孩子母亲对孩子的抢夺来为角色施加压力制造困难，更铺设出一个背景即政府要炸毁两根烟筒的一条线索来增加影片的群体性和时代感。

影片的叙事容量不多不少，与一百分钟左右的标片容量较为合适。

4.人物——塑造较为丰满真实应该说，观众能否记住一部电影，或者说喜欢一部电影，其人物是否出彩十分重要，尤其是本片这种讲述小人物的状态，饱含温情的影片。

应该说，《钢的琴》在人物塑造上也还算成功。

主角陈桂林的形象较为丰满，其周边的角色也基本勾勒出了老工业基地下岗工人群体的生活状态。

至少让人觉得角色是活的。

而配角们各自也有着各自的职业，苦恼，这也增加了整体角色的厚度，让观众认可了角色的丰满程度，而不是浮在影片表面之上。

角色们方言的使用也是影片的一个特色，东北方言本身就有着喜剧性，影片中生活化的桥段更为影片的贴近民间贡献不小，也就是所谓接地气、亲民。

应该说，钢的琴的角色塑造基本是合格的.4.视听语言——运用基本得当值得强调的是，作为一部投资不大的小成本电影，其视听语言运用无疑为影片增色不少，还是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准的。

首先是单幅的画面美感。

场景选取虽然看似生活化，但是却具有较强的视觉美感，静态画面的构图应该能看出摄影和导演是经过反复斟酌和商榷的。

镜头中人物站位、运动也符合了平面美学的原理，构图本身充满了美感，这在国产电影中应该说是较为精细的。

《钢的琴》对于音乐的使用也是比较有特色的，其配乐使用的较紧，配乐几乎从片头一直紧紧延续到了片尾。

如果说对于配乐是否运用过渡还存在争议，这部影片最大的特点则是，配乐本身与影片的内容结合的较为合理自然，无论是展现人物状态和情绪，还是展示背景的音乐，基本上都为影片的叙事和人物塑造增色不少。

也弥补了影片中一些小的瑕疵。

尤其是俄罗斯风格的音乐和经典中文老歌，与环境和剧情连接紧密，本身也具有强烈的表现作用。

《钢的琴》剪辑和摄影也比较成熟，节奏既不快也不慢，和影片的整体风格相适应，镜头画幅也松紧适中，该松的地方为环境流出了足够空间，该紧的地方也不掉节奏。

基本没有国内电影一沾文戏就拖沓的毛病。

5.其他有点——态度亲切、表现丰富、处理含蓄《钢的琴》讨人喜欢的地方，还包括创作者的态度。

按照导演自己的话说，这是给工人阶级拍的电影。

实际上也确实是这样。

尽管角色处境并不如人意，但导演并没有突出刻画其苦难，而是让其保留着不失尊严的态度。

影片该煽情的地方煽情，例如影片中一群人歌唱怀念战友。

而该收敛的地方也收敛，例如对于陈桂林前妻，前妻的新男人也没有用态度鲜明的批判态势，这就让影片能够贴近角色又不失风度的讲故事。

这在中国电影不是猛捧塑造偶像就是瞎踩咕使劲批判的姿态中，也是较为难得的。

影片的表现手段也较为丰富，例如影片开篇的追悼场景，影片中间的追逐场景，收集木板的废墟场景，改造烟筒的长颈鹿，以及接近片尾的舞蹈场景，这些运用较为大胆，也足够丰富，增添了影片的观赏性，也突出了导演和影片的个人风格。

此外，创作者在虚实的表现上也比较合理。

例如陈桂林捉奸的时候一句“隔壁老王”就用较为含蓄而又不失幽默的交代了情节。

虚实结合的较为成功。

二.《钢的琴》还有哪些问题有所欠缺1.叙事节奏存在前松后紧的硬伤尽管上文论述了《钢的琴》在叙事上思路较为合理，创作构想也较为合理，但是应该说，在影片成片后，还是有一些值得商榷和改进的地方。

其中在情节和叙事上问题较为明显。

首先是影片的叙事节奏有一定问题，前松后紧是一个问题。

开篇导演光顾着让人物出场，多少有些罗嗦，导致了影片后半段有些太过紧凑，尤其是最后三十分钟情节的压缩太大，甚至出现了场景衔接生硬和不合理的硬伤。

例如一场抓胖头女婿，接着接结婚，这就对观众造成了巨大的误导，炸了烟筒和继续开工也缺乏因果铺垫。

尤其重要的是，节奏失衡导致了中心事件——造钢琴被弱化。

总片长就那么多，“砸挂”“包袱”多了，自然情节就显得薄弱，也让影片在应该出现的高潮处显得中气不足。

2.叙事线索单一复线累赘此外，影片的两条暗线，一条是陈桂林前妻对孩子的争夺，显得较为尴尬，要么应该加强这面的描写，强化一下人物的动机，也增添一些困难，要么则略写，甚至不写，尤其是前妻的戏份过多，但是有没有影响到主线“造琴”，现在有些删之可惜添则不足的味道。

另一个烟筒的线索，在这帮废柴大叔造钢琴事件的背后——两根烟筒的去与留也不太理想。

现在影片中的跟烟筒与主线情节的联系太过松散，实际上应该加强烟筒的去留对于角色们内心的触动。

导演似乎也是想表述烟筒倒了角色们才继续造钢琴，但是由于铺垫不足，观众对于这种情感也不会太认同。

倒不如说本来他们要造琴，后来忽然觉得保住烟筒更重要，烟筒倒了伤心过后才继续造琴这样才能体现出主角们情绪和心态。

其他配角的戏也显得交代不足，最重要的是，那些配角的情节和主要情节无关，就让他们在影片中显得累赘，如果删去影片又单薄了。

所以应该增加支线和主线之间若有若无的联系，比如他们抓了胖头女婿强迫那小子造琴之类，观众一看就明白了。

3.角色塑造存在重复现在角色单个人物基本上问题不多，其合理性、逻辑也没有问题。

问题主要是作为群体性角色之间的重叠和欠缺。

可以看出，导演的创作意图应该是交代陈桂林哥们们不同的能力和性格特点，让一群人活起来，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可是现在看来这些地方处理不够。

首先是角色彼此区分不大。

换言之，次要角色的人物定位并不太到位。

一个人的状态不是设定的，而是依靠其在影片中的表现逆推才能反映的。

简单的说，收废铁的头目，被劳改的小偷，窝窝囊囊的二姐夫，他们江湖义气，凶蛮，窝囊应该是各自特征，可这些还仅仅停留在陈桂林等人语言的定位上，并没有通过剧情来展现给观众。

而且角色之间相互的人物关系网也设计的不到位，在这部电影中，男人间的友谊和矛盾其实也是很容易出效果的地方。

应该说导演还是明显有意图来交代人物关系。

例如陈桂林与王援朝关于女主角的争斗，快手和胖头之间的恩怨，但是这些仅停留在思路阶段，没能在电影中很好落实，明显有些力不从心，信息的交代手段也没有跟上。

有一些场景信息量交代显得单一和累赘。

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问题就是人物缺乏变化与成长。

尽管大家都明白，陈桂林造出钢琴并不能赢得女儿，其他人的生活也还会是老样子，但是观众们总是希望看到角色有所成长的，不一定是精神层面，即使是恩怨的化解，习惯的养成，一句口头禅或者一个小动作这样的细节，也会让故事看起来更丰满。

总之，在人物和情节上，影片还是有着较大的提升空间。

三.整体评价标准剧情上应该是个三星。

人物上是三星半。

导演技巧在四星。

创作意识在四星半。

视听语言在四星半。

社会意义和题材选取应该在四星半到五星之间。

总的来说，影片应该属于四星电影，但是考虑到电影之外的东西。

给个五星也不为过。

因为这不仅是一部拍给工人阶级的电影，更是拍给每一个在种种困境中坚持活着的中国人的电影。

他们既是我们的爸爸妈妈姥爷小舅子，更是我们自己。

仅此一点，推荐身边的人必看。

（与本片无关的长吁短叹）上周末，跟一个女孩去看电影，喜欢杨幂的她非要去看《孤岛惊魂》，敌不过雄性激素只能选择妥协。

看完之后，我很有一种惊魂的可怕感觉，这种垃圾也特么叫电影？

看着里面几个男男女女莫名其妙地大叫惊恐，我真想给丫抽一耳巴子，可杯具的是，据说该片票房一路飘红，我只能哀叹一声，莫非我们只配看烂片？

所以我能理解豆瓣上对《钢的琴》8.4分的高分，就好比你在一条街的馆子都吃到苍蝇或者菜都没煮熟，突然来了盘精心烹制费了很大心血的一盘菜味道居然还不算难吃，你当然会觉得内牛满面而忽视了其实味道还可以再改进。

因为《钢的琴》之前红得发烫的超高口碑，我自然想去影院看看，去之前还特意查了查我们本地几个大影院本片的排厅场次，一查下来发觉都不太理想，且还多是小厅。

我今天去的是UME，数了数一共78个座位大概坐了一半，再想想马上汽车人就要杀到了，不由得为张猛导演捏把汗，他忽悠投资人拍下一部片的难度或许有大了那么一些些。

我很有些难过，某几个大牌导演随便搞来几个一线明星，随便圈个剧本再随便拍个几个月，再加上一通恶心的宣传就把一坨大便摆到观众面前。

其实这也就算了，更可气的是居然这陀大便还能随便就弄个上亿的票房，最最可气的是，吃了坨大便的观众在面对一两年后这个导演端来的另一坨大便居然还选择吃下去，这样的大便在中国罄竹难书（尤以贺岁档为重灾区）。

我估计现在很难再出现像当年的《站台》、《鬼子来了》或是《盲井》那样的电影了，当年的电影市场都不景气很难有好票房还可以有个别家伙完全不顾市场去捣鼓个自己喜欢的玩意儿，可现在呢？

随便弄个商业片都有的捞，还有人愿意去老老实实地拍一部真正的电影么？

就像姜文，在《太阳照常升起》票房惨败后也不得不开始转向商业，虽然他的第一部大片叫好又叫座，可我更怀念当年的姜文，而在英皇视其为摇钱树之后，他还能有当年那般的创作自由吗？

当然，他已经是转型的翘楚，更多的灾难不计其数。

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真正有诚意的作品无人问津作者只能被迫转型，而越来越多的大便充斥着我们的大银幕。

所以，我真的希望更多的人看看《钢的琴》之类的诚意之作，我们没有能力自己创作，但至少可以用实际行动投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