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

总之，历史需要多个角度来看。

至少多了一个视角。

人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

就像尼古拉斯凯奇演的《坏上尉》一样。

我相信，有军人身处战争边缘却在尽力避免战争。

我还相信，被奉为战神的人也会是身不由己，就像瓦西里一样。

我相信人有良知，也许吧。

即使山本不是，但这部片也讲述了一个完整的人。

配乐非常喜欢，直到座机被击落前，那是一个职业军人的范儿，但不是个战争疯子。

微博玩多了，就很难系统成文，恶果自尝。

所以只能把微博上几个散乱的感想统合统合，姑且也算一篇长评吧。

昨晚56完食。

感想一：某人果然如之前所传，台词很少（不过旁白巨多）。

真藤这个角色就是一个历史的旁观者。

在与56接触的过程中，他隐约感觉到国家走在一条危险的道路上，但质疑的想法被碾灭在上下一致的狂热好战氛围中，直到濒临战败，人们才听到他微弱的声音，“媒体的任务难道不是报道真实吗？

”感想二：香川照之饰演的报社主干宗像就是真藤的对立面。

作为狂热的主战派，与人微言轻的真藤不同，他有操纵舆论的能力，利用手中一支笔，高举引导国民的大旗，美化自己歪曲真相的行为。

即使在真实的战场上日本早已一败涂地，他仍死不悔改的用自己的春秋笔法，粉饰出高歌猛进的假象，直到一切无可挽回。

感想三：56与和他的同士之所以反对与米国开战，反对结成德意日三国同盟，是因为他们是国际通，他们了解的真相是自己亲眼看到、亲耳听到、亲身经历到的，而不是通过被阉割、被编辑的宣传资料获取，然而面对被蛊惑的全体国民，他们的声音与真藤一样微弱。

感想四：56里有一句台词，是由柄本明说的，大意是鼓吹战争的那些人凭的只是毫无根据的狂信。

什么是毫无根据的狂信呢？

大概就是真藤常去的小酒馆里一位常客说的：从元朝攻打日本开始，日露战争、日支战争……日本全都战胜了！

这种建立在过去的盲目自大吧。

感想五：战争是什么？

当开战前期，战场是在遥远的中国大陆、新加坡、缅甸时，战争不过是日本民众的谈资，学者眼中促进经济的良方，报纸大卖的话题。

别国的国难家破人亡，在他们眼中不值一提。

直到空袭警报在东京上空响起、身边的人陆续入伍、配给日益困难、城市变成废墟。

全体造的罪业，必须全体偿还。

感想六：全片的结局，是战后生还的真藤站在一片废墟中，反思国家和国民是如何走到了这个结局？

而原本大肆鼓吹战争的宗像，仍然作为报社主干在主导着舆论，不过他鼓吹的重点已经从“打败美国”改弦易辙为“与米友好”“在米国的领导下重建民主日本”了。

历史在不断重复，一切都没有改变。

感想七：在日推上，不断见到有观影后的日本人发推说，结局画蛇添足，没有必要。

但是56完食后，我觉得，这个结局才是全片的升华，是主创人员对现实的叩问。

是被有意识操纵的舆论牵着鼻子走，一起毁灭？

还是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耳朵去听，自己独立去思考？

不能直面这个叩问，历史还会重复。

把历史上的正面人物、或者说稍正面的人物粉饰成传说——用以冲淡失败的伤痕从而带来心灵的慰藉。

比如西乡隆盛，比如山本五十六。。。

包括萨摩藩和长州藩也被神化和传颂。

这个片儿吧，咋说呢，事儿是对的，但是这么个讲法看下来，还是觉得有点肉麻。

好比一个正直人，提到他的人名前必须加伤“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

真实人物威武霸气的南云，演员很挫，而且演的好像是三国里的曹芳。

真实人物很挫的山口多闻，演员是个帅逼。

永野其实某些地方比山本高明，结果剧本是永野跨级暗中下命令给南云，造成珍珠港战果不彻底，中途岛贻误战机成大祸。

传说中的黑岛一生只洗过三次澡，光腚写作战计划的宅男。

剧本里也变成了衣冠楚楚的工作狂而已。

轻佻而刻薄的我感觉自己拨开了历史的迷雾看透了编剧导演的小心思，决定给个两星。

可是呢。。。

我摸着良心问自己，这个片，你想不想再看一遍？

长门号，大和号，赤城号，加贺号，苍龙号，飞龙号。。。

看到这些我还是无耻的打个情怀分吧。。。

1.对于下级军官来说，不懂外语就要被删减版本的书籍所愚弄。

对于今日的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只有学好英语，才能更了解中国。

2.以影片的观点，似乎日本的悲剧在于参加三国轴心。

诚然，看似免费的东西往往最昂贵。

抗战前期，中国也在倚赖美国还是德国的问题上摇摆过，不仅军援的设备和人员来自德国，还有西门子这样的德企和欧亚航空这样的半私营企业在中国运营。

倘若中德联盟，今日历史又将大不同。

然而如果不参与三国轴心，日本就能避免悲剧么？

非也。

以蛇吞象，岂能不败。

3.对中途岛一战简单地淡化成了四颗炸弹引爆四艘航母，但实际上中途岛一战背后的复杂脉络被全然无视了。

“决胜的五分钟”这个说法最早起源于日本海军的报告，给中途岛的胜利带来一些宿命般的色彩。

实际上中途岛一战，日军既希望占领中途岛从而威胁夏威夷，也希望以此诱歼美航母群，还希望在中途岛吸引牵制美军主力的同时往北向阿留申进发，由此威胁美国本土。

不过区区一个联合舰队，却要在一战之中设立三个目标，以为总能多少达成一个，实际上最后统统失败。

4.山本真的是反战人士么？

当然不是，山本只是反对与美国交恶，希望挑个好揍的对手罢了。

日本人回顾历史时总要避重就轻，作品里也难免鸡贼一般地夹杂一些私货，作为中国人笑笑也就算了。

此外，《我的奋斗》中对日本人的描述倒是诚然不假：日本人从来就不是一个创新的民族，但他们的绝活是把一件别人做成功过的事情做到极致。

科技上的例子数不胜数，而实际上偷袭珍珠港本身，也就是孤注一掷放大版本的奇袭塔兰托罢了。

很出乎意料的，这部电影几乎没有停顿地看完了。

也很出乎意料的，感觉比期待中的要好。

至少故事讲得有声有色，导演的手法也并不让人无聊，至少没有很多那种不停地喊口号的镜头（偶尔喊两下“万岁”也是有的）。

所以，电影本身还是可以接受的，即使作为中国观影者而言。

但从另一个角度而言，看完之后就感觉这电影并不是拍给非日本观影者看的，或者，至少不是给中国受众看的。

主要是两点：第一点是，很明显的，山本五十六绝不是和平主义者，或者反战人士，倚强凌弱的战争（比如说侵华战争）他就没有反。

他反的不过是挑战美国的战争，因为他知道没有多少胜算。

其实，不仅仅是山本五十六，包括他的其他军事同僚，甚至很多其他行业的日本人，比如作家司马辽太郎，他们对战争的反思不过是日本因为在最后的结局中输掉了二战：所以，反思仅仅是反思到日俄战争，不该挑衅更强者，而就是因为在日俄战争中侥幸挑衅成功，所以种下了日后的苦果，挑战了更强大的美国。

至于更前面的甲午战争，那是奠定了帝国崛起的基石，就没什么人去反思了。

仅此而已。

第二点，所谓美化。

我不怎么了解山本五十六的生平。

仅仅看这部电影的话，由于塑造的形象和我之前认知的不同，我当然也会觉得有些美化。

毕竟，德国人拍了部《帝国毁灭》，电影里的希特勒仅仅因为不是狂躁的恶魔形象，而表现得有那么点人性的味道，也被很多观影者说“美化希特勒”。

电影把山本五十六塑造成慈父贤夫爱家爱社会的传统日本人（再外加职业军人）的形象，对我而言，并不是不可接受（因为不了解嘛）。

不过，有一点挺奇怪的，那个报社社长竟然可以在海军次长面前如此嚣张跋扈，这可能是真实场景吗？

此外，在中途岛海战中，战况激烈之时，山本五十六拖着参谋去下棋，让我联想到了淝水大战里的谢安。

“可惜”结局截然相反。

不过，从这样的场景里看的出来，制作者想将他表现为儒将的企图心。

关于，希特勒对日本人的看法，我特地去翻阅了一下自己从未读完过的那本《我的奋斗》译本，确实没找到那个看低日本人的段落。

后来网上搜了下，才知道事实是：只有第一版有那段文字，后来的版本都删除掉了，倒不是电影中表现的被日本出版社删掉的。

话又说回来，你日本人不也把中国人、朝鲜人看成劣等人吗？

还有几个镜头给我的感觉就是民族性还真的是存在的，比如山本五十六吃家乡甜点满足到前俯后仰的那个镜头，感觉就日本人会这样。

没有石油了，肯定要抢啊，不抢没有石油用 。

挖石油这方面，自己挖是不可能去挖的，这辈子不可能去挖的 。

去向美国买又被禁运，就是抢这种东西，才能维持的了生活这样子。

去打英米鬼畜感觉像回家一样 ，太平洋的感觉比家里感觉好多了！

皇军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我超喜欢打仗的！

锅都给东条那帮人背完了，要不是山本死得早……呵呵

媒体的战争责任2010年6月立教大学讲师吉田则昭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战时统制和新闻学——1940年代媒体史（戦時統制とジャーナリズム）》的书，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整理而成的，里面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

客观地说，战后日本对于那场战争进行了很大规模的反思，这里的“反思”也还是一个客观名词，并不带有任何“反战”的含义。

因为除了为了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现象而寻找战争责任，追究战争根源的反思之外，也有推卸责任或是美化战争的反思。

但总的来说“反战”在日本战后的言论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

日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问题上都是持这种态度，无论是中间偏左的《朝日新闻》，还是中间偏右的《读卖新闻》，就连在其它问题上表现得很右倾的《产经新闻》真正在到了对那场战争本身定性的时候也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

所以可以整个地说，在现在，日本的主流媒体还是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

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受批判最多的还是这些主流媒体。

战后日本被解除了武装，发动和进行了战争的军部已经不再存在。

协助战争进行的政府各衙门也被美国占领军多次分割改组，除了外务省和大藏省之外战前日本政府的各省都已不复存在。

而鼓吹开战，力主建立德意日三国轴心的外务大臣松冈洋佑在东京审判期间死亡，剩下来的重光葵，贺屋兴宣这两位名列甲级战犯的外务和大藏大臣虽然在战后先后重起，分别还担任过外务和法务大臣，但是他们无论是在国会答辩时还是在出版的回忆录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省了自己和自己所主管部门的战争责任，就是说起码他们向日本国民还有过了谢罪的表示。

而那些主流媒体呢？

名称没变，人员构成也几乎没变，变化了的只是言论口径，从战前和战中那些铿锵有力的鼓舞着日本人去“爱国”，去力战，最后去玉碎的那些豪言壮语摇身一变而成了对军部，政府和财阀的猛烈批判，往事全部如烟。

对战争负责的只是那些军人，官僚和政治家，似乎从来没有过传媒什么事，不仅如此，现在能看到连篇累幅地宣传军部在战争中是如何扯谎造谣，钳制舆论，不让国民知道事实真相，似乎传媒只是单方面地受害者，只有军部才是坏人。

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

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以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为代表的军部所进行的舆论操作和东条英机使用宪兵以及特高警察所进行的舆论压制的事实确实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传媒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实际上如果认真追查起来就能发现军部的言论统制和传媒的狂热煽动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说不清楚的问题。

关东军发动9.18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满洲生命线”理论。

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

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考虑”，在这之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三十几篇社论，名字都叫做《满蒙生命线论》，这才把这个“满蒙生命线”给普及了开来。

实际上上世纪的大正年代（1912-1926）的日本的自由主义空气是很浓的，甚至有一个叫做“大正民主主义”的词。

那时候军部不但不能飞扬跋扈，而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不景气中，因为传媒的宣传，那些不能创造生产价值，只会消费税金的军队一度还是一般老百姓所憎恶的对象。

事情就是在被日本人称作“满洲事变”的9.18事变的时候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9.18事件的第二天，1931年9月19日，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柳条湖事变的消息。

一直到战后日本人才知道那次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但当时没有人怀疑军部发表的有关柳条湖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的说法。

不但如此，传媒对于关东军的“赫赫战果”还大加宣扬，对于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则横加抨击，比如读卖新闻1931年11月26日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排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帝国的生命线满蒙”。

1932年10月，旧国联排出的李顿调查团，发表了在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的同时也批判了关东军的《李顿报告书》，就这种批判也已经使日本传媒无法忍受了，各报一致对李顿报告书开始了批判，连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都看不下去了，在阁僚会议上忿忿地说：“论调实在太强，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实在没意思”。

日本媒体在一战之后一直在宣扬裁军，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政府和海军内被称为“裁军派”的一部分人主张接受裁军，而被称作“舰队派”的海军军令部的那些人搞出来了一个“统帅权干犯”的问题，意思是军队的军备和作战一样，是属于天皇所执掌的“统帅权”的一部分，在政府管辖之外，所以政府不能插嘴裁军问题。

在这个时候大多数媒体还是站在条约派一边，当时的《朝日新闻》主笔诸方竹虎在战后的回忆中说9.18事变的当时军部对于传媒是否会站在军部一边没有任何把握，甚至把传媒也看成一个潜在的威胁。

但在9.18事变的时候军部却得到了传媒的全力支持，1932年日本宣布退出旧国联的时候也得到了全国一百三十二家报纸的坚决支持，唯一反对就只有《时事新报》一家，怎么会在一年之内会出现这么大的落差？

这里面有很大一个理由是商业主义。

1931年的时候日本的传媒市场还是两大报纸为主，《每日新闻》和《朝日新闻》，发行量分别是二百四十万份和一百四十万份。

但这时候已经出现了发行量为三十万份的《读卖新闻》作为这两大报纸的强力竞争对手，到了1938年《读卖新闻》的发行量已经超过100万份，日本传媒界的两大报纸成为了三大报纸。

可以说《读卖新闻》发行量的扩大是伴随着战争规模和战线的扩大而同时扩大的，他们所贩卖的商品就是包着爱国主义或者皇国主义包装的“战争”。

当时各个传媒都向战场派遣了大量特派员，传递用大量“日本绝对正义”，“日本精神的昂扬”等华丽的词藻包装起来的战场实况，发行量都得到了飞跃的发展。

而如果有哪家报纸哪怕是不当心敢于反对战争，哪怕是描写了战场上的真实情况，立即就会遭到在乡军人会主导的“不买运动”，不需要特高警察上门，报纸自己就经营不下去了。

中日战争全面开始之后，一片战争赞美之声的日本传媒界唯一的例外是马场恒吾在《读卖新闻》所主持的专栏“日曜评论”了，马场恒吾利用曾经担任过读卖新闻的主笔的立场一直在主张早日解决“支那事变”，实际上也就是主张早日和国民党政府展开谈判而已，但就这个主张也不能被军部所容忍，1940年10月以后这个专栏更换执笔者，从此以后全日本的所有报纸上全部都是“断乎一蹴”，“无敌陆军”之类的勇猛语言了。

太平洋战争之前日本言论统制的法律依据是明治年间制定的《新闻纸法》和《出版法》，内务省，检事局，警视厅，特高警察全都可以根据这两部法律来检查传媒的内容，但实际上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警察并没有更多地介入具体的事务，比如内务省的警保局对各府县的特高课长的指示是：“和主要日报以及杂志发行所的负责人恳谈”，这种叫做“内面指导”，由各传媒自己控制。

1938年指定的《国家总动员法》把本来是各个私人企业的传媒组织到了政府和军部的管理统制之下，由于战争不断扩大而带来的资源不足，纸张等传媒资源都成为了战略物资，这样报纸的数目也在不断减少，1938年日本全国有739家报纸，到了1941年初以所谓“整顿恶德不良纸”的名义减少到了108家，9月底更是由“一县一纸”的理由减少到了54家，有趣的是这种“一县一纸”的做法到现在还是这样，日本一个县只有一份报纸。

如果说太平洋战争之前的日本媒体是自主地在配合战争宣传的话，到太平洋战争之后就连这种自由也没有了，珍珠港之后，主管媒体的内阁情报局立即发表了“禁止登载非经大本营许可的任何信息”的命令，传媒作为言论机构的机能已经完全消失，成了不折不扣的国家宣传工具。

在同一个命令中情报局还明言：“禁止登载对我军不利的消息，但是让人认识到战场的真相从而更加激起同仇敌忾的文章除外。

”所以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传媒走过的道路就是：夸大战果——>封锁失败——>鼓吹彻底抗战这个三部曲，是一场完全的欺骗。

而且是主动地在行骗，所谓的“大本营发表”确实是谎话连篇，但那种谎话只能欺骗一下老百姓，骗不了传媒。

各个传媒都有特派员在前线，他们对前线的了解不次于参谋本部或者军令部，而且传媒能接触到外国通讯社的信息，所以各传媒对战场上发生着什么和将会发生什么心知肚明，但却没有向国民发出过任何信息。

当然真说传媒对军部一点都没有抵抗也不是事实，1944年的“新名事件”可以说是传媒反对军部的典型事件，东条时代有个邪门口号：“用竹枪也能打败英美鬼畜。

”《每日新闻》记者新名丈夫写了一篇文章，说要打败英美鬼畜不能用竹枪，要“用飞机，用海军飞机”。

这一下算摸了东条的老虎屁股，东条立即下令把这位当时已经37岁的新名记者征召为二等兵，送去了硫磺岛。

这篇文章确实是在批判军部，但是真实的背景却有点不同，新名记者当过海军记者俱乐部的主任，这篇文章实际上和反战或者反军部并没有什么关系，仅仅是日本陆海军之间的争斗通过媒体折射了出来，所以海军出面说话了。

当时日本的法律规定凡男子年满20岁一定要经过征兵体检，新名丈夫早在大正年间就经过了体检，当时征兵不征大正年间参加体检的，海军就问了：“大正年间就征召这一人是怎么一回事？

”行，东条就马上再追加征召250名大正年间体检过的人发配到硫磺岛的丸龟联队去。

新名本人由于当过陆军的随军记者加上海军在罩着他，过了三个月就解除了征召，可是那250名大叔可就玉碎在硫磺岛了。

除了这件事之外，日本整个传媒界在战争期间的表现用曾经在那时担任过日本新闻会会长的田中都吉的话来总结最合适：“社会上一般认为政府对新闻界施加了不当的压力，也这是事实，但是从我的经验来看，不如说新闻界和军部，情报局或者内务省保持着极为良好的合作关系”。

传媒人到底在想什么？

日本历史学家佐佐木隆曾经说过：“对于把战争报道作为商品的报纸来说，战争是最好的机会，是销售的大好时机，企业越大也就获利越大，没有人会失掉这个商业机会。

”所以一直到1945年8月14日，昭和天皇裕仁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前一天，《朝日新闻》还在发表社论说：“信念在一亿国民的心底燃烧，默默地在各自岗位上工作所锤炼出来的火球会在一瞬间爆炸出来，这就是对敌人的暴虐的报复。

”按照作者的调查，这篇社论并非受到军部授意，而且在十天之前大本营情报局长已经向新闻界透露了日本可能已经战败，正在考虑如何结束战争的重要情报。

掌握了这个信息的《朝日新闻》不但没有设法透露这个信息，而是继续像9.18，77，以及太平洋战争开战之前那样疯狂地进行煽动。

这本书通过大量的资料，详细地描述了日本传媒界和传媒人士在战时的各种行动及其影响，不仅是战时的传媒史，而且从思想史，经济史和政治史的角度分析了这些行动的由来。

日本的战时媒体史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肯定会涉及到经济领域和经济史，一个很意外的方面就是不少日本在战时采取的经济措施，实际上要不然是直接出自传媒界的主张，要不然也和传媒界有莫名其妙的关系，这是因为当时的一些所谓“革新官僚”们的把戏，他们的自己的主张要想能够得到推行的话就一定要得到军部的支持，但官僚和军人之间的互相倾轧造成这两个集团之间关系相当紧张。

官僚们在战时经常使用传媒来宣传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理由有时干脆连知识产权都不要，把自己的观点方法传授给媒体人士，以媒体的社论什么的方式出面向军部提出建议。

而媒体也很乐于扮演一个“聪明的建议者”的角色，加上军部一般对一直不惜用最华丽的语言在礼赞他们的媒体的感觉很好，所以从媒体说出来的话军部多少都会听。

这就造成了最古怪的日本战时媒体史和经济史密不可分的现象，一些牵涉到战时传媒的著作都很难归类到经济类还是媒体类去。

这本书在战时经济史方面也有独自的探索，吉田则昭不在局限于某些具体的例子或八卦，而是详细地介绍了朝日新闻社论作家笠信太郎在战时的经济学论说，把战时动员和经济再编成这个大动作本身对传媒界再编的影响以及经过再编的传媒界反过来对经济再编成所起的反作用放在一个“经济新体制”下来衡量，这就使得传媒人和官僚之间的关系变得清晰可见。

这本书的研究还不仅限于太平洋战争时期，对战后的日本传媒界所继承了的战前遗留下来的传统也进行了揭露。

战后，各传媒和煽动战争有关的人物都被作为战争犯罪嫌疑人而送进了巢鸭监狱，但很快就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而被释放。

和德国法国等国家在战后把战争犯罪嫌疑人永久驱逐出去不同，日本的这些人回到了传媒界而且继续把持着日本的传媒界。

这样日本的传媒在战后从来没有反省过自己。

虽然迫于形势，日本媒体不再进行战争煽动的举动，但在迎合读者，以销售量为本这一点上没有任何改变，这也就是日本的传媒界即使在战后也从来没有给日本社会指出过正确的方向而是一再犯错误的原因。

明治以来，一直梭哈一直爽。

初创企业可以这么玩，但是大企业不行，输一次就结束了。

日本的角色还是没有切换过来。

领导的格局决定了国家的格局，梭哈与不梭哈的决定权能否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也很重要。

可惜的是，中国目前还没到当年的日本的实力，所以还是要继续苟，猥琐发育不能浪。

不能为了个人的荣誉而赌国运。

演员阵容强大，配乐有气势，镜头有美感，道具细节够真实，叙事视角够独特。

但是，不要把山本五十六演成“完人”好不好。

本来挺有深度的历史战争片，被导演成了“吃货慈父的传奇战争预言”。

所有的错都是陆军的，海军有错也是愚蠢的炮舰派，山本五十六每一次预言都是准确的，不听他的都是错的，历史片把矛盾处理成这样太小儿科了。

还有影片中反复出现的小酒馆聊天桥段，记者采访桥段，布景道具机位稍作变化就可以渲染出不同的气氛，但是导演竟然一沉不变地眼了三遍，全凭演员个人演技找气氛。

导演哥你以前是拍广告的吗？

如果把“巴顿将军”打一百分，著名装B战争片“We were soliders"打零分，这个电影只能打20分。

大体的历史事件还是准确的，但是人物刻画太过矫情，没有历史深度。

不是演员的错，演员尽力去演了，是编剧和导演的问题。

影片中山本五十六反对与德意组成三国轴心，也反对与美国开战，认为这将使日本陷入持久战的泥潭中。

可惜的是当时的日本国内舆论几乎是一致的盲目乐观、自大，认为日本可以短时间击败美国。

影片中的编辑代表的就是日本的普通民众。

在效忠天皇的思想下，无数年轻的日本人前仆后继，投身军旅之中。

日本人似乎一直都有着一股二愣子的精神，这种精神在战争时会爆发出恐怖的力量。

一个国家发动战争的目的无非是获取政治和经济上的利益。

如果战场上失败，那么剩下的似乎只能是投降。

可当时的日本政府却决心发动“一亿玉碎”的本土决战，这种思维方式实在让人难以理解，若不是美国人的原子弹摧毁了日本人的心理防线，战争的持续时间仍然难以预料。

时下已经是和平年代，我没去过日本，不了解如今的日本人。

但从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恢复、日本公司纷纷打开世界市场等现象中我感觉到了这个民族顽强的生命力。

犹如中华民族，历经苦难却从未灭亡。

日本有着千年的尚武传统，文人在日本一向不受欢迎，这也是为什么科举制度在日本没有流行开来的重要原因。

武人政治对日本的影响即便在明治维新后也没有停止。

20世纪30年代发生在首相府邸的多次刺杀事件似乎是军人们在呐喊：“武士不应听命与文人！

“。

这种尚武精神就像中华民族的劣根性一样，短时间内难以消亡。

我想即便是当代的日本人，他们的体内也依然流淌着千年前幕府时代武士的血液吧。

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了解日本，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谁都不知道未来的某一天是否会有下一个甲午、下一个九一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