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空之眼

一在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主讲的哈佛公开课《公正该如何是好》中，有一个著名的电车难题。

大概意思是这样的：假如你是个正在驾驶电车的司机，在行驶的过程中突然发现有五个人被绑在了前方铁轨上，然后你的刹车居然失灵了。

眼看就要悲剧的时候，你发现前面出现一条岔路，然而要命的是岔路上也绑着一个人。

怎么办？

是撞死5个人还是撞死一个人？

这就是电车难题。

在课堂上，桑德尔又讲述了一大堆类似的电车难题，比如同样是上面的情景，但你不是电车司机，而是一个站在桥上的旁观者，电车从桥下经过。

你旁边站着个胖子，你发现如果把胖子从桥上推下去，就能阻止电车前进，你推不推？

别管胖子为什么能阻止电车前进，就问你推不推？

桑德尔之所以讲述这些故事，是为了反驳一种哲学观点，那就是英国哲学家边沁的功利主义。

所谓功利主义，简单地讲就是利益最大化，在边沁看来，一件事如果能够满足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那这件事就是正确的。

然而这种观点直接导致一个困境，那就是为了大多数人的利益是不是就可以牺牲少数人的利益呢？

如果这个利益是生命呢？

对于桑德尔的质疑，当然也有人反对，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你不能把事情推向极致来证明它是错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样的事情不太可能发生。

不过这种反对恐怕站不住脚，因为极端的情况并非不可能发生，尽管在现代社会中，在法制框架下这种事不常发生，但如果在社会和法律之外呢？

比如在极端环境里，比如在战争中。

二毫无疑问，电车难题为我们提供了一次极佳的拷问人性的机会，所以不仅哲学家去设计一个个奇怪的情景去思考它，艺术家们也编写出一个个极端的故事，然后把人性放置其中。

接下来隆重介绍一部电影，英国影片《天空之眼》。

这是我今年上半年看过的最好的电影，没有之一。

这部影片也是“斯内普教授”艾伦·里克曼的遗作，他在影片里扮演一名英国将军。

影片讲述了一个令人窒息的故事：“女王”海伦·米伦扮演的英国军方凯瑟琳上校追踪一个女恐怖分子已经六年了，终于在索马里发现了她的行踪。

而且令她惊喜的是，还有两个在通缉名单上排名靠前的恐怖分子也在一起，可以一网打尽。

然而问题在于，这群恐怖分子临时转移到反政府武装索马里青年军的地盘，地面抓捕不太可能，所以她决定动用无人机实施空袭。

然后镜头就转移到了后方，军方和政府高层正在一个房间里，一边喝下午茶一边通过视频直播观看这次行动，因为抓捕改为了消灭，又因为恐怖分子里既有英国公民又有美国公民，这就需要他们授权。

房间里有4个人，军方将军、检察长、外交部长、女政治顾问。

在下达命令这件事上，每个人都想推卸责任，于是又找到了在新加坡访问的外交大臣，又联系了在中国访问的美国国务卿，一阵扯皮之后，终于下达轰炸命令。

而执行任务的，是美军两个菜鸟无人机驾驶员。

这时候，要命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小女孩来到了恐怖分子藏身的房子外面，开始摆摊卖大饼。

雪上加霜的是，房间里的恐怖分子正在策划两起自杀式袭击，两个年轻人正在披挂成人肉炸弹。

如果现在不马上发起攻击，过一会他们就会转移到闹市区，而一架无人机追踪不了两个人肉炸弹。

然后经过专家计算，导弹加上房间里的炸药，一旦发动袭击，小女孩的死亡率超过90%。

是把恐怖分子连同小女孩一起炸死，还是放任恐怖分子去发动袭击，这是个典型的电车难题。

这个困境把影片里的人物分成了三类，一类坚决主张轰炸，就是军方的将军和上校；一类坚决主张不打，就是那位女政治顾问；还有一类犹豫不决，就是剩下的那几位政客。

其实如果从心理角度出发，犹豫不决的政客和军队高层是一类人，他们都是功利主义者，只不过出发点不同。

军方的出发点很单纯，消灭恐怖分子，防止恐怖袭击。

而政客们想的就多了，他们得考虑影响。

就像一位政客所说的，如果我们把小女孩炸死了，这事儿要捅上媒体我们就被动了，这可能引发一场革命。

但如果我们放弃攻击，而恐怖分子发动袭击，那道义就在我们这边了。

显然，他们衡量的标准不是生命，而是政治。

相比之下，那位女顾问就单纯多了，就是不能眼睁睁看着小女孩送命，宁可让恐怖分子发动袭击。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影片中的小女孩不是后来突然加入进来的，影片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叙事，导演花费了大量笔墨去描绘这个小女孩和她的家庭。

一个不能受教育、没有玩伴、裹得严严实实、从小就要帮家里赚钱的小女孩跃然银幕。

她的细节越丰富，观众的天平越往她的身上倾斜，而军方不断强调可能死于恐怖袭击的80个平民，则变成了数字。

人们倾向于把同情心送给眼前活生生的个体，而不是远处冷冰冰的数字。

人类学家罗宾·邓巴把人性的这一特点解读为进化的结果。

现代人脑的进化始于原始人类的狩猎阶段，当时人们生活在100人150人左右的小团体中。

关心我们的后代和与我们合作的少数人对我们有利（在进化的意义上）。

我们不想也不需要知道山的那边、海的那边发生了什么。

邓巴认为，人类智力允许人类拥有稳定社交网络的人数大约是150人。

换句话说我们能够多关注常联系的人顶多也就是150人，这就是著名的“邓巴数”。

所以我们把有限的关注投入到那些我们看得见的、感兴趣的、身边的人事中。

而对世界其他地方发生大灾难则漠不关心。

虽然这显得有些冷酷无情。

同样的道理，电影中那两起被阻止了而没有发生的恐怖袭击，则只有将军和上校经历过，对他们来说，那是曾经发生在眼前的活生生的事。

就像将军所说的，他参与过五次恐怖袭击之后的清扫工作，他见过那种人间惨剧。

所以不要质疑士兵冷血，士兵最清楚战争的残酷。

三难道就没有一个可操作的答案吗？

在一本名为《你会杀死那个胖子吗？

一个关于对与错的哲学谜题》的书里，详细解答了这个问题。

有人认为有答案，她就是电车哲学的缔造者费丽帕·福特。

她相信自己提出的电车困境有一个正确答案。

福特提出了著名的双重结果原则。

所谓双重结果，意思就是一些行为存在两个共存的结果：一个是希望发生的结果，另一个是能够预见的但不希望发生的结果。

也就是说炸死恐怖分子是希望的结果，炸死小女孩是能够预见到但不希望的结果。

那么做不做呢？

福特给这样的行为设定了条件。

就拿攻击军事设施做例子，在福特看来，要使在预见到会伤及平民的情况下袭击军事设施合法化，那么必须满足下列条件：1.袭击军事设施本身必须不是错误的。

2.袭击军事设施必须是有意的行为，而造成平民伤亡则是无意的。

3.如果不造成平民伤亡就不可能袭击军事设施。

4.平民伤亡的坏处和袭击军事设施带来的好处相比不能过于严重。

如果按照福特的观点，那么电影中的袭击行为就是合理的。

但是这种观点显然没能明确地解释清楚为什么预见到的后果就比故意为之的后果更道德。

而且如果我们认可这套理论，那么就会有人在把它作为逃避责任的借口，尤其是代表国家做出行动时。

比如说，我们抓到一个恐怖分子，他在城市里藏匿了一枚定时炸弹，那么我们是不是就有权力对他实施刑讯逼供？

因为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

更进一步，如果这个恐怖分子是个硬汉，拒不交代，我们可不可以拿他家人的生命做威胁呢？

说到这就再介绍一部电影《战略特勤组》，讲述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这部电影中的人性冲突也是惨烈至极。

可千万不要以为现实中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2002年，德国发生一起绑架案，警方很快抓到了嫌犯，然而办法用尽，犯人拒不交代人质在哪里，警方最终决定刑讯逼供。

嫌犯妥协了，交代了关押人质的地方。

警方刑讯逼供引发了民众强烈的愤慨，而下达命令的副局长说：“我可以不采取任何措施，等着嫌犯最终决定说真话，但那时孩子可能已经死了，而我选择用一切办法阻止悲剧发生。

”这件事最终还是个悲剧，孩子被发现时已经死了。

在影片《战略特勤组》里，负责刑讯逼供的男主角也说过类似的话，而且他要对恐怖分子的子女下手。

女主角发出控诉，你这样做还是人吗？

与其这样，我宁可被炸弹炸死。

为了高尚的目的是否可以不择手段？

哲学家康德认为不可以。

和边沁针锋相对，康德提出了一种完全义务理念。

意思就是有些事情是绝对不能去做的，无论是什么理由，做就是错，比如杀人，比如抢劫，比如刑讯逼供……正如一位哲学家所说：“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在这个社会中不可讨论的事情所定义的。

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是否该把黑人当奴隶就是不可讨论的，一定是不可以。

同样的理念在很多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达。

在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陀思妥耶夫斯基让他笔下的人物伊万对着他的哥哥说了下面的话： “你直截了当地回答我：想象一下你在建造一座人类命运的大厦，目的是最终让人们幸福，给他们和平与安宁，但为此目的必须且不可避免地要折磨一个小小的生命（一个孩子），用她无辜的眼泪作为你大厦的基础——你会不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担任建筑师？

”我想，康德绝对不会，而边沁，也许会。

四有没有权宜之计？

对于功利主义者来说，这样的办法是有的，无论是《天空之眼》还是《战略特勤组》，里面的掌权者都会交代，这件事不可外传，就当没发生。

什么意思呢？

为了防止刑讯逼供滥用，我们当然要立法禁止刑讯逼供。

但是在实践中，遇到极端情况，为了救人，刑讯逼供可能就是唯一的办法。

那就别让人知道这件事。

也就是说，在全世界面前做可能是错误的事，如果能够做的隐秘一点，则可能是正确的。

这个前提是别被发现，美国政府就吃了保密不严的大亏，比如水门事件，比如五角大楼泄密事件、比如关塔那摩虐囚丑闻、比如斯诺登事件。

功利主义在实践中表现出来的种种冷酷无情，让我们很容易站在康德的道义论一边，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康德，现代人权运动就无法萌芽。

提出电车难题的费丽帕·福特也是最早解释为什么要把人类用道德武装起来的人之一：“拒绝为了多数人的利益而牺牲一个人的利益的道德原则的存在，为每个个体提供了一种道德空间，一个不允许他人侵犯的空间。

”其实更早提出这个观点的是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然而令人悲哀的地方在于，道义论可以为我们提供立场，但却难以为我们提供解决问题的路径。

两个结果摆在那里，你得选择一个，或者说选还是不选事情都会走向一个结果。

因为你的选择让小女孩被炸死，还是因为你的不选择而眼睁睁看着恐怖袭击发生，这两者对比，哪一个更能让人接受？

而对于当事人来说，是做出选择更需要勇气还是不做出选择更需要勇气呢？

当图灵为了保住破译德军密码的秘密拒绝营救英国轮船时，当丘吉尔为了减少人员伤亡而误导德军飞弹偏向伦敦南部时（南部人民被蒙在鼓里），他们是正义的还是邪恶的呢？

反正丘吉尔自认为是正义的：“真理无可争议，恶意可以攻击它，无知可以嘲笑它，但最终，它屹立不倒。

”五让我们最后回到电影《天空之眼》，我不得不邪恶地剧透一下，那个小女孩最终死于了轰炸，这让她的父母痛不欲生。

在影片中，女孩的父亲是个开明的人，他反感那些恐怖分子，他偷偷教女儿学习。

然而经历这场悲剧之后，他还会坚持原来的立场吗？

他会不会蜕变成新的恐怖分子呢？

在电影《战略特勤组》中，男主角伤害恐怖分子子女的行为最终被阻止了，看上去道义战胜了功利。

然而影片的最后，恐怖分子最终没有交代的一枚核弹爆炸了。

面对电车难题，这两部电影各选择了一个答案，但哪一个答案都是悲剧。

而最大的悲剧就是，是什么让我们陷入了电车困境。

在小说《三体》的第二部中，罗辑作为执剑人度过了孤独的一生，因为他强悍的神经，三体人不敢越雷池一步。

而继任他的执剑人人选，一个是彻头彻尾的结果主义者维德，一个代表对人类爱的力量的信仰的程心。

程心被全人类选为执剑人的继承者，然而在面对危机时，她没有发出坐标毁灭三体世界，败给了无爱的三体人。

我们可以谴责程心的懦弱，是他让人类陷入了被奴役的绝境。

然而选择另一个结果又怎么样呢？

整个太阳系都毁灭了。

在电车难题面前，怎么选都不会获得幸福。

《天空之眼》是一部简洁、审慎、见微知著又力拔千钧的电影。

从大量的上帝视角、平行视角和监视器视点的影像本身，到所探讨的反恐法律机制、政治风险、道德审视的三种博弈都以一种清冽，透明，时空顺畅切换的方式呈现，千钧之重系于一发，使得这部看似小格局的战争题材影片，在一个高度时间浓缩的博弈故事中掀起多变的波澜。

影片讲述了海伦·米伦饰演的英国上校凯瑟琳在抓捕一名追踪了六年的女性恐怖分子时，联合行动的美国无人机侦查人员却意外发现该名恐怖分子正密谋自杀炸弹攻击，为了防止伤害，凯瑟琳下令轰炸秘密基地将敌人歼灭。

当无人机驾驶员史蒂夫（亚伦·保尔饰）瞄准目标后，却发现有一名女孩在他的攻击范围内，是依然进行轰炸连带伤害女孩？

还在为保全女孩延迟轰炸却要担负自杀炸弹可能会伤害80人的风险？

原本单纯的跨国逮捕行动瞬间变成复杂难解的反恐任务，端坐在英国内阁指挥室的将军、部长、司法部长、女政治顾问以及远在新加坡的外交大臣由此上演了一场政治风险踢皮球的游戏，而艾伦·瑞克曼饰演的将军和凯瑟琳上校坚持强硬的反恐执行力，强烈促成军事法律合法的继续轰炸任务，与英国内阁冗繁而缓慢的审批决策体系形成强烈的矛盾冲突。

而卷入行动的每个人也都在经受道德的审视。

随着影片开场女孩转动呼啦圈的声音化合成无人机螺旋桨的声音，逐渐上移的镜头，形成上帝视角，建立了一个三层监视的关系：无人机及监视鸟、监视虫子的实时信息反馈到内阁指挥室和各作战室，对于恐怖分子活动领域正在发生的一切形成一种监视，而影院观众对于银幕内的一切也通过不同的视点形成监视观看。

无人机、监视鸟，监视虫视觉制造了游戏感和纪实感，全片除上帝视角外，大多为客观呈现的平行视角，使得影像本身形成一种制衡感，客观，冷漠的呈现所发生的一切。

这些博弈的推动全部系于小女孩一身，“连带伤害小女孩，还是要承受可能伤害80人的风险？

”的道德困境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著名的“电车难题”，然而电车难题面临的道德困境在功利主义的观念中很容易决断。

而这一事件中更多的是因为错失了无连带伤害轰炸的时机后，法律风险和道德审视将内阁指挥室内的博弈演变成了政治风险的踢皮球游戏。

立场坚定的将军秉承着最大利益化的立场坚持继续轰炸，而女司法顾问以人道主义的考量提出反对，紧接着部长，司法部长、外交部长开始了推卸责任的踢皮球游戏，深埋他们心中的不是人道主义的考量，而是不愿担负的政治风险。

而另一层面，影片也呈现了英美对于反恐行动的不同决策机制。

”油管上的视频都有可能引发革命“的紧张神经以及内阁指挥室里发生的一切将英国内阁冗长而低效的决策机制讽刺至极点。

而美国国务卿和特派员按照军事法律严格执行的决绝态度也对比反讽英国内阁的决策机制。

影片中将军和上校也都是有血有肉的人，行动结束后将军拿着给孙女买的玩具回家，上校车窗里黯然的表情都是一种呼应，但由于反恐军事身份，他们更明白战争意味着什么，将军在行动过后对女政治顾问说的那句“不要告诉一个士兵他不知道战争的代价”点明考量立场。

影片中每个人都蒙受了自我的道德审视，然而越接近战场的人越有这样的严重性和紧迫感，身在指挥室外的英国外交大臣都可以在马桶上接电话。

而驾驶无人机按下两颗导弹钮的飞行员以及协助的女技术员，“连带伤害“的数据分析兵会烙下沉重的道德煎熬。

而这样的道德审视不是单向的，卸下武器帮助女孩送医院的武装分子，没有救出女孩而黯然神伤的当地特工，都在加重影片多面的道德砝码。

此外，影片中有三处凝视特写令人印象深刻，凯瑟琳上校在家中办公室凝视墙上的恐怖份子，无人机驾驶员史蒂夫第一次出现时开车后望的凝视，女孩父亲抬头凝视天空，都是被不自觉的卷入这场深渊，却又无法改变。

当这一切结束，新闻登出时，就像片头埃斯库罗斯那句点题的“在战争中，真理是第一个牺牲品。

”一样，或许我们看到的还不是真相，但留下了足够的怅惘和对战争的重新审视。

怎么个干净利落法？

影片的开场交代了肯尼亚内罗毕、英国伦敦、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等好几个场景，似乎和近年流行的好莱坞大片堆砌各国外景来制造“大格局”的桥段并无二致。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你会发现这些场景并不是观光旅游走一遭的对象，而是贯穿了全片始终，不可或缺的一环。

除了肯尼亚的那所房子周围外景，其余所有场景都在很固定的室内，尽力避免了繁杂的背景画面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人物虽然不少，但由于选角得当，这些好演员不需多少笔墨就能把人物树立得十分鲜明利落，而毫不混淆。

首先是肯尼亚小女孩一家，虽然他们显然都不是什么帅哥美女，但父亲偷偷让女儿读书、小女孩在阳光下玩呼啦圈的简单快乐，短短两个瞬间，让观众很难不感受到他们的美。

本片虽然看起来线路极多，光美英这边就是指挥部、高层决策会议、美军基地行动部、卧底小哥部队四个主线，但是处理得也是干净利落，毫不凌乱，就是紧紧死抠着这次行动，从各个方面全角度的展开，每个人的立场都是有对有错，供给观众去思考。

《天空之眼》的前半段是各个利益关系人之间的扯皮和博弈。

法律要件的繁琐与和取悦媒体宣传的政治争取共同造就的冗余是否必需。

功利地看，这一套体系的存在在当时的情况下似乎只是解决问题的阻碍。

两发导弹的能够解决的事情为何要磨破嘴皮子呢。

然而，事实是，正是这种冗余与繁琐，才使得社会中的人性在这种冗余与繁琐中得以喘息，才使得弱者的声音在这种冗余与繁琐中被传达，才使得所有的自私与权欲在这种冗余与繁琐中收敛锋芒。

战争变得如此安静、抽离，新时代的跨国协作作战的特征反映得非常到位。

话说，某英美联合情报部门追踪到三名恐怖头目的下落，并准备用无人机导弹送他们上天。

可就在此时，一名当地小女孩闯入了爆破范围，极可能因这次打击而丧命。

一个看似简单的反恐决策，由此上升为牵涉甚广的道德议题。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距离恐怖分子执行自杀爆炸越来越近，一群军人、政客和情报官唇枪舌战，坚持己见又推诿着责任，他们最终如何抉择？

这是《天空之眼》的基本情节设定。

稍具生活经验的人都知道，人类社会中不少道德困境是无解的，哪怕穷尽人类几千年的智慧也无济于事。

网上热门的欧美公开课，常用电车转轨杀一人救五人的经典案例，阐明这一结论。

《天空之眼》并非试图重申这一家喻户晓的常识，更不是要试图找一个人无我有的解答方案。

它用全知的视角，高度客观地呈现一场反恐战争中的细部，把所有考量一一摆现出来，供观众辨认思考。

我们平常讨论道德困境，都是形而上，停留在理论假设中。

大部分人生活中，几乎不可能遇到铁轨变道救人的机会，就像爱看推理小说的读者，极少会付诸实践谋取人命。

但对于职业人员来说，反恐战争中的道德困境真真切切存在，并经常迫在眉睫，需要快速决断。

影片用了极细密的手法，从军事技术和政治程序入手，不带一丝保留地指明，不同于那些“最后一秒钟营救”的惊险片，许多道德困境，在现行体制下完全没有办法回避。

小女孩是否该承受间接伤害，是经典的电车换轨难题的反恐变种，一样是两害难以抉择。

当年的引进大片《勇闯夺命岛》也有类似的困境，魔鬼岛上的80多名人质与整个洛杉矶的人口，必亡其一。

当权者也经历了一番心理挣扎，但并不太久就做出了决定，最后更是英雄力挽狂澜，千钧一发之际两边保存。

那样的设置，更适用于迈克尔·贝的爆米花，体现一缕现实的复杂性，但又不希望观众作太深入的思考，以免影响了欣赏烟花爆破的兴致。

面对无解的难题，当局者如何作答，并让世人看起来似乎达成了两全其美，这才是《天空之眼》的核心议题。

打击恐怖主义与规避间接伤害，两种倾向，哪个是善，哪个是恶？

在传统动作片中，一个政客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不惜牺牲一个孩子来完成反恐指标，必然是令人不齿的。

但《天空之眼》一换位思考，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害死一个小女孩，要承受刽子手的舆论压力，而放跑恐怖分子炸死多少人，毕竟不是我直接开的火，反而责任较轻，名誉较好，情势瞬间逆转，观众的道德天平也随之倾斜。

所以，现实中没有牺牲小我成就大我的奋不顾身，无论怎么选择，反正占领不了道德高地，没有脸谱化的大义凛然的英雄，或是蝇营狗苟的人渣，这就是身处政治漩涡中人的真实处境。

《天空之眼》无意成为大学公开课的教材案例，它犹如一部错置的《十二怒汉》。

《十二怒汉》是人人都想话事，恨不得别人都听自己的，是一个争篮板球的局面。

《天空之眼》则是人人有立场，又希望决策并非来自自己，是一个踢皮球的过程，最后踢无可踢，各自做出让步，达成博弈均衡。

所以《十二怒汉》是强调理性的平民戏，用事实证据说话，也有情绪失控，但毕竟每个人都是真诚的。

《天空之眼》充斥了圆滑的官僚气息，人人倾吐对自己有利的场面话，用法理情理道义做包装，试图置身事外地把局面导向自己希望看到的局面，展示了人性的虚伪。

而这种虚伪，又无法归结为人性之恶，而是深谙了道德困境无解后，一种顺势而为的处事方式，是生存的本能。

不同于他们的上级，片中的两名无人机操作员是新手，身处指挥连的底层，只有他们更多地从良心出发做决定，可谁能保证若干年后，他们不会成为其他角色那样呢。

影片巨细无遗展示的这个揪动人心的反恐个案，是千千万万反恐战争的缩影。

反恐前线捷报频传，文明世界欢欣鼓舞，可那些为之献祭的无辜者，只能在少数知情者心中停留。

开不开火的道德困境，终究无解，人类转而思考，如何承受代价可以令自己好受一些，遗憾的是，从《天空之眼》来看，这个答案也至今欠奉。

全片的题眼之一是“没人比军人更清楚战争的伤害”，学着去承受良心的指责，而不是对那个不可能存在的解决方案心存希望，是每个反恐者的入门一课。

影片在技术上也是无懈可击，导演加文·胡德以《黑帮暴徒》崭露头角后，漫改片《金刚狼》、太空歌剧《安德的游戏》不停尝试新题材。

《天空之眼》是实时推进，即便没有《24小时》那样的倒计时，一样给人分秒争夺的紧迫感。

对白精炼，处处机锋，信息量密集又有条不紊地交代要领，一秒都不嫌多。

狭小空间的场面调度十分出彩，无人机操控室、情报指挥室和会议室，几无冷场，飞蚊侦测更是令人手心汗。

大小高潮落错有致，珠落玉盘般渐次抖出，扣人心弦全无松懈。

空袭前的最后谈判，节奏越崩越紧，通过室内平民视角和无人机上帝视角的交替，犹如一个持续加速的泵压机，不断将观众的情绪夯实，最后火光一现，将近90分钟的凝神屏息瞬间释放，展现了一流惊悚片把控力。

相比之下，大多数摧枯拉朽的特效片顶多滋润一下眼球，无法唤起这份极致的心理爽感。

（文/方聿南）

（文/杨时旸）从题材上讲，这部《天空之眼》不可避免地会让人们联想到《猎杀本拉登》，但当电影进入正题，就会发现，即便都是有关打击恐怖分子的题材，而这二者之间其实并不相似。

《天空之眼》在于提出了一场严肃又残忍的道德拷问，一堂没人能给出答案的人性公开课。

凯瑟琳上校追踪一名女性恐怖分子头目已经六年，终于确认了她的出现地点。

准备实施无人机定点轰炸。

但此时，在那所目标房屋的门外，出现了一名贩售食物的无辜小女孩。

围绕着这个“附带伤害”的致死可能性，从军方、政客到具体实施轰炸的士兵，都陷入了各自的考量和纠结。

这部电影的视角设定明显经过特殊考量，极具象征意味。

这次袭击，根本没有正面冲突和厮杀，一切一直处于“上帝视角”之下。

英国的情报机构利用各种高科技的侦查手段以及卫星和无人机系统，在天空中监控着一切，敌人感知不到他们的存在，但他们却可以看到房间内每一个人的动作甚或表情。

正是这种高高在上、可以洞察一切的视角，让原本代表着正义一方的人们真的像上帝一样注视到了世间百态——不只是作为敌人的恐怖分子，还有作为牺牲者的平民和儿童。

上帝视角让死伤不再是一个符号和概念，而变成了具体的、鲜活的人。

那些士兵可以看清女孩坚毅的、苦中作乐的生活细节，这对于他们内心的波动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除了视角，空间的设定也布满心机。

所有做决定的人们，无论军方还是政客，都坐在远离战争现场的房间里遥控指挥，这是现代化战争的常态，也恰巧形成了一种有趣又残忍的隐喻。

一群主持着外交内政的中年男女，坐在镶嵌着桃木护墙板，悬挂着枝形吊灯的房间里，喝着咖啡，吃着曲奇，看着大屏幕上对恐怖分子的实时监控，一切都显得无比诡异，他们正在“观看”一个生死攸关的场景，他们是抽离的，但同时又是他们在决定着那一群人的生死。

这一切荒诞又令人唏嘘。

战争电影是最易于生发出道德拷问的题材。

但把所有拷问都融化到一个一直悬念紧绷的故事中，却并不那么容易。

《天空之眼》从始至终，都只运用了几块屏幕和几个房间去讲述一切，没有大开大合的动作，只通过凝重的表情和紧绷的身体语言塑造情绪。

而正是这最简洁的场景却延展出了最深刻的道德问题。

一边是无辜的小女孩，另一边是房间内正在试穿自杀式爆炸背心的恐怖分子，到底如何抉择。

这不可避免地让人们想起著名的哈佛公开课中有关道德的争辩。

一列火车开来，在撞死一个人和三个人之间，到底选择不选择扳下道岔？

恐怖分子造成的威胁可能是杀死数百上千人，但那个场景是当下看不到的，而那个孩子无辜的牺牲却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类的理性有时无法跨越道德和情感的关口。

而更残忍和冰冷的一幕发生在高官云集的指挥部中，他们一边盯着大屏幕，一边说，“如果让恐怖分子出去实施了自杀式爆炸，我们就赢得了人心，但如果我们因为附带伤害而炸死了那个小女孩，那他们就能获得了谈资。

”也就是说，在某一个瞬间，他们曾经想过，放任恐怖分子实施行动，以换取对自己有利的舆论环境。

而这样，自己还能赚取道德加分。

相比于战场上真实的血肉横飞，他们更在意youtube上一段轰炸视频带来的民意倾斜。

不可否认，在这场战争中，致力于打击恐怖分子的这群人是正义的一方。

但当他们把别人的生命当做筹码进行计算的时候，是否也让人们感觉到了另外一种意义上的恐惧呢？

《天空之眼》设置的几个层面非常耐人寻味，操控导弹的士兵，军方高层，文官政客，以及远在他国访问的国家元首和作为盟友的美国高层。

这是一个由低到高的递进关系，也是以战场为圆心，由近及远的距离。

你会发现，越是切近真实战场的人，道德感就越强，人性浓度越高，而越到外围，道德与人性就逐渐稀薄。

指挥部中的人们，算计的是政治上的得失，而当电话打到远在他国访问的最高层，他们根本不把这一切当做需要审慎考虑的事，随便在几秒钟之内敷衍地做出决定。

电影故意显示出了戏谑又残忍的场景，权力最高层中的人在马桶上，在球案边随意决定了他人的生死。

恐怖分子被消灭了，用了两颗导弹，小女孩作为“附带伤害”也没能逃过一劫。

从理性上讲，谁都知道这笔账要算到恐怖分子头上，但这一切会永远压在那两个按下导弹发射按钮的年轻士兵身上。

那些掌握权势的高层最终会把这次袭击浓缩为一次胜利的演讲，然后将之遗忘。

电影简单明了的导入事件，通过无人机的监控，要在索马里地区活捉一名罪犯。

矛盾也非常明显：牺牲平民女孩还是牺牲在危险之中的其他平民。

政府部门也跟着迅速导入：强硬的女上校、年轻的良心未泯的无人机驾驶员、原则明确的司法部长、狼狈的外交部长、果断坚决的美国官员、态度怜悯的女性官员、早已麻木却老谋深算的将军，处于现场的黑人特工，当然还有那个不知道具体职位、态度摇摆不定的部长。

每个人的立场充分，没有任何利益冲突没有阴谋和权术。

只是通过简单的呈现，描述在机制之下的扯皮过程。

而在这期间，电影没有让任何人做决定，只是通过摆数据、讲道理、表明立场、请示领导消磨时间，从而一步一步逼近deadline。

淋漓尽致的解释了官僚作风和扯皮主义。

而无人机拍摄的实时录像，把这段会议室里的扯皮烘托的紧凑而又紧张，丝毫不令人觉得无聊。

影片没有大场面，却不失精彩，更像一部悬疑片。

影片精确的剖析了一个小事件，节奏紧凑剧情进展迅速。

通过借助监控录像让观众过了把偷窥瘾，成功的打造了一部扣人心弦伪战争片。

更在不见血的情况下，揭示战争背后决定平民生死的只是立场和一堆不知所谓的数据。

【In war, truth is the first casualty. — Aeschylus】「If Al-Shabab kill 80 people, we win the propaganda war. If we kill one child, they do.」「We cannot engage in an argument about possible future postings on YouTube.↓With respect, General, revolutions are fueled by postings on YouTube.」「Minister, we cannot have military decisions dictated by government committees. Nor can we put on hold a military operation at every stage for legal clarification. You tell us when to go to war, we conduct the war, you deal with the aftermath.↓If only it were that simple.」「We have now done everything in our power to give this girl a chance to survive.」「In my opinion, that was disgraceful. And all done from the safety of your chair.↓I have attended the immediate aftermath of five suicide bombings on the ground, with the bodies. What you witnessed today with your coffee and biscuits is terrible. What these men would've done would've been even more terrible. Never tell a soldier that he does not know the cost of war.」

我通常是不太看电影的，女儿想看所以陪她到电影院一起看的原声。

最近看到好多人说剧情不紧凑、假仁假义，确实好多人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屋子人会为一个小女孩的生死纠结很久。

但大家也不妨想想，知道有人会送命和眼睁睁看着她死去，那毕竟是不同的感受。

其实最纠结的是政客，他们在意的不是女孩的生死，而是自己的政治生涯是否长久。

只要不影响政局，所有的牺牲他们都不会在意。

最坚定的人是军人，他们见惯了生死，他们衡量生死的权重以量计，以一个小女孩换可预见的80条人命相比，他们肯定是会选择牺牲小女孩（可这也不能说他们就错了）。

原谅我忘记那女子叫什么，她是那个屋子里唯一真心不舍的人，可她一人力量有限，无法换回小女孩鲜活的生命，只能和我一样心存不舍，暗暗伤心。

其实看完后，我自己也纠结了很久，如果当时让我选择的话，会选小女孩还是另外的80人？

我肯定的告诉自己，不知道，确实是个两难的选择。

但如果不是亲眼看到，单从人数上讲的话，我应该还是会选80人。

好在我不用做这么残酷的选择，这一点还是值得庆幸的。

1.一个小女孩还是80条生命？

女政治家和将军在会议室里剑拔弩张。

面对英国外长的质问，女政治家斩钉截铁地回答：“对，我会用可能的80条性命来换取这个小女孩活着。

如果恐怖袭击发生了，那也是恐怖分子干的。

”似乎是典型的“电车悖论”对吗？

从功利主义计算上，当然应该为挽救更多生命而牺牲小女孩，但从道德上看，生命却又无法直接叠加比较。

不过很可惜，虽然电影没有深入分析，然而女政治家差点说服在场其他人的核心论点，却并不是道德上的高尚。

她最有说服力的观点，恰恰也是基于“生命的计算”。

2.曾经有研究者提出一个著名的问题：为什么恐怖分子越杀越多？

为什么当美军进驻中东，实施了无数次成功的军事行动后，当地局势反而无法控制了？

难道每击杀一个恐怖分子，不会让邪恶的实力因此而削弱吗？

事实告诉我们，的确不会。

但是为什么？

因为军事行动的影响力和宣传的效果。

“不合时宜”的军事行动，虽然达到了直接目标。

但却可能在当地埋下仇恨的种子。

也许一次行动击杀了10名恐怖分子，但摧毁了两栋民房，误杀了一名平民。

那么目睹事件的50个普通人就可能转而成为明年的恐怖分子。

如果误杀平民的视频被传到Youtube上呢？

不仅在当地，可能会有来自世界各地，乃至美国本土的普通人转而奔赴中东，成为“高文明，高智商，高行动力”的恐怖分子。

对，就像天空之眼要打击的对象一样。

白人美女，也是恐怖分子。

就算绝大部分人都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就算那段youtube的转化率只有0.0001%，但乘以播放总量之后呢？

会有多少人加入？

再加上目击者呢，比如小女孩的父母？

今天悲痛欲绝的父亲可能就是明天满腔怒火的战士。

所以恐怖分子才越杀越多。

因为面对以民宿为藏身点，以游击战为主要战术的恐怖分子，美军的军事行动，不可能100%的完美。

但为了最终消灭恐怖主义，他们必须做到尽可能的完美。

3.所以在电影里，那个女政治家的论点是什么？

“如果我们发射了导弹，他们就赢了宣传战”，“如果他们去袭击了购物中心，我们就赢了宣传战”。

如果恐怖分子赢了宣传战，就会有更多的恐怖分子。

天空之眼击杀了三个重要人物，阻止了一场袭击。

但可能之后会因此诞生五个重要人物，发生无数场新的袭击。

现在的80条生命，和可能的更多条生命，你选哪个？

这还是功利主义考量，还是生命的累加。

更糟糕的是，就连女政治家的看法也太乐观了。

就算恐怖分子袭击了购物中心，他们也没输宣传战，他们本来就是这样的面貌啊。

英国和美国，文明国家，面对恐怖袭击没有作为，他们依旧输了宣传战。

死去人民的亲属们会更在乎陌生世界的小女孩吗？

怎么都是输。

但未来的“可能”无法估计，现在的恐怖分子触手可及，已经追踪五年了，耗费了那么多人力物力。

还是发射了吧。

政治家和军人也会为生命的逝去落泪，他们的泪水不是伪善。

但所有人也都明白，最最最重要的，却不是小女孩的生命本身。

这就是文明国家对抗恐怖主义的悲哀。

恐怖分子已经够坏了，所以他们再怎么坏，大家也都无动于衷。

但文明国家你们呢？

你们是最好的，如果你们有一点点不完美，如果你们也会有“坏的一面”，你们就欺骗了我，我就要去加入更真诚的恐怖主义。

真是一场历史级别的虚无主义。

这是一部非常干净利落、情绪和立场也非常冷静的电影。

在无人机和远程作战的时代，战争的样貌和以往已经大为不同。

英国的内阁会议室、作战指挥部，美国的无人机操作室、负责脸部识别的情报中心，肯尼亚的特种部队指挥部、操作摄像头的移动侦查车，以及深入虎穴的情报员，散落在全球各地的合作者们，都面对着屏幕而对恐怖分子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而恐怖分子则全然不知。

战争变得如此安静、抽离，新时代的跨国协作作战的特征反映得非常到位。

在技术、实力上的压倒性优势并没有让反恐战争轻而易举。

因为恐怖分子一方有着不一样的优势：他们没有政治、舆论、法律等等掣肘，他们可以无差别的杀戮，他们可以无视自己人的死活，他们可以动用任何非法的渠道获取资金和装备。

这是一场不对称的战争，但不是一边倒的战争。

这场战争有着纷繁复杂地话题可供探讨，本片并没有野心太大的妄图包容一切，而是围绕一个决策难题：面对正在武装自杀炸弹的恐怖分子，一颗导弹下去可以制止他们的杀戮，却会连累一个无辜的小女孩，非常干净利落地关注了一个话题：与无差别杀戮的恐怖分子作战的同时，反恐一方如何面对己方行动中对无辜平民的附带伤害。

怎么个干净利落法？

影片的开场交代了肯尼亚内罗毕、英国伦敦、美国内华达空军基地等好几个场景，似乎和近年流行的好莱坞大片堆砌各国外景来制造“大格局”的桥段并无二致。

但随着剧情的深入，你会发现这些场景并不是观光旅游走一遭的对象，而是贯穿了全片始终，不可或缺的一环。

除了肯尼亚的那所房子周围外景，其余所有场景都在很固定的室内，尽力避免了繁杂的背景画面分散观众的注意力。

人物虽然不少，但由于选角得当，这些好演员不需多少笔墨就能把人物树立得十分鲜明利落，而毫不混淆。

首先是肯尼亚小女孩一家，虽然他们显然都不是什么帅哥美女，但父亲偷偷让女儿读书、小女孩在阳光下玩呼啦圈的简单快乐，短短两个瞬间，让观众很难不感受到他们的美。

海伦·米伦和艾伦·里克曼两位老艺术家饰演的军人，镇定、冷静，虽然他们力主发动攻击，但并没有被塑造成冷血的战争机器，正如艾伦·里克曼在片尾的自白：“永远别对一个士兵说，他不懂战争的代价”。

直接执行杀戮命令的无人机操作员，虽不是决策者，但面临的是最直接的心理矛盾，让Jesse Pinkman这位纠结帝来演绎，实在是再合适不过了。

而无辜小女孩的命运，最终还是掌握在坐在马桶上的外交大臣、举棋不定的国防大臣、在中国打乒乓的美国国务卿、高谈阔论的司法大臣这些政客手中的，而令他们瞻前顾后、互踢皮球的，并不是小女孩的命运本身，而是各种政治和法律的纠葛。

回到影片的核心矛盾，牺牲一个无辜的人来拯救可能的几十条生命，做还是不做？

这看似是一个很简单的数学题。

也因这简单的表象，一些评论怒斥此片为“白左圣母”、“妇人之仁”。

但如果被牺牲的少数是你的亲友，甚至你自己呢？

生命是无价的，一个无穷大和几十个无穷大哪个价值更高，旁人并没有决定的权力。

也许唯一有此权力的就是上帝，讽刺的是，无人机的高空俯视，远在万里之外的决策和执行，恰似上帝的视角，更象征了凡人在扮演上帝，决定他人生死的事实和难题。

这难题不仅是一个看得见的小女孩和几十个未曾谋面的生命的对比，影片的许多其他细节也都在反映类似的矛盾，同时给了观众延伸想象和思考的空间。

比如，当所有人出于各种动机都在关注这个小女孩时，为了她而深入虎穴、操作昆虫摄像机的情报员的性命，是不是就不那么值钱了？

影片的焦点是个小女孩，而决策者之一的将军也有个未出场的女儿，将军正为选购给她的礼物而烦恼，这两个小女孩的命运如此不同，是谁的责任？

自己有女儿的事实，也烘托了将军在片尾的那句“永远别对一个士兵说，他不懂战争的代价”的自白，也悄然掀起了他看似无情的外表下的复杂内心的一角。

无辜小女孩被炸重伤，帮忙送医院的却是同情恐怖分子的当地军阀，似乎战争双方的善恶也不是那么非黑即白。

小女孩的父亲悲痛万分，他的心里除了悲，会有恨吗？

他会因此倒向另一方吗？

有多少恐怖分子是因此而诞生的呢？

影片就这样在肯尼亚热辣阳光下抱着女儿痛哭的父亲，以及英格兰凄风苦雨中沉默开车回家的女上校的场景对比中结束。

只留有引申思考空间的细节，这就叫利落；而对这些难题并没有倾向或煽情，这就叫冷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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